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推动民盟的建立和发展
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和消极抗战，使许多爱国人士深为不满。一九三九年九月第一届第四次国民参政会结束后，国统区掀起宪政运动高潮。这年十月，在董必武的帮助下，沈钧儒、邹韬奋、张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罗隆基以及青年党、国社党负责人张君励、左舜生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将参政会中热心国事、主张团结抗战和实施宪政的人士初步组织起来。这些人士大都和周恩来有过往来。一九四○年五月，周恩来由苏联返国回到重庆，听说沈衡老、张表老他们要组织起来非常高兴。他在南方局会议上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强调要加强中间势力的统战工作，并多次同中间派负责人谈话，争取他们和共产党一起进行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斗争，制止顽固派挑动内战。
但是爱国进步人士的言论、行动却受到国民党顽固派越来越大的压力。
一九四○年十二月，国民党改组参政会，取消了张申府、章伯钧、杜重远、章乃器的参政员资格，大批反共分子进入参政会，参政会被他们所左右，进步性日益消失，“皖南事变”后，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会议，某些中间派和无党派人士处境更加困难。为了团结抗战，促进民主，并争取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他们深感必须加强团结，与共产党更密切地合作，这样原来组织松散的“统一建国同志会”已不能适应需要，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张君劢、左舜生等多次秘密集会，酝酿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以团结中间力量进行争民主反内战的活动。为了得到共产党的支持，他们多次找周恩来商量这件事。周恩来非常赞同，坚决支持。一九四一年三月中旬，他们在重庆鲜英的住宅特园开秘密会议，参加的有17个人，其中有国社党的张君劢，青年党的左舜生、李璜、第三党（后来的农工民主党）的章伯钧，职教社的黄炎培，乡村建设派的梁漱溟等，商议正式成立组织。会上推定梁漱溟、左舜生、罗隆基起草组织的政治纲领，章伯钧、李璜、罗隆基起草组织法。三月十九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特园召开第一次全体盟员大会，选举黄炎培、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左舜生为常委，黄炎培为主席，左舜生为秘书长，章伯钧为组织部长，罗隆基为宣传部长。为什么沈钧儒没有参加会议呢？这是因为青年党的人认为沈钧儒和他领导的救国会太左了，暂时不要邀请他们参加。而救国会的人则觉得这个组织的政治情况太复杂，对这个组织不感兴趣。但民主政团同盟中的多数人却从整个国家利益出发，欢迎救国会参加。几十月后，救国会也参加进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就成了三党三派的联盟组织。
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负责人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等，同民主政团同盟的发起人和领导人保持着长期友好合作关系。周恩来只要在重庆，总是应邀来参加他们的座谈会、聚餐会，相互交谈对时局的看法和主张。对他们的困难，周恩来也尽力帮助解决。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是秘密组织，他们派梁漱溟去香港办《光明报》，准备把这个组织公诸于众，并发表政治纲领。但他们去香港办报困难很多，周恩来得知后，就介绍梁去找在香港的廖承志，要廖在人力财力方面给予帮助，使报纸办了起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在报上披露时，国民党方面才知道，但是已是既成事实了，想要干涉也为时晚矣！民主政团同盟的成员都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国民党当局想取缔它又怕引起一场政治风波，反复权衡利害后，不得不默认。
在民主政团同盟中，青年党是一个比较大的政党，四川是它的重要根据地，而且左舜生身兼中常委和秘书长两职，盟务实际上操纵在青年党手里，许多盟员感到不满。不久黄炎培辞去主席职务，由张澜继任。张澜是无党派人士，便于调和各党派的关系，受到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推重。这时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大批参加民盟，其中不少是著名的教授和自由职业者，无党派关系的人超过原来三党三派的人，在昆明等城市也成立了民盟的支部。一九四四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正式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表示它不是以“政团”为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此后它的发展就更快了。
民盟从成立开始，就在政治上和共产党合作。张澜、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多次就抗日反蒋问题同周恩来等同志秘密协商，它已逐渐成为国共两党以外有影响的党派。一九四五年十月，民盟在重庆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以和平建国为目标的新纲领，代表们争论很激烈。周恩来为帮助民盟把这次会议开好，多次到大会会址特园和张澜、沈钧儒等商谈，又约见各方面的代表，分别情况做深入细致的工作。他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民盟这样一个由几个党派联合组成的团体，在某些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是必然的，作到求同存异就行了。坚持原则是好的，而非原则问题则可以适当让步，以利于人民事业。依靠进步，团结中间，帮助落后，反对敌人，这条原则是不能含糊的。随着形势的发展，将来政治上一定范围内的分化，这对于各种政治集团来说也许难免，不过到非分化不可时分化了，不一定是坏事，但现在决不能闹翻。”他分析问题全面透彻，以理服人，对民盟开好一大，拟好政纲，起了很大的作用。
抗战胜利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会前各党派酝酿代表名额分配方案，几经反复协商出国共两党和民盟各八名。民盟内部把八名代表分配完后，张申府提出救国会分南北两派，他是北派代表人物，也应作代表。民盟内部颇感为难。周恩来知道后，亲自到特园民盟总部，对民盟领导人说，民盟八个名额确实不好安排，中共可让出一个名额，让民盟占九名，中共只要七名。这样问题解决了。周恩来以国事为重、顾全大局的精神，使在场的人无不感动。
