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继续同国民党谈判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需要，政治局会议决定，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部中国党的工作。由项英、曾山、陈毅、方方、涂振农组成东南分局，项英为书记，领导新四军工作。会议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继续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周恩来同王明、博古、邓颖超、孟庆树等到武汉。
这时武汉已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蒋介石和部分国民党军政机关也都迁到武汉办公。
中共代表团的首要任务，是争取蒋介石坚持抗战和巩固与发展国共两党合作。而蒋介石也很想知道中共中央的意见，所以代表团到武汉第三天即十二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同王明、博古就和蒋介石会谈。王明先说明了抗战形势、两党关系、合作任务及国际活动情形与共产国际的某些建议；博古谈了边区、八路军办事处等问题；周恩来提出了中共的建议，如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商定两党共同纲领、出版《新华日报》、建立国防工业与征兵机构，补充扩大和改造部队、协助政府组织扩大国防参议会为民意机关等问题。蒋介石当即表示，所谈极好，照此做去，前途定见好转。并说今后两党关系，已告陈立夫和我们代表商谈。这次会谈，就成立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达成协议。中共方面为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国民党方面为陈立夫、康泽、刘健群、张冲。最后蒋介石提出要留工明“在汉相助”。
早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蒋介石就知道王明是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曾派中国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同王明接触过，王明和潘汉年见过邓文仪，表示国共可以谈判，要潘汉年回国后报告党中央。所以举一次见面就当面留王明“在汉相助”。
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代表团同长江局召开了第一次联席会议。会上决定：一、鉴于代表团同长江局成员大致相同，为工作集中和便利起见，合为一个组织，对外叫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内为长江局。二、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由项英（在新四军）、博古、周恩来、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在西安）七人组成。三、暂以王明为长江局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以上三项须报中央政治局批准。四、长江局下设五个机构：参谋处，叶剑英为参谋长；秘书处，李克农为秘书长；民运部，董必武兼部长；组织部，博古兼部长；党报委员会，王明任主席。长江局的工作由王明主持。周恩来作为长江局副书记和中共代表团负责人，主要负责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
这样，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代表机关——中共中央长江局就正式成立了。但是由于国民党还不允许共产党的组织公开活动，所以对外只能用中共代表团名义出面，许多工作则以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或《新华日报》的名义去做。以后周恩来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名义，王明、博古、董必武以及吴玉章、邓颖超用国民参政员名义，叶剑英用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名义对外活动，活动范围就更广泛了。
长江局一成立，就根据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展各方面的紧张工作，进行着复杂尖锐的斗争。由于王明是空头政治家，不了解国内情况，主要精力用在写文章，宣传他右倾投降的那套观点，所以就加重了周恩来的负担。又由于周在党内外都有崇高的威望，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对工作极端负责，所以他实际上是长江局的领导核心。
武汉时期，国共关系比较密切，国民党政府对抗日战争比较积极。但是蒋介石一直害怕共产党影响的扩大和组织的发展，对于根本性质的问题，不愿意解决，或者采取拖延办法，或者答应了不做，或者拒绝。所以，国共谈判的过程，也是既团结又斗争的过程。
中共代表团第一次同蒋介石会谈时，蒋介石说得很好，并达成了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两党草拟共同纲领的协议。根据第一次两党关系委员会推定由周恩来、刘健群起草共同纲领，当周恩来把草案拿出来讨论时，国民党方面代表却要移至下次再谈，实际上被搁置起来，两党关系委员会也形同虚设了。
关于国共两党合作的组织形式，我党曾提出过三种形式：一、恢复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形式，将国民党改为民族革命同盟，其他党也加入；二、建立共同委员会，在中央、各级共同讨论；三、现在这种形式，遇事协商。但蒋介石拒绝了前两种形式，只剩下临时协商。所以国共两党关系并没有实质性进步，临时协商，主要在周恩来和蒋介石之间进行。
一九三八年二月初，国民党发动了一场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宣传运动，他们利用《扫荡报》、《武汉日报》、《血路》、《抗战与文化》等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共文章。
