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爱新觉罗。溥仪。
包括汉奸政权伪满洲国在内，他一生当过三次皇帝。新中国成立后，他实现了“从皇帝到公民”的转变，周恩来则是直接推动者。
一九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溥仪结束了在苏联的五年“收容”生活，被遣返回国。在中苏边境的绥芬河车站，两名解放军军官单独接见了他，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是奉周恩来总理的命令，前来接你回国！”溥仪清晰地记住了“周恩来”这个名字。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是溥仪获赦抵京后的第五天，一辆卧车疾驰而至，从什刹海西岸的前井胡同接走了翘首以望的溥仪，周恩来要在中南海接见他。
走进西花厅，与溥仪同一天从北京功德林特赦的原国民党将领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邱行湘、卢濬泉、郑庭芨、杨伯涛、陈长捷等十人已先一步到达了。当周恩来以及陈毅、习仲勋、张治中、傅作义、邵力子、章士钊等一起走进会客厅时，全场起立，热烈鼓掌。周恩来挥手示意请大家就座，开始一个一个地交谈起来。
溥仪是被接见者中唯一与周恩来昔日没有师生或部属关系的人，然而他丝毫没有受到冷落。周恩来不但一一向他介绍陪同接见的各位领导人士，还亲切地与他拉家常。他们谈满族旗人的礼节，服饰以及不同于汉人的相貌特征等等。不过，昔日皇帝第一次面对人人敬仰的周恩来，仍显得很拘谨，谈话中间常常引以自咎，说自己是地主阶级的总头子，又给日本帝国主义当傀儡，一再检讨。周恩来笑了笑温和地说：“你过去已经检讨很多，不要再做检讨了。有时间可以写一些回忆录嘛，为祖国多做一些工作。”于是，溥仪紧张的心情顿时松弛下来，遂向周恩来汇报了他在抚顺撰写《我的前半生》回忆资料的情况，引起周恩来的高度重视。在第一次接见过后一月零十二天的那个下午，周恩来在政协礼堂再次接见溥仪并宴请他和他的七叔载涛、四弟溥任及六个妹妹。这次接见中，周恩来同溥仪交谈了如何巩固思想改造的成果问题，还面商了工作安排问题。周恩来对他说：”你后几年进步了，但不能说巩固。改造，第一是客观环境，第二是主观努力。”刚刚跨进新生活的溥仪，及时得到了周恩来的教育和引导。
周恩来还当面了解溥仪的知识基础、身体状况、兴趣和爱好等，力图给他安排一个最合适的工作。周恩来征询溥仪：“你想搞哪种工作？”“想搞轻工业或在公社中都可以。”溥仪答。周恩来说：“我看找找各部的研究所，一半学习，一半做工，既照顾你的身体，也学一点自然科学。”后在周恩来的过问下，溥仪被安排到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研究热带植物。
自古，清官难断家务事。溥仪的二弟溥杰特赦后，非常想接妻子嵯峨浩回中国团聚。但是溥仪认为嵯峨可能是日本特务，再加上一些历史原因，他特别反对弟媳回国。结果在这个问题上，溥仪与溥杰哥俩之间结下了别人无法解开的疙瘩。最终还是周恩来出面促进他们家族和睦，并喜搭鹊桥，使溥杰夫妇得以团圆。溥仪分配到植物园时，完全不道知这仅仅是一种过渡性的安排。而他也并不想再要求什么照顾。他曾经得到过大清帝国，却还不曾认真感觉几回，就过眼烟云似地去了；他也曾得到“满洲帝国”的虚假宝座，却在自己的人生层面上留下了一片耻辱；现在他又得到了一座绿色王国，这里有纯洁而清新的空气，有广阔而自由的天地。他满足了，甚至陶醉了。
但，周恩来仍在操心着，为这些公民的前程安排和设计更理想的方案。
一九六○年十二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国务院的小轿车把溥仪和溥杰又一次接到中南海用恩来家中。
“欢迎你们皇家二兄弟光临！怎么样，身体还好吗？”周恩来热情的问候。
“谢谢总理关心，问总理和邓大姐好！”溥仪似乎对这里一切都熟悉了，也回答得自如。
