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班禅大师最早接触的中共党内高级领导人。而班禅是一九四三年被班禅堪布会议厅认定为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迎往青海塔尔寺供养，其时才五岁。到一九五一年这位十世班禅也不过是十三岁的少年。因此，周恩来一直非常关心班禅大师的成长，在工作中非常尊重他，充分发挥他的积极性和在少数民族事务方面的特殊作用。
班禅与周恩来第一次会见是在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十三岁的大师率领堪布会议厅（班禅属下的办事机构）的僧俗官员四十余人到达北京，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一起，共同协商和平解放西藏有关事宜。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为班禅接风洗尘。
十三岁，毕竟还是个少年。他一脸稚气，在一批饱经风霜锻炼的共和国领导人面前，更显得年幼，自然有些拘谨和紧张。但是，他又不同于一般的孩子。活佛这一特殊身份，确定了他的特殊地位：从小备受优崇，接受过教育，懂得礼仪。他向周恩来献了一条质地优良的洁白哈达，以示崇敬。两人虽然在年龄和资历方面相差很大，但周恩来对他十分尊重。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从中国革命的胜利到西藏的前途，从即将开始的谈判到班禅在京活动，从藏、汉两个民族的团结到藏民内部的团结……内容十分广泛。十三岁的大师虽不能全部理解谈话的丰富内涵和深远意义，但他已经意识到，坐在自己身边的这位巨人，不但是共和国的卓越领导人，而且是自己最可信赖的导师和长辈。
谈话结束，周恩来陪班禅步入宴会厅。在入口处，总理停步，右手微微弯曲，伸出左手，请班禅先行；少年大师则双手合十，稍稍弯腰低头，十分恭敬地请总理先行。席间，总理不断地给大师夹菜，介绍各种菜的味道和特点，偶尔还讲一点烹调技术。整个宴会上，班禅很少说话，他不时转动着那双聪慧的大眼，用好奇的目光注视着这里的一切。周恩来渊博的知识，诚恳的态度，谦和的作风，端庄的举止，慈祥的笑容，炯炯有神、闪烁着智慧之光的眼睛，都给少年大师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来对别人说：为了能直接听懂周总理的讲话，我要好好学习汉语。
在整个谈判期间，周恩来指示有关领导，关于和平解放西藏问题，要十分尊重和充分听取班禅和堪布会议厅主要成员的意见。在周恩来和中央人民政府的直接关怀下，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达赖集团与班禅集团之间的一些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班禅固有的地位和职权也得到应有的恢复。
周恩来和班禅第二次相见是在一九五四年九月。班禅同达赖一起来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当两位佛爷到达北京时，朱德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到前门车站迎接。在整个会议期间，周恩来多次到他们的住地看望，对他们的参观访问、饮食起居都亲自过问。
为了进一步建设西藏，一九五五年三月九日在周恩来主持下，国务院举行第七次全体会议，专门讨论西藏工作。经过会前充分的酝酿协商，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对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之间关于历史悬案问题的谈判达成的协议的批复》。这一协议的通过，使噶厦和堪厅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得到进一步解决，达赖和班禅之间的关系也密切起来了。
三月十日，周恩来举行宴会，为达赖、班禅送行。席间，周恩来、达赖、班禅都发表了充满情谊的讲话。班禅在讲话中表示回藏后，一定为加强民族团结，建设繁荣幸福的新西藏，巩固西南国防而努力奋斗。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印度政府邀请达赖和班禅到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二千五百周年纪念大会。他们到印度后，在印度的藏族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公然成立所谓“西藏政府”，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企图阻止达赖和班禅返回祖国。
其时，正在印度访问的周恩来，分别会见两位大师，同他们进行长时间的交谈，使他们在错综复杂的环境里，进一步明确了方向。班禅向周恩来表示：请中央放心，我一定会照中央的安排办，绝不会接受外界的影响。他严厉谴责极少数分裂分子背叛祖国的阴谋活动，旗帜鲜明地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拥护祖国统一。在结束纪念活动之后，班禅摆脱了分裂分子的纠缠和干扰，于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毅然乘飞机先期返回拉萨。
