三十二、贯彻“十六字方针”
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在第二次反共高潮和第三次反共高潮之间，也就是从一九四一年春到一九四三年夏，虽然国民党当局没有和我们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但仅仅是表面上的缓和，呈现“上松下紧”的趋势。国民党军警宪特到处抓人捕人，压制民主，制造恐怖，整个国统区的环境十分险恶，这就要求国统区党的工作必须有一个重大的转变，以适应新的形势。但是国统区的党组织仍习惯于国共关系比较融洽时那种半公开、半秘密的组织方式和工作方法，对国民党政策的急剧转变缺乏必要的警惕。
许多党员参加抗日群众组织，到处公开活动，政治面目已经暴露出来。现在要隐蔽组织，改变工作方法，确实是一件困难的事。而且国民党和我们经过十年内战，对我们秘密工作情况有所了解，迫害共产党是有经验的，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局势的进一步恶化。
一九四○年三月十四日，“抢米事件”发生时，周恩来正在从莫斯科回延安的路上。三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来电指出，“成都事件”应引起整个南方局党组织的严重警惕，揭露反共投降分子的阴谋，干部和党员要调动和隐蔽。主持南方局工作的博古采取了必要措施，避免了一些损失。周恩来回到延安后才知道这一情况，在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向中央书记处报告工作的会议上，周恩来提出：“领导机关要隐蔽起来，干部要职业化，隐蔽在群众中”的意见。随后，周恩来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毛泽东五月四日起草的《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这个文件明确提出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这就是著名的“十六字”方针。
周恩来于一九四○年五月底回到重庆，马上通知南方局所属各省特委负责人迅速赶到重庆，传达中央这一方针，并研究工作，制定对策。六月初以后，钱瑛、徐特立、高文华、廖志高、廖承志、李克农、方方等人先后到重庆，周恩来连续召开会议，听取各地的工作汇报，就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事件和共产党应采取的方针策略等问题作了报告，并采取了一些有利于隐蔽精干的措施。他听取了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处长李克农的工作汇报后，肯定了桂林办事处的工作成绩，也指出有太暴露的弱点。南方局还作出决定，将广东省委划分为粤北和粤南两个省委。何、白“皓电”发表后，局势进一步恶化。
周恩来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设立两个地域性的工作委员会，使地下党的领导工作同南方局领导的公开合法活动分开。这两个工作委员会，一个是西南工作委员会，简称西南工委，管理川东、川康、云南、贵州、鄂西、湖南等地的工作，书记先是孔原，后是钱瑛，副书记是廖志高；另一个是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管理广东、广西、江西、福建、浙江、香港、澳门等地的工作，书记是方方，副书记是张文彬。周恩来要求各地的党组织完全转入地下的同时，进行干部审查，把重点放在肃清内奸和打入社会两方面，撤退已经暴露的干部和党员。
尽管周恩来和南方局未雨绸缪，先作准备，抢在“皖南事变”发生以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鄂西特委和南委还是遭受了顽固派的破坏。
皖面事变发生前后，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同志对鄂西地下党十分关心。
因为驻守恩施的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湖北省主席陈诚是一个坚决反共的顽固派，他诽谤共产党是披着革命外衣的“特种汉奸”，叫嚣说，“我们第六战区里面绝对不能有特种汉奸的存在”，“必须以军事力量彻底铲除之。”在这种情况下，鄂西特委的处境就十分危险了。董必武当时给民主人士、原湖北省建设厅厅长李范一写了封信，请他设法保护鄂西的党组织，李范一也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
但是由于鄂西特委书记何功伟（何彬）对特委交通员向仲亚被捕之事没有引起高度警惕，以为与向仲亚单线联系的特委秘书郑新民的真实姓名、职业和住址向都不知道。实际上郑新民违反地下党的纪律，早已告诉了向仲亚，致使郑新民被捕。向仲亚和郑新民都相继被捕，最后导致何功伟本人的被捕以及鄂西特委遭到严重破坏。幸好特委组织部长王栋从外地巡视工作回到恩施时发现情况突变，赶紧在利川拦住了急欲赶回恩施的鄂西特委副书记马识途。他们立即分两路到各县组织撤退和疏散，否则损失将会更大。
南方局是一九四一年一月下旬知道鄂西特委遭到破坏消息的，后来利川县委书记王宇光奉命到重庆汇报工作时知道了详细情况。二月二十五日，周恩来起草了一份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说：“一月二十日，湖北恩施（陈诚所在地）实行全城检查，计共捕去四百多人。特委书记何彬（何功伟）被捕，现正设法营救中。”这个时候，董必武又给湖北省临时参议长石瑛去信，请他设法保全被捕的何功伟等人的安全。石瑛一再进言规劝，陈诚却充耳不闻，一意孤行，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将何功伟等人枪杀。鄂西事件发生在一九四一年，搜捕持续将近四年，先后共捕去一千人，损失可谓惨重。
一九四一年五月左右，钱瑛在重庆召集鄂西地下党有关同志开了一个会，讨论鄂西特委遭受破坏的教训及善后工作。周恩来说何功伟等人的表现很英勇，但跑街似的救亡作风害死人，对工作方法、组织方式转变不彻底的现象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鄂西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深感国统区地下党的组织方式和工作方法的转变还不够彻底。必须进一步贯彻十六字方针，真正做到转入地下，扎根群众，才能使国统区的党组织成为秘密的、坚强的、战斗的党组织。