张澜激动地说：“共产党真是大公无私，为国为民。”在政协会议期间，民盟和我党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国共和谈中，除少数人想走中间路线外，领导人尤其是张澜、沈钧儒和我党的合作是坚决的。建国后的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五日，民盟在北京召开一届四中全会，毛泽东、周恩来会见全体与会委员，在讲话中给民盟高度的评价。毛泽东肯定民盟“不仅过去起作用，将来还要起作用。”周恩来赞扬民盟“在中国革命中是有贡献的”，“团结了知识分子走向进步”，“包罗各方，取得进步，这正是（民盟的）伟大之处。”这里，周恩来为它倾注多少心血啊！
三十七、团结国民党民主派
国民党是一个成份复杂的政党，它的成员包括各个阶级、阶层的人。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后，国民党成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党，但是在它的上层人物中，仍然有一批人坚持实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动，宋庆龄、何香凝就是这部分人的代表。
宋庆龄以她在国民党中的特殊地位，在许多关键时刻支持帮助了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代初，蒋介石实行白色恐怖，残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宋庆龄和蔡元培、鲁迅等成立民权保障同盟，营救了共产党人廖承志、陈赓等。她同共产国际和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保持联系。抗战爆发后，她先在广州、后去香港，组织“保卫中国大同盟”，向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宣传中国的抗战，争取广泛的国际援助，募集来的资金主要用于解放区的医药救护、生产建设和儿童福利事业。周恩来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在广州与宋庆龄相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宋庆龄离开香港来到重庆，起先住在孔祥熙家中，国民党特务竟对她严密监视，对她的一举一动，都列入每天都要专送蒋介石的《情报辑要》。周恩来对宋庆龄的处境非常关心，特派邓颖超前往探望。
几经周折，两位老朋友才得以见面。窗外却有人在监听，邓颖超还没有开口，宋庆龄就压低声音提醒她：“谈话谨慎，有人监视”。谁能想到，蒋介石对这位“国母”竟是这种态度。周恩来曾将这个情况向中共中央汇报，一九四二年四月发往延安的《关于重庆反共形势》的电文中，有一条说：“孙夫人住孔家，不仅不能见客，连其住屋内都借口房子不够，有人同住监视。每逢群众会，故意推孙夫人为主席团，但并不通知本人，企图使群众失望。”保盟总部迁到重庆后，周恩来特地把廖梦醒（廖承志的姐姐，中共党员）从澳门调到重庆，继续担任宋庆龄的秘书，以便保持联系。王炳南的德籍夫人王安娜也经常协助宋庆龄工作。在重庆期间，宋庆龄继续在政治上、物质上帮助共产党。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新华日报》创刊五周年纪念，请宋庆龄题词，她欣然命笔，写了“发扬抗战国策，争取最后胜利”。这年三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诬蔑攻击共产党。宋庆龄感到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不能沉默，在一次记者招侍会上，她严正指出：“应该实现总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开国民会议，在绝对民主的原则下，动员全国民众，使他们都有平等的机会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对各党各派，也应给予同等的机会，使他们的党员得尽个人的能力参加工作，争取最后胜利。”针锋相对地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治。至于物质上对共产党的支持，不仅是难以计数，而且是千方百计运到解放区。抗战初期，保盟就曾帮助八路军、新四军建立或扩大好几个国际和平医院，帮助过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和鲁迅艺术学院。一九三九年，保盟派出一个给八路军运送援华物资的大型车队，又为新四军募集购置医疗器械和药品的基金，由新四军卫生部长沈其震到上海、香港洽购秘密运到解放区。一九四四年外国捐赠一台大型X光机，她决定转送延安，但如何送去是一个大问题。
她让廖梦醒去找史迪威的副官杨孟东求援，史迪威当即同意派出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飞机运送，延安终于有了这种大型的医疗器械。宋庆龄对我党我军抗战事业的支持，是十分巨大的。
周恩来同何香凝的关系也是很密切的，他一向很尊敬这位廖夫人。一九二四年他从法国回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就是由于廖仲恺的推荐。在广州，他和廖家亲如家人，廖梦醒一直叫周恩来“大哥”，周恩来则叫廖承志“小廖”，直到廖承志已经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这个称呼也未改变。
这说明他们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抗战期间，由于蒋介石的阻挠，何香凝不能到重庆来，周恩来仍非常关心她，常常通过在香港的廖承志了解她的情况。
何香凝始终支持共产党，两个子女都参加了共产党，和共产党风雨同舟。“皖南事变”时，她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非常愤慨，与宋庆龄等通电给予严厉谴责。太平洋战争发生后，周恩来非常担心何香凝的安全，指示香港党组织派人护送她到内地。
