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日—6日 召集国务院系统有关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汇报会。三日，听取忙报并讨论煤炭、木材的生产问题。为加强对木材的供应、生产、调运、分配、节约和基建等项工作的管理，商定在国家经委下面仿照煤炭指挥小组的机构，也成立一个木材七人小组。四日和六日，听取汇报并讨论精兵简政问题。商定国务院八个口子（工交、基建、农林水、财贸，文教、外事、国防、行政）与各部委限期确定各行各业的生产定额、工作定量，编制定员，以便分省区企业事业，下达一九六二年上半年的裁并机构和减人指标。五日，听取《关于一九六一年财政信贷执行情况和一九六二年如何实现中央“当年平衡，略有回笼”方针的报告》的汇报，并讨论财政问题。会后，向中共中央提出：今年计划还需要大调整。
1月5日 同陈毅、聂荣臻、陆定一等出席招待首都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宴会，在致词中号召科技工作者为了祖国的富强、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和世界和平，树立雄心壮志，埋头苦干，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奋勇前进，在一九六二年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1月6日 与李先念、姚依林等商谈粮棉收购问题。
△就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致信邓小平并中共中央书记处，提请书记处讨论通过。信中提出，关于粮棉油的今年征购上调和下年度的包产征购问题，拟在确保下年度粮食征购八百二十亿斤，棉花至少播种六千三百万亩、征购一千八百万担，食用植物油征购二亿斤的指标要求下，争取在会上商定；信中对精兵简政工作提出了具体的实施办法。
△在宋庆龄陪同下，与陈毅、邓颖超等参观《中国建设》杂志创刊十周年展览会。该刊一九六二年一月号刊登了周恩来上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题词。
1月7日 审批钟子云〔注〕《一九六二年煤矿生产工人恢复粮食定量需要增加的粮食和补助大豆、食油的数字》报告，批示：“必须在根据综合生产能力和当前任务而定额定员的条件下，计算粮油豆的补贴标准和数量。”
〔注〕钟子云，时任煤炭部副部长。
△探视病中的美国共产党党员玛尼亚·吕思，受邓颖超之托，向吕思介绍养病的经验。并询问了在中国工作的美共党员的情况，希望他们对中共的工作提出意见。当吕思称赞周恩来在苏共二十二大上“高举马列主义旗帜，短短几句话，就揭露了一切”时，周恩来说：是党决定我那样讲话的，我执行了党的决定。
1月8日 鉴于一九六一年全国减少城镇人口一千三百万人（其中含精减的职工九百五十万人），本日，按照原定减少城镇人口二千万人以上的要求，改定《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六二年继续减少城镇人口七百万人的决定（草稿）》〔注〕。草稿提出：一九六二年上半年全国再减少城镇人口七百万人，其中职工应占五百万人以上，争取在春耕或者夏收前完成。二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发出了这一决定。
〔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周恩来根据当年一月至十一月期间全国减少了城镇人口一千二百多万人的情况，曾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六二年继续减少城镇人口八百万人的决定（草案）》。年底，得知全国精减城镇人口总数已达到一千三百万人，因此重新提出一九六二年再减七百万人的要求。
△接见阿尔巴尼亚政府代表团团长、部长会议副主席凯莱齐。针对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建设的专家所要求的建设规模大而全、制定计划时间很长等问题，指出：我们的工程师的建设思想是不符合毛泽东同志的勤俭建国思想的。并告诉凯莱齐：现在我们正在开会讨论这种建设思想不符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的问题。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就学苏联，建设思想是有毛病的。这怪我们。建设思想没有中国化。
1月10日 与有关负责人谈粮食问题。
1月11日、12日 约廖承志等谈日本问题，十一日陈毅参加。
1月11日—2月7日 出席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会议的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民主集中制，以便进一步纠正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错误，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迅速扭转国民经济困难的局面。一月二十七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书面报告，初步总结了一九五八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几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和产生错误的原因，代表中共中央承担了责任。报告指出全党当前的中心任务是，踏踏实实地、干劲十足地做好调整工作。并认为：“一九六二年是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工作最关紧要的一年。”会议期间，刘少奇、林彪、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先后在大会或地方组会议上讲了话。
