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友好代表团由政府代表团、军事代表团、文化艺术代表团，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中方代表团、云南省代表团、佛教代表团、电影代表团、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和体育代表团组成，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对外友好代表团。
1月8日 派随同访缅的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前往香港，了解能不能买到粮食、能不能解决粮食运输以及中国银行能不能解决外汇支付等问题。雷任民到香港后，经与有关部门了解研究，认为上述问题可以解决。
1月9日 回国途中，在飞机上和陈毅、张致祥〔注〕研究决定成立“东方歌舞团”。该团后于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三日正式成立。
〔注〕张致祥，时任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
△在乘车去昆明军区观看文艺晚会演出的路上，得知军区正在建一座国防教育展览馆，立即指示军区负责人：现在国家经济困难，不应该搞这样的楼堂馆所。既然搞了，应从大局出发，交给地方使用，也是支援国家建设。后来该建筑交给地方，成为“云南省博物馆”。
1月11日 飞抵武汉。就湖北工作和长江水利问题约张体学、林一山谈话。
1月12日 回到北京。当晚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有出席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的各组组长参加。在会上汇报访问缅甸的情况和老挝局势。
1月13日 主持召开外事工作会议。
1月14日 复信西哈努克，表示支持他提出的召开扩大的日内瓦会议以解决老挝问题的建议。
1月14日—18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会议听取和讨论邓小平《关于一九六○年十一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并通过相应的决议。会议还听取和讨论李富春《关于一九六○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正式通过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强调一九六一年全国必须适当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降低重工业发展速度，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实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并决定在农村深入贯彻《十二条》，进行整风整社。会议批准上年九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成立六个中央局的决定。毛泽东在全会上讲话，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
1月16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在讨论粮食问题时说：现在粮食库存挖空了，因此各方面紧张。解决的办法，还是抓生产。把生产队包产搞好，否则肯定失信。至于进口，目前正在谈判，可能与美国签合同。次日。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粮食进口问题。
△让办公室写信给江苏省中共淮安县委，对他们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仍然送来一些家乡土特产一事，进行批评和教育。并要工作人员将《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寄给他们，要他们严格遵守中央的有关规定。除偿付易变质的土特产食品的价款外，退回送来的针织品。
1月17日 接见以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斯皮罗·科列加为首的阿尔巴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提出在两国贸易和经济合作方面应首先确定三个原则：第一是国际主义，第二是实事求是，第三是有办法。具体说来：一、一九六一年贸易，现在可以达成协议，包括贷款和易货。无息贷款的偿还期限是一九七一年，可以延期偿还，到时如仍有困难，也可以不还；二、长期贸易和经济合作，可以定一个金额；三、军事援助，可以一方面同苏联谈，另方面我们做些准备，双管齐下。
1月19日 上午，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完成第一季度计划的主要措施。在发言中提出：在困难面前，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同呼吸，共命运，同心协力，把工作搞好。我们不能怨天，也不能尤人，主要应求之于自己。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志，都应该下决心摸清情况，摸几个典型。只有情况明，才能决心大，才能把工作搞好。还要谦虚谨慎，把情况弄明后再下决心，不能瞎搞。并指出，情况不明，不能只责难地方或各部，我们也有责任。下午，继续主持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外贸问题。
1月21日 在接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宾时说：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在物质生活方面赶不上资本主义国家，但是精神生活总是超过的。如果社会主义不强大起来，或者不继续强大，他们一有机会就会来威胁我们。就大豆、大米、猪肉、油脂的交货问题提出，由于中国遇到特大灾害，只能欠交，秋收以后才能谈供应。
1月2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的决定》。《决定》要求把一九六一年的社会集团购买力从上年的八十亿元左右压缩到四五十亿元。后来由于各地方，各部门的努力，上半年全国社会集团购买力总额压缩到二十二亿元。
1月24日 接见班禅，在听取班禅所谈西藏的有关情况和民主改革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后，肯定班禅的意见有利于中央更进一步地了解西藏的情况。在谈话中强调，西藏的工作可以提一个口号：增加生产，迎接自治区成立。民主改革运动，保守一点、慢一点是允许的，只要不是背叛祖国、压迫群众就行了。在谈话中还讲了几点具体意见：（一）要加紧西藏自治区成立的筹备工作。（二）关于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各个处增加汉族干部帮助工作的问题，由班禅同中共西藏工委商量解决。（三）堪厅在西藏的工作中整体上说是有功的，堪厅和噶厦不同，噶厦是解散了，堪厅是结束，堪厅结束应该有正式手续。（四）可以培养一些对宗教真正有信仰、有学同的人，专门从事念经、辩经活动，佛学家也可以带几个徒弟。最后，强调班禅回西藏后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采取“随便、自由、不客气”的方式，和工委领导同志多谈心，以便交换情况。班禅在谈话中表示，西藏完成了民主改革，取得很大成绩，成绩和缺点，是九与一之比。他将积极进行西藏自治区的筹备和其他方面的工作。二十七日，班禅一行离京返藏。
1月27日 出席中缅贸易协定签字仪式并宴请缅甸政府贸易代表团。在宴会上讲话时指出：中缅两国友好关系的长足发展，是两国政府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以及互谅互让、互相协商的结果。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工业生产问题，主要要是石油、木材、煤等的生产状况，还分析了农业及农副产品供应问题。会议要求石油部在一个月内作出争取一九六四年在松辽平原生产石油一千五百万吨。并把川南的煤气利用起来的规划，
1月28日 主持国务院第一百零八次会议。会议讨论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柬埔寨王国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的问题和关于签订《中国和阿尔巴尼亚通商航海条约》的全权代表问题。会议通过将国家建委合并到国家计委，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周恩来就援助阿尔巴尼亚问题讲话，说明我国虽然遇到严重灾荒，但是仍然答应帮助阿方解决价值约一亿卢布的粮食和其他物资。并强调，在对外援助方面，我们的政策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互助，互相支持，增强团结；对民族独立国家，支持他们取得独立，扩大和平地区。
△约薄一波、谷牧、王鹤寿等人谈派工作组去东北等问题。
1月30日 在接见科列加时说：根据你们的需要和我们提供援助的可能，我们准备提供五亿元贷款。你们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工业搞那么多，而农业又未过关，那就背不起。农业不过关，要迅速发展工业就总是有困难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要首先解决这个问题。第二，你们一定要使农产品成为工业原料，这样能很快收回成本，对你们发展工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是有利的。如把这两部分（即农业和轻工业）都搞起来，那就够搞的了。因此你们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中要有选择，要有重点，哪些是急需的，哪些先搞，哪些后搞，哪些不搞，要有个安排，不能设想什么都搞。谈到重工业就必须考虑你们的资源、劳动力、现有设备，然后考虑我们提供援助的可能性。
△接见溥仪、溥杰，询问他们的身体、学习、生活、劳动和家庭等方面情况。对清朝政府的功过，作了一分为二的分析。对溥杰表示，欢迎他的日本籍夫人嵯峨浩回中国来。并建议溥杰给夫人写信，把新中国的情况告诉她，说政府已同意她回来，来后过不惯还可以回去，告诉她中国没有皇族了，是个社会主义国家。现在生活都一样了，没有人高人一头的现象，让她也站在一个平民的立场上，过人与人平等的生活。
1月31日 接见以越南副总理阮维桢为首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经济代表团，并就老挝局势讲话：由美国、泰国和南越支持富米一文翁集团挑起来的老挝内战，威胁着东南亚，越南和中国的安全，我们对老挝局势的发展，不能不予以极大的注意。又说：根据中国的经验，工业建设规模不能过大，因为工业搞得多了，劳动力需要得就多，市场供应也多，农业就受影响。而实际上农业是我们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基础如果不稳，工业也不稳。我国建国十一年来，每年都出口，从未进口过粮食，今年被迫进口粮食了。主要原因是去年和前年受灾大。但是也还有第二条原因，就是我们工业搞多了。从人民公社到中央都办工业，把很多劳动力搞到城市来，农村的劳动力就少了。以农业为基础，主要应考虑以下问题：（一）农业能生产多少粮食（包括肉、副食）供应城市，（二）农村能省出多少劳动力支援工业，（三）农业能生产出多少农产品提供给工业作原料，（四）农村市场有多大销售工业品的能力，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也就是算一下国内市场的消费能力。
△约贺龙、聂荣臻、孙志远等谈国防工业生产和科学技：忙问题。
2月2日 日前，曾就改进铁路系统管理体制等问题约请彭真、安子文、吕正操等商谈。本日，修改和审定铁道部党组《关于在铁路系统建立政治工作部门和改进铁路管理体制的报告》，批示：“铁道部现成立政治部，铁道都党组也应相应地改为党委，才便于对政治部和铁道系统各级党委实行领导。”文件报刘少奇后，刘少奇表示同意。
2月4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第一季度粮食调拨和棉花收购等问题。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周恩来要求粮食部门按时送阅粮食购销调存表〔注〕，他在审阅、修改这些报表过程中，精心计算粮食的安排，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
〔注〕粮食部根据周恩来要求制作的购销调存表，由于项目、数字详细，表很长，被人称为“哈达表”。
2月5日 就赫鲁晓夫一月十二日来信中提出的苏联政府现在已经有可能在中国生产米格一21Φ型歼击机方面，实现技术援助的必要措施一事，复信表示：中国政府决定，本月中旬将派出代表团赴莫斯科进行具体商谈，并签订有关的协定}在中国生产这种新型歼击机，将有助于中国国防力量的加强。
2月6日 致电古巴共和国革命政府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邀请他来中国访问。四月十八日，在美国雇佣军入侵古巴的吉隆滩后，再次致电卡斯特罗，坚决支持古巴人民保卫祖国、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斗争。中国政府在二十日发表声明：中国人民对美国武装侵略古巴不能漠不关心。随后，全国各地纷纷举行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声援古巴人民。
2月8日 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首批被特赦战犯溥仪、杜聿明等人的情况和安排意见》上批示：在北京的七人（溥仪、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周振强、郑庭笈、杨伯涛），第一步一律聘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并参加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月薪可提高到每人一百元。惟溥仪如愿留在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半工半读也可以，但专员名称和待遇应与其他人相同。其他四人〔注〕可分别在上海、沈阳，昆明、南京也给以政协秘书处内专员名义，待遇、学习相同。
〔注〕指陈长捷、曾扩情、卢浚泉、邱行湘。
2月9日 接见并设午宴招待以中尼边界联合委员会尼泊尔首席代表帕·巴·卡特里步将为团长的尼泊尔代表团。在宴会上讲话，希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中尼友好关系并签订中尼边界条约。次日，在出席尼方的答谢招待会时，卡特里表示：尼泊尔的经济计划获得成功，中国政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中尼双方一直按照万隆精神处理两国边界问题。
2月11日 获悉西哈努克亲王提出的召开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建议得到更多国家的支持，致信西哈努克，表示；中国政府认为，不干涉老挝内政，尊重老挝统一、领土完整等原则如果得到有关国家的认真遵守，这无疑将有利于有关国家的国际会议的召开和老挝问题的和平解决。
2月12日 和邓颖超约见溥仪、溥杰及其弟、妹等，询问每个人的身体、生活、学习、工作和家庭等情况。嘱咐他们从生活上、思想上做好嵯峨浩的工作。要他们学会用矛盾的观点看问题，认识到人的思想有进步和落后两方面，需要不断改造。改造成新人，当然是不容易的，但人是会慢慢起变化的。针对家族中有人提出对嵯峨浩“得有警惕”事说，对她有警惕是必要的，但也不要过分，要通过她做中日友好的工作。
2月13日 接见苏中友协和苏联经济、科技、贸易、工会四个代表团。在谈话中说，由于我国去年粮食减产，燃料也戚了问题，此外，工业原料也感到不足。农业是一切国民经济的基础，这句话是完全正确的。同日，出席《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一周年庆祝大会。
2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二三月份煤炭供应计划。此前，曾于六日召集各副总理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这一问题。
△致电刚果共和国副总理基赞加，对卢蒙巴总理遇害表示哀悼，对卢蒙巴给予了高度评价，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永远同刚果人民站在一起。十八日，参加北京举行的抗议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杀害卢蒙巴的十万人群众大会。
