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日 与薄一波谈工业交通工作情况。
1月3日 在与张治中、傅作义等共进午餐时谈到与台湾的来往问题，说：写给陈诚的信，可说相信陈不会将台湾交给美国，水到渠成，要陈因势利导，和蒋氏父子团结一致美就难钻空子。信中要晓以大义，陈以利害，动以感情。我们寄予希望。将来他们必然回来，回来必有安排，这是必然性。
1月4日 在全国文化工作会议上讲话：一、我们所处的时代，尽管在东风压倒西风的形势下，西风总还要反扑。现在的特点是从西方搞起了反华宣传。但总的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反对我们的总是少数人，是暂时的现象，总会过去的。国内的情况，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一九五九年是在一九五八年基础上的继续大长进。农业方面，我们是不断革命论者，我们要经过一个过程，增加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因素，手工业也会跟着农业、工商业的改变而走上去，集体的合作的成分更少了。变为工厂的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会更多。二、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不管分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好，思想根源是一个，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中国还带有封建性。因此知识分子应该有进行自我改造、长期改造的认识。特别是文化界、文艺界知识分子更多。所以立场、观点要经常反省、改造。知识分子的改造，要加强阶级、劳动、群众和集体的观点。三、关于文艺工作者的修养问题。要把学习和实践结合起来，这样修养才是全面的。即改造要从两方面进行，要学习马列主义学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还要到生活中学习，向工农学习生产劳动的知识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阶级感情，要向书本学习，又要向群众学习。
1月5日 到上海。
1月7日—17日 出席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确定了一九六○年国民经济计划，讨论了今后三年和八年的设想。规定本年度钢产量为一千八百四十万吨，粮食产量为六千亿斤，提出八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到基本社有错过渡的设想。会后各省响应号召，为继续大跃进，并为创造过渡的条件，纷纷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等。
1月9日
程的报告的批语：北京市委，并告军委、国家机关有关部委党组：中央原则同意北京市委关于北京地下铁道第一期工程的部署和北京地下铁道修建委员会的组织、人选。并请计委将报告中所需投资、设备、材料和基建项目划入一九六○年计划。
1月10日 在外交部关于苏联就裁军问题同我国接洽情况的报告上批：为了防止苏联在裁军和首脑两个会议上代我们承担义务，拟于赫鲁晓夫本月十四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上向各国议会提出裁军号召的建议后，我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一方面赞成裁军，另方面正式声明没有中国自己参加，不承担任何义务。
1月12日 致信奈温，说如果奈温能在最近访问中国，将向奈温说明中国政府在中缅边界问题上的立场，并且就如何消除双方之间的分歧进行原则性的商谈。
1月13日 在住地小卖部购物时看到上海牌全套金笔，问明确是金子做的后说：现在金子很紧张，工业上很需要，为什么拿来做钢笔套？我要告诉李先念，下次不给金子。
1月15日 在聂荣臻给周恩来、邓小平并中央书记处的一份报告上批示意见。报告说今年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出现一十新的情况，苏联要求我们提供的科学技术成果资料比往年有显著的增加，而且过去苏联只是向我们要中药、手工业、轻工业和菜籽等传统技术，现在向我们要的都是新技术了。处理苏方要求的原则，拟本着积极热情、实事求是的精神，凡我们能承担的，予以承担，并要认真负责。周恩来批：“凡我们正在研究和试制过程中还未生产定型或者作出肯定结论的，不要承担。更不要勉强凑数，承担的百分比即使低一点，也不要紧，这才合乎实事求是的精神。”
1月16日 在贺龙关于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三年国防工业建设计划给中央、毛泽东的报告上写了批语。报告说，近日召开的国防工业委员会讨论了国防工业一九六〇至一九六二年三年建设计划。大家一致拥护军委关于国防工业建设的方针，同意国防工业的三年计划方案。根据军委新的战略方针和新的建军方针的指导思想，为了加速建立现代化的独立的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达到三年实现突破尖端、五年基本建成、八年独立完整的目的，国防工业三年建设计划的任务是：大力突破尖端技术，加速基本建设，加强科学研究，大力培养人才。周恩来批：“拟原则同意。待军委扩大会后，再约集贺龙、瑞卿、富春、一波、尔陆和其他有关同志进行审议和布置，然后交计委列入三年计划。一九六〇年第一步十三点三亿元投资四十一个项目已经列入计划，并正在逐步安排。妥否，请主席批示。”后毛泽东批“已阅”。
1月17日 约舒同〔注〕、李葆华和谭震林等研究山东的水利问题。
〔注〕舒同，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
1月18日 回到北京。
△接见应邀来华访问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海因里希·劳副总理及其率领的政府代表团，向他们介绍中国工农业生产取得的成就。回答客人就印度、印尼等情况提出的问题，说：中印边界问题的争吵是印度挑起来的，假若我们对尼赫鲁采取让步的办法，不仅他会更反动，会让他觉得他对了，我们错了，粉饰了他反动的一面，并且也会使他更得势，我们不能采取这种方针。我们采取的是批评他，然后求团结；揭露他的错误和反动的一面，使广大人民能看清楚。另一种可能是他和缓一下，收缩一下，继续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好。
△复信给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穆·谢胡：关于你来信中提出的要求中国政府在一九六○年增加供给你们小麦三万吨的问题，中国政府决定满足你们的要求。
1月19日 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介绍了国内经济工作情况，并请大使转告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一是中印关系，事件是印度挑起的，道理在我们方面。印方想迫使中苏两国公开表示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某些不同。如苏联领导访印时表示要过问，就会被印度资产阶级利用，我们也不得不表示不同的态度，这样就会把苏置于不利地位，对两党团结不利。二是对印尼排华的言论，苏联宜予以回击，否则不利于我们的团结。此外，日美悔改安全条约，意味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所以在外交政策问题上，我们彼此应该交换意见。
△在接见全国民兵工作会议、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全体^员时，强调要积极加强国防力量，加强体育工作，要更快地把我们的国家建成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国家。人民有健康的身体，才能有强大的国防力量。
1月20日 在中山公园主持公祭卫立煌〔注〕大会。
〔注〕卫立煌，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委员，一九六○年一月十七日病逝。
△主持国务院第九十四次全体会议，就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发言：这两年是全面大跃进。我们这样落后的国家，需要在其他方面少花费一点，基本建设多搞一点，积累多一点，消费少一点。这样就带来低工资制问题。现在城乡收入差别大，今后农村增加快点，城市增加慢点，使城乡收入逐渐接近，低工资逐渐增加，高工资不动。月工资在三百元以上的不增长。少增加个人工资，多增加集体福利，这就是在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基础上逐步增长共产主义因素。把物质刺激，增加工资当成中心不好，要把精神和物质结合起来，精神带头。我们的国家大，人口多。资源富，分布广，建设项目不能光搞大的，一定要大中小、土洋、中央与地方并举，要以农业为基础，
1月21日 在一份有关援越问题的文件上批：“同意由外贸部将援越项目及所需款项开一帐目，经过我驻越经济代表转告越方，使其心中有数，不致一再要求增加项目。至于援越项目超支，待一九六二年进行结算时再追加贷款。军援是无偿援助，与贷款不应混为一谈。”
1月22日 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会见陈毅，说他已将一月十九日与周恩来会见的情况报告苏共中央。苏共中央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将严守中立。反对第三国的干预，他们一直坚持这种立场，今后也将坚持这种立场。说中国同志的担心使他们感到有些惊讶。委托陈毅转告周恩来并中共中央。陈毅表示将把所谈立场转告周恩来和中共中央。
△晚，到刘少奇处谈话后于次日飞抵杭州，与毛泽东谈话。
1月24日 回到北京。
△在迎接应邀访华的缅甸总理奈温赴国宾馆途中对客人说，中缅两国有漫长的边界，来往频繁，应该成为和平共处的范例。中缅边界问题谈判已久，接近解决，和中国同其他国家帕边界问题不同。相信这次奈温总理来访可以先达成原则性协议，但具体问题，如研究、勘察、起草协定等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些可留待两国将成立的联合委员会解决。奈温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1月25日 同奈温总理会谈，说：亚洲国家在经济还落后，殖民主义还在利用这一点欺侮我们。为了改变国家的落后状况，我们必须和平友好地相处，并且很好地合作。中国政府历来希望中缅边界问题能够全盘解决，因此提出的方案包括各个方面。在谈判过程中，中国政府遵守平等友好的原则。强调互相协商，不但自己提出方案，而且也尊重对方提出的方案，努力在双方的方案之间从原则到具体求得逐步解决。为了友好。为了便利问题的解决，中国政府建议；一、对北段未定界，除片马、古浪、岗房地区和独龙江流域外，可按分水岭定界，然后对这一段边界进行勘察，并且竖立界桩。二、片马、古浪、岗房地区原属中国，对归还中国的地区的面积，建议交由双方组成的联合委员会解决。兰、原属中国的南畹指定区在缅甸管辖下的时间已经很久，从交通的角度看，这个地区留在缅甸比较便当。中国政府建议把班洪、班老两个部落在一九四一年线以西的辖区，划归中国，作为交换，这样也可以使这两个部落所管辖的地区统一起来。中国政府还建议联合委员会起草一个中缅边界条约和中缅友好条约。双方商定，待奈温总理作出答复后，将分别指定人员共同起草两国总理的换文。二十六日，再次同奈温会谈，说，我们可以：第一，把换文改写为协定的形式，由双方指定有关的官员根据“纪要”和阁下刚提出的那些修改意见起草；第二，对友好条约，双方可指定专人起草一个草案。
△接见班禅。针对班禅所提关于如何搞好西藏工作的建设性意见，说：班禅大师想把西藏搞好，把一些问题提出来，出发点是好的。我们之间要互相信任，才好交换意见。我们共事是长期的，今后还会有人挑拨。从一个国家来说，不会没有一十坏人。有了问题，可以当面谈清楚。要加强团结，提高警惕，就是要加强信任，防止挑拨，所以要把环境搞好，使坏人的挑拨不能成功。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我们相信你，你也相信我们。我们要订一个协定，互相有什么就说出来。我们今后是要长期合作共事的，共同合作把西藏建设成为一个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西藏，我们订立这样一个协定，你赞成不赞成？班禅说：这个约定，我自己很喜欢，我赞成。
1月26日 接见并宴请溥仪及其亲属载涛、载任、韫和、韫颖、韫譬、韫娱和韫欢。面商溥仪的工作和学习改造问题。说：到哪个部的研究所，一边学习，一边工作，这样对你的身体比较好，还可以参加政治学习。检查身体后订个三年计划，学一点自然科学，学一点本事。你的书〔注〕基本上是要同旧社会宣战，这是不容易的事，你创造了历史上的一个新的例子，但基础还不巩固。改造思想，第一要有客观环境。第二要靠主观努力。现在民族平等了，各民族共同发展。满汉要团结得更好。你要努力学习，搞出点成绩来，这对你个人有好处，对人民有贡献，对满族也有好处。你学得还不够，要努力学习。清朝的八旗制度后来腐败了，实际上是削弱了自己。清朝被打败了，满族倒复兴了。你们家族要帮助他。一个家庭也有左、中、右。你的书作为未定稿。还要改得完善一些。这是旧社会的一面镜子。这本书改好了，就站得住了。溥仪表示：我一定不辜负毛主席和总理的期望。不久，周恩来与郭沫若商量，将溥仪安排到中国科学院下属的植物园参加劳动。
〔注〕指溥仪所著《我的前半生》。
△偕同陈毅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对苏联关于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严守中立”的立场表示惊讶，申明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一个兄弟国家在边界事件中受到了被资产阶级领导的国家的欺侮，而另一个兄弟国家却表示中立，这在国际共产主义关系中是个新的现象，这实质上是替印度辩护，是支持了民族主义国家的观点。苏联不应当公开表明我们两党之间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分歧。为了分清是非，我们不能不对苏共中央的答复作出全面的分析。还指出不能用向尼赫鲁让步的办法来防止尼赫鲁向右转。
△与陈毅接见匈牙利驻华大使，同大使进行回国前的谈话，在大使赞扬中国发展快时说，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来看，中国应尽的责任很大，现在我们做的还很少，我们要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现在还差得远。
1月27日 应苏联大使的要求，再次偕陈毅同对方谈话。苏联大使解释说“中立”一词是他口头转达时用词的错误。周恩来阐明，取消“中立”一词并不能改变昨日谈话的实质。在中印边界纠纷问题上，中苏是有分歧的。建议大使将几次谈话的情况报告苏共中央。〔注〕
〔注〕这次谈话的前一日晚，周恩来曾到刘少奇处开会。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主要议论关于重新制订计划问题。
△接见阿联新任驻华大使塔拉齐及其夫人，说中阿两国曾有不同意见，但这不应该影响我们两国的关系。我们都存在着长期以来的共同遭遇。贫困和落后，这是殖民主义加给我们的。要摆脱殖民主义，摆脱贫困和落后，需要经过长期的和平建设，这是我们共同的要求。要实现这些要求，在政治上取得独立后，还需要在经济上取得独立，这需要长期的奋斗,需要亚非国家之间互相同情和支持，这也是万隆会议的精神。只要彼此都遵守万隆会议的精神，一切纠纷就会变成为次要的。主要的是加强和发展我们之间的团结，促进我们之间的友谊。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冲突，以及阿拉伯国家之间内部的纠纷，都是帝国主义一手制造和利用的。阿拉伯各国人民的内部团结在中东和远东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们很愿意看到阿拉伯各国能够进一步团结，不要在阿拉伯各国内部造成分歧和裂痕，为帝国主义所利用。
1月28日 主持国务院第九十五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之间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草案）》，派周恩来总理为签订上述条约和协定的全权代表，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注〕。周恩来作出说明：对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我们提出：一、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分别摆在各项条文里。二、肯定地声明不参加针对对方的军事同盟，互不侵犯。三、用和平协商的办法解决双方争端，不诉诸武力。这三点意见奈温都已同意。两国边界协定，也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来了。边界协定第二条有四项重大问题，即：一、肯定未定界。二、把古浪、片马、岗房归还中国。三、在勐卯三角地区，我国同意以这个地区换回班洪、班老两部落在一九四一年线以西的辖区。四、过去国民党正式签订的换文，我们要修改以后才能承认，然后要定界，竖标柱。
〔注〕当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作出相应决定，任命周恩来为签订上述协定和条约的全权代表。
△晚，在奈温的告别宴会上讲话：中缅友好互不侵犯条约和中缅关于边界问题的协定的签订，更有力地证明了独立了的亚非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团结友好的信念，并且为发展亚非国家的选种团结友好创造了一个新的范例。
1月29日 审查话剧《文成公主》彩排后，召集中宣部、文化部、全国文联、民委等单位的负责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开座谈会，指出：一、要明确民族团结亲好的主题，二、民族之间应有平等精神；三、写历史剧，可以避免不利于今天的历史（包括佛教问题在内），也可以强调于今天有利的历史，但不可更改历史；四、藏族内部有亲唐反唐之争，但唐朝内部也应有反对派，五、要写出当年藏族最兴盛的景象，不宜把藏族写得太荒凉太落后；六、戏要写得更有发展些，自始至终，围绕民族团结亲好做文章；七、要注意松赞干布的形象与气概；八、文成公主的精神状态，不可写得太解放，应注意人物的封建性，九、文成公主为女奴不顾一切去怒江，不合适；十、既要做西藏的工作。就得认真做好，使这个戏既要反映盛唐规模，也要反映出当时西藏繁盛的气象，把戏的规模搞大些；十一、此事由周扬、汪锋、阳翰笙、吴哈、田汉等组成五人小组，改剧本。
△在听取北京城市规划汇报时提出：故宫保留，保留一点封建的东西给后人看也好。还说国家剧院应该建在人民大会堂附近，这样从开会、吃饭、接见宾客，到招待看戏，都在一起，就方便多了，也可以节省汽油。应该在大会堂附近建筑一个旅馆，党中央或人大常委要召开会议时，代表们可以就近居住，这样可以节省汽油。
1月30日 与陈毅再次同苏联大使谈话，提出苏共中央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偏袒印度，是不正确的。同时说明中苏分歧是一十指头的分歧，不应该妨碍两党的团结。这次谈话的前一日下午，曾到刘少奇处开会。
1月31日 在中侨委关于接待安置从印尼撤回的归侨问题的报告上批：“归侨处理以安置国营华侨农场为主，返乡参加公社、工厂，就学和养老为辅。前者占百分之六十，后者占百分之四十。”
△飞抵广州。晚，见毛泽东。
2月3日 复信给越南政府总理范文同：中国政府欢迎越南政府于一九六○年二月下旬派军垦代表团来北京，就越南建立军垦农场的问题同我国农垦部进行具体商谈并签订有关协议。
2月5日 印度总理尼赫鲁致信周恩来：请在三月下半月前来德里会晤。
2月6日—10日 视察海南岛。六日，飞抵海南岛榆林港，视察榆林海军基地。七日，为海军题词：“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党的总路线的照耀下，提高训练，结合军民。以岛为家，保卫海南，使它成为强大祖国的南天支柱。”后参观兴隆华侨农场，向农场职工了解热带植物生长情况。八日，到文昌县，参观通用机械厂、农业机械研究所后到海口。九日，到儋县，视察西联农场，进入胶园，详细询问橡胶品种、生产情况、产胶能力和一个工人每天生产多少胶等。并题词：“西联宝岛，南国珍珠。”后又参观华南热带作物研究院和华南热带作物学院。同专家们研究如何在亚热带地区种植橡胶树。同日返回海口。十日，约中共海南区委领导人谈话，了解当地修水库和粮食生产等问题，说：有两个要求，现在要做到重劳动力每天吃一餐干饭，一九六一年一般劳动力都吃一餐干饭，一九六二年要做到全部农村人口吃上一餐干饭。一九六二年搞到四十至五十亿斤粮食，一九六四年搞到六十亿斤。水利，三年小成，五年基本完成，八年大成。水利、造林、水土保持都要做到三年小变，五年大变，八年全部变，到那时到处尽是热带作物，到处是花园芬芳，真是南海一明珠。工业，首先要搞铁矿，炼钢，开始炼铁搞十万吨。民兵怎样？要动员些城市中学生来，搞十万青年军。
2月11日 到广州。
△先后与邓小平谈话和到毛泽东处开会。会议在听取康生汇报参加华沙会议的情况后，进行了讨论。
2月12日 陪同毛泽东接见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全体代表，并合影。随后听取会议情况汇报。
2月13日 到从化。
2月14日 根据毛泽东关于领导干部要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建议，召集部分领导干部开会，组成读书小组。参加这一学习组的有李富春、陶铸、宋任穷、吴芝圃、许涤新、胡绳、薛暮桥〔注〕、王鹤寿、吕正操、陈正人等。
〔注〕许涤新，时任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胡绳，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薛暮桥，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
2月14日—25日 阅读《教科书》。参加学习讨论，曾作两次较系统的发言。二十三日的发言主要阐述过渡时期问题，说：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革命转变时期有五个方针，那就是总路线、两条腿走路，五大革命、四个现代化和三个差别的消灭。在整个过渡时期，这五个方针都是关键性的。用这五个方针，把革命进行到底，不断发展生产力，不断地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两个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革命的转变时期还是分两个阶段比较好。我们现在是第一阶段，其中又可分许多小阶段。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成之日就是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之日。我们是不断革命论者，又是革命发展阶段论者。前一阶段长一点，后一阶段就可能快一点。要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基本矛盾，首先要不断进行三个方面，即所有制、人与人的关系和分配制度的革命。二十五日的发言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其实社会主义的革命还没有全面完成，还没有真正地巩固，所以还必须进行政治思想革命。在革命转变时期不断革命，中间总会出现一些曲折。从国家制度来说专政。国家的性质在不同的时期和条件下，也会有某些改变的。国家的职能有专政和民主两个方面，专政的职能要逐渐缩小。在宪法中，我们一直说明国家有两个方面，即对人民内部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把专政说成教育，把敌我两方面的矛盾混淆起来了，不合真理。没有前一段“三反”、“五反”对资产阶级的打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改造。没有后一段，就投有大跃进、总路线。在农村中改革的办法也是两条道路的斗争。苏联不进行阶级分析，不合乎列宁的原则。我国土改时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合作化时也是依靠这条阶级路线，《教科书》中说中农成了农村中的中心人物，无论如何不合阶级路线。马克思主义产生在资本主义时代，列宁主义产生在帝国主义时代，毛泽东思想产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帝国主义两大体系决战的时代，毛泽东思想要贯穿下去。一直到共产主义建成。《矛盾论》、《实践论》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政治思想革命的纲领。毛泽东提出的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公社都具有世界意义。把毛泽东思想学好一点，我们批判《教科书》，写论文，才有武器。把革命进行到底，生产力才能大发展。
2月15日 与雷任民谈对外贸易问题。
2月21日 约杨成武等谈北京地下铁道工程问题。
△到毛泽东处开会。会议谈中印关系问题。参加者还有林彪、康生、胡乔木、陶铸。
2月26日 答复印度总理尼赫鲁二月五日的来信：中国政府一贯认为，两国边界的争端必须而且完全可能友好地、和平地解决，两国和平解决边界争端的共同愿望决不应因暂时的意见分歧和某些不幸的意外事件而动摇。因此，中国政府对于两国总理会晤是采取肯定态度和有信心的。我将于四月问前往印度。
△到毛泽东处开会。会上谈复尼赫鲁信的问题。参加者还有胡乔木、康生、罗瑞卿〔注〕。
