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西安、杭州谈判初见成果
本来，蒋介石在被释放前，已当面向周恩来许诺，他回南京后，周可以直接去谈判。但是张学良一到南京，局势就发生了变化。蒋介石背信弃义，对张学良“审判”、“严加管束”，使他失去了自由。周恩来去南京会不会遭到暗算呢？这是大家担心的问题。一月五日和六日，毛泽东接连来了两份电报，嘱咐周恩来“此时绝对不应离开西安”，“无人证明恩来去宁后，不为张学良第二”。当我译好电报拿给周恩来时，深感毛泽东考虑问题周到。
二月九日，周恩来听取从上海来的潘汉年的汇报后，判断蒋介石目前只是准备抗战，能否停止“剿共”，对谈判是否有诚意，都还是个未知数，随即把情况电告中央。当天，周恩来即与顾祝同会见，顾祝同说，蒋介石原约定周恩来于十日赴杭州谈判，现在计划推迟了，要他先和周谈。这样，以顾祝同、张冲、贺衷寒为一方的国民党代表，和以周恩来、叶剑英为一方的共产党代表，就在西安开始正式谈判。
当时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会期已经临近，中共中央为了表示我党团结抗日的诚意，促使国民党转变政策，于二月十日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
中央的这个电报，发给周恩来，成为谈判的基本原则。
二月十一日和十二日，谈判继续进行。一开始双方就进入实际问题的谈判。
周恩来把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交给顾祝同。谈判进行较为顺利，很快取得如下的结果：（一）中共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停止武装暴动及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御侮救亡的统一纲领。国民政府分期释放政治犯，对中共党员、中共党组织不再逮捕、破坏，允许中共适时公开。（二）取消苏维埃制度，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受国民政府指导，实施普选制。（三）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与蒋介石的统一指挥与领导。其他边区部队改为地方团队。（四）中共派代表参加国民会议，军队派代表参加国防会议。（五）希望国民党三中全会对中共提出的和平统一团结御侮及容许民主自由的主张有进一步的表示。
二月十五日，国民党三中全会开幕。双方谈判暂时停下来。在三中全会上，抗日派和亲日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孙科、李烈钧等14人提出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主张，没有被通过，却通过所谓《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提出取消红军，取消苏维埃，停止赤化宣传，停止阶级斗争等。从字面上看，似乎是老调重弹，实际上反映了国民党政策开始变化：停止剿共战争，争取和平统一。周恩来曾对此作出解释：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似乎是取消了，苏区改为特区，也似乎取消了，但红军、苏区依然存在。实质是国共合作问题向前进了一步。二月二十二日，周恩来致电中央书记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宣言和《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表明蒋介石在接受我党提出的国共合作主张的同时，树起了根绝赤祸的旗帜。我们应在不失立场不放弃原则的情况下接受国民党一切可以让步的条件，以求重登全国政治舞台，参加和组织全国的抗日运动。
在同顾祝同、张冲、贺衷寒的几次接触之后，又经过深思熟虑，周恩来感到谈判的原则和一些重大的具体问题有必要再明确一下。二月二十四日，他致电张闻天、毛泽东提出五个问题：“一、可以服从三民主义，但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二、承认国民党在全国领导，但取消共产党绝不可能。
惟国民党如能改组成民族革命联盟性质的党（蒋在西安有改组党的发轫），则共产党可整个加入这一联盟，但仍保持其独立组织。三、红军改编后，人数可让步为六七万，编制可改四个师，每师三个旅六个团，约一万五千人，其余编某路军的直属队。四、红军改编后，共党组织视为秘密，拒绝国民党组织，政训人员自行训练，可实施统一的政训纲领，但不能辱骂和反对共产党。
五、苏区改特别区后，俟共党在非苏区公开后，国民党亦得在特别区活动。”第二天，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同意。周恩来的这份电报，和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都成了谈判的原则。
二月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周恩来同参加国民党三中全会后回到西安的张冲会谈。张冲对周恩来说，国民党容共的基础已定。周恩来对此早有察觉，对国民党政策的变化给予恰如其分的肯定，又坦率地指出，三中全会通过的宣言和“根除赤祸”的决议案许多措词不当，我们表示遗憾，保留将来发表声明的权利。会谈中红军改编问题是一个关键。周恩来提出红军改编后人数至少六七万，以六个师计，每师三个团，总指挥部在外。张冲坦率地说，蒋介石、顾祝同并非轻视红军，而是怕它壮大，最多只能编为四师四万人。周恩来表示不能接受，并提出从速解决红军给养和停止进攻西路军问题。两天的会谈，红军改编的问题没有解决。张冲的这个方案，比蒋介石二月十六日给顾祝同的电报中所规定的数目，放宽了，蒋介石只让编两个师，八个团，一万五千人。
会后，双方向各自的中央请示。三月一日和二日继续会谈，双方既有坚持也有让步，意见逐渐接近。三月八日的会谈，双方意见大体趋于一致，决定将一个月来的讨论作一个总结，由周恩来写成条文，当晚电告蒋介石作最后决定。主要内容是：（一）中国共产党承认服从三民主义的国家和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彻底取消暴动政策，停止赤化运动；国民政府分批释放监禁中的中共党员，容许共产党在适当时期内公开。（二）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制度，将目前红军驻在地区改为陕甘宁行政区，执行国民政府统一法令与民选制度，其行政人员经民选推荐，由国民政府任命；行政经费由行政院与省政府规定。（三）红军取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蒋介石的统一指挥，其编制人员、给养及补充与国军同等待遇，其各级人员由自己推选，呈报军委会任命，政训工作由军委会派人联络；将红军中最精壮者改编为三个国防师，计六个旅12个团及其直属之工、炮、通讯、辎重等部队；红军学校办完本期后结束；此外，在河西走廊令马步芳、马步青部停止对红军西路军的进攻，这也称为“三八协议”。
国共第一次正式谈判取得了成果，大家都为此而高兴。
没有料到，国民党方面又横生枝节，使谈判取得的成果蒙上了阴影。
原来是周恩来把他起草的“三八协议”草案交顾祝同后，就没有下文了。
两天后，突然由贺衷寒提出一个修改案，对原来达成的协议作了重大改动。
如红军改编后为三个师，每个师只能有一万人，要服从南京军事委员会和蒋介石的“一切命令”。政训人员由南京政府派人担任，各级副职也要由南京政府逐渐派人充当。“陕甘宁行政区”改为“地方行政区”，直属各省，取消“民选制度”。不提停止进攻西路军。总而言之，是要裁减红军，甚至改变红军的独立领导，肢解陕甘宁边区。周恩来感到问题严重，当即电告中共中央说：“小问题可以作些让步，上述重大问题须中央考虑。而这些问题不是同顾祝同、贺衷寒谈判所能解决的。”中共中央于十二日复电称：“贺顾所改各点太不成话，其企图在于使我党放弃独立性，而变为资产阶级政党之附属品……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立场，绝不能迁就。”当晚周恩来约见张冲，指出贺衷寒横生枝节，一切都有根本动摇之可能，要他以原来商定条文电告蒋介石，否则只有请张冲回南京面见蒋介石；同时也表示在西安已无法再谈，只能到南京同蒋介石直接谈判解决。