2月15日 在接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汪戴尔时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各有各的困难，各有各的长处，但有一条是我们共同的真理，这就是首先要依靠自己克服困难，然后是兄弟国家的帮助。并说：我们两党要从党内提倡艰苦奋斗的风气，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有困难共产党员要站在前头。向客人介绍了我国当前经济困难的情况，说去年粮、棉和轻工业原料受灾减产，对轻、重工业都有影响。因此，今后两年，我们要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又说：兄弟国家之间应当加强经济、文化上的合作，但中国目前处于困难时期。长期贸易最近两年不可能增长，两三年后经济情况有新的发展，互助合作可以加强。
2月19日 出席全国政协召集的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和部分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的座谈会，勉励他们今后继续写出更多的文史资料。
2月20日 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工农业生产问题。在会上汇报第一季度基本建设调整方案。此前，曾两次召开基本建设工作会议，讨论上述方案，并就基本建设调整问题多次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
2月21日 和陈毅接见第二批特赦战犯，鼓励他们写回忆录，说；写的时候不要加油加醋，要实事求是。真实的报道会搞清历史。还说，进入新社会不会没有旧思想，要从头做起，努力改变旧习惯。
2月22日 审改《中央关于安排一九六一年第一季度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今年一二月份工业生产指标，比年初预计的要低，许多产品没有完成计划。主要原因是农业连续两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部分原因是经济工作中还有不少缺点。而基本建设战线仍然拉得过长，分散使用了人力、物力、财力，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为此，必须继续坚决地迅速地缩短基本建设战线，把有限的财力，物力用到最急需的方面去，以争取扭转目前生产上的被动局面，转入主动。”《通知》要求：除第一季度八百五十五个大中型项目以及已经有材料的学校校舍、职工宿舍和急需民房继续施工外，其他项目和非生产性建设，“都应当坚决地立即全部停止施工”。八百五十五个项目中，也要保证煤、木、矿、运的重点项目和石油、化工等少数重点行业确属生产急需的收尾、配套项目。其余的“一律暂缓施工”。周恩来在修改中指出：“凡是目前停工的建设单位，必须在全体职工中进行政治动员和整训学习，对于工程、设备和器材。必须妥善保管，防止浪费和损坏。”
△晚，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就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一年基本建设计划安排作汇报，并就当年的粮食情况讲话：粮食问题是对灾荒的估计问题，去年以来对灾荒的估计是不足的，因此一下子不易恢复，今年的粮食进口量需要由原来的四百万吨增加到五百万吨。陈云在会上就动员工人回乡支援农业问题及市场问题讲了话。
2月23日—25日 为解决一月份以来工业生产出现的严重问题，扭转东北以至全国的工业生产状况，在沈阳做调查研究。连日听取中共中央东北局汇报煤炭生产和其他生产情况，并约宋任穷、欧阳钦等谈话。二十五日，给东北局和辽宁省的司局级干部作报告，午夜乘车返京。二十六日，在火车上约吕东、吕正操、张霖之等继续谈东北的工业生产问题。
2月26日 抵京后，出席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党外市长座谈会，就国际国内形势讲话。在讲到认清形势、增强信心、战胜困难、继续前进的问题时说：国内外形势是好的，但是有部分困难，我们肯定成绩，是为了增强战胜困难的信心，而不致畏难苟安，不致泄气松劲。今明两年需要很好调整，这是前进中的困难和新事物发展中需要做的工作。农业上遇到的困难，我们没有预料到这样大。这影响到一系列轻工业材料，同时也影响某些重工业。因此，今年我们必须节衣缩食，增产节约，克服困难，渡过灾荒。还说：要向全国人民讲清楚，要向统一战线队伍内的朋友说清楚。只要讲清楚真实情况，只要情况明了，大家决心就大，办法就会正确。
2月28日 在接见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山本熊一率领的日本经济友好访华代表团和日本友好商社贸易代表时说：山本先生说的告罪，是过去的事情，双方都应该向前看。关于日本的发展前途，我们看到广大日本人民是争取走和平、独立、中立、民主的道路的，中国人民是支持的。但我们也看到有一小部分人想恢复军国主义的老路，进行侵略扩张，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中国政府决不走国家强大丁就向外扩张的道路。中日两国关系，从根本上说必须建立在两国人民友好的基础上。因为这个原因，尽管中日邦交还没有恢复，我们就特别加强两国人民的往来。
△就赫鲁晓夫二月二十七日给毛泽东的信中所提苏联方面要通过贷款形式供给中国一百万吨粮食和五十万吨古巴糖一事，约陈云、陈毅、叶季壮、姚依林、陈国栋进行研究。
3月1日 写信给毛泽东，报告关于粮食进口的意见，说明截至二月二十二日的计算，今年二三季度的粮食尚差七十四亿多斤。因此，决定今年进口粮食一百亿斤（合五百万吨）。现已签好合同五十二点四亿斤，正在谈判中的还有五十亿斤。
△改定中共中央关于新疆自治区棉布供应指标问题的复示电。电文指出：。鉴于今年粮食供应紧张的情况，对于今年棉花的收成决不能估计过高，因此不仅今年春季不发布票，今年秋季和明年春季也要少发布票，才能渡过困难。”
△接见苏联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库米金、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等苏联代表团成员，并就中苏两国经济贸易关系讲了话。
△改定中共中央批转辽宁省轻工业厅党组《关于在轻工业单位生产人造肉精的报告》的批语，其中指示粮食部、轻工业部“按照辽宁办法布置几个直属工厂，有计划地生产人造肉精”。在修改时特别提出：“南方各省、区春天已到，更应加紧抓代食品，除人造肉精外，还可多搞小球藻叶蛋白等项生产，并均列入生产计划。”
3月2日 在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体制和一些政策问题的谈话纪要〔注〕上批：“提议将这个谈话纪要印给‘三北’会议到会同志。”
〔注〕这是毛泽东在二月六日至十二日分别听取了江华、霍士廉、林乎加、田家英、胡乔木等关于农村人民公社问题和农村整风整社工作的汇报时，作的一些讲话或插话。其中谈到：公社太大，是出现平均主义，瞎指挥的原因；生产和核算单位不宜大；准备搞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规定其职责和权力，生产小队的权必须增加，政策不宜多变，要固定下来，以解除农民的顾虑，要使干部懂得不能剥夺农民、等价交换，按劳付酬等原则；办食堂一定要适合群众的要求，否则势必要垮台；政社合一后党委不能什么都管，党和社要有明确的分工；干部一定要接受群众监督，等。
3月初 得悉香港《真报》报道了美国的“个半中国”方案，其内容包括：（一）承认中国对台湾有宗主权，（二）中美双方对台湾均不使用武力，（三）台湾仿效苏联的白俄罗斯、乌克兰在联合国的地位，同中国同时出席联合国。当即指示中央对台工作小组：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基本政策不会变，但做法不会重复老一套，也会用许多新花招来迷惑一些人。因此，斗争很复杂，只看到帝国主义本性不变是不够的，要注意新情况、新动向，战术上要十分重视。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使敌、友、我的情况都明了。
3月3日 约邓小平、彭真、李先念、陈毅、罗瑞卿、康生、杨尚昆谈外出视察的情况。晚，出席刘少奇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邓小平等汇报外出视察的情况，并讨论进出口问题。
3月4日 下午二时飞抵广州。当晚，到毛泽东处谈话。五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工农业生产情况和公社体制问题。在谈到压缩城市人口的措施时说，首先要解决盲流问题。在谈到钢、煤的产量时提出，今年后三个季度钢、煤产量的计划指标将比第一季度有所增长。要提倡厉行节约。会议还讨论了人民公社的体制及起草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等问题，拟将人民公社及其核算单位划小。六日，返回北京。
3月7日 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基建工作和交通问题。十日、十二日、二十八日，又相继约各部负责人谈年度基本建设计划的调整问题。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邓小平传达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体制、工业生产等问题的谈话。会议决定本月十一日召开华北、东北、西北中央局负贵人和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研究改进人民公社体制问题。
3月8日 接见各社会主义国家的驻华使节，介绍中国国内的情况。在谈到中国克服困难、战胜灾荒的办法和措施时，说我们首先依靠中国人民的力量，以节衣缩食减低供应量，低标准、瓜菜代，用增产代食品的办法来克服困难，用增产节约的办法来保证工业生产。在困难时更要注意我们的一切工作要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如果党和国家干部在工作上、作风上有丝毫脱离群众的地方，就会在战胜困难、克服灾荒方面增加阻力。因此，必须保持过去在革命战争年代的优良传统，艰苦朴素的作风。特别是遇到灾荒，更要与人民共命运，同呼吸，这使我们更有力量和人民一起共同克服困难。还说，由于农业减产，同兄弟国家的贸易中，去年的欠帐要推迟还，今年要减少进口和出口，这就使兄弟国家负担了我们的农业困难，我们很不安，希望大家能理解，也希望将以上意见转告各国政府和党中央。
△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受中共中央委托向苏方口头答复赫鲁晓夫二月二十七日给毛泽东的信中所提以贷款形式援助中国粮食和古巴糖的建议。说明：当我们面临粮食供应的暂时困难的时候，我们首先动员自己的内部力量，其次利用当前的国际条件。争取以延期付款形式从国际市场再多进口一些粮食，从而把苏联建议提供的粮食留做后备。只在从国际市场进口粮食发生困难的情况下才向苏联提出粮食贷款的要求。至于以贷款形式转口五十万吨古巴糖的问题，如果苏联国内市场不甚急需。我们拟同意接受这部分援助。
3月11日—13日 刘少奇、周恩来在北京召开东北、西北、华北三大区工作会议。十一日，会议听取各省委第一书记汇报当前农村公社的组织规模和体制变动问题。十三日，会议听取陈国栋、姚依林汇报粮食调拨、市场供应及进出口问题。会议决定：在北京举行的“三北”会议合并到广州，与毛泽东召集的“三南”（中南、西南、华东）会议一起开。会后，周恩来与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彭真讨论了近几年来的国内形势。
3月12日 和陈毅、贺龙到北京工人体育馆观看乒乓球训练，并接见即将参加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中国运动员，鼓励他们要努力为国争光，打出水平，赛出风格；让他们不要背思想包袱，戒骄戒躁，胜而不骄，败而不馁，眼光要看得远。并请陈毅、贺龙两元帅介绍他们打仗的经验。还说，比赛就同打仗一样，胜败乃兵家常事，二者是辩证统一的。
△复函缅甸总理吴努，欢迎他四月上半月到我国云南省度假，并表示届时将去云南与吴努会面。
3月13日 接见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苏卡尼。在谈到我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时说：我国进入联合国问题要同台湾问题联系起来，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美国把台湾地方当局摆在联合国内代表中国，这是很可笑的。只要台湾代表还在联合国，中国就不可能进入联合国。在苏卡尼赞誉“一九六一年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时说：我们还是新国家，虽然引起了国际上的注意，但我们还很落后，要把国家建设起来，还需要一个长时期。
3月14日—23日 在广州。出席十五日至二十三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十四日晚，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并谈了粮食、经济作物和对外贸易等问题。十九日，在中南、华北小组会上讲话，着重谈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和民主集中制等问题，指出：进城以后，特别是这几年来，我们调查研究较少，实事求是也差，因而“五风”刮起来就不容易一下子得到纠正。毛泽东同志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注〕讲的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是好是坏，要从客观存在出发，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要敢于听取不同意见，敢于和不同意见的人讨论问题。调查研究，必须贯彻实事求是精神，各人的认识总是有局限性的，要摆脱局限性、片面性，必须进行比较、综合、分析。要改正缺点错误，必须从深入下层，深入群众，认真进行调查工作人手。目前的毛病，还是我们发号施令太多，走群众路线太少。二十日，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并在会上就粮食和外贸问题讲话，说明：当前粮食情况仍然紧张。今年粮食总产量要达到三千五百亿斤，还须经过极大的努力。而征购和销售量尚差七十亿斤，要靠进口解决。强调：目前的问题，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农村到底能供应城市多少商品粮、劳动力和工业原料，解决多大的市场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城市能搞多大的工业。提出使粮食过关的三大措施；（一）从各方面支援农业，大抓经济作物，实行机械化，求得增产；同时，供应实行低标准、瓜菜代。（二）在全国特别是城市继续提倡节衣缩食。（三）坚决压缩城市人了，争取从一九六一年麦收到一九六二年底压缩一千万以上的人口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二十二日，修改《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冬吐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稿。同日，参加大会，讨论和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二十三日，参加中南局讨论农业增产措施及商品粮基地问题。
〔注〕指毛泽东一九三○年写的《调查工作》一文，毛泽东三月十三日曾就认真调查公社内部的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及正在参加北京会议（即“三北”会议）的中央各同志写信，信中要求大家认真研究他这篇文章。此文后来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
3月23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同时印发了毛泽东的《调查工作》一文。信中指出；中央要求县级以上党委领导+首先是第一书记，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把深入基层、蹲下来亲自进行系统的典型调查，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
3月24日 由广州到武汉。
3月25日 回到北京。前往设在中山公目的灵堂吊唁十六日在上海病逝的陈赓，并参加公祭。
3月27日 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在会上报告《对苏共中央三月二十一日来信的口头答复稿》，说明我国为了克服目前困难所采取的措施，已初见成效，如果一九六一年能够争取到一个好的夏收或秋收，或者本年夏季从国际市场进口粮食比较顺利，那么就将通知苏联方面，不再把苏联建议提供的一百万吨粮食作为后备粮。三月三十一日，向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宣读了这份口头答复稿。
3月29日 召开有李先念、姚依林等参加的会议，讨论粮食、棉花和食用油等问题。