〔注〕罗瑞卿，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2月26日—3月2日 继续阅读《教科书》。三月二日作学习总结时先谈了学习的方法问题，说学习是长期的，要分析这本书，对的要加以肯定、发展，错的要加以否定、批判。关于内容，谈到：一、马克思主义有条红线，就是无产阶级不断斗争，在不断革命中改造客观世界。同时也改造主观世界。毛泽东同志的不断革命思想贯穿到各个方面。毛泽东思想的根首先是人民革命运动，理论基础还是马列主义，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这个结合不仅是运用了马列主义，而且发展了马列主义。二、列宁时代和我们的时代有不同的地方，也有相同的地方。中苏两国情况不同，对苏联的经验不能照抄。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有有利于中国革命的意见，也有不利于中国革命的意见。斯大林有他成功的一面，就是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但弄得农业长期不能发展。斯大林第二个问题是肃清党内派别问题，分了很多阶段，才战胜了反对派，统一了党的组织。但他将人民内部矛盾当做敌我矛盾处理，于是肃反扩大化了。斯大林第三个问题，是领导卫国战争胜利的问题，斯大林有失去警惕性忽略防御的一面，但是敌人深入了，他还是坚决抵抗的。斯大林虽有三大成绩，但都有他的片面性，一国胜利以后没有将革命继续下去，党内斗争极端化了，战争胜利后骄傲了，发展了大国主义。将列宁和斯大林两个时代加以比较，列宁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斯大林的成绩虽不可忽视，但有很大的片面性。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走到另一个方面去了。我们要学习列宁时代。不要学斯大林后期。赫鲁晓夫时期，原则上说，他做了些好事，但也做了些错事。《教科书》上有两个问题较大，一个是对《莫斯科宣言》的九条规律有歪曲，有修正；第二个是宣传苏共二十一大的九条纲领，值得我们继续研究。
2月29日 约贺龙、聂荣臻、罗荣桓、萧劲光等研究国防工业建设等问题。
2月 嘱许涤新编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3月2日 审核批送胡乔木二月份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中印边境争端问题给苏共中央的口头通知》稿。通知说在有美中印边界问题上。中苏两党存在意见上的分歧，交换虽有益，但在目前情况下，不宜继续发展争论，建议各自保留意见。冷静等候客观事实的发展来证明真相和判断是非。通知阐明两个兄弟党之间有些不同意见，通常难以避免，希望力求通过协商取得一致。周恩来批：“我同意这封复信的写法和内容，请即送毛泽东审阅。三日下午或晚上在主席处汇报时一议。”三日晚，到毛泽东处开会。十日，毛泽东决定请陈毅代表中共中央向苏联大使宣读。
3月4日 飞抵广西南宁。
3月5日 召集有关人员研究广西水利建设和发展农业的问题，随后乘船视察邕江。
△接见中国赴越计划专家代表团，在详细询问越南发展农业、工业等情况后指出：商业问题是改造问题，可以参照朝鲜的办法，把小商贩、手工业者组织在一起，将生产和销售结合起来，国家通过批发对他们进行教育和管理。关于五年经济建设计划问题，可以介绍我们的经验，不要说得过分，不成熟的不要说。多说他们能做到的，要实事求是。到底搞些什么？计划如何发展？发展什么？自己有材料，原料，可以多搞，用不完可出口，自己总要搞一点钢铁、机械、燃料、动力、水电。一个国家总要有个体系，发展生产要合乎政治、人力与自然条件情况。帮助越南就同帮助我们一样，经济上要帮助他们建设一个相当的工业体系。五年计划中钢产量可以初步按照五十万吨来计算，吃的穿的大体要自给自足。此外，与苏联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要避免同苏联同志争论。
3月6日 回到北京。
△发现身边工作人员趁他离京期间将他的住房进行了维修，当晚离去暂住钓鱼台。要求把室内原来的家具（含旧窗帘）换回来。后来同何谦〔注〕谈话，说房子不是不能修，可是不能修得太好。提出把屋内陈设全换回原来旧的，他才回去住。
〔注〕何谦，在周恩来办公室工作，主管周恩来的生活和警卫工作。
3月7日 致信毛泽东：“送上胡绳同志在我们学习时作辅导用的笔记二本，请阅。这里头的话，都是主席在阅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讲的，现在用笔记形式写出。我们已告诉参加学习的同志，只能在省、市委书记处和各部、委党组中学习使用，不下传。”
△出席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五十周年大会，并接见应邀来中国参加庆祝活动的苏联、朝鲜、蒙古、匈牙利、日本等国妇女代表以及国际民主妇联的代表。
3月9日 约徐运北〔注〕谈防治血吸虫病和除四害问题。
〔注〕徐运北，时任卫生部党组书记、卫生部副部长。
3月上旬 邀请梅兰芳、赵荣琛、果索瑛、李玉茹、王吟秋、侯玉兰、江新蓉、童芷苓等座谈如何继承和发展程派艺术问题。
3月11日 约陈毅、章汉夫、张彦和潘自力〔注〕研究同应邀于三月十日来华访问的尼泊尔王国首相毕什韦什瓦·普拉萨德·柯伊拉腊谈判的问题。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一九六○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
〔注〕潘自力，时兼任中国驻尼泊尔大使。
3月12日 同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举行第一次会谈。说对边界问题，我们应该通过友好协商，取得解决。具体的解决是需要时间的，因此我们提出三个原则：一、以传统习惯线和双方实际管辖为基础，这就是肯定现状。二、对个别争议，作个别调整。办法就是按地图办事：（一）绝大部分相同，把同的地方肯定下来，线北的属中国，线南的属尼泊尔，不再动摇；（二）不同的地方，但无争议，实地勘察，使地图统一，即根据地形和实际管辖；（三）有出入，又有争议，这次如能解决最好，否则交联合委员会解决。三、我们希望这次能解决争议，技术问题交联合委员会。我们这次可签订一个边界协定，以后再签订一个边界条约，这样就可以更好地保证两国友好。我们要互相保证在边界条约签订以前维持现状，互不侵犯。即使这次有些争论留下，也要互相作这样的保证。有一点情况要告诉阁下，如有西藏叛乱分子越境，由尼泊尔政府根据自己的主权处理，可以根据国内法律和国际习惯将他们扣留，容许避难，或者送他们回来。
3月13日 陪同柯伊拉腊首相参观密云水库，并在从密云回北京的专车上同首相举行第二次会谈。在向首相了解了国内建设方面的问题后谈到边界问题，说还是根据昨天提的三项原则来解决比较好。首相表示大体可以接受。周恩来说，我们力求解决一切争议。如果能解决，联合委员会就以此为基础，实地勘察划线。如果还留下几个问题，需要到现场弄清楚，我想总可以在联合委员会找到办法。我们有一个基础，那就是传统习惯线。而我们之间叉没有大的争论，因此在文件中我们可以表示一致的精神。我们是希望签订一项友好条约的。我们可以提一个草案供你们研究。
3月15日 致信毛泽东：“我去印的日期，经尚昆回来传达主席意见后，又在政治局常委会谈过，大家觉得仍以同意尼赫鲁来信所提四月二十日前后并具体定在四月十九日到达德里为好。”
△同尼泊尔首相举行第三次会谈。说关于边界问题，双方有差别的可分为四类地区：第一类，双方地图上边界线相合，我们提出的几点在线以南，你们提出的也有在线以北的，对这种情况，应该用互让的精神解决。双方地图上边界线相合之处，由联合委员会实地调查。线南地区属尼泊尔，线北地区属中国。第二类，双方地图你们的线画到北边，我们的线画到南边，当中就有一块空地方。另外，我们的线画到北边，你们的线画到南边，中间就出现了无人管的地方。但是双方对这些地方没有争议，这可由联合委员会去调查。第三类，双方地图对边界的画法不同、又有争议的地区，应该交联合委员会调查解决。第四类，珠穆朗玛峰，它在我们境内是有根据的，说这个峰属于尼泊尔是没有根据的，但是这个峰在全世界是有名的，它不仅涉及中国的民族感情。我们也应该照顾到尼泊尔的民族感情。它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象征，没有多少实际意义，这件事可以由两国总理直接解决。关于援助问题，阁下需要一个数目，我们愿意考虑这个问题。一、我们提一个金额；二、我们不要求任何特权；三、我们供应的设计，图纸、设备、材料，都根据最节约的办法给你们；四、技术人员力求少派；五、如果你们派人来学技术，我们欢迎；六、我们的援款不可能支现款，我们的外汇有限，可以供一部分货物，由你们出售取得资金。
3月16日 晚，到刘少奇处谈话后，次日去杭州。十八日回到北京，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外交和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等问题。
3月19日 写信答复尼赫鲁建议周恩来四月二十日左右访印的来信，说“准备从四月十九日起到四月廿五日，在德里进行七天的访问”。
△约李先念、雷任民等谈中苏贸易问题。
3月20日 写信报告毛泽东：“关于与蒙古签订友好合作条约的事，北京后在政治局讨论，大家觉得仍以在访印后签订为好。为了照顾泽登巴尔来过北京两次，我们可以以三天来回的时间去乌兰巴托访问，并签订条约。如主席同意，请批回。”毛泽东于次日批；“同意。似应抄送苏联、朝鲜、越南各一份。如朝、越愿意签订同样条约和具有军事援助条款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我想也是可以的。此意见是否适当，请提向中央会议讨论决定。”周恩来当即将此件批给刘、邓、彭、富春、先念传阅。当晚，到刘少奇处开会。
3月21日 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九十七次会议。就中尼两国政府签订关于边界问题和经济援助两协定的问题作出说明：十八世纪末，我国同尼泊尔曾划过边界，当时划的方法非常粗疏，也没有条约。现在划界原则，主要以现在的传统习惯线为基础，根据双方的地图和双方实际管辖的地区进行划界。对珠穆朗玛峰的争议，可作悬案，以后继续解决。我们要竖立友谊的边界，提议双方在边界本侧二十公里地区内，除保持行政人员和民警外，不再派武装人员巡逻，尼方同意。整个协定的精神是平等、友好的，和中缅边界协定相仿。
△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作关于中尼边界和经济援助协定问题的说明报告。
△和尼泊尔王国首相分别在两国边界问题和经济援助两协定以及两国政府联合公报上签字。公报说，双方满意地指出，中尼两国在相互关系中，一贯忠实地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于保持两国之间的持久和平和亲密友谊的深切愿望，中国政府建议两国缔结一项和平友好条约。双方同意，在周恩来总理访问尼泊尔期间，讨论和签订这一条约。根据两国政府签订的经济援助协定，中国政府同意在三年期间提供尼泊尔政府总值一亿印度卢比的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无偿援助。为了进一步加强两国间的联系和合作，两国政府同意在北京和加德满都互设大使馆。
△在尼泊尔王国首相举行的告别宴会上讲话：亚非国家间只要都采取互谅互信态度，坚持平等互利友好互让原则，任何问题都可通过和平协商合理解决。
△复缅甸总理奈温三月十六日邀请周恩来访问仰光的信：准备从四月十六日起，在仰光进行三天的访问。
3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议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补充计划的汇报提纲。
3月24日 到天津。参加毛泽东召集的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薄一波、李先念、李富春和华北、东北一些省委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会议期间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会上，赞同邓小平对报刊把毛泽东思想宣传庸俗化的批评。邓小平提出，一定要使我们的报刊的宣传不要把马列主义这几个字丢掉了，最近的偏向就是只讲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说：这就不正确了。邓小平说，这就不利。始终在国际上拿出马列主义的旗帜，这样作战才有利，否则庸俗化了。周恩来说：一个是对立起来了，还有一个庸俗起来了，什么都说成毛泽东思想。刘少奇说，不能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搞成两个东西。彭真提出有些文章对毛泽东的领导和集体的关系处理得不恰当。毛泽东说，写给中央的报告写成“主席并中央”就不像样子了。
3月25日 约吕正操、乌兰夫、黄火青、欧阳钦谈铁道等问题。
3月26日 回到北京。
3月27日 接见苏联驻华代办安东诺夫。安东诺夫拿出赫鲁晓夫三月份同艾森豪威尔往返的三封信的抄件，委托转交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安东诺夫并通报说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于三月十七日同南斯拉夫伏克曼诺维奇和弗拉霍维奇谈话，对方表示对南苏关系和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的发展感到不安，表示他们不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周恩来感谢苏共中央把这三封信的抄件交给我们。
△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中共上海市委外事小组三月二十四日给中共上海市委的报告的批语：“从这个报告中，可以看出最近连续发生的两起兄弟国家展品在我国运进途中所遭受到的严重损失的政治事故是极其严重的。”这两起事故的发生牵连到许多部门单位，“它们对涉外事件注意得非常不够，更没有建立必要的管理制度、检查制度和值班制度，有时甚至在事故已经发生后，仍然满不在乎”。“我们是在自己的政权下，为兄弟国家办事，竟然这样不负责任，这如何能够容许？”“凡有涉外关系的单位，都应该抓住这两起事故的教训，进行检查和教育。尤其是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者在处理涉外事件中必须认真负责，既不应自卑，也不应自大。”“中央除要求各级党委和各部门党组将这一指示进行传达外。并责成中央外事小组对两起事故也进行全面检查，作出相应的结论，定出必要的制度，报告中央书记处批准。同时，外交部、外贸部和对外文委应经过外交途径向民主朝鲜和民主德国表示极大歉意，并负责必要的赔偿。”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讨论事先念、李富春准备向全国人大作的报告。
3月28日 主持国务院第九十八次全体会议。在会议讨论关于一九六○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一九五九年国家决算和一九六○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时说：原来设想，城市人民公社暂不宣传，只是试点，不挂牌子。现在看要有计划、有领导地提倡，要办好。加入公社要自愿，有一部分人不自愿，不要勉强，不能像农村那样一哄而起。关于外贸问题，这是辅助，主要是自力更生，但有些东西还要进口才行。要互通有无，不能完全闭关自守。对兄弟国家如此，对资本主义国家也要互通有无。在讨论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时，说：在我们国家，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很久没有整风了，官僚主义又有滋长。北京出奇闻，说是周恩来总理批一个条子，要人民银行总行直接支付二十万，我从未批过一个条要直接支款〔注〕。提醒各机关注意，机关里不留负责人无论如何是不许可的，如果今后再发现哪一个机关不留一个部长、副部长在家主持工作，就要查究。总得有个全局观念，一旦有些突然事件要处理，家里没有负责人不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阶级斗争还客观地存在，我们既要接近群众，也要提高警惕。总的说，阶级斗争是越搞越小，但是坏人越凶恶，越毒辣，越阴险，要辩证地看。尽管如此，坏人还是极少数。我们的朋友是极大多数。
〔注〕是一诈骗案，后已侦破。
3月29日 将一封自称“一位不愿署名的政协委员”的来信，批给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该信反映安徽和县铜城闸与无为县粮荒严重，曾发生饿死人事件，有些农民逃亡在外，有的抛弃儿女，干部作风恶劣。周恩来批：“转上一信，请阅后派人前往两县一查，也许确有其事，也许夸大其词。但这类个别现象各省都有，尤其去年遭灾省份，更值得注意。主席在批转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文件上，也曾着重指出这一点。〔注〕请查明后复我一信。”
〔注〕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批阅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文件时，看到文件反映农村中缺粮和农民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写了以下批语：“此件请各同志看看。这些问题，各省、市、区都有，如不注意处理，定会要脱离群众。山东正在开一万二千人的大会，每个公社到六十人，这种办法似较好。”
3月29日—4月11日 主持召开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四月十一日，主持闭幕会议，讲话说：第一，我们还是继续强调我们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第二，我们要继续调动各方面人士积极投入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和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人多是好事，但是吃东西就要一下子吃掉不少。当然不要怕，我们的生产增长超过人口的增长，这个先决条件保证了。第三，要加强理论学习，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第四，我们要有计划地安排本会委员、各民主党派中央委员和各界民主人士进行劳动锻炼。增加生产知识，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从而汲取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第五，要继续坚持对国内外的敌人斗争，为解放台湾而努力。
3月30日—4月10日 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李富春作关于一九六○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作关于一九五九年国家决算和一九六○年国家预算的报告，谭震林作《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报告。大会对上述三个报告通过了决议，还通过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和《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月四日，周恩来在北京代表小组会上对北京市的卫生工作提出建议：人民大会堂应设牌子，提醒大家不要把烟头、烟灰随便乱丢，有人丢在地毯上很危险。粪便处理要想办法，应该把粪便中有害的细菌全杀死以后再上地，否则这是个病源，很多病由此引起。是否要用猪脚踩肥？能否采取别的办法，改用先进办法更好。沤肥超过一定的时间也可以把有害的细菌杀死。四月十日，向大会作《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对外关系》的报告：最近一年来，国际形势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东风继续压倒西风，总的趋势朝着更加有利于世界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两年多以前发表的《莫斯科宣言》，这是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一十标志，一个旗帜，一个宪章。在这样的旗帜指导下。现代修正主义不断受到批判。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惧怕这种影响，它们企图把它们自己防御起来，好像控制肺结核病灶似的，把它钙化起来，这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的影响通过空气总要传播出去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想把它们钙化起来，或者希望我们内部转化，这就是杜勒斯的文章所说的希望社会主义内部起变化。向资本主义，向自由主义转化。但是只要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列宁主义原则，坚持团结，那么他们这种希望是徒劳无功的，达不到效果的。而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其他国家的反动派除了钙化他们自己以外，还希望我们内部起变化。它们要进行挑拨离间，企图分化我们，这个也会遭到不断的失败。
3月30日 同章士钊谈话。在讲到台湾问题时说：台湾是拖的局面，美国的“两个中国”搞不通，但是它还是要搞，因为它再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3月31日 对廖鲁言送来的上海市农田排灌机械的检查报告写了批语。报告中说：“从购货数字看还算好，但实际上有些问题，在已购进的机器中，一部分未起运，有的虽运走，但不完全成套。如诚孚铁工厂所生产的十六马力柴油机，从去年四季度至今年二月共生产八百多台，虽已收购。因缺包装木材，一直无法运送。且工厂又无仓库，不得不放在马路上，以致风雨侵蚀，零件损坏或丢失，不少柴油机需要重新返工整修。”周恩来在文旁批：“不仅生产单位不负责任，而且农机采购站买进后也未负责，任其放在马路上不设法包装至八百台之多，农机部应加检查！”
4月1日 到北京西城区二龙路喷漆厂火灾现场视察，并与消防部门研究以后的防火措施。
4月2日 约周扬、田汉、曹禺、钱俊瑞等谈话剧《文成公主》和《柯山红日》问题。
4月2日—4日 先后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的计划要点和谭震林准备向全国人大作的关于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的报告。
4月3日 分别约参加全国人大的十几位中共省委书记谈棉花收购和调拨问题。
4月4日 到柬埔寨驻华大使馆吊唁柬埔寨国王逝世。途中嘱咐北京市副市长：马车应设马粪袋，不要把马粪丢在大街上，公安局应当管。
△约章汉夫等讨论赴印度谈判的方案。
4月5日 主持国务院第九十九次全体会议。在谭震林就将向全国人大第二次全体会议作的《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报告进行说明时，周恩来说：有些事情，不要说得太满。城市公共食堂。目前不打算全面铺开，还是有步骤地摘，领导者头脑要清醒。
△拟出《中印两国总理关于边界问题会谈的方案（草案）》，主要内容是：一、形势和估计，估计此次会谈达成某种性质的协议是可能的，全面解决的可能性不大，完全没有结果的可能性也不大。二、我们的方针：形势和时间对我们有利，我们争取继续和缓，但是不怕拖。这次会谈只是争取就某些原则问题或者具体问题达成协议，使目前的形势进一步和缓下来，为今后继续会谈和导向合理解决准备条件。当日将草案批送毛泽东、刘少奇，朱德、林彪和邓小平审阅。
4月6日 接见以智利大学校长、拉丁美洲联合会主席胡安·戈麦斯·米利亚斯为首的智利教育代表团和智利画家胡利奥·爱斯卡麦兹，说美帝国主义企图把台湾变成独立的政治单位，可是它们遇到两方面的阻力和反对：一方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方面是蒋介石。美帝国主义搞“两个中国”的阴谋，我们坚决反对。美国有门罗主义，而你们拉丁美洲应该有个新的拉丁美洲门罗主义，不让人家干涉，自己团结起来，完全组成一个强大的经济力量。你们的资源丰富，合起来比美国还多，很多资源还未开发，而美国却已开发了。如果拉丁美洲在经济上联合起来，建立共同市场，经济上一定很快变化。你们可建立一个共同经济体系，成为一个力量，反对外国的干涉。当拉丁美洲组织一个共同的经济体系与其它国家进行联系时，你们的经济就愈来愈发展。当一国与很多国家交易的时候，就可以不受别一个国家的控制了。只是跟一个国家交易，经济上受控制，形式上是独立，实际上是殖民地。美国的打算是要失败的，因为各国人民不欢迎它，世界各国应该友好来往，谁想站在谁的头上都不行。
△给电影演员田华题词：“努力学习，努力改造，努力工作。”
4月7日 约财贸部门谈棉花收购问题。
4月8日 晚，到毛泽东处开会。会上谈有关周恩来出国的几个文件（中印总理会谈等方案）、周恩来在人大会议讲话新闻稿。参加的还有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陈毅、陆定、杨尚昆。
4月9日 约十四个省的省委书记和中央有关部门谈棉花调拨问题。
4月11日 约云南民主人士研究边界问题。
△约雷任民谈棉纱出口问题。
4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李先念关于棉花、棉纱、针织品问题的汇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周恩来去印度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的问题，并谈了粮、棉问题。