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认为这是一场严重的挑战，必须坚决予以回击，二月十日，周恩来会见蒋介石、陈立夫，说明《扫荡报》等这种宣传运动的严重后果。蒋介石假惺惺地表示：对主义的信仰并不准备加以限制，中山先生已经说过，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并不矛盾，我们任何人都不能修改或反时；对各党派也无意取消或不容许它们的存在，只愿溶成一体。周恩来当即重申：我党一贯的立场，国共两党都不能取消，只有从联合中找出路。蒋介石回答：可以研究。陈立夫提出，能否在两党以外组织一个由双方共同参加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周恩来当时还不明白他们的意图。蒋介石又说，《扫荡报》的言论不能代表国民党和他个人意见。陈立夫补充说：蒋总裁已批评了《扫荡报》，要各报以后不再刊登这类文章。自此以后，这类宣传确实少了。一场违背大势不得人心的反共叫嚣暂告收场，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思想和行为，从来没有变化。
为了进一步阐述国共两党合作的重要意义，三月十二日，周恩来利用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三周年的机会，在《新华日报》上发表题为《怎样纪念孙先生的伟大》的文章。他说，孙中山先生的一个伟大特点，就是善于联合各种革命力量，“他根据每一个时期革命的需要，能将当时各种革命力量革命组织，特别看重的是群众组织联合一起，共同努力！”“这种伟大的革命精神正是目前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极端需要的。”国民党不愿意搞国共两党共同纲领，但他们要抓抗战建国的旗帜。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一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大会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宣言和纲领表示要坚持抗战，在抗战胜利后，要建立三民主义的新中国。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认为国民党的这个纲领同我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基本上是一致的，“应该坚决赞助其实现”。国民党这次代表大会还宣布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共中央致电中共代表团说：“我们党对国民党一切口头上要做的好东西，如扩大国民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都应该采取积极赞助的态度。”六月九日，周恩来见蒋介石时，根据党中央的意见，提出应使三民主义青年团成为统一战线的组织，来统一全国的青年运动。蒋介石坚持各党派不能在三青团内进行活动。
这样，三青团就成为国民党的御用工具了。
一九三七年八月，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在南京时，就同国民党谈判取得了关于将南方八个省边区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协议。当年九月二十八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十月，中共中央决定项英为新四军副军长。但新四军的编制问题尚未达成协议。十二月下旬，叶挺、项英都到达武汉，接着，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等也到了。周恩来、叶挺同何应钦谈判后，确定新四军辖四个支队（相当旅），长江以南各省的红军和游击队组成一、二、三支队，集中到皖南地区；在鄂豫皖边区的组成第四支队，就地集中后也开到安徽。在武汉组建军部，然后转到南昌指挥部队集中。十二月二十五日，叶挺、项英在汉口召集了军部机关干部大会，宣布新四军军部成立，在汉口大和街26号挂牌办公。一九三八年一月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准中共提出的新四军支队以上干部名单、薪饷等。
l月四日，项英率军部人员转到南昌。固恩来、叶剑英和叶挺商定，八路军驻汉办事处兼新四军驻汉办事处。同时，党中央和长江局还派了负责干部到南方分头传达党中央的政策和组建新四军的意义，使部队按时集中。
长江局对南方各省边区红军和游击队集中北上后的地方党的工作，也进行了讨论和布置。认为武装集中后，党的组织仍应存在并进行活动，但党组织要严守秘密，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要适应抗日统一战线的环境，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要进行适当的斗争。
周恩来还同蒋介石就承认陕甘宁边区、补充并扩编已在敌后发展起来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的问题，进行了长期艰苦的谈判，并提出过许多合理要求，蒋介石总是敷衍搪塞或故意拖延，所以一直没有解决。由于要抵抗日寇的进攻，蒋介石表面上表示要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可是一涉及到党权、政权、军权的问题，他就抓着不放，不解决任何实质问题。
如果说国共谈判中有解决得比较顺利的问题的话，就是《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的出版发行。周恩来、博古在南京时曾指定刚出狱不久的潘梓年、章汉夫等开始筹备。因南京危急，他们转到汉口，找到办公地址和印刷厂，并增加了工作人员。因武汉市国民党当局在注册登记上找了些麻烦，他们决定先出版《群众》周刊，该刊于十二月十一日创刊，社长兼主编潘梓年，副主编许涤新。十二月二十一日，王明、周恩来、博古会见蒋介石时，周恩来又向蒋介石提出出版《新华日报》的问题，蒋介石表示同意。长江局为准备《新华日报》的出版决定成立党报委员会，以王明为主席，对外另设董事会，王明为董事长；社长潘梓年，总编辑华岗，总经理熊瑾玎，编辑主任章汉夫。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新华日报》正式出版发行。
《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的出版，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一个重大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发行的第一张大报和理论刊物。在报纸出版的前两天，《新华日报》社宴请武汉市长吴国桢和文化、新闻界知名人士沈钧儒、张西曼、张志让、邓初民、洪深、张申府、刘清扬、胡秋原等，以及美国记者爱泼斯坦、苏联记者罗果夫等。王明宣布：“《新华日报》的努力方向，就是中国人民今天所共同努力的方向，即一、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二、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三、为达到上述救国建国的目的，必须尽力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华日报》愿与武汉文化界、舆论界朋友共同努力。”《新华日报》一出版就轰动了武汉三镇，发行网也日益扩大，一直到各省、市的机关、学校、工厂、农村及海外各国。题词祝贺《新华日报》出版的有国民党要人孔祥熙、于右任、冯玉祥、张治中、邵力子、白崇禧、王宠惠、陈铭枢、吴国桢等；知名人士沈钧儒、郭沫若、沙千里、方振武等。周恩来、王明、董必武、博古、叶剑英、叶挺、徐特立等同志也题了词，并分别在报上发表。