△设宴招待缅甸国防军总参谋长奈温。在致词中谈到，缅甸国防军赶走了在缅甸盘踞了十一年的国民党军残余分子，这是对东南亚和平的重大贡献。
△改定《中国政府关于老挝问题给苏联政府的备忘录》，指出老挝局势以及与老挝有关的局势，是不断变化的，“如果美国由于停火不成不愿召开国际会议，那么，责任也就落在美国身上”。
3月30日 接见加纳共和国首任驻华大使科比纳·克西。在谈话中指出：目前。亚、非、拉广大中问地带的主要任务，是赶走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在获得独立以后，并不一定都选择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一个国家的制度是要由人民来选择的。强调，革命和反革命都不能输出。还说，非洲的觉醒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靠非洲人民自己的努力，把殖民主义消灭掉。中国人、亚洲人站在你们一边。
3月 就章士钊来信中所提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曾表示希望给在陕西的夫人祝寿一事，请屈武以女婿名义为于夫人做八十大寿。鉴于于夫人寿辰已过，提出可以按照陕西的风俗，给于夫人补寿，说：决不能为这件小事使于先生心中不安。并就此事对中共中央统战部作了指示。
△为了保证国防工业部门建设任务的完成，提出在国家经济委员会增设管理设备的专职机构，负责组织设备的生产和调度，以适应各国防工业部门的需要。还指定孙志远、范慕韩、刘西尧、谢北一、汪道涵组成五人小组，负责研究和处理有关国防工业各部门基本建设和科学研究、试制的排队调度问题；指定张爱萍负责调查和组织国家的现有技术力量，以便使有限的技术力量能够得到比较合理的安排和集中使用来解决真正关键性的问题。四月九日，中共中央在批转国家计委党组《关于国防工业部门一九六一年基本建设计划安排的报告》的批语中采纳了周恩来这一提议。
4月2日 与中共中央精减干部和安排劳动力五人小组讨论调整农村劳动力、精减下放职工和压缩城市人口等问题。
4月初 派办公室副主任许明带领一个工作组，到河北邯郸地区农村进行调查研究。
△起草《关于基本建设问题的报告》提纲。提纲分四个部分：（一）三年来基本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战线拉长了，需要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二）基本建设既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又要留有余地，缩小缺口；（三）基建和生产，都应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四）基建不仅决定于投资，更重要的决定于设备、材料的生产和技术条件的不断提高。
4月3日 主持国务院第一百零九次全体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友好条约》和任命陈毅为签订此条约的全权代表一事作说明。
△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扩大会议。在会上作《关于国内外形势和当前任务的报告》。在谈到国际形势时，分析了帝国主义面临的日益加剧的五大矛盾；认为社会主义阵营、世界民族独立运动、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各国人民的斗争、世界和平运动这四大力量的加强。是时代的特点；阐明了我国对不同国家的立场和外交策略。在谈到国内问题时，肯定了“三面红旗”的成绩，但是指出：总路线的要求不仅要多要快，而且要好要省；跃进不能只要求数量，而且要求质量，今后要从数量的大跃进向着质量的大跃进转化；人民公社在整社后要实行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的“三包一奖”制度，使它在所有制方面更加切合实际。强调：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我国经济建设的方针打算放在调整关系、巩固成果、充实内容、提高质量上面。同时提出了经济建设中的任务：（一）过农业第一关，使每人每年达到八百斤粮食；（二）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即六十年代各大区又独立又协作的体系；（三）突破技术尖端；（四）培养专门人才；（五）坚持勤俭建国，节衣缩食。继续压缩城市人口；（六）坚持增产节约运动，反对浪费，提高劳动生产率；（七）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加强理论学习；（八）加强国内大团结。会议还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友好条约》。
4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一九六一年基本建设计划安排和西藏工作方针等问题。
△出席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开幕式，并接见参加这次锦标赛的各国朋友。晚，在贺龙为各国朋友举行的宴会上祝词，代表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并且“以一个业余乒乓球爱好者的名义”，欢迎来自五大洲的朋友们。
4月5日 接见瑞典驻华大使。在谈话中就援助落后国家的问题说：是真正帮助落后国家，还是采取殖民政策，有三条分界线：（一）要看是否要求特权和控制，（二）要看是否真正帮助落后国家建立独立的经济，（三）要看是否帮助落后国家建设得快些，使投资后很快投入生产。一切先进的国家是否真正帮助了落后的国家，要从这些标准来考察。我们愿意看到先进国家的帮助使落后国家的独立民族经济得到发展，从而对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贡献。
△致电亚非人民团结组织理事会，对其在万隆会议六周年前夕召开第四届会议表示祝贺，深信会议在进一步发扬万隆精神的基础上，必将对亚非团结和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4月6日 飞抵武汉。晚，修改中共中央对国家计委党组《关于安排一九六一年基本建设计划的报告》的批转意见，在批文中的“为保证执行好计划的具体做法”部分，增加“各地方、各部门在接到这一计划方案后，应当立即进行安排；不论施工单位、维持单位或者停建单位都应当在群众中进行充分动员，说明道理，以利集中力量，缩短战线，打歼灭战”等内容。
4月7日 在与中央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五人小组讨论后，改写《关于调整农村劳动力和精减下放职工问题的报告》和中央转发该报告的批文。在报告中关于“下一步的精减下放计划问题”一段中，增加以下内容：“为了支援目前的煤炭、森工、金属和非金属矿山、运输部门劳动力不足和不小部分职工离职回乡的情况，基本建设部门继续精减下放的这二百多万人，可以先行安排到以上这些部门参加生产，作为回乡职工的顶替”等。九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一报告。
4月9日 抵达广西凭祥。就老挝局势及苏联政府四月七日有关老挝问题致英国政府备忘录的来文，与越南党、政、军领导人胡志明、黎笋、范文同、陈贵梅等人举行会谈，与越方取得基本一致的意见。会谈结束后，当晚乘火车抵南宁。
4月11日 到昆明。约云南省部分地、县委书记谈农村整社和农业六十条问题。
△与阎红彦〔注〕等谈工业问题。并约姚仲明谈中缅边境勘察工作。
〔注〕阎红彦，时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
△获悉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艘载人的卫星式宇宙飞船“东方号”并顺利地返回地面，致电赫鲁晓夫，称这一成就“开创了人类攀登其它天体的新纪元，使人类几千年来进行宇宙飞行的美丽幻想变成了现实”。
△与吴努会谈，在相互通报关于老挝问题的消息时说，如果美国要在那里打局部战争，那末这对美国来说，比朝鲜战争，将是更加错误的时间、更加错误的地点和更加错误的战争，只要美国不干涉老挝问题，老挝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老挝国内和平是有希望的。
4月13日—15日 陪同吴努到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首府景洪，参加傣历新年庆祝活动。十四日，参观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和国营橡胶园，详细询问橡胶树生长情况，指示要搞好我国年轻的橡胶种植业。十五日，来到群众中问，互相泼水，欢度泼水节。在此期间，还接见了当地各民族干部，在谈到少数民族工作和西南边疆建设问题时指出：各族人民要互相学习。加强团结，要大力培养民族干部；要积肥施肥，兴修水利，改变落后面貌。并强调保护森林资源、保护生态平衡问题的重要性。还指出：西双版纳在东南亚影响较大，要把社会主义边疆建设好。
4月14日 对在西双版纳自治州工作的植物学家蔡希陶说：这里是富饶美丽之乡，如果破坏了森林，将来也会变成沙漠。我们共产党人就成了历史的罪人，后代就会骂我们。并嘱咐：一定要研究这个问题，要解决好合理开垦，保护好自然资源，改造好大自然。要做人民的功臣，可不要做历史的罪人。
4月16日 与吴努发表联合公报。同日，抵成都。次日，返回北京。
4月18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邓小平和谭震林分别汇报在北京市顺义县和湖南省醴陵县、河南省农村的调查情况。
4月19日 写信给毛泽东，说“这次在武汉、南宁、云南、成都与省委和云南五个县委书记谈整社和六十条时，均接触到‘三包一奖’和‘三七’开〔注〕这两个问题，广州会议上和六十条中对‘以产定分’没有深入讨论，所以在分配上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现在看起来，这一问题是具有普遍性的。”“其他按劳动等级或按工作定额定工分的，都为群众所不赞成。”随信将四川省委有关这一问题给中央的一个会议简报和省委批转的南充地区关于一个公社和生产大队贯彻执行“三包一奖”办法和决算分配经验的两个报告推荐给毛泽东。
〔注〕指《农业六十条》中关于对社员分配办法比例的规定：供给部分占三成，工资部分占七成。
△接见以松田喜一为首的日本部落解放同盟代表团，指出：旧社会遗留下来人与人不平等的封建痕迹，要真正的平等，只有消灭阶级才能解决。受压迫的工人阶级、农民、贫苦的知识分子，部落民是最有智慧、最勇敢、最纯洁的。要教育部落民不要自卑，要藐视压迫你们的所谓上层人。一方面部落解放同盟要自我奋斗，争取改变社会待遇；另一方面要同劳动人民共同奋斗，即要同工人、农民、进步知识分子、中小企业主和民族资本家团结起来，争取解放。世界是要变的，最受歧视的人一定要解放，歧视人的人一定会腐朽和灭亡。并说，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要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改造成为平等的关系，否则社会主义就没有优越性了。
4月20日 与邓小平接见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凯莱齐，就中阿关系、经济援助和苏阿分歧等问题进行会谈。在总结中国共产党长期斗争的经验时，概括了四条：第一，后发制人，让别人去挑衅，然后我们再给以回击。第二，紧紧抓住团结的旗帜。第三，要针锋相对地斗争。第四，要留有余地，不要一下子把话说绝了，想回头也无转圜的余地。
△约李先念、李富春、谭震林、陆定一、康生研究农业生产、粮食和形势问题。
△在欢送日本乒乓球队的宴会上说：乒乓球比赛不仅是为夺取锦标，更重要的是通过比赛寻求和平，寻求友好，寻求知识。指出中日两国人民要求和平的愿望是共同的，两国人民都了解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的和平共处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希望中日两国人民和运动员和平共处，友好往来，互相学习，互相交流经验，为促进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而努力。
4月21日 在接见我国乒乓球运动员时阐述了体育比赛中的辩证关系：胜与败，要赢得起，也输得起；争与藏，要争冠军，又要藏一手，出现了特殊情况才好应付；集体与个人，胜利是大家的力量，要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除集体的督促以外，要个人自修；劳与逸，要会休息，培养有多方面修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民主与集中，有意见就提，最后服从领导；当事人与群众，对观众如何教育，还是个未解决的问题。
△接见几内亚、南非、约旦、塞内加尔、乌干达、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等国外宾，在谈话中说：一个国家的独立，不仅要在政治上而且要在经济上取得完全独立，从这个意义上说。连中国在内，现在还不能算是完全独立，我们还没有工业化，农业还很落后，人民生活水平还很低。要实现政治、经济上的完全独立，必须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必须加强团结，加强亚、非、拉人民的互相来往和互相学习。
4月22日 在首都机场欢迎老挝王国政府首相梭发那·富马和老挝爱国战线党主席苏发努冯时说：以富马亲王为首的政府所奉行的争取国家独立、民族和睦、和平中立的政策，符合全体老挝人民的愿望。中国人民积极支持老挝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同日和次日，就老挝局势、中老两国关系以及召开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等问题与老挝方面会谈。
4月24日 和陈毅陪同梭发那·富马首相和苏发努冯亲王到杭州访问。
4月25日 与梭发那·富马发表联合声明，一致认为召开西哈努克亲王所建议的由十四国参加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是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唯一有效途径。两国政府决定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且互换大使级外交使团。次日，返回北京。
4月27日 接见费彝民，在谈到对台湾和香港的统一战线工作时说：情报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决定政策的唯一根据。情报工作有两种，一种是人民情报，一种是特务情报，我们是“人民情报为主，依靠人民，依靠同情者和进步力量。在谈到香港的工作时强调：应学习白蚂蚁的精神，多做少说，不要浮夸。要出污泥而不染。要团结各种各样的上层人物，培养各方面的人才。在这次谈话中，要求做统战工作的干部看看《战国策》和《东周列国志》。
4月28日 看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名优之死》和《潘金莲》两出戏后，与剧院领导、导演和主要演员座谈。指出：过去的剧本反映了剧作者的许多糊涂观念，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这本是不奇怪的，问题在于我们今天重新看过去的旧作品时，要批判地接受。必须用今天的眼光来衡量历史人物、历史故事，要做具体的分析。一个出身不好的人，由于他的思想转变了，最后也可能走向革命；反之，出身好的人，由于思想不进步，也会走向堕落的道路。事物是发展的，我们的思想必须跟上客观事物的发展。剧本作者的创作思想中有要反抗黑暗的社会制度这条红线是可贵的，但是潘金莲不是一个反封建的典型，武松也不是封建社会的英雄，今天重新上演这个戏，就要考虑到对一些年轻人的影响问题。希望在文艺演出中正确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高演出质量，发挥戏剧的教育作用。
△午夜，赴邯郸进行调查研究工作。
4月29日—5月1日 二十九日，与邯郸地委书记庞均等谈话，听取调查情况的汇报。以后连日听取工作组许明和河北省省长刘子厚的汇报。五月一日，接见邯郸市劳动模范。
5月2日 获悉由于老挝国王萨旺·瓦达纳在美国总统特使进行阻挠性活动后，反对召开任何国际会议讨论老挝问题，使得西哈努克于五月一日在万象宣布撤回他提出的关于召开十四国会议的建议，并决定取消日内瓦之行。本日，返回北京，立即主持研究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方案问题。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老挝形势问题。会议决定，中央下到各地的农村调查组应于五月八日返京，以便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起草委员会提供材料。
△晚，在接见参加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的缅甸代表团时说，一九六一年是中缅友好继续发展的一年。两国之间的来往就像走亲戚一样，并且两国人民后一代之间的亲戚关系也建立了起来。次日凌晨一时，又赴邯郸。