1月11日、12日 与陈毅接见日本社会党顾问铃术茂三郎和他率领的日本社会党访华代表团全体成员。十二日，在宴请代表团一行时说：已故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先生在日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付出了血的代价，这特别值得中国人民钦佩；中日两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方式和方法，要根据两国各自的具体情况、两国人民的觉悟程度和斗争的发展来决定；反动分子把中日两国人民在反美斗争中的互相支持，故意说成是要结成军事同盟，这完全是造谣生事；中日两国人民的来往，是有巨大国际意义的。
1月14日 会见老挝爱国战线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苏发努冯和出席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越南代表团特别顾问黄文欢，就老挝联合政府、日内瓦会议前景等问题交换意见。
1月17日 参加中共中央组织的起草委员会，讨论、修改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稿。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二日，继续出席起草委员会会议。
1月18日 约柯庆施、曾希圣、江华、江渭清、谭启龙、杨尚奎等谈粮食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关注粮食问题，了解粮食情况，研究解决办法。还多次约李先念、陈国栋、姚依林、廖鲁言等以及东北局和西南局有关负责人谈粮食问题。
1月19日一22日 修改《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稿。二十日，对报告的“基本经验教训”部分所列十二条提出书面《补充意见》：“要阐明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和实事求是，多快和好省数量和质量，需要和可能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关系”。对社会主义经济提出“高速度和按比例地发展”的问题时，要说明是“在基本上保证吃、穿、用的基础上的建设高速度，也就是把消费和积累放在适当的比例关系上，才有可能和持久。否则就难以维持简单再生产，更谈不上扩大再生产”。“统一的国家计划是由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的企业和事业计划构成的”。“国家体制问题”就是“集中统一和分级管理，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统一的国家计划和发挥地方积极性问题”。“一切要经过试验，因地制宜，是建设工作中的重要方法。应该有健全的规章制度，经济工作应该越作越细。”关于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应“把所有制的改变要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觉悟程度来决定的意思补写进去”。除了对每条在内容上和文字上提出修改意见外，周恩来还建议增加四条经验教训，即：“一、文化、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要与经济建设相适应，不能过快。二、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增产节约。三、精兵简政。四、加强党对经济建设的领导。”这些补充意见，基本上被吸收到后来定稿的书面报告中。同日，在修改报告时还建议增写以下内容：“应该说中国农业生产在目前条件下每年递增百分之五就是大跃进了，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同志在人大常委会议上所说的农业每年要增加百分之十至二十才算大跃进是不可能的、是错误的。”并剖析了错误产生的根源。二十二日，在修改报告中的“关于集中统一”部分时，提出将国家下放给地方具体安排自己所需建设项目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百分比，由原稿的百分之十五至二十，改为“百分之十至十五”。对已经下放给地方的重点工业企业的处理问题，将原稿中“必须在一九六二年第一季度收回”一句，改为“在一九六二年内通盘安排，逐步收回”。
1月20日 约见参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河北省邢台地区南宫县县委书记李瑞山，了解县委的工作、群众生活、人口、土地、粮食产量等基层的情况。提出：你们南宫县是老产棉区丁。要多生产棉花，多为国家做贡献。在谈到如何总结和检查工作时，强调要一分为二。在总结工作时，宁愿不及，不要过头；在检查工作时，宁愿过头，不要不及。
1月2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1月26日 和邓颖超接见蒋介石前妻陈洁如，详细询问陈在上海的生活情况。在谈话中表示：我们完全赞同你去香港清理债务，办理自己的私事。在香港愿住多久都可以，由你自己决定。还指出：蒋介石的一切罪恶只能由蒋个人负责。蒋现在还有那么一点点民族观念，他还是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因此，我们对他仍寄予希望。