一九四一年五月，中共中央接连发出《关于大后方党组织工作的指示》和《关于隐蔽和撤退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的指示》，要求“国民党统治地方的党部坚决采取长期埋伏，蓄积力量，等待时机的工作方针，认真地决心地将党的力量有计划地隐蔽和撤退。把党和群众工作的中心放在利用所可利用的社会习惯、政府法令与合法组织（如保甲联保等）的方面，去进行与群众联系的长期埋伏工作。”接到指示后，周恩来立刻召集会议进行研究。会议要求各级党从组织形式到工作方法实行完全转变，各地方党组织与公开机关脱离联系，真正走向地下。会议研究了缩小各级领导机构、建立平行支部、实行单线联系、尽量深入社会、严格秘密工作制度等措施。
周恩来有着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在他和南方局的领导下，国统区党组织的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实行了转变，采取了许多从实际出发的具体方针和做法。首先是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上层活动和下层活动严格分开。办事处是合法机关，南方局虽是秘密的，但它的领导人和许多工作人员也都有公开的合法身份，因此，他们一般不同地下党发生关系。同样，从事秘密工作的人员也不轻易到办事处去，一般也不同南方局、办事处的人员接触。地下党同南方局的联系，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由省委或特委的负责人亲自到红岩去汇报工作并接受指示；二是由南方局派交通员送去指示或接受报告，一些简单的事情就由交通员转达。在工作范围上，地下党主要做一般群众的工作，做上层人物工作的，只是南方局领导人或专门指定的人。做下层工作的党员同做上层工作的党员，即使在同一部门里，相互间也不交换情况，不发生横的关系，实行单线联系。党组织布置任务、研究和讨论工作，不用开会的方式，而是个别进行。党员向组织汇报工作，也采用这种方式。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人员减少，机关地址常常变换，这些也只有少数负责联系的人知道。例如，领导重庆等地工作的川东特委的地址只有周恩来、董必武、孔原知道，但他们也不去。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住的地方，特委委员们也都不了解，因为经常变更。他的名字也常换，在川东工作五年，国民党还不知道他到底叫什么名字。还有一种，就是充分利用合法的团体和组织，做发动和争取群众的工作，凡是有群众参加的社团、组织，不管它是灰色的、黄色的，地下党都要设法进到里面去。
处于地下状态的共产党员该怎么办呢？周恩来强调，应该“职业化”和“社会化”。一九三九年以前，做地下工作的党员没有职业和社会身份还可以生存，以后就不行了。皖南事变以后，更不行了。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一再强调：“每个党员及领导干部都要有职业”，“除了必要的少数人，一般的党员不能依靠党生活，要让党员在社会上为生活而斗争”，“要使党员社会化，不仅不脱离社会，而且要更深入社会”。周恩来又说，党员要“研究学问，学习主义，巧妙地实现党的政策，但不要随便发动斗争”，“要多交朋友”。后来上述精神被概括为“三勤”（勤业、勤学、勤交友）、“三化”（社会化、职业化、合法化）。这就是周恩来和南方局其他领导人从对国统区党的工作正反两方面经验总结出来的，是对秘密党组织建设的创造性发展。周恩来要求南方局所属学生党员努力学好功课，争取优异成绩；在各部门工作的党员要搞好本身的业务；所有党员要广交朋友，要找到合法的社会职业，广泛地进入地方保甲、教育、经济、军事等团体，能取得较高的社会职业更好，一切言论、行动要同本身的职业和地位相称，反对急性和暴露。
地下党的许多领导同志都找到了职业，深入了社会。比如，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在重庆税务局谋到一份差事，荣高棠在电力公司当抄表员，是一个收入菲薄的小职员。马识途在鄂西特委遭到破坏后，经南方局批准考入了西南联大读书。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在红岩村会见三个美国兵的事早已世人皆知。这三个美国兵在昆明时就和马识途有密切的联系。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到一九四二年一月，周恩来把孔原、钱瑛等西南地区的领导干部调回红岩，总结两年来的经验教训，研究今后的斗争，会开了很长时间，我担任会议记录。周恩来最后作了总结发言，他说：为了贯彻中央规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必须把西南党建设成为更加坚强更能战斗的党。为此，提出以下七个条件：（一）要使五千党员成为隐蔽的、坚强得力的、与群众有联系并善于影响和推动群众的干部。（二）要在主要的群众集聚的单位（工厂、学校、农村、大机关等）建立起一个乃至数个平行的支部。要在主要的工作部门和机关（如行政机关、团体、公司、交通经济部门等）保持有我党的组织或个人的联系。（三）要使党的领导机关有独立领导的能力和自信，不要怕犯错误，要能认识和改正错误。要善于估计情况，运用策略，创造各种各样的工作方法，使党的方针能在每一项实际工作（组织的改编、干部和党员的审查、反奸细的斗争，秘密工作的教育等）中体现出来。（四）要在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党，使西南党成为真正的彻底的地下党，成为群众的党。（五）要熟悉各主要方面的情况，特别是其历史、政策、人物和活动，首先要知道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当局的、特别是特务机关的经常情况和紧急措施。（六）要做到凡有群众的地方一定要进去工作，这种工作是以社会的方式进行的。首先要解决的便是进入国民党、三青团、工人团体、学校中的合法组织、农村中的合作社以及一切重要行政机关中去工作，去实现党的抗战、民主、进步的方针。（七）要善于使上层工作和下层工作相配合，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配合，公开宣传和秘密宣传相配合，党外联系和党内联系相配合，但配合不是暴露。周恩来最后强调指出，“这七点都做到了，我们西南党组织就是一个坚强的战斗的党组织，时机一到，立即可以起来战斗。”周恩来在会上还提出今后党组织应彻底地实行平行组织，党员转地不转党，并就彻底审查干部，支部工作，组织的转变，党的发展，宣传与学习和调查研究工作，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关系，加入国民党、三青团，继续巩固领导机关以及反奸细的斗争等问题作了指示。