《群众》周刊，是理论性刊物，虽然读者没有《新华日报》那么广泛，但它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抗战胜利的必然性，阐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从理论上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团结的错误以至鼓吹投降妥协的谬论，所以深受各党派爱国人士、知识界的欢迎。
《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经常登载中共中央文件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明等人的文章，认真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围绕坚持全民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题，展开了多方面的宣传。针对一些错误的舆论进行适当的批评；对诬蔑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谬论，用八路军的战绩给以驳斥；对散布对日妥协投降论调，给以严肃批判。《新华日报》在报导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的战斗胜利和民主建设事迹的同时，也热情地报导了国民党军队的抗战事迹。
《新华日报》、《群众》周刊，每期都给延安党中央和八路军、新四军寄送，也受到党中央的重视和中央机关以及前方部队的欢迎。事实上，处于秘密活动中的党组织和党员，就是通过《新华日报》来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和形势的。许多爱国青年，也是通过阅读《新华日报》而走上革命道路的。
在武汉危急时，长江局即决定先派总经理熊瑾玎率部分人员到重庆筹建《新华日报》重庆馆，以便武汉失守后即在重庆接着出版。经过许多艰苦工作，又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协助下，在十月中全部准备妥当。日军迫近武汉时，只留章汉夫、林肖硖等七人坚持出版。十月二十四日深夜，周恩来偕同秘书陈家康来到报馆，他口述了二十五日发表的社论《告别武汉父老兄弟》，社论宣告：我们只是暂时离开武汉，我们一定要回来的，武汉终究要回到人民手中。周恩来核批后即当场交工人排印出二十五日报纸清样。这是在武汉出版的最后一张《新华日报》清样，编号是二八七。正付印时，日军已逼近市郊，要立即撤退，这一天的报纸没有出版。这张清样，也因战争环境没有保存下来。
重庆的《新华日报》即于十月二十五日接着出版，继续担负起它的光荣任务。
十八、出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
武汉时期国民党采取改善国共关系的一个重大措施，是邀请周恩来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一九三八年初，蒋介石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改组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之前，国民党军队是没有政治部的，只有政训处。当时在武汉委员长行营中有个第六处（即政训处），陈立夫任处长，政治部是把第六处改组和扩大后成立的。下边设四个厅：总务厅，管行政；一厅；管军中党务；二厅，管民众组织；三厅，管宣传工作。蒋介石任命曾在十年内战中对中央红军进行过五次“围剿”的司令陈诚当部长，为表示对国共合作的诚意，蒋介石要陈诚亲自登门相请在大革命时期已充分显示出政治工作才能的周恩来出任副部长，为政治部撑起门面。这时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也看中了周恩来这个人才，要副院长张群出面邀请他到行政院任职。周恩来和代表团研究后认为，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和共同纲领都没有解决，只周恩来个人参加到行政院或政治部，实际上起不了什么作用，只能给国民党装门面，所以都婉言推辞了，并报告了中央。但蒋介石坚持要周恩来做政治部副部长，周再三推辞说，做副部长可能引起两党磨擦。蒋仍要周做，并表示不要怕磨擦，可以避免磨擦；政治工作方针是加强部队，发动民众；副部长职权可明确规定，能负其责；编制人事还未定，都可以商量；康泽（注：特务头子，已定为政治部二厅厅长）可以共事，不致捣乱。中共代表团研究后致电党中央说，政治部属军事范围，为推动政治工作、改造部队、坚持抗战、扩大我党影响，可以去担任职务。如果屡推不干，会使蒋、陈认为共产党无意相助，使反对合作者有所借口。经过党中央同意，周恩来就出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这是抗战初期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军政机关出任的唯一重要职务。
蒋介石邀请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的同时，还邀请从日本回来不久的郭沫若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是有名的文学家、历史学家。一九二六年北伐战争时，曾任国民革命军司令部总政治部副主任。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坚决反对蒋介石，并参加了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途中，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秘密加入了共产党，起义军到广东潮汕失败后，经周恩来同意流亡日本十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回到上海，随即恢复了党的秘密关系。蒋介石是想利用郭沫若的声望来给他罗致人才。
蒋介石邀请周恩来和郭沫若任职，是为了表示国民党“改组政府机构”。
他还任命由邓演达（因反蒋被蒋杀害）组建的第三党负责人黄琪翔当政治部副部长做陪衬，给他们以空头官衔，实权却掌握在蒋的亲信陈诚、贺衷寒、康泽等手里。