1月27日 出席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会议审议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并听取刘少奇关于国内形势、加强民主集中制、党的问题的讲话。刘少奇在讲话中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关于出现困难的原因有的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建议中央和地方都清理一下诸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把重视客观条件的观点当做“唯条件论”、“左”比右好之类的口号，并清理宣传、新闻机构和报刊杂志所说过的“对人民不利的话”。
1月30日 下午，出席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着重阐述必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必须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等问题，并对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承担了责任。晚上，周恩来参加福建分组会，讨论刘少奇的报告和毛泽东的讲话。次日，又两次参加福建组举行的大会。
1月31日 约河北省省长刘子厚谈话，了解河北的情况。二月三日，又约四川省的有关人员谈话，了解四川的粮食情况。
2月3日 在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福建组会上说：我们检讨的原则是：肯定成绩、前途光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从有利于工作出发，有利于事业前进出发。检讨的方针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出气和上下通气，达到新的团结，方法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检讨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团结，这里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如何做到实事求是？首先要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我们要发扬民主，恢复和加强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党内要有正常的民主生活，要实事求是，要按照党章办事。”“乱斗争行吗？不行。随便撤职。随便开除党籍，随便捕人、打人，都是不行的。”在谈到错误的责任时说：中央责任第一，大区和省委第二。中央、中央局、省委三级是盾，地、县两级是矛。矛是攻盾的，这几天攻得好。
△致电古巴总理卡斯特罗和古巴全国人民大会，重申中国对古巴人民的支持，谴责美国操纵美洲国家外长会议通过干涉古巴的决议“违背两亿拉丁美洲人民的意志”，“粗暴地破坏了举世公认的不干涉和自决的原则，是完全非法的”。
2月4日 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粮食、财政、减人、一九六二年计划等问题。
2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同意周恩来、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要点。
2月7日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说：对几年来的缺点、错误，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性的委员会、各综合口和各部，耍负很大责任。不切实际地规定跃进的进度，就使人们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只注意数量，不注意品种、质量；只要高速度，不重视按比例；只顾主观需要，不顾客观可能；只顾当前要求，没有长远打算；不从整个历史时期来计算大跃进的速度，而要求年年有同样的高速度。结果是欲速则不达。必须认识如果不按比例，不搞综合平衡，不认识客观规律，不按客观规律办事，就要受客观规律的处罚。目前我们国内经济形势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困难，主要是生产降低，物资不足，最紧张的是粮、棉、煤、术，其中最突出的是粮食。就目前情况看来，一般地说，全国农业生产的恢复，需要三年到五年。在详细列出历年的粮食细账后说：在一九六一年我们初步压缩城镇人口和职工人数后，一九六二年国家统一支配的粮食还差一百亿斤左右。一九六二年是国民经济计划以调整为主的关键年。提出克服目前困难的八条具体办法。其中，“坚决精简机构，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人数，减少粮食供应”。“这是克服当前困难的最重要的一着，也是调整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精兵必先简政。党、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首先要裁并机构。要‘拆庙子’，同时要‘搬菩萨’。”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与邓小平商定，二月八日再召集各中央局书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举行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专门讨论《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三年粮食产量和征购、上缴数量的估算》、《一九六二年各省、市、区棉花生产、收购包干数量表（草案）》、《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六二年上半年继续减少城镇人口七百万人的决定（草案）》等六个文件。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以后的几天内，叉多次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粮食、计划、精兵简政、商业、外事和军事等问题。