5月3日—7日 在邯郸继续听取庞均和许明、马列等汇报后，前往武安县伯延公社进行调查研究。连日来，除与公社、大队和小队干部座谈，了解人民公社的基本情况和社员对党的农村政策的反映外，还走访几十户贫下中农家庭，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和身体情况，视察生产队的集体食堂，查看社员的伙食，并与群众同吃玉米面糊；参观公社百货商店和农机站，了解商品价格、销售和农业机械等情况。
5月4日 审批中国政府《关于老挝停火和召开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声明》。声明指出：中国政府支持召开日内瓦国际会议，为维护老挝的和平、中立和独立，为老挝解决自己的问题创造条件。中国政府理解西哈努克亲王五月一日在万象记者招待会上所表达的心情，并希望他继续为和平解决老挝问题而努力。
5月6日 致信西哈努克，指出某些国家一直在阻挠和破坏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召开，我们不能让这种阴谋得逞。希望西哈努克重新考虑不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决定。五月八日，西哈努克复信表示感谢，并说明他对日内瓦会议的积极态度和目前不参加会议的原因。十二日，西哈努克致电周恩来，决定将率柬埔寨代表团参加会议。
5月7日 清晨三时，就几天来的调查情况，向毛泽东作电话汇报，提出人民公社存在的四个主要问题：（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应解决如何把食堂散好和如何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的问题，（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三）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办法，并发展为：包产到生产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这个办法势在必行。（四）邯郸专区旱灾严重，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问题。对此汇报记录，毛泽东批示：“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参考。”
△中午，赴涉县继续做调查研究。晚，回到邯郸。
5月8日 返回北京。和陈毅商谈解决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有关问题。同日，国务院委派陈毅为出席这次会议的全权代表。九日，陈毅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离京赴日内瓦。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就中国政府对苏联政府五月五日送来的《关于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备忘录》的答复问题做了说明。会议同意周恩来关于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工作部署，还讨论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修改问题，并听取薄一波汇报当前工业生产情况。
△约廖承志、孔原、罗青长和雷任民谈对日本的贸易问题。
△在欢迎越南、老挝两国政府赴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的宴会上，就召开扩大的日内瓦会议问题发表讲话，谴责美国的破坏和挑拨行为使老挝三方面的政治会谈至今未能举行。甚至使西哈努克亲王倡议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召开遭到威胁。重申我国政府坚决支持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召开，并愿意同具有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真诚愿望的与会国代表团一道，为争取这次会议的成功而作出努力。
5月10日 看望病中的陈嘉庚。
△午夜。离京去邯郸。
5月11日—13日 继续在邯郸进行调查研究。分别听取刘于厚和工作组的汇报。与邯郸地委负责人核算粮食帐，并去成安公社社员家中访问。十四日，返回北京。
5月1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央同意陈毅同志在扩大的日内瓦会议上的第一篇讲话和国际委员会问题的复示》。《复示》中对陈毅等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的斗争策略作出指示。
5月14日—17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粮食和调查研究等问题。
△着重研究日内瓦会议问题和粮食问题，多次约有关方面商谈。
5月18日 去天津。连续两日听取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河北的粮食情况。十九日下午，返回北京。
5月20日 在铁道部关于聘请法国专家来华进行技术指导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原则同意，所请人员必须少而精，重点在精，就是必须要保证能够早日安装运转，不发生事故。”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薄一波汇报工业交通座谈会的有关情况。
5月21日—6月12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在中央和各地负责人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讨论和修改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成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修改后的条例取消了供给制，对公共食堂问题则规定，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会议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规定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二千万以上，本年内减少一千万。决定本年钢产量由原定的一千八百万吨降为一千一百万吨。会议期间，周恩来曾就有关总结十年建设经验、三面红旗、工作中发生缺点错误的责任、思想方法、今后任务以及粮食等问题讲话。在谈到思想方法时，提出必须解决六个方面的认识问题：（一）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不能只要不断革命，从而超越了革命发展阶段；（二）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可能性相统一，如果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对客观可能性估计不足，结果必定要破坏生产力；（三）革命热情与科学精神相结合，有了创造性、预见性，还要有科学性，不能以感想代替政策；（四）正视困难与克服困难是一致的，承认矛盾，就要允许讲困难，只有发现矛盾，解决矛盾，矛盾才能统一；（五）理论与思想不应脱节，在具体执行中，不能把理论问题歪曲了；（六）必须认识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违背客观规律，必然要碰壁。还说：为了解决上述六个方面的认识问题，就要按主席指示的三句话办事，一是从实际出发，一是为六亿五千万人民着想，一是群众路线。要实现这三句话，就要调查研究，就要实事求是，实行民主集中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党内民主。会议期间五次约陈云、李先念等谈粮食问题。
5月22日 接到陈毅由日内瓦发来的《会议情况综合报告》后，为中共中央起草回电，同意陈毅对会议情况所作的综合判断和他继续留在日内瓦的意见。
5月24日 在接见古巴土改工作团时说：农业上的问题，是组织生产问题，小农经济反映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东西，不管是进行土地改革、组织互助组、成立合作社，都要经过许多步骤和时间，把小资产阶级个体经济组织起来要有个过程。要根据农民需要，因地制宜，不能强制，要引导他们。命令方式和强求一致，反而效果不大。
5月28日 出席邓小平召集的有陈云、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杨尚昆参加的会议，讨论第三季度和一九六一到一九六二年度的粮食问题。
5月31日 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关于粮食问题及压缩城市人口的报告，对一九六○至一九六一粮食年度的形势作了初步估计和总结，对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粮食年度尤其是一九六一年第三季度的粮食情况作了说明，提出了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报告指出：虽然今年农业形势已有好转，但是粮食形势还在继续紧张，库存已经减到最低限度。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度粮食形势将继续紧张。解决粮食问题的根本办法，是从城市压缩人口下乡。人如何压？最重要的方针，就是人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我们的职工人数还可以压低，压低并不影响我们的建设，反而可以节约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三个人的饭三个人吃，不要五个人吃。报告强调：现在的问题，集中表现在速度上。为了协调各方面的比倒关系。必须放慢建设速度，缩短战线打歼灭战，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农村经济，多生产日用百货，集中技术力量，解决高、大、精、尖、新的问题。
6月初 根据各大区负责人讨论五月三十一日所作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的意见，主持起草《关于粮食问题的九条办法》，主要内容是：城镇减人必须各级党委亲自领导，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迅速造成声势；全国城镇只许减人，不许加人；中央和地方共同核实城镇人口，严禁虚报冒领；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度城镇口粮标准不能提高；一九六一年七月到一九六二年六月粮食产、购、销、调、存的数字，待八月以后再作最后决定；职工的升级、转正和工资的调整，推迟到今年下半年城镇人口减到一定程度以后再进行：中央各部门在会后应即提出中央各部直属企业、事业、学校、机关单位的精减计划；城市征兵；中央和地方应在整风整社和贯彻十二条、六十条、中央指示信以及其他文件的同时，拟定工业和商业支援农业的计划。六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九条办法逐一作了说明。
6月2日 致电陈毅：联合国方面正在积极策划的利用东南亚中立国家共管老挝的计划，是美国所提出的国际共管老挝方案的翻版。望提请有关方面注意此项阴谋。
6月2日、3日 分别约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十个省的省委书记谈防汛工作。
6月5日 会见前往日内瓦参加扩大的日内瓦会议途经北京的老挝首相富马和老挝爱国战线党主席苏发努冯，就美国干涉老挝内政和老挝三方面会谈成立联合政府等问题交换意见。
6月6日 接见刚果驻华大使迪亚卡·贝纳顿，对刚果政府所提在联合国的帮助下召开议会的问题，指出这个建议是有根据、有道理的，但是不能设想联合国会同意复会，使基赞加所领导的合法政府在刚果实行统治。因此这只能作为一种政治斗争的口号，如果议会仍坚持自己立场的话。实际上不可能复会。对刚果人民斗争来说，主要的还是在人民中扩大基赞加政府的影响，动员人民反对任何外来干涉，反对分裂刚果，依靠人民自己的力量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还介绍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经验，说：中国革命就是在长期没有任何外国的援助下取得胜利的，开始时很少取得胜利，武装力量很小，后来慢慢扩大了，由失败到胜利，再失败，再胜利，由弱变强，由小变大，由没有武装到最后取得胜利。
6月7日 约徐冰、傅作义等谈台湾的前途和祖国统一问题。指出，必须警惕帝国主义染指或颠覆台湾，台湾当局应当“预为之计，防微杜渐”。我们的态度是一定要解放台湾，但时间上可以等待，只要台湾当局一天能守住台湾，不使它从中国分裂出去，那么我们就不改变目前对待他们的关系。希望他们不要过这条界。我们可以耐心等待国民党在有利时机下把台湾归还祖国，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但当务之急要坚持反对“两个中国”、“个半中国”，“台湾独立”和“国际托管”等谬论，对此决无商量的余地。如果台湾当局觉悟了，下了决心。只要发表一份声明：台湾是中国的，中国的事中国人自己解决，我们一定立即维护和支持他们。在谈话中还对如何建立两岸交流渠道提出意见。
6月8日 观看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雷雨》的演出。并与夏衍、曹禺以及该剧导演、演员座谈。指出要通过《雷雨》这样的戏，教育青年认清楚旧社会那一套恶势力的可憎，不仅警惕反动势力复辟，更重要的是还要认清旧的思想意识的可恶，加深对它的痛恨。因此，应该在质量上好好地讲究一下，别只为了赶任务而降低了戏的质量。还说：应该全面地对待“多、快、好、省”这一方针，只图“多、快”往往就忘掉了“好、省”，大跃进这几年，有时因指标定得偏高，超过了可能实现的标准，往往也就影响了质量。
6月9日 在接见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帕里夫蒂时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是个复杂困难的事情，而且无先例可循。虽然苏联的经验可以学习，但各国情况不同。还是得靠自己摸索经验。自三走出来的道路是最可靠的。并说，任何工作一定要经过实践才能逐步做得对。任何事情都存在矛盾或困难，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
△在接见民主德国驻华大使约·黑根谈美国肯尼迪政府对外政策、西德和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等问题时说，我们的政策是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坚定立场，灵活地利用帝国主义矛盾，坚决支持亚、非民族独立运动和一切反帝和平力量。
6月10日 接见溥仪、溥杰、嵯峨浩及其家族其他成员。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平等待人，有无相通。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肤色，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们共产党的目的就是要把世界搞得美好，使大家都能活下去，而且过得好。”谈到日本问题时说，日本军国主义从一八九四年至一九四五年，损害了中国人民。但这已经过去了，中日两国有近两千年的来往，我们应该向前看，应该努力促进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恢复邦交，发展经济文化交流。谈到民族问题时说；要恢复满族应有的地位，不能歧视他们；民族同化是将来自然发展的结果，但不能强制。对嵯峨浩愿意做一个中国人，为促进中日两国友好、恢复邦交而努力的决心，表示欢迎和鼓励。
△送邓颖超入协和医院治病。至二十日，每日抽暇去医院看望邓颖超，了解病情并尊重医务人员的意见。在她手术结束后，还自费邀请参加手术的中西医专家、医护人员、保健人员、化验人员以及医务部门的负责人聚餐，对他们的工作表示尊敬和感谢，并对他们说：保健工作要合情合理，不要特殊化。在合影入座时，对老中医蒲辅周说：您是我们的老师，应坐在前面。
6月12日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修改后的《关于粮食问题九条办法》再作说明，说文件题目可改成《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导言部分，鉴于许多省农村劳动力不够，而且要广泛发展农村经济，据此，在“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调整城乡关系，贯彻国民经济按照农轻重发展次序”的三条方针后面加上“增加农村劳动力、发展农村经济”一条，还增加了“只许办好，不许搞乱”，“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两千万以上，今年争取至少减一千万人”，“今后三五年内，全国口粮仍应实行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等内容。修改后的九条办法获得会议通过，并在十六日由中共中央下达。
