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制止反共逆流，维护统一战线
在周恩来视察新四军和东南六省期间，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的反共活动愈演愈烈。一九三九年五月，陇东磨擦加剧，陕甘宁边区的镇源县被包围，栒邑县被攻占。国统区的进步文化人士也受到严重摧残。四月间，邹韬奋主持的生活书店西安分店突然被封闭，经理、职员被捕。周恩来回到重庆，顾不上休息，立即和南方局常委们商讨对策，并召开南方局干部会议，作出紧急部署。接着，他向蒋介石和国民党最高当局交涉并提出抗议，要求制止国民党军队对我军的包围挑衅，停止对我党和进步文化的迫害。同时，他根据所了解的情况，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目前危机》的报告，指出自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来，国共关系走的是向下发展的道路。虽然整个形势基本上还是抗战的，国民党表面上还是要团结的，但抗战中存在妥协性。国民党一部分人的反共思想和行动在发展，这是逆流，是日本、汪精卫之流可以利用的基础，可使反共超过抗战而走向妥协，这是目前的主要危机。
为了及时与中共中央商讨挽救时局的对策，也为了汇报半年来他和南方局在国统区开展工作的情况，并研究和请示今后的工作，六月十八日，周恩来离开重庆回延安，这是他主持南方局工作后第一次回延安。
周恩来回到延安的第四天，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民政厅长兼民军总司令张荫梧突然率领五千余人，配合日军对冀中各县进行扫荡，偷袭驻深具的吕正操部，杀害八路军指战员四百多人。吕正操部奋起反击，经过一天激战，除毙伤外，俘张部旅长以下二千余人，张荫梧只率十余人逃走。七月二日，周恩来从延安打电报给朱德、彭德怀，指出张荫梧将会恶人先告状，“务请你们将张进攻冀中实情详报蒋、何、陈、李（济琛）、冯（玉祥）等，并说明不得已自卫之原因，以证明责在张荫梧而不在我。”果不出周恩来所料，张荫梧逃脱后，致电蒋介石诬告八路军制造严重事件。陈诚竟电周恩来提出抗议，周恩来不得不复电陈述事实真相，说明日军扫荡时只有十八集团军贺、刘两师和昌正操部坚持抗击，鹿钟麟（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张荫梧却诬八路军见敌潜逃，进攻友军。冀深两县发生的武装冲突，都由于张部挑衅。“张部齐司令明礼尚在吕部驻地，不日即将带队归还张处，方可知此事。”于是真相大白。张荫梧逃窜时溃不成军，丢尽蒋介石的面子，后来终于被免去本兼各职。
在延安，周恩来连续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无故滋生事端，制造磨擦，挑动内江，阐明我党的立场和主张，指出投降妥协倾向是目前的主要危险，强调“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坚持统一战线，反对挑动内讧！发动全面战争，反对包办压制！”七月间，又获悉湖南平江发生惨案，新四军平江通讯处主任涂正坤被打死，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八人被活埋，周恩来即致电陈诚提出严重抗议。并电徐永昌、何应钦、程潜、朱绍良等，要求迅速派员到各地调查磨擦冲突，查明深县、平江二地惨案真相，令其部属勿再故生是非，致使事态扩大。还写信给蒋介石，抗议秘密颁市《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这时蒋介石顽固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严峻的局势难于挽回。
七月六日起，周恩来接连多次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还到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女子大学去作报告。七月十日，他骑马到中央党校作报告，途中因马惊坠地身受重伤，右臂骨折，穿衣饮食都很困难，但他想到国家民族、党和人民的事业，顾不得休息养伤，仍然坚持工作。
从八月四日至十五日，周恩来忍着伤痛和行动之不便，在中央政治局会上先后作了八次长篇发言，全面系统地汇报了皖南之行和国统区的现状及党的工作情况，并提出了今后应如何进一步展开党的工作的一系列意见。他对两年来的抗战和国内外时局作了透彻的分析，并根据两年来国共合作的经验和自己在第一线的亲身实践，对统一战线问题从理论上进行了初步总结。他认为中国的统一战线既是民族的、民主的，也是社会的。这三方面的特点是不平衡的。而又因为蒋介石的“思想基本是反共的”，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统一战线不仅是不平等的而且也不是公开法定的”。发言还全面阐述了党的统一战线的原则、策略和方法。对今后如何进行各方面的统战工作，提出了具体的办法。在谈到新四军的问题时，提出其发展方针是“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发言对经济、文化方面的工作，也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方针、原则性的意见。周恩来的发言，引起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高度重视，在大家充分讨论之后，毛泽东发言说，南方党的工作“做得好，各省工作有成绩”；“发展了统一战线”；“发展了党的组织”；“推进了战争动员”；“发展了青年和妇女工作”；“开始了工农运动”；“帮助了八路军、新四军与边区”，“这是在恩来领导下的成绩”。毛泽东的发言对周恩来领导下的南方党的工作和这一长篇报告作了充分肯定。周恩来这个报告是一个“高水平的报告”，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论著，对后来南方党的工作以至全党的工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断断续续进行到八月二十五日才告结束。周恩来在以后的各次会上，还作过许多十分重要的发言。在八月十六日讨论党的工作路线时，他强调，党的工作路线要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各种方式去贯彻；公开工作同秘密工作必须分开。在八月二十四日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作结论时指出：对时局的估计，大家是一致的。认为当前时局有突变的危险，在突变还未到来时，有局部妥协渐变的现实问题。毛泽东指出关于南方党今后的工作方针，非常中肯，为南方党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周恩来手臂骨折以后，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效果仍然不好，有成残废之虞，中共中央决定由邓颖超陪他去苏联治疗，同行的还有王稼祥、陈昌浩、李德等。九月抵达莫斯科，住进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疗，十二月下旬出院。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向共产国际递交的自己撰写的《中国问题备忘录》。全文共五万五千多字，分四大部分：一、中日战争的新阶段；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三、党的工作与八路军新四军工作；四、中共“七大”的准备工作。一九四○年一月间，他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中国统一战线问题》的长篇报告，历时两天。出席会议的有季米特洛夫、哥特瓦尔德、库西宁、曼努意尔斯基、拉科西、皮克、马尔蒂、伊巴露丽等。
