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蒋介石逼出的事变
自从张学良、杨虎城分别和中共达成“停上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以后，三方面都积极进行抗日的准备工作，同时，采取各种方式“逼蒋抗日”。
可是蒋介石仍一意孤行地贯彻他“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他虽然派代表同中共代表秘密谈判，仍然集中力量布置“剿共”，对张、杨和中共的关系则通过特务加紧侦察和破坏，对抗日救亡运动进行镇压，毫无抗战的实际行动。
十二月四日，蒋介石到达西安，住在临潼华清池（唐明皇和杨贵妃玩乐、洗温泉浴的地方），加紧进行“剿共”布置。他调集“剿共”干将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万耀煌、陈继承、陈调元等到西安“督战”。蒋的嫡系中央军陆续开入陕、甘两省，新购置的战斗机，也不断在西安机场降落。
大规模内战的乌云笼罩在西安上空。蒋介石直接找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军师长谈话，要他们服从命令，继续“剿共”。蒋单独召见王以哲说，已知道他的电台与共产党通报。警告王要服从命令。
十二月七日，张学良、杨虎城已知道蒋介石准备了两个方案，让他们选择。
第一方案是：服从他的命令，东北军、十七路军全部开赴陕北进攻红军。如果不执行他的命令，就实行第二方案：东北军调到福建，十七路军调到安徽，陕、甘两省由中央军接管负责“剿共”。蒋介石已内定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共”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
在这个紧急关头，张学良和杨虎城密商对付办法。他们都不愿意执行“剿共”命令，更不愿调到南方去被蒋介石分割、消灭。为了尽最后的努力，张学良决定对蒋介石再作一次诤谏。当天下午，张学良到华清池同蒋介石单独会谈，痛切陈词说，当今抗日是第一大事，红军问题可用政治方法解决；只有一致对外，才能安内；一旦抗日，就能统一。又说，东北军将士的抗日情绪不可压制。他表示对蒋一贯忠诚，面临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不能不据理力争，希望委员长慎重考虑。两人争执很久，最后蒋介石对张大发火说：“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张学良回到西安把见蒋的情况告诉杨虎城，两人认为蒋介石是不会改变主意的，现在唯一的办法是对蒋实行“兵谏”，用武力逼迫蒋介石改变错误政策。为了做到仁至义尽，张学良建议杨虎城再去劝蒋一次。八日上午，杨虎城到华清他再次劝蒋，蒋仍不为所动。
蒋介石的顽固态度使张杨彻底失望，于是下了实行兵谏的决心，并立即秘密进行周密的准备工作。
十二月九日，是“一二·九”运动一周年。那天，在中共地方党和救国团体的领导下，西安一万多名大、中、小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和召开了纪念大会。大会通过了《为督促政府动员全国兵力抗日停止内战的宣言》。宣言要求国民政府“当机立断，即日动员全国兵力，收复失地。”因得不到地方政府满意的答复，学生们决定去临潼向蒋介石当面请愿。
蒋介石知道后，命令张学良制止，并说，如学生不服从，就“格杀勿论”。
张学良立即赶到去临潼的路上对游行学生讲话，指出“前面不是坦途”，暗示学生再前进可能发生流血事件。他诚恳又激动地对学生说：“请你们相信我，我张学良和你们是一样的思想，一样的心，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比你们的要求更迫切。你们的意见，我一定负责转达到，我去讲可能比你们更有份量。我保证一星期内以事实答复你们的要求。”学生们见张学良的态度十分诚恳，就同意不去临潼，回到了西安。
当天晚上，张学良向蒋介石当面反映学生的要求。蒋介石不但不接受，而且申斥张学良没有站在他的立场，却站在学生的立场。学生的爱国热情和蒋介石的顽固态度，更坚定了张学良对蒋实行兵谏的决心。
十日，蒋介石在华清池秘密召开没有张学良、杨虎城参加的军事会议，同时，中央军万耀煌部已经陆续开到潼关，迸驻到咸阳。十一日，蒋介石又召开军事会议，同陈诚、蒋鼎文、张学良、杨虎城等商议“剿共”计划，明令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并决定在十二日发布第六次“围剿”红军的命令。
新的“剿共”战争即将爆发。东北军、十七路军或者即上前线打红军，或者被调往外地，再没有回旋余地了。
十一日夜晚，张学良、杨虎城最后决定于十二日清晨举行兵谏。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晨四时，张学良的东北军，从临潼的骊山山洞里捉到蒋介石，带回西安城内新城大楼里。与此同时，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扣押了往在西安城内高级宾馆西京招待所的陈诚（这位指挥过五次“剿共”战争的将军是藏在装啤酒的纸箱里被搜出来的）、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陈继承、陈调元、万耀煌等“剿共”干将和蒋作宾、蒋百里、张冲等高级官员。十二日上午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各地和南京国民政府发出通电。指出，“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上日蹙，松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爱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通电并提出八项主张如下：“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在通电发出之前，张学良携带电稿到西京招待所，向被扣留在那里的南京军政要员宣读了通电，要求同意这个通电的人在电稿上签名。结果，朱绍良、马占山、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钱大钧、陈继承、万耀煌等都签了名。不管他们是否真心同意这个通电，但至少说明他们不敢反对。
通电发出之后，张学良又分别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和蒋夫人宋美龄。说明兵谏的目的，只要蒋介石接受抗日要求，将保证其安全。
致孔电中说，“弟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因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致宋电中说：“学良平生从不负人，耿耿此心，可质天日，敬请夫人放心。”这两份电报，给孔祥熙和宋美龄吃了定心丸，也给他们提供了向主张武力讨代西安的亲日派何应钦斗争的根据。
张学良、杨虎城为争取各地方势力和国民党元老派的支持，分别致电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邓宝珊、李烈钧、阎锡山、宋哲元、傅作义等，说明真相，征求意见。
当天零时，一切布置妥当后，张学良才告诉刘鼎电告中共中央：“我已发动捉蒋，请予支持。”晨五时，张学良又致电毛泽东：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望红军全部速集于环县一带，以便共同行动，防胡（宗南）敌北进。
接着，张学良、杨虎城又联名电请中共中央派人到西安“共商大计”。
七、肩负重托赴西安
十二日凌晨，保安军委机要科接连收到刘鼎从西安发来的几个十万火急电报，说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逮捕了蒋介石和陈诚等一批高级军官。译电员朱志良立即叫醒机要科长叶子龙，叶即将来电送给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我们同住在一个窑洞里，大家都高兴得跳了起来，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有的说，蒋介石叛变大革命，屠杀了多少革命同志，又“剿共”十年，这个血债累累的“蒋该死”，这回真该死了；有的说，押到保安来公审；有的说，赶快枪毙，别让他跑了，……。叶子龙送报回来，看到大家争论不休，高声说，“你们争什么，一切都听中央和主席的。”大家笑着钻进被寓里。我和大家一样，兴奋得再也睡不着。叶子龙又传达了周副主席的指示：三局和西安联络的电台，要加强力量，日夜值班；电报要随译随送。
电报又来了，张、杨要求中国共产党中央派代表团去西安共商抗日救亡大计。