同蒋介石打过长期交道的周恩来，当然不会上他的当。周恩来向陈诚表示接受政治部副部长职务后，马上提出他拟起草《政治工作纲领》送呈蒋介石批准后，才能就职，否则思想、言论、行动都不统一，不好办事；他分工管三厅，他和郭沫若负责把抗日宣传工作搞好。陈诚一直是指挥枪杆子打仗的，不熟悉政治工作，只得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郭沫若本来不愿意到国民党机关去任职。加以陈诚事先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就安排军统的刘健群任三厅副厅长去抓实权，又以请客吃饭名义骗郭沫若去参加他的“第一次部务会议”，还在会上大谈“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这些，都使郭沫若十分恼火。为了抗议国民党的这种做法，郭沫若经周恩来的同意，离开武汉到长沙。二月一日，政治部下属各厅除第三厅外，都已组成并开始工作。而副部长周恩来、第三厅长郭沫若都没有来，这使蒋介石和陈诚十分难堪。恰巧，刘健群因桃色事件离开武汉，由司法行政专家范扬任三厅副厅长，使事情出现转机。周恩来认为应从速把第三厅建立起来，以便开展抗日宣传工作，所以他派于立群（郭的夫人）带信到长沙，请郭沫若回武汉。
四月一日，三厅正式成立。
郭沫若找阳翰笙（著名戏剧作家、党员）做他的主任秘书，协助他搞编制、安排人事和计划。按政治部组织规定，厅以下设两个处，每处三个科。
在筹备中，蒋介石“手令”，第三厅要设个对敌宣传处，就成了三个处。第五处，掌管动员工作，胡愈之（文化界名人，救国会领导成员、中共秘密党员）任处长；第六处，掌管艺术宣传，由田汉（著名戏剧家）任处长；第七处，掌管对敌宣传，由范寿康任处长。四月一日，三厅正式成立，一大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如：张志让、洪深、杜国庠、冯乃超、史东山、应云卫、马彦祥、洗星海、张曙等都参加进来，真可谓群贤毕至。
周恩来决定出任副部长以后，亲自动手起草《政治工作纲领》，并指导三厅的组织和人事安排。三厅的问题基本解决后，他和郭沫若在三月二十八日才第一次出席政治部部务会议。
周恩来经常同郭沫若、阳翰笙、田汉、胡愈之等处长和科长研究工作。
他针对一些党员不愿在三厅替国民党撑门面的思想，严肃地指出：我们到三厅，不是做官，而是工作、斗争，而且是一种非常尖锐复杂的斗争。我们应有高度的警惕性，要有很高的策略思想，不要盲目乐观，但也不要悲观。国民党鼓吹“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我们就宣传我们党的“十大纲领”，各人宣传各人的。对他们那一套，我们是不管、不理、不睬，怕它什么？为了在三厅实现党的领导，在三厅领导层组织一个秘密党小组，在各处的干部中组织一个秘密党支部，由冯乃超任支部书记。两个组织不互相来往，小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支部则同南方局组织部联系。
政治部设在武昌，周恩来住在汉口第十八集团驻军汉办事处，所以他每天上午九时前就要过江赶到武昌政治部上班，或进行统战活动，晚上又要过江回到汉口来，处理许多急于处理的事情，因而，常常到晚上九、十点钟才能召开代表团和长江局的联席会议。因为要汇报情况和讨论问题，会议常开到深夜，有时到凌晨才能结束。董老年纪较大，会开得太晚他常常要在躺椅上打个盹后再起来继续开会。会议结束后，周恩来还要起草给中央的电报或审批李克农交来的情报，有时还要找同志谈话，所以他每天都睡得很晚，有时一直到天亮才能休息。如果上午有约会，他照样按时赴会。我当时是长江局的秘书兼机要科长，代表团和长江局开会，我做记录，因为白天整理记录、送记录（当时规定，头天晚上会议记录，要在第二天整理出来，经秘书长核批后，还要送给到会的人看和签名）、传阅电报，已经很累，所以一到晚上开会做记录时就常常打瞌睡，甚至做梦。有时乱划，第二天整理时，自己也不认识了。会完了，又要到周恩来办公室等电报，我拿到电报送机要科译发后才能入睡。周恩来找人谈话多在下半夜，有时还要排队。平时李克农也是住在长江局的，但有一天他的夫人赵瑛带孩子从安徽逃到武汉来，办事处钱处长安排他们一家到原来董老住的安仁里去团聚。当时周恩来不知道这个情况，我们也没有说，临时有事叫李克农来，那时“工作第一”的观念很强，就派车子把李克农接来，周恩来叫他坐在我的房子里等。等到其他同志谈完后己经天亮，周很疲劳想休息，叫李克农明天再谈。李克农白等了一夜，只好“哑子吃黄莲”了。
周恩来在政治部有个秘书叫谌志笃，是一九一九年在天津就认识的老朋友，忠实可靠，住在政治部。随身副官是长征战士廖其康，司机是从上海来的祝华（党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给他一辆美国福特小轿车，来回过江时得搭军用码头的渡船，但当时日机常轰炸，一响防空警报轮渡就停驶了，无法按预约时间到办公地点，但是周恩来是闲不着的，他总是利用躲空袭的时间去看朋友或约人谈话。一九三八年五、六月间，日军向武汉紧迫，武汉大学开始在大后方疏散，在珞珈山的一些教授宿舍空出来了，政治部要了三套分给周恩来、黄琪翔、郭沫若居住，这样到政治部开会、办公就较方便，同郭沫若和三厅同志的来往也更密切了。
三厅成立后打响的第一炮，就是举行了抗战扩大宣传周。这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中共领导的在国民党区域第一次大规模的抗日宣传活动。周恩来对这次宣传周的目的、方法等都提出了重要的意见。他说，这次扩大宣传，一要扩大宣传的对象，二要扩大宣传的范围。他要求宣传要深入到工厂、农村的劳动阶层中去，要扩大到前线部队中去，以提高广大工农群众的抗战意识和鼓舞激励战士的杀敌情绪。文字、图画等宣传品要通俗易懂，要迅速输送到前方部队，并派宣传队到前方和后方医院慰劳。
四月七日，扩大宣传周的第一天，恰巧传来了李宗仁指挥的部队在台儿庄取得了歼灭日军万余人的大捷。这个消息在当时日寇步步进逼，我军节节失利的情况下，是十分鼓舞人心的。上午，整个武汉市都欢腾起来了，抗战歌声、口号声、鞭炮声连续不断。这就增加了宣传周的热烈气氛。周恩来、郭沫若和三厅同志临时决定，把下午的宣传周开幕大会和庆祝台儿庄的胜利大会结合起来，并在大会后举行火炬游行。除了通知各自带火把外，阳翰笙还亲自带人到江边向渔民购买废纤籐火把；运到大会场。大会进行得很顺利，到会人数超过计划好多倍，火炬游行队伍也不断扩大，据估计，武汉三镇共有四五十万人参加。有些参加过北伐的同志说，北伐军打到武汉时，也没有这样的群众场面。
四月八日，发表了周恩来等的专论《怎样进行二期抗战宣传周工作》。
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工作人员，也参加了大会和火炬游行。
看到人民群众真正觉醒了，国民党当局有些人害怕起来，千方百计对人民的抗日宣传加以限制或破坏。开始，他们借口宣传品中有一本歌颂台儿庄大捷的大鼓词，内容不妥，扣压下来，后来又说宣传品中使用“人民”、“祖国”、“岗位”等词不妥，强令改成“国民”，“国家”和“职务”加以刁难，遭到郭沫若严词驳斥。接着张厉生又提出组织审查委员会的主意，又被郭沫若坚决顶了回去。最后，发展到康泽直接指挥其喽啰坏群众大会。尽管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捣乱破坏，这次宣传周依然搞得很成功。