2月8日 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谈丹江口和建溪水电工程问题。
2月9日 得知李克农病危后，立即赶往协和医院探望。当日，李逝世。周恩来担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十一日，向李克农的遗体告别。十三日，主持首都各界公祭大会。
2月11日 致电十二日将在开罗举行的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称“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亚非人民友好团结、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
2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商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后的工作安排问题。会议提出，中央书记处当前的中心工作，是大力抓紧精简节约。
2月13日、14日 参与进一步讨论、修改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书面报告。
2月16日 在对新华社一份情况反映的批示中提出：“以后提供情况，一定要提供两面的东西，不要只提一面。领导上要什么就是什么，不全面反映情况是不好的。”批示针对领导方面说：“只相信一面，其听一面，就不走群众路线了，就不要调查研究了，就骄傲自满了。”
2月17日 为开好即将在广州举行的戏剧创作座谈会，贯彻“双百”方针，造成一个生动活泼的局面，本日，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讲话。鼓励剧作家们到创作座谈会上要“先出出气，出了气就能通气了”。指出：一九五九年以来，文艺上的缺点错误表现在：打破了旧的迷信（如厚古薄今，迷信外国等等），但又产生了新的迷信（如今的一切都好，古的一切都坏；中国一切好，外国一切坏，骂倒一切等等）。“新的迷信把我们的思想束缚起来了，于是作家们不敢写了，帽子很多，写的很少，但求无过，不求有功。”强调：“要破除新的迷信，再一次解放思想”，要回到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上来。在讲到“党如何领导戏剧电影工作”时，说：“党应领导一切，统帅一切，但不要包办一切。什么是专家的事，什么是行政的事，要分清楚，党委不要包办。”“党委必须小心翼翼，听取群众的意见。”“党委要与专家、内行、群众商量着办事，不懂就承认不懂，向群众请教。”提出“政治与艺术不同，作家还要发挥创作个性”。并纠正了填表时把“党员和非党员写成党员和群众”的错误做法。在讲到“时代精神”时，指出：“所谓时代精神，不等于把党的决议搬上舞台。不能把时代精神完全解释为党的政策，党的决议。”“时代精神——一个写时代，一个写历史，一个写理想。理想要有科学根据，不是乌托邦。”建议大家“对时代精神要作广义的了解”。讲话还要求剧作家们除了反映敌我矛盾外，更多地要反映人民内部矛盾，“避开它，就不能写出更多的剧本”。并要求作家们加强思想修养和艺术修养。
2月18日 接到外交部电报，其中反映：自苏共二十二大以来，中苏边境车站的铁路员工及家属在与苏方接触中态度生硬，部分人中滋长反苏情绪，甚至查出边境来往列车上有反苏的字画等情况。接电之前，曾在二月十三日和十六日听取外事工作汇报时了解到类似情况，并当即分别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新疆四省区党委通话，要求各地“严肃对待这个问题，并采取有力措施，防止这类事件再次发生”。本日，为了避免在苏联人民和员工中造成错觉和不良印象，再次提议：请彭真主持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研究此事，“并立即派出几个检查小组（以公安为首）分至齐齐哈尔、满洲里、绥芬河、大连（有苏联随修船来的海员在港）、二连、集宁等地留住该地一个月，协同有关部门进行逐车的严格检查，并协助当地党政部门对当地员工干部进行解释教育”。次日，又约驻苏联大使刘晓谈话。
△两次约钱之光谈化学纤维问题。
2月20日 在十九日听取精简工作的汇报后，本日，约有关人员谈农业、林业、水利系统的精简问题。晚，又约叶季壮和陈国栋谈进口粮食问题。
△致信邓小平，提议在二十二日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有关清仓核资、国营农场和精简工作等问题的文件，“先在书记处讨论，然后再拿出去”。二十二日，出席中央书记处会议。会上，对行政、工业、基本建设、农林水、财贸、文教、外交、军事、政法方面的精简工作进行安排，并指出：当前重点应放在制订并实施上半年计划上面，这样可以在上半年减人七百万的基础上下半年再减六百万。同时，提出由杨尚昆、习仲勋、谢富治、张启龙、高云屏、马文瑞、章夷白七人组成中央精简小组，由杨尚昆主持工作，童小鹏任秘书长，周恩来直接过问这项工作。会议批准了周恩来的建议。会议认为：目前各级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中机构庞大、人多政繁的现象，十分严重。这种情况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不利于克服当前困难，不利于克服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因此，必须彻底精兵简政。会议还决定成立由谭震林任组长的国家机关编制小组。