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他两人二日才到保安的）等中央领导同志整日都在毛泽东的石窑洞里开会，商量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央军委致红军各军团电报，告以蒋介石已在西安被张、杨扣留，各军加紧准备，待命行动。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致张学良电，建议以可靠部队守卫蒋介石，以防意外；应全力团结好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红军即南下向东北军、十六路军靠拢，以应付各种事变。周恩来又起草毛泽东、周恩来给张学良、杨虎城复电，“恩来拟到西安面商大计。”十三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发言说，根据情况的变化，有可能逼迫蒋介石与我们联合。我们的原则是在抗日目标下逼蒋抗日。周恩来发言中，分析了南京政府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提出要努力争取冯玉祥及孙科、宋子文、孔祥熙等，孤立何应钦等亲日派。我们党应准备走上政治舞台，要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和群众运动，同时要注意地下党的艰苦工作。张闻天说，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方针。他主张尽量争取南京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会议肯定西安事变是革命的，推动抗日的。决定采取不与南京对立的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的政权，力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逼蒋抗日。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代表团去西安工作，电告张学良派飞机到肤施来接，并派李克农、罗瑞卿和杜理卿（许建国）等分批去西安工作。
中央连续向共产国际书记处报告西安事变的真象和我党采取和平解决、逼蒋抗日的方针。同时打电报给北方局胡服（刘少奇）、上海分局允生（冯雪峰）、潘汉年和西安等地党组织，指示他们宣传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动员各界响应张学良、杨虎城的八项主张。
十四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致电张学良、杨虎城，表示坚决赞助他们领导的革命事变，建议立即组成西北抗日援绥联军。
有人说，中共中央采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作出的，这不符合事实。西安事变后，中央即把情况电告共产国际书记处。
十三日政治局会议后，又把新的情况和我党力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逼蒋抗日的方针电告共产国际。十六日，共产国际发来电报，因电码错乱无法译出，中央要求重发。二十日，中央收到共产国际重发由季米特洛夫签发的复电。共产国际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与中共中央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中央的方针是在国际来电之前就定了的。周恩来十七日到西安时，并不知道国际有电报，他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先后同张学良、杨虎城谈话，三方就一致同意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了。
这件史实是应澄清的。
我本来体质就弱，一到北方，又不习惯寒冷的天气，吃小米和野菜，营养不足，常患肠胃病。几个龋齿，经常发病，一痛起来苦不堪言，喝凉水、开水都受不了。中央到保安以后，同东北军、西北军建立了统战关系，已开始派干部到西安、上海工作。我多次考虑向领导提出到西安或上海工作，以便把牙补起来，可是总没有勇气提出，怕不批准，更怕受批评。曾有一次向李克农提出这个要求，但当时没有机会。
中央决定派周恩来率代表团去西安，并配备译电员、报务员。我知道这个消息，立即向叶子龙提出，我去当译电员，一边工作一边补牙和治病。他同意了，要我当面报告周副主席。我没有同周副主席单独谈过话，第一次去就提个人的工作问题，因而顾虑重重。但这是难得的机会，我便鼓起十二分的勇气，利用送电报的机会来到周副主席办公室。交了电报后我羞羞答答地对他说：“报告周副主席，我的牙齿全坏了，吃饭就痛……。”他看到我有话要说，就要我坐下来好好地说。我把要求提出来了。他很和气地回答：“这没有问题，西安刘鼎那里有报务员和译电员，但我们去了电报多，不够用，准备要曾三去搞报务，你就去译电好了，我知道你在机要科中文化高一点，你去正合适，一边工作，一边补牙，有别的病也可以治。”我顿时感到浑身温暖，立即表示：“我一定负责把工作做好。”他要我叫叶子龙科长来，我高兴极了，飞也似地跑去告诉叶子龙。周副主席对叶子龙说：“我们去后电报一定会很多，要多带几套密码去，特别要注意保密。童小鹏随我们去西安做译电工作。这次坐飞机不能多带人，还要准备再派人去。”他说完我们立即回去做准备工作，这是我第一次单独和周副主席谈话，感到他是那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从这个时候起，我便一直跟随周副主席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有幸在他的亲切教导下成长，也亲眼看到他经历四十年的风风雨雨，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中立下丰功伟绩。
十四日清晨，周恩来率罗瑞卿、杜理卿、张子华、吴德峰、曾三、童小鹏、龙飞虎、陈有才、杨家保、邱南章等连警卫战士共18人，每人骑一匹马，就像一支骑兵支队那样，在寒风中离开保安城，向肤施方向前进。保安到肤施一百七十多华里，因沟深路窄，天寒地冻，马蹄打滑，不能走快，当天只走了80里，在安塞西边一个小村子的窑洞里宿营。我在长征中都是靠两条腿走的，今天破天荒第一次骑了一天马，虽然没有摔下来，但很紧张，在马上颠簸一天，下马时腰酸腿痛，比走路还要累，吃完晚饭就倒下去睡觉了。
十五日清早起来，早饭后继续南进。下午五时，我们来到肤施城北门外蓝家坪。这里有一支红军部队，负责人黄春圃（即江华）向周恩来汇报说，肤施城里还有国民党的县长和民团驻守，不让红军进城。据说，今天中午从西安来了一架飞机，降落在东郊机场，是来接中共代表团的，因为没有看到代表团的人，又飞回西安去了。这样我们就在这里住下了。
既然飞机已回西安，很难估计什么时候会再来，周恩来当晚就决定第二天绕过肤施城到甘泉去，因为那里有东北军，可以从那里坐汽车到西安去。
十六日早饭后，我们即从蓝家坪向西翻山绕过肤施城，翻了几条沟，到杜甫川，已是中午了，我们准备继续沿公路向甘泉走。这时忽然听到飞机的声音。周恩来说，这一定是张学良的飞机又来接我们了。不久，飞机就降落了。周恩来同张子华商量，要他以“南京派来的谈判代表”身份，同邱南章一起，拿着周恩来写的字条进城去找县长，说明飞机是西安张学良副司令派来接中共代表团的，要求让我们经过南门外绕到东门过延河到飞机场去。经过交涉，县长高仲谦表示同意。不久我们就顺利涉过延水河赶到了东郊机场。张学良的专机已停在那里了。王春圃也带了队伍到机场警卫、送行。有的文章说我们到西安是十七日，我和王春圃等同志回忆，是十六日而不是十七日。
乘这架飞机来接代表团的刘鼎，一下飞机就以张学良的秘书身份到城里给县长打了招呼，县长辽陪刘鼎到机场欢送，周恩来表示感谢。刘鼎向周恩来汇报说，昨天飞机来了一次，没接到又飞回西安去了，张学良将军要我们今天再来接。周恩来对张将军的好意表示感谢，并同美籍驾驶员握手致谢。
接着就问驾驶员这架飞机能坐几个人。驾驶员说，除了他们两个驾驶员和刘鼎外，还能坐七个人，一共可以搭乘十个人。周恩来一盘算，根据工作的需要，只去七人不行，问驾驶员是否可以多坐两人？驾驶员说，从载重来说是可以的，但是都坐在机舱内就不能保持平衡，他说有个办法，机头的行李舱是空的，可以躺两个人，这样飞机就平衡了，我们只得同意。谁躺在行李舱里呢？正踌躇间，警卫人员尤飞虎和杨家保自告奋勇地要去行李舱内。周恩来同意，驾驶员就把“飞机鼻子”的盖子揭开，龙飞虎和杨家保就钻进去躺下来，驾驶员又把盖子盖好。周恩来指定罗瑞卿、杜理卿、张子华、童小鹏、邱南章、陈有才随他登机。还有吴德峰、曾三等几人，留下来等飞机来接博古、叶剑英时再去。飞机起飞时，已是下午四时了，天正下着雪。
一上飞机，周恩来就要刘鼎汇报西安几天来的情况。刘鼎说：张学良这次扣留蒋介石的动机，是逼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他交代执行捉蒋的官员时说，要捉活的，保证其安全，促其反省，如他答应抗日，还要拥护他。周恩来对此情况很重视。他对刘鼎说，西安事变只扣留了蒋介石，并没有打垮他的军事力量，所以蒋介石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尼古拉二世，也不同于滑铁卢战役后的拿破仑。要逼蒋走抗日道路，不要爆发内战。周恩来又问了许多问题，从事变的经过到各方面的反应，从张学良到东北军、杨虎城到十七路军的思想动向以及蒋介石的态度，都一一问到了，刘鼎作了详细报告。