十五日，张冲申明贺案作废，改以三月八日提案作谈判基础。周恩来要求迅速见蒋介石当面解决问题。
西安谈判到此告一段落，虽然遭到挫折，但也取得一些成果，如在西安公开设立红军联络处，红军改编为三个师，从三月份起国民党开始接济红军的军饷等。
国民党代表张冲，虽然属于陈立夫CC系统，但是比较开明，对我党表示友好，二月九日晚上，他收到南京给他的密电，因为没有带秘书，他不会翻译，要中共代表团派人帮他译。叶剑英叫我去，我到张冲的住地西京招待所，他把密码本交我给他译，译完后对我表示感谢。在谈判休息时，他曾同周恩来、叶剑英一起到终南山郊游，一路谈笑风生。我也去了，给他们照了几张照片。以后到南京、重庆，张冲都同我党保持友好态度。他是一个为建立和巩固国共合作作出贡献的人。
周恩来在集中精力和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的同时，还做了许多重要工作。
他派张子华到宁夏同马鸿逵建立联系，开展统战工作。派张文彬到兰州对青海的马步青、马步芳进行工作，营救被俘的西路军官兵，收容失散的人员。安排周小舟到山西为陕北购运粮食，进行统战工作。
他亲自和原黄埔学生、中央军将领关麟征、宋希濂、李默庵等商谈，分析时局，宣传党的政策。他们都表示“愿意和平，准备抗战”。他经常听取在西安做黄埔同学工作的宣侠父的汇报，商量开展工作的方法。鼓励原黄埔教官胡公冕到南京做黄埔同学的工作，并通知上海的潘汉年同他联系。他向中央建议，调原黄埔学生陈赓到西安，在黄埔同学中进行工作，陈赓不久到了西安。原黄埔学生徐向前、左权，又都到西安做了一些统战工作。
他听取东北军工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布置东北军调后的工作。并写信给北方局的刘少奇，请北方局和河北、河南省委加强对东北军和东北流亡学生的团结教育工作。
他会见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向她宣传中共和平统一、团结抗战的主张，并通过她向国际上报道。他了解到史沫特莱想访问苏区，便电告中央做好接待和宣传工作。
他接待了北平、天津的记者，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他建议中央，指定人以化名写文章向《大公报》、《益世报》、《晨报》投稿，参加这些报纸正在进行的统一救国问题的讨论。
他还亲自督促检查红军联络处为延安购运物资、输送青年学生的工作，等等。
我们大家都为周恩来工作的过分紧张而担心，也为我党有这样的杰出领导人而自豪。
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八日，杨虎城、于学忠应蒋介石之召，飞上海转杭州。周恩来事先也得到蒋介石通知，去杭州直接谈判，他和张冲乘同一架飞机到达上海。潘汉年已先到上海等待。周恩来到上海后，首先会见了宋美龄，把中共中央于三月十六日给周的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十五项条件拟成书面意见交给宋美龄，请她转交蒋介石。周恩来在上海还同宋子文、蒋鼎文会晤，口头说明中共中央关于谈判的十五项内容。
随后，周恩来在潘汉年的陪同下，到杭州和蒋介石会谈。周恩来见蒋介石后，首先说明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的立场，是站在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改善的共同奋斗的纲领上的。中共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谋求同蒋介石和国民党合作，但决不能忍受“投降”，“改编”的诬蔑。在会谈中，周恩来提出六项合理的具体要求：（一）陕甘宁边区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二）红军改编后人数须这四万余人；（三）三个师之上必须设总部；（四）国民党不能派遣副佐及政训人员；（五）红军学校必须办完本期；（六）红军防地须增加。
周恩来是应蒋介石的邀请来谈判的，因此蒋介石的态度还比较好。他首先承认中共有民族意识和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几个月来的和平运动影响很好。他说，中共也应检讨过去的决定，坚持新的政策，这样必能得到成功。
他也承认由于国共分家，以致十年来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帝国主义者占领中国的局面。并说他过去也有错误，彼此都应该检讨。
谈到合作问题，蒋介石说，不要说与国民党合作，只说和他本人合作。
并说：“一个党在环境变动时常常会改变政策，但是一个政策必须行之十年二十年才能见效，我希望中共这次改变政策，要能和我永久合作，即使我死了也不发生分裂。我们要商量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周恩来回答：“共同纲领是保证合作到底的一个最好办法。”蒋介石说：“你们赶快商量与我的关系及纲领问题。”周恩来一再问：“还有什么具体办法吗？”蒋介石回答：“没有，你们先商量。”谈到整编红军及边区的问题时，蒋介石说：“这是小节，容易解决。国民大会和国防会议几个月后都要开，你们可以参加。行政区要整个的，须由中共方面推荐南京方面的人来担任正职，以应付各方面，副的以下由你们推选，自己干，我们不来干涉。军队人数不同你们争，总的司令部可以设，我们决不来破坏你们的部队，只是联络而已。粮食接济可以设法。即使永久合作的办法尚未肯定，我也决不再打了。”这是一次坦率的、有成效的会谈，是比较顺利的。看来中心是领袖问题。
蒋介石的想法是，共产党的独立组织是不能改变的，拥护他也不会是无条件的，只要拥护他为领袖，提出他认可的条件，合作这个大前提能解决，其他具体问题可以放松一些。否则他就制造困难，逼中共就范，周恩来对此心里也明白。
周恩来带着较为宽松的心情离开杭州来到上海，三月三十日，他带着同蒋介石联系的专用密码本，飞抵西安。他把蒋介石侍从室制的密码给我看，是一本明码本加角码的简单密码。他又把在杭州住所门口和张冲的合影给我，我一直珍藏到现在，是一件很有历史价值的文物了。
四月二日，周恩来乘军用机飞回延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彭德怀、林伯渠、萧劲光等都到机场欢迎。
党中央立刻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杭州谈判的汇报，大家对这个谈判表示满意。会议认为：“三中全会是国民党国策基本转变的开始。”在这以后，“停止内战的阶段已经过去，而转入以争取民主权利为中心内容的新阶段”，“民族矛盾超过阶级矛盾，党今后应坚持民族的统一战线方针，不为局部变动而动摇”。会议强调党必须在各种斗争中努力争取领导权。
会议很重视合作和纲领问题，决定由周恩来拟出一个方案，下次会谈时向蒋介石提出。
四月初，中央政治局举行两次会议，在讨论民族统一战线纲领时，周恩来说：整个统一战线的原则，第一，要有共同纲领；第二，要有联合的组织，才能行动，可以设想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像大革命时代一样，这种形式也有许多困难，不容易实现，另一种是参加联合战线，比较好活动；第三，在承认我们纲领的条件下，可以承认蒋介石为领袖。周恩来又强调，中共在谈判中，要坚持三个原则：第一是组织的独立性，无论如何不能混合；第二是国际性，不能断绝同国际的联系；第三是阶级性，是代表无产阶级的。由此可见周恩来对于这次十分复杂的谈判，头脑异常清醒，把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放在很重要的地位，既坚持了原则，又能灵活对待，又一次显示了他高超的谈判艺术。