冈野进（野坂参三）和任弼时列席。他还单独向季米特洛夫以及其他执委讲述了中国革命的情况和王明的错误。特别强调中共在农村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有了毛泽东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强调指出王明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周恩来这次去莫斯科住了近半年，不仅治疗了手伤，而且经过他的努力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中的声望，扩大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二月底，苏联派专机送周恩来回国，同机的有任弼时、邓颖超、蔡畅、陈琮英、陈郁、师哲、冈野进、阿里阿罕（印尼共产党领导人）等。
三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回到延安。他将季米特洛夫亲手给他的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议》交给毛泽东，并作了扼要的汇报。接着，周恩来连续出席中共中央会议，在会上详细报告了中共代表团和自己在莫斯科的活动情况，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议以及共产国际执委季米特洛夫等对中共的指导性意见。与会的中央领导同志围绕周恩来的报告，结合时局和工作实际，研讨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其中一部分有关方针、政策性问题，即在这时及稍后正式形成中共中央文件下发或写成文章公开发表。例如：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小党派及中间分子工作的指示，中共中央对南方党的工作的指示，中共中央对湖南工作的指示，中共中央对东南局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五一”工作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秘密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的指示等文件，都是根据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书记处会议商定的原则和精神拟成的。
二十九、山雨欲来风满楼
一九三九年一年中，国民党的反共事件层出不穷。
国民党顽固派在加紧军事反共准备时，加强在国统区域对中共的迫害。
一九四○年三月，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嫁祸于中共地下党，趁机查封《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销处，逮捕有公开身份的该处负责人、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和共产党员车耀先等十余人，杀害共产党员朱亚凡和洪希宗二人。
面对骤然恶化的时局，刚从国外归来的周恩来，来不及洗去旅途的风尘，又踏上了新的征途。
五月十日，周恩来率孔原、徐冰等一批干部分乘四辆卡车离开延安赴重庆。途经西安时，他会见了陕西省的军政要员蒋鼎文等，抗议国民党军队在边区周围制造磨擦，要求他们以抗日为重，迅速停止反共敌对行径。途经成都时，应邀出席了四川地方实力派邓锡侯（由他的代参谋长出面）举行的欢迎宴会，并广泛会见了成都各界民主人士。在宴会上和会见中，周恩来坦诚说明中共的主张，希望大家共同坚持团结抗战，反对任何妥协投降活动。
周恩来于五月三十一日到重庆后，立即约见再次离开新四军已在重庆的叶挺，他在和叶剑英、袁国平一同会见叶挺时，对叶挺说，你是我们新四军的军长，负有指挥新四军全军军事工作的重大责任，中共中央信任你，相信你的军事才能和为人，也相信你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你离开新四军以后，蒋介石放出风声说新四军问题须重新解决，有派他人充任军长之意，这样于抗战与民主事业很不利。希望你能回到皖南军部去，带领这支革命军队，多打些好仗，为中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你同项英的关系问题，项英应负主要责任，请相信党中央和我会负责解决好。听了周恩来亲切真诚的谈话，叶挺深受感动，当即表示将尽快告诉蒋介石愿意回到新四军去。接着，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同袁国平、饶漱石进行了几次谈话，传达了中共中央对新四军的指示，充分肯定新四军一年多来的成绩，严肃指出存在的问题，批评了项英的错误。要求新四军领导项英等必须尊重叶挺在军中的地位，支持叶挺指挥全军军事。再次重申新四军的发展方针，第一是江北，第二是苏东，第三是苏南和皖南；建立和发展根据地，首先是苏北、皖北，其次是湖北。并明确告诉袁国平，今后有关新四军问题的谈判，不再由袁同顾祝同在上饶进行，一律移到重庆由周恩来自己负责。周恩来还主持召开南方局常委会，听取了袁国平、饶漱石就新四军工作的全面汇报，并作了许多重要指示，但是后来项英并没有认真执行。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越来越严重，我党不能不采取相应的方针、策略。六月初，周恩来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要求全体干部清醒对待目前形势，努力做好工作。从六月十四日起，他连续主持南方局会议，听取南方局机关、《新华日报》以及各省、特委主要负责人的汇报，研究讨论今后的工作。要求一切在国统区的我党各级组织，必须从组织上、领导方式上以及活动方法上来一个大的转变，完全转变为秘密的地下党，《新华日报》和办事处也应改变工作方法和斗争方式，一切公开活动必须与地下党分开，以便能在恶劣环境下，保存精干力量，继续展开党的各项工作。这次南方局会议，是我党在国统区里建设坚强的战斗的组织迈出的十分重要的一步。
周恩来在南方局会议上，三番五次地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一定要十分重视统战工作，强调要多做中间势力的工作，或是主动上门或是请他们到住地，把时局的变化和中共对抗战对国民党的主张坦白告诉他们，也把中共对广大中间党派、人士的态度和希望如实地告诉他们，同他们进行坦率的商讨。周恩来只要一有机会，就到各阶层群众中去。比如：一九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华职业教育社邀请他演讲，他欣然允诺，讲了《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
这次演讲原本安排在一个剧场进行，因到会的人太多，临时改到巴蜀学校广场。周恩来并不顾个人安危，同意到广场演讲。他从世界往哪个方向走；中国向哪个方向走；欧战向哪个方向发展；日美关系向什么方向发展；苏联保持什么立场；中国采取什么立场；日本能否结束中国事件；中国有没有严重的困难和妥协投降危机；中国怎样使抗战进步等九个方面剖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国抗战的前途，指出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正在持续扩大，中国正面战场正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和妥协投降危险，但只要我们立足于自力更生，勿对美日冲突存在幻想，坚持团结抗战到底，胜利就一定属于我们。他还用铁的事实揭露国民党的腐败无能，许多官员借抗日营私，发国难财的可耻行径。
这次演讲，使大家耳目一新，兴奋无比，三千多听众被周恩来深深吸引了。
历时四个多小时，广场上鸦雀无声，连事先准备好前往捣乱起哄的国民党特务也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听众一起鼓掌。周恩来的演讲一扫了当时弥漫于重庆的消极悲观气氛，广大民众受到极大鼓舞。