李济深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他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对日寇的退缩妥协。抗战开始后，他积极支持并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武汉期间，有一天，周恩来去会见李济深，向他阐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深得李济深的赞同。李济深旋即写了一封长信给蒋介石，建议组织最高国防会议，请毛泽东、周恩来、冯玉祥等抗战派出来主持。蒋介石对这封信置不答复。一九三八年年底，李济深经衡阳、桂林辗转到达重庆，不久即邀请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在他的家中举行茶话会，在座的还有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中共代表同时和好几位国民党上层人物聚会，这样的机会是不多的。周恩来和他们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也阐述了中共对团结抗战的政策。那时国民党顽固派在许多地方制造磨擦，周恩来希望朋友们协力制止这种逆流。南方局成立后，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同李济深建立了和衷共济的合作共事关系。一九三九年三月，国民党在重庆成立战地党政委员会，蒋介石任主任，李济深任第一副主任，主持工作。南方局派张友渔、梅龚彬等中共党员到这个委员会工作。李济深对他们给予信任和支持。他们出版了《战地通讯》、《战地评论》等刊物，并经常邀请在重庆的民主人士开座谈会，加强团结抗战的宣传。战地党政委员会中有一批国民党的左派，南方局通过李济深对他们做工作。如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王葆真兼任冀察党政分会副主任，王赴任后得到李济深的同意，到解放区会晤朱德、彭德怀、后来又陪朱、彭到洛阳会晤卫立煌。抗战开始后，李济深和我们的关系是比较好的。
一九四○年六月桂南战事失利后，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改为桂林办公厅。蒋介石觉得李济深留在重庆对他不利，调他担任桂林办公厅主任。这个单位名义上管辖四个战区八个省，实际上只是一个承转机关，没有实权。但李济深仍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他到任后，周恩来多次指示在桂林作统战工作的同志应充分认识李济深的重要地位，努力做好李济深的工作。起先由李克农与孪济深建立良好关系，“八办”撤离桂林后，由在桂林负责统战工作的李亚群同李济深联系。同时，在李济深身边工作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如胡希民、张威、林伦彦、刘为群等，经常向李济深传达中共的政策主张，向南方局反映李济深的意见和要求。此外，还通过救国会和中共党员、上层民主人士如沈钧儒、胡愈之、杨东莼、范长江、李仕仁、陈劭先、陈此生、千家驹等，与李济深频繁接触，及时向他反映情况，说明中共的意图。这说明周恩来对李济深的重视，这些工作也确实取得良好的效果。李济深在桂林做了很多有利于团结抗战的工作，对我党的帮助很大。一九四○年，国民党顽固派正准备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华侨赠送给八路军、新四军的物资要经过桂林办公厅批调车辆转运，常常受到顽固分子的阻挠，李克农、夏衍直接找了李济深，他亲自批给车辆，解决了运输的困难。在桂林以及途经桂林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李济深总是保护他们的安全，或给他们提供方便离开桂林，“皖南事变”后，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被迫撤退，周恩来发电报请李济深给予照顾和帮助。李立即指示有关人员，对“八办”人员的撤退和物资的转运要尽量给予方便，并派他的随从参谋张威去了解情况，及时向他报告，使“八办”的撤退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当国民党特务准备捣毁“八办”和抓人，李济深知道这一消息，亲自写条子通知李克农：“克农即走”，使得李克农逃出特务的魔爪。“皖南事变”后，张友渔从重庆转移到桂林，李济深设宴招待，并替他购买到香港的飞机票。桂林办公厅行政处长问李济深，“张友渔是共产党，给他买飞机票好吗？”李巧妙地回答：“张友渔是共产党，把他送走，不让他在这里‘捣乱’，不很好吗？”在李济深的帮助下，张友渔安全撤到香港。一九四一年三月四日，邹韬奋从重庆转移到桂林，找到民主人士陈此生，邹告诉陈，他是从重庆秘密来桂林的，急须转往香港。陈即去找李济深，李即设法买到飞机票。次日，邹飞香港。他离开桂林两小时后，蒋介石发来急电，要李“坚决挽留”邹韬奋。李复电说，“人已走了”。这使邹韬奋免遭国民党特务的毒手。文化界著名共产党员陈翰笙隐居在桂林，被特务侦悉，准备逮捕，李济深得知后，便通知陈翰笙离开。对叶挺及其家属的照顾也很周到。“皖南事变”中叶挺被扣，李济深打电话给顾祝同，要他派医生给叶挺治病，又打电报给陈诚，要他对叶挺的安全关注。叶挺两次被押解到桂林，李济深购买一座房子供叶居住。蒋介石把叶挺转移到息烽后，叶的家属一直受到李的照顾。
李济深在桂林时，采取开明政策，桂林的民主空气是比较浓厚的，允许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开展活动。建立党领导的“新中国剧社”进行抗日宣传。
桂林文化界举办大规模的“西南剧展”，李济深担任大会的名誉会长，支持剧展的工作。一九四三年，南方局布置重庆、桂林、昆明地下党利用十月革命节机会举行集会，宣传苏联红军的伟大胜利，以鼓舞人们对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信心。南方局派在桂林工作的同志商得李济深同意，在桂林举办纪念会，李济深不仅主持大会，而且题写了在《广西日报》上援苏专栏的标题，旗帜鲜明地支持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由于李济深的积极态度，使桂林的进步文化活动得以在“皖南事变”后又活跃起来。蒋介石对此深为不满，把他调回重庆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以便就近控制。李济深迟迟没有去上任。一九四四年夏季，日寇进军西南，桂林、柳州眼看将落入敌手，两广也将成为敌后。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巩固华北、华中，发展华南。遂即决定调三五九旅挺进华南，会合东江纵队开辟湘赣粤边抗日根据地，南方局根据中央这一战略方针，进一步加强对李济深的统战工作。周恩来通过地下党的同志向李济深转达口信：日寇南侵主要占领交通线，敌后还有大片国土，若桂林沦陷，先生最好回到苍梧家乡，组织民众武装，以民众自卫的形式，配合地下党游击队共同抗日。李济深接受了这个建议。南方局即把这个情况电告中共中央：“任公也向梧州撤退，这是他们的新出路……他们开始不要做得太突出，仍以抗战口号斗争。”李济深和张发奎商议在南部开展游击战争问题，并联系他的旧部张炎、谭启秀，准备开展敌后抗日武装斗争。桂林、柳州、梧州、南宁相继沦陷后，南路孤悬敌后，形势非常紧张。周恩来派人向李济深说：你以前是八路军的总指挥，我们现在用的是八路军的名义在北方抗日；你当过第四军军长，我们又用新四军名义在南方抗日，八路军和新四军两支力量，在北伐时期都有过光荣历史，我们要永远保持这种光荣历史，希望你不要忘记这段光荣历史。李济深听到这里，从座位上猛然站起来，问这些话真是周恩来说的吗？这位同志说，个别字句也许有出入，大意决不会错。李济深听后非常激动。一九四五年六月，李济深到玉林各地巡视。广西省政府玉林行署专员将他的行踪电告蒋介石，蒋即令宋子文、陈诚打电报要李济深回重庆。李复电说，只要蒋介石放弃独裁，实行抗日民主，他就到重庆，对蒋的劝回置之不理。李济深在玉林召集各界开会，宣传“自治、自卫”主张，批评蒋介石的独裁、腐败政治。中共对李济深的行动给予有力的支持。但是张炎在南路的武装起义失败，张炎牺牲，这对李济深是一个沉重打击。他要求从东江纵队借几个团的兵力，经过磋商，决定由东纵代为训练军事干部，兵源问题通过地方组织解决。七月，李济深又派人和东纵联系，正好周恩来给东纵来电说：我党赞成李济深所提倡人民起来自治自卫的主张，其具体方案应是发展人民武装，实行地方自治。电报还说，粤桂各县布满蒋系特务，李的行动皆有报告，请转告他要深加警惕。不久日本宣布投降，此事也就没再进行了。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积极准备内战。南方局通过狄超白向李济深转达中共中央的意见，希望李济深同何香凝等组织政治团体，促进实现民主，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李济深接受这个建议，从家乡到达广州，邀请当时在广州的蔡廷锴、李章达、梅龚彬等人商议，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