四月九日，周恩来打电报给蒋介石说：“归肤施后述及先生合作诚意，均极兴奋，现党中正开会计议纲领及如何与先生永久合作问题。”这次他在延安，停留了三个星期。
周恩来后来同我们谈过杭州谈判中的一个插曲。谈判是连续进行的，但有一天，蒋介石忽然通知今天不谈了，要张冲陪同周恩来到莫干山风景区去游览。周恩来心中纳闷，琢磨是否情况发生了变化。在游览中，才打听到今天是蒋介石要给夫人宋美龄做生日。他暗自惊奇，怎么宋美龄的生日同他是一天？（周恩来生日是一八九八年三月五日，宋美龄生日是一八九七年三月五日，是同一天，但蒋介石为什么在三月底给宋做生日，一直没搞清楚）他高兴地游玩了一天，并同张冲闲谈了许多事情，心情轻松舒畅。
四月二十五日，周恩来乘卡车前往西安，准备再次南行与蒋介石会谈。没有想到竟在劳山遇到土匪的袭击。这件事情已有许多文章谈到，这里不赘述了。
劳山遇险的当天晚上，周恩来给西安红军联络处叶剑英发急电，简单说明劳山遇险现己安全回到延安，要叶剑英立即向顾祝同交涉，二十六日派军用机到延安接他。当我译出“劳山遇险”几个字时，不觉一惊，不知结果如何，赶快往下译，待译出“已平安回延安”几字时，心中一块石头才落了地。我立即把电报送到叶剑英住房，把他叫醒来看。他看完电报，又惊又喜，说了一声：“胡公真命大，是马克思保佑！”时已凌晨，因顾祝同他们还未起床，只有等到八时以后才能交涉飞机。当时邓颖超正在办公处养病，叶说，不要惊动她，等明早交涉飞机后再告诉她。叶剑英穿好衣服，给我讲胡公的故事。
他说，胡公遇险不是只这一次。战场上打仗，上海地下党工作不算，坐汽车遇险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在广州的时候，国民党右派派人暗杀了廖仲恺先生，当天晚上八时起广州戒严。后来把戒严时间提早了，口令也变了，周恩来不知道，他在原定的戒严时间从黄埔带一个警卫员乘汽车到市内去，哨兵问口令，警卫员以原定的口令答复，哨兵因口令不对，就对车开枪，司机和警卫员都负重伤，周恩来立即高声叫：“我是周恩来。”哨兵看到是周恩来才停止射击。你看多危险呵？这次土匪预先埋伏，火力更猛，胡公安全脱险，岂不是马克思在天保佑吗？我说，对。我听后，对胡公的临危不惧、沉着应付的精神十分钦佩。
二十六日清早，叶剑英亲自给顾祝同的参谋长赵启电话，告以周恩来昨天在劳山遇险已安全回延安，他带有中共中央谈判方案，请今天派飞机去接。
赵立即表示，请周先生在延安等，上午就可以派他坐过的军用飞机去接。叶剑英打完电话，又立即发电报给延安周恩来：军用机（只能乘一人）上午即到，起飞后即电告。电报发出后，我告电台，要连续同延安联络，待延安来电。我就将延安来电和刚才发的电报送给邓大姐看。她开始一惊，接着就安静下来说，安全脱险就好了。又把电报送给李涛（办事处主任）看。约十一时，延安来电，飞机已起飞。我立即报告叶剑英。因飞机小，约一个半小时才能到。叶剑英要李涛和警卫员、司机先吃饭，十二时前赶到飞机场接周恩来。
我很想去机场，但因只一部小车坐不下，只好和大家一起赶快吃饭后站在大门口等，邓大姐也和大家站在一起。大约下午一时，车子回来了，周恩来依然神采奕奕地走下车来，他先同邓大姐亲切握手。邓大姐高兴地流下热泪说：“又一次遇险，回来就好了，真是马克思在天之灵保佑你！”接着又和大家一一握手。我们都为周副主席的安全回来而热泪盈眶。
周恩来休息不久，就到客厅找叶剑英、李涛谈工作。他先讲了大家最关心的劳山遇险和脱险经过，又讲中央政治局讨论国共谈判的情况，介绍了他带来的《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主要内容。叶剑英汇报了西安最近的情况。他特别提到蒋介石已下令撤销杨虎城为主任的西安绥靖公署，逼迫杨虎城离开十七路军出国“考察”和分化十七路军，引起十七路军将士和西安各界人士的很大不满。杨虎城一再要求率部队准备对日作战，都被蒋介石拒绝。杨只得服从，正作出国准备，但思想苦闷。他们商量了一会儿后，周恩来就去新城见杨虎城，把中央提出的《纲领草案》内容向杨虎城通报并征求他的意见。杨表示完全同意。杨说，他出国考察一时期，如果对日作战，他一定回国参战。周恩来看到杨虎城出国已不可改变，就希望他在出国前多做十七路军的团结工作，并表示中共方面将尽量协助，希望杨先生早日回国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周恩来对蒋介石扣留张学良后还要报复杨虎城，早有预料，但这次同杨虎城的见面成了永诀，则是他始料所不及的。蒋介石三月二十九日在杭州召见杨虎城、于学忠时，曾说：“我待人一向宽大，不计旧怨。”可是，过了一个多月就撤了杨虎城的职，逼他出洋，可见蒋介石是个阴险的两面派。抗日战争爆发后，杨虎城抗战心切，于十一月回国请缨杀敌时，蒋介石将他囚禁长达12年，最后令特务把他残酷杀害！“千古功臣”竟蒙受了“千古奇冤”！写到这里，不禁又引起了我对杨虎城将军的崇敬和怀念。
二十七日，周恩来把从延安带来准备同蒋介石谈判的内容告诉顾祝同、张冲，并征求他们的意见，以后又同张冲谈判，坚持在确定共同纲领的基础上由国共两党共同发表宣言；和顾祝同谈判及早解决红军经费和夏衣等问题，并商定派红军供给部长叶季壮到西安行营办理领款、领衣和运输问题；要求释放西路军被俘人员等。
五月，周恩来派张文彬、彭加伦到兰州筹建红军办事处，进行对外联络和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特别要寻找失散的领导人。七月，中央派谢觉哉为代表去兰州同国民党当局贺耀祖等联系，领导办事处工作。他们营救了不少同志送回延安。
劳山事件后，中央军委组织部队和西北保卫处侦察人员，动员当地群众，对劳山一带的土匪进行清剿，很快就把他们消灭了。他们有几股，共二百来人，主要的土匪头子是河南人李清伍。他在劳山作案后，怕红军抓他，离开匪股到一处隐藏，在群众揭发下，这个作恶多端的匪首，和为他在延安打探消息的坐探，一起被处决。自消灭了土匪，加强警戒以后，延安到耀县一带的公路，便畅通无阻了。
五月中旬，同周恩来一起在劳山遇险的张三逸、孔石泉等，又乘汽车到西安红军联络处同周恩来见面。他们互称是“战友和难友”，我就利用机会给他们三人照了一张相片作纪念。
十三、中央考察团到延安
国民党为了了解苏区和红军的实际情况，五月中旬，顾祝同、张冲向周恩提出派人视察边区问题。周恩来报经中央同意，但提出了两条原则：（一）不能称视察团，应称考察团；（二〕不能让康泽（康是搞特务的）和中共叛徒参加。周恩来同张冲谈后，他们只得同意。接着就组成“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考察团”（简称中央考察团）。团长涂思宗，副团长萧致平、邵华。团员包括黄埔军校教官胡公冕等，全团21人。周恩来派叶剑英、陈赓陪同，我作为秘书和副官邱南章随行。恰好我刚学会照相，就背上李克农从上海买来的一架德国照相机，和考察团一样戴上一顶巴拿马草帽，同志们都说我像一个摄影记者。
考察团于五月二十八日从西安乘两辆大客车出发，经三原到中部（现黄陵）县祭黄帝陵。这是国共两党的代表第一次同祭黄陵，象征着炎黄子孙的团结合作。自此以后，每年清明节，西安、延安的国共双方代表即同到黄陵祭奠，这次考察团开了个好头。祭完黄陵即到洛川宿营。二十九日，考察团一行到达鄜（今富县）道草铺，进入苏区，沿途受到红军和群众的欢迎。随后，考察团又经过甘泉县，于当天下午五时到达延安城南门。考察团团员们看到延安古城门墙上写有“和平统一，团结御侮”和“停止内战”的巨幅标语，城门上面挂了红布白字“欢迎为国共合作而努力的中央考察团”大横幅，城门上和城门外站满了前来欢迎的红军和群众，大家都很兴奋，下车后手拿巴拿马帽向欢迎群众致意。一进延安南大街，两旁站满了欢迎的人群。中共中央代表博古、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等早就站在街头热烈欢迎，然后一同进入延安大礼堂（这原是个天主教堂，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周恩来就在这里同张学良进行秘密会谈）。稍事休息后，即由边区政府设宴招待，国共代表欢聚一堂，都预祝第二次国共合作成功。