我们抵达西安东郊机场，已是黄昏了。龙飞虎、杨家保从“飞机鼻子”里爬出来，龙飞虎诙谐地说：“这次可开了洋荤，在黑洞里糊里糊涂地坐了一次飞机。”大家都相对而笑。
进了西安城，刘鼎把我们安置在七贤庄一号休息。这里是刘鼎布置的秘密联络机关。
周恩来一直是蓄着胡须的，从保安出发时来不及刮脸就匆匆上路了。来到西安，要接触各方面人士，留着长须不便，他下决心把它剃掉。而七贤庄却找不出一把剪子和剃刀，刘鼎忽然想起安装电台的涂作潮家里有，便陪着他坐车到涂家去，才把胡须剃掉。
张学良急于同周恩来见面。刘鼎根据张学良的安排，把周恩来和我们带到金家巷张学良公馆。这里有三座楼房，西楼和中楼是张学良的起居处和会客室。我们住在东楼，周恩来住在三楼，我们几个工作人员住二楼，电台早已设在底层。安顿下来后，张学良在中楼设宴招待周恩来和随行人员。周恩来由刘鼎陪同先到中楼会见张学良。八个月前，周恩来同张学良在肤施第一次见面，进行过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谈。当时周恩来对张学良提出的问题逐一作了具体的答复，张学良对他的精辟的论述，科学的分析，高度的政治修养和政治家的风度是十分敬佩的，所以这次重逢格外高兴。张学良看到周恩来没有胡须，比在肤施见面时年轻了，就惊奇地问：“哟，你的美髯呢？”周恩来答道：“刚刚剃掉了。”张表示惋惜。接着我们随行人员也都高兴地入席了。张学良首先举杯欢迎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来西安共商救国大计。周恩来举杯祝贺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为了抗日救国而发动兵谏的成功，并转达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对张将军的问候。随行人员中，除张子华、罗瑞卿、杜理卿有社会经验外，我们都是土里土气的“红小鬼”，今天居然成了“剿匪”副总司令的座上客，不免感到紧张，手脚都无所措，只得照着他们的动作喝酒、夹菜。张学良还笑着给我们敬酒，劝我们吃菜，像老朋友一样看待我们，我们感到很高兴，宴会后，大家回到东楼休息。刘鼎立即向中央发了代表团到达西安的消息。我一边休息，一边准备密码等待周恩来向中央发电，并通知报务员彭绍坤每小时都要同保安中央的电台呼叫一次。
宴会后，周恩来即同张学良单独长谈，开始负起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历史重任。张学良对周恩来说，蒋介石被扣后，起先拒绝商谈一切问题，现在已允许谈抗日问题了。只要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送他回南京，还拥护他作抗日领袖。周恩来赞同张学良对蒋的方针，并就事变的性质、前途和处理方针发表意见。他说，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大事，蒋介石虽然被扣留但他的实力依然存在，西安与南京处于对立地位，因此对蒋的处置要十分慎重。事变有两种前途：一是说服蒋介石团结抗日，一是蒋介石拒绝谈判，那就公审他，宣布罪状，予以处置。但这样将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给日本亡华制造便利条件。应该力争好的前途，避免坏的前途。也就是采取说服蒋介石的方针，只要他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
我党中央的态度和张学良的方针原则上是一致的。
午夜十二时，周恩来拿给我致“毛并中央”的第一份电报，报告了和张学良会谈的结果，我立即译好文电台发出，报告周恩来后就回去睡觉，而他仍在思索明天见杨虎城的问题。
十七日上午，周恩来到止园杨公馆拜会杨虎城，讲了他与张学良商谈的情况和中共中央和平解决的方针，这使杨虎城大出意料之外，他原以为中共和蒋介石有十年内战的血海深仇，不会同意放蒋。想不到中共着眼大局，不计前嫌。由于张学良、周恩来意见一致，杨虎城对周恩来的话没有表示异议。
但他很担心蒋介石阴险毒辣，被释放后，会翻脸报复。周恩来对杨虎城的顾虑表示理解，但他认为只要红军、东北军、西北军团结一致，蒋介石想报复也报复不成。
八、“三位一体”力挽狂澜
“双十二”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以及他的“剿匪”干将陈诚等抓起来，这当然是震动世界的大事件。
受震撼最大的首先是南京国民党统治集团。蒋介石被扣，南京政府突然群龙无首，陷于一片混乱之中。而反应最快的是亲日派何应钦。他既不是国民党的中常委，又不是军事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只是一个军政部长，得到蒋介石被扣的消息后，利用宋子文还在日本，孔祥熙、宋美龄在上海之机，即于十二日下午三时在公馆里召集党政军首脑“谈话会”，制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的舆论。国民党老右派戴季陶、居正等，以张学良“劫持统帅”、“犯上作乱”为由，主张立即出兵讨伐，并提出由何应钦主管军事的意见。尽管冯玉祥、孙科、李烈钧等，主张先弄清情况，说服张、杨，放蒋回京，但主战派还是占了上风。何应钦即在公馆内成立临时办公处，筹划以大军进攻西安，企图发动大规模内战，置蒋介石于死地，由他取而代之。十六日，国民党中常委又决定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顾祝同为东西两路集团军总指挥，分别向西安进逼。
南京主战派，一方面利用《中央日报》、中央广播电台等舆论工具，宣传“张学良犯上作乱”，动员胡适等人骂“张学良叛国”，用以制造反动舆论；另一方面又封锁西安消息，干扰西安广播电台，扣发外国记者报道张、杨的《八项主张》和西安事变真相的消息。还制造“红军占领西安，洗劫全城”，“蒋介石生命危殆”等谣言蛊惑民心。
日本帝国主义十分关注西安事变后的中国形势，连日开会研究对策。他们对何应钦进军西安表示支持。日本外相有田还公开表示：“中央政府如在抗日容共条件下与张学良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十分露骨地希望中国打内战，以便坐得渔人之利。他们还制造谣言，说西安事变是受苏联指使的，明目张胆地给亲日派何应钦撑腰。
为了表明西安事变的动机和目的，揭露何应钦等制造的谣言，张学良、杨虎城除公布八项政治主张以外，并多次发表公开讲话，对外国记者发表谈话，说明他们兵谏的目的是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在对“剿总”的职员讲话中说：“如果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的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张学良又直接给英美派孔祥熙、宋美龄发电报，说明对蒋只作“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争取他们采取和平解决办法。对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刘湘等地方势力，也分别发电说明事变动机和目的，以争取同情。
在军事上，针对何应钦的“讨伐”，张学良采取了积极防御的措施。十四日，宣布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另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张学良、杨虎城分任正、副主任。设参谋团，研究军事方面重大问题，东北军、十七路军主力向西安方面集中，布置东西防线，准备阻击由东（主要方面）和由西向西安进攻的中央军。在陕北，延安、甘泉等地交红军接防，并请红军向南推进，以备配合作战。又成立设计委员会，研究政治措施和宣传问题。
以宋子文、孔祥熙、宋美龄为代表的英美派，由于和亲日派政治背景不同，特别是和蒋介石是亲属关系，首先关心的是蒋介石的安全问题。他们看出何应钦包藏祸心，“戏中有戏”。又得悉张学良、杨虎城并无伤害蒋介石的企图后，就坚决反对对西安用兵，主张用和平办法解决，首先营救蒋介石出来。他们想立即飞西安同张、杨面商放蒋问题，但都被何应钦阻止。宋美龄就请蒋介石的顾问端纳（英籍澳大利亚人）飞西安了解情况，张学良表示欢迎。
根据端纳在西安了解的情况，宋子文也到了西安。
宋子文和张学良见面，张即向他表示西安三方面都主张和平解决事变。
周恩来抓住时机，通过随同宋子文来陕的郭增恺说服宋子文和他面谈，否则也要把中共的方针转告他，即：这次事变中共未曾参与，对事变主张和平解决，这是中共团结抗日方针的继续。望宋认情形势，权衡利害，劝说蒋介石改变政策，为国家作出贡献。郭增恺向宋子文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宋大感意外，对中共的方针十分赞赏。他回南京后，到处宣扬蒋介石很安全，并赞扬周恩来说：“南京有谁能承担这样的风险营救蒋委员长，相反，还有人要轰炸。”这一来又煞了一下主战派何应钦的气焰。