六月初，周恩来约蒋介石面谈。他对蒋介石说：中共诚意抗战。并拥护蒋委员长，而国民党却在抗战中实行反共溶共剿共政策，这只能帮助敌伪。
所谓中共要举行暴动推翻国民党，纯属造谣。中共的发展，主要是在敌占区与敌、汪争群众。蒋介石说：抗战团结都是有决心的，国共间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但军事上须服从命令。周恩来回答说：这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服从，另一方面不应拿命令胁迫。蒋介石说，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最后，蒋表示国共关系问题可以商谈。此后，国共两党在重庆开始第一次正式谈判。
这次正式谈判，中共方面代表是周恩来和叶剑英，国民党方面代表是何应钦、白崇禧。周恩来首先向何、白递交了我党关于解决目前危局，加强团结抗战的方案。要求国民党政府保障各党派之合法存在；释放一切在狱之中共党员；停止查禁各地之书报杂志，给《新华日报》的出版发行以法律保障，允许登载中共文件及领导人之言论、文章；援助人民武装，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争；承认陕甘宁边区隶属行政院，并按现有23个县的现状划界，以林祖涵为边区政府主席；准许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扩编为三个军九个师，新四军增编为七个支队；同意在利于对日作战情况下划分作战区域等。在约一个多月时间里，双方围绕我党提案进行了多次谈判，而其中谈得最多的又是承认边区，扩编我军和划分作战区域三大问题。国民党只承认边区包括18个县；八路军扩编为三个军六个师加六个团，新四军编为两个师；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开到老黄河北岸去。在这三大问题上，双方分歧很大，难于接近。
至七月十六日，国民党方面来了一个“提示案”，更要求取消边区，缩编八路军和新四军，并限定在命令到达一个月之内，全部开往老黄河以北。这在事实上拒绝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要求，使谈判陷入僵局。但是，为了团结抗战大局，周恩来仍然表示愿意携带这个“提示案”回到延安，和中共中央共同研讨，寻找两党继续谈判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八月下旬，周恩来又回到重庆，将我党对“提示案”的复案及以自己个人名义提出的三项关于调整作战区域及游击部队的办法，一并交给了国民党谈判联络代表张冲转国民党最高当局。国民党方面本已无意再谈，这时苏北冲突又发生，便借此将我党的复案丢置一边，只一再要求我军服从他们的命令，限期开往老黄河以北。国共两党这次谈判完全停止了。尽管如此，周恩来还是坚持利用一切可能做一些工作，力图影响国民党的决策，维系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局面。
九、十月间，国际形势发生急遽变化。德、意、日三国于九月二十七日在柏林签订协定，正式结成三国轴心。在这前后，英、美也签订协定，组成同盟国。当时，这两大集团都在争取蒋介石，使得蒋踌躇满志。
国际形势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投降、分裂的气焰更为嚣张，第二次反共逆流已在暗中涌动。蒋介石以为时机对他有利，觉得有恃无恐，于是便不仅加紧对我地下党破坏，还要对中共的军队下手了。
周恩来还在延安的时候，就估计到国民党顽固派必然要继续搞反共阴谋，为了把领导地下党的工作从南方局机关转移至外面，以便保证地下党的安全，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拟在四川建立中共西南工作委员会，在广东建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作为南方局的派出机关，对西南和华南各地党组织实行分区领导。经书记处同意，并决定孔原为西南工委书记，方方为南方工委书记，张文彬为副书记。孔原即于六月同夫人许明搬到重庆郊区建立西南工委。因被原来认识他的叛徒发现，于十月撤回南方局。十一月，南方局派钱瑛负责西南工委工作。当年十一月，由方方、张文彬建立了南委。
一九四○年十月十九日，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何应钦、白崇禧以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致电朱德、彭德怀、叶挺，诬蔑八路军、新四军制造事端，并用最后通牒的形式提出：“限八路军、新四军，在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由于十九日在电文韵目中代日是“皓”，所以此电被称之为“皓电”。
同时，国民党军令部又向顾祝同部发出准备围攻新四军的密令。这时，南方局接到我地下党送来的情报，蒋介石已密令特务机关严密监视周恩来、叶剑英，不得让他们离开重庆。何白发出“皓电”，成为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正式信号，全国面临的内战、投降危机已空前严重。
何白“皓电”最初是发到八路军叶剑英参谋长手里，要求转发给朱德、彭德怀、叶挺。叶剑英接到电报后，立即与周恩来商谈对策。接着，周恩来把我找去，让我立刻把这份电文发回延安。那时，我们南方局的同志都感到政治空气的沉闷犹如山城的雾季，浓雾弥漫，时局的紧张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那些日子，周恩来和南方局与中央的电报联系很频繁，电台一天24小时都有人值班，各地下电台与南方局往来电报也很多，我们机要电台的工作人员格外紧张。这一点，周恩来也早有预见，原来机要人员较少，他五月和八月两次从延安出来，都带来了机要和电台人员。
周恩来和南方局领导同志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向党中央提出了对付国民党阴谋的重要策略和意见。十月二十四日，他给毛泽东发了一份电报，提出：根据各种迹象证明，“反共高潮是正在着着上升”，“何白十九日电是表示了国方决心”。周恩来认为，我们对“皓电”的原则和办法决不能同意，但不能置之不理。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朱德，指出：“国民党方面整个计划意在扫荡大江南北新四军”。同时就新四军的行动问题提出了两个方案：第一是皖南新四军主力北移，让出江南，到江北坚持斗争；另一方案是皖南新四军一部分转苏南渡江，一部分就地打游击，但江北的部队不论怎样都要做应战的准备。十月二十五日，我们电台接连收到毛泽东给周恩来的两份急电，指出：尽管蒋介石现在仍是动摇的，全面反共的决心也不容易下，“但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而不是把乐观情况作出发点。”周恩来看了毛泽东的来电，认为在对目前形势的判定和策略上与中央是吻合的。十一月一日周恩来再次向延安发电，他同意毛泽东的全部分析，并且断言：“破裂的危机已至”，“反共局部战争会开始”。当天，他又在另一个给中央的电报中反映了反共高潮中的重庆各方意见：国民党元老派和各民主派“一致望我们拿出办法来，并望我们让步，以缓和破裂”。还转达了冯玉祥的建议：“要软硬两用，表面让步，实际自干”。同时建议中央：“用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通电答复何、白”，表示皖南新四军在有充分保障的条件下，可以移到江北，但要保证在移动中不许友军袭击。第二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今日会议，讨论你东日（一日）来电，仍主表面和缓，实际抵抗”。三日，他又致电周恩来，说明中共中央的政策是：“一面极力争取好转避免内战，一面准备应付投降、应付内战，而把重点放在应付投降应付内战方面，方不吃亏，方不上蒋的当。立即准备对付黑暗局面，这是全党的中心任务。有了这一着，就不会重蹈陈独秀的覆辙了。”同月三十日，毛泽东又电周恩来、叶剑英，说“在此情况下，我之方针是表面和缓实际抵抗，有软有硬，针锋相对。缓和所以争取群众，抵抗所以保卫自己，软所以给他以面子，硬所以给他以恐怖”。