在周恩来和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西南各省党组织贯彻会议精神，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尽管国民党当局千方百计地破坏地下党，西南各省的党组织真正地做到了转入地下，扎根群众，隐蔽精干，保存力量，因而得到巩固和发展。抗日战争后期国统区民主运动的高涨，可以说是这个时期工作的重要成果。
三十三、“南委”遭破坏前后
对于南委的工作，周恩来也非常重视。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南方局开会总结大后方工作的教训，周恩来强调：大后方党的任务是建立秘密党，保存力量，不能搞武装斗争。会后他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南方局对南委工作的意见。针对南委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在国统区党的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只能全力执行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路线，而不能同时采取武装斗争路线。且武装斗争的干部，不能同时领导秘密组织；做秘密工作的干部，更不能同时领导武装斗争。如两者同时进行，必会牺牲一种。因两者在大后方的政策是相矛盾的，只能勉强支持于一时，而不能保存在永久，而且必致破坏秘密组织。损失力量。他指出南委工作面临着严重的局面，其根本原因是秘密工作与武装力量同时并用，致工作路线发生许多错误。根据这种情况，他指示南委，要隐蔽组织，深入社会，而不是上山和武装斗争。他认为这要作为大后方的工作路线问题确定下来。毛泽东同意这个意见。
尽管地下党采取了各种措施，防止党员的身份暴露，但是特务机关破坏党组织的事件，仍难以完全避免。南委所属的东南和华南地区，周恩来和南方局对它不能像对西南各省那样实行经常而具体的领导，面临的局势就严重得多，一九四二年夏天，南委由于叛徒出卖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严重破坏。这是继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又一严重反共事件。
一九四一年七月间，中共江西省委遭到国民党中统局特务破坏，省委书记谢育才被捕，省委电台台长林云生叛变，电台被中统局江西特务机关控制。中统大特务、叛徒徐锡根亲自到江西吉安参与策划。由于中统特务对外严密封锁消息，把在江西吉安的所有与广东有关的中共人员及其家属全部拘捕，对江西全省进行大搜捕，并命原江西省委的电台人员，仍照过去的呼号、波长、时断时续地对南委电台发出呼叫，并询问延安台的呼号、波长，企图骗取南委电台和它通报，引起南委电台值班员的怀疑，使特务的企图没有得逞。到一九四二年间，江西省委所属党组织基本瓦解，44个县委，二百多个区委和绝大部分的支部都遭受国民党顽固派的摧残，二千多名党员被投入监狱。二千多名农村党员被强行“管训”。对于这么严重的一件大事，南委几乎有大半年的时间被蒙在鼓里毫不知情。
南委对江西省委遭到破坏的情况毫无察觉，但对江西电台中断联系三、四个月还是有所警惕的，一九四二年二月，江西电台诡称机器损坏现已修好，要求恢复联系。起初，因南委负责人有所警惕，要江西台说明中断的原因，汇报中断后的工作情况，并决定暂不给江西任何指示。江西台陆续发来一些假的情况汇报，南委书记方方交宣传部长涂振农、组织部长郭潜等研究，认为没有问题。于是方方决定派郭潜去传达指示和检查江西工作，并给谢育才发一封明文隐语的信，要谢五月中旬到曲江与郭潜见面。
这时，谢育才感到情势十分危急，为向南委报信，应付敌人，争取出狱，遂填写了自首书。特务们为了钓大鱼，把谢育才夫妇和未满月的婴儿放出监狱，软禁起来。
特务获得南委通知谢育才去曲江和郭潜联系的重要情报后，立即商议诱捕郭潜。特务询问谢育才有关南委的驻地以及“全福处”是人名还是地名等情况，被谢育才胡乱应付过去。谢育才知道这个“全福”是中共福建平和县长乐地区区委书记张全福，找到了他就可能找到南委，情况已是万分火急，不能再拖了。他和妻子趁看守疏忽，弃下婴儿逃走，找到张全福，说明江西省委已遭到破坏。五月二十六日，方方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发电报给郭潜，要他迅速撤离。但郭潜没有马上翻译电报，被特务逮捕，当晚郭潜就叛变了。
事情发生的第二天，郭潜带领国民党特务捕去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等，破坏了粤北省委机关。方方得知消息后，立即电告重庆。周恩来心急如焚，要我随时和南委电台保持联系，一有情况，立即通知他，不管是什么时候都要马上向他报告。所以那天半夜当我收到粤北省委急电，得知郭潜叛变，李大林被捕时，马上叫醒刚入睡的周恩来。
周恩来看完电报，脸色就变了，连说糟糕，他皱着眉，沉思片刻，起草了一份给南委的急电，要方方速告在曲江的廖承志即到重庆，如走不了，也一定要住在他的母亲何香凝处。他知道郭潜叛变，事态将急剧转变，很为廖承志的处境担忧。很不幸，由于南委未与廖承志联系上，廖于五月三十日被捕。
六月六日，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和宣传部长涂振农也被捕了。
