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上午八时许，前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一行飞抵广州白云机场，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这一行动大大震惊了全世界，深刻感染了海峡两岸为统一大业而奋斗的人们。而为了这一重大举措，周恩来整整筹划了十个年头。
一九一九年底国民党势力被赶出大陆后，与蒋介石政见冲突公化的李宗仁（曾任代总统）未回到台湾，他拒绝了蒋介石的挽留，把心腹旧交程思远留在香港，自己于十二月五日赴美国侨居。
一九五五年初，美国当局公布了与台湾当局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一月二十九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授权艾森豪威尔总统协防台澎地区案》。对此，李宗仁认为这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阻碍中国统一，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一九五五年四月，周恩来在万隆亚非会议上公开宣布，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这点也给李宗仁一个很大的启发。于是，李宗仁于一九五五年秋发表《对台湾问题的建议》，强调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默尔而息，必须有所主张。此举引起了北京的注意。很快，住在香港九龙荔枝角的程思远接待了许多香港进步人士的登门拜访。
一九五六年一月，香港《大公报》的一位程思远同乡陪同香港《文汇报》副总编金尧如来看望程思远，交给程一份刊载在《大公报》上的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报纸，试探程思远对国内知识分子问题的态度。三个月后，金尧如又来拜访程思远，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接到北京长途电话：李济深先生希望你去北京一谈，来去自由，并且保密”。直到程思远排除顾虑到达北京后，方知是周恩来的决定。
一九五六年五月七日下午，全国政协举行小规模酒会，周恩来主动向程思远伸过手来，热情地说：“思远先生，久违了，我们一九三八年曾在武汉见过面”。
五月十二日中午，周恩来在中南海宴请程思远，并约请李济深、张治中、蔡廷锴、邵力子、黄绍竑、屈武等人参加，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在座。席间，周恩来高度评价李宗仁对台湾问题的建议，但回顾往昔，点了李宗仁在签订和谈协议问题上一误再误，最后，提出了国共两党重新携手团结起来，争取第三次合作，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主张。并且，他还宣布了对台工作“和为贵”的政策主张，请李宗仁先生回国看看，来去自由。这次接见、宴会和谈话整整用了三个钟头。程思远回港后，即将此行函告李宗仁，而李宗仁来信表示不快，谓此行关系重大，事前何不相商？并申明他虽提出对台建议，但其中间立场迄未有任何变化。
事隔三年，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在中南海二次召见程思远，对程思远说：你转来李德邻先生信，他自愿将他收藏的历史名画献给国家，这是他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政府考虑接受。他又说：德邻另有信给李济深先生（此信系由费彝民转来），表示将回国定居，我以为他回国的时机还不成熟，将来我请你到欧洲去同他谈谈再说。
很显然，周恩来处理此事非常慎重、周到，细致。对于李宗仁所献历史名画，周恩来也着人一一进行了鉴定，然后寄语程思远：这些字画，有些是真的，有的是赝品，但政府体念李先生的爱国热忱，将助他一笔赴欧的旅费，以壮行色。可以看出，周恩来处理事务显出非常恰当、炉火纯青的功夫。一九六○年春，李宗仁派他的夫人郭德洁到香港，收下了这笔外汇。
李宗仁看到归回故国很有希望，就想为统一祖国做点工作。此时，恰逢肯尼迪入主白宫，美同人普遍对他寄以期望，认为这位四十岁的总统可能对杜勒斯制订的僵硬的对外政策来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李宗仁也觉得肯尼迪对新中国的态度比较绥和，于是在张歆海教授帮助下给肯尼迪写了一封信，贺他当选总统，并望他就职以后，调整对华政策，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肯尼迪复了李宗仁一函，说此事关系重大，将予慎重研究。于是，李宗仁将来去函件都寄给程思远，嘱送周总理核阅。
对于此事，周恩来一眼看透。他于一九六一年六月上旬专门召见程思远，在接见时对程说：李德邻不要对美抱有过高的幻想。肯尼迪年轻气盛，想干出一番事业，但摆在他眼前的问题太多，改变对华政策，一时还不会列到他的议事日程上来。周恩来重申派程思远到欧洲去同李先生谈谈的意见，并希望李宗仁先生对美国不要抱有幻想。