周恩来、毛泽东这几份电报，可以说是我党应付事变十分正确的方针、策略。
中共中央接受周恩来的建议，并采纳了他关于皖南新四军行动的第一方案，于十一月九日用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对“皓电”作出公开答复，这便是“佳电”。佳电一方面坚决驳斥“皓电”对八路军、新四军的造谣和攻击，另一方面又采取缓和态度，申明为了顾全大局，决定将江南正规部队“遵令北移”、“对于江北部队则暂时拟请免调”。佳电表明我们共产党对维护团结抗战是有诚意的。我方这个合情合理的立场，在政治上赢得了广大中间力量，包括不赞成分裂的国民党人士的同情。
为使世人进一步了解事实的真相，周恩来和叶剑英不辞辛劳，四处奔走，通过各种渠道对社会各界进行大量的解释工作。那些日子，我们看到周恩来总是行色勿匆，时而奔赴市区，时而返回红岩，他会见了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邹韬奋、张申府、梁漱溟、张君劢、左舜生等。也访问了国民党一些元老派人士，如冯玉样、覃振、于右任以及孙科等，向他们说明实际情况，并阐明中共关于团结抗战的基本立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破坏国共合作的真实情况，争取他们主持正义，制止内战的发生。周恩来还同各国外交人员和记者进行广泛的接触。当时美国作家斯特朗从苏联回国，途经重庆，周恩来在曾家岩50号同她长谈了几个晚上，向她详细地介绍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历史和现状，国民党两年来制造反共磨擦事件的真相，并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正在酝酿投降和内战的阴谋，预言即将发生更大的反共事件和战争。
谈话结束时，周恩来对斯特朗嘱咐道：“这些材料暂时不要发表，等我捎信给你，同意你这样做时再发表”。同时，周恩来布置南方局的同志除组织口头解释外，还编印传单、小册子（内容包括半年来国共双方来往文电和国民党反共文件等）秘密运到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和西安办事处，向社会各界广为散发。还要外事组王炳南及其夫人王安娜（德国人）不断地通过外国朋友把材料带到香港，在国外宣传。南洋等地一些城市的街头出现了披露蒋介石反共活动的小册子，使得国民党大为恼火。由于周恩来和南方局及时地作了广泛的宣传解释工作，这对皖南事变发生后社会舆论的向背有着重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周恩来继续与国民党谈判有关新四军北移问题，并表示，只要严重事件还没有发生，他仍要尽最大的努力争取使问题得到和平解决。他和叶剑英同国民党代表刘斐、张冲举行多次会谈，主要内容是：（一）要求国民党停止在陕北、皖北和苏北的军事行动；（二）表示中国共产党的让步是有限度的；（三）警告国民党如不停止进攻就应负国共破裂的责任；（四）要求推迟新四军北移的限期，解决补给条件，保证道路安全。在谈判中，周恩来要求直接与蒋介石交涉新四军北移路线问题，希望蒋介石制止国民党军队步步进逼，解除其对新四军造成的半包围形势。蒋介石总是推托不见。
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这天是圣诞节，也正是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获释的四周年纪念日，周恩来应邀见蒋，夜里回到红岩后，便立刻将他与蒋介石谈话的情况写成电报报中央。凌晨，我被叫到他的房间，他把一份很长的电报交给我说：马上发往中央。因电报太长，我就叫三个译电员分三段翻成密码，要电台先给延安台打招呼，马上有特急电报。清晨把电报发完后，我报告了周恩来，他才安心去睡觉。电报中说：“蒋以极感情的神情谈话”，一开始蒋介石就对周恩来说：“连日来琐事甚多，情绪不好，本不想见，但因为今天是四年前共患难的日子，故以得见面谈话为好。”蒋还说：“抗战四年，现在是有利时机，胜利已有希望，我难道愿意内战吗？愿意弄坍台吗？现在八路军、新四军还不都是我的部下？我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就是民国十六年，我们何尝不觉得痛心？内战时，一面在打，一面也很难过。”后来蒋介石又以威胁的口吻说：你们“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调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失败。如果能调到河北，你们做法一定会影响全国，将来必成功”，“只要你们说出一条北上的路，我可担保绝对不会妨碍你们通过。只要你们肯开过河北，我担保至一月底，绝不进兵。”至于“政治问题都好解决”，蒋还说：“你我是患难朋友”，还提议为“和平友谊干杯”。周恩来在电报的结尾部分强调说：“我对蒋的挑拨及攻击我们的话，均当场答复了”，并指出：蒋的许多承诺是“靠不住的”，“其实局部‘剿共’仍在加紧布置中”。并且一针见血地写道：“张冲回去认为出意外的满意，我倒认为系吓、压之余，又加上哄之一着了。”的确，周恩来把蒋介石看透了，他敏锐地判断出蒋介石表面上说得那么好，大灌迷魂汤，实际上他是决心动用武力把八路军、新四军驱赶到黄河以北。
时局的发展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尽管中国共产党为挽救危局作了种种努力，但国民党顽固派仍一意孤行。就在蒋介石会见周恩来并说了那么多“好话”之后不到十天，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三十、冲破暂时的黑暗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一日，是《新华日报》创刊三周年的纪念日。这天，曾家岩、红岩的很多同志都去化龙桥虎头岩报社参加纪念活动。晚上报社准备举行晚会，我也跟随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一起去报社。我们和报社的同志都聚集在饭厅里开纪念晚会，会场内一派热闹的景象，周恩来走上讲台做报告，大家都怀着激动的心情倾听。这时，红岩八路军办事处的两个机要人员满头大汗快步走进会场，把一封标有AAAA符号的特急电报交给周恩来。周恩来拿着电文的手在微微颤抖，目光急速扫视电文内容。从电报紧急送达的情况，我们已意识到发生了重大事件，全场人的眼睛都凝神注视着他阅读电文时的神情。他看完电报，立即以愤怒和沉痛的心情向全体同志宣布，我新四军军部九千余人在皖南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围歼，伤亡惨重，局势危急……。这时，饭厅里的电灯突然熄灭，四周一片漆黑。我们以为是国民党特务来捣乱，都在为周恩来的安全担心。可是，他巍然屹立，坚定沉着，意味深长地激励大家说：“同志们，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人，都懂得怎样在光明和黑暗中奋斗，不但遇着光明不骄傲，主要是遇见黑暗不灰心丧气。只要大家坚持信念，不顾艰难向前奋斗，并且在黑暗中显示英勇卓绝的战斗精神，胜利是要到来的，黑暗是必然被冲破的。”这时电灯又亮了，周恩来继续说道：“皖南事变是反动派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重大阴谋，我们不要被反动派的阴谋吓到，要坚决粉碎他们的进攻。”最后他提醒大家：“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的迫害，还只是其分裂投降阴谋的开始，我们要准备迎接更严重、更艰巨的斗争。”周恩来讲完话后，立即着手布置工作。他首先指示《新华日报》社的负责同志第二天在报上将国民党袭击新四军的阴谋透露出去。随后，我紧随着周恩来和其他负责同志赶回红岩。周恩来连夜召开南方局紧急会议，研究事变发生后的局势和斗争方针，并向中央请示报告，直到深夜，他还给张冲写信，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张冲速报蒋介石，制止皖南国民党军队对新四军的围歼暴行，尽速撤围让路。同时通知各单位负责人立即检查和销毁文件，告诉大家要准备应付突然袭击，要保持革命气节，准备坐牢。我立即到三楼向机要人员传达，除了必要需用的密码外，其他藏到安全地方。楼口日夜值班，听传达室电铃，即把手头的密码烧掉，绝对不落敌手，要大家绝对保密，准备坐牢，决不叛党。