六月八日，周恩来得知廖承志被捕后，又致电方方，要求他：一、不仅与江西而且与粤北断绝一切来往，南委负责同志立即分散隐蔽；二、南委同承志同志及从香港归来的一切公开关系完全断绝；三、停止派人往桂林取款，以免波及；四、立即斩断一切上层的公开关系；五、你们直接管辖的下级干部暂停止活动；六、立即停止与江西电台联络，不知怎么回事，我们一直呼叫南委电台，都没有回声，这封电报终于没能发出去。后来才知道六月三日南委电台因一个摇马达的人向反动派告密遭到破坏，南委台当然不可能听到我们的呼叫。
由于劳累过度，六月下旬周恩来小肠疝气发炎须动手术，住进了歌乐山中央医院。这时期南方局的工作由董必武主持。在医院里，周恩来仍然十分关心南委事件，嘱咐我们要随时向他汇报事态的发展。手术是著名外科大夫王厉耕做的，做得很好，但需要静养，南方局把情况报告中央后，毛泽东为此给董必武发了一个电报说：“恩来须静养，不痊愈不应出院，痊愈出院后亦须节劳多休息，请你加以注意。”为让周恩来安心养病，董必武命令一律不准打扰周恩来，探视要经批准，也不准谈工作。
七月十日，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老先生因病逝世，红岩的人都非常悲痛，但都不敢告诉周恩来。大家知道周恩来是极重感情的人，对父亲一向很孝敬，倘若让他知道老人过世的消息，精神上会受到刺激，对他养病不利。因此，董必武召集邓颖超、吴克坚、钱之光和我专门开会研究办法，大家一致的意见是：暂不告诉他父亲去世的消息，待他出院后再报告，周老先生灵柩“病有好转，请放心”。我和吴克坚怀着矛盾的心情去医院。在车上我们互相叮嘱要沉着气，不要露马脚，到医院后，我们没有露马脚。算是完成一项违心的任务。出了医院，我俩都汗流浃背，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周恩来同志面前说谎话。每想起此事，都很难过。
事情出乎意料，当七月十三日周恩来出院回红岩二楼办公室，得知父亲去世己三日时，悲痛欲绝，恸哭不已。随后大声责问办事处处长钱之光，为什么不通知他。钱之光不敢回答。周恩来特别责怪邓大姐说：“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你为什么也瞒我？”邓大姐只得流着眼泪认错。一些同志闻声到二楼走廊，听到这些话，都为之感动得流泪。我更是泪流满面。这天晚上，周恩来为父亲守灵至拂晓。
十七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归后始知我父已病故三日，悲痛之极，抱恨终天，当于次日安葬”。毛泽东立即复电：“尊翁逝世，政治局同人均深致哀悼，尚望节哀。重病新愈，望多休息，并注意以后在工作中节劳为盼，”中央领导同志之间的深厚感情，由此可见。
办完父亲的丧事后，周恩来又投入紧张的工作中。这时南委机关和闽西、潮梅等地方党组织仍然受到严重的威胁。八月，经中央同意，周恩来向广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尹林平发出电报指示：除敌占区、游击区党组织照常活动外，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一律暂时停止活动；已暴露身份的党员干部一律转移到游击区工作，其余干部应利用教书、做工、做小商贩等各种社会职业做掩护，实行勤学、勤业、勤交友等“三勤”活动。何时恢复组织活动，等待中央指示决定。并要尹林平迅速传达到他所知道的党组织。这时潮梅特委委员张克因知道南委被破坏，来到重庆汇报。周恩来指示继续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南委所管组织暂时停止组织活动，上下级不发生关系，何时恢复活动，等待通知；暴露的干部坚决转移、撤退；要方方在有安全保障的情况下，坚决撤退到重庆。要求一切以安全力第一，防止事态的继续扩大。
此时南委个别领导人仍然认为“这次撤退是逃跑，是仓惶溃散。”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和南方局有关领导断然决定：南委领导机关取消，工作停止，南委电台停止使用，秘密埋藏；南委书记方方一定离开南方；潮梅特委、闽西特委直接同南方局联系。一九四三年五月，方方回到重庆。六月底，随同周恩来返回延安。
度过这段最艰难的时期后，原南委所属各省的党组织，在周恩来和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保存了力量，坚持下来了。一九四二年底，南方局根据形势的发展，指示广东党组织以尹林平、梁广、连贯组成临时省委。一九四四年后，各地党组织陆续恢复活动，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当日寇侵占韶关打通粤汉线时，各地党组织动员大批党员和进步青年参加东江纵队和各地抗日游击队，闽西南和粤东地区党组织的活动也恢复了，并开展了武装斗争。他们在抗战后期和迎接全国解放的斗争中，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三十四、整风运动与审干
从一九四二年春到一九四五年春，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了一次整风运动。这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周恩来、董必武领导下的南方局机关的整风和审干，在时间上和步骤上与延安中央机关是一致的，发展是健康的，成效也十分显著。
南方局对干部的学习，一直很重视。在整风运动开展以前，就学习了《联共党史》及党的政策、时事、中国历史等。还请了郭沫若、章伯钧等知名人士给干部做报告。
一九四一年五月，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发表后，周恩来立即组织南方局有关负责人进行学习和讨论，开始了南方局整风学习运动的准备阶段。不久，中央又发布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南方局同志都及时进行了学习。这一阶段，主要是学习党史，总结历史经验。
在学习过程中，周恩来的讲话总给人以启迪，发人深省。他和董必武、邓颖超都分别参加所属的支部、小组活动，和党员一起参加讨论，并联系国统区工作实际和自己思想实际，进行自我批评和相互批评。
一九四一年九月，党中央作出高级干部学习的决定，开始学习“两条路线”文件，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十月初，为贯彻党中央的这一决定，南方局成立了以周恩来为组长、董必武为副组长共25人组成的学习组，主要学习思想方法论和中共党史，学习时间为半年。这次学习，周恩来亲自讲述从建党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党史，一共讲了十多次，一直讲到南方局整风学习运动全面铺开以后。