△接见阿尔及利亚驻华外交使团团长阿卜杜勒·拉赫曼·基万。表示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十分关心并一贯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称赞“阿尔及利亚人民在继续坚持武装斗争的基础上同法国进行谈判的做法，是正确的”。在介绍中国人民的谈判和斗争经验时说：谈判的进行有时是顺利的。有时遭到挫折甚至破裂，总之，谈判和战争需要多次的反复的长期的斗争，才能引导到胜利。人民对帝国主义必须准备两手，争取最好的可能，准备对付最坏的可能。在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放下武器，解散和改编武装队伍。
2月21日 修改《中央精简小组关于各级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的建议》稿。提出：全国国家机关〔注〕原有职工二百六十八万余人，拟精简九十四万余人，占原有人数的百分之三十五。关于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地（专）、市、县，公社等各级国家机构的精简数字，“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可以保留在编制外的一定比例的机动人数，但至多不许超过百分之一”。修改后的文件强调：各级国家机关的机构设置，应当从实际需要出发，因时因地制宜。只求工作任务归口，不强调上下对口，不强求组织形式一致；应当加强业务管理部门，一般不设临时办公机构。“鉴于这次精简出来的人员很多，人员处理和安置工作比较精简还困难得多，复杂得多，必须采取积极慎重和负责到底的态度，认真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统一安排，妥善处理。”次日，周恩来改定中共中央转发这一《建议》的批语。
〔注〕文件把各级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简称为“国家机关”。
2月21日—23日 出席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时常委扩大会议（中南海西楼会议），讨论一九六二年国家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问题。会议分析了农业生产下降、市场紧张、物价高涨，通货膨胀等情况，发现当年预算中仍有五十亿财政赤字，认为当前经济困难比七千人大会时的估计要重。刘少奇在会上指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过去，现在处在“非常时期”，如不采取果断措施，国民经济将进一步恶化。陈云在会上提出克服困难、应付非常时期的一系列重要办法，明确地把十年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大体上要五年）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主张先下后上，任务就比较明确；认为“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指出“我们工作的基点应该是：争取快、准备慢”。周恩来同意上述意见。会后，中共中央酝酿了恢复中央财经小组和调整这个小组成员的问题。
2月25日 致信毛泽东，报告次日将与陈毅飞往广州，“谈军队转业十万干部的安置问题和科学机构的精简问题，同时也准备同科学家见见面（他们正在广州开科学工作会议），听听他们意见”。
2月26日 飞抵广州。下午，看望在广州的几位元帅。晚，约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张仲翰谈话。
2月27日、28日 出席中央军委常委会。
2月28日 看望参加戏剧创作会议的戏剧家，鼓威大家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下积极创作，很好地体会和写出革命者的感情。不要把革命者写得干巴巴的。
3月1日 约科学界、文艺界的党内负责人座谈，指出：知识分子从总体上不能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会的有陶铸、聂荣臻、于光远、张劲夫、林默涵、范长江等。
3月2日 在国家科委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文化部、中国剧协召开的全国戏剧创作座谈会联席会议上，作题为《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分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发展过程和特点，指出：虽然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过去都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类型”，但是，“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就一般范畴说，把知识分子放在劳动者之中。“十二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报告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强调党组织要改进领导作风，做好团结知识分子的工作。提出首先解决“信任他们”的问题。要求：“过去对同志们批评错了的、多了的、过了的，应该道歉。”并代表中央“利用这个机会，再作个总的道歉”。提出知识分子必须加强自我改造，因为这是“为了进步，是光荣的事情”。希望知识分子把由于党的工作没有做好而形成的“扣子”解开。