4月13日 应缅甸、印度和尼泊尔政府的邀请，启程出国作友好访问，随同前往的有陈毅。下午到达昆明。
4月14日 接见云南六级干部会议代表后参观云南体育馆。
4月15日 到仰光。同仰光市民一起参加泼水节的庆祝活动。次日，向昂山墓献花圈。
4月16日 先后拜会吴温貌总统、吴努总理和前总理、联邦国防军总参谋长奈温。在同奈温见面时向对方通报两点情况：一、国民党柳元麟部队在同老挝相邻的缅甸边境修筑了一个很大的飞机场。这一机场的器材不仅从台湾运来，有一部分是从曼谷运来的，足见其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力量在支持他们。柳元麟部的指挥部就设在缅老边境，缅甸境内的江拉。今后美蒋在中缅边界上还会制造新的事件。因此，我们把缅境国民党军看做是我们两国共同的祸害。如果他们进入中国境内，我们就消灭他们。奈温表示也要尽量设法消灭他们。二、今年二三月间我们发现有一些飞机作高空飞行，穿过缅甸，进入西藏，再向南飞回曼谷，有的则经中国飞回。这些都是美蒋飞机。美国在泰国有空军基地。现在我们双方都已经弄清楚这不是中国或缅甸的飞机，因此，我们在各自的境内可以采取强迫降落或击落。如果我们两国互通情报，这些事情就不会影响两国的友好。奈温说这样做是对双方有利的。
4月17日 和吴努举行第一次会谈。说：关于边界问题，通过多年努力，双方的观点一天天接近了，现在剩下的只是个面积大小的问题，已经不重要了。我现在提一些具体措施：一、北段的勘察，一个小组是不够的，要几个小组分段地进行；二、片马、古浪、岗房这个地区的人民应该在划定前同分水岭以东的人民联欢，以消除各种疑虑；三、关于一九四一年线，把班洪和班老两个部落的管辖区划到中国境内，整个一九四一年线也没有标定，所以也要组织几个勘察队分段勘察；四、班洪和班老在别的部落土地上有些种地，同样的，缅甸人在中国境内也有种地，这是因为过去线划得不合理，不是以部落为界，联合委员会就应作调整，这条线已成法律，应该照办，但也要参照事实，解决的办法就是互换这些土地；五、关于已定线，就是中段和南段，也需要派去勘察队竖立界桩，或竖立新的界桩代替坏了的旧界桩。双方还谈了两国的贸易问题。
△接见苏联驻缅大使列道夫斯基，表示中方对中印边界谈判的态度说：我们是有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的。解决问题要双方有诚意，单靠一方面是不会成功的。目前看来，印度方面包括尼赫鲁总理本人还没有解决问题的意愿。所以，可以说尼赫鲁只有一半的愿望。谈判是否成功，还在两可。我们将尽力争取达成一些协议，使会谈取得某些成就。但是，这不能完全取决于我们这一方面，达成协议要靠会议双方的努力。请大使把这次谈话的内容转告苏联政府领导同志，并请大使代向苏共领导同志问候。
△和吴努举行第二次会谈。吴努呼吁对中印边界同盟也采取对中缅边界问题的同样原则，即首先把军队撤出，然后，在中印关系缓和了以后，就可以有一个适当的气氛进一步举行会谈。周恩来说：我们的一贯态度是，一方面不承认这条线〔注〕，另一方面，我们的行政和军事管辖不越过这条线，以等待边界问题的解决。因此，不发生军队撤出的问题，因为我们军队原来就在这条线以北，虽然我们不承认这条线，而印度在兼则马尼（在所谓的麦克马洪线的最西部）又想往前进了。因此，撤出应该是印度的事，因为他们已经在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以北。从客观事实中，可以看出，困难是在哪一方面。我们可以坦白地告诉你，我们完全可以根据中缅解决边界问题的原则来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困难在于印度政府不同意这些原则。印度政府一方面表示希望友好，不愿意战争；另一方面，我们却有根据怀疑印度政府目前不完全想解决边界问题。我们总是真诚地寻找各种办法。我们主观上是不希望会谈破裂的，而是想各种办法使它不破裂。亚洲国家之间，只应该用谈判解决相互之间的问题，不应该有冲突，就是有也应该把它排除掉。我们将尽一切力量使谈判获得积极成果。
〔注〕指麦克马洪线。
4月18日 参观仰光北郊的达棉国营纺织厂后接见二百二十名华侨代表。
△和吴努举行第三次会谈。建议缅甸消灭在缅甸边境建筑飞机场的蒋介石残余军队。对于美国飞机自曼谷经缅甸或经中国的一些地区去西藏空投武器、电台和特务的问题，希望缅甸政府也能采取行动，在自己的上空截击这些飞机。并说：感谢他对中印两国总理会谈所怀的善意和希望，我将尽力使德里的谈判取得结果。这对中印两国，对缅甸，对亚洲和世界各国都有好处。除了在美国控制下的日本外，亚洲国家都要求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加紧和平建设。我们愿意看到缅甸强大，印度强大，其他国家强大。十九日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联合公报》。
△接见巩固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主席吴巴瑞，对吴巴瑞知悉缅甸社会党致电祝贺印度社会党召开“亚非西藏会议”一事，批评说：我想请你注意的就是必须维护五项原则，互不干涉内政。人们尽管在政治思想上有分歧，但只要遵守五项原则，就能友好相处。人们会存在政治思想上的分歧，这是自然的，但重要的是互不干涉内政。印度社会党在印度人民中是名声很臭的党。你和吴觉迎过去对中国是友好的，我们还希望保持这种中缅友好，今后我们也要继续发展中缅友好。
4月19日 到达德里。印度总理尼赫鲁在机场欢迎。周恩来发表讲话说：目前，我们中印两国都在进行着大规模的长期的经济建设。我们都需要和平，我们都需要朋友。和平友好是我们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共同倡导了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之间的一切问题投有理由不可以根据这些原则，通过友好协商，取得合理的解决。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两国总理会谈，谋求合理解决边界问题和其他问题的途径。这次我是抱着解决问题的真诚愿望来的，我衷心希望我们的会晤在我们共同努力之下，能够产生积极的有益的效果。
4月20日 拜会印度总统普拉沙德后到甘地墓献花圈。
△上午，同尼赫鲁举行第一次会谈。主要是听尼赫鲁陈述印方的观点。尼赫鲁说：中印边界长期以来是和平的，边界是确切的，现在发生困难是由于中国方面发生了一些事情引起的。
△下午，与印度国防部长梅农谈话，说达赖喇嘛和他的追随者在印度远远超出进行宗教活动的范围，他基本上要求西藏独立，向联合国提出控告，这完全出在印度领土上，不能不使中国人民感到震动，使我们感到痛心，因为这是干涉中国的内政。边界问题的产生是由于印度政府要我们承认一九一四年英国和西藏地方政府所订的，未经任何中国中央政府承认的西姆拉条约。我们不承认这条线，但是从来没有越过这条线，就是为了保证边境的安谧。这条线以南西藏地方政府曾经进行过管辖，这才是历史的根据。我们并发有提出领土要求，只是说维持现状，进行谈判。我们关于西段的画法长久以来就是那样，只是印度的地图变了多次。这个地区一直在我们的管辖之下，我们一直在那里巡逻。这个地区大部分在新疆，只有一部分在西藏。印度原来的地图说它属于中国，现在又改属于印度，所以是印度提出领土要求。因此·不存在中国政府向印度提出领土要求的问题。关于这次会谈，我们也没有提出任何先决条件，而是寻找解决边界问题的办法。这可以分成几个步骤：在彻底解决以前，我们应采取临时措施，保证边界的和平，防止任何不幸的冲突事件。我们建议，双方部队各撤几公里，具体方法我们可以找到，我们寻求共同点来解决问题，而不引起争论。梅农说西藏问题被中国夸大了，四五年来中国侵入了印度，双方存在着巨大的误解。周恩来表示不同意西藏问题被夸大的说法，指出侵入印度不是事实。同意两国应该逐步地想办法使意见接近起来，和缓局势，说这有利于两国人民，也有利于世界和平，我们这次来是具有解决问题的真诚愿望的，希望能够就边界问题取得一个根本的解决。
△同尼赫鲁举行第二次会谈，说现在澄清几个主要的问题，以便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边界问题究竟是划定了还是没有划定？中国政府不愿意承认麦克马洪线，但是愿意采取现实的态度来求得解决。我们从来没有提出什么领土要求，只是说明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地区，曾经属于西藏地方政府。在这个地区，过去存在过一条传统习惯线，但是后来改变了。我们主张的是维持现状，说中国政府提出领土要求，那是误会。关于西段的边界，不是中国提出领土要求，而是印度提出领土要求。两国的边界虽然没有划定，但是我们认为可以采取维持现状和隔离的办法，避免冲突和误会，求得合理的解决，使我们两国的边界成为永久的边界。我们来的目的就是要消除误会，寻找共同点，寻找途径，以便达成关于边界问题的协定。在东段，我们主张维持现状。关于西段，主要的地区在新疆管辖之下。中国的地图很早就把这个地区画在中国境内。这样的地图出现了很久，我们没有听到印度有不同的意见。今天，我作这样解释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中国在边界问题上没有领土要求，我们只是主张维持现状，求得解决。我就是奉着这样的精神来的，没有比这更合理的办法。
△出席尼赫鲁举行的宴会，讲话说：只要处处为两国友好的长远利益着想，既考虑到历史背景，又考虑到当地的实际情况，根据五项原则，互谅互让，两国边界问题是完全能够公平合理地解决的。
4月21日 拜会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博士，说明中国不能承认西姆拉条约，在东段我们没有领土要求，说我们有领土要求，这是对我们的误解，需要澄清。至于西段，根本就是我们的。
△拜访印度内政部长戈·巴·潘特，介绍中印边界的问题和西藏问题后说，总之，中印友谊更重要。暂时的分歧不应影响友谊，中印两大民族的团结对于亚洲和世界和平是很大的贡献。我只想指出两点：一、西姆拉条约是中国中央政府从未签字和批准的，历届中国中央政府也从未承认。第二、西藏和英国订的条约，只有经过中国中央政府批准才生效，这一点英国也是受约束的。
△同尼赫鲁举行第三次会谈。尼赫鲁说：我们双方对于事实本身有很大的分歧。中国的地图有过变化，印度地图在最近时期，有什么改变，我没有注意到。相当时期以来，东段就在印度的直接行政管辖之下。关于西段，实际上有一重大的争执。周恩来说：在东段一直存在着争论。但是在西段却没有争论，旧中国一直按地图的标法把这个地区看作是属于中国的。关于这一段，印度地图却有许多变化。一年来。通过文件来往，双方重复了各自的立场、看法和根据的事实。我也同意，双方的事实不一致，因此看法和立场也不一致，但是继续争论是不适宜的，是无益的，我们应该寻求解决的办法。会谈应该如何进行，我有一个想法：双方核对文件和地图以后，发现出入不少，可以由双方组织边界联合委员会审查材料。为了友好，为了不增加新分歧，缩短双方的距离，双方可以列举事实，文件，地图，进行实地勘察和调查。在联合委员会达成协议以前，双方都保持各自的立场和观点，并不要求任何一方政变立场和观点。在联合委员会工作期间，双方应该维持现状。在双方实际控制的地区之间，事实上是有一条线的。为了使边境平静，便于联合委员会进行调查，同时也是为了友好，我们提议双方的部队互不接触，当中隔开一定的距离。尼赫鲁说：组织一个联合委员会会引起各种各样的困难。真正的问题有赖于两个因素。第一，历史资料；第二，一条广泛的原则，就是高山分水岭原则。我同意我们边界的大部分没有在地面上标定，但是不能接受边界没有划定的说法。建议让我们共同考虑我们的分歧所在，并且根据现在的资料，缩小我们的分歧。周恩来回答说：将与同事商量一下尼赫鲁的建议，明天作出答复。
△晚，接见印度驻阿联大使、前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介绍西藏事件后说，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但达赖集团还在印度进行反华活动，超出了政治避难的范围。还介绍中印边界东段和西段的问题。说我谈到这些问题，是为了说明内情，目的在于寻求解决途径。我不强调这些问题，而强调友好解决。不管怎样，友好最重要。问题这次不能完全解决，但可找出途径，逐步解决，同时不使之复杂化。中印边界不会发生重大问题，同印度千万年还是友好下去，这点可以彻底地说清楚。
4月22日 同尼赫鲁举行第四次会谈，说准备分三部分说明问题。第一部分是关于事实，第二部分是共同点，第三部分是我昨天原来提出的建议和我对尼赫鲁总理提出的新建议的回答。第一部分关于事实，我们有这样一个友好的设想：在东段存在着争议，只要照顾历史背景，又照顾实际情况，双方都能接受的合理解决办法是可以找到的。什么叫历史背景？传统习惯线原来在南面，后来改划在北部。根据这样的现实情况，中国的立场是：一、声明不能承认所谓麦克马洪线。二、声明不越过印度已经到达的这条线。三、除了两三点印度已经超出的地方外，愿意维持现状，谈判解决。四、举出历史事实，证明这一段边界存在着争议，从未确定，但是没有提出领土要求和先决条件。关于西段，我们没有意识到在这个地区有争议。如果要谈到解决边界问题，那么东段和西段要一起谈，都作为未划定的或者未确定的边界来谈，这样做我们是可以同意的。但是我们不能同意印度的领土要求，第二部分，一、我们认为东段没有划定，或者说，没有确定，需要谈判解决。关于西段，我们认为中国地图上标出的就是传统习惯线。我们需要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边界没有确定，要经过谈判确定。二、边界虽然没有正式划定或者确定，但是存在着一条实际控制线，可以考虑把这作为划界的根据之一。三、关于划界的地理条件，分水岭是其中之一，但是不是唯一的条件。四、按照友好对等的办法，我们双方都不要提领土要求。五、要照顾两国人民对喜马拉雅山、喀喇昆仑山的民族感情。第三部分，我再一次提议，双方成立关于边界问题的联合委员会，主要是审查文件和地图。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去现场调查。把事实核对清楚以后就可以得到共同的认识。类似我刚才提出的五点，这就可以成为我们双方的共同原则。其次，我想重申原来的建议，那就是在联合委员会工作期间和边界问题的谈判正在进行期间，双方维持现状，即维持现在各自行政管辖到达的线。第三，我也想重申为了维持现状，为了在边界划定以后使我们的边界成为友好的边界，双方的部队后撤若干距离。
△拜会印度财政部长德赛。向对方介绍西藏问题和边界问题后说，噶伦堡是西藏叛乱的指挥中心。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西段边界只是在西藏叛乱时才发生的，印度提出领土要求，使我们感到意外。在德赛表示不同意后周恩来说，边界问题只能通过谈判取得解决，发生战争是不能设想也不应该设想的。我们两个伟大的民族只能和平解决争议，不应作任何强加于别人的事情。
4月23日 同尼赫鲁举行第五次会谈。在尼赫鲁否认有领土要求后，周恩来说，中国一向认为，中印边界在极大范围内没有划定，关于西段，我们一直是按照天然的边界行使管辖权。第二，历史和行政管辖，北部地区属新疆管辖，这是有长期历史资料可以证明的。如果印度坚持印度地图上的边界线，要中国的行政人员和军队撤出，这就等于是领土要求。双方在立场和根据事实的看法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因此需要友好谈判。双方可以保持自己的立场和看法，交换资料，求得共同点，以便提出解决边界问题的方案。我再一次提议，双方成立关于边界问题的联合委员会，规定时间交换和研究彼此的资料，向高一级的会谈提出解决方案。我们双方之间是存在着共同点的，这就是我昨天提到的五点。我还要再一次提议，在谈判过程中，对边境上的双方部队采取隔离的办法，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不是简单地停止巡逻。
4月24日 同尼赫鲁举行第六次会谈，重申中国政府的观点：我们建议成立边界联合委员会把边界确定下来。在边界没有确定以前，双方维持各自的行政管辖现在实际达到的线。在东段，我们承认印度行政管辖现在达到的线。在西段，印度也应该承认中国行政管辖现在达到的线。我再次提请阁下考虑停止这种争论。基于两国友好的愿望，我们应该缩小分歧，而不是扩大分歧，以便使协议能够达成。尼赫鲁同意由双方官员审查资料并且提出报告，说明他们在多大的程度上意见一致，在多大的程度上意见分歧。周恩来建议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或联合公报，表明我们的会谈获得了进展。在联合声明中，可以提到双方说明了各自的立场和观点，我们的会谈成为引导我们走上友好解决边界问题的途径的第一步。并说，我认为最好把双方武装从现存的实际控制线隔离开来，双方应该至少保证停止巡逻。我向阁下提出邀请，并且建议两国总理下次在北京会晤。
△和陈毅接见苏联驻印度大使班涅荻克托夫，向大使扼要地介绍中印边界的争论情况后说，会谈中双方阐述了各自对边界问题的立场和观点。我们提出了五点。尼赫鲁没有表示同意，也没有表示不同意，只是对第四点要澄清一下。我们曾经数次建议成立中印边界问题联合委员会，但是印方始终拒绝。于是我们又建议中印双方派出同等人数的官员组成边界问题工作小组，交换、审查、核对、研究各方面有关边界问题的一切文件、记录、记述和地图等等，必要时可以派人进行实地勘察。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正在同印方交换意见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印度人民对于中印边界问题会越来越看清事实的真相和问题的是非，印度人民终于会弄清的。
△与陈毅同印度内政部长潘特进行第二次谈话，谈中印两大国有许多年的友好历史，目前虽有一些分歧，但多经过一些接触总是可以解决问题并进一步加强友好关系。当然，这也需要时间。最基本的东西不应忘掉，那就是我们之间没有根本利害冲突而应该永远友好下去。这一点应该记住。一些分歧虽然不一定能够在这次解决，但我们坚信将来总是能解决的。
4月25日 同尼赫鲁举行第七次会谈。双方对印方起草的联合声明草稿进行了讨论。周恩来说，总起来说，我认为草案〔注〕是不很令人满意的。但是，既然阁下已经提出，并且坚持，我愿意带回去同我的同事商量，并且说服他们。建议双方派官员商定联合声明的文字。如果双方官员有严重争论，可以另定时间谈。
〔注〕印方草案内容说这次会谈没有取得解决已经产生了分歧的结果，两国总理认为，双方的官员应该进一步对两国政府所占有的事实材料进行审查。
△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公报发表。公报说，经过七天的会谈，虽然没有能达成解决边界问题的协议，但是双方一致同意，由双方官员会晤，审查、核对和研究有关边界问题的事实材料。向两国政府提出报告。双方还同意，在两国官员会晤期间，应该尽一切努力在边境地区避免磨擦和冲突。
△晚十时半至次日凌晨一时，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书面讲话说，经过交换意见，双方有以下共同点或接近点：一、双方边界存在着争议；二、在两国之间存在着一条各自行政管辖所及的实际控制线；三、在确定两国边界时，某些地理原则，如分水岭、水谷、山口等应该同样适用于边界各段；四、两国边界问题的解决应该照顾到两国人民对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的民族感情；五、在两国边界问题经过商谈得到解决之前，双方应该各守实际控制线，不提出领土要求作为先决条件，但可进行个别调整；六、为了保证边界安宁，便于商谈的进行，双方在边界各段应该继续停止巡逻。随后周恩来又回答了印度记者和其他外国记者提出的问题。
4月26日 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先后拜会柯伊拉腊首相和喜马拉雅亲王，并出席市民欢迎大会。
4月27日 到尼泊尔的博克拉。与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会谈。在回顾双方就珠穆朗玛峰进行谈判的事实经过后说，在北京的会谈中，我们从来没有对珠穆朗玛峰提出过领土要求。柯伊拉腊说可以按以下的基本安排求得解决：北边的山坡属于中国，南边的山坡属于尼泊尔，边界线划在山顶上。就我来说，是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解决问题的，但是，我需要时间来教育人民。周恩来同意对方提出的解决办法，说既然需要时间，那么可以等一等。
4月28日 返加德满都。在尼泊尔电台发表广播讲话，指出中尼两国友好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晚，举行记者招待会。在回答提问时说，我们从未对珠穆朗玛峰提出过领土要求。我们表示接受把珠穆朗玛峰划在中尼边界上的划法。尼赫鲁总理二十六日在议会上的讲话对中国不很友好。他当面不说，我们一走，就攻击中国政府侵略。这种态度，令人非常痛心。
△和柯伊拉腊首相在中尼和平友好条约上签字。次日，两国政府联合公报发表。
4月29日 抵达昆明。次日，到贵阳。
5月1日 参加贵阳地区举行的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
5月2日 会见贵州党政负责人、生产模范和兄弟民族代表，说贵州得天独厚，山川秀丽，地下蕴藏丰富。你们把水留下来，就可以造林了。“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是过去反动统治阶级挖苦贵州的话，现在人定胜天，物资丰富，留下水，气候就要改变，旱象减少。人可以把它改造成平地。贵州人民勤劳勇敢，天时地利人和，只要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加强团结，努力把工作做好，贵州的社会主义建设必将后来居上。
5月3日 视察贵阳钢铁厂。当看到工人费力地打渣口时，向工厂负责人和技术人员指出：你们打渣口的办法一定要革新，工程技术人员要和大家研究搞个机械，代替人工操作。
△为贵阳黔剧团题词：“望你们在党的领导下，高举总路线的旗帜，坚持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发扬黔剧的自己风格，吸收其它剧种的优点，融会贯通，推陈出新，为创造新黔剧而奋斗。”
5月初 与邓小平、胡乔木通话：要《人民日报》准备一篇再论尼赫鲁的文章，以揭穿民族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反动标兵的实质。
5月4日 飞抵昆明。次日，致电中共中央并毛泽东：鉴于印军趁中印联合公报未提停止巡逻，已在西段开始蠢动。建议令“西藏和南疆军区抓紧目前时机和气候条件，在我国边境线上比如在数公里以内控制有利地形，先机增设哨所，但在增设哨所以后，责成部队仍继续停止巡逻。如印军入侵，我当劝其撤走，避免武装冲突”。六日，毛泽东批：“照办。”后由邓小平当面向军委总参谋长罗瑞卿作了布置。
5月5日 到达金边，对柬埔寨进行友好访问。先后拜会西哈努克亲王、福·波伦首相、柬埔寨王后和摄政委员会，并向已故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苏拉玛里特的遗体致哀。
5月6日 出席高棉王家社会主义青年团举行的欢迎大会。
△在西哈努克陪同下主持柬埔寨皇家电台〔注〕开幕式。参观中国援建的胶合板厂。下午，接见二百多名华侨代表。
〔注〕这个电台是周恩来上次访问柬埔寨时赠送给西哈努克的礼物。
5月7日 到达磅湛，参加皇家纺织厂象征性开幕典礼并讲话。后又参观龙波水库。
5月8日 同西哈努克会谈后回到金边。与波伦首相发表联合声明。举行记者招待会，回答柬埔寨记者和外国记者提出的问题。
5月9日 离开金边飞抵河内，对越南进行友好访问。因气候关系，专机降落在义安省省会宜安市机场，在此先后会见越南劳动党省委负责干部和由河内专程前来迎接的黄文欢、陈子平和中国驻越南大使何伟。
5月10日 到达河内。拜会胡志明主席和范文同总理。参观由中国援建的河内升龙卷烟厂、金星橡胶厂、河内卷烟厂，在三厂群众大会上讲话。向梅役烈士墓献花圈。
5月11日 与范文同会谈。范文同介绍越南和平恢复以来的情况、北方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情况。谈到五年计划时，要求中国贷款五亿元。周恩来说，你们现在有了工农业的底子，发展可以更快，因有几个有利条件，地下资源还没有开发，可耕面积多，水力资源多，森林多，气候好，人多劳力多，我看你们社会主义建设会很快。问题就是两个，一是社会主义改造和思想改造问题，这方面我们很愿意介绍我们的经验。社会主义改造得快能解决劳动力问题。二是从今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如何很快地、很切实地建设社会主义，也就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除了已经在搞的四十个项目以外，还需要办一些什么项目，可以初步地谈一谈，把铁路换宽轨等等，都算在内，五亿少了一些。范文同说，那当然越多越好啦。
△率中共代表团（成员有何伟、方毅、王光伟、张彦、罗青长等）与越南劳动党代表团（成员有胡志明、黎笋、范文同、长征、黄文欢等）举行第一次会谈。在黎笋按照胡志明提出的意见，介绍越南劳动党代表会议的准备工作情况后，周恩来说，先谈谈这次访问东南亚几个国家的情况，现在两个阵营之间出现中间地带的国家，可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由坏变好，一种是继续和平中立，一种是由好变坏。尼赫鲁是想利用中印边界问题打击国内进步力量，控制国大党内部，同时向美国要求援助。也向苏联要援助，左右逢源。对于中同地带，只要真正是人民的斗争，我们就要用各种方法来支持他们，但主要是依靠各国人民自己的力量，这是人民自己的斗争。
△接见在越南工作的中国专家。
5月12日 在范文同陪同下访问河内百科大学和参观河内市郊仁政乡农业生产合作社。
△率中共代表团（成员增加陈毅、章汉夫）同越南劳动党代表团举行第二次会谈，谈了国际阶级斗争和国内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说国际间实行和平共处，但仍存在阶级斗争。帝国主义总是要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它达不到目的，决不会甘心。杜勒斯在死之前，就写了报告说如果不能用战争来消灭社会主义，就要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来进行分化，使社会主义起变化，向资本主义转化。这个政策是不会变的，这是帝国主义的本质。手法可以变，本性是不会变的。关于国际统一战线，主要面对劳动人民，我们要教育他们，第二才是资产阶级，同他们又斗争又团结，以斗争求团结，而团结要靠广大人民。对中间地带人民的斗争我们要采取坚决支持的态度。斗争的口号应是民族、独立、和平，而不是社会主义。斗争是长期的，斗争方法不要说死，要根据具体情况。国内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避免不了的。你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有成绩，现在是如何深入一步和使它更广泛的问题。关于农村中合作化问题，百分比不少了，这对兴修水利、积肥等都有能力。
