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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嫉恶篇

  七一三、不惧横暴

  周恩来从小性格温和,但对无理的横暴也决不低头和退缩。一九一○年,他从淮安来到东北,在奉天东关模范学校里念书。他们班上有些纨袴子弟仗着老子的势力,经常欺侮贫穷、瘦弱的孩子。他们看少年周恩来文弱瘦小,也经常打他、欺侮他,叫他“小蛮子”。经过两个月,他就和一些瘦弱的孩子交了朋友,同他们一起出入学校。一次,一个大同学又来欺侮他。按照事先约定的办法,周恩来和小伙伴们把那大同学拳打脚踢,好一顿收拾,打得那大同学直讨饶。从此,那些纨袴子弟再也不敢在学校里称霸,和欺侮贫穷、瘦弱的孩子们了。周恩来受到同学们的尊敬,成了他们的知心人和组织者。

  (徐必成)

  七一四、针锋相对

  从天津“一·廿九”惨案,周恩来被拘押开始,每次和敌人相对时,他都不放过机会,狠狠打击了敌人的气焰,粉碎了敌人的阴谋,揭露了敌人迫害爱国群众的罪行。

  二月六日,当警察厅民杨以德宣称“学生是为人利用”时,周恩来表示:“我们学生做事纯本天良。”

  二月十七日,受警厅司法科传讯,被问到《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谁负责时,周恩来回答:“我可负完全责任。”当问到给学生“捐款的是什么人?捐大宗款项的是谁”时,周恩来答道:“你们现在无权调查我们学生会经济内容,我也无须回答你!”警方碰了一鼻子灰,此后,警察当局采取拖延的办法,既不将周恩来等转交法庭公开“审讯”,又不释放。

  七月八日,天津地方审判厅公开审理周恩来等所谓“妨害安全及骚扰案”。当主审法官宣布被告人的“罪状”后,周恩来向法官们发出了严厉的质问:学生们本纯真爱国之心,抵制日货,维护民族权益,究竟犯了什么罪?学生们请愿,推举我们为代表,求见省长,这又犯了哪条王法?当局派军警,施暴行,对学生棍棒交加,造成血案,这又是哪条法律的规定?无理拘禁代表,不审讯,不释放,拘押半年之久,又依据了法律的哪一条?这一连串排炮轰得法官张口结舌:“究竟是你审问我,还是我审问你?”

  (徐必成)

  七一五、打断黑手

  周恩来在黄埔军校,为了宣传马列主义,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团结教育广大师生,便以共产党员徐向前、陈赓等为领导,建立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骨子里反共反苏的学校校长蒋介石为了和青年军人联合会相对抗,以扩张自己的势力,便暗中支持军校教授部主任号称蒋介石“第一只手”的王柏龄出面组织了反动的孙文主义学会,专门排斥和打击共产党人和进步力量。一次,孙文主义学会头目林振雄纠集了一伙人,无理殴打了青年军人联合会的负责人。引起了革命师生极大愤慨,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立即撤职查办了林振雄。王柏龄十分不满,就派人监视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限制共产党人的活动。周恩来指示共产党员蒋先云等将王柏龄打击共产党人,破坏国共合作,反对三大政策的行为,详细开列出来,在全校公布。王柏龄威风扫地,蒋介石慑于众怒难犯,也无可奈何,不敢轻举妄动,只好眼看着被周恩来打断了自己的“第一只手”。

  (徐必成)

  七一六、严惩叛徒

  一九二九年八月,中共重要领导人和优秀干部彭湃,杨殷、颜昌颐和邢士贞四人在龙华的国民党警备司令部,被杀害了。四烈士牺牲后,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起草了题为《以群众的革命斗争回答反革命的屠杀》的告人民书,揭露了敌人残杀彭湃等同志的罪行,号召人民学习烈士们的高贵品质,以实际行动回答反革命的屠杀。为了惩罚叛徒,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周恩来又在准确掌握敌人活动规律的基础上,亲自制定了惩处叛徒的行动方案。

  同年十一月十一日,当了解到出卖四烈士的叛徒白鑫将于当晚离开隐藏地——国民党特务范争波的住所窜往南京时,特科人员及时赶到现场。晚上十一时,白鑫、范争波及保镖多人走出住所,还未及上汽车时,只听一声大喝:“不许动!”特科人员对准白鑫射击,因为这一伙人多,第一枪未打中,这个叛徒拔腿就跑,向北狂奔,同时拔枪企图顽抗,然而一颗比他更快的复仇子弹追上了他,由前额洞穿后脑,脑浆迸裂,顿时毙命。而范争波连中三枪,其它保镖或死或伤,尸骸狼藉,受到应有的惩罚。这件事当时曾震惊中外,但敌人却始终未能破案。

  (徐必成)