3月3日 由广州乘飞机返回北京。下午，在中南海西楼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晚，到刘少奇处谈话。
3月5日 接见出席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老挝王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贵宁·奔舍那和老挝爱国战线党代表团团长富米·冯维希。在谈到谈判问题时说：我们从来没有关死过谈判的大门，同美国我们都谈判，何况印度；愿意谈判是一件事，谈成是另一件事。并介绍了中国外交和谈判的一些经验。
3月7日 出席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在听取陈云讲“今年的年度计划要做相当大的调整。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时，插话说：“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此后，多次出席中央财经小组会议。
△约有关部门负责人谈救灾问题。
3月8日 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讲话，指出：“讲总的形势，包括政治、经济，包括方针、政策、干部经验等等，从这些方面看，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讲到经济形势，就应该说。目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而且有些困难我们可能还没有看到，没有预计到。”从各种情况看，表业的全部恢复，可能五年还不行。我们要争取快，但要准备慢。认为：这几年由于瞎指挥和技术革命中的缺点、错误，使工业生产力遭到了一些破坏。强调：“今年计划还需要大调整，是我向中央提出的。原来还想慢慢转弯，现在看来不行，要有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如果说，过去是改良的办法，那么，现在就要采取革命的办法。当然，步子一定要踩稳。”还提出八条转弯的办法，其中有“经济计划工作要从以工业、交通为重点，转到以农业、市场为重点”，“按照当前最急需的安排生产”，“从现在起就要搞综合平衡”和“基本建设规模还要缩，投资还要削”等。为加强国家计委的工作，提议李先念兼任计委副主任。
△在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毕尔·阿里·穆罕默德·拉希迪时说；国家无论大小都要友好，中巴友好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的。并表示，巴基斯坦同邻国的纠纷要直接解决，无须第三国介入和干涉；如果巴能减低同周围国家的紧张气氛，腾出手来搞建设，这有利于国家的独立、人民的幸福。
3月9日、10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同意周恩来的提议：派谭震林到郑州，协同陶铸研究解决河南省的土地碱化、水利纠纷以及黄河防汛等问题。
3月11日 听取率中国政府贸易代表团访问缅甸归来的叶季壮等人汇报外贸工作，并商谈外贸问题。
3月12日、1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陈云二月二十六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以及李先念、李富春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稿。在十三日的会上，刘少奇建议陈云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
3月中旬 在三月十六日陈赓逝世周年前夕，为陈赓骨灰盒题词：“陈赓同志之骨灰”。
3月16日 和刘少奇、邓小平飞抵武汉。连日向毛泽东汇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中央财经小组会议的有关情况。毛泽东同意其他常委关于当前财经情况和采取的措施的意见。周恩来在武汉期间，还约罗瑞卿、谢富治谈话，并多次与王任重、张体学谈湖北省的工作。
3月18日 回到北京。
△中共中央批发陈云、李先念、李富春二月二十六日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的讲话。批示中重申：“我们现在在经济上是处在一种很不平常的时期，即非常时期。中央认为，在这样的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大力恢复农业，稳定市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批示同意陈云关于两个阶段的划分；“今后十年，应当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调整阶段，主要是恢复，部分有发展；后一个阶段，是发展阶段，主要是发展，也还有部分的恢复。”
3月18日、20日、22日—24日 讨论、修改《政府工作报告》稿。
3月20日 约中国新任驻柬埔寨大使陈叔亮和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副总局长杨琳谈援柬问题。
3月21日 出席第十八次最高国务会议，商讨即将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的主要问题以及国当前应该采取的方针、政策。在会上扼要介绍将向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这次报告的方针是肯定成绩，批判错误，总结经验，克服困难，指出前途，增强信心；目的是实现统一认识，团结起来，克服困难，继续前进。在剖析四年来的成绩和错误时说：成绩是有的，但问题是我们搞多了，搞急了。尤其是没有照顾到农业为基础的方针，以致发生了比例失调。代表国务院承担主要责任。在谈到一九六二年能否提出一个年度计划时说：我们宁可实事求是，而不勉强搞个形式的东西提出。因为要落实，许多的数字就不能马马虎虎提出；提出了，将来不能实现，这是对我们的人民不负责任。还说：调整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摸索经验，我们的经验还不够。