一九四二年二月，毛泽东在延安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全面阐明了整风的任务和方针。同年六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的学习运动》，整风运动在全党展开。周恩来立即在南方局会议上讨论整风学习办法。决定成立学习委员会，由周恩来、董必武亲自挂帅，南方局委员和各部门负责人，办事处、《新华日报》的负责人参加，宋平为秘书。各单位负责同志参加高级组，其他干部按工作性质和政治文化程度分别参加中级、初级组，三个组分别学习。由于许多整风文件国民党不准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地方党组织不容易收到，周恩来就电告中央办公厅通知新华社，每天专门按时向国统区广播，除播发前方战报和解放区建设新闻外，并播发整风学习材料，可公开发表的，用明码播出，不宜公开发表的，用比较简单的“党密”播出。这样，地方党组织只要一部收音机就可以直接收到学习文件，使整风学习可以同时在各地开展。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南方局又专门布置了在文化战线工作的党员和进步分子学习，联系工作和实际，端正文艺思想，促进文化工作。
和延安一样，南方局也是学习文件，联系工作和思想实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根据国统区斗争尖锐、环境复杂，周恩来特别强调在整风学习中要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采取“团结——批评——团结”及和风细雨的方针，进行正面教育，不是把整风当整人。学习的各个阶段都由周恩来、董必武亲自作动员部署和总结报告，他们除参加高级组学习外，还分别参加其他组会议，及时指导。周恩来等领导人，既是领导，又是学习中的普通一员，并能认真地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严格地剖析自己，从不以领导自居，不以改造别人的面孔出现。他曾在大会上系统地讲述陈独秀的投降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先是“左”倾后是右倾错误对革命造成的危害，阐明他们都是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结果。他特别把自己摆进去，不止一次地讲自己所犯的错误，当众作严格的自我批评，使大家深受教育，不少干部党员受到启发后，深挖自己的毛病，痛下决心彻底改正。他教导大家学习马列主义贵在联系实际，具体地分析问题，正确地解决问题。在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引导和教育下，南方局同志在整风学习中，坚持了高标准严要求，大家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自一九三○年参加革命以来，一直没有好好学习过。一九三六年六月好不容易在瓦窑堡进红军大学学习，可是很快又调到军委二局工作了。以后虽然到红大听了一些课，但对共产主义ABC还不入门，西安事变后又调我到西安办事处工作。虽然很想学习，但是没有机会。恩来同志曾经批准我回延安学习，接替工作的刘三源也来了，但是后来又因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工作紧张没有去成。所以一九四○年南方局组织学习《联共党史》时，我就积极投入学习，在学习中提高理论和政治水平，对于党的历史特别是党内路线斗争史，是听到周恩来和董必武的报告后才认识的。特别是经过整风学习，在思想方法、党性修养和工作方法等各方面，都有比较大的提高。这是党中央和南方局正确领导的结果。我同许多在红岩一战斗和学习过的同志，都认为红岩既是党在国统区的指挥部和战斗堡垒，也是理论密切结合实际的党校。不仅使大家完成了当时的艰巨任务，更为以后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从政治思想和工作作风各方面，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那段十分可贵的时光。
为帮助地方党进行整风学习，南方局曾调一些负责同志到红岩参加学习，或在招待所内单独学习，取得经验后即回到地方去领导学习。
南方局的整风除了干部学习以外，《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也开展了整风改版活动。一九四二年年初，《新华日报》刊登了党外人士张申府《新华、新华，我看着你生长、长大——创刊四周年祝辞》。经《解放日报》转载，毛泽东阅后致电周恩来说，申府文章“表示对我满腔热情”。“他希望把党报变为容许一切反法西斯的人说话的地方，这一点是很对的，新华、解放都应该实行。”还说要改进《新华日报》，使之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呼声。周恩来立即对《新华日报》的整风改版工作进行了讨论和布置。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新华日报》在重要版面上发表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的《改造党报的通知》，并进行了一次广泛征求读者对改版意见的活动，收到读者大量的批评和建议。同时，又在内部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肯定了成绩，指出了错误和缺点，提高了大家的认识。经过大量的准备工作，《新华日报》于九月十八日正式改版，用更多的版面反映党外人士和群众的呼声。为了帮助地下党员和进步分子开展整风学习，创办了《团结》专刊。周恩来写了发刊词《团结的旨趣》，他引用列宁的话：“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弱点，而且学会克服缺点。”