二十一日，孔祥熙以代理行政院长的身份，同意宋美龄、宋子文去西安谈判。
途经洛阳时，宋美龄告诫各将领，不要进攻西安，飞机也不要飞近西安。她深感一旦内战爆发，不仅使日本乘机大举入侵，也将威胁蒋介石的安全。二十二日她飞抵西安，立即会见张学良，要求尽速送蒋介石回南京。
二宋到西安，为谈判创造了有利条件。23、二十四日，周恩来两次会见宋美龄，第一次还进行了长谈。周恩来首先说明中共没有参加兵谏，主张和平解决这次事变，接着，他讲了中国革命历程的艰难曲折，指出从“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共希望团结抗日，一九三五年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后又变抗日反蒋为逼蒋抗日。但蒋介石对团结抗日要求始终置之不理，当前是改变政策的好机会，希望他们兄妹劝蒋先生。宋美龄说：既然中共有诚意，应该在政府领导下，共同努力。周恩来回答：只要蒋先生同意抗日，中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第二次谈话，宋美龄对和平解决事变显得更有信心了。她明确表示赞成停止内战，以政治方式解决内政问题，不要擅用武力。
来美龄、宋子文终于使蒋介石同意西安方面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蒋介石决定由他们兄妹两人出面谈判。宋子文与西安三方面商定谈判程序，西安方面提出以“八项主张”为谈判基础，宋子文表示同意，并说，由他们兄妹作代表，商定的条款不签书面协议，以蒋介石的“领袖人格”作担保。
西安方面觉得只要大的原则达成协议，不签书面协议也可以。
当时在西安，不少人把张、杨联合红军抗日的局面称为“三位一体”。
所谓“三位一体”其实质就是以共产党和红军为政治领导，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局面。现在要以这个“三位一体”为一方，南京的二宋为另一方，进行谈判。这次谈判的成败，是关系到是否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问题，双方都非常重视。二十三日上午，正式谈判开始，地点在张学良公馆中楼二层，蒋方由宋子文代表，西安方面由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三人出席。我们住在东楼，只看见这大张公馆戒备森严，有点神秘气氛。有几部汽车进来，似有重要人物在这里开会。事后才知道，谈判一开始，先由周恩来发言，他谈了中共和红军的六项主张：一、停止内战，南京方面撤军至潼关以东；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允许中共公开活动；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以上六项要蒋接受并保证实行，中共和红军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对日。张、杨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六项主张，并主张以它作为谈判基础。宋子文表示个人同意，并答应转达蒋介石。
在下午的谈判中，宋子文先提出组织过渡政府、撤军等问题，张、杨、周提议在过渡政府时期先成立西北联军，由张领导进行抗日，宋答复此事可向蒋转达。
二十四日上午，谈判继续进行，除头天参加的人以外，蒋方增加了宋美龄。
宋美龄明确表示赞成停止内战，并说：“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都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动用武力。”她和宋子文对谈及的一些问题都明确地承诺。周恩来对谈判取得这样的结果是很满意的。
二十四日上午谈判基本上结束，下午张、杨处理内部问题，委托周恩来继续与两宋接触。在周、宋的会晤中，宋子文要求中共作他抗日和反亲日派的后盾，并派专人去上海与他保持经常的秘密接洽。周恩来要求和蒋介石见面，经宋子文转达，约定当晚在蒋的住处会面。
当天晚上，周恩来由宋氏兄妹引导，到高桂滋公馆会见蒋介石。宋子文说，蒋委员长这两天病了，不能多谈话。周一进蒋住室，看见蒋躺在床上。
蒋见周进来，勉强欠身而起，请周坐下。周见到蒋面容衰老憔悴，满嘴没牙（上下都是假牙，在华清他逃跑时来不及带丢失了），难看得很，远非当年在黄埔军校的样子。周先向蒋说：“蒋先生，我们十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了。”蒋点点头，叹口气，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周恩来抓住话题针锋相对地说：“只要蒋先生能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挥。”这时宋美龄说：“以后不要剿共了，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来西安斡旋，实在感激得很！”周恩来具体地说明中共当前的方针：一、为抗日救国，共产党坚持联合国内一切党派军队共同奋斗，组成民族统一战线，互相尊重信任，以谋共同发展；二、共产党目前决无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意图，它目前的政治目标是对外实行抗日，对内争取民主共和制度；三、红军在南京中央政府抗日时愿意服从统一指挥，但必须保持其独立系统，不得由中央政府任意改编或变更指挥人员；四、抗战发生时红军可改变名称，在全国民主共和制确立之后，苏维埃可取消，实行全国一样的民主制度，但共产党的组织及信仰不能改变。
蒋介石作了三点表示：一、今后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周解决一切；三、他回南京后，周可直接去谈判。说完这三点，蒋介石表现出疲劳的样子，对宋氏兄妹说：“你们可以同恩来多谈谈。”周恩来说：“蒋先生休息吧，今后我们有机会再谈。”蒋连声说，好！好！周恩来就告辞了。
周恩来回到张公馆，立即把谈判及与蒋介石会见的情况给中央作了详细报告。这些电报稿交给我时，我看后也觉得谈判取得巨大成功，心里很高兴，十分敬佩周副主席的精明干练。
这时西安发生了放蒋与扣蒋的激烈争论。
宋子文坚决请求西安方面信任他，表示他愿意负责去进行谈判商定的各项内容，要求让蒋介石、宋美龄在二十五日离开西安回南京。宋美龄也要求在圣诞节离开，“取个吉利”。张学良表示同意，并愿亲自送蒋走。周恩来同意这些条件，只是认为走以前还须有一个政治文件来表示，并不赞成蒋在二十五日就走和由张学良亲自送去。
原来在事变发动的当天，根据张学良的指示，成立了一个机构叫“设计委员会”，成员有高崇民、杜斌丞、申伯纯、应德田、王炳南、王菊人等，也就是“三应一体”的三方面都有人参加，以高祟民为召集人，它是事变的政治设计机构，研究张、杨交办的问题，对张、杨负责，同时也可以向张、杨提出建议，类似参议班子。事变以后，它作了不少工作，如撤销“西北剿总”，起草通电，改组陕西省政府，它的许多建议为张、杨所采纳。二十三日下午，设计委员会的成员们风闻谈判很快就要结束，蒋介石也将在几天之内就要释放，于是由高崇民主持马上开会。一开始，空气就很紧张。许多人提出，如果没有具体保证，只凭空口说白活就把蒋介石放走，万一以后他不认帐怎么办？有人主张南京军队必须撤出潼关以东，解除我们的军事威胁后，才能放蒋。有人建议由阎锡山作保证人。个别激烈分子愤慨地说：“西安事变是大家提着脑袋干的，不只是张、杨两个人的事情，他们想捉就捉，想放就放，不行。现在蒋介石还在我们手心里，不听我们的话，干脆先把他干掉。”会议没有作出什么决定，大家意见由高崇民去向张、杨汇报。
张学良非常着急，生怕闹出大乱子来。杨虎城心情沉重，默不作声。周恩来很重视这些情况，赶紧找张学良，建议明天找这些人开个会，好好向他们进行说服解释工作。