3月22日 为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财贸办公室《关于安排一九六二年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报告》。
3月23日 主持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开幕式。
3月25日 约薛暮桥〔注1〕、吴波谈财政预算等问题。约李哲人〔注2〕等谈木材问题。
〔注1〕薛暮桥，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
〔注2〕李哲人，时任外贸部副部长。
3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周恩来将向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一九六○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主要统计指标等。
△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农业“八字宪法”〔注〕问题。
〔注〕指土（土壤）、肥（肥料）、水（水利），种（种子）、密（密植）、保（植物保护），工（工具改革）、管（田间管理）。
3月27日 和陈毅批准外交部《关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专业设置计划的报告》。同意报告提出的当前主要应办好英、法、西班牙、俄、阿拉伯五种语言专业，提高质量，并充实提高近几年新办的十五种其他语言专业，争取十至二十年内把世界主要语种都开设起来，增加到七十四种外语专业。
△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开幕式。向大会报告《致府工作报告》的“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对外政策”部分，说：我国一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一贯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而不诉诸武力，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坚决反对核战争。次日，在大会上报告“国内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部分。报告对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年期间的工作作了基本总结，指出：这期间，我国人民在发展国民经济中所取得的成就是十分显著的。但我们工作中也发生过某些严重的缺点和错误，主要表现在：“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规模过大，使国是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特别是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和积累、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发生了严重的不协调的现象；由于指标过高、要求过急，在生产和建设中实行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违反科学的措施，废除了一些不应该废除的规章制度，不注意经济核算。不讲求经济效果，给企业，事业和工程造成了不少的浪费和损害；也由于指标过高、要求过急，企业和事业的发展规模过快过大，使职工人数和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同当前农业水平很不适应，这就加重了城市供应的困难，也加重了农业生产的困难。”报告分析了产生或加重缺点、错误的主要原因，并代表国务院承担责任。还说：“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我们还不完全认识，在工作中还不能不带有一定的盲目性。我们只能在实践中逐步地积累经验和总结经验，逐步地求得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在进行新的工作、还没有成熟的经验的时候，各级负责干部“应该特别谦虚谨慎”。报告在讲到“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和当前任务”时，再次强调：“一九六二年是调整国民经济的极关紧要的一年。”“在当前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是一个中心环节。”“我们必须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切实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这样的顺序，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合理安排，以便集中主要力量，逐步地解决人民的吃、穿、用方面的最迫切的问题，并且逐步地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同，建立新的平衡。”