一九四六年三月，李济深离广州去重庆，周恩来授意由冯玉样、张澜出面，联合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四月二十八日，周恩来、董必武在离开重庆前，宴请了李济深、冯玉祥、陈铭枢等人，交换对时局的意见。当时政协决议已被蒋介石所撕毁，内战已不可避免。李济深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坚决反对内战，并准备和蒋介石决裂。这年十一月，周恩来从南京回延安前，指示党内做统战工作的同志把有可能遭到国民党迫害的民主人士转移到香港，在港的中共地下党员要做好接应工作。李济深于一九四七年春到了香港，我党同志对他和家属的生活都作了妥善安排，并协助他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一九四八年五月，李济深响应中共中央的“五一”号召，于这年年底毅然北上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李济深脱离国民党统治集团，跟着共产党走上光辉道路，在许多重要关头，和周恩来都是息息相关的。
在重庆期间，周恩来继续和冯玉祥密切往来。冯玉祥是真诚和共产党合作抗战的。一九三九年，他的旧部鹿钟麟出任冀察战区司令长官，部队和我八路军比邻。鹿钟麟行前向冯辞行，冯告诉鹿要和八路军搞好团结。但鹿到任后，竟和我军搞磨擦。冯亲拟电稿给予指责，告诫他要和八路军搞好关系，团结抗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后，许多进步人士被捕，周恩来请冯玉祥帮助营救，冯都尽心尽力，先后营救了张申府、周茂藩等人。冯对国民党顽固派这种行径非常气愤，曾大骂何应钦是法西斯。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是冯玉祥六十寿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林伯渠都致电致词祝贺。周恩来亲笔写的祝辞词情并茂，感人肺腑。他称颂冯玉祥的“丰功伟业，已举世闻名。自滦州起义起，中经反对帝制，讨伐张勋，推翻贿选，首都革命，五原誓师，参加北伐，直至张垣抗战，坚持御侮，在在表现出先生的革命精神。”赞扬他“知士兵生涯，民间疾苦，也最懂得军民合作之利，这是今日抗战所必需”。“先生能始终献身于民族国家事业，奋斗不懈，屹然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冯玉祥看到周恩来这篇祝辞，非常高兴。蒋介石来祝寿时，当天就看到了，默默无语，何应钦看后大为不满，在另一个场合说：“中央有一位大员，共产党把他捧上了天，此人不用提名，大家也知道。”就在这时，冯玉祥收到一封匿名信，打开一看，竟有一颗子弹。信上写着：“你如与共产党来往，决以此弹对待。”这是国民党特务的恫吓行动。冯王祥冷笑着把子弹装进信封里，派人送交蒋介石。
蒋假惺惺地回信说：“陪都重地，竟有此狂妄之徒，殊堪痛恨，已饬戴笠限期破案。”后来自然没有下文。
一九四六年春，国民党一面和共产党谈判，一面积极准备内战。冯玉祥获悉第六绥靖区司令官周嵒在花园口设立中心指挥部，企图在潢川平原诱歼我鄂豫皖边李先念、郑位三率领的新四军五师和中原军区第一纵队。在这紧急关头，正好周恩来来访，冯玉祥对周恩来说：要吸收“皖南事变”的教训，不要相信蒋介石的和谈，中原部队应该转移到陕甘边区去。周恩来回来后急忙进行布置。六月下旬，蒋军向中原部队大举进攻，但他们的主力被我军诱向东去，我中原部队主力已西越平汉线，安全撤退到目的地。
由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冯玉祥深为不满，他的许多言论和行动，使蒋很恼火，于是给他一个赴美考察水利专使的名义，把他送出国门。临行前周恩来去看望他，谆谆相告应把不能同行的子女先送离上海，以免发生意外，冯玉祥很感激周恩来对他的关怀。到达美国后，冯玉祥仍很关心国内的情况，在美的中共党员和民盟旧友，成立了“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推选冯玉祥为主席。冯应允了，并以主席的名义向杜鲁门、马歇尔和美国国会提出反对美国援助蒋介石。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美国国会要讨论援蒋案时，众议院拨款委员会调查组邀请冯玉祥出席作证，冯讲了两小时，美国国会原来准备给蒋介石六千万美元，冯讲话后改为一千八百万美元。蒋介石对冯玉祥在美的活动非常不满，竟开除了他的党籍。这年冬天，冯玉样在美国作了数十次演讲，给蒋介石戴了四顶帽子：一、制造共产党的厂长；二、无底洞洞主；三、运输队队长；四、屠宰公司经理。他还用英文发表两篇文章，一篇是《我为什么与蒋决裂》，另一篇是《致蒋介石的公开信》，劝蒋立刻下台，以谢国人。
美国曾经要拉拢他，派人对他说：美国政府是反对共产党的，只要你不要共产党，我们愿意帮助你们，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军火有军火。冯玉祥义正辞严地拒绝了。一九四八年，为响应中共中央的“五一”号召，冯玉祥决定回国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乘着苏联邮船返回祖国，不幸途中轮船起火，冯被窒息遇难。一九五三年冯玉祥的骨灰安葬在泰山，周恩来亲自为墓碑题词。
张治中是深受蒋介石器重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一向畀以重任。张却始终和共产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与周恩来私交很深，不仅国共合作的融洽时期如此，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以后，他的态度仍然不变。早在黄埔军校建立时，周恩来和张治中就共过事，周对张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对联共亲共身体力行，非常赞赏。张对周学识渊博，精明干练，非常钦佩。他们的友谊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一开始就出现了左右两派的斗争。张治中思想左倾，言词激烈，常常站在共产党一边。右派对他很不满，背后称他是“红色教官”，并把和他往来密切的邓演达、恽代英、高语罕合称为“黄埔四凶”。由于受到周恩来和其他共产党人、进步人士的影响，张治中向周恩来提出参加共产党的要求。周恩来很高兴地对他说：中共当然欢迎你入党，不过你目标较大，国共两党曾经有约，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但今后保证一定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