5月13日 出席河内八万市民的盛大集会，并在群众大会上表示支持越南统一祖国的斗争。
△中越两党代表团举行第三次会谈。黎笋要求介绍中国成立人民公社方面的经验。周恩来说，因为合作社太小，办不了大事，农民自发地提出一个办法，成立公社，他们要求两件事：一大二公。我们的缺点是“一平二调”。经过两年的试验，可说公社已巩固下来了。我们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要大搞农业，工农业并举。现在看来，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农业注意得不够。你们的农业、轻工业的比重可以比我们的大一些，这样可以积累资金，改善生活，当然重工业也不能忽视。
△与胡志明谈话后又先后接见越中友协代表和越南华侨代表。
△在参观河内卷烟厂时题词：“越南工人阶级用越南最好的烟叶制造出的优美的卷烟，这对越南人民是最好的精品，对国家是最好的贡献。”
5月14日 中越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公报。当日到南宁。十五日，到桂林、长沙。
5月16日 飞抵武汉。会见由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克里姆·贝勒卡塞姆率领的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代表团。谈话中说，加强世界人民的团结、劳动人民的团结和被压迫人民的团结是当前反对帝国主义最重要的任务。世界各国人民应当互相帮助和支援，这是我们的共同任务。尽管阿尔及利亚在强大的敌人面前还存在一些困难，但相信你们会坚持斗争，而且一定会取得胜利。阿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主要靠自力更生，我们很钦佩。我就几个方面同阁下交换意见：一、要长期抗战就要使民族统一战线愈广泛愈好。有两个问题提出请考虑，一是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有一百万，是否都是敌视阿尔及利亚的？是不是铁板一块？我想其中也有劳动人民，对这些人也要做争取工作。二是法国帝国主义的士兵、下级军官，很多是被迫作战，对被俘的法军能不能做些政治工作，如能使他们参军更好，不能就送回去，抓住俘虏给点口粮放回去，可以瓦解敌军，如果杀了，其他的人害怕抓住被杀，也只好坚决打仗。二、阿尔及利亚进行长期斗争，主要靠军队，军队要能长期存在主要靠夺取敌人武装来装备自己。要使自己的力量存在和发展，一方面是在政治上组织广泛的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就是夺取东西武装自己。三、在长期斗争中，外交谈判是一种手段，不拒绝谈判是对的，但要发展武装。没有力量，谈判也谈不成。武装力量不能削弱，没有武装，政府也是空的。要加强团结，坚持进行长期斗争。就会取得胜利。
△晚，与陈毅向毛泽东汇报出访五国情况，还谈及中美关系、中苏团结等问题。
5月17日 飞抵北京。下午出席邓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谈了最近的国际形势和周恩来访问印度等国的一些问题。
5月18日 约陈毅、廖承志、姬鹏飞等谈阿尔及利亚问题。
5月19日 同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代表团会谈。谈到关于用什么办法筹款的问题时说，中国的经验是靠人民，靠两手劳动，解决自己的需要。我们在二十二年的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取得了一条经验：在我们控制的地区一百人能养活两个脱离生产的人。这样就可以长期存在，进行长期战争。第二是武装部队自己参加一部分生产，或帮助人民生产。前几天毛主席对你们说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这是最重要的一条经验。自力更生靠人民，鱼总不能离开水。就是要有自信精神，四十年来的革命，我们一直是自信的。同日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联合公报。
△约章士钊、廖承志谈日本问题。
5月20日 和朱德、林彪、宋庆龄、邓小平等出席首都各界有一百二十万人参加的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支持苏联正义立场、反对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的大会〔注〕。
〔注〕美国在西国首脑会议即将开会前，于五月一日派出军用侦察机侵入苏联领空，被苏联火箭部队击落。
5月21日 与十九日到达北京的金日成飞抵杭州。下午，陪同毛泽东会见金日成。
5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讲了国际形势、中苏关系、苏联情况、北京地下工事、蒙哥马利〔注〕访华、周恩来访蒙、同台湾来往、中日关系和《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等问题。
〔注〕蒙哥马利，英国陆军元帅，一九五八年退休。
5月23日 回到北京。
5月24日 为使蒋介石了解中共的对台政策，接见张治中等民主人士，请张致信蒋介石，要求信一定要送到蒋氏父子手中。说我们的对台政策是：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能落到美国人手中。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具体是：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陈诚、蒋经国亦悉由蒋意重用；二、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三、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征得蒋之同意后进行；四、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
5月25日 接见来华访问的蒙哥马利，谈话中说，中国在经济上要比西方国家落后至少一百年。我们要在经济方面、科学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方面赶上西方国家，就不能够等一百年，因为一百年以后你们又前进了。我们说各国应该平等，但是平等不能只是口头上说说。实际的平等要看生产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是一个一穷二落后的国家，加快我们的建设是我们最迫切的任务。过去一百多年来，不断的内战使得中国极端贫穷和落后，使中国人民喘不过气来。根源是内在的和外来的压迫，这点你是了解的。在谈到战争问题时指出：说社会主义阵营不打算向外进攻是正确的，但说西方不打算向外进攻，就不完全如此了，它们经常派侦察飞机到社会主义各国上空侦察和拍照，包括中国和东欧国家的上空。美国到处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一向是敌视我们的。这种情况决不说明美国不要发动一个新的世界战争，而恰恰说明它们在准备一次新的世界大战。战争不可避免是一种想法，因为只要帝国主义作为战争的根源继续存在，战争的可能性也继续存在。另一种想法是如果搞得好，如果作出努力，可以阻止战争。这是两种可能性。我们把两种可能性都考虑在内。在回答蒙哥马利提出的中国的最终目标将是什么的问题时谈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中国工业的发展，说明中国人民需要一十国际和平环境来进行长期的建设。关于台湾问题。说美国必须首先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同意美国军队从台湾撤走，有了这两条原则，可以一方面同蒋介石谈判如何使台湾回到祖国，另一方面同美国谈判如何撤出美军的问题。在阐明中国和苏联在基本外交政策方面一致以后说，可以告诉你，如果美国挑起世界大战，从西方进攻苏联，中国肯定不会袖手旁观。
△约外事办公室、外交部、华侨事务委员会有关人员嵌日本、印尼问题。
5月26日 主持国务院第一百零一次全体会议，报告访问缅甸、柬埔寨、越南、尼泊尔都是成功的。访印也是成功的，因为他说我们不愿谈判，有领土要求。我们去谈了，也没提领土要求，这就剥夺了他的资本。中印谈判后，尼赫鲁扮演的角色在印度人民中间逐步地被认识，反动的就是他。我们讲了对亚洲国家的方针，我们是坚持原则，努力争取，我们的国策是友好的，争取他，也要批评他。
△约廖鲁言、钱正英等谈农业和水利问题。
△同蒙哥马利进行第二次谈话。说：中美两国人民都愿意彼此友好，它们之间没有什么猜疑和仇恨，没有根本利益的冲突。敌视是美国开始的。美国制造猜疑和仇恨，不仅引起了苏联人民和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愤怒，而且也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愤怒，这是自然的。中美关系恶化的责任也在美国。它既然敌视我们，我们当然也敌视它。我们敌视和反对的是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是它侵占台湾。如果要改善中美关系，美国应该首先采取步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他们的志气是，如果别人愿意对我们友好，我们也愿意对他友好，如果别人对我们敌视，我们也只好敌视。我们不能忍受美国的欺侮。改善中美关系的先决条件是：一、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二、美军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我们愿意同美国坐下来谈。如果美国把军队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我们就投有理由使用武力。留下的问题只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我们力争和平解放台湾，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如果台湾不干，并且使用武力，那么我们就只好用武力解决。但是，这不会影响国际形势。如果美国首先声明愿意把军队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并且实际上撤走，这就会有利于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而台湾问题也自然会和平解决。
△在欢迎蒙哥马利的宴会上讲话，表示支持蒙哥马利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
5月27日 到乌兰巴托，应邀对蒙古进行友好访问。当日，向乔巴山陵园献花圈。
5月28日 与泽登巴尔会谈。中方参加的有陈毅、姬鹏飞和李强等。对蒙古的经济建设问题，周恩来强调要争取自力更生，要增加物质生产和人口，发展生产和增加人口相结合。还要多搞一些轻工业。会谈后参观乌兰巴托市容、蒙古工业联合工厂的皮鞋厂和毛纺织厂。
5月29日 前往前杭爱省哈拉和林农牧场参观访问。后到胡吉尔特参观疗养院。晚，返回乌兰巴托。
5月30日 参观乌兰巴托面粉厂。后与泽登巴尔举行两党会谈，说对帝国主义要一不软，二不怕，三不受挑拨。中间地带的资产阶级有两面性。现在整个世界上威胁和平最大的敌人是美帝国主义。我们要使社会主义阵营变得更强大，更团结，把全世界人民争取到我们这一边来，孤立美帝国主义，推迟战争的可能性就大，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就存在。
5月31日 参观蒙古中央博物馆、列宁少年宫。
△与泽登巴尔签订中蒙友好互助条约、经济技术协定和联合声明。后出席有八万人参加的蒙中友谊集会。
6月1日 上午回国。十时，到林伯渠〔注〕灵前吊唁并参加守灵。次日，又参加首都各界万人公祭林伯渠的大会。
〔注〕林伯渠，生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五月二十九日在北京逝世。
6月5日 接见伊拉克驻华大使阿卜杜勒·哈克·法迪尔。当客人说到伊拉克同邻国的关系现在安静一些，但有时还有些紧张时。周恩来说：紧张不好，但也有另外一面，就是鼓励国内团结，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团结，内忧外患，颠覆阴谋会经常起作用。一个好的领导者要善于把国内各种反帝、民主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外部敌人。国内有空隙，挑衅者、阴谋分子就会钻进来，这是一种危险。另一种危险是一个领导者不善于团结人民，把人民推到反对的地位上去。亚洲国家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了许多成就。请大使把这些意见转达给卡赛姆总理阁下，祝他取得新的成就。
△接见波兰驻华大使克诺泰。应客人的要求介绍这次访问印度的情况，主要是印方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态度。指出印度不愿意解决问题，尼赫鲁想利用边界问题对国内的右派进行控制，对左派进行打击。
6月6日 接见以亨利·卡松果为团长的刚果党政代表团。说：你们来很好，要不来我们对你们情况就不知道。我们对非洲知道得很步，很抱歉。但非洲已经觉醒，黑非洲开始光明了，光明照耀非洲，非洲人民一步步站起来，再也不能受压迫了。非洲应该是非洲人的非洲。
6月7日 飞抵上海。
6月8日—1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举行的扩大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国际形势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二年）补充计划问题。会议期间，毛泽东写的《十年总结》一文中，在谈到一九五八年来的钢产量指标问题时，赞扬了周恩来一九五六年所主持制订的第二个五年计划。
6月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座谈会〔注〕，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参加者有各大区和各省、市、自治区及中央一些部门的负责人。周恩来除报告他和陈毅不久前访问六国的情况外，还介绍了中苏两党间存在分歧的几个原则问题；一、关于帝国主义的本质和战争的根源，二、关于裁军问题，三、关于和平共处，四、关于支持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等问题。
〔注〕刘少奇在会上宣布说，现在开座谈会，不是正式的会议，有点关于国际问题的通知，请周恩来讲一讲。
6月8日—14日 先后同邓小平就苏共中央的来信进行讨论，同陈毅研究边界问题，同彭真等磋商即将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问题，还同李先念、陈国栋、姚依林研究粮食调运问题〔注〕。自此，至本年底，为解决粮食的调运和对外贸易问题，约李先念、陈国栋、姚傲林、叶季壮等谈话共九次。
〔注〕中共中央于五月二十八日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十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
6月13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会上谈金门问题。参加者除全部中央政治局常委外，还有贺龙、陈毅和罗瑞卿。
△在听取准备去仰光参加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会议的全体中方代表〔注1〕的汇报后，指出：首次去开联委会，要重视从政治上考虑问题。要表明我们期望通过边界问题的解决来证明共同倡议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有生命力的。同缅方讨论问题，要坚持平等协商精神，切不可有大国沙文主义的味道。还提出：对骑线寨〔注2〕必须进行合理的调整，保持每个村寨的完整，分别划归给中方或缅方，力求平衡，主要看大家方便，搞友谊。
〔注1〕首席代表是姚仲明。
〔注2〕骑线寨，指一个村寨同一家族的人，由于住宅的位置不同，被划属两个国家。
6月17日 为中共中央拟写转发中央外事小组廖承志关于目前对美斗争事项具体安排的报告的批示稿，在“口号”一项中增写：“坚决支持日本人民反对岸信介血腥统治的民主斗争”，“坚决反对美帝破坏日内瓦协定，武装侵入越南”，“坚决支持南越人民反美反吴庭艳的爱国民主斗争”，“坚决支持越南人民为和平统一越南而进行的正义斗争”。
6月19日 审核李先念代中共中央拟写的转发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要求全党抓紧粮食调运、抓紧出口收购、抓紧副食品生产和供应的报告》的草稿，并批：“小平同志批阅后再送刘少奇、李富春、谭震林核阅，退尚昆〔注〕办。先念与粮食部已与各省委普遍分谈。仍有个别省希望少调，但不可能再少，已分告有关省和粮食部，这些省可以把调出的数字主要放在九月份。”
〔注〕尚昆，指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
6月22日 复信给吴努：“我热烈赞同你准备于今年十月间访问北京的时候同我国签订边界条约的积极的建议。”
6月2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出席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会议〔注〕的彭真、康生、伍修权的信。提出在会外散发我方声明（对《公报》的修正意见）的步骤和方法。
〔注〕指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于一九六○年六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的会议。中共代表团团长是彭真，会议前夕，苏共代表团突然散发苏共六月二十一日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对中共进行全面攻击。在会议中，赫鲁晓夫又带头对中共进行围攻，随即强行通过会议公报。
6月27日 和刘少奇、陆定一出席上海民兵反对美帝国主义示威大会，检阅民兵队伍。
△晚，到毛泽东处开会。会上讨论《人民日报》社论稿《高举莫斯科宣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旗帜》。参加者还有刘少奇、陈云、柯庆施、陆定一。
6月28日 回到北京。晚，约陆定一、陈伯达、杨尚昆、邓力群〔注〕、胡绳、吴冷西等研究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
〔注〕邓力群，时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
6月30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六月二十八日将进入中国边境的尼泊尔人误认为西藏叛乱分子，开枪射击打死一人，俘十人。周恩来获悉后于本日给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复信说：获悉在中尼边界发生中国军队打死尼泊尔人的消息，我国政府对此极为关注，并且已经立即向当地查明这件事情的真相。有回报后当立即通知贵国政府。如果阁下来信中所说尼泊尔人被打死的不幸的事属实，中国政府将表示非常遗憾。如果确有尼泊尔人被扣留的事，自当迅于释放。
6月30日、7月1日、3日 约陈毅、罗瑞卿、章汉夫等商议中尼边境发生的事件。
6月 审改中央转发水利电力部党组关于冀鲁豫皖苏鄂六省水利座谈会的报告和这次会议所拟定的今冬明春水利建设纲要的批文。在批文的第三段“每年冬春用于水利和农村基本建设的劳动力必须切实遵守中央‘三三制’或者‘四一制’的规定，即在冬季的一百天中，用于水利和农村基本建设的劳动力，只能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中，周恩来加写：“田间劳动应该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二；副业劳动应该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
7月2日 约廖承志、张彦、刘宁一商议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斯德哥尔摩会议事宜。
△就中尼边境发生的意外事件致函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说明这是我进剿西藏叛乱分子的解放军部队误把科里山口以北约一公里处的一队人马当成西藏叛乱分子，因而开枪射击，死一俘十。这完全是由于误会而发生的一次不幸事件。事件发生的地点是在中国境内，中国部队并未进入尼泊尔王国领土。对此表示歉意，对不幸的死者表示悼惜。中国政府已经指示当地的部队立即追究造成这一事件的责任，请尼方领回人员和一具尸体及物品，中国政府并且愿意接受尼泊尔方面关于赔偿的要求。鉴于这次意外事件的发生。同时为了避免在中尼边境再次引起误会，中国政府已经命令中国部队不在边界本侧十公里的地区内进剿西藏叛乱分子。一俟剿匪任务结束，中国部队将立即撤离边界本侧二十公里的地区。
7月3日 和贺龙、谭震林、薄一波、李富春、宋任穷、罗瑞卿谈对外援助问题。
7月4日 复柯伊拉腊首相七月三日的来信〔注〕，说我愿意郑重地、肯定地答复阁下，中国军队从来没有进入尼泊尔境内的木斯塘，更没有向尼泊尔境内墨古地方的村民射击。七月二日信中我曾经告诉阁下的命令已经在七月二日午夜执行完毕，中国部队已经全部从那木札山口以北、马丁山口和平都山口以东的地区撤离边界本侧十公里。来信中所提如果不是由于消息不确，那么，很可能是一股西藏叛乱分子盗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义盘踞在木斯塘地区。中国政府希望尼国王陛下政府派出军队到木斯塘地区查明情况，完全有权解除他们的武装。
〔注〕信中说约有三百名中国武装部队继续留在尼境内的木斯塘，有些中国武装部队还向尼境内的墨古地方的村民射击。
△中国边防部队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会见尼方派来的代表，并把被扣的尼泊尔人员和马匹全部交给尼方。
7月6日 到北戴河，出席七月五日开幕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研究国际问题和国内经济调整问题。会议批准李富春、薄一波提出的《一九六○年第三季度工业交通生产中的主要措施》，制定《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等文件，确定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保证钢铁等工业生产；认真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保证农业生产等措施；并决定以后计划不再搞两本帐，只搞一本帐，不搞计划外的东西，不留缺口。
△晚，应约同毛泽东谈中尼边境事件和国际问题。
7月7日 收到尼泊尔王国首相柯伊拉腊的复信：保证对进入尼泊尔境内的武装叛匪已经而且将来也要按照国际法加以处理。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目前国际形势和与苏联的关系问题。
7月8日 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会上听取彭真关于中苏两党会谈〔注〕和布加勒斯特会议情况的汇报。
〔注〕于六月十七日在莫斯科举行。
7月10日 约陈毅、章汉夫、张彦等谈中印尼、印度与尼泊尔有关华侨和边境贸易等问题。
△约孔原、张彦、龚饮冰〔注〕谈港澳市场问题。
〔注〕龚饮冰，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7月11日 在聂荣臻七月三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上写了批语。聂的报告说；鉴于苏联在科技合作和援助方面对我处处卡紧，国防科技已封门，国民经济中的新技术尽量控制，对协议，一拖二推三不理，因此应采取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的方针。对今后的技术合作。凡有协议的仍要，不再催；对新项目、新要求，少提少要；对例行的技术合作少提为好。周恩来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技术合作：（一）是协议，仍然要，不再催。（二）新项目，新要求，少提少要，而不是一律不要，否则也会引起相反结果。（三）例行技术合作，少提为好。”“专家问题：一、满期的一般不留，热诚欢送；十分必要而专家本人又好，可提出延聘，如不同意，即不再留。二、未满期的我们一律不退，帮助他们好好工作。他要撤走，留一次，不成，即不再留；如不征求同意即撤走，应表示遗憾。三、新聘的，要少提或不提，十分必要的提出后不同意，即不再提。”“关于科学技术：一、要。十分必要的仍然要提，他们不给，不强求。二、学。仍派留学生，研究生、实习生，研究员已经去的，必须学好，不给学就不学；对来我国的专家，必须派人向他们认真学习，不教就不学。三、买。凡可购买的重要技术资料，应从西方国家千方百计地买到，买不到的，应另行设法搞到。四、钻。不管要到、学到、买到与否，或者多少，主要还靠自己钻研；自己不钻，不仅不能有独特的创造发明，而且也不能把要到学到买到的用于实际和有所发展。”