接着，又举行欢迎晚会，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博古、林伯渠、董必武等中央领导同志，红军大学校长林彪以及罗荣桓、罗瑞卿、刘亚楼、萧劲光等红军将领都到会。林伯渠宣布开会，毛泽东致欢迎词。毛泽东说：“今天这个欢迎会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因为第一次大革命是由国共两党干起来的。现在比那个时候更不同了，民族比那时更危险。两党一致团结，在今天比以前合作的意义与作用是更增加了。”“应巩固两党的团结，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若干必须解决的矛盾，结成坚固团体去对付我们的敌人……，今天这个欢迎会，就是国共两党合作的充分表现。”中央考察团团长涂思宗讲话时，也表示国共两党要团结合作，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会后又表演了文艺节目。这天的集会，就表现了国共双方，在民族危机大敌当前的时刻，是可以摒弃前嫌团结对敌的。大礼堂大门上方交叉挂着青天白日满地红和红星镰刀斧头旗，就是国共重新合作的象征。考察团负责人讲话中，公开承认“红军的抗日情绪与艰苦卓绝的作风，共产党领袖团结的诚恳，至所钦佩。”考察团在延安三天。团长、副团长和毛泽东、朱德举行了单独会谈，交换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救国的意见。毛泽东重申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的精神，希望国民党实行中共的五项要求，中国共产党坚决执行四项保证。针对考察团有人提出共产党是否执行三民主义问题，毛泽东说，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曾经因为孙中山与共产党合作加以坚决执行而取得人民的信仰，成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胜利的旗帜。但是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实行反共战争，招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三民主义也就失去了人民的信仰。
现在民族危机极端严重，全国人民和国民党内的爱国分子，又有两党合作的迫切要求。因此，要重新整顿三民主义的精神，在对外争取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对内实行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和增进人民幸福的民生主义之下，两党重新合作，并领导人民坚决地实行起来，是完全适合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要求，而应为每一个共产党员所明白认识的。我们不但不拒绝三民主义，而且愿意坚决地实行三民主义。我们认为，共产党、国民党、全国人民，应当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这一席话，使得考察团的负责人点头称是。
考察团在延安参观了抗日军政大学、边区政府等，都受到热烈欢迎，给了他们深刻的印象。接着又到三原云阳红军前敌总指挥部考察，受到总指挥彭德怀、政治委员任弼时、参谋长左权等热情招待，并开了欢迎大会，战士剧社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以后又到关中富平、陇东的庆阳等红一、二、四方面军驻地考察，刘伯承、贺龙等将领亲自陪同，参观了红军部队的装备、训练等情况。历时半个月才回到西安。在考察中，团员态度一般都表示友好，都认为“百闻不如一见”，看到了红军和苏区人民的真实情况，收获很大。
有些团员私下对我们说，过去只听说，红军是衣衫褴褛没有文化的“土匪”部队，参观以后，认为是有组织有纪律也有文化的部队。他们在同红军将领交谈中，同战士的谈话中，都感到共产党是真正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救国的，当然也有个别的在交谈中散布一些错误的言论，如“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等。
总之，通过这次考察团的活动，沟通了国共双方的理解，增强了国共合作的信心，对于国共和谈，也起了促进作用。
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写的《实践论》中以这次考察为例说：“外来的考察团先生们在他们集合了各种材料，加上他们‘想了一想’之后，他们就能够作出‘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和真实的’这样一个判断了。在他们作出这个判断之后，如果他们对于团结救国也是真实的话，那末他们就能够进一步作出这样的结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我本人在这次行动中，也得益匪浅。在叶剑英、陈赓的领导下，第一次同国民党的官员直接接触，做了一些统战工作，增长了见识，交了朋友。而最大的收获是，拍摄了一批红军时期的照片。现在已成为宝贵的革命历史文物了。
十四、庐山谈判陷入僵局
周恩来在西安和顾祝同、张冲进行了多次谈判后，于五月底飞抵上海。
在上海和南京，周恩来繁忙地和各方面人士接触，争取中共的公开合法地位，并酝酿筹办宣传抗日的刊物，还会见部分秘密党员。
六月四日，周恩来抵达庐山，但直到六月八日才见到蒋介石，随后进行多次会谈，蒋介石态度大变。本来他提出要中共商量出一个纲领，现在纲领拿出来了，他又撇开不谈，另外提出一个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的主张。
这个同盟会由蒋介石指定国民党的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推出同等数量的人组成，由蒋介石任主席，有最后决定权。两党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关于纲领问题，亦由同盟会讨论。同盟会如进行顺利，将来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合组之党，也可代替共产党与第三国际发生关系。蒋介石的真实意图，就是要把共产党溶化在国民党之内。
在杭州时蒋介石有许多承诺，这次会谈也变了。比如，原来他同意三个师之上设总司令部，这次只答应“设政治训练处以指挥之”，并无理提出“朱先生、毛先生出洋”。各地区的武装也要“实行编遣，其首领须离开”。对共产党公开的问题不再提起，反而规定中共代表参加国民大会时“不以共产党名义出席”。周恩来对蒋介石态度的变化是有思想准备的，他表示：组织革命同盟会事关重大，必须请示中共中央才能决定；三个师之上设政治训练处，不能同意；要朱、毛出洋是没有道理的；经与宋子文、宋美龄、张冲反复磋商，仍不能解决。
六月十八日，周恩来回到延安。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蒋介石的方案，决定为了顾全大局，可再作让步，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要先确定共同纲领，而后承认蒋介石根据共同纲领有最后决定权。准备在七月中旬发表宣言，如果蒋介石同意设立总的军事指挥部，红军即待其名义改编，否则于八月一日自行宣布改编。力争朱德为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官，推荐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择一人任特区行政长官，林伯渠任副长官。这个新方案是照顾蒋介石的要求、委曲求全的方案。周恩来于二十二日致电蒋介石，强调三个师之上如无指挥机关，无法进行改编。朱德不能离开军队。同时致电顾祝同、张冲等，声明朱德去留影响极大，请向蒋介石进言，朱不能离去。这些要求蒋介石都没有同意。