张治中虽然没有被接受入党，和周恩来的友谊却日益加深。他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官长时，曾向蒋介石建议：为了巩固和发展国共合作，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一职，最好请周恩来担任，他历充黄埔军校和东征军的政治部主任，经验丰富，干练多才，担任此职最为适宜，但为蒋介石所拒绝。在十年内战中，蒋介石对江西苏区进行五次“围剿”，张治中退而办教育，躲避两党斗争的风暴。他虽曾五次统率大军，指挥过一九三二年上海“一二人”和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抗战，但始终避免与中共军队作战，成为国民党高级将领中未参与反共战争的稀有的一人。
抗战爆发后，张治中任湖南省主席，中共中央派徐特立为八路军代表到长沙建立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王凌波任主任。张治中和我党在十年内战中中断的关系又接通了，张、徐合作得不错。有一次，国民党浏阳县长逮捕一名中共基层组织负责人，借故以刑事犯予以处决。徐特立告诉了张治中，张查明属实，即把那个县长撤职查办。长沙大火之后，周恩来见到张治中惊恐憔悴，既指出他的责任所在，也给予温言劝慰，张治中拟以国民党中宣部和政治部名义，发布《长沙大火真相说明》，稿子送周恩来审阅，周批评了国民政府“焦土抗战”方针的错误，但对文稿字斟句酌，多次修改，特别对起火原因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张治中对此由衷地感激，认为正当各方责难纷纷、落井下石之际，只有周恩来这个老朋友能对他持谅解态度。
一九三九年二月，张治中到重庆担任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周恩来和张治中的公私往来都很多。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和张治中也有不少交往，互相之间以诚相待，共同为巩固国共合作和坚持抗战到底出力。“皖南事变”后，国共合作濒于破裂，张治中忧心忡忡，但他无能为力，只得向蒋介石上万言书，痛陈利害。而在他职权范围内的事，仍尽力而为。
抗战后期，国共继续谈判，张治中是国民党方面的主要谈判代表，这方面的情况将在后文论述。但有一件不寻常的事要在这里详细说明。抗战初期盛世才在新疆执行亲苏政策的时候，我党中央派了一批得力干部，包括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前往新疆帮助他工作，并派一批年轻党团员去学习航空，加上去苏联治病路过新疆的同志，为数不少。苏德战争后纳粹德国军队长驱直入，莫斯科已兵临城下，盛世才错误估计苏联必将失败，于是由亲苏转为反共，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两次把在新疆的中共党员全部逮捕入狱。一九四五年十月，蒋介石派张治中去新疆处理伊犁、塔城、阿山暴动问题，周恩来和邓颖超到上清寺桂园访晤张治中，向他提出要求说：我们有一批同志被盛世才逮捕，至今生死不明，释放政治犯是写入《双十协定》的，你到新疆后务请设法将他们放出来。新疆情况很复杂，回内地路途又很遥远，请你派人将他们送回延安。你到迪化（现乌鲁木齐）后请先调查一下，几个重要人物如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还在不在。听说他们处境很坏，生活很苦，务请先改善一下。这里头有杨之华，你是认识的，你可和她联系，了解情况。邓颖超也对张夫人洪希厚说，他们是我们的兄弟姊妹，务请你们多多帮忙。张治中慨然答应。周恩来还说，托你带一点钱。张说，钱不必带了，这点事我还办得了。到了迪化，张治中即派屈武去看杨之华，竟遭到主管监狱的警务处长、军统特务胡振国的拒绝。张治中一怒之下，叫胡振国马上来见，当面训斥他：“我是蒋委员长派来的，我派人去见杨之华，你竟敢阻拦，是什么意思？”胡振国诚惶诚恐地当面道歉，答应让屈武再往。屈武和杨之华见面，又慰问狱中同志，并给他们送钱。同志们疑心是耍什么花招，经说明这是张治中的钱，张是周恩来多年的老朋友，请不要猜疑，他们才收下来。一九四六年三月，他被任命为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四月初到达迪化，遂即批示对狱中同志立即改善饮食；准许在狱中自由行动；每日供给报纸并代购书刊；准许配偶会见。他先后三次给蒋介石去电，恳切陈词，要求释放这批中共人员，最后蒋介石不得不勉强同意。张派人向狱中同志宣布将释放他们，这些同志们有疑虑，提出先释放在迪化住一个时期，做好充分准备，并在报上刊登消息，然后再走。张治中判断，他们是怕上国民党特务的当，被弄出去在半路上杀掉。于是请他们派代表来。来的是杨之华等六人，张治中秘密和他们谈话，并请吃饭，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多心，释放并护送你们到延安是真的，这不但是毛泽东主席在重庆时提出的要求，也是周恩来先生谆谆嘱托。恩来先生从大革命起就和我是好朋友，我从重庆来新疆前，他们夫妇亲自到我家再三嘱托。你们一出狱就走，不能停留，更不能见报，否则有危险。”这样他们才相信了。张治中把护送的事交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办理，陶把这一任务交该部交通处少将处长刘亚哲。刘拟出了护送计划，对所需车辆、药品、医生、警卫、事务人员以及动身的日期、沿途路线都作了安排。临行前张治中特别召见刘亚哲谈话，作了周详的交代，指出这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是护送不是押送，要注意礼貌和态度。你护送到兰州，将有人接替你。迪化到兰州路远，又极不平静，虽有一排武装人员护送，仍须十分警惕。沿途要和驻军取得联系，必要时请他们协助。每到一地来电话或电报，有困难随时请示，只要遵照我的指示办事，一切由我负责。出发前，张治中分别给甘肃省主席谷正伦、陕西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陕西省主席祝绍周打电报，主要强调释放这批中共人员是经蒋介石同意的，由行营派人护送回延安，请沿途放行并妥善接待。同时也把这件事的简要情况和动身日期电告周恩来。他们动身前，张治中还派屈武代表他到狱中和中共人员见面、送行，祝他们一路平安。六月六日，被释放人员由迪化出发，一百三十一人中包括马明方、张子意、方志纯、高登榜、杨之华等党的高级干部，共乘六部大汽车，另有两部是武装人员和工作人员乘的。到达兰州后，原定由行营谭高参接替刘亚哲护送。