通过这次抗战扩大宣传周，三厅的名声大扬。原来有些人认为那些拿笔杆子的先生们，是否能有组织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本事，事实证明只要有党的领导，他们就能把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扎扎实实的。长江局听了三厅党组织和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关于这次宣传运动的汇报，认为这次宣传运动是成功的，应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准备在七七抗战一周年时，举行更大规模的抗战宣传活动，同时也要准备同国民党的当权派进行必要的团结与斗争。
三厅成立后震憾人心的一次宣传活动，是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
台儿庄的胜利，并没有阻止日军的进攻。五月十九日日军攻占重要战略要地徐州后，又于六月十二日攻占安徽的安庆。接着就兵分五路向武汉进逼。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高喊“保卫大武汉”了。为了鼓舞军民的抗战意识，周恩来先同三厅的党组织研究决定，要大规模地举行“七七”一周年纪念活动。周恩来说，要唤起每一个老百姓的抗战意识。六月下旬，三厅即积极进行筹备，郭沫若拟了宣传计划，包括举行献金活动。计划很快得到陈诚和蒋介石的批准。因为蒋介石在武汉紧急时，也需要动员群众来“保卫大武汉”，并利用这个机会宣传他这个抗战领袖领导抗战一年的“功绩”。他批准计划后还破例地单独接见郭沫若，并当场批了一万五千元的特别费。郭沫若既奉了“圣旨”，又拿到了钱，实行计划就应该是通行无阻了。可是陈诚既怕动员群众过多，又不相信群众为了抗战愿慷慨解囊，忽然反对献金活动。他认为“有钱的人不愿献，愿献的人没有钱”，献金一定失败，失败了会影响国际观瞻，因为武汉有外国记者。由于郭沫若的坚持，并说是蒋委员长批准的，他才作罢。
陈诚还怕募捐失败，他答应政治部献金一万元。武汉市长吴国桢也答应武汉市献金三万元。
纪念活动按计划顺利地进行，从七月六日起一连三天，每天分别在汉口、武昌、汉阳举行大会，晚上火炬游行，群众情绪十分高昂。活动的高潮是“七七”的献金台上。
一清早，各处献金台周围都挤满了人，献金的人争先恐后，络绎不绝地走上献金台，对灾难的祖国贡献一片心意。献金的人有国民党官员，有工商资本家，最感人的是穿着破衣的工人、农民、小学生、老太婆，还有乞丐。
给群众印象最深的是由中共代表团、长江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负责同志和工作人员组成的“中国共产党献金团”。那天，我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参加了这项有意义的活动。我们乘坐的汽车挂着“中国共产党献金团”的横幅，格外醒目。沿途受到行人鼓掌欢迎。我们到达汉口江汉关献金台时，群众情绪达到高潮。王明代表中共中央将一千元党费献上，接着，周恩来走上台献上在政治部七月份的薪金二百四十元，王明、董必武、博古、林伯渠、吴五章、邓颖超六位参政员七月的薪金每人各三百五十元（毛泽东在延安也打来电报捐献一个月参政员的工资），李克农代表八路军战士捐献伙食节余一千元，叶剑英、李克农、钱之光、李涛、边章伍七月份的生活费各五元，我和赖祖烈、邱南章七月份的生活费各四元五角，廖似光、孟庆树、刘群先、龙飞虎七月份的生活费各四元，警卫员巴芳廷、刘九洲一个月生活费只有二元五角，也都捐献了。当群众知道了八路军将士的每月生活费最高只五元，低的才二元五角，现在又慷慨捐献时，都深为感动。在武汉的影响下，有些大城市以及香港和海外华侨，也都采取不同形式，为抗日战士进行募捐活动。周恩来还鼓励著名演员金山、王莹等到南洋各地进行抗日宣传演出并募捐，取得了很大成绩。
由于周恩来、郭沫若的正确领导，阳翰笙、胡愈之、田汉、冯乃超等同志及三厅的中共党员、进步文化人士的共同努力，使三厅成为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不仅在工作上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在斗争中提高了三厅全体人员的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培养了大批人才，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周恩来除了通过三厅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外，还利用各种机会和方式，向陈诚提出加强部队政治工作的建议。他曾以进步人士李公朴、《大公报》名记者范长江和《新华日报》记者陆诒等在前线搜集的部队政治工作薄弱和士气不振等材料，向陈诚提出加强部队政治工作的具体建议，受到陈诚的重视，并采取一些措施，收到实效。在这之前，周恩来还专门写了《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系统地阐述了抗战军队政治工作的任务、内容、组织和方法。特别重要的是提出了“政治工作是一切革命军队的生命线与灵魂”的论点。此书曾在延安解放出版社作为《民族解放丛书》出版，在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国民党军队中都深受欢迎。
十九、广泛开展各界统战工作
一九三八年武汉长江局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巩固与发展，开拓了一个更深更广的新局面。不仅在国内，而且也发展到港、澳和海外华侨集中的地区，以及国际方面。中共代表团、长江局的领导成员和长江局、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的干部都做了许多统战工作。而交朋友最多、最广，又能得到他们的信任和尊重的，首先要算周恩来。
国民党上层人物，不论是党政军，几乎都是周恩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老朋友。不论他们的政治态度属左中，还是属右，周恩来都和他们恳切交谈抗战建国的意见，阐述中共的方针、政策。他同张治中、邵力子、张冲等关系都很密切，可以推心置腹地交谈各种问题。
当时的国共合作，主要是表现在共同抗战方面。所以，周恩来和长江局着重军事统战工作。长江局办公楼住着周恩来、叶剑英（十八集团军参谋长）两个中将衔的将军，在三层楼上住着边章伍、张经武、聂鹤亭、李涛等十八集团军的高级参谋。王明曾口占一对子：“一门二中将，三楼四参谋”，形容长江局将才济济。还有罗瑞卿、张爱萍、罗炳辉等也都在长江局做过军事统战工作，同各地方派系的人物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促进他们积极参加抗日战争。