6月12日—16日 接待来访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十二日，在欢迎范文同的国宴上讲话指出：美国政府和吴庭艳集团妄图全面控制和奴役南越人民的所谓“八点措施”，是一个准备在南越进行战争冒险的计划；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南越日益严重的局势，不能漠不关心。两国总理在会谈以后，于十五日发表联合公报，一致认为，美国的“实力地位”政策和新殖民主义政策，是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主要根源。重申一切国际争端应该通过和平谈判来求得解决。
6月17日 到会议代表住地与参加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的文艺界人士谈话，调查、了解会议的情况和艺术家们的反映，收集文艺界对改进文艺工作领导问题的意见。六月二十二日，又约一些电影创作人员和有关领导座谈，询问他们的工作、学习情况，并就提高文艺创作的质量问题讲了话。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调整工业部署，缩短工业战线，压缩城市人口等问题。会议提出：过去是重工业一马当先挤了其他，现在也不要农业、轻工业一马当先，过多地挤了重工业，三者的比例关系要很好地安排。
6月18日 修改并批发《中央关于黄河防汛问题的指示》，在“铁道部应立即加强郑州和济南两铁桥的防汛准备工作”一句后加写“立即进行花园口与东坝头两条铁路的修复工作”等内容。
6月19日 在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文化部召开的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的联席会议上讲话。批评文艺工作中的“左”的思想，阐明正确的文艺工作方针，倡导“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造成一种民主风气”。强调：“首先要改变干部的作风。改变干部的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改起。”“在我们的工作中要允许别人提出不同意见，才能树立好风气。”不赞成“乱戴帽子”。批评那些“先是抓辫子，抓住辫子就从思想上政治上给戴帽子，从组织上打棍子”的做法，“都是从主观的框子出发的，是从定义出发的，那种定义又是错误的，并不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讲话中阐述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阶级斗争与统一战线、为谁服务（政治标准）与如何服务（艺术标准）、文艺规律、遗产与创造、领导与深入群众等问题的辩证关系。并希望大家对自己的讲话提出意见甚至不同的见解，把讲话作为“活靶子”。
6月20日 致电金日成，提出中国有关工业部门打算派遣两个技术考察小组赴朝鲜的有关厂家，学习朝方在制造维尼纶和炼铁工业的设计、设备制造、生产方面的先进经验。
6月20日、21日 分别接见日本共产党国会议员访华代表团和日本作家访华匪、日中友协访华妇女代表团、日本经济界友好访华代表团以及日本各友好商社代表，在谈话中说：恢复军国主义对日本人民不利，对中国人民不利，对亚洲人民也不利，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前途是暗淡的，会把日本人民带到灾难里去。只要两国人民友好往来，为和平奋斗，就有力量制止发动侵略战争的危险。我们是本着对日本人民反对美国控制、反对战争反对恢复军国主义、要求持久和平这样的认识来接待日本各界客人的。
6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庆祝活动事项。
6月24日 约中共中央精减干部和安排劳动力五人小组、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有关人员开会，讨论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精减职工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草稿）》。
6月25日 日前曾根据扩大的日内瓦会议形势，向中央建议请陈毅回国参加庆祝党的四十周年活动，途中就便同葛罗米柯、范文同商谈日内瓦会议下一阶段的斗争方案。由于日内瓦会议情况有变化，本日，致电陈毅提议：“请你在日内瓦再观察一周，如果美国有达成协议的征候，或者想再进行较量坚持休会，那末，你似可不必多此一行了；如果会议还要拖上几个星期，那么你正好在对西哈努克和三亲王做过工作后回国一行。”
△接见日本自由民主党国会议员宇都宫德马等人，希望日本首相池田勇人朝着中日友好的方向走，这是我们的基调。指出，谁要违背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意志，谁就要失败。表明：我们对于凡是有共同主张的朋友们都愿意接待。共产主义者同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不同，一定会有很多的不同点，但我们要寻求共同点，把这些共同点加以发展，差别予以保留，强调共同点，缩小差别。还说：要平等相待。尽管我们有五十年的不愉快。那是军国主义造成的，我们要逐渐把它抹去，用中日友好来代替。如果日本政府有意友好，就应该重视两个伟大民族的伟大友谊。
△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在回答他提出的有关中国国内工作方面的问题时说：鉴于客观上出现两年灾荒和主观上经验不足，在国民经济计划方面，我们打算把今年的计划和明年的计划结合起来一起调整，也就是把五年计划最后两年的计划结合起来。还说：在新事物出现以后，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一些粗糙的地方，每个事物的发展都是带双重性的，胜利了，你不注意，就产生了犯错误的根苗；发生了错误，从中取得教训，就产生了胜利的因素。在总结中国十二年建设的经验时说：普遍真理和一般规律，可以向兄弟国家学习，但具体的经验，非得通过自己的实践才能学习得到。
6月27日 审改《中共中央关于精减职工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草稿）》，在其中第二条“关于被精减人员的待遇”、第六款有关“职工本人及其随行的供养亲属回乡”时的户口、粮食关系及口粮标准的规定后面，增加：“对重灾区、缺粮区和回乡职工过多的社、队，各地可酌情发给一部分口粮，但供应时间，最迟不能超过今年九月底。”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了这一通知。
6月28日 根据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有关从城市征兵以压缩城市人口的精神，起草国务院关于一九六一年夏季征兵的命令。决定本年七八两月在大中城市征兵四十万。
△约见马骏〔注〕的夫人杨秀蓉及其儿子，嘱咐她要把征集革命文物的工作做好。在谈到收集、整理天津五四运动的史料时。说：不要看我现在是总理了，就把那个时候的一切功劳都记在我身上。不要提我。
〔注〕马骏，曾与周恩来在南开学校同学，在五四运动中共同组织领导天津学生爱国斗争，并共同发起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一九二七年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次年被奉系军阀杀害。
6月29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刘少奇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稿。
6月30日 主持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在会上致词，感谢党外朋友和兄弟党的祝贺，表示中国共产党要继续同全国各族人民、同全世界人民团结在一起，共同奋斗，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人类进步事业争取更大的胜利。
上半年 就粮食和外贸问题，多次约李先念、陈国栋，姚依林、雷任民等谈话。
7月1日 与文艺工作座谈会和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的代表们游北京香山，共庆中国共产党的生日。在登山途中，与赵丹讨论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改编成电影后的效果时，认为小说和电影各有所长，但电影加工较小说好。针对赵丹坚持小说较电影好的意见，说：你完全可以保留你的意见，我也可以坚持我的意见，你赵丹是一家之言，我周恩来也是一家之言嘛！
7月2日 给冶金厂矿长会议等七个会议的代表作报告，阐述国际国内形势，总结过去几年的经验教训，提出今后的任务。在谈到如何安排生产时说：要先维修配套，后制造；讲究经济核算和经济效果；减少亏损，增加积累，服从指挥。
7月3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研究下放干部和减少城市人口问题，还议论了工业企业整顿和轮训干部问题。
△会见由苏黎世回国途经北京的老挝爱国战线党主席苏发努冯。在谈到对老挝三亲王苏黎世会谈的估价时说：帝国主义总是要捣乱的。当他们处于劣势时，他们就可能会作些让步。选成些协议，争取喘息时间，争取保存力量。在谈到如何作出决策时说：主要根据你们的斗争实践来决定。经验有好的，有坏的。有正确的，有不正确的。好的发扬，坏的去掉，才能成功，这是规律。只有成功的经验，没有失败的经验，总有一天要失败。五日，苏发努冯发表声明，其中谈到：周恩来对我国的问题有着真诚的了解。
7月4日 接见张学铭和朱洛筠，追述了一九三六年四月初次与张学良接触的情况，说：我从那次接触中，感到汉卿是一个痛快汉子，敢于作自我批评。那次，汉卿还给我们部队送了三万法币。在谈到中共与台湾国民党方面的秘密接触时说：我们对台湾最大的信用，就是能够保密。答应了的事一定照办。台湾方面就不同了，他们的消息往往泄露给美国人。
△在接见越南水利电力部代表团时说：治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国两千多年治水的历史有一套经验，要很好地研究总结。有条经验：不管搞大的、中的、小的，勘测、设计、研究时间放得长一些好。要把水害变为水利。要采取积极的方针，但是不要急躁。在治水方针下有几点经验要注意。首先要做好勘测，第二要做好设计，第三要先做好施工准备工作，第四是同一时间不要搞多了。另外，在计算水利资源时，有关的专业部门不能只算自己需要的那部分，要进行综合计算。搞水利是向自然作斗争，一定要经过失败才能取得胜利。百战百胜这句话，是不合逻辑的。
7月5日 起草中共中央致陈毅电，答复陈毅六月二十五日在扩大的日内瓦会议上来电中所提三个可能需要让步的问题〔注〕的意见：“同意你的意见，当你同苏联同志谈到这类问题时可相机提出，但不要把话说死，并且要听听他们的不同意见。监察站的设立必须得到老挝有关方面和联合政府的同意，多少数目，现在不宜说定。”
〔注〕陈毅向中共中央提出中国政府代表团在三个问题上可能需要最后作出一些让步：第一是今后武器进入老挝的监督问题，第二是一致通过的原则，第三是在老挝设立监察站的问题。
7月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聂荣臻主持制定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研十四条”）。在会上说：这个文件，财经、文教等系统也都可以发。要向我们的干部讲清楚，我们为科学家服务好了，科学家就为社会主义服务得好。总而言之，都是为了社会主义，十九日，中共中央批发了这一文件。
7月7日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安排一九六一年中小学毕业生的通知》草稿批示意见，提议作较大的修改。如对原稿中所说“一九六一年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比一九五七年要多二百六十多万”，指出：“这个比拟不甚恰当，因当时农村中小学学生与城市的比倒不像现在这样大，所以以不提为好。”又如对本年中小学毕业生尤其是城市高小毕业生的工作安排，提出：在第一段中增加“今年城镇不能升学的初中和小学毕业生，由于他们年龄比较小，劳动就业机会比较少，安排上有一定困难，应当作为工作重点”。
7月9日 主持国务院第一百一十一次会议，就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和《国务院关于夏季征兵的命令》等项议题作说明。在对后一项议题作说明时指出：今后完全搞义务兵也不利于提高战斗力，三年一换，技术就荒疏了。因此今年的军官和士兵可以有部分超期服役。要提倡好汉要当兵。会议同意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关于申请结束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的报告》，并通过了相关的决定。《决定》肯定了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自西藏和平解放以来为西藏人民做出的贡献。说明，在堪厅完成它的历史任务以后，有关印鉴、文件、档案等，移交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会议还听取陈毅作关于扩大的日内瓦会议情况的报告。同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的第四十次会议上，周恩来被委派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全权代表。
△接见出席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越南代表团特别顾问黄文欢，谈老挝停火及其国际委员会等问题。
△为何香凝祝寿。
7月10日 在接见柬埔寨驻华大使兰·涅特时说：老挝问题如此复杂，对亚洲和世界和平的关系又很大，应该促其成功才好。希望大家找到共同点，把不同点保留起来使各方都能接受。并表示：我们反对破裂，但我们不怕破裂。
7月10日—15日 接待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十日，与刘少奇会见朝鲜党政代表团并进行会谈。十一日，在回访金日成中谈到建设问题时说：我国在经济恢复时期优先发展重工业也是需要的，没有这个基础就不能支援农业。同日，代表中国政府在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上签字。十二日，在朝鲜驻华使馆临时代办举行的宴会上作《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朝鲜人民和平统一祖国》的讲话，说：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以法律的形式把我们两国人民用鲜血结成的战斗友谊加以肯定。可以说，这个条约对于全面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保障两国共同安全和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都将发挥出极其重要的作用”。十三日，和陈毅陪同金日成到杭州访问。同日，陪同毛泽东会见金日成。十五日，欢送金日成率领的朝鲜党政代表团回国。
7月11日 在蒙古驻华大使举行的庆祝蒙古人民革命四十周年招待会上讲话时说：“中国人民一向珍视中蒙两党和两国的友谊和团结，并且把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看作是自己的最高的国际主义义务。”
7月16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后，和陈毅接见印度外交部秘书长拉·库·尼赫鲁，说中印之间没有根本利害的冲突，中印之间的问题总要解决的，凡是能改进关系和在国际上能合作的地方我们总是力求改进和合作的。但是印度不应当允许达赖集团在那里进行反对祖国的活动。
7月17日 抵达上海。
△和陈毅观看上海戏曲学校演出的京剧《杨门女将》后，与文艺界人士座谈，提醒大家要看到这出戏的不足之处，不要尽讲好的，要提些改进意见。并对演出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提了意见。
7月17日—23日 分别约有关部门谈钢铁、市场、文教和外贸问题。在听取上海外贸工作汇报时说：上海生产有潜力，现在国家需要外汇换取粮食进口，上海有条件可以多出口一些商品；所需原材料，自己不能解决时，中央可以帮助；外贸工作要灵活一些，不要限制过死；对外贸部门新的业务人员，要加强培养，提高业务水平。
△对中小学毕业生情况作较详细的调查后，重新起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安排一九六一年中小学毕业生的通知》。该《通知》于二十八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