杨之华等觉得刘办事负责，招待很好，致电张治中请求继续让刘护送，张立即复电同意。由兰州出发到达平凉，已是胡宗南的辖区，胡是反共著名的，来电指令将中共人员送咸阳招待所，不许直趋西安，听候处理。刘亚哲深知胡宗南不怀好意，咸阳可能成为中共人员的集中营，因此急电张治中报告请示，还没有收到复电，恰巧杨之华来告诉刘亚哲，说有一个同志突然高烧，很严重，要求急送西安抢救。刘亚哲灵机一动，心想这是个好借口，如连夜急行军，就可以闯过咸阳，到西安再设法。主意已定，马上发车，深夜一点钟经过咸阳，检查站只有一名哨兵，刘佩少将领章，站在车头一呼而过，哨兵不敢阻拦，后面的车鱼贯风驰跟上，不久即到西安。刘担心胡宗南知道就不好办了，心里很焦急。就同高登榜等商量和中共办事处联系，办事处负责人周子健闻讯立即把全部中共人员接到办事处，第二天胡宗南知道了，多方留难。刘亚哲急电张治中，张立即电胡宗南指出这批人员是蒋介石批准释放的，同时致电蒋介石请胡宗南放行。车队于七月八日到达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边区政府和西北局都派人来接，刘亚哲即向来人办理全部移交手续。
由于刘亚哲的机灵干练，护送任务胜利完成了。周恩来对张治中鼎力帮助深为感激，说这是“文白先生做的一件好事，在国共关系上是空前的，绝无仅有的。”这时蒋介石已经发动全面内战，这些同志如果不及早送回延安，后果将不堪设想。建国后，刘亚哲在铁道部工作，并任过全国政协委员。
周恩来对其他国民党上层人物，也都尽可能做团结合作、共同抗战的工作，通过有关人员和他们联系，使他们了解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于右任是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院长，周恩来通过于的女婿屈武开展工作。他对屈武说：于右任先生是位公正的人，有民族气节，但在国民党内部，他还不能算一位真正的左派。他态度不坚定，旗帜不够鲜明。于先生是你的老长亲，你应该爱护他，首先在政治上爱护他，帮助他认识两党合作团结抗战问题的重要性，对这方面发生的重大问题，要有正确的理解和积极的态度。于右任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蒙蔽，听信所谓国军在前线抗战，八路军挖国军的墙脚，收缴国军的枪枝，不打日本鬼子，一味扩充自己的势力。屈武把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恶意宣传告诉了于右任，并列举大量材料说明国民党军队在前方后方都围剿八路军。于惊奇地问：这是谁告诉你的？屈武说：主要是王炳南告诉我的，有些是周恩来先生亲自对我说的。他对屈武的介绍深信不疑，认识有所提高。
“皖南事变”发生时，于右任拍着桌子大声说：“这种破坏两党的合作，简直就是破坏抗战，我一定要讲话。”为了团结抗战，周恩来心胸宽广，以大局为重，不计个人恩怨。他说过，在团结群众交朋友中，“领导者在必要时应忘记他所受的侮辱”。一九三六年二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即派张冲到西安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谈判。
张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过去曾是中央党部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是策划陷害周恩来的所谓“伍豪启事”的主谋者。但后来他主张与中共联合抗日。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的五年国共谈判中，周恩来和张冲交往频繁，张冲也能做到及时把我党的意见向国民党蒋介石反映，在沟通两党关系中起了积极作用。“皖南事变”发生，张冲很气愤，曾对人说，“这使我没有脸见人。”张冲因病去世，周恩来送去挽联：“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又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悼张淮南先生》，文中说：“淮南先生逝世将三月了。每念公谊，迄难忘怀。”“我与淮南先生往来何止二三百次，有时一日两三见，有时且于一地共起居，而所谈所为辄属于团结御侮。”“我与淮南先生初无私交，且隶两党，所往来者亦悉属公事，然由公谊而增友谊，彼此之间辄能推诚相见，绝未以一时恶化，疏其关系，更未以勤于往还，丧及党格。这种两党间相忍相重的精神，淮南先生是保持到最后一口气的。”周恩来这种诚挚的感情，也使国民党中一些人受到感动。
三十八、争取地方实力派
抗战期间，西南地方实力派刘文辉、龙云、邓锡侯、潘文华等，是一支不可低估的力量。他们有地盘，有军队，蒋介石采取的策略是既拉拢又处心积虑想要吃掉他们。因而这些人和蒋介石存在着尖锐的矛盾。“皖南事变”后，为“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周恩来和南方局其他领导同志进一步加强对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工作，鼓励他们支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并希望西南地方的民主力量同共产党互相配合。
这些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早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周恩来在汉口时，知道刘文辉也在汉口，即派吴玉章和刘密谈，鼓励他坚持团结抗战的方针，并接见刘的代表邹趣涛。刘文辉在四川地方军队中曾经一度是力量最大的一支，拥有十多万军队和70多县的地盘，后来被刘湘与邓锡侯、田颂尧的联军所击败，被迫退到西康。为摆脱困境，他施展了“多角外交”，企图东山再起，被人称为“多宝道人”。周恩来要邹趣涛转告刘文辉，希望他“变多宝为一宝”——坚持抗战，并指定四川的中共负责人罗世文和邹保持联系，一九三八年夏天，董必武、林伯渠、陈绍禹到武汉参加国民参政会，路过成都，曾到方正街刘宅和刘文辉会晤，谈话的主题是如何团结地方力量，坚持抗日战争，反对蒋介石妥协投降。这使刘文辉详细了解了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方针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策。这是刘文辉和我党的第一次正式接触。刘文辉自称，这次会晤为他“亲共开辟一条坦途”。一九三九年夏天，重庆接连受日寇飞机的大轰炸，军政机关都疏散到乡下。国民党当权派中所谓“抗战亡国论”又抬头了，董必武、林伯渠在曾家岩潘文华家再次会晤刘文辉，向他分析国内外形势，阐述抗战必胜、妥协必败的道理。这次会晤作用很大，刘文辉说：“尔后我对抗战胜利的信念能坚决下来了，这次会晤是有重大影响的。”一九四二年二月，通过民盟的朋友联系，周恩来和刘文辉直接见面。当时重庆布满国民党特务，他们只好在极秘密中进行。双方都不带随从人员，深夜里才到机房街实业界人士吴晋航家中。晤谈时在座的只有他们两人。周恩来针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情况对刘文辉说：“当前全国人民的要求是：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而关键在于坚持民主反对独裁。”他表示：“在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斗争中，共产党愿意同国民党民主派合作，尤其希望西南地方的民主力量能同共产党密切联系，具体配合。”对蒋介石政府的一切反动措施要坚决反对和有效抵制，共产党愿意在政治上给予支持。这次会晤后不久，周恩来请示党中央同意，起草了八路军与刘文辉二十四军之间《抗日合作协定十二条》，根据这个协定，周恩来派王少春偕夫人秦惠芬带一个小女儿和报务员杨作爱（不久因病回红岩，由石励代替）到雅安刘的司令部设一个秘密电台，与延安党中央直接通报。王少春每天通过电台收听新华社广播，把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解放区的胜利消息向刘文辉传达，同时把川康方面的军政动态向党中央汇报，这个电台只有刘和极个别亲信知道，因而经历过将近八年，一直到刘起义。但是，当中也有一个小波折。一九四七年三月延安失守以后，刘文辉忽然停止了供给王少春等人的生活费。王少春即给“周公”发了一个电报报告此事，我在城工部收到电报后即转报正在陕北的周恩来。