冯玉祥是原西北军的领袖，他一向爱国，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大革命时期，冯玉祥曾主动要求中共派党员到西北军做政治工作，刘伯坚、邓小平、宣侠父等都曾在他那里工作过。一九二七年六月，冯玉祥与蒋介石、汪精卫联合反共，但他只是把部队中的共产党员“礼送出境”，而没有捕杀。一九三○年他同阎锡山发动反蒋战争失败后，隐居泰山读书时。请张友渔（秘密党员）等人给他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课。他身边一直有我党秘密党员（如赖亚力）在工作，所以他对中共的方针政策比较了解。虽然蒋介石又给他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空头职务，没有实权，但他在西北军中还有不小影响。开始，他对直接和中共负责人见面还有顾虑，怕特务打小报告。周恩来便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名义，穿上军装登门拜访，相互交谈对抗战形势和前途的看法。周恩来针对抗战前一段华北和上海、南京作战的失利，阐明中共要动员全民参加抗战，主张同日军打运动战配合阵地战和游击战等。冯玉祥完全同意，并表示谈得很畅快，周恩来对抗战形势和前途的精辟分析和交谈中谦虚诚恳的态度，给冯玉祥留下深刻的印象，冯在当天的日记里对周恩来写下这样的评语：“极精明细密，殊可敬可佩也。”冯曾对他周围的人感慨地说：“我知道的东西太少了！”后来又在会客室写下八个大字：“吃饭太多，读书太少”。冯玉祥在国民党高层人物中是比较喜欢读书的，但在周恩来面前，他感到读得太少了。不久，他又主动找周恩来。当周恩来把日益严重的国共磨擦事件告冯时，他对“自己不努力，反要阻止他人活动”的人表示不满。周恩来还同他商量筹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他积极支持，赞同由老舍主持文协工作，并邀请中共派人给他的随从人员讲政治课、游击战术等。他还主张派人去延安学习，给延安图书馆捐赠一批图书。从此，冯玉祥与中共的关系日益密切，周恩来同冯玉祥之间的友谊也不断加深，到重庆时，更加亲密了。这对于我党以后争取冯的旧部孙连仲、高树勋、何基沣、张克侠等都有重要影响。
白崇禧是桂系的首领之一。他参加“四一二”的反共大屠杀，残害过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后来红军长征到广西全州附近时，又指挥桂军猖狂拦击，使红军受到较大损失。但白崇禧和两广的其他首领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是主张停止内战共同抗战的。西安事变时他们表示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一九三六年中共中央曾派人同他们联系，白崇禧在军事上有些本事，素有“小诸葛”之称，虽然反过蒋，但蒋仍重用他。“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用专机接他到南京任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蒋介石为了利用战斗力较强的桂军参加抗战，还委任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徐州），并把桂军主力都调到第五战区。
周恩来把开展对白崇禧、李宗仁的统战工作当做重要任务。周任政治部副部长后，同白崇禧常常见面。一九三八年二月，广西学生军开赴前线途经武汉时，白邀周向学生军做抗战形势报告，介绍八路军敌后抗战经验。三月中，日本侵略军沿津浦线向徐州进逼，蒋介石派白崇禧到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行前，他接受黄琪翔的建议，秘密邀请周恩来、叶剑英到他家里，请教对敌作战方针。黄琪翔、刘斐也参加了。周恩来向白崇禧建议，在津浦路南段，用桂系两个集团军兵力，在新四军第四支队配合下，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配合行动，运动于辽阔的淮河流域，威胁津浦南段的敌军，使他不敢北上支援南下敌军；而在徐州以北，以主力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周恩来提到，徐州战役是大战役，有中央军和各系军队参加。因此，李宗仁必须有统一指挥的主权，特别有指挥中央军（如汤恩伯）的权力，才能行动一致，密切协同作战。这一点同白崇禧的看法完全一致，因为蒋介石保存嫡系力量牺牲杂牌部队的事，他们是深有体会的。白崇禧对周恩来的建议，甚为赞赏，他到徐州协助李宗仁作战时，基本上采纳了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叶剑英同白崇禧谈话后，又商定派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名义，到徐州去见李宗仁，劝他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同日军打一仗，以振抗战军威，同时也可提高广西军队的威信。张爱萍到徐州见李宗仁，说明周恩来、叶剑英派他的来意后，详细分析了当前敌我形势和在济南、徐州间同日军打一仗的有利条件。特别指出，广西军队是有战斗力的，北面有八路军的战略配合；新四军支队可在津浦线以游击战破坏交通，集中力量在台儿庄一带山地打一个大仗是可能取得胜利的。李宗仁对此感到高兴，要张爱萍转达他对周恩来的感谢。一九三八年四月七日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是国民党军队抗战以来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歼灭了日本侵略军矶谷师团万余人。这一胜利，挫败了日军的骄气，提高了中国军民的斗志，也得到了国际赞誉。《新华日报》对此次胜利作了充分报道，政治部第三厅所属的金山、王莹领导的演剧二队曾到前线作慰劳演出，又编了《台儿庄之战》在海内外演出。这一胜利，实际上也是国共两党军事合作的胜利。
台儿庄胜利后，党同桂系的关系更密切了。七月，李宗仁到汉口时，周恩来在珞珈山寓所设宴招待，畅谈加强团结抗战问题。周恩来向李宗仁提出，战区应建立文化机构，以加强对军民的抗战宣传教育。李表示同意，十月，第五战区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由著名文化人士钱俊瑞（秘密党员）任主任，吸收了一批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去工作。
程潜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政府主席。进步人士李世璋任一战区政治部主任，他是周恩来的老朋友，周介绍张友渔到该政治部任设计委员，对程潜进行统战工作。当时，河南大军云集，包括中央军、西北军、东北军各系统，周恩来和长江局指示中共河南省委加强对各军队的统战工作，省委为此成立了统战委员会，开展了对商震、张轸、于学忠、冯治安、何基沣等部队和地方国民党官员的统战工作，使河南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党的组织都得到很大发展，也为以后敌后的武装斗争，准备了条件。