7月23日 返回北京。
7月25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当前工农业生产和粮食问题。周恩来在会上介绍了当前国际局势。
7月26日、27日 约有关部门谈外贸和粮食问题。自此至年底，为解决粮食的调拨、进口和财政、市场等问题，周恩来约李先念，陈国栋、姚依林、雷任民和有关的中央局书记谈话共二十七次，其中包括八月份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谈的九次。
7月28日 送邓颖超到庐山疗养。
8月1日 为中共中央转发安子文所写《关于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工作中几个问题的简报》：“中央同意安子文同志报告中所提几个问题的意见。”要求各地和各部门研究执行。《简报》提出在精简工作中几个需要注意和解决的问题：（一）计划要落实。（二）速度要加快。（三）中央直属企业的精简工作要赶上去。（四）要坚持把工作做细。
8月3日 接到杨尚昆电话，得知中共中央书记处商定的“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人员名单”。对所列名单提出两点意见：（一）考虑到此次会议主要谈粮食问题，提出“谭（震林）需来开会，北京恐仍以留陈毅同志为妥，并便于指导日内瓦会议我代表团的经常工作”；（二）根据毛泽东曾提议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各省也应如各级一样，要来两人”的意见，提出“这次可否规定各省、市、区党委除第一书记外，还可以再来一位书记，人选由他们自己决定”。当天，将这两点意见电告毛泽东，毛泽东表示同意。
8月4日 返回北京。与陈毅、李先念、伍修权等商谈有关正在召开的华沙条约国会议的问题。
8月5日 探望正患心肌梗塞的戏曲艺术家梅兰芳。八日，在梅兰芳逝世以后，参加治丧委员会。
△接见黄文欢和凯山，分析美国所面临的五大矛盾和由此形成的局面。还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取得胜利，必须依靠人民的力量，外援是次要的。要确立自力更生为主，依靠外援为辅的思想。
8月6日 去北戴河。
8月7日—11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七日，在会议讨论国际形势和粮食问题时，对国际形势、粮食、市场等问题作了说明。九日，在讨论军工生产、计划问题时说：要提高品种质量，按六十年代的机械化水平来要求；要讲不大好的形势，对工业、城市问题，应吸取深刻的教训；计划经过调整，应该落实，有了正确的路线、方针，还要正确地具体执行，不能老是追求数字，瞎指挥。如果再不意识到就要负更大的责任；要承认现在的情况不能再继续了，首先要承认我们的政策上有偏差，工作上有错误、毛病。我们做了一些蠢事，然后大家同心同德把工作搞好。还说：要讲真话。该讲的不讲，而讲假话，这都是不好的风气。会议还讨论了商业、物价、市场、货币流通等问题。
8月8日 致电赫鲁晓夫，祝贺苏联发射载人宇宙飞船“东方二号”并成功地返回地面。
8月12日 出席国防工委会议，对如何发展我国原子能工业指出：科学研究、尖端技术，要循序而进，不可能一步登天，要在一定的基础上逐步往上攀，要有步骤和秩序。应当有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志向，分阶段地、一步一步地登，总是可以上去的。当然，中间也会有小的跳跃。常规武器是尖端武器的基础，由常规武器逐步升高到尖端，也是循序渐进的。我们首先要把常规武器搞得像个样子。生产导弹，先要把运载工具制造出来，然后再生产弹头，射程可从近到远。总之，工业生产和常规武器是基础，基础打不好，尖端也上不去。工作也就没有傲到家。并指出，在这次战备动员中要抓紧尖端武器的工作，丝毫不容懈怠。还说：我们是一个大国，革命要靠自己，建设也要靠自己，今天如此，永远如此。整个国民经济都要自力更生，这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实现自力更生有个过程。我们必须把自力更生的方针贯彻到各方面的工作中去。
△约李先念等谈精减人员问题。次日，返回北京。
8月13日 深夜，接见程思远，谈李宗仁回国等问题。分析美国政府在内政、外交上的困境，要程告诉李，我们不期望他马上回来，如果他愿意先派人回来看看，我们同意。希望李宗仁超脱一点，坚持民族气节，不必急于近利，注意晚节，将来会得到人民的谅解的。并询问了在香港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及香港的经济等情况。还说：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是个隐患。日本的动向值得注意。
8月14日 前往北京医院，亲视陈嘉庚遗体入殓。十二日，在陈嘉庚逝世后，担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十五日，作为主祭人参加首都公祭陈嘉庚大会，并亲自护送灵柩上灵车。
8月14日—19日 接待应邀来访的加纳共和国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十四日，与刘少奇会见恩克鲁玛，在谈话中说，中国在民族民主革命阶段有不少民族革命家上当的事，他们同帝国主义妥协，引进帝国主义，结果甚至自己都死于帝国主义之手。伟大的中国民族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经过了多少次的失败，只是在最后同共产党合作以后才找到了彻底革命的道路。根据我们自己斗争的经验，我们相信刚果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总是要取得胜利的。双方就联合公报、友好条约和经济、贸易、文化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商谈。十五日，回访恩克鲁玛，介绍了我国的人民公社情况，并谈到我国的外贸问题。说明日前我国面临粮食不足的困难。十六日至十八日，陪同恩克鲁玛访问杭州、上海等地。十六日，在杭州陪同毛泽东会见恩克鲁玛。十八日，在乘机从上海到北京的旅途中，同恩克鲁玛谈到加纳的建设问题，说搞重工业是必要的，但是应该同时注意农业和轻工业，农业首先要做到自给，然后争取出口，换回外汇，进行建设。轻工业投资少，建设快，见效快。这样做可积累资金，逐步搞些重工业来支援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
8月15日 接见巴西合众国副总统若奥·贝尔希奥·古拉特，对古拉特所转达的总统关于两国互设商务代表团。以促进和密切关系，最后达到建立希望的关系的目的问题。答复说根据目前巴西所处的国际环境，尚不能赶走蒋介石的代表与我建交。我们从互相谅解与友好出发，不要出难题，我们愿意等待。
8月18日 返回北京。
△看望宋庆龄，并陪同她会见恩克鲁玛。
8月21日 接见越南外交部长雍文谦，就老挝问题和胡志明调解苏联与阿尔巴尼亚之间的争论等问题谈话。
8月22日 致电老挝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表示：中国政府同意老挝王国政府在昆明设立总领事馆，同时，中国政府希望能够在老挝的丰沙里或者川圹设立总领事馆，以加强中老两国的友好关系。
8月23日 到庐山。
△改定“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之八”——《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度粮食调拨、购销计划（草案）的说明》。《说明》指出：“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度的粮食工作十分艰巨，必须全党动员，做深入细致的工作。首先要做好思想工作，同时也要做好组织工作。”“做好粮食工作的关键，是把国家的粮食困难情况向基层干部和城乡人民说清楚，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大家动手，共同克服困难。”
8月23日—9月16日 出席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的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工业、粮食、财贸和教育等问题。还讨论和通过由邓小平主持修改定稿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并制定了《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指示》说；现在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就坚决退下来，必须退够。所有工业部门，在今后七年内，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切实地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今后三年内，执行这个方针“必须以调整为中心”。会议通过了由周恩来等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六一到一九六二年度粮食工作的几项规定》。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和《中共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
会议期间 六次和宋任穷、黄火青、李富春、薄一波、谷牧、王鹤寿、张霖之等分别谈粮食和煤炭问题，其中包括民用煤、军工用煤、采煤所需的矿山机械和九月份煤炭安排等。
8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在会上报告粮食问题。并提出解决粮食问题的方针。会议同意将所提方针提交中央工作会议讨论。
△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有关一九六一年七月初到一九六二年六月底粮食年度的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第一部分指出；今年的灾荒大于去年，但农村的形势好于去年，收成接近去年。去年、前年的灾荒，许多是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造成的。同时根据当时粮食供应紧张的情况，提出在实行“三定”中，产量和征购一定要定死，但是对超产和减产的处理要灵活；在城乡兼顾的原则下，要紧农村，保大中城市和重要工矿区必要的供应；经过三到五年农业恢复元气以后，还要实行“低标准、瓜菜代”，还要节衣缩食}农业的调整，也要抓粮食这个重点，兼顾一般。报告第二部分提出这一粮食年度的八项工作：除估产、征购、蛸售、调拨、进口和集中运输外，对城市精减问题要抓紧，中央各部要下大决心帮助各省、市把厂矿的人员压下去，城市长期这样多人是不行的。另外还要培养和巩固四川、北满、中南和苏、浙、赣等商品粮基地，其他地方也要进行远景规划。
8月27日 分别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粮食等伺题。
8月28日 约谭震林、陈正人、廖鲁言谈农业问题。
8月30日 改定《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六一到一九六二年度粮食工作的几项规定（草稿）》。《规定》指出：在国家粮食周转库存比去年更加薄弱，城市工矿区的粮食供应十分紧张，有保不住最低需要的危险这一严重形势下，“全党同志必须动员起来，根据城乡兼顾的方针，及时征购，同时安排，踏踏实实地做好粮食分配工作，保证完成粮食征购计划和粮食调拨计划，加速压缩城市人口，减少城乡粮食销量，切实安排城乡人民生活。这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迫切的重大的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其中规定，适当放宽政策，发动群众努力增产代食品，集体和个人都可以搞，分配要贯彻多劳多得和不劳不得的原则。“在目前，政策适当从宽对生产更为有利。”《规定》还说明：“我国的粮食必须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暂时进口一些粮食是必要的，但决不是长久之计。”
△就苏联政府将在八月三十一日发表决定进行核武器试验的声明一事，与陈毅研究并起草了中国政府关于支持苏联政府决定进行核武器试验性爆炸以捍卫世界和平的声明。
8月31日 致电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愿会议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做出贡献。”
9月1日、4日、5日、1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会上提出关于落实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工作安排：坚决退够，留有余地；重点调整，打歼灭战；综合平衡，全面安排；集中统一，分级管理。这一安排得到毛泽东等与会者的赞同。
9月13日 约有关人员谈城镇人口精减问题。
9月14日 审改国家经委党组《关于九月份煤炭分配方案和第四季度煤炭分配意见的报告》，并改定中共中央对这个报告的批示稿。在批示中增加了要求各地区力争超产和超额搬运存煤，各中央局对这些超额部分，可以动用一部分适当增加冶炼用煤，以利于增产钢材品种和有色金属等内容。修改中强调了煤炭生产好转对活跃整个工业生产以至对支援农业、支援市场和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重大意义。还在批示中要求“各有关党委和矿区党委在加强对煤矿工人的生活安排和政治思想工作”一句后增加“必须加强企业管理工作和设备材料供应的督促和检查工作”。报告和批示都谈到节约使用煤炭是克服煤炭供应不足困难的一个重要方面。并提出“只要采取积极措施，压缩销售量，市场用煤还是可以节约、而且应该节约”。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就粮食、棉花、煤炭、精简和计划安排等问题发表意见。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国家经委党组的报告和中央的批示稿。
9月15日 向毛泽东报送国家经委的报告和中共中央的批示，在给毛泽东的信中介绍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通过这两个文件的情况，并说：要达到粮棉的计划要求，“从现在起就需要在支援农业的任务上，重点支援商品粮食和棉花产量多的地区”。表“回北京后，要将重点调整煤炭生产和重点支援农业两项工作抓紧进行。”毛泽东批：两个文件“已阅，很好，可照发”。
9月17日 下庐山。途中，视察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庐山分校，勉励师生们：要好好学习，好好劳动。还视察了星子县五里公社玉京大队，访问社员周时中一家。在询问周时中的生活时，鼓励他讲实话。并说：不要怕，你们不说我也知道，现在是困难时期。又对社员们说：只要我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光景一定会好起来的!你们要攒劲干，多打谷子，多养猪，多养鸡，依靠集体，战胜困难!当日，到南昌。
9月18日 在江西省省长邵式平等陪同下，视察南昌市政建设。对中共江西省委领导人说：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特别要认真抓好农业，要注意节约，要关心群众生活，工作做好了，江西有希望。在接见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的师生代表时，提出：要为农村服务，为贫下中农服务，想贫下中农所想，急贫下中农所急。在视察南昌郊区青云谱公社时说：你们是郊区，郊区要贯彻为城市服务的方针，要把蔬菜种好。把副食品生产搞好。在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时，提出：宣传“八一”起义，一定要突出宣传毛泽东思想，一定要联系宣传井冈山斗争伟大的历史作用；还要宣传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在起义中所起的作用。在与江西省委负责人共进晚餐时说；江西对国家贡献是大的，特别是这几年暂时困难时期，又多支援了国家粮食，应该受到人民的表扬。希望江西增加外调粮食三亿斤，以缓解国家困难。并说：我有调查，江西老表口粮水平比较高，还有储备粮。比严重缺粮的晋、冀、鲁、豫好多了。增加三亿斤虽有困难，还是可以的。
9月19日 由南昌飞抵北京。
9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二十二日召开煤炭工作会议，全面地解决当前煤炭生产中的各项问题。还决定在国庆节前以中共中央名义召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由周恩来讲国内外形势问题。