周即给刘文辉发了一个电报说：如自乾（刘文辉号）兄认为不需用电台，请代为王少春等购机票送往香港。这份电报给刘文辉将了一军，又立即恢复供给生活费。以后周恩来谈到此事时说，这是刘文辉对当时时局估计有些动摇的表现。
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刘文辉部在川康边境，蒋介石有如芒刺在背，一直想拔除它，不是以“对藏用兵”企图将它消灭在康藏高原，就是要派蒋的军队进入刘的驻地，刘文辉一年到头都惶惶不安。王若飞通过刘的代表给他分析形势，指出蒋介石集团是外强中干，如果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蒋就会知难而退。刘文辉接受这个意见，坚持了反蒋斗争，终于一次次地化险为夷。
他感动地说：“这就是共产党在政治思想上对我的有力支持。”刘文辉与共产党的联系，可能蒋介石也并非全无察觉。有一次，蒋和刘谈话试探，刘对蒋说：“我是大军阀、大官僚、大地主、大资本家，样样占全了，共产党搞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哪里还会要我。”这些话竟把它遮掩过去了。但这也反映了他内心深处或多或少对共产党还有疑虑。刘文辉毕竟是统治阶级上层人物，它与蒋介石有矛盾，有反独裁要民主的一面，而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保住他在川康的统治地位，有时难免产生动摇。一九四四年底到一九四五年初，日寇有入川趋势，抗战又进入艰难阶段，蒋集团中妥协论调有所抬头，为加强对刘文辉的工作，王若飞派张友渔到成都和刘作长时间的谈话，着重从理论和实践方面对国内外形势作深入具体的分析，特别是如果日军入川，蒋介石逃往西北，西南必须进行自保，以及解放区的情况等等。每天谈一两个小时，谈了一个多月。从刘文辉的认真态度看，对他的帮助是很大的。他说过，这次长谈“等于进了一次政治学校。”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将发动内战，刘文辉和我党继续保持友好关系，但顾虑较多。一九四六年春天，蒋介石在重庆找刘文辉谈话，周恩来知道后，当晚即找他，要他认清形势。二、三月间，政协闭幕不久，周恩来通过民盟的朋友转告刘文辉：“政协决议能否实现，联合政府能否组成，要看蒋介石下一步如何走，现在还不能定。但是无论怎样演变，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对蒋介石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他特别提醒注意：今后的政权问题完全取决于人民的意志，如果人民不要他，谁也站不住，希望刘把西康的工作做得好一些，以取得人民的支持。刘文辉觉得周恩来这番话，不但是向他讲解了政治形势，而且是给他指明了政治前途。他深感蒋介石集团视他若眼中钉，在政治上排斥他，在军事上压迫他，必欲除之而后甘心；而共产党则向他伸出友谊之手，诚恳地关心他，热情地支持他，这种切身经历使他作出抉择，扬弃蒋介石集团而跟着共产党走。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三十日，重庆解放，蒋介石仓皇逃到成都，当天下午即召集刘文辉、熊克武谈话，要他们配合王陵基在成都顽抗，并拿出五万元外汇要他的家属先去台湾，遭到刘的婉言拒绝。十二月七日上午，蒋介石的侍从室打电话给刘文辉，说蒋约刘于下午四时去谈话。刘感到再拖下去不行了，即于当天下午一时从成都出走到彭县，与邓锡侯、潘文华通电起义。他们的起义对国民党军队影响很大，紧接着董宋珩、罗广文、陈克非几支大部队相继起义。刘文辉走向人民，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成果，这里凝聚着周恩来多少心血啊！邓锡侯也是四川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人物，担任过四川省长、二十八军军长等要职。他也是主张抗日的，抗战初期即请缨杀敌，被任命为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到山西前线。一九三七年深秋，天气已很寒冷，士兵衣衫单薄，他请二战区司令官闫锡山补发装备，闫置之不理，连一张山西军用地图也不给。这时周恩来正在太原，知道这件事，亲自送来在平型关战役中缴获的日本军用地图，并详细介绍山西抗战情况。邓锡侯大为感动地说，“你雪中送炭，真是患难见知已啊！”从此邓锡侯对周恩来十分敬重，对共产党也有了好感。他的部队在山西洪洞整训，朱德总司令亲自去访问他，交谈团结抗战问题。邓也邀朱德向川军讲话，传授游击战术，从此两人过从甚密，后来邓调回四川任重庆行营副主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一九三八年，董必武、林伯渠、陈绍禹路过成都，一九三九年彭德怀路过成都，都和邓锡侯会晤，为他分析抗日形势，增强他的抗日信心。吴玉章、张友渔、罗世文也都和邓锡侯会见过。
由于蒋介石对四川地方军队一贯分化瓦解，出川抗战又备受歧视，而在与共产党的接触中，亲身体会到团结友谊的可贵，两相比较，邓锡侯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愿意接近共产党。一九四○年成都发生“抢米事件”，国民党特务准备逮捕中共党员杨伯恺，邓锡侯托人向杨透露消息，使杨得以脱险。抗战胜利后，邓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因内战需要，蒋介石要即加征壮丁12万名，军粮十万担，被邓婉言拒绝。蒋介石大发雷霆，逼着邓辞去省主席职务。一九四八年六月，蒋介石为了分化成都地区异己力量，任命邓为川陕绥靖公署主任，并要调他的部队九十五军离川到汉中，协同胡宗南部防守川北大门，邓锡侯借故拒不赴任，把部队留在成都。我第二野战军进军四川时，派人向川军将领传达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对川康军人的期望，并带来二野电台的通讯呼号和密码。邓锡侯即设立新电台，和二野电台保持联系。这时他已下了起义的决心。成都兵临城下，邓锡侯看到时机成熟了，终于与刘文辉、潘文华通电起义。
周恩来对潘文华也做了不少工作。潘曾是二十三军军长，抗战开始后，率部出川抗日，后来回四川就任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统率刘湘系统的五个师、两个独立旅和16个保安团的兵力，可谓实力雄厚。一九三八年夏，董必武等路过成都，曾和潘文华会晤，阐述中共的抗日救国方针和统一战线政策。