由于蒋介石反复无常，使这次谈判陷入僵局。
六月二十六日，南京方面电邀周恩来继续谈判。中共中央决定，待国共两党合作宣言拟好后，周恩来再上庐山。
七月四日，周恩来带着这个宣言，偕同博古、林伯渠到达西安，七日来到上海。就在这天晚上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中国军队奋勇抵抗日寇的侵略，伟大的抗日战争开始了。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全面抗战势在必行，斗争将是长期的，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在上海，周恩来和博古、林伯渠会见了担任联络工作的潘汉年和即将担任江苏省委书记的刘晓，指出形势急剧变化，上海、北平都将发生意外事件，我们思想上应有所准备。应抓往全面抗战的时机，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要以文化界为基础，搞好上层进步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群众工作要稳扎稳打，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注意积蓄革命力量，既反对关门主义，也反对冒险主义。周恩来的这些指示，对曾经遭到严重破坏的上海地下党工作的恢复与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上海，周恩来还指示夏衍以进步文化人的身份，多做统战工作，工作方式可多种多样，但一定要争取公开合法。要争取在国民党统治区办一张报纸。并和博古、林伯渠一起，拜访宋庆龄，征求宋对《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意见。宋庆龄表示支持。
为使此次谈判取得进展，七月九日，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徐向前、叶剑英、左权、萧克、徐海东给在庐山的林森、蒋介石、汪精卫等及全国军政长官发出通电：“当华北危机存亡之紧急关头，敬敢吁请我国民政府迅调大军增援河北，勿使忠勇的二十九军陷于孤军作战，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七月十三日（或十四日），周恩来和博古、林伯渠一行到达庐山。随即向蒋介石递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十四日，中共中央又致电南京政府表示，愿意在蒋介石指挥下努力抗战，红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担负起平绥线的抗日任务。
蒋介石却报以冷淡态度。当时蒋介石、汪精卫正邀请各方面人士在庐山举行谈话会，要他们就国事发表意见，中共代表却被排除在外。
十四日，周恩来会见张冲。原来蒋介石曾答应三个师之上的政治机关可以代行指挥权，张冲却告诉周恩来说：“蒋委员长坚持各师须直属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无权指挥。”这又是向后退了一大步。第二天，周恩来不得不写信给蒋介石，指出：“此与来上次在庐所面聆及归陕向党中诸同志所面告者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且使来一再夫信于党中同志，恐碍此后各事之进行。”周恩来已暗示蒋介石，如果这样出尔反尔，谈判恐难继续进行。
直到十七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才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举行谈判。
周恩来向蒋介石建议，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在谈判中，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争执的焦点是红军改编的指挥和人事问题。蒋介石态度未变，因而谈判没有解决问题。十八日，周恩来将急需确定的问题写成十二条，通过宋美龄交给蒋介石。主要内容有：应许各报刊载《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国民党中央发出书面谈话表示赞同；迅速发表陕甘宁边区政府名义和负责人；国共双方派人分赴南方苏区联络与传达国共合作方针，对红军游击队实行改编；允许中共在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在全国发行。十七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指出：从大局出发，在谈判中对红军改编后的指挥机关可以承认平时设政治处指挥，朱德为正主任，彭德怀为副主任。但战时不能不设军事指挥部，以资统率。这项内容也包括在十二条之中。蒋介石仍坚持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指挥机关，三个师直属行营，三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治主任只能转达人事、指挥，可以周恩来为主任，毛泽东为副主任。周恩来严正表示对蒋介石的意见不能接受。这次谈判仍无结果。
中共方面已到无可再让的地步。当时日本侵略军正大举入侵华北，二十九军将士英勇抵抗，华北以至全中国人民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动摇妥协。许多国民革命军将领及国民党地方党部公开通电要求抗战。南京政府也表示了强硬态度，调动军队增援河北、山西、绥远。十七日，蒋介石不得不在庐山发表谈话说：“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全面抗战已成不可阻挡的潮流。张闻天、毛泽东于二十日电周恩来、林伯渠指出：“日军进攻之形势已成，抗战有实现之可能。我们决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于是周恩来回到上海，观察形势的变化。二十一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致电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建议不管形势如何变化，须“立即自行改编三个方面军、六个单位的统一组织，每个方面军编足一万五千人，独立军、师都编入，加强干部，使各方面军都能独立工作。”二十六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回到西安，把庐山谈判的详情电告中央。
他们三人虽然经过紧张的谈判和旅途的劳累，但仍精神饱满，我就抓着机会给他们照了一张合影。
二十七日，周恩来与蒋鼎文会谈。蒋鼎文转告蒋介石催促红军迅速出动抗日的意见。周恩来回答：“这没有问题，国民党应当立即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他即和博古、林伯渠返回延安。中共中央召开会议，研究红军改编出动抗日问题，决定争取西安行营同意，红军集中三原改编，三个师以上设总指挥部，朱德任正职，彭德怀任副职。这时朱德、彭德怀等都在云阳。三十日，周恩来也赶往云阳，安排红军改编事宜。
十五、南京谈判合作达成
北平、天津于七月29、三十日先后沦陷。
蒋介石拟召开国防会议，商讨抗日事宜。八月一日，毛泽东转来张冲急电：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速至南京共商国防问题，第二天周恩来根据中央决定复电张冲：如开国防会议，他与朱德、叶剑英同去。