△在接见马里政府经济代表团时，称赞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开得很好，感谢马里总统在会议上对中国的支持。指出：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的宣言，主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美国则要唆使新西兰提出方案，建议把在联合国中恢复新中国的合法地位问题作为“重要问题”、“实质问题”提出来讨论，这是要讨论新中国究竟存在不存在。中国政府在世界上算不算存在，联合国没有权利讨论。它无权讨论各国人民自己建立起来的政府，这是对内政的干涉。说明中国的情况与德国、朝鲜、越南不同，不能搞“两个中国”。还解释了中国不能再增加对马里自由外汇援助的原因。
△鉴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成为十九日召开的第十六届联合国大会的中心议题之一，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玩弄程序上的花招，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本日，约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和外交部人员谈有关联合国的问题。根据这次谈话的精神，九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坚决反对美国的新阴谋》的社论，揭露美国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行为。
△听取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熊向晖汇报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到各地参观、访问的情况，当听到熊向晖驳斥蒙哥马利反对妇女当元帅的意见时，对熊说：要掌握求同存异的方针，不要弄得人家无话可说，讽刺和挖苦决不是我们的外交。
9月21日 接见蒙哥马利元帅，表示完全同意和支持他关于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三项原则。说：“这三项基本原则互相关联，可以分别实行，也可以同时实行。第一，只能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第二，“现在只能是两个德国”。“第三点更带有关键性，所有外国军队都撤回本国领土。”针对蒙哥马利在中国各地访问时得到的“人们生活得很好，大家都在努力工作”的印象，表示钦佩他作为一位西方人士的公正判断，同时说明：你看到的是好的一面，我们的工作也还有缺点，有缺点是任何工作中的正常现象。在向蒙哥马利介绍中国的情况时说：中国三年来灾害确实很大，但我们尽力采取了有效措施来克服困难，保证继续前进。我们所以能够战胜灾害，是我们依靠人民来克服困难，我们建设的成果，使我们取得了更大的力量。在我们高举“三面红旗”的过程中，我们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的。我们是在克服缺点和错误的过程中前进的。
△在接见刚果驻华大使迪亚卡·贝纳顿时说，中刚两国外交关系暂时中止和双方撤回使馆是由于两个原因：（一）基赞加代总理已宣布合法政府结束，而我们的外交关系是以中国政府同基赞加合法政府之间的来往为基础的。（二）现在的利奥渡德维尔政府承认台湾蒋介石集团并同他有外交关系。在谈话中指出；我们双方撤退使馆都是自觉、主动和友好地进行的，因此，虽然我们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没有了，但我们的朋友关系还是存在的。
9月22日 接见瑞典新任驻华大使厄贝尔，表示反对美国在中国进入联合国问题上的新阴谋，说明中国的立场是我们宁可这个问题被作为议程问题以少数被否决，而不容许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讨论。因为那将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不进入联合国，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等待。
△接见蒙哥马利，回答他提出的有关中国的最终目标和中国的核政策问题。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几个基本要素及其本质特征。说：中国现在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还不是共产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社会主义时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生产关系主要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除此之外，还有第三种补充性质的个人所有制，如小商小贩或手工业者，或单独的个人中医诊所。还说：在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党和国家的政策和指导思想是一切为了有利于生产关系的改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加。如果政策收不到以上效果，那就应该予以纠正。最后阐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主要是以国内为对象，建设社会主义不是损人利己。我们反对侵略，不容许人家侵略我们。我们搞社会主义也不容许侵犯人家的主权、领土来扩大我们的利益。
△在饯别蒙哥马利的宴会上讲话，重申中国政府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问题的立场，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完全赞同和支持蒙哥马利在北京提出的关于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三项原则，认为他提出这三项原则，说明他从目前世界的现实出发，抓住了解决国际重大问题的关键，反映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愿望。并表示：我们需要和平，需要朋友。希望蒙哥马利元帅把他所看到的实际情况介绍给西方的朋友们，把中国人民的友谊，带给西方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
△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转交中共中央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和裁军问题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并在谈话中就裁军等重大国际问题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原则立场，说：蒙哥马利提出的三项原则中，所有驻在外国领土上的军队都撤回本国，是裁军的先决条件之一。
△和刘少奇、董必武、朱德等前往机场迎接古巴共和国总统奥斯瓦耳多·多尔蒂科斯·托拉多。同日，陪同刘少奇会见多尔蒂科斯。
9月23日 致函缅甸总理吴努，邀请他和奈温将军等再度访问中国。
9月24日 同多尔蒂科斯会谈，介绍中国经济贸易情况，答复古方提出的贸易、经济援助等方面的要求。
9月25日 出席首都各界隆重纪念鲁迅八十诞辰大会。
9月27日 派姚依林和林业部副部长罗玉川协助解决福建省连遭台风袭击造成严重损失后出现的一些问题。
9月28日 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讲话，讲话分析当前世界形势的特点说：“当前世界局势的特点是：矛盾的主导方面在世界各国人民，五大矛盾的解决在于四种力量的汇合，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阵营是防御的；不排除帝国主义可能冒险，同时又要看到它的软弱；禁止核武器的可能性在增长。推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也在增长。但有限战争即局部战争却不可避免。”讲话用具体事实说明国内形势今年比去年好，回答了人们对国内建设提出来的十九个主要问题。其中说，缺点错误最集中表现在：（一）指标定高了，（二）建设的规模搞大了。在谈到调整方针时说，目的是为了使第三个五年计划以至更长远的计划能更好地跃进。我们不仅要顾到眼前，还要看到将来，看到前途。在谈到知识分子的前途时说：知识分子是有前途的，我们对于知识分子还得加以重视，过去因为忙于建设，在这方面有所疏忽，现在这方面也在调整。在回答困难时期到底有多久时说；走出困难时期，要看农业的收成和生产的发展，我们的计划是，在今后两三年，把它恢复起来。同时强调，勤俭建国，艰苦奋斗，必须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须的条件，是一个长期的方针。
9月30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有关煤炭工作会议的汇报后认为：企业内部的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管理问题，是在解决了外部条件后，能否搞好生产的决定环节。会议提出：对煤矿职工的生活要给于必要的保证，并首先保证井下工人。
△与九月二十九日来华访问的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就中尼边界等问题会谈。主张在珠穆朗玛峰的问题上既要照顾到尼泊尔人民的感情，也要照顾到中国西藏地方的人民的感情，因此，在边界条约中要找一种比较合理的措词。同意尼方提出的关于“边界线通过峰顶”，“峰北属于中国，峰南属于尼泊尔”的意见。并同意由中国帮助尼方修建一条从加德满都直达西藏的公路。
10月2日 出席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举行的告别宴会，在谈到拉丁美洲人民维护民族独立、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时指出：民族民主运动是可以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为一个过渡阶段的。如果革命政府的政策正确的话，甚至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也可以争取一部分资产阶级。并说：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可以少讲一点，多做一点。同日，参加中国和古巴联合公报签字仪式。
10月3日 陪同马亨德拉国王和王后游览颐和园。次日，约章文晋和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世杰谈中尼边界条约问题。
10月4日 在接见日中友好协会代表团团长、日本社会党顾问、众议院议员、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黑田寿男等人时表示：我同意这样一种说法，中国革命的成功鼓舞了世界上各被压迫民族和国家。但是要使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不忽视新中国的作用，就必须使中国更强大，这样，他们的态度才能转变。并赞扬了日本社会党已故委员长浅沼稻次郎有关“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的论断。
10月5日 为加强对国防工业的统一领导，密切各有关方面的联系。夏天在北戴河曾与贺龙、聂荣臻商议成立一个国防工业办公室。本日，起草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报告，正式提出设立国防工业办公室的建议，指出这个机构的任务是：对常规武器、国防尖端的科学研究、生产、建设和干部培养等工作，进行统筹规划，全面安排，组织执行和督促检查等。建议由罗瑞卿任办公室主任。十一月八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一报告，正式决定成立国防工业办公室。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原则同意国家计委党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补充计划的报告》〔注〕。
〔注〕《报告》根据全国计划会议讨论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庐山工作会议的精神，对一九六二年计划控制数字作了部分调整。
10月6日—8日 陪同马亨德拉到西安、三门峡、洛阳参观访问。九日，回到北京。
10月9日 主持首都各界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大会并致开会词，向孙中山和当年为革命事业披荆斩棘、抛头颅、洒热血的先行者们表示崇高的敬意。肯定辛亥革命及孙中山的历史功绩，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二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辛亥革命是在孙中山先生的号召下发生的。他在这次革命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孙中山先生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能够通过革命实践，吸收经验教训，使自己的思想不断地向前发展和进步。”同时指出：辛亥革命是不彻底的，它没有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任务。我国民主革命的历史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的一切革命力量，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才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我们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康庄大道。号召继续加强全国各民族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大团结，共同奋斗。同日，出席董必武为招待来自全国各地的辛亥革命老人举行的宴会，向各位老人致意。
△致电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先生逝世一周年国民追悼大会，称赞浅沼稻次郎是日本卓越的政治家，也是日本人民反美爱国正义斗争的积极战士，特别是在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运动中始终站在前列，他一贯反对美日反动派敌视中国、制造“两个中国”和阻挠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政策，他为促进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两国邦交的正常化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10月10日 接见前来参加中缅边界议定书签字仪式的缅甸国防军总参谋长奈温和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缅方首席代表、国防军副总参谋长昂季。
10月11日 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煤炭、冶金和木材等问题。
10月11日—14日 接待来访的缅甸总理吴努。十二日，在回访吴努时说，对于建设，经验可以从两方面来取得：一方面从外国吸取，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从自己的建设实践中取得，并且不断总结、改进和提高。并说：不发达国家搞建设是为了自力更生。根据我们的经验，你们还是先搞轻工业，这样能够很快收回资金，增加积累，更快地进行建设。否则，占了资金，不能投资，不能收回，就不利于你们的经济发展。还说，重工业不可不搞，也不可多搞。重轻工业之间和工农业之间要有适当比例。各国情况不一样，要有合乎自己生产水平的比例。十三日，在中缅边界议定书上签字，并在签字仪式上讲话说：随着中缅边界议定书的签订，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两国边界问题就获得了最后彻底的解决，一条和平和友谊的边界从此就巩固地确定下来了。当晚，在出席吴努举行的告别宴会时指出；两国边界议定书的签订，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友好协商解决有关问题树立了又一个良好的范例。十四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
10月12日 和彭真同准备前往苏联参加苏共二十二大，途经北京的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第一书记黎笋会谈。在谈到自己将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赴莫斯科参加会议时，说：这次我们去参加苏共二十二大，是去祝贺，我们的贺词除致贺外，还准备强调团结，强调反帝，这样强调对敌斗争有好处。