7月12日 致函柯伊拉腊首相，表示接受首相来信中所提赔偿五万卢比的要求，说现在中国部队正在马泉河以南、克羊河以东、巴巴扎东以西、边界本侧十公里以北的地区对西藏叛乱分子进行围剿，估计剿匪工作可以在七月底结束，届时中国部队将全部撤出边界本侧二十公里的地区。
△与中央档案馆负责人裴桐谈档案问题。
△约罗瑞卿谈中尼边境问题。
7月13日 二机部党组于七月十一日报中共中央书记处：我部兰州一工厂五名苏联专家奉命要在最近撤回国内。周恩来本日批示：“可由二机部向代理首席专家表示异议和遗憾。如他愿向莫斯科要求延期。由他自办，如他报到大使馆，然后再由外交部副部长向大使馆提出这事，并表示异议和遗憾。对这些专家离京家属一律宴送并送纪念品。”
△约李富春、陆定一、聂荣臻谈留学生问题。
7月14日—16日 受中共中央常委会委托，在中共中央于北戴河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内容为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报告。报告先提出六点看法：一、共产国际的成立和解散，都是必要的。它对各国党的建立和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各国党成长了，成熟了，共产国际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共产国际在建立的初期，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原则，推动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共产国际划清了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界限，也批判了“左”派幼稚病，发扬了国际主义精神，动员了各国革命人民拥护苏联，支持了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民族革命运动。共产国际的解散也很适时。它的缺点和错误，概括地说是：一般号召不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具体布置代替了原则的指导，变成了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使各国党不能独立自主，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遗性。二、各国的革命和建设，要靠各国人民自己的实践。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补充和发展。要在实践中总结自己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三、各国的革命和建设，要靠各国党自己独立思考。只有独立思考，才有可能避免国际的坏的经验在本国重犯，使国际的好的经验在本国得以发展。四、各国的革命和建设，要靠各国自己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五、研究国际的经验，要全面地看问题。斯大林管事的时间长，缺点错误多一些。但是在斯大林那个时期也并不都是不好的。就是在共产国际中期和斯大林的晚年，他也是支持革命的多，不许革命的少。六、团结高于一切，国际主义万岁。这是原则，过去如此，现在也应该如此。所谓团结，是在原则基础上的团结。有分歧，我们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的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报告第二部分是介绍几个时期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一、共产国际的初期（一九一九年三月一一九二七年），其工作对于中国革命，还是有益的多。当然，也有个别的原则问题的错误。二、共产国际的中期（一九二七年七月一九三五年七月），基本上是错误的，对中国党的影响最大。三、共产国际的后期（一九三五年一一九四三年），中国党与共产国际联系少了，但对中国党还有影响，主要的问题是第二次王明路线。在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内部事务还是有些干涉，甚至在组织上也还有些干涉，但比共产国际初期对中国党的干涉少，比中期就更少。后来战争打起来，干涉就很少了，我们中国党这时已经成熟，和共产国际的来往不多了。到了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就解散了。
7月15日 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讨论粮食调运和棉花、棉布问题。
7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国际形势和国内工农业生产等问题。
△在国家计委、一机部、外贸部联合署名的《关于用国内一般电机代替援外热带电机的报告》上批：“富春同志：请令一机都偕同外贸部派出专门小组前往有关工厂进行技术检查和设备验收的工作，以免送出国后发生事故，影响不好。”
7月21日 致信李富春：“方才与几个主要部门的同志谈了一下，更觉得为力争完成二千零四十万吨钢的指标，必须确保计划内的质量、品种和炼焦煤、生铁、钢材的分配数字，笋且必须使钢的前后左右能够协同前进，不要造成寅吃卯粮、毫无余地，左支右绌、前后脱节的形势。为防止这一情况出现，既要保重点厂矿地区，又要瞻前顾后，为明后两年和第三个五年计划留有余地，打下新的基础。关于缩短战线，方才在会上巴谈过，待回来后再谈文教和内外贸问题。”
△下午五时离开北戴河，晚十一时回到北京。
7月22日 和刘少奇、宋庆龄、邓小平、陈毅、陆定一等出席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式。
7月23日 致信柯伊拉腊，对七月十一日来信所说在中尼边界上看到中国部队的问题，说中国政府又进行了彻底的调查，结果查明中国武装部队从七月二日午夜起确实没有在边界本侧十公里的地区活动过。但是，中国政府为了做好准备，以便参加中尼边界联合委员会的工作，曾经在六月下旬派出民政人员前往那拉山口、汝、热索桥和基码塘进行必要的调查。阁下在来信中所说看到了中国部队，这很可能是出于误会，把中国民政人员误认为是中国部队。关于所提在那木拉工作的五个尼国民失踪问题，中国部队曾经向中国政府报告，在最近进剿西藏叛乱分子的过程中，前后四次共十二名尼国民，曾在靠近边界的我方境内被短期拘讯后释放。在被讯期间，他们都受到良好的待遇。当他们被释放时，除了发还他们随身携带的全部用品以外，还赠送他们一定数量的食物。
△与陈毅到毛泽东处谈话后，接见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缅甸首席代表昂季准将和代表、顾问以及随行的工作人员。
7月24日 约有关部门负责人座谈派往苏联的留学生问题。下午，同文教部门负责人谈文教基本建设问题。
△和陈毅与柬埔寨驻华大使兰·涅特以及柬埔寨三位王子尤瓦那、纳拉迪波、克马努拉克等谈话。大使说西哈努克准备派大批柬埔寨人到中国来学习，此次派三位王子到中国作为一个开端。周恩来表示，三位位王子到中国学习，我们感到很光荣，这是中柬两国友好的又一种表现。有什么要求尽管向大使和我们的人提出来。等你们中文学到一定程度后，再把你们送人专门的学院。
7月25日 到北戴河。约张经武、汪锋谈西藏问题，
7月26日 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粮食问题。
△在中国驻阿尔巴尼亚代办王栋给外交部、中共中央联络部并中央的报告上作了批注。报告说二十一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谢胡接见他时谈的问题有：请求中国今年再增供五万吨小麦，阿尔巴尼亚党对中苏两党分歧的看法和态度，阿波美系问题等。周恩来在第一个问题旁批：“已告先念安排在三四季度分批运出，作长期贷款，另租西方船只运送。”
7月28日 复信给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我高兴地通知阁下，鉴于在靠近中尼边界的中国境内的剿匪工作已经结束，中国部队已经提前于七月二十五日二十四时前全部撤离中尼边界本侧二十公里以内地区。而在此以前，我已经通知阁下，中国剿匪部队已在七月二日二十四时前全部撤离中尼边界本侧十公里以内地区。
△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主要谈粮食问题和关于科学尖端等事。
7月30日 审改《中共中央关于西藏民主改革工作和团结争取班禅集团的指示》稿，增写：“反右必出‘左’，在纠正‘左’倾错误的过程中，又要防止右倾机会主义反扑。”在正文“对于党内反右斗争和党外阶级斗争要有分析，不要把党内反右斗争情绪带到党外阶级斗争上去”后，增写；“这两者既有联系，也要有所区别。”正文讲到“班禅集团对于反帝爱国宣传和协助我党和平解放西藏方面，都起了一定的作用，这同达赖集团毕竟是有原则区别的。对于这一部分农奴主和宗教上层分子，我们必须采取以团结为主”，周恩来增写：“说理斗争、保护过关、区别对待的方针。”并指出班禅的作用很重要。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答复苏联撤回专家的照会〔注〕稿。次日，外交部复照苏联驻华大使馆，指出苏联撤回专家的行动违反中苏友好条约，违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准则，表示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改变此决定。
〔注〕苏联政府于一九六○年七月十六日照会中国外交部，决定撤走全部在华的专家。
7月31日 在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作中苏关系问题的报告：现在美国正积极扩军备战，但也非马上就要动手，它摘两手，一手拿武器威胁，一手要把你内部搞乱，要内部起变化，和平演变。指出苏联撤走专家后，将在许多方面对中国产生影响，这些方面是：建设项目、科技合作、特种国防技术、和平利用原子能、东欧数国合作的技术、留学生、宣传品、各种国际会议、我们的外交来往，对外贸易等。
8月1日 回到北京。
△接见波兰驻华大使克诺泰，指出苏联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散发给兄弟党的文件所讲的有很多不符合事实。我们主张警惕美国帝国主义的挑衅政策和侵略政策，这符合《莫斯科宣言》。《莫斯科宣言》应成为我们的共同准绳。应成为目前斗争的宪章。我们希望十一月莫斯科会议能根据《莫斯科宣言》达成一个很好的协议。这样有利于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巩固。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建设，有利于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请大使将我们的愿望转告哥穆尔卡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谈到波兰国内的农业问题时，周恩来说，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如果二者结合得好，就可能发展得快一点。在回答大使提出的中印纠纷问题时说：初步会谈结束了。下一次是我们要到他们那里去，我们力求避免边界上的接触以防止挑衅。我们这方面差不多停止了边界二十公里的巡逻。边界问题，如果对方愿意解决，就很容易解决。谈到中国对日本关于中国的政策问题时说，现在岸信介内阁倒了，换了的政府基本政策不会改变，不过不能不受到日本人民的影响，形势会有某些和缓，我们应该向前推进，重点还是与民间团体的来往。
△在瑞士驻华大使纳维义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讲话：中国愿同各国和平共处，维护世界和平，并主张亚洲和太平洋沿岸各国包括美国在内，签订一个互不侵犯的和平公约，把整个地区建成投有核武器的地区。这当然是一个长期努力的方向，但是，我们将为此作不懈的努力。
△在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缅甸首席代表、缅甸国防军副总参谋长昂季准将举行的告别宴会上讲话：在同中国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中，缅甸总是领先对中国表示友好的。缅甸是这些国家中首先承认中国的一个国家，是首先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中国缔结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的国家，又将是首先同中国缔结边界条约的国家。
8月2日 到北戴河。
8月3日—10日 继续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8月3日 复信给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你来信中要求中国政府在一九六○年八至十二月同供给小麦五万吨，并建议把上述小麦的偿付作为特别账目，待以后由双方协议处理，中国政府决定满足你们的要求，并确定今年第三季度运出三万吨，第四季度运出两万吨。
8月初 指示全国各地一律在八月四日上午十时向全体苏联专家原原本本地宣读中苏双方的照会，使专家明白苏联当局撤回专家的真相。
3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中央三个文件稿：（一）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二）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三）关于向党员干部介绍布加勒斯特会议和中苏关系的通知。
8月7日 在同陈毅、章文晋、姚仲明谈中缅边界问题时提出：对大量边民过界耕地的处理，可采取交换或补贴的办法，注意切不可伤害少数民族的利益和关系。
8月8日 同七日到北戴河的胡志明交谈。中午，应约到毛泽东处，汇报同胡志明谈话情况。次日晚，到毛泽东处开会。会上由周恩来、邓小平谈同胡志明交谈的情况。参加者还有刘少奇、彭真、王稼祥。
8月10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指示》说，由于粮食生产指标偏高、估产不实、粮食消费安排不好、管理不善等原因，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连续两年，在青黄不接时期，都出现了粮食紧张的局面。一九六○年麦收之后，收购不快，库存减少，调拨不灵，某些城市粮食供应仍然紧张，粮食和农副产品的出口计划也完成得很不好。为改变这种严重情况，《指示》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加强农业战线是全党的长期的首要的任务。必须全党动手，全民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指示》要求全党：（一）坚决从各方面挤出一切可能挤出的劳动力充实农业战线，首先是粮食生产战线。（二）坚决压缩承利等农村基本建设。当年冬季和一九六一年春季参加水利建设的民工，要从原来的七千万人压缩到一千万人，只搞续建工程和配套工程，新建项目一概不上马。（三）搞好秋田管理，力争秋季丰收，特别是粮食丰收。（四）在大力增产粮食的同时，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也必须重视。（五）全党全民，各行各业共同保证粮食生产，都必须把支援农业的任务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六）管好、用好粮食，安排好人民生活。（七）把运粮放在运输的第一位，保证城市工矿区和必须出口的粮食按时供应。（八）坚决肃清官僚主义，反对大吃大喝、铺张浪费。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决定以周恩来为首，由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组成三人小组，建立对外贸易指挥部，全权指挥全国的收购、出口和调运，并且严格控制进口。没有经过中央三人小组批准，今年一律不准增加新的进口。明年的对外贸易方案，也由三人小组拟定。
△约有关人员谈三门峡水利工程问题。
△陪毛泽东见胡志明。次日，为胡志明去苏联送行。
8月11日 到北京。
8月13日 针对美国国务院八月一日发表的声明〔注〕，《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审定的社论：《驳美国国务院声明》。
〔注〕这个声明拒绝周恩米当日在瑞士大使馆国庆招待会上提出的和平倡议，并对中国进行了诬蔑。
△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一次会上作形势报告，说：在东风压倒西风的时代，我们要鼓舞士气，增强信心，自力更生，埋头苦干，坚持原则，坚持团结，不断扩大全世界人民的反帝统一战线，争取反对帝国主义革命斗争的彻底胜利。关于国际问题，指出：美帝国主义一直坚持实力地位。坚持战争边缘政策，现在和将来都是不会放弃的。他们加强冷战的目的就是希望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和平演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放弃社会主义转化为自由主义，这是反动派的幻想。关于国内问题，谈了三面红旗和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其中包括大力发展粮、棉、钢、铁，工业支援农业，首先要在劳动力上支援，城市劳动力有一部分要坚决回农村去，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不仅经济战线，文教战线也要缩短，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节约劳力、物力，保证农业及工业生产的发展，办好城市人民公社，建立全国的经济体系，攻破尖端增强国防力量，节衣缩食自力更生）；在党的领导下走群众路线，学制改革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问题，民主党派的性质问题等。
8月14日 在第四次全国外事会议上讲话：现在新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阵营里面有了争执，敌人利用了。我们对敌人的造谣中伤、挑拨离间、威胁利诱都击破也得经过一个长时间较量、斗争才能证明我们正确，才能做出伟大的成绩。急躁、愤激怎么能行？这不是个人的私愤，也不是一党之事，而是世界人民的公愤。为了世界共产主义事业，为了人类的前途，这样就可以化公愤为力量，就不会急躁，就不会担心，期之于十年。首先做好我们的工作。关于国内形势，也有不少缺点，但这些缺点、错误属于部分的性质，新事物总要经过一个过程，新生力量是最有希望的。关于我们的外交战略方针，就是要团结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争取民族运动的力量成为我们可靠的同盟军，发展人民革命斗争力量，扩大和平运动的力量，集中主要目标搞垮帝国主义战争侵略势力。从外交上说，是要采取各种的和平斗争，但也一定要准备另一手，警惕帝国主义战争的挑衅。关于中苏的争执问题，要从最坏的方面想，争取最好的，估计有五种可能：宣传上的封锁、分裂，颠覆、威胁、帝国主义利用挑起战争。我们的头脑要冷静，不能忘记帝国主义这个敌人。关于修正主义和半修正主义的区别问题，由于这个国家和党基本上是反帝、搞社会主义、讲国际主义的，所以问题是部分性的，尽管错误是原则性的。
8月15日 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大使转交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两封信。一是对中共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散发声明的答复，另一是建议在一九六○年十一月莫斯科会议之前，中苏两党预先交换意见，举行两党会谈。大使说苏共中央写信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出发点是中苏两党之间的团结今后终究是要巩固和发展的。周恩来表示同意大使所说的精神，说两党的团结是需要的，但是，这种团结必须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这样来达到团结的目的。这种团结有利于反帝斗争，有利于我们的伟大的共同事业。
8月16日 为即将奉命回国的苏联专家举行宴会，代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他们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对他们的回国表示惜别。说如果觉得我们工作上有何缺点，请告诉各单位负责人，以保持十年合作的友谊。我们分开了，但相信两国、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永恒的。
8月17日 接见匈牙利新任驻华大使马尔丁·费伦茨。在听大使介绍匈牙利农业情况后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应该研究怎样使它增长得更快些，不使它影响工业生产的增长，这是我们建国以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体会。克服农业的困难比克服工业的困难更难一些，这些都是前进中的困难。有人民的劳动热情，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8月18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辽宁东部和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于八月初遭受特大洪水袭击的问题。
△出席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为招待来华访问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十二个青年和学生代表团举行的宴会，讲话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就有可能制止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就有可能维护世界和平。如果这些力量分散开来，甚至互不支持，互不团结，就有可能被帝国主义利用破坏，而向我们进行侵略、压迫、威胁和挑衅。
8月19日 约安子文谈留学生问题。
△陪同毛泽东、刘少奇会见于本日回到北京的胡志明。
8月24日 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六个民主党派中央全会扩大会议上作报告，阐明苏共二十大以来的中苏关系，分歧主要在斯大林问题和战争以及和平过渡问题上，说争论是属于马列主义原则性的，但从整体来说，从两党两国和整十阵营来说，仍属部分性质。强调我们的旗帜是马列主义，口号是坚持立场、坚持原则和坚持团结。
8月25日 接见美国作家斯特朗。在谈到中苏关系时说：中苏两党和两国之间以及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是主要的，有些分歧，但不会很大。目前我们之间是存在着一些争执，这些争执都是原则性的，是对马列主义原则的不同看法；但是在行动上，我们两党和两国都还没有脱离马列主义总的轨道。错误的理论和原则必须加以限制和纠正，必须把它拉回到马列主义原则这个正确的方向上来。这种工作是要做的，并有重要的意义。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和马列主义者，我们要这样去做，这样做是很重要的。在谈到反帝问题时说，今天中国人民为什么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运动搞得这么激烈？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警告美帝国主义，是为了限制它进行挑衅。我们一方面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冷战和实力政策，另一方面我们并不拒绝跟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总之，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使美帝国主义认识，对中国不可以挑衅，也不可以不理或轻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制止战争。我们如果能把战争制止，我们还是要争取制止战争的，或者无论如何，我们也要设法把战争推迟的。
8月26日 致信吴努，邀请吴努和奈温、吴巴瑞于九月底前来华访问。对缅政府准备在签订边界条约时向居住在中缅边界上的中国居民赠送大米和食盐表示感谢。表示愿意在明年一月四日亲自到仰光去交换边界条约的批准书，并参加缅甸国独立节的庆典。