在一九五九年四月的二届全国人大上，二十一岁的班禅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这之前，周恩来已发布命令，任命他为西藏肉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这样。班禅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从此，他来来往往，到北京的机会多了，同周恩来的接触也多了，聆听总理教诲、向总理学习的机会也更多了。
班禅精力充沛，责任心强，经常是昼夜不停地紧张工作，为平息叛乱、推动西藏民主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两藏发生什么重要事情，工作中有什么重大问题，班禅都直接向总理请示汇报，总理也总是给予他热情的支持和具体指导。班禅大师曾多次讲过，周恩来和他不仅是领导者和被领导者，而且是导师和弟子、长辈和晚辈的关系。
然而，正当西藏的民主改革深入发展的时候，由于“左”的错误日益严重，班禅也遭到厄运，一九六一年后，在西藏对他公开批判，并撤销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的职务，只保留全国政协常委一职。
一九六四年底，周恩来担心班禅这位二十六岁的大师在西藏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便调他离开拉萨，以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常住北京，生活上依然享受很好的照顾。
一九六六年夏，“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神州大地。北京不仅是风源，而且是漩涡与中心。西藏民族学院的红卫兵到北京串连，同中央民院和首都高校的红卫兵联合，要揪斗班禅。
周恩来在十分困难的境地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班禅多方保护。他一再劝阻红卫兵说，对乌兰夫、班禅这样的少数民族领袖人物要加以保护，他们有问题，可以写揭发材料交给中央；也可以背靠背的批判，但不能揪斗。
八月下旬的一个黑夜，少数红卫兵违背周恩来的指示，擅自翻墙闯进班禅住处，抢走班禅，用卡车拉到中央民族学院关押。他们私设公堂，任意审讯，随意打骂。班禅据理抗争，就说他“不老实”，还用尼龙绳把他捆绑起来。稍后，又把班禅拉出去示众，说他是“叛国头子”、“最大的反动奴隶主”……后来周恩来知道了，立即派解放军加以制止，明确表示要文斗，绝不容许采取侮辱性的斗争方式！他还指示统战部徐冰部长和刘述周副部长，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都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就是你们自己受揪斗，也要把班禅保护好。徐、刘随即与总理联络员及卫戍区的解放军一起赶到中央民院把班禅转移走了。而刘述周副部长却被红卫兵揪住，说他是“牛鬼蛇神的保护伞”，在校园批斗……随着“文化大革命”浩劫的不断升级，需要周恩来保护的人太多了：周恩来有时也实在无能为力了。一九六八年夏，班禅再次蒙难，以“监护”的名义又把他监禁起来，一关就是九年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依然惦记着、关心着班禅，想方设法保护他的安全、恢复他的自由。
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之后，一大批干部相继获解放，周恩来就曾考虑给班禅安排工作，但因各种阻力，未能实现。一九七四年三月十日，周恩来会见科威特客人，由阿沛副委员长陪同。已经身患癌症的周恩来特意请阿沛副委员长提前到人民大会堂，商议班禅的问题。周恩来提出：应该让班禅出来工作。
阿沛当即表示赞同总理意见。可是，随着“批林批孔”的发展，周恩来的这一提议再次受阻。
一九七六年元月，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了。班禅在狱中听到这一噩耗，感到十分悲痛。他为国家失去这样一位好领导而痛心，更为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而担忧，也为自己的前途担心。因为了解自己、关心自己的至尊师长去逝了，今后谁来关心自己，自己的问题什么时候才能得到公正的解决呢？！度过了整整九年又八个月监禁的班禅大师，直到粉碎“四人帮”一年后的一九七七年十月，才重获自由。
一九八八年四月四日，班禅大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新闻发言人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顾这段辛酸历史，满怀感激之情地说：“我在监狱里没有死掉，主要是周恩来总理的恩情。”可以说，班禅以一个少年灵童成长为国家领导人──人大副委员长，无不浸透着周恩来热情关怀、悉心培养的心血。
2007/09/10
热情关怀悉心培养──与班禅大师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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