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夕，周恩来无意于党内斗争，倾其全力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筹划中。但是，当“文化大革命”运动降临在神州大地时，周恩来在“势不可挡”的情况下，则巧妙地运用“抓革命，促生产”的武器来缓和这场内乱对整个国家与社会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的冲击，以尽量减少全体人民的损失。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经过精心准备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而毛泽东在当时不通知中央政治局就批准发表此文并示意全国转载。对于这一重大事态，中央书记处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人民日报》十一月三十日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在严重的事态面前，周恩来知道无法阻止运动的开展，便试图在转载中将这场尖锐斗争导入学术争鸣渠道，并保护吴晗等同志。为此，周恩来亲自修改了《人民日报》按语，强调作为学术问题展开讨论，“既允许批评的自由，也允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全面展开与逐步升级。八月，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会上发表了毛泽东于五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文，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在“十六条”中，周恩来和陶铸等人经过反复磋商和力争，突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提法，以图“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革命”还仅仅限制在“文化”领域和党政机关内。但八月中旬“红卫兵运动”掀起以后，“革命”开始迅速推向社会，妨碍了工农业生产，这些活动违背了周恩来等人希求稳定国家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初衷。在这种情况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了《关于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试图用保护生产来“限制革命”。九月七日，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提出“要以文化大革命为纲，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革命和生产两不误”。
周恩来还对红卫兵反复说：我们既要革命，还要生产，否则吃什么？用什么？所以，凡是生产的地方都不要影响，生产减少了于国于民都不利。
在周恩来的亲自主持制定下，经毛泽东的批准，中共中央于九月十四日发出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
两个文件规定在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生产业务指挥机构，已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在党委领导下迅速组成抓革命和抓生产、抓业务等两个班子；职工应当坚守岗位，外出串连的迅速返回，积极参加本单位的“革命”和生产，职工的文化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搞；未开展文化革命而生产任务又重的单位，文化革命可以推迟进行；工矿企业与科研单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对领导干部的撤换由上级党委主动调整，不采取群众“罢官”的作法；县以下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北京和外地学生、红卫兵除省、地委另有布置外，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县以下各级干部和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连；县以下各级领导应恢复和加强领导力量，把各项工作全面抓起来。九月十五日，林彪在毛泽东接见百万师生和红卫兵大会上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周恩来在讲话中则重申“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要求红卫兵不要到工厂农村去串连，力图稳定工农业生产局面，把运动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
周恩来关于以抓生产来限制“革命”的谋略在执行中很快被中央文革一伙人看清，当十一月九日《人民日报》中《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发出以后，中央文革一伙炮制了一个新的文件稿，与周恩来唱对台戏。十二月四日和六日，林彪两次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攻击周恩来用“抓革命、促生产”口号来压运动，形成对周恩来等同志的政治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要保住从国务院到各省、市、自治区的骨干力量不被打倒，要维护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其难度也就更大了。
2007/09/10
巧用抓与促尽力保生产──“文化大革命”中贯彻“抓革命、促生产”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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