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指导防灾、抗灾，同他指导整个经济建设一样，主张把理想和现实、故略和战术、当前和未来、目标和步骤，既重视长期坚持的恒心，也重视多难兴邦的信心。
一九五○年八月十八日，周恩来主持第四十六次政务会议，讨论全国民政会议综合报告。会上，他指出，对自然灾荒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还不能控制它，只能做到防止它和减少所给予我们的灾害。同年十一月三日，在讨论治淮报告时，他又指出，治淮的过程是由有灾到少灾，由少灾到无灾，一步一步来。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日，在一百八十六次政务会议上，周恩来针对“看见灾就想战胜”的急躁行为，指出，中国地方这样大，每年没有灾是不可能的。改造大自然不是短期的事。农、林、水利三个部的工作是长期的奋斗，我们要提高警惕，不可高枕无忧、盲目乐观。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三日，他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指出：“对自然灾害的斗争是我国人民的一个长期的艰苦的任务”。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四日，他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改造自然是一个长期斗争。拿水来说，要把黄河的灾害、淮河的灾害、长江的灾害、珠江的灾害、辽河的灾害、松花江的灾害克服了，而已控制它了，那不晓得要多少世纪，决不是二十世纪能够完成的。
“大跃进”期间，经济建设贪多贪快、急躁冒进的倾向，对防灾抗灾工作也有影响。一九五九年十月，全国水利会议上曾设想提出在三年内基本解决水旱灾害的口号。当文件草稿拿到周恩来那里时，他哈哈大笑地说：“三年内要基本解决水旱灾害？太积极了一点。”经他再三说服，水利部修改了这个口号。同年十一月，周恩来听取王化云汇报黄河流域水土保持治理规划初步方案时指出：规划口号要提得恰当，过去认为作了水上保持工程和措施，保水保土就解决了，现在看来距离还很大，祖宗欠下的债我们一定要还，但水土保持是长期的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提出，备荒是长期的事情，总得一步步来；抗旱防涝，步子要稳，要有长远打算，不能一锤子买卖，不能太急太热。
防灾、抗灾的长期性，归根到底决定于人类认识、掌握自然规律的长期性。周恩来说：“任何经济建设总会有些未被认识的规律和未被认识的领域。
这就是恩格斯说的，有很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必须不断地去认识，认识了一个，解决一个，还有新的未被认识”。他以治理黄河为例，“我们的认识还有限，经验也不足，因此，不能说对黄河的规律已经部认识和掌握了”。但是，在自然灾害面前悲观失望、听天由命的消极无为观点，周恩来是坚决反对的。他认为循序渐进、长期坚持防灾抗灾工作，一定能最终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我们总要逐步摸索规律，认识规律，掌握规律，不断解决矛盾，总有一天可以把黄河治理好”。
新中国成立之初，自然灾害不断发生，加上底子薄、美帝国主义封锁，人民政府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对此，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说：“要迎接困难，‘多难兴邦’”。
六十年代初，由于连续三年大面积的自然灾害和“大跃进”的人为灾祸，我国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当时，周恩来反复指出既要正视困难，又要有克服困难的信心。“懵里惜懂，怕说困难，一听说困难就泄气，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革命就是要认识困难，摆出困难，提出办法，克服困难。共产党就是在克服困难中取得胜利的。革命战争是这样，社会主义改造是这样，社会主义建设也应该是这样”。在危难关头，周恩来一边同老百姓一起过艰苦的日子，一边精心领导经济调整工作，终于使国家赢得了考验，渡过了难关，出现了六十年代中期的繁荣。
一九六六年三月邢台两次地震。周恩来两次深入震区。他每到一处都要谈一九六三年水灾，一九六四年涝灾，一九六五年旱灾，现在正在抗旱又来了地下的灾──地震，并由此指出：“要贯彻自力更生精神，多难兴邦”。
中国自古是多灾之国，特别是水、旱、震灾如影随形地威胁着中华民族。
然而，中华民族在与自然灾害的抗争中，一次又一次地显示了她的凝聚力。
在洪水横流面前，大禹率众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劳累得大腿上没了肉，小腿上没了毛，终于赢得了夏的振兴。起源于春秋战国时代的黄河大堤，始于东晋时代的荆江大堤，开创于东汉时期的江浙海塘，造就了著名天府之国的四川都江堰，创造了塞外江南奇迹的黄河河套灌区……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多难兴邦的标记。近代中国，外侮日深，内乱不已，水利失修，自然灾害与社会动乱形成恶性循环，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和人民政府高度重视防灾抗灾工作，全面整修和新建江河湖海的堤防共计二十万公里，修建水库八万多座，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大大提高了防洪、防旱能力。三门峡、丹江口、葛洲坝……一座座水利枢纽在告诉人们：新中国的振兴正从这里开始。
2007/09/10
长期坚持多难兴邦──防灾抗灾的恒心与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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