8月27日 接见正在中国访问的日本日中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提出中日贸易三原则和重申两国政府的政治三三原则。说根据中日两国人民的愿望，中日贸易如果能够恢复起来，对两国人民都有好处。但是池田政府的态度究竟如何，我们还要看一看。“我们现在提出贸易三原则，就是：一、政府协定，二、民间合同。三、个别照顾。首先，一切协定今后必须由双方政府缔结，才有保证，因为过去的民间协定，日本政府不愿给以保证至于政府协定，总要在两国政府向着友好方向发展，并且建立起正常关系的情况下才能签订，否则不可能签订。关于两国政府的关系，还是坚持过去我们说过的政治三原则，过去的政治三原则并不是对日本政府有所苛求，而是很公平的。这就是说：第一，日本政府不能敌视中国。因为中国政府并不敌视日本，并且承认日本的存在，高兴地看到日本人民的发展。如果双方进行谈判，当然以日本政府为对手。但是，日本政府对中国并不如此，不承认新中国的存在，而且相反地敌视新中国，承认台湾，说它代表中国。日本政府也不以新中国政府为谈判的对手。第二，不能追随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美国这样做，日本追随，我们当然反对。第三，不要阻碍中日两国关系向正常化方向发展。我们这个三原则是很公道的。”“其次，是不是没有协定两国之间就不能做买卖呢？不然，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是可以的，可以签订民间合同。”“如果合同履行得好，双方关系也好，两国政治环境又向好的方向发展，也可以把短期合同变成比较长期的合同。这是从前途方面着想的。再次，是个别照顾。这样做已经两年了。中小企业有特殊困难，日本总评〔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进行斡旋，这是对的。今后还可以继续照顾，并且根据需要，数量也可以增一些。”
〔注〕日本总评是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的简称，一九五○年七月成立，是日本最大的受日本社会党影响的工会组织。
8月28日 接见中共各省市委统战部长，阐明向民主人士传达中苏关系问题的内容：关于苏共领导错误的性质问题，要有分析，要讲明白。赫鲁晓夫在某些原则性的问题上是半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不能说苏联整个国家变坏了，他们还是反帝国主义，搞社会主义，讲国际主义的。两党两国的主要部分还是团结的。右倾机会主义是党内问题，人民内部问题，它对马列主义是部分性的修正。我们要承认赫鲁晓夫的错误是部分性质的。赫鲁晓夫和其他兄弟党有反华情绪甚至于说我们是“黄祸”，这当然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当然是愤慨的，但不能造成反苏情绪，这决不允许。关于错误的影响，要强调不大也不小。一时看起来，乌云压城城欲摧，但不久就会雨过天晴，乌云总要过去的。关于前途问题，只能说到一定程度，有些事不能设想，边境挑衅是可能的，但不能设想动武。我们可以把坏事想足，但不能超过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关于错误的内容，只能讲大的节目，大的问题，引导他们注意原则性，根本性的问题。两党两国的关系总是会雨过天晴的。
△到刘少奇处商谈赴越代表团问题。晚，到毛泽东处开会。会上谈接见阿尔巴尼亚赴越代表团长事。参加者还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李先念。
8月29日 和薄一波、习仲勋、程子华〔注〕、韩哲一、姚依林等谈一九六一年计划问题。
〔注〕程子华，时任商业部部长。
8月30日 陪斯诺参观北京密云水库。途中就中美会谈将于九月六日举行第一百次会议，全面回顾建国十一年间中国同美国的关系。指出一九五○年六月朝鲜战争开始后，美国就对中国采取丁侵略政策，而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两国之间存在的争端。中美谈判总要先达成原则协议才能解决具体问题。应达成的原则协议包括两点：第一点是中美两国之间的一切争端，包括两国在台湾地区的争端，应通过和平协商求得解决，而不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第二点是美国必须同意将武装力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至于什么时候撒以及如何撤的具体步骤是下一步讨论的事。只要美国政府不采取侵略中国的政策和不以武力相威胁，就必然会得出这个合乎逻辑的结论。
△批评密云水库工地未把移民的房子盖好，说你们的确是见物不见人，你们不把移民的房子盖好，我再也不来了。你们什么时候把房子都盖好了，给我打个电话，我一定来看。
8月30日 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中所提的对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实行“整顿、巩固、提高”的方针后增写“充实”两字。九月五日，又将“整顿”改为“调整”。九月三十日所签发的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委《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提出，一九六一年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
8月31日 与贺龙、习仲勋等同阿沛·阿旺晋美谈话。在谈到西藏平叛问题时说，对东边昌都地区的叛乱分子，要下决心歼灭，把昌都搞彻底。关于西藏内部的民主改革，现在进行得还好。群众已经发动起来，觉悟提高了，生产热情也很高。有的在搞互助组，有的搞联组。不管互助组也好，联组也好，要坚持一个时期，把生产搞好，不要急于搞合作社，不要急于摘内地的一套：要使群众情绪安定下来，稳定一个时期，搞好生产。要搞点水利，要锄草，耕深一点，种得密一点，但也不要太密了。现在是搞平叛、改革，以后来几个连续丰收，人民总需要一点储备粮，将来粮食多了，儿女也会多起来。有些喇嘛还俗了，不还俗也可以结婚，也不妨碍信教。要发展人口，发展生产，要达到人畜两旺，现在主要是搞好农业，不要急于搞工业。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建立民主的西藏。将来要建立社会主义西藏，内地有一些人去，所以救藏团结是个关键性的问题。要搞好汉藏团结，必须从两方面做工作。我们汉人要强调反对大汉族主义。你们藏人就要强调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这样两方面才能团结。
△审改《中共中央关于为全面谈判中苏边界问题做好准备工作的通知》稿。通知稿是发给新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黑龙江、吉林省委的，内容说中苏边界在历史上存在一些悬案，解放后也发生一些新的问题。最近在新疆阿图什县又发生边界争执。苏联驻华大使馆于八月十七日为此向中国外交部提出照会。中国政府准备就中苏边界问题在必要时同苏联举行全面的谈判，争取解决中苏边界上的历史悬案和解放后的新案。为此，要求立即着手为谈判进行六项准备工作。周恩来增写了第四项：“对发生争议的地区，如果需要实地勘察，必须先向中央请示。不得中央批准，不要在中苏边界进行任何勘察工作。”
8月31日、9月3日
△约王鹤寿、张霖之、吕正操等谈钢铁、煤炭和运输问题。
9月2日 约谭震林、廖鲁盲、陈正人、李葆华、钱正英等谈水利问题。
△在越南驻华大使陈子平举行的越南国庆招待会上讲话中说：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一向关心印度支那的和平。愿意看到这块同中国紧密毗连的地区成为一个和平地区。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国政府一贯严格遵守日内瓦协议的规定，支持越南的和平统一，支持柬埔寨王国政府的和平中立政策。并且多次表示愿意同一个和平中立的老挝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我国政府非常愿意看到和平地区能够得到不断扩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关系中能够得到新的体现。
9月3日 到北京医院看望黄炎培。
9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议题是关于城市职工和农业人口生活待遇及工资等问题。
9月5日 接受英国记者费力克斯·格林电视访问。在谈到中美关系问题时说，中国不愿意同美国打仗。中国人民从来是愿意同美国人民友好的，我们希望在和平的环境中建设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相信美国人民也不愿意同中国打仗。但是美国政府对中国一直推行着侵略政策。面对着这种战争威胁，中国人民不能不时刻保持警惕。加强自卫力量。我们相信，只要中美两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共同努力，制止美国政府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是有可能的。但只要美国继续侵占台湾，中美关系就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善。中国政府一贯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威胁。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任何外国不得干涉。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政府以武力侵占中国领土台湾，阻挠中国政府行使对台湾的主权。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美国政府必须同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近几年来中英关系没有获得应有的改善，这是因为英国政府一方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唯一能够代表中国的政府，另一方面却又追随美国在联合国中支持蒋介石集团。只要这个障碍能够除去，中英关系将会立即得到改进，两国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也将得到发展。
9月6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人口的口粮标准的指示》草稿。周恩来在发言中提出：一、对成灾、部分成灾和未成灾要加以区别，不要笼统讲受灾九亿亩；二、“六个省减产已成定局”讲得太死，要提再加努力，力争少减产；三、原定征购任务不要过早说“看来难以完成”。次日审定这个指示稿时，对原文的“淮河以南直到珠江流域确实丰收的地区应当继续维持平均每人每年原粮三百六十斤，超过这个限度的地区要降低下来，自然这要进行艰苦的说服工作后，才能把余粮更多地卖给国家”，周恩来在句中的“说服工作”后，增写“并对商品粮较多的地区做好商品供应工作”一句。在《指示》稿的后面，还增写：“城市口粮标准，也要有所降低，具体办法待规定后另行通知。”
9月7日 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上谈答复苏共中央通知书问题。参加者除大部分政治局常委外，还有彭真。
△晚，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董必武等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吊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威廉·皮克逝世。
9月10日 接见日本社会党拥护宪法特别委员会委员长穗积七郎，日中友协常任理事、参议院议员吉田法晴和事务局局长长谷川敏三，再次谈到中日贸易三原则，并将八月二十七日接见铃木一雄时关于中日关系和中日贸易问题的谈话记录交给他们。
△在北京机场等候欢迎来华访问的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时，对芭蕾舞演员白淑湘说：跳芭蕾舞可不能发胖，否则飞不动了。并要在场的李先念拨些木头，让舞蹈演员、武功演员铺在宿舍里，以保护关节。
9月11日、12日 陪刘少奇同杜尔会谈。
9月12日 约叶季壮谈援助几内亚和刚果的原则问题。
9月13日 晚，到毛泽东处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主要谈派出赴苏代表团事，李富春汇报了出席越南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情况。
9月14日 陪同杜尔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参观访问。在飞机上对杜尔说，几内亚要的农业机器和农具，我们正在考虑。水稻田拖拉机问题，我们还没有完全解决。为满足几内亚各方面的要求，我们将派专家到几内亚作实地研究。当日下午陪同杜尔访问上海市闵行新工业区，参观汽轮机厂、闵行一号街和新建的工人住宅，还访问了少年宫，游览了市容。次日送杜尔赴武汉后回到北京。
9月16日 召集李先念、薄一波和有关部门负责人讨论水利、救灾、粮食的生产和调运问题。
9月17日 约罗贵波等谈新疆边界问题。
9月19日 约聂荣臻、李富春、陈云等谈科技合作问题。
△就《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将于九月三十日出版事，在全国宣传会议上讲话，题目是：《〈毛选〉第四卷介绍》。说，《毛选》是我们这个历史阶段的一个伟大胜利的记录。提出学习《毛选》要联系实际，现在国际反右倾，大家要化义愤为力量，埋头苦干，自力更生。坚持团结，坚持原则，为保粮、保钢而奋斗。要学习毛主席的预见性，要善于深思熟虑，要老谋深算。建议保留一些对解放战争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的痕迹，举办展览，教育后代，认为这比整修故居有意义。
△约李先念、雷任民、姬鹏飞、孔原等谈援助朝鲜事宜。
△约章汉夫、姚仲明等谈中缅边界问题。
9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计委和劳动部作关于当前劳动力安排和职工工资问题的报告。谢富治作肃反问题的报告。
9月23日 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薄一波关于钢铁煤炭生产和交通运输中一些问题的汇报，讨论了粮、油收购和销售问题以及答复德、匈两党中央的信稿。会议同意粮食部党组提出的一九六○年第四季度粮食调拨安排的意见和一九六○、一九六一年度全国粮食分配方案的调整意见。晚，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听取邓小平汇报中苏两党会谈情况。
9月24日 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邓小平谈了关于中苏会谈情况的通知。会议还讨论了劳动工资和公安工作问题。
9月25日 为从安徽调粮、铁和煤，飞抵合肥。
△先后与曾希圣和中共安徽省委的其他有关负责人谈钢、铁、粮、煤、水利等问题。
△在安徽省级领导和厅党组书记会议上作国际国内形势的报告。
9月26日 与江渭清〔注〕谈江苏的钢、粮食、煤和水利问题后回到北京。
〔注〕江渭清，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
△约杨秀峰〔注〕、陆定一、张际春等谈教育问题。
〔注〕杨秀峰，时任教育部部长。
9月27日 将中共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党组、劳动部党组关于当前劳动力安排和职工工资问题的报告的指示稿批送刘少奇批发，同时送毛泽东一份。周恩来批道：“目前各地都已重视这个问题，根据先念同志在湘鄂豫所见和我在上海合肥所接谈的，他们都在大力动员能够回乡的人回乡。我们在这个文件发出后，还要进一步计算今年内究竟能够动员多少人回乡生产。国家职工究竟能够精减多少人，究竟有多少人能够长期下放，然后按此数督促实现。”
△接见印度尼西亚新任驻华大使苏卡尼·卡托迪维约，说：我们台湾问题的解决比较困难，因为台湾是在美国手中，因此比西伊里安问题的解决困难多一些，时间可能要长一些，但是我们有信心，总有一天会收复台湾。我们并不打算同美国进行战争，但是如果美国打到我们头上，我们一定要回击。我们的方针是通过谈判解决，我们同美国先后在日内瓦和华沙已经谈了五年，谈了一百次，打破了国际谈判的纪录。我们准备继续谈下去，再谈五年也可以，但估计不会再谈五十年，更不会是五百年。
△接见捷克新任驻华大使赛迪维。在谈到两国的贸易问题时说，中国今年成灾面积达百分之十五，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遇到的最大的灾害。由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加上人民公社，灾害被克服了不少，但农业生产比去年要减少。粮食比计划指标要低三分之一左右。苏联专家的撤退对我国的建设项目、技术设计、设备安装、科技研究和贸易都造成损失和困难，以致我们的今后计划和对外贸易不能不作重新安排。同兄弟国家的贸易不可能再增长，今后还要减少。今年要欠你们一些，明年贸易额要保持今年的水平很困难。总的来说，两国贸易要减少，这是暂时的现象，二三年以后会好转。
9月28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周恩来指出，今后对主要生产资料要实行统一供应，各部门各地方决不许乱动用，钢材分配、利润提成、外汇提成要重新考虑。对劳动力的安排问题，会议决定由安子文、习仲勋、刘仁、马文瑞等组成专门小组，研究清楚以下几个问题：一、究竟动员到农村去的人有多少？二、中央和省、市级机关干部究竟下放多少人？三、职工究竟减少多少？周恩来要求十月份拟出方案，其办法按以下三种情况：一、下放到农业基层单位，二、下放到新建企业单位，三、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下放时间，暂定二至三年。下去后要坚持“四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建议国庆后副总理都出去，每人去一个省，抓农业、工业生产和劳动力的安排问题。会议提出要劳逸结合，勤俭建国，整顿干部作风。周恩来说：楼、堂、馆、所坚决停建，无论如何不要搞。会议原则通过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商定先行批发，以便各地各部据此进行编制计划草案的工作。
△在为来华访问和签订中缅边界条约的缅甸总理吴努和夫人、奈温将军和夫人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讲话：今年中缅两国的友好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两国不但签订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和关于边界问题的协定，而且将要签订边界条约，从而使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获得全面的最后的解决。
9月29日 和陈毅同吴努、奈温会谈。在应客人的要求谈了中印边界问题情况后说，中印间的争议仍会继续下去，但我们可向你们保证，西藏一定要实行新民主主义改革，而且现在已在改了。宗教信仰我们是尊重的。我们保证我方在中印边界停止巡逻，以减少事故，但这要双方都有这种愿望才能实现。缅甸应坚持正义立场，这样会得到各国的同情。缅甸在不少问题上勇敢地开辟了道路。中缅边界问题过去吴努总理提出要解决，吴巴瑞也作了努力，奈温将军则开辟了道路，签订了中缅边界协定，现在吴努总理又来签订中缅边界条约，可说是善始善终。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们总是支持你们的，我们的党不是背信弃义的，而是坚守信义的。
△接见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费尔哈特，说：我可以保证一点，我们不仅在你们战斗时支援你们，在你们进行建设时，我们要给予更大的支持，因为那时我们的条件会更好一些。次日，又陪毛泽东接见。
△陪毛泽东、刘少奇接见吴努和奈温等。
10月1日 同阿巴斯·费尔哈特进行第一次会谈。在听客人介绍阿尔及利亚革命的过程前说：人民力量是无穷无尽的，人民创造了世界，在人民面前帝国主义反动派只是一小撮。从这个观点看，不管是美帝国主义还是戴高乐，最后一定要失败的。我们的经验是领导要团结，例如你们的民族解放阵线，愈团结愈有力量，就能战胜敌人。此外，人民必须掌握武装，不能放下武器，因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用武装来压我们，我们要以武装来反对反人民的武装。
△和吴努分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上签字，并互祝和平友谊边界的建立。这是中国同邻国成功解决边界问题的第一例。
△应尼日利亚广播公司的要求为尼日利亚的独立致祝词，指示中国驻英国代办处转尼日利亚广播公司：一、我国政府将决定承认尼日利亚。二、如尼方保证不要台湾当局代表的录音贺词，就可以把我的祝词录音进去。
10月2日 出席首都十万人庆祝签订中缅边界条约的大会，讲话说：中缅边界条约是中缅两国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里程碑，是亚洲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光辉榜样，是亚洲各国之间解决边界问题和其他争端的良好范倒。
10月3日 同阿巴斯·费尔哈特进行第二次会谈。在谈到武装斗争和外交斗争的关系时说，外交斗争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武装斗争和外交斗争应有主有从，应该以武装斗争为主，外交斗争是配合武装斗争的。武装斗争是基础，没有武装斗争，外交斗争将软弱无力。被压迫的人民和民族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放下武器。只有掌握了武装，才能同敌人进行平等的谈判。在谈到联合国问题时说，你们向联合国提出控诉是对的，但是要警惕，不要上当。向联合国提出控诉，不仅要看到今天，而且要看到明天，要预防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干涉阿尔及利亚的事务。在谈到关于保证胜利问题时说，根据我国的经验，我提出三点：一是要有一个坚强的团结的领导，民族解放阵线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站在一起，要巩圈内部的团结，内部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但必须行动一致，这是战胜敌人的首要关键。二是统一战线越广泛越好，以利于争取多数、孤立少数。三是要加强武装力量，琅得最后胜利还耍靠武装。在谈到克服困难问题时说，根本的办法只能是依靠人民，外来的援助是次要的，这是一条规律。粮食困难要靠自己解决，有什么吃什么，就地耕种，分散耕种，依靠人民夜晚偷送粮食接济军队。武器补给主要靠从敌人手里取得。总之，要坚持长期抗战，力争避免引进美国人来，这是个关键性的问题。
10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罗瑞卿关于军委扩大会议情况和薄一波关于农业方面几个问题的汇报。
10月5日 同阿巴斯·费尔哈特进行第三次会谈。阿巴斯表示希望中国向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解释，因为他们对殖民地解放事业反应较慢。关于技术人员，目前很缺乏，希望中国派技术人员、化学家去阿工作。周恩来说。在法国力量被削弱、阿尔及利亚更强大时，要警惕以联合国名义出面搞分裂阴谋。关于技术人员问题，现在要明确，第一，技术人员与志愿人员要分开；第二，派去的地区是在突尼斯、摩洛哥，帮助你们训练技术人员和干部；第三，时间要分步骤，双方研究后再开始做。
△接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副首相李周渊。在李介绍朝鲜的农业情况后，周恩来说，今年阿尔巴尼亚灾情最严重。我国政府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先帮助受灾的兄弟国家。另外，革命的国家也要帮助，如古巴、几内亚、阿尔及利亚。此外，还要拿大米去换橡胶。我们进口橡胶除了自用外，还供给你们，苏联和东欧国家。这些粮食加在一起，数量就大了，因此，今年对苏联和东欧兄弟国家要欠帐了。再则，最近苏联把专家都撤走了，这就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困难。关于援助项目问题，同意供应十万锭子的棉纺设备，其它项目也同意供应。我们提出以下建议，请你们考虑：（一）先建设有原料把握的工厂，避免设备停工，而能迅速投入生产；（二）先建设建厂时间既快又短的项目，这样可以省力，又能增加收入，很快收回资金，并为国家创造利润；（三）厂址要靠近原料产地，以便于运输，但不能过分集中在大城市。关于贷款问题，同意把四点二亿卢布在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四年分四年用完。至于偿还期限，到时候能还就还，不能还也可以延期，推迟十年甚至二十年再偿还何尝不可？等我们的后代去还也可以。
10月7日 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先是商议发表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的讲话问题，后又听取林彪、贺龙、罗瑞卿关于军委扩大会议情况的汇报。
10月8日 约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安子文座谈山东农业情况。
10月9日 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对邓小平〔注〕来电请示今后工作的方针问题进行讨论。
〔注〕由邓小平、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于十月一日至十月二十二日在莫斯科出席二十六国兄弟党文件起草委员会。