后来延安发来新四军被围歼的详细情况的电报，事情发生在一月六日，国民党顽固派背信弃义，调动七个师八万多人的兵力，在皖南泾县的茂林地区，对奉命正向长江北岸移动的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九千余人，进行突然包围和袭击。新四军将士，奋力自卫还击，经过七昼夜血战，终因弹尽粮绝，除由傅秋涛率领的两千人突出重围外，大部壮烈牺牲或负伤，一部被俘。军长叶挺出面同国民党谈判时被扣，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遇难。
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宵衣旰食，甚至是彻夜不眠，一方面同国民党进行坚决斗争；一方面，通知地下党采取应急措施，保护党员和进步分子的安全。
一月十七日晚，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通过中央通讯社发布通令，反诬新四军“叛变”，悍然撤销新四军番号，声称要把叶挺军长交付军事法庭审判。
这就把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到了顶点。
周恩来在曾家岩50号获悉这一情况后，义愤填膺，立刻打电话给何应钦，痛斥他：“你们的行为是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说完，忿忿地摔了电话听筒。
随即驱车到张冲处，当面提出质问和抗议，再返回到红岩。
周恩来回到红岩后，夜已很深了。这时办事处的全体党员，除了担任警戒和电台值班的外，都集合在二楼的过道等待他。我和大家一样内心很焦急。
周恩来上楼后，站在过道的正当中，沉默了片刻，就开始报告新四军军部遭受围歼的经过。他沉痛又悲愤的声音，激起同志们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无限仇恨，也使大家为死难烈士而流泪。两个多月前，我们曾在这里欢送叶挺军长、袁国平同志以及新四军驻渝联络参谋萧正刚夫妇，他们都是回到抗日前线去的，谁会料到正在前线等着打他们的却是国民党的军队。当周恩来讲到国民党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的番号的反动命令，他愤慨地指出：顽固派的阴谋，就是要消灭共产党，消灭八路军、新四军。他的讲话由悲愤的控诉，转变为清醒的分析，他说：“时局的发展有两种可能，国共两党藕断丝连的局面既有可能继续维持下去，也有可能一刀两断，全面破裂。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要准备反动派突然袭击，要准备被捕、坐牢、砍头！不管怎样，我和同志们在一起！”说到这里，他激昂的语言停了一停，举目扫视大家，接着说：“反动派搞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很大，他们主要目的是想攫取我党的机密：如密码、文件、地下党员名单，破坏地下党组织，打击同情我们的爱国民主人士，我们是决不能让其得手的。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要去同蒋介石交涉。我是蒋介石、国民党请来的，一定要尽可能争取让蒋把我们送回延安，争取全师而归。如果我们被抓起来，要坚持不泄露党的机密。如问你们是不是共产党员，男同志都承认是共产党员，女同志承认是家属，因为我们是公开的共产党机关。问你们党的组织情况，可以告诉反动派，我们的中央在延安，主席是毛泽东。红岩和曾家岩有一个支部，支委是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书记就是周恩来。问别的，你们一概不知，可以叫他们去问支部书记，问周恩来，问我！”最后他号召我们要向烈士学习，在任何情况下保持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周恩来的讲话深深扣动了每个同志的心弦，大家都抱定了为党的事业，为民族解放而牺牲的决心。
周恩来讲完话，又作了一系列的布置。他把我和龙潜、袁超俊三人叫到他的办公室，指定我们成立一个保密工作小组，制定保密守则，检查保密工作，准备对付国民党的突然袭击。
这时，《新华日报》的同志来向周恩来汇报说，《新华日报》写的关于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评论文章，被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所全部扣压，禁止刊登。新闻检查所的人仍不放心，还在报社坐等要看第二天的报纸。周恩来听后略有所思对来人说：“你回去告诉章汉夫，把被检扣的两个地方用别的消息补上，印好几张报纸送检查；我要另写东西放在那两个地方，不送检，大量印发。除报丁报童外，动员工作人员出去散发。报社的同志走后，周恩来便愤然挥笔，写下了举世闻名的诗篇——“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和“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题词。当时已经是十八日凌晨了，周恩来把诗和题词装上信封，写好“立送汉夫同志亲收”交给我，并要我把办事处副官岳仁和叫起来，要警卫班派一人同他一起把这封信经对面招待所山上翻过去到报社面交章汉夫。章汉夫收到后，立即按周恩来指示办，连夜准备了两种内容不同的版面，一种是刊载周恩来题词手迹的，一种是专门为对付检查而安排的。把后者先印好几张后即送检查官看，他们以为没有问题了，就走了。黎明前，印有周恩来手迹的报纸印好了，报社的同志和勇敢的报童把报纸包在铺盖卷里，装在箩筐里，从报社的后山偷运进城，送到广大的读者手中。当国民党顽固派发觉市面上出现印有周恩来亲笔题词的《新华日报》时，大批的报纸已经冲破国民党军、警、宪、特的封锁，传遍了山城的大街小巷。周恩来题写的这满含悲愤的25个字，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一下揭穿了皖南事变的实质，表达了对国民党顽固派最强烈的抗议。国民党当局在震惊之余，立即下令搜查报纸、逮捕报童、报丁。周恩来知道后，又亲自找国民党代表张冲一起到警备司令部交涉放人和要回被扣的报纸，并气愤地对国民党官员说，如果不放人，那我和董必武等自己上街卖报。这样迫使国民党当局放回被扣的人。解放后有人写文章说，周恩来亲自上街去卖《新华日报》，这是讹传，没有这回事。
十八日，我们保密小组立即制订了保密工作条例，在对内部文件的保管使用、工作人员外出行动和应付突然事变的安全措施等方面作了明确的规定。
当我们把这个条例交给周恩来审定时，他表示满意，批准立即宣布执行。条例严格要求各部门清理机密文件，全部焚毁；必须保存的密码写在薄纸上，随时准备销毁；办事处机关内部装置报警设备和石灰包、沙包，以便在遇到突然袭击时，可以一面抵抗，一面发出警报，争取时间，迅速烧毁文件；工作人员外出时要两人同行；在办事处内部同样要严格遵守纪律，不应知道的既不问也不说，夫妻之间也不能谈党的机密。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之间就严格做到了这一点。