还说：“我们愿意认真检讨自己，我们尤其愿意诚恳纠正这些错误，我们愿意揭露错误的原因，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我们尤其愿意将这些原因和方法提供朋友们读者们做参考，做借鉴。”这篇短文反映了共产党人大公无私的坦白襟怀，赢得了普遍的赞许。《团结》刊头的两个字是毛泽东的手迹。这是怎么来的呢？说起来，事有凑巧。早在一九三八年八月，王明、周恩来、博古、徐特立回延安开六中全会，我是随行人员，带了一本日本造的棉纸本到延安请中央领导同志题字。我先请毛主席题字，他即题了“团结”两字。后又请朱总司令题，大概这种纸好写，他便题了“坚持抗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多张。我带到重庆一直保存着。恰好我送电报给周恩来时，看到他正在写《团结的旨趣》，知道是为《团结》专刊写的，我突然想起还保存有毛主席的题字，便马上拿来给他看，他很高兴，把毛主席题字和他写的稿子送报馆，报馆即用木刻刊出。大家看到毛泽东题字后都很高兴。
以后许多同志都根据整风精神在《团结》上发表文章。我也写了一篇短文，题目是《谈党性与个性》。我的观点是：每个共产党员都有自己的个性，但党性是第一位的，个性应服从于党性。
在周恩来、董必武等的领导下，《新华日报》经过整风、改版后面貌一新，这张报纸对国统区文化思想战线的影响和指导作用越来越大，统一战线的宣传有了新发展，国际宣传也更有成效，全面实现了“编得好，出得早，印得清，销得多”的口号，深得当时国统区群众的拥护和好评。《群众》杂志的革新也取得一定的成果。
整风学习基本结束后，接着是审查干部。由于南方局管理的干部，都接受了两次反共高潮的考验，政治思想和工作表现，平常都有所了解，经过整风学习就更清楚了。对干部的审查是由南方局组织部统一布置，采取“三结合”的方式进行，领导、骨干、本人互相配合，共同完成审干任务，又使被审查的人能主动、自觉配合组织迅速完成审查任务。这样就最大限度地调动了被审查人的积极性和革命责任心。各单位都不搞运动，不搞神秘化。审查结论同本人见面并可提意见。各单位负责人的审查，由南方局领导同志分工负责。审查结论经领导批准后，一律用电报报告中央组织部备案。周恩来强调审干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说：审于是对干部的认识，而不是清党，因此结论鉴定都要慎重，应不怕麻烦地允许本人申诉。当延安开展“抢救运动”的时候，有几位在南方局工作的干部被指控为潜入党内的××分子。材料转到南方局后，周恩来，董必武分别找到有关干部谈话，和风细雨地开导这些干部，使其历史地、细致地说清自己过去的经历，特别是对白色恐怖下搞地下工作而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又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国民政府被迫释放“政治犯”时而无条件释放的干部，开导工作做得更深入，使他们放下包袱，解除顾虑。例如：某部门负责同志被揭发是国民党派进来的人，南方局领导同志根据对这个干部的了解和调查，根本否定了此事，并作了妥善的处理；又如国民党特务机关施用“反间计”，诬陷地下党中一对夫妇，经南方局领导审查后，作出了没有问题的结论。周恩来、董必武就是这样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对干部的友爱之情处理问题的，使当事人十分感动，其他同志也受到教育。
三十五、回顾历史总结经验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国内外引起巨大的反响。这一决定事先征求过包括中共中央在内的许多国家共产党的意见，中共中央表示“完全同意”，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建立起来的，是它的一个支部，不少共产党员把共产国际看成是上级领导，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因此这件事，使党员的思想产生很大波动。
周恩来对共产国际是有深刻了解的，从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他多次到过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都有过接触。国际的决议发出的第五天周恩来召开南方局扩大的干部会议，宣布这一决定，着重说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做出这个决定是为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并考虑到各国斗争的发展和各国斗争情况的复杂，需要各国共产党独立地处理面临的问题，建议解散共产国际。我党中央表示同意共产国际的建议。他还指出，中共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的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周恩来的讲话，使我们这些参加会议的人有了正确的认识。
这时，国民党顽固派利用共产国际解散大作文章，酝酿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张治中告诉周恩来：共产国际解散后，国民党曾研究过对付中共的办法，有两种意见，一是中共交出军权、政权，组织可以合法；二是同国民党合并。有人叫嚣共产国际解散了，中国共产党也应该解散。面对这种局势，中共中央书记处电告周恩来：“共产国际解散，中央即将开会讨论中国的政策，请你即回延安。”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和林彪、邓颖超、孔原等一OO多人分乘四辆卡车离开重庆，于七月十六日回到延安。