10月10日、11日、14日、15日、21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分别听取工业、财贸等方面的汇报，并研究了右派摘帽、赦免战犯和增加重点高等学校问题。十日的会上在听取谷牧关于工业生产形势的汇报后进行了讨论。周恩来说：现在生产任务紧，下边不可能没有有右倾思想的人，应当反。但是，要把右倾的人和提困难想办法的人分别开来，千万不要听到有人讲困难，就打回去。有的人既看到困难，又主动想办法，这不是右倾，反而是我党应当提倡的实事求是态度。不准讲困难是不行的，像山东粮食问题，一直不听下边的困难，一经暴露，就严重了，不昕下边的意见，会闭塞头脑。青海送中央五万斤鱼，简直胡闹。为什么要中央调粮还送鱼？请你〔注〕起草通知全国从今以后，不许送中央一针一线一条鱼，要作全面通报，严格禁止。本来禁了多年，自大跃进以来又起来了。这就是走后门，不拿一个省开刀不行。二十一日会议上周恩来讲了对新疆苏籍干部双重国籍人员的处理意见。
〔注〕指李富春。
10月11日 接见曾出席万隆会议的日本首席代表高碕达之助，说：中国方面愿意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来恢复中日正常关系，并重申改善中日关系的三个起码条件：一、不应互相敌视，中国并不敌视日本，日本不应敌视中国；二、中国承认日本，日本不应追随美国，参与搞“两个中国”的阴谋；三、不应阻挠而应促进中日两国关系向着正常化的方向发展。中日两国人民都有这样的愿望，因此两国当局应该根据这三个起码条件来改善中日两国的关系。
10月12日 同高碕达之助谈话。对方在介绍日本各党派对中日关系问题的态度后提出，打开日中关系最简便的方法就是请吉田来看看北京。关于贸易，一个办法是廖承志先生访问日本。周恩来说：半个世纪中，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了中国。特别是九一八以后，给中国人民带来很大的损失，但是中国人民终于打垮了日本军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虽然付出了很大代价，但胜利是空前的。如果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我们要反对。吉田先生说《日美安全条约》不起什么作用，这不是老实的态度。事实上美国是利用这个条约一步一步把日本拖进战争的泥坑，充当美国的侵略先锋和炮灰。如果吉田先生的观念真正有了改变，就不应该有这样对《日美安全条约》不老实的解释。因此阁下提议我们邀请吉田的问题现在不能考虑。因为我们所邀请的执政党人士都是愿意恢复两国关系和促进两国友好的人士。日本应该选择自己的道路，那就是独立、民主、和平、中立的道路。和平中立并不是要敌视美国，和平中立有三个标志：（一）反对发动世界大战，（二）不参加军事集团，（三）不走帝国主义老路。
10月13日 约习仲勋、万里〔注〕、刘澜波等谈潮白河引水工程问题。
〔注〕万里，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
△接见以墨西哥前临时总统希尔为首的墨西哥文化友好代表团，说；我们要发展经济，成为先进的国家。如经济不发展，不能成为先进。我们非洲、亚洲、拉丁美洲要争取在二十年内建立独立的经济。不仅取得政治上的独立，而且是经济上的独立。应该从我们这三个洲消灭殖民主义。我们应把这三个洲变成先进的洲，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和平共处，谁也不侵犯谁。普国人民各自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谁也不干涉谁。
10月14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会上谈国际形势问题。参加者还有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李富春、陈伯达、吴冷西。
10月15日 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上商谈邓小平来电中所说关于对赫鲁晓夫的工作方法问题。参加者除部分在京的常委外，还有陈伯达、李富春。
10月17日 在中直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北京市机关十七级以上的党员干部和军队少校以上的党员干部会议上作精简机构、下放干部的动员报告。说目前国内外形势虽好，但由于天灾、经验不够、外来因素、掌握政策不稳、干部作风不好、队伍不纯等原因，出现了困难。强调埋头苦干，勤俭建国。提出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合并机构，下放干部，深入基层；整顿人民公社，把劳力推向农业，把农业生产搞好。
10月18日 接见斯诺，说亚洲各国人民反对美国政府是由于美国政府在这些地方执行侵略政策引起的。如果美国政府同意从亚洲国家撤退军队，取捎军事基地，那不仅可以发展美国人民和这些亚洲国家人民的友谊，而且美国政府和亚洲这些国家的关系也有实现和平共处的可能。关于中美关系，假如要改变目前敌对的关系，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中美两国达成共同协议，以和平方法解决中美之间的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二是美国政府首先应该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应该同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退美国的一切军事力量。关于裁军问题，我们是支持裁军建议的。但是不言而喻。如果没有中国正式代表参加和签字，任何裁军协议对中国都没有约束力。关于中印边界问题，我们的立场很清楚：保持现状，寻求友好解决。甚至所谓麦克马洪线，虽然我们不承认它，但我们不越过该线以南。我们不提出领土要求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这也是我们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态度。但是印度方面采取不同的态度。它以中印边界问题作为一张牌，用来打击国内进步力量，取得外援。印度政府不想解决问题。
10月19日 和邓颖超在颐和园接见当年黄埔军校师生，并勉励其中的特赦人员，要做改造的标兵。
△陪毛泽东接见军委扩大会议全体成员。接见后，与军事出国代表团几个主要成员谈话。
10月20日 给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穆·谢胡复信：中国政府认真地研究了你的来信，并且决定全部满足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政府所提出的各项要求（供应粮食、食油、糖和无息自由外汇）。
10月21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在听取谷牧关于工业生产情况的汇报后说，现在至少一千八百四十万吨〔注〕不能不完成，内部要掌握在一千九百万吨左右。总结经验还是要留有余地，缩小缺口，过去各部总不留余地，把缺口下放，不行。
〔注〕指一九六○年钢产量的计划指标。
△晚，到毛泽东处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谈二十日邓小平来电。
10月23日 发现各地出现送礼和以献礼名义向上级单位送礼、地方组织群众迎送下去视察工作或参观的领导人、会议过多等现象，在报告中共中央书记处后指定习仲勋、齐燕铭等起草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稿。通知稿规定：一、一切单位都不准向任何单位和个人赠送礼物，也不许借用任何名义变相送礼。二、各厂矿、企业、人民公社试制成功的新产品，除对其直接主管部门可以送一份样品外，不许以献礼或其他任何名义赠送给上级机关或其他单位和个人。三、中央和地方各级负责人员下去视察工作或参观时，当地负责人不要迎送，严禁组织群众迎送。生活招待应当从俭，并按标准收费、收粮票。四、精简会议。五、除必要的宿舍外，今后七年内，一律不准新建招待所和其他非生产性设施。周恩来在正文的“精简会议”后加写：“凡不需要或者可以不开的会议，应当一律不开；可开可不开的会议，应当不开；凡性质重复、任务相同的会议应当合并召开。”将通知稿送请李富春批发，并送毛泽东、刘少奇、陈毅、谭震林、李先念核阅。通知于十一月三日正式发出。
△同高碕达之助进行第二次谈话，说亚洲国家应该把民族独立的经济建设起来，这是万隆精神。我们应该本着这个精神，彼此来往，交换意见，互相参观，介绍技术，以便增进友好，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关于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多数都对新《日美安全条约》是担心的。这种担心不单纯是因为过去五十年日本军国主义曾经侵略过中国，因此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很敏感。当然，影响是有的，但不是主要的。更重要的，这个条约是受美帝国主义操纵和指挥的，我们担心的是美国对日本的操纵。在日本，总有一部分人甘心追随美国，敌视中国。我们愿意看到一个爱好和平、实现了完全独立和民主的日本拥有自卫武装。高碕先生了解了中国人民的心情和主张，回去后要推动现政府改变对中国的态度。再谈两个具体问题，第一是中日贸易问题，政府协定必须在双方根据起码的政治三原则。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以后才能签订。但是在这以前，根据两国人民的愿望，根据一年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的发展。根据政治三原则可以个别地签订民间合同。第二是关于日本战犯的问题，我们根据战犯本人的表现和中国政府的政策，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提前释放。
△晚，参加毛泽东召开的会议。会上谈农业方面的情况，参加者还有刘少奇、李富春、谭震林、陈正人、廖鲁言、李先念和华北、中南、华南一些省、市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刘子厚，刘仁、陶铸、王任重、张平化、吴芝圃、刘建勋。
10月24日 和陈毅出席高碕达之助举行的辞行宴会。高碕要求周恩来再考虑一下，可否让吉田访华，说给吉田的待遇不妨比给他的低一些。周恩来重述了第一次会谈时驳斥的理由后·再次干以拒绝，并指出这不是什么待遇高低的问题，是不能邀请敌视我们的人来中国访问。不理解新中国无关重要，但是我们所邀请的人至少应该是愿意同中国友好的。高碕说岸信介最后曾就新《日美安全条约》的范围明确表示过：“日本军队决不从日本迈出一步。”周恩来指出：任何政府的首脑不能改变条约内容，即使岸信介作过那样的解释也是不足置信的。
△晚，到毛泽东处开会。会上听取本日下午返京的邓小平、彭真汇报莫斯科会议的情况。
10月25日 约聂荣臻、韩光、张劲夫等谈中苏科技合作问题。
△批示同意主持回国留学生工作的领导小组〔注〕请示的两个问题：一、将留学生每两年回国一次改为每年回国一次参加政治学习。二、将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部改为留学生部，把预备出国和回国留学生的工作全部管起来。
〔注〕一九六○年三月七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组长蒋南翔，副组长范长江。
△得知毛泽东询同各地压缩劳动力到农业第一线上的情况后，将中央主管压缩劳动力到农业第一线五人小组的简报送毛泽东，附信说：“在这个简报上提到三个方面的数字（转到农业为二千一百三十五万人，下乡的一百八十一万人，干部下放为五十一万人）距离甚大，可以看出从城市转回农村的数字离五百万人的初步要求还很远，而二千一百三十五万人转到农业生产第一线的数字可能有些省区还是计划数字，而不是全部实现了的。”关于这一问题，拟在这次各省书记会上一谈。
10月26日 致信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为了我们两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共同高涨，我们很愿意尽力支援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建设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请求，在越南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五年）给予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六亿元人民币的贷款。
10月27日 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邓小平关于中共代表团参加二十六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起草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批准代表团在起草文件期间的工作。决定刘少奇任团长，率领代表团出席十一月将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
△审批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村劳动力问题的报告的批语稿。批语稿指出：农村劳动力问题是目前发展农业生产的一大问题，是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持续跃进的一大问题。必须引起全党同志的重视。山西省委的报告讲的很对，如果不立即改变目前农业生产战线劳动力既少又弱的状况，那所谓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所谓粮食是基础的基础，都将变成空话。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和各部门领导机关，认真地研究山西经验，参考山西经验，严格遵守党中央历次颁布的关于节约劳动力的各项指令。根据你们的实际情况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挤出一切可能挤出的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迅速改变当前农业缺乏劳动力的严重状况。
10月29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国内经济问题讲话说：去年成绩伟大，但存在困难，一是政策。一是作风，还有一个成分问题。关于《紧急指示信》〔注〕，已是第二稿了，应当把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两句话平行地提出来，还要讲透，才能鼓励大家各尽所能。要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农村人口出来太多，农忙时应当把百分之八十的劳动力用在农业生产第一线，今冬明春应大抓生活，大搞生产。关于国民经济计划，今年的钢产量不可能超过一千九百万吨；要把品种慢慢赶上去，这是方向；留有余地，缩小缺口，这是方法，今后两年必须这样做。希望今年司计划时，请大区各中央局和各省照顾到这个布局，既要照顾今天，还要看到明天。现在农业第一，无论如何城市建设不要再挤农村，三五年内不从农村中调劳力出来，相反，还要动员一些人回农村。最后，关于中央局的工作，你们要统帅一切，中央各部发的计划要通过中央局；要贯彻一切，中央已定的方针和计划要贯彻下去；要承上启下，中央各部门有不对的、不切实际的，有意见要提出来，下边有好的经验要提上来，积极性要保护。
〔注〕全称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经本年十月二十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后，于十一月三日正式发出。
△在中共中央华北局汇报工作时插话说：华北局的机构编制，精干为宜，中央各部和各省、区管的事，不能一下推到中央局，人多其实不好办事。棉花种植面积不能减少。拖拉机生产首先是钢材问题，钢材空头数字高多少也不行，要落实，见实效。我们订计划要留有余地，缩小缺口，要切实可靠，不要开空头支票。稳定劳动力的意见很好，稳定五年也可以，劳动力是关键，要注意有劳有逸，妇女得病对后代影响很大，应当注意。不搞大跃进不能摆脱落后，但是我们对大跃进的规律还未摸透，我们对农业过关估计容易了。我们并不是忽视农业，中央和毛主席很重视农业问题，农业过关，劳动力是关键。
△与郭沫若、夏衍、吕骥等出席北京文艺界为聂：耳逝世二十五周年、冼星海逝世十五周年举行的聂耳、冼星海纪念音乐会。
10月31日 审改中共中央《关于贯彻执行〈紧急指示信〉的指示》稿〔注〕。该稿指出，贯彻《紧急指示信》的关键，首先在于提高干部的思想，特别是县、社两级主要负责干部的思想。并要求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和总政治部，深入检查自己的工作，再不容许由于自己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领导和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而引起下面干部的“共产风”、浮夸风和命令风。关于文件传达的步骤，周恩来在原文的“先召开有地委、县委书记”一句后加写“其中要有意识地在同级党委中找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参加”。在原文的“召开生产小队长以上的干部会议，吸收若干社员代表参加，进行传达”一句后，周恩来加写：“其中也要有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参加。”
〔注〕此稿和《紧急指示信》稿均系中共中央书记处指定的由谭震林主持并有各中央局同志参加的小组讨论和修改过的。
△写信报告毛泽东：与陈毅商谈后，建议立即组成我方谈判团〔注〕，由章汉夫、叶季壮负责，谈判地点力争在北京。毛泽东于十一月五日批同意。
〔注〕指赴苏代表团，任务是谈判中苏贸易问题和重新援助项目问题。
秋 对粮食部党组所报告的全国当年产粮数字暂时搞不清、缺粮问题十分严重，表示：农业生产的情况如何，可以各说各的。但全国粮食收支计划必须按照粮食部门的数字安排。
11月1日 约陈毅、曾涌泉〔注〕、姬鹏飞、张彦、王恩茂、汪锋等谈新疆苏侨和中苏边界问题以及今后的工作部署问题。
〔注〕曾涌泉，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约李富春、薄一波、杨成武、吕正操等谈北京的防护工程和地下铁道问题。
11月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谈刘少奇率代表团赴莫斯科开会问题。
11月3日 出席讨论钢铁生产问题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谷牧汇报了钢铁生产的情况。周恩来在发言中要求一些部门的负责人积极贯彻中共中央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疗针。
△受中共中央委托，所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注〕发出。指示信规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相当于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基础，至少七年不变。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允许社员经营步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和认真实行劳逸结合。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整风整社等。
〔注〕此稿毛泽东于十一月三日作了几处重要修改后批给周恩来最后酌定。
△在接见加纳《时报》国际问题记者科菲·巴杜等的谈话中驳斥国际上一些人对中国的诬蔑，阐明我们主张和平共处，我国正埋头建设，不需要战争，我们的制度也不允许靠战争来推动革命。革命不能输出，要靠各国人民自己选择自己的国家制度。我们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如果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向我们发动战争，我们是要回击的。
11月4日 出席毛泽东召开的会议。会上谈我代表团五日去莫斯科问题。参加者还有刘少奇、邓小平、康生。
11月5日 约非共产党员的部长谈话和进餐。在平杰三谈到政府部门党与非党合作共事关系问题时插话说：党与非党之间应当建立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关系。要造成一种气氛，有意见就说，说错了也不要紧，只要方向对，意见总会有出入的，各部要创造这种空气。部领导每月开一次谈心会，这样对启发思想很有好处。《毛选》四卷应该好好学习，首先要学工作方法，领导方法。思想不交流，行动就难以一致。
11月6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安子文汇报河南问题。
△应约到毛泽东处，谈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四十三周年庆祝大会事。
11月7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草案》〔注〕和《中共代表团对声明草案的意见》以及刘少奇的讲话稿。会议基本同意《代表团对声明草案的意见》，另提二十条修改意见，由周恩来电告，供代表团研究参考。
〔注〕一九六○年十一月，八十一个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刘少奇、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周恩来到苏联驻华使馆出席苏联的国庆招待会。
11月8日 约安子文、习仲勋等谈政法工作和精简下放问题。
△与毛泽东商议后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中共代表团的信，说《中共代表团对声明草案的意见》“经你们研究后，即由代表团最后定稿”。刘少奇的讲话，也由代表团最后定稿。“如有大的变动，请电告。”
11月9日 出席毛泽东召开的会议。会上谈对刘少奇来电的答复。参加者还有李富春、陈伯达。
11月10日 接见印度数学家高善必，说关于中印边界问题，我们方面已经主动停止了巡逻，我们的政府已经下了命令，尽可能不开枪。印度武装人员如果进来了，就劝说他们出去。最近一年来，边境上没有再发生事件。中国决不会侵犯印度，也不会占领印度的一寸土地。我们希望真正友好地解决边界问题，愿意采取让步的方法，但是让步必须是双方的。
11月11日 在观看中央民族歌舞团归国汇报演出后同一些文艺工作者谈话，指出出国演出必须有新的质量，出现新的主题，做到文采风流，日日前进。新节目要有薪的思想内容，但必须用艺术形式来表现。优秀的节目要保留，不要喜新厌旧，也不可乱改。以后出国，古典节目还是要有，现代节目至少有一半。我们要提倡三八作风，要求生动活泼。民族舞蹈的加工，一定不要脱离原来的风格。提倡严格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结合，在艺术上就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要很好安排工作、学习和生活，劳逸结合要适当。文化工作必须缩短战线，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11月12日 约有关人员谈农垦问题。
11月13日 约李先念、叶季壮、姚依林等谈援助古巴问题。
11月14日 召集中央文教部门负责人，就制订一九六一年文教工作计划问题说：搞计划必须全国一盘棋，这点应切实贯彻到每一个领导同志，应该总结经验，改进工作，搞好明年的计划。首先要肯定成绩，肯定三面红旗有无限的生命力，现在的问题是要总结经验。今冬明春要花很大的力量来贯彻执行中央的政策。文教工作的主要对象是五亿多农民，必须很好地学习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以及其他文件。文教工作要从全局出发，要从肯定成绩、总结经验来搞计划。做计划要和当前的实际相结合，这样才能认清形势，克服困难，继续前进。为了做好文教工作，提出：一、统一口径，全面安排，中央各部不要乱出新花样，要有意识地波浪式地前进，有起有伏。经过三年苦战、大跃进，现在农民需要有个休整时期。文教部门必须根据这点来安排工作。现在文化艺术队伍很大，要进行调整、安排。二、缩短战线，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现在中央划了四条杠杠：粮食争取七年过关，三级所有制七年不变，按劳分配原则二十年不变，农村劳力五年不能外调。农村劳动力的外调有待于机械化的实现，否则影响农业生产。文教部门如不认识这点，一定会挤农业劳动力，经过压缩城市人口，城市劳动力也很紧张，因此对城市劳动力也必须很好安排。三、保证重点，解决尖端。尖端要有重点，分清轻重缓急。今后搞计划不能单提数字指标，必须从各方面设想，包括人力、物力的来源以及可能实现的条件，这样才有巩固的基础，才能落实。四、保证生产，劳逸结合。必须保证每人有足够能休息、学习时间，不要打乱，不要随意增加临时任务，这点必须很好贯彻。五、建立制度，定员定额。六、深入基层，实行“四同”。中央各机关部门乱搞文工团、剧场，是不对的，现在应该立即调整。各文教工作单位发展不平衡，需要加以充实，只有经过调整、充实后，才能保证提高质量。明年的计划数量压低一点投有害处，应该着重充实、提高，这样才可以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打下可靠的基础。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研究了河南情况和中共西藏日喀则分工委的问题。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要求各地抓紧秋收已经完毕的时机，大规模地动员群众，采集和制造代食品，以克服困难，渡过灾荒。中井中央根据科学院的建议，推荐玉米根粉、小球藻等代食品。《指示》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首，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习仲勋参加的瓜菜代领导小组，并设立专门办公室；要求地方各级党委也成立瓜菜代领导小组和办公室，负责对这一行动的具体指导。