八月三日，毛泽东、张闻天来电：在南京谈判中要解决：一、发表国共合作宣言；二、确定政治纲领；三、决定国防计划；四、发表红军指挥系统及确定初步补充数量；五、红军作战方针。
八月六日，周恩来、朱德从云阳总部到达西安。九日偕同在西安的叶剑英，和从云南来的龙云同乘一架飞机抵南京。我作随员，同机到达。一下飞机，就受到邵力子、张冲等人欢迎，并参加午宴。
十一日，周恩来和朱德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事部的谈话会上分别发言。周恩来强调在当前战争中，必须培养出可以独立持久的能力。在正面防御上，不可以停顿于一线或数线的阵地，而应当由阵地战转为平原与山地的扩大运动战。另一方面，则要采取游击战。周、朱代表中共的意见，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十二日，南京谈判开始。周恩来、朱德和张冲、邵力子、康泽商谈《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内容。本来在庐山谈判时，蒋介石曾答应一旦中日全面战争开始，就发表中共宣言。但是“七七事变”已一个多月，平、津都已失守，蒋介石不仅压着宣言不发表，而且指使康泽出来横生枝节。康泽提出：宣言不提“民主”，要求取消对民族、民权、民生的解释；不同意提“同国民党获得谅解、共赴国难”等。周恩来当即表示，有的可以研究，有的不能同意，并要求他将中共的意见报蒋介石。
八月十三日，日本侵略军突然大举进攻上海，爆发了“八一三”淞沪抗战。
战火燃烧到南京政府的心脏地带，中日之战再难避免。蒋介石为了调遣红军上前线对日作战，只好同意了中共提出的一些重要意见，同意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执行侧面战，协助友军骚扰与箝制日军大部并消灭一部的作战任务。十八日，双方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立总指挥部，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下编三个师。蒋介石答应国民党不派军官到八路军任职，只在总部和三个师各派联络参谋一人。争执已久的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终于获得解决。当天，周恩来、叶剑英立即把这一消息电告毛泽东，并建议至少应以一个旅为先遣部队，先行东进。毛泽东也在当天复电同意。从八月下旬起，八路军三个师的主力陆续由韩城等处东渡黄河，经同蒲铁路开赴山西前线作战。
周恩来在南京同各方面广泛接触，会见了冯玉祥、白崇禧、龙云、刘湘等人，商谈合作抗日等问题；同何应钦商谈改编湘、赣、闽、粤、浙、鄂，豫、皖等八省13个地区红军游击队成立新四军问题。并在上海会见叶挺，请他出面做改编南方游击队的工作，为组建新四军进行准备。
周恩来非常关心在狱中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同志，每次同国民党谈判都要提出释放政治犯问题。在我党不断文涉、宋庆龄等大力营救和舆论压力下，江苏高等法院于七月三十一日释放了关押在苏州的沈钧儒、李公朴、史良、邹韬奋、沙千里、王造时、章乃器等“七君子”。但对于释放在狱的共产党员一直不执行协议。陈立夫则以“要共产党开名单来”为借口拖延释放。由于日本侵略军向苏州、南京逼近，日机又开始轰炸，国民党对关押在苏州、南京等地的大批政治犯又不愿公开释放，八月十六日，由军事委员会公布了《战时监犯调服军役办法》，规定“各监狱长官或反省院长应将合于调服军役之人犯造册报由军政部通盘筹划拨充各部队服务”。周恩来就利用这个机会给国民党“将一军”，八月十八日，周恩来和叶剑英到“首都反省院”看望政治犯，并向他们作抗战形势和国共谈判的报告，希望他们早日出来参加抗日战争，得到他们的热烈拥护。报告完，立即向反省院院长交涉，首先把他熟悉的夏之栩（赵世炎夫人）、王根英（陈赓夫人）、张琴秋（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三个女同志释放。该院长说，张琴秋是顾祝同寄在这里的，他无权释放。
夏之栩向周恩来提出，改为熊天荆，周恩来同意，院长也同意。当天下午，我乘车将她们三人接到八路军办事处。王根英很快到西安同陈赓团聚，夏之栩、熊天荆在办事处工作了一段。叶剑英写信给军政部长何应钦，把张琴秋也保释出来了。以后营救政治犯工作，都由叶剑英负责进行。
中共取得合法地位后，需要在各地设立公开的办事机构。西安、兰州已经设立红军联络处，七七事变后，阎锡山也允许在太原设立办事处。南京谈判中，国民党又同意在南京、上海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经过友人介绍，在傅厚岗租下了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一幢小楼成立八路军驻京办事处。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又先后在武汉、长沙等地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在南昌成立新四军办事处等。
为了宣传中共团结抗战的方针，联系广大群众，打破国民党对舆论的统制，有必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报刊。这件事情两党谈判一开始，周恩来就非常重视。他同国民党当局多次磋商。八月间，国民党中宣部长邵力子批准了中共南京办事处筹办《新华日报》，周恩来非常高兴，他即同朱德探望了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长于右任，请他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头。于欣然同意。
周恩来指示潘梓年负责筹备工作，参加工作的还有章汉夫、钱之光、许涤新、何云、吴敏（杨放之）、徐迈进、楼适夷等。《群众》周刊的筹备工作也同时进行。由于南京局势紧张，国民党将迁都，邵力子通知《新华日报》的筹备工作移到武汉进行。《群众》周刊于十二月十一日出版，而《新华日报》直到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才在武汉和读者见面。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国民党统治区发行的党报和党刊。这两份报刊的公开出版，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是一件大事，深受广大群众特别是进步知识分子的欢迎。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对于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动员广大人民积极参加抗战和民主运动，都起了重大作用。
这次南京谈判经过十多天，解决了许多重要问题，还有边区范围和政府负责人等问题没有解决，国共合作宣言还未公布。
党中央决定八月二十二日在洛川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知周恩来和朱德回去参加。谈判工作由叶剑英继续进行。二十一日，周恩来、朱德离南京回西安，二十二日即到洛川参加会议。
洛川会议讨论了全国抗战开始以后的新形势，研究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任务和基本政策。会上，毛泽东作了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
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会议决定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为了开展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决定建立中共长江沿岸委员会，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为委员，周恩来为书记。