八月二日，中央办公厅举行欢迎晚会，周恩来在会上热情洋溢地说：“我们党在这三年中做了比过去二十年还要伟大，还有更多成就的工作”，这“是全党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得到的。”“二十二年党的历史，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周恩来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内有着很高威望的领导人，他的讲话在党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周恩来回到延安，立即投入正在深入发展的整风运动。当时，审查干部的工作在进行中。担任总学委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正在搞所谓“抢救失足者”。他夸大党内和边区内部的敌情，认为特务多如牛毛，要把这些“失足者”“抢救”出来。在康生领导下，延安各机关、学校普遍地开展“抢救运动”，许多干部无端受到怀疑，然后大搞“逼供信”，弄得人人自危，恐怖气氛弥漫着延安以至边区许多地方。国统区的地下党员更是普遍成为怀疑对象，因为康生等人在中央机关一些单位搞出了所谓“红旗党”（亦即伪装“红旗”的假共产党）。说甘肃、四川、河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陕西十多个省的地下党都是国民党特务控制的“红旗党”。由于这些省的地下党组织大都是由周恩来领导的，这使他处境相当困难。但是他还是尽力保护了一些同志。他要中组部把南方局对干部的审干结论写出来，亲自为一些同志写证明。南方局机要科的苏艾芬，是从四川地下党调来的，在延安学习时，被诬为“红旗党”关押在社会部，中组部将南方局对她的结论转到社会部，苏才被释放出来，当时边区政府整风运动负责人李维汉问周恩来：这（指所谓“红旗党”问题）是怎么回事？周恩来明确地回答：正在清理，没这回事。但恐怖气氛和“逼供信”现象仍然持续了不短时间，后来毛泽东发现这种搞法背离了审干的正确方向，立即纠正了这一严重错误。
在高级干部进入学习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阶段时，周恩来积极参加了这次学习和总结。
在重庆的时候，周恩来在整风的高级学习组中，或在每个阶段的动员和总结报告中，已多次谈了党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问题。但由于重庆环境险恶，加上工作繁忙，资料缺乏，使他难以集中时间，系统地思考问题，整理自己的思想。回到延安后，条件具备了。这年八月到十一月，周恩来在参加高级干部的学习时，认真学习研究文件，阅读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写出了五万字笔记，并在一些会议上作了发言。
周恩来对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年期间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的关于中国党的指示，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他认为：一九二八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决议案是其中“最好的”一个，是召开中共六大的指导思想。它对中国革命性质、革命形势、革命任务都作了正确的规定，既反对右倾余毒，又反对“左”倾高调。他说：六大决议还不如它，因未着重和彻底地反“左”倾。
中共六大是在莫斯科召开的，周恩来是这次大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大会的主席团委员兼秘书长，并在会上作了组织问题报告和军事报告。六大决议的缺点，他也有一份责任。胸怀坦荡的周恩来，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出发，明确地指出了这个问题。
一九二九年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国党的四封信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对中国党影响至为深远的国际文件。第一封信，中心是反右倾，深怕中共不认识革命高潮不久就要到来。第二封信，中心是反对联合富农。第三封信，中心是发展赤色工会。第四封信，中心是反对一切国内外敌人，首先是反对改组派，认为形势已是全国危机和革命高涨。周恩来认为这四封信“都有错误”，因为当时中心应反“左”倾残余，仍着重反右倾，对富农、对工运、对改组派等的政策都偏“左”，而毫不重视利用间接后备军与开展群众日常工作问题。
一九三○年六月和十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对中国党的两次决议和指示，周恩来认为也是错误的，是不正确地估计了中国的形势，提出反对一切，迎接决战。立三路线是犯了“左”的错误，它仍认为右倾是主要危险。他指出，这个时期中国革命正处于困难时期，在形势上，工运似还没有到革命新高涨，而只是有一些新高涨的征候；农村却有了新发展、新高涨，然而也是不平衡的。而对这样的现实，共产国际却一直坚持反对所谓“右倾错误”提出“准备总罢工和暴动”的口号，都是不从中国实际出发，以致一切指示都偏“左”。
周恩来的这些论断是正确的。一九二九年，共产国际举行第十次大会，这次大会调门很高，认为世界各国都面临着“直接革命形势”，各国党都应该发动总罢工，总暴动，否则就是右倾。它还干预各国党的内部事务，直接撤换许多国家的党的领导人，推行着一条“左”的路线。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之一的陆定一，曾把这次大会的详细情况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给这个报告加上一个题目叫《共产国际第十次大会的总结》，发表在一九三○年一月的《布尔塞维克》杂志上，可见李立三对共产国际“左”的路线是坚决执行的，而且使它影响了全党。周恩来指出了这些问题，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找到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工作中产生错误的国际原因。教条主义者把共产国际奉为神明，不顾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对共产国际的指示都坚决执行。周恩来能够实事求是地指出它的错误，表现出他的胆识，也说明他与教条主义者的明显区别。