11月15日、16日 召集副总理开会。研究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在十六日的会议上讲话，在总结经验一段中，指出今后制订计划，应将大跃进的速度与按比例发展相结合，否则就会违反客观规律，就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目前主要应当抓紧解决八个方面的问题；一、调整十大关系（工农业关系，轻重：亡业关系，沿海与内地关系，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关系，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民族关系，是非关系，敌我关系，国际关系）。二、明确所有制，“共产风”不仅农村有，城市也有，城市的“共产风”主要表现为：化大为小，化公为私，应当进一步检查和纠正。三、注意劳动力和劳动时间的分配与节约。四、必须坚持留有余地、缩小缺口的方针，今后要坚持多做少说、藏一手的方针。五、全国一盘棋。六、调整体制。七、制订计划的方法和步骤。八、合理布局。
11月16日 约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陈伯达谈莫斯科会议问题。
△晚，出席毛泽东召开的会议。会上谈答复刘少奇来电事。参加者还有李富春、陈伯达、陈毅。
11月17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介绍莫斯科会议的情况。对公报的签字问题，提出要坚持三条原则，第一是关于战争问题的论点，第二是反对写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第三是不能接受说我们进行“派别活动”的提法。如这三条不同意改，我们不签字。还指出，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要埋头苦干，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承认暂时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坚决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多难兴邦，要发奋图强。会后改写由李富春、陈伯达起草的给出席莫斯科会议的中共代表团的复电，并送毛泽东批发。
△主持国务院第一百零五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国务院关于特赦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的建议，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
11月18日 接见古巴革命政府经济代表团，介绍中国的生产和贸易情况，说中国的底子很落后，中国人民急于摆脱落后状况，高速度建设国家。最近三年，速度加快了，但离人民的需要还差得很远。重工业和轻工业产品都不能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因此无论如何也要挤出一部分农矿产品和一小部分工业品输出换机器设备回来。我们每年的进出口不能不受农业影响。去年我们遇到很大灾荒，今年我们粮食要比预定计划减产百分之三十。今年我们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贸易不可能按原合同执行。农业减产，影响工业。两年灾荒不是一年能够恢复的，但是尽管如此，只要友好国家比我们困难大，我们一定尽力援助。我们要建设，要有一个国际和平的环境。凡是新独立的国家都要和平环境。建设好了，帝国主义就不敢欺侮了。
11月1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的信：“同意你们对于不提苏联为首为中心问题所采取的立场。”
11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上谈了工业计划问题。周恩来指出：要保证轻工业，现在八个指标都未完成。今年只剩四十天，多搞点轻工业，对明年市场、人民生活作用很大。物资局、工业口要布置。
11月22日 约杨蕴玉、于光远等谈妇女代表团和科学代表团出国问题。
△晚，到毛泽东处开会，会上谈刘少奇来电关于复匈牙利党的来信问题。参加者还有李富春、陈毅、陈伯达。
11月23日 就二十一日中朝两国足球赛中发生群众嘘朝鲜裁判一事对国家体委党组提出批评，指示通过报刊临场广播和党团组织向群众进行深入的教育。三十日又在体委的检查报告上提出，在体育场的入场券上订出几条注意事项，并以通俗口语、简练文字出之。
△约安子文、习仲勋谈干部下放劳动问题。
11月26日 向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成员介绍莫斯科会议的情况。
△傍晚。到毛泽东处开会。会上谈复刘少奇来电中对于签字问题的方针。参加者还有陈毅、李富春、陈伯达、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贺龙、罗瑞卿、伍修权、周扬。
11月27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介绍莫斯科会议的情况，说这次莫斯科会议就是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再版、连续，就是对中国党进行斗争的一个会议，反华的会议。
11月28日 在讨论本年煤铁调运计划完成问题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严格的科学性是通过实际不断修改而来。要不断同大家商量。一个人孤陋寡闻，不进则退，怎能有科学性？因此，讨论问题，要让人家敢说话。党的路线要通过人执行，如被封锁、孤立，就有脱离群众的危险。生产同生活本来是密切结合的，只强调生产不顾生活不对。现在有许多地方对人民生活不关心。这一两年对劳动力不爱护。要抓生活。干部中有百分之几的人有国民党作风，这个风气要大刹。下放干部，从下面通到上面来，有权通天。煤、钢、水泥、生产基建，都要留点余地，藏一手，多做少说。地方报也要注意，成绩十分，说七分，不要说十二分。反修正主义，十年为期，更要藏一手。藏一手是争取主动问题。
△审改《中共中央关于在声明草案上签字问题给代表团的指示》稿，稿中对莫斯科会议上可能出现的几种情况和我们应采取的对策提出六条意见，其中第六条为周恩来所加，主要内容是：不论签字与否，我们必须发表声明，指出这次会议在赫鲁晓夫和苏共代表团的恶劣做法影响下，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又一次不可容忍的恶例。我们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我们保留对二十大不正确部分的不同意见，并且也反对把不同意见强加于人。此件毛泽东闻后批：原则同意。
△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中央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的复电。会后又出席毛泽东召开的会议。会上继续谈对刘少奇来电关于签字问题的答复。参加者还有柯庆施、曾希圣、陶铸、王任重、刘澜涛、张德生、宋任穷、欧阳钦、李雪峰、廖志高、李大章。
11月30日 接见以格瓦拉为首的古巴革命政府经济代表团，说关于贷款的偿还问题，协定规定是一九六六年起到一九七五年还清。一九六六年你们如有困难，可以推迟偿还，推迟到你们可以偿还的时候，如果还有困难，还可以经过谈判不还。
△约张际春、周扬、杨秀峰、钱俊瑞、林枫等讨论文艺工作。
11月 将广州军区工程兵教导大队一中队第二和第三小组建议降低粮食定量、降低薪金标准、全党展开捐献运动、偿还国债致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批给广州军区政治部并各军区、各军种、兵种、各院校、总参、总后政治部；“这些同志心是好的，气是壮的，勤俭节约的精神也是好的，应予鼓励。但应向他们讲清，目前国家的暂时困难是物资不够，要力求增产，厉行节约，揭发贪污，反对浪费。对粮食的节约，按照国家要求的标准执行就对了。薪金有多余的人可以放入银行储蓄起来，捐献不要提倡，主要是树立起勤俭建国和勤俭持家的风气。总政治部回信时，要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和锻炼，注意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和军事技术水平。”
12月1日 约各副总理和有关部委谈钢铁和煤的运输以及国防工业问题。
12月2日 在中共中央主办的报告会上作《全党动员起来保粮保钢》的报告：我们的形势总的方面是好的，但确实存在暂时性和局部性的困难。造成困难客观上是天灾和经验不足，主观方面是缺点、错误，其中有政策、作风等问题。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目前一个紧急的要求是钢产量，全国人大通过一千八百婵十万吨的数字，无论如何要略有超过，否则有政治影响，完成了对明年的继续生产更有好处。为了保证一千八百五十万吨至一千八百六十万吨，要求各口子，特别是各省市区委的书记，管工业、计划、经济、财贸的要注意照顾全局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接见韩素音后看望斯特朗。
12月3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指示说：今年能不能完成一千八百六十万吨钢的生产任务，是国内外注目的一件大事，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从十一月二十一日起，钢、铁、煤出现了生产逐日下降的严重情况，如果不扭转这种局面，钢铁生产任务就有完不成的危险，这对于我们目前国内外的政治斗争，对于明年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都是不利的。中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立即抓紧时机，确保全年钢铁计划的完成。
△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中央一级机关抽调干部下放农村基层的通知》。《通知》说，中央决定从中央一级机关抽调一万名干部下放基层工作，其中下放到农村的七千八百人左右（包括分配给西藏和新疆的干部数字）。《通知》规定，这批干部应该全部放在基层。除少数可以参加县委和留在公社工作外，绝大多数干部应分配在生产队和生产小队工作。《通知》还说，这批干部中，绝大部分是编外下放，有一小部分是编内下放，编内下放的干部，两年之后仍回原机关工作。
△到毛泽东处开会，听取当日抵京的邓小平、彭真等汇报莫斯科会议情况。参加的还有朱德、李富春、陈毅、贺龙等。
12月4日 约李葆华、刘澜波、钱正英谈水利问题。
△晚，到毛泽东处开会。会上听取萧华、罗瑞卿汇报总政治部整风情况。参加者还有邓小平、彭真、李富春、陈毅、陈伯达、康生、贺龙、聂荣臻。
12月5日 同张国华，杨静仁等谈西藏问题。指出：土地证要坚决发下去。西藏民主改革后的所有制至少四年不变。四年肯定不搞合作社，只搞互助组，对内也不提两年，不要两本账，更不要急于搞人民公社，今后条件成熟了再说。农奴现在有了土地，让他们积极生产，叫大家把心定下来，不要一下子把土地向合作社入了股。原由娃子〔注〕组织的合作社，真正搞得好的可以不拆散。他们过去的集体生活，是剥削制度造成的集体，同我们人民公社是根本不同的。不要过急地把这部分人打散，否则他们不能生活，可能埋怨我们。如果本人愿意成家立业，他看到家庭生活好，他要走这条路，我们不能不叫他走，他们慢慢能够过集体生活的，应让他们搞，但不要勉强他们去建立集体，应该先走向个体。将来再走向集体。还有第三类，是由于领导人的主观愿望，不顾群众利益，他们不安于搞互助组，急于搞合作社，把主观愿望代替群众意见，形成强迫命令，强迫命令则易于脱离群众。我估计第一类是少数，第二类可能是多数，第三类则应予以停止，如果不回头就要犯错误。主要是保护劳动力，发展生产，这是一切的一切。刮“共产风”、浮夸风、忽视对劳动力的保护，对劳动力的破坏，教训太大了，不保护劳动力是不行的。西藏人口少，更要注意保护劳动力，保护劳动力是为了发展生产。为此，你们应多想些办法，叫人安定一个时期，不忙于社会主义改造。要把贫苦的群众真正发动起来，树立起贫苦群众的优势，并且要巩固一个时期，使他们安定下来搞生产，使他们看到有希望。要把政策贯彻下去。汉族干部要掌握政策，对于有些干部作风不好的要教育批评，问题严重的要送回内地处理。
〔注〕指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前的奴隶。
△约有关人员谈援助越南问题。
△接见以阮维桢副总理为首的越南政府经济、贸易代表团，介绍中国进行经济建设的经验，说：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和苏联的经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标要低些，使每年都能超过计划，这样比较好。斯大林说的这句话还是对的。这里可以得出两条经验，一是可以把指标订得低些，这样可以完成计划，但不是订得很低。第二，在实施过程中要经常检查，每年检查一次。这样在第二、第三年以后还可能把计划指标提高一些，从而使五年计划的指标也提高了。我们在大跃进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缺点和错误也有一些。譬如，不可把农村劳动力过多地集中到城市。现在我们正遇到这个困难。亚非国家工业落后，工业和农业要同时发展，要两条腿走路。因为农村要供应城市粮食、原料、人力，要向城市提供市场。我们落后，在农业生产上就要很多人。城市^日增加很快，特别是近两三年来。这对农村和城市来说都是浪费。一切劳动力的浪费归根结底都是劳动时间的浪费。
12月6日 审改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统战部关于精简下被支援农业生产第一线对资产阶级分子、小商小贩区别对待问题的意见的批语稿，在批语稿正文的“今后凡处理有关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问题，各有关部门应该事先同统战部门取得联系，密切协作”一句后，增写：“这些人原则上一律不要下放到农村，而在必要精简的单位，在完全自愿条件下，可以下放一些到城市企业。”
△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关于山东、河南、甘肃和贵州某些地区发生严重情况的材料的批语稿。批语稿说，这个反映中所述的贵州遵义和毕节地区的群众生产、生活中的严重情况，特别是干部中的极其严重的不可容忍的铺张浪费、贪污腐化、破坏党章、违法乱纪、不顾人民死活的情况，有些简直不能想象。其中某些反革命的破坏行为显然是封建势力在地方上篡夺领导，实行绝望性的破坏性的报复。这是农村中阶级斗争的最激烈表现。中央要求山东、河南、甘肃、贵州省委好好检查和纠正这方面问题，更主要的是赶快将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无保留地传达到群众中去，抓生活、生产和劳动力安排，使中央的政策直接与群众见面，先分是非，后清敌我。其他各地、各单位也要检查这一反映中的或多或少甚至极少的类似情况，坚决纠正，彻底解决。
△在北京市民黄石林的来信上批示意见。黄信反映全国工业展览会已办了三年，展览了许多生产设备，且要用许多工作人员。建议采取措施避免人力、物力的浪费。周恩来批：“重要生产设备应尽可能调回各部有关企业安装生产，人员应大力减少，只留必要的保管人员。”
12月7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邓小平报告在莫斯科会议期间的工作情况。
12月8日 在中央一级机关下放干部会上作报告，说这几年成绩伟大，但问题不少，前途是光明的。归根到底是要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在学习毛主席著作中，有几个原则性问题应该认识。第一是要认识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观点。第二要有严格的科学性和高度的革命性相结合的观点。第三是政治挂帅一定要跟物质利益结合在一起。第四是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相结合。第五是学习与实践相结合。
12月9日 接见缅甸驻华大使叫温，委托他转达吴努：我们将在下星期完成条约批准的手续。我将接受给我个人授勋章。
△约习仲勋、杨秀峰、张际春等谈文教问题。
△接见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苏达利柯夫，谈苏联运给越南的燃料和汽油在中国过境问题。
△下午，和毛泽东等到机场接刘少奇等回国。随后，到毛泽东处开会。会上刘少奇谈赴苏情况。
12月10日 接见古巴驻华大使奥斯卡·皮诺桑托斯夫妇，说人民迫切要求摆脱穷困和落后，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一个长时期。要摆脱殖民主义的控制，但没有完全的经济独立是不可能的。没有经济独立就没有完全的独立。
12月11日 为中共中央转发国家经委东北工作组关于锦州市动用国家统一分配的锅炉情况的报告，并审改中共中央关于纠正锦州市委和锦州第一机械厂以小公共大公的产的变相“共产风”的批示稿。批示稿指出：为了集中力量保证国家计划的完成，中央已经再三指示，严禁各部门和各地区私自动用国家统一分配的物资，但是有些地方并没有认真贯彻执行。锦州的某些负费同志不顾国家的分配计划，不顾企业签订的合同，任意扩大本市的基本建设，任意把国家统一分配的供给全国四十八个单位的六十八台锅炉，大部留在本市自用了，这是不顾大局的本位主义和分散主义的思想在这些同志的头脑中和工作中的反映。严重的是中央三令五申之后还这样做。周恩来在此处加写：这也是典型的一种小公共大公的产的变相“共产风”。批示稿要求有关部门彻底检查和严肃处理。周恩来在此句后加写：把自行动用的六十八台锅炉逐个进行检查，凡能抽回的统应抽回归大公，按原合同交货；凡不能抽回的，也要说明，并认真作出交代；并写出书面检讨给中央。
12月12日 晚，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上，周恩来汇报了一九六一年计划等问题。参加者除部分政治局常委外，还有李富春和彭真。
12月12日—14日 召开由副总理和各口负责人参加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剖析，说：我们做了错事，看来有一半是由于经验不足。今后必须慎重，要很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改变目前的状况，关键在于领导，在于决策，在于我们这些人。高指标几年了，这次允许我们试一次低指标。如果低错了，我们承认错误就是了。明年减低速度，这决不是什么消极的措麓。这是我们主动搞的有计划的“马鞍形”。许多错事中，人为的因素占三分之一以上。既然这样下去不行了，就不得不主动地搞“马鞍形”。关于“八字方针”的含义，周恩来解释说：调整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扩大再生产，巩固是为了再前进，充实是为了搞好配套，使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发挥。执行这八字方针的任务是很紧张的，绝不是轻松的，问题是我们要主动的有秩序的有计划的紧张。
12月13日 出席邓小平向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北京市委报告参加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情况的大会。
△答复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来电，抗议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暴行。此前，阿尔及利亚法国占领区的人民在戴高乐到当地宣传“公民投票”计划时，爆发了群众性的反法示威游行。法国殖民者竟进行屠杀。
12月15日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西哈努克。
12月16日 同西哈努克会谈，主要是商谈原来援助柬埔寨的四个项目要增加设备、建设钢铁厂和机械厂需签订具体协议、修建铁路的技术帮助、帮助勘察线路的问题。周恩来并向西哈努克了解柬埔寨的农业情况，说以便考虑派些什么人去能够给予你们一些帮助和提供一些建议。
△陪柬埔寨外宾参观军事博物馆。晚，到毛泽东处开会。会上谈韦国清〔注〕赴越南事。参加者还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陈毅、罗瑞卿、韦国清。
〔注〕韦国清，时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
12月17日 约张霖之、王鹤寿、谷牧等谈钢铁生产问题。
△约罗瑞卿、韦国清、姬鹏飞、杨成武等谈对外援助问题。
△和邓颖超陪毛泽东会见西哈努克。
△答复基赞加副总理十三日来电，表示继续支持以卢蒙巴总理为首的刚果合法政府，继续支持刚果人民，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对刚果的侵略和干涉。
12月18日 在西哈努克举行的宴会上讲话，主张老挝问题应该由老挝人民自己解决，坚决反对外国侵略势力的粗暴干涉。
△约各大区主管工业的书记和辽宁、黑龙江等十一省主管工业的书记谈计划问题。
12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上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
12月20日 与陈毅陪同西哈努克和夫人到南京、杭州参观访问。在赴南京的专车上同西哈努克交谈时说；我们是赞成联合国和支持联合国的，我们认为它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它也有消极方面，那就是美国控制了多数表决机器。尽管美国的多数越来越少，但是它仍然是多数。刚果问题上就是那样。现在已经有许多国家从联合国军撤出来。卢蒙巴没有经验，他把联合国请进去，结果请不出来了。刚果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教训就是，提联合国不如不提联合国。所以我们主张老挝问题应该采取日内瓦会议的形式来解决，倒不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进联合国，而是因为美国还能操纵联合国。
12月21日 抵达南京。陪同西哈努克和夫人晋谒中山陵，游览明孝陵和玄武湖等名胜古迹，访问南京市白下人民公社五群村分社和无线电工业学校。
12月22日 抵达杭州。陪同西哈努克一行游览西湖，参观都锦生丝织厂。约中共浙江省委、杭州市委负责人谈话。二十三日访问西湖人民公社十月生产队。归途中经六和塔时，对中共浙江省委和杭州市委的负责人说：这地方很好，但附近一些破旧的房屋把风景破坏了，你们要整理一下。
12月24日 回到北京。
△签署发布《国务院关于一九六○年度征兵的命令》。《命令》要求从年满十八至二十一岁的男性青年中，征兵五万人。某些地区灾情严重，可以减少或免除征兵任务。
12月24日—1961年1月13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总结近两个月来各地区整风整社试点的经验，作出《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会议确定一九六一年所有社队都必须以贯彻执行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为纲，进行整风整社，彻底检查和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强迫命令风，彻底清算平调账，坚决退赔。《纪要》还在十二条紧急指示的基础上，又确定了农村工作的若干具体政策，主要是：一，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和退赔平调账，都要分两步走。一九六一年除了继续实秆超额交售余粮的奖励办法外，准备再拿出十亿元专门用于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同时适当提高油料、生猪和禽、蛋的收购价格；棉花和其它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一九六二年再提。国家准备拿出二十五亿元作为退赔补贴。二、社员家庭副业和手工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是大集体下的小自由，允许有适当发展。社员自留地占当地每人平均占有耕地的比例，要从十二条紧急指示规定的百分之五提高到百分之七。三、对农村集市采取活而不乱、管而不死的方针。目前要放手活跃农村集市，不要过多限制。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九六一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
12月25日 约廖承志、张彦、孔原、雷任民谈外事问题。
12月27日 约副总理等谈组织机构和人事问题。
△晚，出席毛泽东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有各中央局第一、第二书记参加。会上听取中央工作会议各小组汇报情况。
12月30日 离京，准备访问缅甸。随行的有陈毅和夫人、罗瑞卿和夫人等。登机前与陈云、叶季壮商量进口粮食数量问题，确定进口一百五十万吨。当日到达武汉。
12月31日 抵达昆明。
2007/09/10
1960年六十二岁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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