周恩来在会上报告南京谈判、上海抗战、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等情况。洛川会议二十五日结束。二十九日，周恩来、博古、彭德怀抵西安，准备一起去南京同国民党继续谈判，并筹建中共长江沿岸委员会。因华北战场形势紧张，周恩来临危受命，到山西同阎锡山等商谈八路军作战问题。
九月二十二日，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二十三日，蒋介石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宣言》的谈话。谈话指出了团结救国的深切意义。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
经过半年多艰难曲折的谈判，终于使对立了十年的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了，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周恩来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呕心沥血，亲临前线进行艰苦的谈判，他的功绩永垂史册。
十六、西安、南京设八路军办事处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和朱德离开南京后，叶剑英留在南京继续进行谈判和营救在狱中的同志等工作。我和他两人就搬到傅厚岗66号刚租下的小楼里。从狱中接出来的夏之栩、王根英、熊天荆三个女同志也住在这里。
当时床铺被褥都没有，我对南京不熟悉，熊天荆是南京人，我就拿钱给她去购买，因为天热，一床席子、一个枕头和一条被单就行了。她又请了一个保姆来做饭和搞卫生，就正式起伙了。像个小家庭的样子。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从此，叶剑英就以八路军参谋长和八路军驻京代表身份开展统战工作。博厚岗66号，也正式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京办公处”，我以办公处秘书名义上街去刻了印章和印制了信纸信封，买了办公用品。当时中央已决定调上海红军联络处处长李克农来当处长，他还没有到任，我们就正式开张了。
第一件工作，就是营救狱中的政治犯。所以第一封公函，就是以叶剑英的名义给军政部长何应钦保释政治犯的。夏之栩等到办事处后，交出一批仍在狱中关押的名单，叶剑英要我写信给何应钦保释。这可难着我了。我虽然在红军中当过几年秘书，为首长写过不少请示报告，都是开门见山，简单明了，有啥说啥，除了最后一个“敬礼”外，什么客套话都没有。我在西安红军联络处半年多，也没有写过公函。我只好向叶剑英请教应该如何写。他手把手地教我：开头写“何部长钧鉴”，中间写要保释某某人出狱调服军役，最后一句是“请核准为荷”。“核”字要抬头另起一行，表示对上级尊重。
落款又要在叶剑英上面旁边写一“职”字，表示是他的下级。我就照葫芦画瓢，一字一句地小心抄写。因为很紧张，不是掉了字，就是忘了抬头。只得重写，写了几次才算写好，搞得我满身大汗。送给叶剑英审查盖章才发出。
这几天可忙坏了我，既要写公函，又要招待狱中出来的同志，还要翻电报，因为我们没有电台，发电报是我自己送到阎锡山的第二战区驻京办事处代发的。
八月底，李克农从上海来了，他就负起办事处的总责。钱之光奉周恩来指派也从西安来到南京，他负责军需、财务等工作。因出狱的同志越来越多，李克农就指定从狱中出来的夏之栩、熊天荆、刘顺元、萧桂昌等同志负责接待、登记和审查。先在西流湾租了几间平房，住不下了，又在鼓楼包了一个小旅馆。同志们出狱后，首先是给他们洗澡、理发、补充衣服和日用品，然后登记、填表，学习党中央的宣言、《十大纲领》等。
九月初，博古以中共中央代表身分到达南京八办。他的任务，首先是同国民党代表商谈中共中央宣言的定稿和发表问题。这个任务已在九月二十一日完成，二十二日公开发表了。其次就是恢复和建立长江流域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的组织。
因为周恩来已到山西同阎锡山、卫立煌等商量山西抗战事宜，董必武、林伯渠分别在武汉和西安，长江沿岸委员会没有建立。所以这项工作就由博古负责，叶剑英参加。由于从狱中营救出大量的党的负责干部，她们有白区工作经验，这就为开展工作提供了干部条件，从八月到十月，从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监狱、反省院先后释放的政治犯，经过八路军驻京办事处接待的共约千人。其中重要的干部有黄文杰、刘顺元，李世农、王凯、陈农非、郑绍文、王鹤寿、陶铸、方毅、石磊、钱瑛、张琴秋、刘宁一、萧桂昌、喻屏、林理明、张恺帆、顾玉良、曹莎秋、彭康、邓垦等。博古、叶剑英和李克农商量，指定有组织工作经验和了解狱中情况的黄文杰、刘顺元、王鹤寿、李世农、刘宁一、钱瑛、夏之栩、方毅等负责出狱人员的登记、审查、接待工作。审查后分别处理：狱中表现坚定的，送延安或分配到国民党统治区工作；表现一般的，有些问题的，送延安学习，继续审查；少数表现不好的或有严重问题的，发路费给他回家或自我工作，并嘱咐他们要积极参加抗战。
总计送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送延安的，约七、八百人，都是南京办事处买好火车票，分批组织起来，发给八路军护照走的。
博古、叶剑英根据干部条件并报中央批准，逐渐建立了许多地方的党的领导机关。九月，派北平南下的学生杨学诚在武汉成立武汉工委，主要是领导学生工作。十月初，周恩来从太原电告博古，并派副官邱南章到汉口送信给董必武，陪同董老到南京同博古商量湖北党的组织工作。董老到武汉后，同博古、叶剑英商定，派刚出狱的陶铸、钱瑛去武汉，与从中央派去的郭述申组织湖北省工委，郭述申任工委书记。十一月，博古派从苏州出狱的方毅去湖北，参加工委工作。又商定派郑位三到鄂东任特委书记，加强对高敬亭游击部队的政治工作。派原任西安红军联络处主任李涛到汉口筹建八路军驻汉办事处。
十月，中央决定在上海建立江苏省委，刘晓任书记，刘长胜为副书记。
中央派张爱萍经南京去上海任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叶剑英同张爱萍商谈了在江苏建立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问题。博古派刘宁一到江苏省委参加工人委员会工作。
十一月，浙江成立临时省工委，安徽成立皖中工委，都是博古从南京派出干部去组织的。
九月下旬，在赣粤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负责人项英，根据中共中央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到南昌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因不了解国共谈判的具体情况，发表了一些不恰当的谈话。中央电告博古、叶剑英，设法派人到江西找项英，传达中央指示，要项英到南京转延安，讨论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博古、叶剑英派了从监狱出来认识项英的顾玉良，以八路军驻京办事处上尉副官的名义，穿上军服，拿上护照到南昌，经过国民党派人带到吉安见到陈毅，口头传达了中央关于南方游击队不能自行集中下山的指示。接着又到赣南大庾找到项英，口头传达了中央的指示，面交了博古、叶剑英托带的信和中央文件。然后又陪项英到南京八办转到延安。
十一月，博古、叶剑英又派顾玉良先到江西铅山赣东北苏区找到领导人黄道，又到福建闽东游击区找到叶飞，向他们传达中央文件和批示精神，并陪同叶飞、黄道到南昌新四军军部报到。使他们及时了解中央精神，以免上国民党的当。