10月15日—23日 应苏共中央的邀请，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十九日，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并宣读毛泽东签署的贺词。讲话指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由共同理想和共同事业联结起来的，是在共同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维护这种团结，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义务。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如果不幸发生了争执和分歧，应该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平等和协商一致的原则，耐心地加以解决。对任何一个兄弟党进行不公平的片面的指责，是无助于团结，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的。把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争执公开暴露在敌人的面前，不能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郑重态度。这种态度，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中国共产党真诚地希望，有争执和分歧的兄弟党，将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在互相尊重独立和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大会期间，与胡志明、金日成等交换了意见，强调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应遵循三条原则：（一）对敌斗争一致，互相支持；（二）兄弟党的内部事务，不能干涉；（三）保持内部团结，兄弟党间的内部事务在内部解决，不能向敌人暴露。二十一日，率中共代表团拜谒了列宁、斯大林陵墓并献花圈。二十二日，与苏共主席团负责人赫鲁晓夫、科兹洛夫、米高扬、安德罗波夫等人进行了长达九个多小时的会谈，就苏联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苏共二十大、评价斯大林、反党集团等问题详细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态度。二十三日晚，离开莫斯科回国，由彭真代理中共代表团团长，继续参加会议。
10月24日 回到北京。在机场受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人的迎接。
10月25日 同吴冷西谈话。次日，《人民日报》登载了苏联《真理报》和阿尔巴尼亚的报纸所发表的苏共二十二大期间有关苏联和阿尔巴尼亚关系的一些文件。
11月3日 接见参加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老挝王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贵宁·奔舍那和老挝爱国战线党代表团团长富米·冯维希。
11月4日 约各副总理谈今后两年的调整计划。
11月6日、7日、8日、10日 出席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八日，起草《对粮食工作的几点意见》。《意见》指出；从目前的情况看，征购、上调和进口，都有完不成计划的危险。鉴于这种形势，要求各级党委大抓征购、调运工作，继续压缩城市人口、精减职工，严格管理自由市场，争取明年进口粮食三百万吨到四百万吨。为保证粮食进口，“必须继续贯彻先外销、后内销的方针，抓紧出口物资的收购工作和加工、出口的组织工作；必须继续贯彻先进口粮食后进口其他物资和以进养出的方针”。《意见》对各省、市、自治区在征购粮食方面如何执行“包干包死”的政策，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十日，会议专门讨论了粮食问题。
11月9日—10日 给中央国家机关十七级以上的干部作关于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会上，号召大家埋头苦干，自力更生，用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把中国建设得强大起来。
11月14日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会见十二日来京的胡志明，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原则问题交换了意见。
△到北京医院向化学工业部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彭涛遗体告别。十七日，在公祭彭涛的仪式上担任主祭。
11月17日 参与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苏阿关系问题应掌握的原则致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团体各党组及各地党委电》。
11月18日—22日 视察天津。
11月22日 回到北京。同日，接见以总编辑土岐强为首的日本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赤旗报》代表团，同时接见前来中国接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日文版翻译和出版事宜的日本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安斋库治。
11月23日 为英文版《中国建设》创刊十周年题词：“把中国人民对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愿望传播得更广更远，并且加强我们同他们之间的团结。”
11月25日 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精减问题。
11月27日 给民主人士作关于苏共二十二大的报告。
11月28日 出席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举行的纪念邓演达先生殉难三十周年集会。
12月2日 致信毛泽东：为了照顾到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中印两国之间正常的通商关系，我们准备在明日（十二月三日）向印度提出照会，肯定中印协定将于一九六二年六月三日失效，同时建议中印两国政府举行谈判，以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缔结新的通商和交通协定。次日，毛泽东表示同意。
12月4日 先后约各副总理和各部参加计划会议、外贸会议的有关负责人研究精减和外贸等工作。
12月6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外交部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声明和《人民日报》的《尼赫鲁策动的印度反华运动的真相》社论。次日，声明和社论发表。
12月6日一8日 约各副总理研究一九六二年度计划，同时，听取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二年计划安排的汇报。在讨论国家计委的计划安排时说，当前国内形势很好，成绩大，调整任务很紧，困难多。因此，明年必须认真调整好，丝毫也放松不得。对各种不平衡关系，需要全面调整，综合平衡。提出明年调整工作的主要任务。
12月7日 与李先念研究农产品的收购问题。
12月10日 在听取九个省关于木材问题的汇报后，与有关方面负责人研究十一个省的木材问题。
12月11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计划。在会上再次对国家计委下一年的工作发表意见，强调要丢掉依靠外援的幻想，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对困难应有足够的认识，并应想方设法去克服。在谈到一九六二年的计划指标时说：明年的计划指标，特别是钢、煤、木材、石油这四个骨干指标不能再退了，必须顶住。至于其他次要指标，在综合平衡时还可作适当的调整。在谈到干部的思想问题时，强调必须遵循局部一定要服从整体、当前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全党必须服从中央的方针，因为党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在谈到当前的工作时，指出应该注意七个方面的问题；（一）抓中心，首先抓煤炭和木材生产，还要抓有色金属、化肥等，为此中央同志将分工抓，首先是依靠计委、经委；（二）抓定额，在新的基础上制订新的定额；（三）抓减人，今年减一千二百万人，明年减八百万人，其中职工三百万人；（四）抓生产和维修，二者相结合，不要把先维修后制造绝对化起来；（五）抓基本建设排队；（六）抓增产节约，首先是抓增产，节约煤、木；（七）抓品种质量。十二日。继续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
△出席首都文艺界纪念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演剧生活六十年集会。并观看周信芳的演出。
12月13日 接见并宴请缅甸联邦政府经济代表团及其顾问团的全体成员。在宴会上讲话说：中国同缅甸之间的经济关系，是一种新的经济关系，其目的和特点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求得各自的民族经济的独立发展，而不是损害彼此的利益。
12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在会议讨论工业计划问题时发言强调：当前调整任务紧，非靠自力更生不可。把困难都认识到了，就有雄心壮志了。局部要服从全局，当前要着眼于长远利益，全党服从中央。一切为了群众的利益，但不能同党的领导对立，或者把政策与任务对立起来。
12月15日 主持国务院第一百一十四次全体会议。会议讨论通过关于再特赦一批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的建议等七项议程。在讨论援外问题时指出：我国的外援不能做假，旧的东西要向对方讲清楚，并将我们的经验介绍给对方，我们要老老实实，说明情况，不能把坏的东西给人家。在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中，总结大跃进的经验说：我们有些搞急了，搞多了，基本建设战线拉长了。调整期间今明两年是关键，今后一定要有重点，所有各部门对不是当务之急的工程都要下马。归根到底是要集中统一，要听中央、国务院的决定，还要听经委、计委的。号召大家鼓足干劲、克服困难，说这样一定可以调整好。
12月16日 审定中央外事小组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苏联驻阿尔巴尼亚使馆撤离等事〔注〕致各部委党组和各地党委电。电文指示；在对外接触中。不必主动谈这个问题，如果有人问及。应以个人身分，根据不同对象，表明我们主张团结、反对分裂的立场，但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人士，不表示具体意见。
〔注〕《人民日报》十二月十五日公布了苏联外交部关于撤离驻阿尔巴尼亚外交人员和要求阿尔巴尼亚外交人员离开苏联的公报，以及有关这一问题苏方的三个通知和阿方的两个照会。
12月16日、18日、21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薄一波关于全国工业书记会议情况的汇报。在会上发言说：经过三年大跃进，国民经济现在的架子大了，基础跟一九五七年不同了，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调整。架子大而又不实在，成了克郎猪，而原料、物资都不够。因此，首先必须去掉架子（关、睁、并、转）。第二是整理混乱的经济秩序，建立新秩序。第三是几十万个企业，矛盾重重，我们要集中解决问题。这就需要集中统一，同心同德，从全局出发进行调整。不这样，就没有办法建立新秩序。
12月19日 在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八次扩大会议上作预备性质的政府工作报告。阐述国内国际形势。在谈到国内情况时，讲了三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也指出“三面红旗”中的问题。说我们在制定政策中，要取得两方面的经验：正确的、错误的；成功的，挫折的。只有这样，才能够从经验中间定出我们政策的界限。并说：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也是需要实践和时间的，在没有掌握这个规律以前，在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上出现曲折或反复是很难避免的。又说：一年多来的调整工作，开始取得了不少成绩。首先是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有了好转。第二，支援农业和支援市场的工业产品和调整的工作，引起了极大的注意，并且有了初步成绩。第三，各种关系的调整和政策的具体化也正在逐步地有成效地进行。当然，应该看到调整的成绩，还只是初步的，还不巩固，而且调整中间，我们又逐步认识到问题多、任务重。
12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会上与邓小平报告中央工作会议的安排。并提出，需要集中统一，不能搞小天地。再次强调：任务重，任重而道远。
△在国家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关于赠柬小型联合钢铁厂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同意派一冶金专家组去柬（埔寨），要说服柬方同意先建轧钢厂，继建机械厂，待资源、电源、运输逐步解决后，再完成冶金的整套建设。”
△电唁日本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理事长风见章逝世称：风见章先生生前为中日友好和恢复中日邦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中国人民将永远纪念他。
12月22日—24日 约李先念、李强等谈援助阿尔巴尼亚问题，并两次接见阿尔巴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团长、部长会议副主席凯莱齐。
12月20日—1962年1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大会上作当前形势和一九六二年八项工作的报告。在谈到国际形势时说，大战可推迟，小战必不可免。在谈到国内形势时说，总的还是那四句话：形势已在好转，农村先于城市，困难仍然很多，城市大过农村。尽管三年来我们工作有错误，造成了很多损失，但是要看到成绩是主要的。对我们独立的国民经济基础的完全建成，要把时间准备长一点，要讲现实主义，实事求是。强调：一九六二年是贯彻调整八字方针的关键一年，明年的工作不仅对本年有关系，而且影响以后五年。针对干部中存在的松劲畏难情绪，提出：就是到了七千人的干部会上，只是鼓劲还不够，还要统一思想。报告认为，解决调整工作中的众多问题的主要环节是鼓足干劲，统一思想。提出四条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精兵简政，增产节约，保证市场，建立秩序。还对三年来用于基本建设投资中楼、堂、厅、院、馆的比例过大而职工住宅比例过小提出了批评。报告提出一九六二年的八项工作是：（一）放下架子，不管生产、基建、事业、企业，都要精兵简政；（二）坚决减人；（三）争取农业增产；（四）保证木、煤、钢、矿、运这五件工业上最迫切的事；（五）清理物资；（六）保证市场；（七）贯彻各种政策、条例（包括农业、工业、学校、商业等各种具体的规章制度）；（八）建立新秩序（四条组织原则，八条办事方针、“三八作风”等）。
12月25日 接见印尼驻华大使苏卡尼，在谈到印尼的建设和华裔问题时说：首要任务是发展国民经济。要搞工业，以利国民经济的发展，如果经济上不摆脱殖民主义的控制，就不能算做真正的独立。我们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工业的发展是很重要的。对于印尼籍华裔，应当由你们去劝导。对于华侨，我们愿意劝导他们帮助印尼发展工业。
12月31日 与凯莱齐会谈，就援助阿尔巴尼亚问题说明：我们根据力所能及来承担国际义务，如果我们有力量不用出来，不承担这个义务，那我们就不是马列主义者。但是，由于我国连续遇到三年灾荒，加上苏联撤退了专家，所以遇到了极大困难，因此，在目前条件下，我们的援助不能像你们所希望的那么多、快、大、好。建议阿方要作好的和坏的两手打算。要教育人民做艰苦奋斗和长期斗争的准备。
2007/09/10
1961年六十三岁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