七十七军副军长何基沣是冯玉祥旧部，卢沟桥抗战的名将。一九三八年初到汉口时，周恩来请他到八路军办事处会面。周称赞何说：“中山陵前，出了个剖腹明志的续范亭将军；卢沟桥上，出了个坚决抗日的何基沣将军。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使何深受感动。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欢迎他去延安参观，何表示同意。于二月秘密到了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何离开延安前，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一月，党中央批准他为秘密党员。河南省委通过何以七十七军工作团名义，派了二百多名青年到他驻地桐柏山脉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为以后开展敌后武装斗争打下基础。一九四八年淮海战役开始阶段，何基沣和另一秘密党员张克侠率须所属七十七军和五十九军大部起义，对华东野战军得以顺利通过他们的防区直插徐州城下，起了重要作用。他们的部队后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参加解放战争。
在川军中，早就有党的工作，张曙时、田一平等已参加了刘湘的核心组织——武德励进会。一九三八年一月川军首领刘湘病逝后，邓锡侯率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到山东参加抗战。二月间，邓从河南前线到汉口，周恩来在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了他，希望川军同八路军、新四军协同作战。邓返河南后，曾几次给新四军支援枪支弹药。第二十二集团军参加了台儿庄战役，打得很勇敢，该部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战斗中牺牲，灵柩抵汉时，中共代表团参加了致祭，《新华日报》发了专文致敬。第一二二师师长陈离负伤到汉口医治，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前往医院看望，使陈离深为感动。陈和我党早有联系，在前线时，给了新四军不少支援。邓锡侯、陈离后在解放战争时都率部起义。
对云南滇军，周恩来、叶剑英也做了许多工作。一九三七年八月，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国防会议，九日，龙云由昆明飞西安，朱德（早在云南时就同龙云相识）、叶剑英和龙同机（我也随行）到达南京，在机上就亲切交谈。到南京以后，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又同龙云继续会谈，并商定建立经常联系。
一九三八年初，滇军第六十军北上抗日，经过武汉，该军第一八四师师长张冲（他同龙云都是彝族），到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叶剑英、罗炳辉（云南彝族）接见了他，并答应张的要求，派党员薛子正、张子斋等到该师工作。薛先任张冲的秘书，后任师参谋长，以后又任第六十军军长卢汉（彝族）的随从参谋，对卢汉直接进行统战工作。滇军在徐州战役中打得英勇，我党的工作也起了重要作用。
长江局根据中央要加强华侨工作和国际宣传工作的指示，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廖承志也参加了会议。会议提出，香港是“国际宣传及华侨运动的中心地区”，旋即派廖承志、潘汉年以八路军代表名义到香港公开活动。周恩来在汉口同英国大使卡尔打了招呼，廖承志要在香港建立八路军办事处，以便接受、转运华侨及外国友人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捐赠，请他通知香港政府。英大使表示愿予协助。一九三八年一月，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正式成立，廖承志力主任，潘汉年协助。周恩来指示廖承志，在香港要大张旗鼓地为八路军、新四军募捐。募捐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同时，宋庆龄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离开上海到香港，对华侨和国际友人宣传中国的抗战，号召他们以物资支援中国。一九三八年六月，以宋庆龄为主席，廖承志为委员兼秘书长的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成立，国际友人爱泼斯坦、塞尔温·克拉克夫人、诺曼·弗朗斯等为委员。“保盟”一方面向国际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情况和需要，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为抗日军队特别是在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募捐药品、救护车、医疗器械和物资；一方面把捐献的物资大部分都交给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转运到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再转送延安和前方，也动员了不少华侨回国参加抗战。
在武汉，周恩来和王明、董必武、博古、叶剑英等也做了很多华侨和国际统一战线工作。周恩来直接领导了长江局的国际宣传组工作，组长王炳南，组员章汉夫、陈家康、王安娜等。他们还组织了一批专家，翻译、出版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毛泽东《论持久战》等著作；向共产国际刊物和外国杂志提供中国抗日战争情况，介绍八路军、新四军战绩；同驻汉口的外国记者建立经常联系，给他们提供《新华日报》和延安新华社的新闻资料，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和歪曲事实的宣传。
周恩来、叶剑英还代表八路军接见前来捐献的华侨代表。周亲自给泰国华侨杜英回信，回答他提出的有关抗战问题。这封信在《曼谷日报》发表后，轰动了泰国华侨社会。
周恩来和外国记者与作家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爱泼斯坦、贝特兰、鹿地亘夫妇等，都有密切联系。