正在紧张斗争的时刻，我意外地害了一场病。一月二十日，我从曾家岩回到红岩，走上石台阶的时候，感到两腿无力，勉强回到办事处，请刘子华医生试体温表，竟达39℃，但他无法判断是什么病，马上报告钱之光处长，钱之光又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决定马上送医院，机要工作由刘三源负责。刘原是中央机要科科长，一九四○年五月随周恩来到重庆。本来周恩来曾批准我的请求到延安学习，工作由刘三源接替，因工作和形势紧张，就决定我不去学习了。我住在疗养院，领导同志一直很关心，叶剑英曾来看我，告诉医生好好诊治。恰巧桂林办事处被迫撤销，处长李克农等在重庆等车去延安，他的二女儿双凤（即现北京肿瘤医院副院长李冰）是护士，李克农要她在医院陪我几天，她还为我输过血。我住院十天，据说是副伤寒，烧退，我就回红岩休息。在紧张的战斗中，那里休息得下来，就又投身于紧张的机要工作。
为了使社会上明了事实真相，叶剑英于一月十九日领导军事组起草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象》，经周恩来核准后交《新华日报》社印成单张，通过各种渠道散发重庆和各地党政军民机关团体以及外国友人。
为了同国民党针锋相对地斗争，表明严正立场。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提出处理皖南事变十二条办法：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辛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中共中央并电告周恩来，蒋介石如下实行十二条，绝不恢复谈判。
国民党还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于一月十七日发出诬蔑新四军的“通令”，诬称新四军“抗命叛变”，撤销新四军番号，对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我们也针锋相对，于一月二十日，以“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命令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抗战有功，驰名中外。军长叶挺，领导抗战卓著勋劳；此次奉命北移，实被亲日派阴谋袭击，力竭负伤，陷身囹圄。”“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一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将十二条交给张冲转交蒋介石。这十二条义正辞严，合情合理，蒋介石、国民党难以驳斥，又不愿实行，十分被动。一月底，日本侵略军乘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的时机，以七个师团兵力大举进犯河南。蒋介石原以为他解决新四军日本人是高兴的，可以停止进攻，至少是“坐山观虎斗”，但事与愿违，蒋介石要新四军开到黄河以北，却触犯了日本人的利益，于是日本发动了这场进攻，包围了汤恩伯在河南的十数万军队，战况激烈，这对蒋介石无疑是一大打击。内外交困，国民党刚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到顶点，便不能不悄悄退却。
蒋介石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慨，中共中央的正确方针和周恩来及南方局组织的有力反击，打中了蒋介石国民党的痛处。越来越多的人看清分裂的责任完全在蒋介石方面，对中国共产党更加同情。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董必武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提议实行政治上的全面进攻，进一步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气焰。他们建议：就皖南事变真相编印各种材料在国内发表；由新四军各支队发出通电，拒绝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要求恢复新四军，释放叶挺和被扣捕官兵，退还枪支、器材，控告顾祝同、上官云相，要求严惩肇事将领。并声明在原地坚持抗战，决不接受任何命令，等等。中共中央采纳了这些建议。
为实行政治上的全面进攻，周恩来与董心武、叶剑英在重庆广泛地同社会各界接触，并组织力量向各界人士宣传，散发《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象》。国内国际舆论哗然，国内各界人士反映强烈，国民党左派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彭泽民等进步人士联名致电蒋介石，痛陈大敌当前，当共御外侮，斥责其“剿共事实，实足使抗建已成之基础，毁于一旦”。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也致电蒋介石，呼吁团结抗战。各民主党派、中间人士对国民党大失所望，“痛感自由民主与反内战而团结之必要”，章伯钧、左舜生等拟发起成立民主联合会。周恩来两次去见冯玉祥，同他谈到时局问题，表示很难过。冯玉样在日记中写道：“我说到为国相忍的大道理，周先生这个人识大体，明大义，同时又很能忍耐。”冯将军还对左右的人说：“新四军抗战有功，妇孺皆知，此次被政府消灭，政府方面实没有方法能挽救人民的反对。”那时，全国人民担心，国共会不会由此破裂？抗战会不会因此夭折？面对人心动荡的局面，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宣传、解释工作。他对前去看望他的侯外庐、翦伯赞说：“中共的方针，就是要争取时局的好转，但同时还要准备更坏的局面出现，至于杭战能不能继续下去，那决不是蒋介石一人所能决定的。”侯外庐、翦伯赞都表示：“无论局势如何困难，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到底。”黄炎培也表示“当局如此措置是绝对错误”。周恩来做了这些工作。使中国共产党赢得同情，赢得人心。
为使国际上了解皖南事变的真相，周恩来还在外交方面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前往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家里，向卡尔详谈了国民党制造皖南惨案，破坏抗战的具体真实情况。后来，卡尔大使不仅告诫蒋介石停止国内冲突，还电告英国政府对其施加压力。二月十四日，周恩来又同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代表居里会见，向他提供了国民党制造磨擦的材料，并说蒋介石如不改变反共政策，势将导致中国内战，使抗战停火，而便于日军南进。居里表示：美国赞助中国统一，反对日本。随后他向蒋介石正式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
美国态度的骤然变化，对国民党是很大的压力。周恩来又同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武官崔可夫保持密切联系，他们也就皖南事变对何应钦、自崇禧提出质问。潘友新并警告蒋介石：“进攻新四军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周恩来还动员国际舆论对蒋施加压力，他电告回到美国的斯特朗，建议她发表所知道的情况。斯特朗遂即在纽约的一些报纸和《美亚》杂志上，披露皖南事变的真相。周恩来做的这些工作，获得了国际上对中国共产党的同情。
局势的发展大大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在国内外舆论的一片责难声中和英、美、苏三国政府的外交压力下，蒋介石政府在政治上已陷入异常孤立和被动的境地。正如毛泽东致周恩来电报所估计的：“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