周恩来在详细听取了溥杰关于工作安排的心愿之后，又问溥仪在植物园半年多有什么体会？溥仪十分满意地表示，他喜欢那里的生活，熟悉了劳动者，学到了知识，每天都觉得有意义。周恩来听了很高兴，表扬他进步了。
这时，周恩来关于特赦人员工作安排的总体方案已经形成，消息也逐步透露出来了：劳动以一年为期，然后就转入文史资料的撰写、整理、研究和编辑等业务工作中去。
一九六一年春节期间，中共中央统战部设宴招待留京的两批特赦人员。李维汉部长、徐冰和薛子正副部长以及国务院童小鹏副秘书长都参加了宴会。就在这次宴会上，徐冰副部长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当场宣布，第一批特赦的七人在全园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名单里，第一位就是溥仪。这些人的待遇也由劳动期间每月发生活费六十元提高为每月工资一百元。溥仪听了宣布，无比激动，即席发言说：党和政府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还给予我们令人满意的安排和高于国家十七级干部的优厚待遇，这是完全出乎所料的，我发自内心地感谢。
周恩来对溥仪的再婚也很关心。溥仪的“福贵人”已于一九五七年与他正式离婚。周恩来在接见溥仪及其家属那天，曾风趣地向溥仪建议：“你还得结婚啊！这事你七叔得给张罗张罗吧！”载涛爽朗地笑了起来，他对着周恩来也对着大家十分高兴地说：“这一回就让他婚姻自由吧！”后来，周恩来曾再三敦促溥仪的再婚事，还不无幽默地说：“你是皇上，不能没有皇娘哟！”不久，由文史资料专员周振强和人民出版社编辑沙曾熙的热心撮合，溥仪认识了北京市朝阳区关厢医院的女护士李淑贤。经过四个月甜蜜的热恋之后，一九六二年四月三十日，他们在南河沿政协文化俱乐部礼堂举行了世人瞩目的婚礼，又是七叔载涛任主婚人，二百多位宾客出席。如果不是为了“五一”节活动的特别繁忙，周恩来一定会在这个场合露面的。他虽然没有来，却派了一位代表──国务院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在次日下午亲往溥仪家中祝贺。
周恩来对溥仪撰写的《我的前半生》很重视。他虽顾不上仔细阅读全部书稿，但当他翻阅一半的时候，就认定了它的价值。在周恩来直接关心和悉心指导下，溥仪对《我的前半生》进行了浩大而艰难的修改，终于在一九六四年三月公开出版了。
《我的前半生》一经问世，立即引起海内外一片赞誉声。一位外国人说：“如果溥仪不是处在北京政权下，他的著作也许永不会出现，因为一个中国皇帝来写他自己的历史是没有先例的。”另一位外国学者说：“本书是难能可贵的文献，它是第一部中国君主的自传；这位君主的一生，始自爱新觉罗的封建王朝，迄于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的国王和皇帝中，无人有过像他这样变化多端的经历”。
最后几年，中国的末代皇帝患了肾癌。为了治好他的病，周恩来做了许多工作。尽管没能阻挡死神的降临，毕竟让溥仪的有限生命得以延长。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溥仪停止了呼吸，因为那时正是翻天覆地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不可能给他一个全面而公允的结论，却是四年之后，周恩来在会见日本客人时给予他以公正的评价：“说句公道话，最后他改造得不错！”“你们读过他写的这本《我的前半生》吧？从他来说认识是提高了。不到六十岁就死了。如果不是肾癌的话，一定会活得更长。使一个末代皇帝能有这样的觉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007/09/10
特赦功德林常客西花厅──帮助溥仪实现从皇帝到公民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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