二十四日下午二时，张学良在金家巷公馆他的办公大楼一间小客厅里，召集前一天参加设计委员会会议的人谈话。首先他介绍几天来和宋氏兄妹谈判的经过和内容，透露蒋介石很快就要走，他自己打算亲自送蒋到南京。他很严肃地说：“你们有意见可以向我提，但是我现在要警告你们，不许在外边胡说，更不许胡闹，这是关系到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做了错事，我们担当不起。”这时大家都默不作声，面面相觑。很久才有人提出：“副司令说的蒋介石答应我们的条件，究竟有什么保证没有？他们不认帐怎么办？”张学良很诚恳又很自信地说：“蒋现在关在我们这里，他说什么话，何应钦都不见得肯听，他的命令无效果”，“被迫作出保证，不是心甘情愿的，一定心存报复，那时候怎么办？所以你们那些主意都是行不通的。我们提出的条件，只要他原则上承认了，就让他走，签字不签字都没有什么关系。”接着他又说：“要阎锡山作保证人，更是不可能。我们是好汉做事好汉当。我们不请客，更不请阎锡山那样的客。这次事变我们打电报给阎锡山，他回电只是满篇责备，毫无半句同情，这样的人我们不能让他投机取巧占便宜。”有人问：“副司令要亲自送蒋介石到南京，这是什么意思？”张学良很郑重地回答：“这次事变对蒋介石是个很大的打击，我们现在不但要放走他，而且今后还要拥护他做领袖，还要和他共事，所以现在不能再为难他，要给他撑面子，使他恢复威信，今后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我亲自送他，就是这个意思。”高崇民对张学良的谈话是不同意的，但不好当面争辩，当天晚上写信给张学良，反复说明无保证放蒋的危险性。更严重的事情是，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也连夜联名写信给宋子文，提出：“商定的问题必须有人签字，并须首先将中央军撤出潼关以东，才能让蒋走，否则虽然张、杨两将军答应，我们也誓死反对。”宋子文看了这封信，大吃一惊，赶紧送给蒋介石、宋美龄，蒋、宋一看，吓得不得了，马上要宋子文找张学良想办法，并要宋子文亲自去找杨虎城恳求早放蒋走。宋马上去找张、杨，保证蒋走后中央军立即撤出潼关。
张学良以为自己和蒋介石私交根深，对蒋的阴险估计不足。这时他很担心夜长梦多，闹出乱子，觉得不如把蒋早点送走，免生意外。
二十五日下午三点多钟，张学良拉杨虎城陪着蒋介石夫妇及宋子文等悄悄离开住地，乘车直奔机场。因为怕他们的部下知道会发生意外，行动非常秘密，连周恩来也没有通知。到了机场，他们看到机场上一二千学生和群众队伍，这些人是来等候欢迎绥远抗日的傅作义的，可是蒋介石不知道，以为是来对付他的，很怕被留难走不了，慌忙地对杨虎城说：“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实现，你们放心，假如不能实现，你们可以不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我答应你们的条件，再重复一遍：一、明令中央入关之部队于二十五日起调出潼关，从本日起如再有内战发生，当由我个人负责；二、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四、改变外交政策，实行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的国家；五、释放上海被捕领袖，即下令办理；六、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杨二将军负其全责。
蒋介石重申六项诺言以后，即登上飞机。张学良表示愿陪蒋介石回南京，他在飞机旁边写了一个手令，大意是，余去南京期间，东北军归于学忠统率，听从杨虎城副主任委员指挥。张学良也乘上自己的飞机起飞了。这时己是下午四时了。
张学良陪同蒋介石离开住地，卫队营营长孙铭九才得到卫士们的报告，说副司令和杨主任也同蒋介石到飞机场去了。孙连忙报告周恩来，周大为惊愕，立即和孙乘车赶往机场，想劝阻张学良不要亲自送蒋去南京，可是为时已晚，飞机己腾空而起。周恩来叹息地对人说：“唉！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看坏了，他不仅要‘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啊！”
九、风云突变砥柱中流
蒋介飞抵洛阳后，就对张学良颐指气使了。他首先逼令张学良打电报给杨虎城，释放在西安的陈诚、卫立煌等。杨虎城不愿给张学良造成困难，说：“做人情做到家，他叫放就放吧！”当天晚上，杨虎城在新城大楼为陈诚等人饯行，第二天就放他们回南京了。
这时东北军内部的意见分歧越来越明显，一些少壮派军官认为，扣留这些蒋方大员是张学良回来的保证，释放回去蒋如果扣留张学良，东北军就无所恃了。他们情绪非常激昂。
事态的发展果然是这样。二十六日下午，蒋介石的座机到南京机场，国民党大员蜂拥前来迎接。随后张学良的飞机降落，机场上只有一批军统特务在四周警戒，张遂即失去自由。蒋介石背信弃义，竟组织军事法庭判处张学良徒刑十年，旋又假惺惺地要南京国民政府将张“特赦释放”，“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从此张学良遭到长达数十年的软禁。与此同时，蒋介石下令杨虎城、于学忠二人撤职留任，并任命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调集五路大军共37个师向西安推进，企图压迫西安方面屈服。
这个突然的变化，使西安方面难于对付。一味示弱是不行的，必须在政治上表明严正的态度，在军事上作出有力的部署。连日来，周恩来经常彻夜不眠，和后来到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的博古、叶剑英等研究对策，冷静地处理面临的复杂问题。他同杨虎城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协商，由杨虎城领衔于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发出措词强硬的电报，抗议蒋介石扣留张学良和准备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他还在报中共中央批准后，电调一部分红军主力开进关中。九、十两日，红一军团到达耀具、三原，红十五军团到达咸阳，十日，红二十六军也到达洛川。周恩来在几天内将南进部队急需的弹药、给养和器材迅速补充完毕，并到咸阳看望红军部队，讲述西安事变的意义，鼓舞士气。红军开入关中，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和感动。
中共中央的基本方针，仍是继续逼使蒋介石实践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诺言，主张和平解决。一月十日，周恩来写信给张学良，说明“只要中央军不向此间部队进攻，红军决不参加作战。若进入潼关之中央军必欲逼此间部队为自卫而战，则红军义难坐视。”十一日，他又写信给蒋介石，严正指出：“中央军竟重复开入陕境，特赦令转为扣留，致群情愤激不可终日”，要求蒋介石撤退进入陕甘的中央军，释放张学良回西北主持军政，这样才能消弭内战，一致抗日。否则，“不仅西北糜烂，全国亦将波及无疑，而垂成之统一局面又复归于破碎，”将为亲者所痛而仇者所快。
当时外有大军压境，内有和战之争，杨虎城的处境十分困难。西安主要军事力量是东北军，张学良送蒋走时，要于学忠领导东北军，并听命于杨虎城的指挥。而于学忠在东北军中不是嫡系，领导不了这支部队，杨虎城更是指挥不了。东北军实际上已是群尤无首，所谓元老派、少壮派的矛盾日益表面化。十七路军将领中，有的公开叛变，有的态度模棱两可，杨虎城也难于掌握。这时他深感只有张学良回来，才能维系“三位一体”，处理复杂局面。
西安方面的困难，南京了如指掌，它加紧对西安的军事压力和政治分化。
一月十三日，蒋介石派人到西安，他提出两个方案：一是中央军进驻西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撤至陕西西部和甘肃一带，红军仍返陕北，陕西省政府主席委十七路军的人充任。即所谓甲案。二是中央军进驻西安，东北军移驻安徽和淮河流域，十七路军移驻甘肃，红军仍返陕北，安徽省主席可委东北军的人充任，甘肃省主席可委十七路军的人充任。即所谓乙案。不论那个方案，对西安都是不利的。权衡之后，接受甲案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仍靠拢在一起，“三位一体”不致解体；接受乙案，东北军可移驻较富庶的地区，但“三位一体”自然解体。蒋介石写信给杨虎城，劝他接受甲案；而何应钦又给王以哲、何柱国（均东北军军长）写信，要他们接受乙案。十七路军主张接受甲案，东北军高级将领公开表示接受甲案，暗中却想接受乙案。东北军少壮派则主张先救张学良，其他一概不谈，这样使得西安的内部矛盾更为尖锐。
对于友军的内部问题，共产党不便干预，只能给予建议。一月十五日，杨虎城向周恩来表示，如果真的打起来，他没有把握取得胜利。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和平解决的方针，分析当前的局势，向杨提出三点建议：一、为求得和平解决，须先由杨、于通电就职；二、由他们派人去奉化见蒋介石，对乙案坚决拒绝，对甲案可基本接受，但中央军须全部退出甘肃，在西安得留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各一部，东北军可伸至咸阳；三、主要是军事上三单位靠扰，政治上利用国民党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来解决问题。杨虎城两次派代表去和蒋介石谈判，都无结果而回。
张学良迟迟不能回来，东北军少壮派加紧活动。他们大都是团营级军官，掌握实权，对张学良怀有深厚的感情，对蒋介石更加痛恨，于是发动签名运动，要求营救张学良，即使与中央军开战也在所不惜。他们不满元老派的和平主张，甚至以为他们是要取张学良而代之，十分气愤。主和的人竟至不敢公开讲话。杨虎城对打仗没有把握，但担心蒋介石报复，也希望张学良回来，因而倾向于少壮派。一时主战的少壮派占了上风。