在宣传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博古、叶剑英、李克农都接见了许多朋友和中外记者，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八路军的战绩，特别是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山西平型关歼灭日军千余人以后，八路军更闻名中外，很多人来打听消息，应接不暇。李克农要袁超俊副官买了一架油印机，将八路军总部发来的战报印发，并用不同方式通过进步或中间报纸在报上透露出去。国民政府参军长吕超办的《金陵日报》，因销路不好，请刚出狱的陈农非（陈办过报，他们认识）去当总编辑，经博古同意，该报因有后台可不送审，就可经常登载八路军的消息。外国记者爱泼斯坦，还把我们提供的消息发往外国报纸发表。
十月间，南京有一张小报登载了一条“八路军游而不击”的报道。李克农看了很生气，同叶剑英商量对该报提出抗议。李克农叫人到街上买了一个少将领章和一个少校领章，他要我和他一起穿上军衣，戴上八路军臂章，他挂上少将领章，要我挂少校领章。他说要给那个报馆的总编辑颜色看。接着就叫副官打电话把该报总编辑找来，他要我在门口招呼，他坐在客厅等候。
不久，总编辑来了，我说，我们处长找你有事，就把他引到客厅里。李克农请他坐下，拿着那张报纸对他说：“你们的消息说‘八路军游而不击’，根据什么？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那么大的胜仗，难道你们不知道么？明天登报更正。”那个总编辑只得点头承认错误，说：“明天一定更正，一定更正。”急得满头大汗。第二天就登了一条启事。事后，我们办事处的同志对李克农说：“克公真有两下子。”李克农笑着说：“这就是又团结又斗争嘛。”十一月十二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后，又继续向苏州进攻。十九日苏州失守，日军又向南京方向前进。国民政府急忙迁往重庆、汉口、长沙等地，国民党的大官们慌忙西逃。八路军驻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分批向汉口转移。
为了到汉口向国民党交涉出版《新华日报》和建立南方和西南地区党的组织，博古同章汉夫于十月中先乘船到武汉。十一月十九日，钱之光率夏之栩、齐光、康一民、李应吉等乘火车经郑州去武汉，建立八路军驻汉办事处，后来中央决定钱之光为八路军驻仅办事处处长。
叶剑英、李克农、廖承志（原拟去广州，因交通阻塞留南京）、袁超俊、吴志坚和我六人一直坚持工作到十二月初才走。司机王应絮，原是出租汽车公司的，自愿留下为八路军开车。为了工作需要，十月间李克农在上海用七百元买了两辆旧轿车，我们撤退时就顶用了。因为那时兵荒马乱，已租不到车子。袁超俊和王应絮各开一辆，就上路了。当时公路很坏，车辆又多，秩序更乱，我们的车子很破旧，边走边修，走走停停，大家都叫它“烂背骡子”。
大约走了五天，经过南昌勉强走到了长沙。车子已破烂不能走了，袁超俊和王应絮留下来修车，我们五个人改乘小轮船于十二月十日左右到达汉口。八路军驻汉办事处还住在“董必武公馆”，大家挤在一起又开始新的工作。
十二月十三日，日本侵略军已攻占南京，开始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西安红军联络处，是西安事变解决后，我党为维持同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团结，并同南京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共商停止内战准备抗日的问题而设立的。当时国民党也需要中共有正式代表在西安，以便解决红军改编和陕甘宁边区等问题。所以，周恩来向顾祝同提出要在西安成立红军联络处时，顾祝同就答应了。但是，他们又怕中共和红军影响的扩大，采取了“掩耳盗铃”的办法，周恩来和工作人员可以公开活动，但不能公开挂牌，经过商量，就挂了“国民革命军十七路军教导队通讯训练班”的牌子，并由十七路军派门卫。周恩来和工作人员都穿便服，只内部警卫因身上挂了驳壳枪，才穿国民党的军服。我们机要、电台和公务人员，都是十多廿岁左右（我当时23岁，算是比较大的）的“红小鬼”，为和“通讯训练班”的学生身份相符，李克农要我们穿学生装。我们的电台是合法的，就用高竹竿架上天线，真像通讯训练班的样子。当时西安只两家电影院，放映的是无声电影，对学生只收半价，我们就冒充学生看了些半价电影，算是开了洋荤。大家在上班时间都很守规矩，一到吃了晚饭，就在院子里和大门口打打闹闹，所以附近的群众称号我们是“娃娃店”。
红军联络处，是一九三七年二月九日中共代表团从张学良公馆搬到七贤庄一号后成立的。当时只代表团留下的十来个人，因工作开展，“二二”筝变后转移至云阳红军总部的叶剑英、李克农、李金德等又回到西安。又从延安调了李涛等几个人来。联络处主任开始是李克农，二月底李克农到上海治眼，就由李涛负责。因周恩来经常外出活动，李克农给他配了警卫副官陈有才。
李克农除教陈有才做好警卫工作外，还教他随周恩来到国民党机关时，如何给传达室通报、递周恩来名片等等。特别给陈制了一套呢子大衣和礼帽。
红军联络处一成立，统一战线工作就立即开展起来，来联络处的爱国将领、民主人士逐渐多起来了。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是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不懂社会上的礼节，刚开始客人来了不知如何接待，站在一边看。周恩来要李克农和李涛教我们如何侍人接物，特别告诉副官和公务人员接待客人的规矩。当时天气寒冷，客人一般都穿大衣、戴礼帽，李克农说，客人来后，先引到客厅门外，帮客人把大衣、礼帽挂在衣架上，再引进客厅请坐、上茶……。
尽管如此，还闹过笑后。有一天，某民主人士来了，一个小公务员想照章办事，不待客人站好，就动手把客人头上的礼帽摘下来。幸亏是友好人士，客人只是一笑了之。李克农知道后，就把这个例子作教材，告诉大家要待客人自己取下礼帽后，才接过来挂上，不要先动手。讲得大家都好笑。通过教育和实践，“土包子”也训练为彬彬有礼的服务人员了。
一九三七年三月，周恩来开始到杭州同蒋介石谈判，中央派林伯渠为中共代表驻红军联络处。林原是孙中山的同盟会会员，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广州时就负盛名，他到西安后，上层统战工作更加活跃。为进行黄埔同学的统战工作，除了宣侠父（黄埔一期生）常驻西安外，左权、陈赓、徐向前（均为黄埔一期生）等都先后到过西安联络处。联络处还接待过许多党和红军的负责同志。
西安红军联络处，是延安和红军总部通往国民党地区的窗口和交通总站。在开展统战工作、购运军需物资、输送干部和青年学生等方面，都起了很大作用。上海、北平、天津及南方各地秘密党组织同延安中央的联系，都是通过西安红军联络处的。所以有些同志认为西安红军联络处即是中共办事处，实际作用是这样的，但名义上不能这样说。
“七七事变”加快了国共谈判的进程，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西安红军联络处就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并公开挂牌，由八路军自行警卫。九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八路军编为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驻陕办事处随即改为第十八集团军驻陕办事处。
西安红军联络处，从建立到改名前后，只七个月，但在周恩来等的直接领导下，出色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在中共党史和红军军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
2007/09/10
第四章为了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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