三十一、战斗在虎穴龙潭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非常担心处在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的周恩来和南方局同志的安全。当时中共中央担心蒋介石和我们破裂，于是一月十八日至二十日毛泽东与中央连续两次急电周恩来，要求南方局准备撤销各办事处、干部迅速撤退，并特别要求：恩来、剑英、必武、颖超及办事处、报馆重要干部于最短期间离渝。
周恩来看到电报后，立即召集南方局的同志在他的房间里开了紧急会议，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参加。周恩来将中央要求迅速撤回延安的电报向与会的同志讲了，要大家商量到底是撤回去还是留下。经过仔细的分析，大家认为时局的发展仍然存在着两种可能：一是国共关系完全破裂，全面内战爆发；一是国民党尚有顾虑还不敢贸然全面反共，国共仍维持抗日合作关系。特别是周恩来和南方局、办事处同志们数日来的奔走，各界人士了解皖甫事变真象，国际国内舆论对蒋介石的责难，以及国民党已从气势汹汹的攻势开始转为被动辩护的守势等情况来看，第二种局面还是有可能的。如果这时撤回，我们将失去政治上进一步进攻的阵地，于我方不利；况且我党在国统区的力量尚未撤退、转移、疏散完毕，一旦全面破裂将不可避免大受损失。
再说，现在都撤回去，国民党也不会轻易放我们走。大家一致认为此时难以离开。最后周恩来断然说：“我要坚持到最后！”会议商定：周恩来等少数人留在重庆，坚持斗争，其余同志转移或撤退回延安。会后他把会议结果电告中央，但中央担心他的安全，仍来电催促尽快回去。经周恩来反复陈说，中央最后终于同意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领导一部分留在重庆，叶剑英率蒋南翔、李涛、边章五等撤回延安。博古、凯丰则早已回延安了。周恩来率领南方局、办事处、《新华日报》的同志毅然坚持在重庆这个龙潭虎穴中，同国民党开展全面的政治反攻，事实证明这个决策是正确的。能作出这样的决定不仅需要不怕坐牢、不怕手头的大无畏气概，更重要的是要有为整个抗日大局着想的胸襟以及对复杂局面有审势和驾御的能力。
早在皖南事变前，也就是一九四○年秋冬，周恩来已觉察到敌人的反共阴谋，曾对国统区党组织作了相应的转移、隐蔽工作。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共活动更加猖獗，为了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更大迫害，周恩来决定南方局、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除保留少数人员外，分别实行分散隐蔽、转移和撤退。一些留在重庆有危险的党外进步文化人，也都妥善、周到地安排他们转移，并给予具体的帮助。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进行疏散，稍有不慎就会发生意外。周恩来作了周密细致的部署，当《新华日报》疏散人员时，他亲自前去检查，一个一个地仔细询问，认真了解他们的经历、特长和短处，疏散的去向，可利用的社会关系，到达落脚点的证明，遇到盘查时的答话等等，并随时提出他所发现的漏洞和改进意见。对有条件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在国民党统治区找到职业，甚至进入国民党军政机关工作尚未暴露的同志，指导他们就用这种方式转入地下工作，告诉他们“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重要意义，要求他们注意：三勤”方针，做到“同流不合污”。
由于当时需要撤退的人很多，周恩来常常是上半夜改稿子、写文章、拟电报，下半夜逐个审查准备撤退人员的名单和材料，找出漏洞指出应该怎样补救。在这些紧张的日子里，周恩来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当最后一批撤回延安的同志离渝时，行前他紧握着车队领队人廖似光的手说：“你回到延安转告毛主席，我们坚决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到底！”廖大姐不禁眼泪夺眶而出，哽咽地说：“一定遵嘱办理，请副主席多多保重！”由于计划周密，转移出去的人员都安全到达目的地。
周恩来和南方局的领导对我们留下来坚守岗位的人员进行了严格的气节教育和保密教育。他对我们讲了广州起义失败后陈铁军、周文雍在刑场上的故事，念了叶剑英写的纪念方志敏的诗，董老向大家讲了“二七”大罢工运动的经过，号召大家学习林祥谦、施洋等烈士“头可断、志不可屈”的革命精神。周恩来经常对大家说：我们现在的工作困难了。我们当共产党就不要怕困难，只要国民党还没有把我们抓起来，就要坚持工作。我们留下的同志要更加倍地努力。
由于有多半工作人员已撤退到延安、苏北，周恩来就指示《新华日报》精简机构，缩减报纸篇幅，由每天出版一大张改为半张，必要时出增刊，并指出这时的办报方针要结合国统区的斗争实际，有所为，有所不为；要敢于斗争，也要善于斗争；要敢于说出真理，也要善于说出真理，使《新华日报》真正成为大后方人民的喉舌。
周恩来坚持留在重庆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这一决策保存了中共在国统区的指挥中心，保存了国共联系的主渠道，也保住了团结抗战的局面和我党在国统区的合法的战斗阵地，对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作用。很难想象，如果我们全部撤离重庆，将标志着国共关系的全面破裂，国共两党将兵戎相见，中国共产党必将采取抗日与反蒋并举的方针来争取民族战争和民主战争的胜利。但无论怎样，中国革命都将经历一个更加漫长更加曲折的道路。
由于我们的政治攻势发挥了作用，蒋介石遭到国内国外的责难，越来越被动，迫使他对中共不能不采取和缓的步骤。
二月七日，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说：“依我观察，他们非求得个妥协办法不可。敌人攻得如此之急，‘一·一七’命令如此丧失人心，他（蒋介石）的计划全部破产，参政会又快要开了，不想个妥协办法更加于他不利。”局势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分析的那样，斗争的焦点转到中国共产党人是不是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问题上来。
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原定于三月一日开幕，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纷纷表示：国民参政会召开，中共参政员的出席是必不可少的。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仍留在重庆，据说是专等观察国民参政会开会，以验证国民党所标榜的“民主”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离会议召开的时间越来越近，蒋介石也越来越焦的不安，他急于想把共产党人拉进国民参政会来，以减轻国内外对他的非难，摆脱困境。
周恩来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党参政员自然不能无条件地出席这次参政会。二月十日，他拟好电文交我发往中央，向中央表示，应采纳民主人士的提议：以中共七参政员的名义将十二条要求提交国民参政会讨论，并以接受十二条作为出席参政会的条件。很快我们便收到延安中央的复电，同意这一建议。这是很高明的一着，它不仅扩大了十二条要求在全国范围的政治影响，又进一步表明我党力求恢复国共团结，坚持一致对敌的立场，从而博得了国内外更多人的同情。