对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这本小册子，周恩来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批判，写出了题为《关于新立三路线的研究》的长篇笔记：他指出，在国际形势上，王明是急于要证明中国能首先胜利；在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上，王明是急于要转变；在时局估计与任务上，王明是强调高潮，急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在党的任务上，王明是急于实现全国的进攻路线；对于长沙事变，王明认为是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证明，而怪立三事先未作准备，所以不能坚持。这些都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他认为王明对李立三错误的批评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李立三的观点本来基本正确或“还不很错”的（如关于革命对象问题），而王明“站在‘左’倾观点来反对”，强调反富农、反资产阶级、反对中间营垒的作用，“反而更错了。”第二种，李立三的观点已接近托洛茨基观点（如革命转变问题上的“不断革命”论），但王明同李立三一样，“也是急于转变论者”，把李立三的“左”倾观点保留了下来。第三种，李立三的观点确是错了（如促进革命形势问题上），可是王明同他也“只是程度之差”。总之，王明对当时立三路线的批判，完全是站在“左”倾的不正确的观点上去发表意见，不仅未击中立三路线的要害，还暗藏了许多托洛茨基的观点，这就给了新立三路线以全部思想根据和理论根据。周恩来还指出：六届三中全会指出李立三的错误是“左”倾的错误，王明却说立三路线是“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更是大错。
周恩来在同刘少奇、洛甫、任弼时、李富春等座谈六届四中全会的情况后，对四中全会的决议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全会肯定了当时中国革命形势处于新的高潮，任务是进攻，这说明“仍然不认识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四中全会的决议“没有解决任何当前紧急的问题”，却“给了党以无穷的恶果”，“给了以后整个内战时期以失败的主要因素”。对四中全会这种批评是完全正确的。
在三个月的学习中，周恩来对自己参加革命二十多年来的斗争历程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检查，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回顾过去时，他说：经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我做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同时我的本质还忠厚，诚实，耐心和热情。他从不文过饰非，对自己在斗争中的失误和不足之处，作了认真的检查。六届二中全会是他和瞿秋白主持召开的，他认为，三中全会虽然纠正了立三路线的主要错误，但“政治上仍是‘左’倾基础”，“组织上也有宗派观念”。三中全会决议“批评过去太温和”，在军事上反对游击主义，强调红军正规化、最大限度集中化，也是错误的。
在谈到到中央苏区的情况，当时他是苏区中央局书记，在上海的中央多次指示要攻打中心城市，要求占领南昌、吉安、抚州，将几个苏区联成一片，威胁武汉，争取湘、鄂、赣首先胜利。他曾将困难电告中央，但由于没有更多地请教长期在苏区工作的同志，决定攻打赣州，贻误了向南京发展的大计划，他承担了责任。
博古、李德到中央苏区后，使“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军事、组织等方面都得到全面贯彻，特别在军事上直接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退出中央苏区。周恩来归纳李德军事指挥的实质是：战略上分兵以使敌人消耗，集中以使敌人消灭，短促突击以使敌人碉堡靠近，堡垒防御以暴露自己兵力。
他认为，中央苏区和大量中央红军，就是这样被断送的。他总结中央苏区失败的原因说：（一）路线错误为主要的；（二）保卫苏区计划亦错误；（三）领导不健全；（四）“左”倾群众工作路线促成最后的失败。这些教训使他认识了毛泽东同志路线的正确。
对抗日战争以来党的工作，周恩来认为，为实现抗战，反对投降主义，特别是在上层活动方面取得了成绩。在孤立蒋介石及顽固派，教育和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利用英美反对内战等方面，都有显著成绩。在党的工作方面，坚持中央的隐蔽政策，在党员中组织整风学习，为党积蓄力量，教育、培养了干部，这是南方局和中共代表团在中央领导下所取得的成果。
在检查这一时期工作中的缺点时，周恩来认为对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没有充分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缺乏政权的观念，对王明在抗战中的机会主义和统战中的投降主义有容忍退让的地方，这些，主要是在武汉时期出现的问题，事实上，他一向是尊重中央的，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特别是从一九三九年五月到一九四三年六月回到延安前这四年，他实行的路线和中央是完全一致的。
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的周恩来，在整风学习中不居功，不诿过，认真检查自己的缺点与不足，在小会上讲，也在大会上作报告。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也常常听他谈起过自己的失误，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和严以责己的自我批评精神。
2007/09/10
第九章隐蔽精干积蓄力量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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