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日，由加拿大白求恩大夫率领的一个医疗队到达武汉，要求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去工作。周恩来和博古很快在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了他，向他们表示欢迎。周恩来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交代八路军办事处钱之光处长，派人护送白求恩一行坐火车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赴延安。
荷兰著名电影导演伊文思，是应宋庆龄邀请来华拍摄新闻纪录片的。他在津浦前线拍摄战地纪录片后到汉口，周恩来特地到旅馆去看他。伊文思向周恩来要求去延安拍片，但国民党不让他去。周同伊文思商量，在汉口拍一组中共代表团研究抗战形势的纪录片。因为他没带照明设备，只好把一间采光较好的房间布置成会议室，墙上挂上列宁、斯大林画像和八路军敌后作战地图。又把许多张锡纸贴在几块木板上作反光板，伊文思当了导演，在办事处找了几个人当助手，爬到窗户外面把太阳光反射到房间里。然后，要叶剑英穿上军装，缀上中将领章，站在地图前面。再要周恩来、王明、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凯丰、李克农等人入席当“演员”。导演一声开始，叶剑英就拿着棍子在地图上指画，“演员”们一齐看着地图，伊文思的摄影机就滴滴嗒嗒地拍起来了。我也不含糊，拿着康泰司照相机沾光拍了几张，这才知道电影是这样拍出来的。伊文思以后把这组镜头编到他反映中国人民抗战的《四万万人民》的影片中。后来伊文思回忆说：“这次访问认识了周恩来，并得到他许多关照，也了解了中国的许多真情，同时也因此对周恩来的伟大、深谋远虑和文武全才有所体会。”伊文思又把他这架摄影机和三盒胶卷送给办事处转给延安，希望延安建立自己的电影队伍。周恩来动员了摄影家吴印咸到延安，就把这架摄影机和胶片送到延安。不久，周恩来又批准了电影名演员袁牧之、陈波儿到延安，并从香港买来一架摄影机和一些胶卷，交他们带回去。这样，就以他们几个人为骨干，又吸收了徐肖冰等青年，建立了摄影队，拍摄了许多有历史意义的电影片。
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王明、博古、吴玉章等在汉口一江春餐厅举行盛大招待会，欢迎世界学生联合会代表团，各党派、各群众团体以及日、美、英、法、苏、荷等国际友好人士四百多人出席。周恩来、王明、学联代表和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先后讲了话，体现了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团结与决心。周恩来又曾安排了世界学联部分代表到延安参观，也受到热烈欢迎。
通过这次招待，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影响。
六月的一天，周恩来、邓颖超约了斯诺到武昌珞珈山寓所畅谈，从一九三六年在陕北初次见面谈到目前中国抗战形势。周恩来一再感谢斯诺的《西行漫记》在中外的影响，使广大读者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情况，揭穿了国民党的造谣污蔑。希望他继续真实地向全世界介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情况，欢迎他到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去采访。斯诺表示很高兴，愿意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作报导。谈后他们共进午餐。周恩来、邓颖超都很高兴，邓大姐穿上一件新做的白底蓝格的旗袍，事先要我带照相机去，给他们合影留念。
不久，新西兰友好人士路易·艾黎从上海到汉口，和斯诺等筹建“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简称工合）。主要是通过“工台”宣传中国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在海外华侨和同情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中募捐。他们计划在全国各地组织工业合作社，建立小型工业，生产抗战必需物资，解决失业工人的生活困难，同时也进行一些文化事业的建设，如办学校等。周恩来接见了艾黎，并积极支持他们的活动，还介绍了一些党员和进步分子协助他们工作。“工合”总会在汉口成立，武汉失守后，迁到重庆，在西北、西南各地也都开展了“工合”运动。艾黎还把一些募捐来的物资送给延安。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内外进步人士的支持下，“工合”迅速发展成为积极支持抗战和有一定国际影响的社会团体。
九月二十九日，由队长阿尔泰率领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到达汉口。其中有柯棣华、巴苏等大夫。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在屋顶花园举行招待会。十月七日，刚从延安开会回到汉口几天的周恩来，在八路军办事处会客室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也请了印度援华医疗队参加。巴苏大夫在当天的日记里生动地记述了当时的情景：“我们去看望周恩来同志，他正在办公室里举行记者招待会，屋里挤满了新闻记者，大部分是外国人。我们在一个角落里坐下，倾听他透彻地分析中国军政局势，以及阐明怎样通过全面发动群众抗击敌人……。他侃侃而谈，精力充沛，学识渊博，长着一对机灵、谨慎的眼睛，还有中国少见的浓眉。看来他好像连每天刮脸的时间都没有。电话和通讯员不断地打扰着招待会。”“见到我们，并得知我们要去八路军那儿，他显得非常高兴。他说八路军将会给我们最热烈的欢迎。”周恩来就是以他坚定的政治信仰、精辟的分析能力、渊博丰富的知识和诚恳谦虚的态度，赢得了众多国际友人的尊敬和同情。
周恩来除了同苏联驻华大使和武官保持经常联系外，也会见过英、美驻华大使，肯定他们国家某些援华措施，同时指出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不干涉”和“绥靖”政策的危险性。美国罗斯福总统号召全美募捐百万美元救济中国时，周恩来会见了美国总领事戴维斯，代表中国人民表示感谢。
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在武汉进行的国际交往，在国际上发生了重大影响，不仅打破了国民党对外事工作的垄断，也为党的外事工作开了好头，为以后的外事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2007/09/10
第五章武汉三镇的日日夜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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