一场新的巧妙的斗争开始了。二月十八日，周恩来将中共七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的公函送交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声明在十二条善后办法未得以裁夺以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同时将公函抄送各党派有正义感的参政员二十余人。这对国民党的震动很大。王世杰接到公函后十分紧张，认为这是中共表示要决裂，要张冲立即找周恩来收回公函。这段时间周恩来与中共中央的电报往来十分频繁，他几乎每天都要把与国民党各方的接触，把斗争情况向中央及时报告，我们的机要电台整天收发电报不断。周恩来关于同张冲谈拒绝出席参政会问题给中央的报告就有数份。二月二十日他发给中央关于提出十二条和张冲交涉情况的电报中说：“张冲昨晚至今午接连以电话及公函请我暂行收回公函两天，以便他从中奔走，请蒋介石约我谈话，我均严词拒绝。”“我当即指出：十天中政治压迫之严重和接连不断，无理已极，实属忍无可忍。”张冲劝说道：“蒋是吃软不吃硬的，结果必致翻脸。”周恩来回答说：“已半翻脸了，现在所能做的，不过是讨伐令，全国清党，逮捕办事处人员，封闭《新华日报》等等，我们已经准备着了。至于见蒋，必不能得结果。”事后，周恩来向中央建议：“目前还不是谈判的好时机，见蒋毫无结果，而且击退顽固方政治压迫，必须动员舆论和中间力量，故将此事经过叁政员来调解是必要的。”周恩来也考虑到在国民党的严重政治压迫下，这样断然的处置可能带来什么后果，但他处之泰然，向党中央表示：“我们一切都准备了，即他捕杀讨扣，毫无所惧。”很快接到延安的回电：同意恩来同志所取的立场，指示不拒绝谈判。二十五日，周恩来又电告中央：“今晨张冲又来，约谈三小时，我坚决告他，七参政员公函不能撤回，他苦苦哀求，甚至说：‘为了国家计，他跪下都可以。’我说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显然国民党方面已开始软下来了。第二天，周恩来面告张冲，我们中央的答复：“非十二条有满意解决，并办理完毕确有保证之后，决定不出席参政会。”张冲仍一再要求出席参政会，并说，“即使董、邓只出席一人也好。”周恩来讥讽道：“国民党请客吧，被请者为‘奸党’，还要客来捧场，岂不是侮辱？”并再次肯定地告诉他，无条件出席是不可能的。
会期已经临近，各方面都在等待着中共参政员出席的消息。面对国内外的压力，国民党方面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蒋介石侍从室不断用电话向王世杰询问消息。三月一日参政会开幕那天清晨，张冲又奉蒋介石之命请董必武、邓颖超出席，遭到谢绝。当晚，周恩来电告中央：“此次参政会我们得了大面子，收了大影响，蒋亲提主席名单，昨夜今朝连续派两批特使迎董、邓，一百多国民党员鸦雀无声，任各小党派提议，最后延期一天，蒋被打得像落水狗一样，无精打彩的讲话，全重庆全中国全世界在关心着，打听着中共代表是否出席，人人都知道延安掌握着团结的人是共党中央。”周恩来配合党中央指挥的这场政治仗打得十分漂亮。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这次参政会是有足够理由的，但为了在斗争中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参政会开会的第二天，周恩来又采取新的主动行动，致函张冲转蒋介石，提出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主要内容是：立即停止全国向我军事进攻；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承认敌后之抗日民主政权，等等。这是周恩来、董必武于两天前向中央提出的建议并经中央采纳的。函中还说：“倘能蒙诸采纳，并获有明确保证，则敝党参政员届时必能报到出席。”接着，他又与董必武、邓颖超联名给各党派代表写信，告以我党为了顾全大局，“改定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此举“实已委屈求全”，倘能为当局接受，并有明确保证，我党参政员必定届时报到，如仍被拒绝，造成时局的恶化，也“问心可告无愧”。同时，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发表《中共七参政员未出席本届参政会真相》的文章，但遭到新闻检查官的扣压。周恩来果断决定不经送审出版增刊，并将中共方面有关本届参政会的全部文件公开发表，让广大群众都能了解并作出公断。
这十二条临时解决办法虽仍未被国民党所接受，中共参政员也没有出席这次参政会，但中共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和忍耐为国的气度已博得了广大群众包括中间力量的同情。由于国内外强大舆论压力，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收敛其反共活动。三月六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的演说中，虽仍大谈其“军令”、“政令”之统一，但又不得不表示“保证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该会仍选举董必武为常驻参政会的参政员。
国民参政会闭幕后几天，在政治上进退维谷的蒋介石于三月十四日约请周恩来谈话。周恩来应约谈完回到红岩，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与蒋介石谈判情况的报告，写完交给我发出时，已是十五日清晨。周恩来在电文中写到，这次谈话宋美龄也在座。蒋介石谈话的目的在于和缓对立空气，已不再有前一时期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一开始就表示：“两月多未见面，由于事忙，参政会开会之前，因不便未见。”“现在开完会，情形和缓了，可以谈谈。”周恩来将新四军事件和近来各地政治压迫的状况说了一遍，蒋介石对新四军事件有意置而不答，对各地的政治压迫则推说，这是底下做的，不明白他的意旨；对周恩来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表示都可以做到。周恩来还提到防地、扩军问题，蒋对防地问题没有直接回答，也没有再讲开往黄河北岸的事，只是含糊其词地说：只要听命令，一切都好说，军队多点，饷要多点，好说。会谈进行了半小时，最后蒋介石说下星期再见面，宋美龄并说还要请他吃饭。报告中还说，蒋在我们政治攻势下，为敷衍局面，采取表面和缓而实际仍在加紧布置以便各个击破。其法宝仍是压、吓、哄三字。压已困难，吓又无效，现在正走着哄字。三月二十五日，宋美龄又出面宴请周恩来、邓颖超。蒋介石、贺耀组、张冲也在座。席间周恩来同蒋谈了停止军事进攻和制止政治压迫等问题，总的来看：“今天见面仍只是表面上的轻微缓和，实际上要看他是否真正做些缓和的事”。从此，时局暂时走向一定程度的缓和。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军事进攻开始，而以政治失败告终。
这次反共高潮，前后经历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在这充满着惊涛骇浪的日子，国共两党的关系发展到破裂的边缘，问题的处理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导致极端严重的后果。周恩来在这些风云险恶的日子里，始终屹立在斗争的第一线。他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大义凛然，从容沉着，密切配合党中央机智灵活地处理各种复杂事态，以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巧妙而又恰到好处地击退了国民党的又一次猖狂进攻，赢得了国民党统治区广大群众，包括中间阶层的同情和信任。国民党无论是用硬的高压威吓，还是用软的哄骗哀求，始终奈何不了他。正如中共中央在三月二十二日的文件中所描述的：“蒋介石在这次斗争中，遭遇到真正的劲敌与攻不开的堡垒。”当时我们坚持在红岩工作的同志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有恩来同志在，我们毫无所惧。
2007/09/10
第八章皖南事变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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