潘文华表示拥护。这年六月，周恩来派唐午园到潘文华部任联络员。这时潘是川陕鄂边绥靖公署主任，驻在四川阆中。潘委唐为绥署政治部副主任，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经常联系。一年后，唐午园调回南方局，我党再派甘树人担任联络工作，潘委他为绥署中校秘书，以掩人耳目。此后潘文华与董必武、王若飞、林伯渠都曾秘密会晤，交谈坚持抗战、加强川康团结等问题。为了使联系加强，南方局派钱松甫、江洪夫妇到潘部设置秘密电台，将中共中央的有关文件和新华社的重要电讯提供给潘文华，也将潘的意见要求和川康的军政动态向南方局汇报。设置这个秘密电台只有潘和他的儿子巴山警备司令潘清洲和绥署电务处长宋子丰三人知道。电台设了一段时间，直到抗战胜利绥署撤销，钱松甫夫妇平安回到重庆。
潘文华的部队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校尉级军官，或被聘请为顾问。他曾任命共产党员田一平为《华西日报》经理，田又创办《华西晚报》，这两份报纸的进步倾向使国民党视为眼中钉。特务准备逮捕田一平，潘文华立即把他调任上校机要秘书，把他保护在部队中，使特务不敢动手。
受他保护或营救的共产党员还有好几个。除靠拢中共外，潘文华还积极支持民主运动。一九四四年，经张澜介绍，潘文华和刘文辉都秘密参加民盟，为张澜长期提供政治活动经费。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对潘文华非常忌恨，把他的部队分别调到几个地方，分散他的力量，并受到监视，但他仍通过在上海的张澜和我党保持联系。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潘文华在彭县通电起义，这是他长期和共产党紧密合作的结果，也是周恩来等同志对潘进行统战工作的重要成果。
龙云是西南地方实力派中势力最大的人物，是云南省主席，又握有重兵。
“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召集各省军政长官参加。朱德、叶剑英也应邀出席。他们到达西安时，正好龙云从昆明乘飞机经西安准备转飞南京，他们和龙云同乘一架飞机到南京。我作为朱德、叶剑英的随行人员，也乘这架飞机。这时周恩来已到南京。在南京，龙云曾邀请周恩来等三人吃饭，恰巧周因事不能参加，朱德、叶剑英和龙云谈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以及各方面团结抗日的问题。龙三都表示赞同，并对朱、叶说：“我想派一些干部到你们那里学习游击战术，好吗？”朱德回答：“打游击要长时间才能学到经验，时间短是不行的。”龙云又问：“以后我们怎么联系？”朱德说，“用无线电联系。”朱送给龙云一个密码本。周恩来知道这些事情，很高兴，感到龙云是我们必须争取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在南京也和龙云见了面。抗战初期，云南地方与国民党中央的矛盾日益尖锐，一九三九年南方局成立时，周恩来指示：“要充分利用尤云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发展统一战线工作。”决定由原云南工委书记李群杰专门做云南等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通过他们的亲戚、省政府秘书长间接向龙云宣传中共对时局的政策主张。一九四○年十一月，《新华日报》专门派记者到昆明访问龙云，向他介绍抗战面临分裂投降的危险以及中共坚持抗战到底的方针。龙云态度很明朗，表示“敌人图谋加紧挑拨离间，全国应该加紧团结，抗战到底。”龙云的谈话在《新华日报》发表后，对西南后方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生很大的影响。一九四○年四月，何应钦专程到昆明，敦促龙云建立党政军联席汇报会，加强对中共及其他民主力量的防范和镇压。云南工委及时通过统战对象，向龙云陈述利害，指出若成立这个机构，国民党特务乘机插手云南，一是对抗战大计不利，二是挑动骚乱不利地方。龙云接受这个意见，借故拖延不成立这个机构。“皖南事变”后，蒋介石派特务头子康泽带着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的名单到昆明，策动反共浪潮，龙云以“拿不出证据”为由，拒绝实行大逮捕，使顽固派在云南的反共计划落空，蒋介石大为恼火。这年七月，何应钦再次到昆明催促龙云成立党政军汇报会，龙云无法推诿，组成由他亲自挂帅的汇报会，抵制国民党中央的控制。有趣的是汇报会的秘书、担任会议记录的人，是前中共云南工委书记李群杰。国民党要抓人，他就及时通风报信。在“皖南事变”后的险恶形势下，由于云南地下党的统战工作卓有成效，龙云权衡了自己的利害得失，对顽固派的反共措施作了各种形式的抵制，使得中共组织和党员得以继续潜伏下来开展工作。
我党对龙云以诚相待，做了许多团结、争取工作，使龙云加深了对中共的了解和信任。一九四三年八月，龙云通过罗隆基邀请周恩来到昆明会晤。云南工委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南方局。周恩来派华岗作为中共代表到昆明秘密与龙云建立直接联系。华岗的公开身分是云南大学教授，主要则是做龙云等人的工作。南方局决定，要我派报务员杨才去昆明，在滇黔绥靖公署内架设电台，建立与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联系。此后龙云进一步实行开明政策。一九四○年地下党发动“五四”纪念周活动，龙云对何应钦提出的镇压措施采取敷衍办法推脱过去。十月十日，地下党组织昆明各界六千人纪念双十节，号召保卫大西南，龙云派警察到会场进行保护。昆明的爱国民主运动迅速发展，被称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龙云的态度使蒋介石深为忌恨，抗战胜利后蒋就准备对他下手。龙云却以为国共已经在谈判，国家可以和平安定了，放松警惕。蒋介石要他的滇军赴越南受降，他派卢汉率两个军去越南。南方局和云南地下党洞察蒋介石的阴谋，通过各种渠道劝阻龙云调动滇军出境。华岗回到昆明直接对龙云说：蒋介石对和谈诚意不够，要他提高警惕，又没有引起龙云的注意。滇军赴越后，蒋介石即下令驻昆明的第五集团军司令社聿明发动突然袭击，将他软禁，免去云南省主席等职务，强行送往重庆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后来又软禁于南京。龙云想逃出虎口，周恩来、董必武都热情帮助，曾通知上海情报负责人吴克坚协助他从南京或上海乘船离开，没有成功。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九日，经抗战时驻昆明的美国空军飞虎队陈纳德帮助，才乘飞机逃到香港。一九四九年初，李宗仁、何应钦多次电邀他到南京“共商国是”，他断然拒绝，并发表致李、何的公开信，劝他们接受中共的和谈条件，同时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年八月十五日，龙云公开声明脱离国民党集团，拥护中国共产党，到北平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2007/09/10
第十章为了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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