这时周恩来觉得战端一开，有违西安事变的初衷，也不利于争取张学良回来。面临这个复杂形势，他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着重做少壮派的工作。
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看到当时紧张复杂的情况，无不忧心忡忡。一月二十七日晚上，周恩来邀请少壮派的主要人物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人到代表团驻地张公馆东楼会客厅谈话。从客厅里不断传来慷慨激昂的声音，原来少壮派坚持要张学良回来才能撤兵。周恩来耐心地进行说服，指出这样做有可能引起战争。我们现在退兵，“三位一体”好好团结，仍然可以要求张将军回来。
少壮派仍不同意。应德田首先陈述他们的意见，大意是：张学良是东北军的中心，他不回来，团体无人领导，必致瓦解；张学良不回来，“三位一体”的局面无法维持，联共抗日的主张也无法实现。张不回来，决不撤兵，蒋军如再进逼，不惜破釜沉舟地打一仗，请红军全力帮助，打垮蒋军的进攻。周恩来听后又耐心地解释道：我们了解东北军的特殊性和副司令在东北军中的重要性，我们极愿把副司令营救出来，但是现在我们要坚持要求放回副司令，蒋介石一定不放回，相持之下，很容易发生战争，这对副司令回来的问题更没有好处。很明显，战争打起来，他们更不会放副司令回来。我们现在退兵，“三位一体”好好团结，保持这个强大的力量，副司令一定会回来的。你们应当知道，打起仗来，对团结抗日前途，对东北军前途，对副司令前途，都没有好处。我们共产党与蒋介石血海深仇，永远不会忘记，与东北军和张副司令的血肉关系，也永远不会忘记。对副司令有好处的事，我们一定尽力而为。但现在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不见得对他有好处。
周恩来刚说完，苗剑秋（苗有个绰号叫“苗疯子”）就大哭大闹，乱说了一阵疯活，什么“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红军开到关中来干什么？”“你们不帮助，我们也要打，是否你们就看着我们让蒋介石消灭掉？”甚至说出，“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咱们就先破裂。”等等。孙铭九也痛哭流涕地向周恩来请求红军出兵，这样一直闹到下半夜。为了摆脱这个僵局，周恩来只好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容我们明天好好商量一下再答复你们。”没过几个钟头，南汉宸也到张公馆来，报告杨虎城找他谈话的情况。南说：凌晨三时，杨把他从睡梦中叫起来，对他说：“你这次来西安，我当然不反对你站在你们党的立场，但是希望你也要替我打算打算。你刚来到，我就对你说，和平解决就是牺牲我。张汉卿主张和平解决，亲自送蒋到南京，结果如何？现在可以看出来，回来希望不大，张的牺牲是差不多了。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毗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么对付蒋。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我现在不能看着自己就这样完了。”南汉宸认为杨虎城这番话，不是对他个人讲的，而是通过他对共产党代表讲的。周恩来觉得事态严重。
对南汉宸说：“你回去告诉杨先生，就说我今天去三原红军司令部开会，晚上一定赶回来，请杨先生放心，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绝对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南汉宸又向周恩来报告，孙铭九等已拟了一个暗杀名单，内有主和派和共产党员。
少壮派的活动更为激烈。在他们的提议下，一月二十九日，东北军在渭南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四十余人举行军事会议。王以哲因病没有参加，由董英斌代他主持。何柱国发言坚持主和。他认为中央军实力强大，我们打不了，假如打起来，不但张副司令回不来，东北军前途也危险了。何讲完，应德田起来讲话，坚决反对和平解决。他认为蒋介石是在虚张声势，真正打起来他是不敢的。我们愈软，他就愈硬，我们一硬，他就会软下来。只有这样，副司令才有可能回来，我们要做好打仗的准备。为了营救副司令，不惜坚决打一仗。
这时会场议论纷纷，空气极度紧张。与会军官在愤激的情绪下，都赞成应德田的主张，反对何柱国的主张。会议当即作出决议：在张副司令回来以前，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决一死战。这个决议由到会四十多个军官签了名。
王以哲、何柱国认为渭南会议是少壮派鼓动起来的，对渭南会议决议不愿执行。但他们和少壮派已经闹翻，无法说服他们。于是一月三十日派飞机夫兰州接于学忠来西安。因为他是张学良指定的东北军最高负责人，应由他来作最后决定。于学忠来到西安，两方面都向他申述理由，使他左右为难，但他还是主和的。
一月三十日，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乘汽车到三原云阳镇红军前敌司令部开会。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左权都参加了会议。大家认为，我们主张接受甲案实现和平，但如南京继续进攻，我方要自卫。而我们的主张未能说服西安左派和杨虎城等。与蒋介石结成统一战线能否成功，尚是未知数。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是我们的朋友，而这两个朋友坚持要打，解释无效，并且发展到答应了是朋友，不答应就会导致敌对情势，这是颇难两全的困难局面。如果拒绝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要求，这两个朋友失掉，和蒋介石搞统一战线就更加渺茫。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帮助他们打这一仗。会议作出决定：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两方面意见一致，红军可以暂时保留自己的意见支持他们的主张，和他们一起打，在打的过程仍同南京谈判和平。会后，立即从总部发电报告中央。周恩来、叶剑英当天赶回西安，根据上述的决定，分别告诉杨虎城和少壮派，并对他们说：“只要你们团结一致，意见一致，我们绝不会对不起张先生，对不起你们两位朋友。包括打仗在内，我们一定全力支持你们。”叶剑英并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参谋人员具体研究了军事部署。
当日，收到毛泽东、朱德、张国焘从延安回电：和平是我们基本方针，也是张、杨的基本方针；我们与张、杨是三位一体，应当同进退；向张、杨表示我们不能单独行动，协助他们争取更有利条件。
事机紧迫，二月一日晚上，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五个人代表三方面在王以哲家中开最高军事会议，最后决定和战大计。应德田也参加了。会议开始时出现长时间的沉默。杨虎城请周恩来先讲，周说：“我们今天是以你们两方面的意见为意见，还是你们先讲。”杨虎城只好要于学忠讲。于学忠嚅嗫了一阵，才说：“我个人意见，还是应该和平解决。
打仗不能把张副司令打回来，打起来他们恐怕更害怕张副司令了。”他分析军事形势说：“我们只顾招架东边的中央军，而西边胡宗南的部队已经到了宝鸡，正向凤翔推进，而我们西边还没有一点布置。加上内部有两个师不稳的消息，这在军事上已成内外夹攻、腹背受敌之势，要打也不能打。因此，我的意见还应和平解决。”王以哲、何柱国都同意于学忠的看法。杨虎城看到东北军主要将领意见一致，就说：“从道义上讲，应该主战；从利害上讲，应该主和。东北军方面既然是主和，那么我们还是实行同顾祝同谈妥的方案（基本上是甲案）和平解决吧！”杨虎城最后问周恩来的意见。周说：“我们原来是坚决主张和平解决的，以后你们两方面有许多人坚决主战，为了团结，只要你们双方一致主战，我们也可以保留我们原来的主张，参加作战。
现在你们双方一致主和，我们当然是赞同的。”他又提出请双方注意内部的团结，防止少数人进行分裂活动。杨虎城、于学忠都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少壮派原来以为这次会议会作出打仗的决定，会议的结果大出他们的意料之外，他们甚为气愤。应德田、孙铭九等认为王以哲、何柱国在会议上没有反映主战派的要求，背叛“渭南会议”，就是“出卖张副司令”，“出卖东北军”，要“拼一死战”，“要除奸”，等等，气焰十分嚣张。
十、挺身而出拯救危局
最高军事会议之后，杨虎城派代表到潼关和顾祝同谈判，准备接受南京的条件，和平解决。少壮派极为气愤，以为是王以哲、何柱国坚持主和的结果。他们一方面策划屠杀主和派，主要对象是王以哲、何柱国；另一方面，准备派武装人员截留杨虎城派去潼关的代表，又包围于学忠，要他营救张学良，指挥东北军作战。西安已被恐怖气氛所笼罩。