一九六三年七月，李宗仁对《欧洲周报》女记者玛赛丽说：“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此后，李宗仁与程思远约定于十二月份在瑞士苏黎世会昭。行前，程思远于十一月份再次返国向周恩来请示。一天晚上，国务院副秘书长罗青长将程思远引到了西花厅。
周恩来在这次接见中要程思远向李宗仁转达三件事：一是“四可”，即“可以回国定居，他决心回来，我们表示欢迎；可以回国后再去美国；可以在方便的时候再回来；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总之，我们欣赏德邻先生的向往祖国之心，但一切不强加于人，由他自己决定。”二是“四不可”：“李先生不要介入中美关系；不要介入美台关系；不要介入国共关系；不要介入第三势力。”三是要过“五关”即过“政治关、思想关、社会关、家族关、亲友关。”总理要程思远把上述各项内容背熟，然后亲送程思远上车，殷殷嘱咐。在这次谈话中，周恩来突出了党和政府的政策和原则，显示了他在处理问题时极强的政策观念。按照事先的安排，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九日，程思远飞抵苏黎世，在一家饭店与李先生会昭，转达了周恩来对李宗仁的期待，完成了特殊使命。此行并且避开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跟踪，一切都处在秘密状态中。
时机已经成熟，李宗仁先生抱定回归祖国之心，在进行了一些秘密准备后，向台湾当局打了去欧洲旅游两周的招呼，于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三日离美飞往瑞士，行前从纽约向程思远拍了电报。周恩来接到报告后，第五次约见程思远。
六月十八日中午十一时，程思远飞抵北京，此时周恩来在等了三天之后，已于十八日上午率团出访非洲各国。临行前，他托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中央统战部长徐冰、全国政协秘书长平杰三、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等同志向程思远传达三点意见：一、政府发给李先生一笔回国旅费，由你带往瑞士面交；二、同时发给你一笔旅费。请你去瑞士把李先生接回来；三、你到苏黎世时，将有负责同志同你联系，有问题同他商量解决，他将给你以必要的帮助。
按照周恩来交待的使命，程思远在我国驻外机构的秘密协助下，顺利地与李宗仁夫妇在瑞士见面。然后，再由我国有关组织的巧妙安排，李宗仁夫妇终于安全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当李宗仁一行乘上回归祖国的航班时，周恩来通夜未眠，一直等到接获李先生座机进入我国境内的讯息，他才安然上床休息。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上午八时许，当李宗仁夫妇一行飞抵广州白云机场时，受到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的热烈欢迎。
当李宗仁一行吃完粤式早餐继续起飞，于十一时抵达上海时，万万想不到周恩来、陈毅和上海市市长陈丕显等人到机场迎接，李宗仁受到如此礼遇，感动极了。
七月十九日上午，周恩来在上海文化俱乐部与李先生会晤，满怀信心地谈到了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问题，并对李先生重申了“四可”精神。七月二十日，李宗仁夫妇飞抵北京，整个接待工作在周恩来直接指导下非常圆满。九月二十六日，李宗仁在北京举行大型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宣布了自己的心愿。
对于李宗仁先生的归国声明，周恩来曾客观地评价说：“德邻（李宗仁字）先生出走十六载，这次毅然归来，很不容易。他到北京时曾发表一个声明，说他以‘带罪之身’由海外‘归来’，向人民交代两大过错：一是一九四九年和平谈判时，他没有接受和平协议，‘至今犹感愧疚’；二是他在美国居留期间搞‘第三势力’”“这样交代也好，可以取得人民的谅解。但是实际上这两件事情也难完全怪他。”“名为‘代总统’，实则一无权，二无兵，三无钱，真是孤坐石头城上，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打也不成，和也不成，一切都由下野后稳居在奉化溪口的蒋介石摆布。李宗仁受白崇禧的影响，也没有接受和平协议的决心。至于搞‘第三势力’，想依靠外国来取得政权，这说明他对美国有幻想，同时也是旧中国政坛显要的通病。”“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李宗仁先生这次回国定居，我们就是一家人，既往不咎了。”
2007/09/10
十年运筹一朝归来──争取李宗仁先生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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