  七一七、怒火满腔

  周恩来对张国焘的挽救没起作用,因为张国焘此时已下决心自绝于党了。他背着中央,以祭黄帝陵为名,私离延安,根本没去祭陵,却到中部县跟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家谈了一夜,第二天又私下西安,然后再南下武汉。离西安时才给林伯渠打个电话,大家怎么劝他回延安他也不干。刚到武汉,就与国民党特务机关搭上了线,戴笠亲自派汽车把他接走,他到国民党特务那去报到了。行前,他给周恩来留个字条,“已移寓别处,请不必再派人找。”周恩来一拳打在桌上,怒火满腔地说:“张国焘叛党了!”他回到办公室,立即起草了一份特急电报,向中央报告了张国焘叛党经过,即开除他的党籍。

  送出了电报稿,愤怒地写下了杜甫的两句话: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田俊翘)

  七一八、正义的惩罚

  一九四五年二月,重庆电力工人胡世合在检查线路时,因指责国民党特务偷电,被特务田凯一枪打死,激起全市人民义愤。周恩来十分重视这一事件,他指示南方局的有关部门开展斗争。《新华日报》为此发表“不能忽视的一件惨案”的社论,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严惩杀人凶手。全市工人和市民掀起了抗议特务暴行的群众运动。二月二十七日,重庆电力公司为胡世合举行公祭,参加的市民,竟达八万多人。会场附近几条街,都挂满了挽联。重庆一家机器厂全体工人送的挽联是:“工人兄弟们、个个团结;九妖十八怪,人人诛得”。在巨大压力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把特务田凯押赴菜园当众枪毙。这一斗争、震撼了山城

  (高生)

  七一九、流血得良知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三日,上海各界人士十余万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欢送马叙伦等十位请愿和平代表前往南京,呼吁制止内战,实现和平。当天下午,代表在南京下关车站,被当局精心策划指挥的“难民”包围毒打,暴行前后延续达五个多小时。马叙伦等四人身受重伤。在场记者与欢迎者受伤多人。周恩来得知后,立刻向国民党当局交涉,将受伤代表和记者送进医院,并赶去探望。他激动地拉着受伤者的手说:“血不会白流的。”有的代表被打得遍体鳞伤,衣服也被撕破,对周恩来说:“我过去总是劝你们少要一些兵,少要一些枪,现在我认识到你们的战士不能少一个,枪不能少一支,子弹不能少一粒。”身负重伤的马叙伦教授也握着周恩来的手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

  (高生)

  七二○、抗议暗杀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国民党特务在昆明街头用美制无声手枪暗杀了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十五日,又在昆明暗杀了中国民主同盟另一位中央委员、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这两位著名民主战士的连遭暗害,使周恩来悲愤到极点。十七日,周恩来、董必武等向国民党政府提交的抗议书:“如此野蛮、卑鄙手段,虽德意日法西斯国家政府犹不敢肆意为之。”“一城之内,五日之间竟至续演杀人惨案两起,不知政府当局何以自解耳!”同时,在他给闻一多夫人的唁电中沉痛地写道:“惊闻闻一多先生紧随李公朴先生之后惨遭特务暴徒暗杀,令郎和君亦受重伤。暗无天日,中外震惊,令人椎心泣血,悲愤莫名,真不知人间何世!此种空前残酷、惨痛、丑恶、卑鄙之暗杀行为,实打破了中外政治黑暗之记录。中国法西斯统治的狰狞面目,至今已暴露无遗。”“中国法西斯暴徒如此横行,虽极猖獗疯狂,实法西斯统治的最后挣扎,自掘坟墓。”抗议书和唁电,都在次日的《新华日报》上公开发表,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巨大反响。

  (高生)

  七二一、默誓追悼

  一九四六年十月四日上午,在上海四马路天蟾舞台举行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的追悼大会。上海各界群众代表怀着极大义愤来悼念被国民党特务枪杀的民主人士。会场四周,国民党当局布置了大批军警宪特,一步一岗、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会场里也安插了特务和打手。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一上台讲话,特务和被他们雇来的人就大吵大闹,乱成一团。忽然,邓颖超出现在讲台上了!她神态严肃、庄重、大声宣告:我谨宣读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亲笔书就的悼词:今天在此追悼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时局极端险恶,人心异常悲愤。但此时此地,有何话可说?我谨以最虔诚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邓颖超每念一句,台下就热烈鼓掌一次。念完悼词,她从容走下讲台。会场又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许多人激动得热泪盈眶,民主与独裁斗争的这一回合又胜利了。

  (高生)

  七二二、紧急通报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紧急会议。参会人员一个个走进来,大家都不说话。周恩来最后一个进来,伸出手掌向下按了两下,示意大家不要站起来,便大步走到给他留着的座位前。他没有立即坐下来,犀利的目光扫视着在座的人们,会场里鸦雀无声。

  周恩来略略提高了声调,语气里带着愤怒和蔑视:“林彪跑了,他坐飞机跑了!”会场里仍旧鸦雀无声,静得使人透不过气来了。周恩来在空中挥了一下手臂,似乎要打破这沉寂的气氛:“一点五十五分,林彪乘坐的二五六号三叉戟飞机,在中蒙边界四一四号界桩上空,越过国界线,”稍停,他又补充说:“不久前又接到报告,目标已在空中消失了!”

  (刘怡)

  2007/09/10

  第二十四章嫉恶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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