二月一日晚上，应德田、孙铭九、何镜华等主战军官就酝酿杀王以哲、何柱国的事。
二月二日一早，东北军一批主战军官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何镜华等十几个人，到孙铭九家里开会，应德田和大家商定即刻派人将王以哲、何柱国两个主和的军长枪杀，要孙铭九派卫队营的人去执行。孙铭九派卫队营连长于文俊带20个卫士去杀王以哲。于文俊手持驳壳枪，闯进王的住宅，进入卧室，对王以哲说：“军长，对不起你了”，随即连发几枪，王以哲就死于血泊之中。当天，他们还杀了原王以哲的副官宋学礼等几人。制造了“二二事件”。
孙铭九同时又派卫队营营副商同昌带人去杀何柱国，这时何已有所风闻，躲到杨虎城新城公馆的客厅不出来，孙铭九又带人找到杨公馆，由于杨虎城的保护，他们杀何柱国的企图没有得逞。事后，何柱国给杨虎城送了一个银盾，上面刻有“再生之德”四字，以表示对杨的感谢。
这天上午，我正到大街上买东西，回到金家巷路口，看到警卫森严，架设了铁丝网、路障和轻机枪，几个警卫营士兵持枪守卫，气氛很紧张，不知发生什么事情。我往张公馆走，卫兵把我拦住，问我那里的？我说是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才放我过去。张学良公馆也加了哨兵，围墙上架了轻机枪。
同志们正在议论纷纷，神情黯然。这时我才知道是少壮派杀了王以哲。周恩来知道这个消息后，异常气愤，立即要李克农和刘鼎追查是什么人干的。
孙铭九等杀了王以哲后，杨虎城也很不满，立即在新城和街道加强警戒。
弄得人心惶惶。有人指责应德田、孙铭九不该这样乱来。当苗剑秋把周恩来生气的消息告诉孙铭九时，孙铭九知道他们犯了错误，就同苗剑秋去张公馆东楼向周恩来承认错误，并跪下请罪。周恩来要孙铭九站起来后，很严肃地责问孙：杀王以哲是谁搞的？孙说，是应德田和我，还有何镜华等。我做错了，请宽恕！周恩来气愤地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以为这样就能救张副司令回来吗？不，这恰恰是害了张副司令。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正在做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你们是在犯罪。”在周恩来的严厉斥责下，孙铭九、苗剑秋都低头认罪。周恩来进一步开导他们认识错误，要他们回去找应德田等商量怎样处理善后。
这时周恩来心急如焚。为了表示对最早接受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对建立红军和东北军亲密合作关系作出贡献的王以哲的悼念，为了抗议少壮派的错误行为，他不顾安危，带着李克农和刘鼎，赶到王以哲家中吊唁。
这时王家正乱成一团，周恩来慰问家属，使王的家属和在场的人深受感动。
当时西安谣诼纷坛，有人恶意挑拨说，少壮派是受共产党指使行动的。周恩来以实际行动，解除了一些人对共产党的误解，使东北军官兵进一步认识周恩来关心东北军团结，反对分裂行动的明确立场。
周恩来从王以哲家出来，立即到新城杨虎城办公楼商议，杨虎城派他的代表李志刚到潼关继续同蒋介石的代表顾祝同等谈判。周回到张公馆后，立即起草电报向中央报告今天发生的事情和处理经过。晚上，中央回电同意继续进行谈判，用一切办法制止东北军内部互相残杀。中央对代表团的安全十分关心，嘱要提高警惕，防止意外。并说已电告云阳前总，情况紧急必要时，派部队到西安保护。
王以哲在东北军是有威望的高级将领，他被杀的消息传到前方，激起了东北军广大官兵的愤慨。二月三日早晨，东北军前线部队调转枪口，撤出渭南防线，渡过渭河开到高陵。刘多荃的部队开回临潼，声言要开回西安为王以哲报仇。中央军开进渭南，逼近西安。周恩来当即派中共东北军工委书记刘澜波到渭南，向前方将领说明中共对事件的态度，表示中共坚决反对杀害王以哲的错误行为。少壮派原以为杀了王以哲等主和派，就可以和中央军决战，救回张学良。那知道事与愿违，出现了这种局面。少壮派和许多主战的人都惊惶失措，气焰也顿时消失。
二月三日清晨，周恩来和杨虎城、于学忠等商议，认为少壮派的严重错误可能导致内部分裂，必须严肃对待。但他们在西安事变中是有功绩的，杀王以哲的动机是为了拯救张学良，不能随便处置他们。他不避袒护少壮派的嫌疑，毅然决定，派刘鼎把应德田、孙铭九和苗剑秋三人送到云阳红军总部，以免他们再闹事，也使要替王以哲报仇的人失去了打击目标。同时，也商定将孙铭九指挥的卫队团撤出西安。四日下午，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三人，由刘鼎等陪同，送到了云阳前总，从而避免了一场东北军内部大规模的自相残杀。但是东北军元老派将领刘多荃等，为了泄恨，令人把杀害王以哲的凶手于文俊杀死，并破腹取心去祭奠王以哲。更错误的是，把最早沟通中共和张学良关系的高福源旅长枪杀，误认高参加了“二二事件”。
为了避免意外的损失，周恩来同博古、叶剑英商议，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罗瑞卿等代表团大部分人员撤到云阳总部，周恩来自己坚持在西安，和杨虎城、于学忠、何柱国等共同维系“三位一体”关系，经过谈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时，代表团驻地除周恩来外，仅留下刘鼎和警卫人员龙飞虎、杨家保。机要人员中朱志良、李金德去了云阳，留下我及两个报务员，日夜保持同中央和云阳总部的电讯联系。
二月四日，周恩来致电中央和前总，指出：东北军因王以哲遇害愈加分化，张学良更难回来，东北军有东调安徽的可能。第十七路军一时不会分化，中共难以公开立足。国民党三中全会只能做到宣布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不能提出容共案。并提出党的方针是：坚持三位一体，团结到底，东北军开甘肃以避免分裂；欢迎中央军，避免对立；加强内部组织与团结。
这几天，是周恩来在西安事变期间最紧张，最困难，也最危险的日子。
他十分忙碌，经常夜以继日又一丝不苟地工作。要和杨虎城及东北军高级将领商谈如何对付复杂局面，要做少壮派的工作，既着眼当前，又展望未来，考虑如何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真是舌敝唇焦，朝思夕虑。他的眼睛熬红了，鼻子常出血，十分疲劳时，就和衣在床上躺一会儿，连皮鞋也不脱。中央一来电报或来客人，就要叫他起来，不准不叫。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怕他的身体支撑不住，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好在当时他只有39岁，正当壮年，尽管遇到种种磨难，当他出现在各方面人物面前时，依然神采奕奕，谈笑风生。面临着这种混乱局面，大家也为他的安全担心。他置身危城，但毫不畏惧。他的伟大气魄，也深深教育了我们工作人员。他以一片真诚对待朋友，赢得了各方面的信任和友谊，使得他在惊涛骇浪中能够履险如夷。
由于周恩来坚持在西安工作，就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无论东北军和西北军或社会上的各界人士，都相信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正确的。
中共是可以信赖的朋友。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是诚意和国民党谈判，达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从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二二事件”破坏了东北军内部的团结，削弱了西安与南京淡判和营救张学良的力量与地位。二月三日，东线的东北军刘多荃师自动撤退，使中央军得以进驻渭南。刘多荃和缪澂流等高级军官，又在高陵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他们拒绝接受中共代表团接受甲案、东北军仍留西北与红军靠拢的建议，宣布接受乙案，离开西北东调河南、安徽。接着，东北军骑十师师长檀自新、一○六师师长沈克联名通电投蒋介石。至此，“三位一体”的大势已去，南京又对西安方面施加强大压力，使杨虎城、于学忠不得不通知潼关谈判的代表，按照乙案达成协议，二月五日，杨虎城、于学忠发表和平宣言。二月六日，十七路军在西安的部队离开西安撤到三原，杨虎城也到三原去了。“三位一体”解体了。
二月八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率中央军宋希濂师和平开入西安。国民党特务人员在西安大肆活动，竟在大街上张贴标语，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攻击西安事变。周恩来毅然去见顾祝同，严词质问：“这些标语是谁贴的？想干什么？”逼使顾祝同不得不把政训处长贺衷寒找来，当面“申斥”，要他们立即刷去。第二天，满街的反动标语全部洗刷干净。顾祝同同意红军在西安设立联络处。
二月九日，南京政府谈判代表张冲到西安，我党派到南京谈判的代表潘汉年也到了西安。
当天，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全部由张公馆东楼搬到七贤庄一号，成立红军联络处。由于电台合法了，我们就启用更大功率的50瓩电台，架起天线，同延安的无线电通讯更畅通了。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周恩来胜利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但任重道远，他又担负起国共正式谈判的艰巨使命。
十一、功垂千古怀念永恒
西安事变虽然以张学良被扣、杨虎城被迫出洋，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被调动和肢解而告终，但西安事变的伟大意义和历史作用永远熠熠生辉，不可磨灭。没有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兵谏，蒋介石还要继续推行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剿共”战争也不会停止，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将愈演愈烈，中华民族的存亡绝续已到了千钧一发的境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形成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公开合法地走上政治舞台，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新时期。
在西安事变中，周恩来受党和人民的重托，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正确方针，在极端复杂、险恶的环境里，樽俎折冲于各方面人物之中，临危不惧，机智沉着，舍生忘死，力挽狂澜，表现出对人民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也显示出一个伟大政治家的卓越才能，他的功业是垂千古而不朽的。
周恩来对于张学良、杨虎城这两位朋友，几十年后仍念念不忘，称他们是“千古功臣”。在国共谈判中，不断要求蒋介石释放张、杨两将军，但蒋介石一直置之不理。抗战时期在重庆时，有一次周恩来见到宋子文，他质问宋说：“当时你担保张学良到南京后的自由，为什么没有做到？”宋无可奈何地回答：“其他事情都做了，就是这件事我无能为力。”表示了歉意。一九四六年在延安纪念西安事变十周年的大会上，周恩来高度评价张、杨两将军的历史功绩。他说：“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蒋先生抗战是张、杨两将军顺应人民公意逼成的”。“‘双十二’事变本身的意义，是在它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在纪念‘双十二’十周年的今天，我们要求立即释放张、杨两将军。他们是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
建国后，周恩来总以杨虎城没有看到全国解放，张学良不能参加建立新中国为憾。对他们的亲属，从工作到生活，都无微不至的关怀。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在建国后，经过思想教育进步明显，以后安排了全国政协委员。另一个弟弟张学思三十年代初就参加共产党，后来在延安学习时，受到周恩来、邓颖超和组织上的关照。建国后，张学思曾任海军参谋长，海军初建潜艇部队时，他亲上潜艇和官兵一起在海中进行训练作业。周恩来知道后感到欣慰并加以称赞。在“文革”初期，为防止红卫兵破坏张作霖在沈阳的“元帅府”和他的陵墓，曾通知东北负责同志加以保护。现在全国政协的办公地址和礼堂地基，是张家从前清遗族手中购买的王府，周恩来任总理兼全国政协主席时，批准用公款按当时市价购买来的，并吩咐将房款分配给张学良几个兄弟。张学思没有领，张学良将军应得份额也给他留着。杨虎城先生的子女，早已成为国家干部。杨拯民现在全国政协担任常委和副秘书长。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统战部为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邀请了参加过西安事变的东北、西北两方面和中共有关人士百亲人举行座谈会。周恩来参加了会议并且讲了话。他说：“张杨两将军是千古功臣”，“千古不朽的人物”。又说，张汉卿在被扣后，“多年来表现很好，始终如一，是值得使人怀念和尊敬的”。周恩来曾对我们说过，蒋介石一直追问张学良西安事变是否受中共指使的？但张先生一直如实地说“没有。”他是敢作敢当的英雄好汉。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为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周恩来邀请了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张学思及夫人，杨虎城儿子杨拯民及有关人士20余人座谈并便宴。周恩来在讲话中，重申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并表达对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怀念之情。席间，张学思因台湾报纸发表了经国民党篡改过的所谓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忏悔录》，感情非常激动，在向周恩来敬酒时，竟泣不成声。
周恩来也流了泪，并深情地对大家说：“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25年了，杨先生牺牲一家四口，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怎能使人想起他们不落泪呢？”全场都为此感到心情沉重和激动。会上，周恩来同意杨拯民的建议，把西安事变的经过和前因后果整理成资料公之于世，以批驳蒋介石歪曲事实的《西安半月记》和其他造谣污蔑材料。当场就指定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负责，吸收当时有关人士组成小组进行这工作。这项工作后来因“文革”停顿了多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又恢复工作，到一九八六年西安事变50周年时，已出版了多种翔实的资料和《西安事变简史》，为史学界和广大读者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几十年来，周恩来一直十分惦念在台湾的张学良先生，从各方面了解张先生在台湾的情况。他知道张治中将军一九四七年十月曾到台湾看望过张学良，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张治中率南京政府代表团来北京后，就向张了解张学良的安全和健康等情况。后来他看到张学良赠张治中的亲笔题诗时，兴致勃勃地反复念诵，似乎看到了张学良就在眼前。
张学良赠张治中诗：总府远来义气深，山居何敢动嘉宾。
不堪酒贱酬知己，惟有清茗对此心。
一九六○年，周恩来趁友人到台湾有可能见到张学良夫人赵媞时，在一纸条上写了“善自珍摄，修身养性，前途有望，后会有期。”16个字，托友人秘密带至台湾相机转交。该友人到台湾后，利用张学良和夫人赵媞到教堂做礼拜时，以巧妙方式交到赵媞手上。当张学良看到时，当然就心照不宣了。张学良也曾托友人给周恩来捎过信息。这两位中国的伟大政治家，自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在陕北肤施天主教堂秘密结识以后，抗日救国之心就紧紧地把他们联在一起了。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周恩来在弥留之前，仍当面嘱咐原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不要忘记在台湾的老朋友。”我想，张学良的名字，在周恩来的脑子里是占着第一位的。祖国统一的前途是有望的，但是，由于台湾当局的阻挠，使这两位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伟大贡献的千古功臣后会无期，不能不令人十分痛惜！张学良将军已过90高寿，但看起来身体仍很健康，仍旧念念不忘生长他的东北故土，他始终关心祖国的统一和中华民族的振兴。祝愿他更健康，更长寿，早日回到大陆同老朋友和新朋友相会吧！
2007/09/10
第三章在解决西安事变的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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