报告特别强调团结知识分子的问题，指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的出发点是，团结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逐步地建立起一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宏大队伍。”报告最后号召：“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艰巨的、也是十分光荣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我国人民需要进行长期的奋斗。过去，我国人民用‘愚公移山’的精神，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现在，在我国人民面前。还横着经济贫穷和文化落后这两座大山。我们要继续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再用几十年时间，把这两座大山搬掉。”在人大会议期间，分别约有关人员谈四川、河南、河北等地的粮食和棉花问题。
3月28日 同意有关部门报来的关于河南省救灾的几项办法，并提请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对调粮、调煤和拨救济款等办法，连夜通知李富春、习仲勋等与有关部门商办。
3月29日 在接见马里驻华大使科尼巴·普莱亚时说：我们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解放刚十二年，加上三年农业上的歉收，工作中有缺点，困难也不少，因此在建设上不能像朋友们所期望的那样快。
3月30日 约有关人员谈东北三省的粮食问题。在听李范五〔注〕汇报到黑龙江省粮食比较紧张时，说：应当说是根紧张。四川省和黑龙江省都从大局出发，不讲价钱，外调粮食支援全国，这种态度是很好的。但是，自己有困难，不敢真实反映，则是不应该的。我们在党内说话，应该是有什么就说什么。我们不会破困难吓倒，说出了困难，正是为了想办法克服困难。
〔注〕李范五，时任黑龙江省省长。
△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中朝、中蒙边界问题。
3月31日 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讨论财政问题的会议。
△在听取李大章〔注〕汇报四川省粮食问题后说：四川目前还有一千多个小高炉，占用了九万多职工，应当下决心精简。留下一两万人维持一些生产较好的高炉就可以了。原计划调出的四亿斤粮，现在决定不调了。四川曾经大力地支援了全国，今天四川有了困难，全国也要大力支援四川。除中央再补给四川粮食一亿斤外，湖北、江西、浙江、江苏几省也要拿出些粮食帮助四川。
〔注〕李大章，时任四川省省长。
4月1日 在听取吴芝圃〔注〕汇报河南省的农业需要十年才能恢复到一九五七年的水平时说：河南省的错误是严重的，河南省的农业生产巳基本上退到一九四九年的水平。当然，如果河南省委能够认真地纠正错误，把工作做好，并不需要十年时间就可以恢复到一九五七年的水平。中央六月底前给河南省拨粮三亿九千万斤，先援三千万斤；拨救济费二千万元，先拨一千万元。
〔注〕吴芝圃，时任河南省省长。
4月2日 约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曹菊如、副行长胡立教和吴波谈冻结一九六○年和一九六一年结余问题。
4月2日—4日 出席中央财经小组召集的财经各部委党组负责人会议，听取国家计委党组《关于调整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的问题》的汇报，并进行讨论。在会上讲话：目前国民经济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对于这一点，现在认识是不够的。这种不平衡现象集中表现在财政、信贷、物资等方面。提出，计委要组织人专门研究，摸情况、材料，把问题揭发出来，然后才能解决。要下三个决心：（一）不仅要争取快、准备慢，还得要争取好，准备差一点；（二）要作大幅度的调整；（三）情况如果确实弄清楚了，就要断然处置。在原有措施的基础上，要补充一些新的内容，即：精兵简政要同拆庙、拆架子结合起来，投资亏损的工厂拆下来以后实行南泥湾的政策，与其允许亏损，不如拿出来搞农业；在有效地支援农业、保证商品粮基地的恢复方面，应当把材料分配给地方。由地方因地制宜安排；企业要关一批。并一批。转化一批，缩小一批；基本建设要排队，要有先后次序，要循序渐进，不能撒胡椒面；稳定市场总的任务是弥补差额，合理地控制授放，坚决地控制外汇，有意识地抽紧银根；紧缩文教、科研部门；等。四月七日、八日继续出席中央财经小组会议，讨论国家计委的汇报提纲。
4月3日 批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商业资金的统一管理和改进商业利润解缴办法的决定》。《决定》规定：从一九六二年起，商业部系统各级企业的资金，归商业部统一掌握。商业利润的解缴，由商业部对国家负责，各级商业部门对商业部负责。
4月4日 为扭转前几年“全国统计工作有所削弱，一些重要的统计数字很不确实，情况不能及时上达”的状况，批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统计工作的决定》。
4月6日 出席古巴黑人音乐家伊格纳西奥·维亚举行的访华最后一场独唱音乐会和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举行的欢送酒会，称赞他的歌声是古巴和拉丁美洲人民的声音，表达了今天古巴人民的欢乐。并把中国的艺术家白杨、周小燕、郭淑珍等介绍给古巴朋友。在酒会上，还询问了古巴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希望有关学校更好地安排他们的学习和生活。
4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进一步讨论三月二十一日最高国务会议的议题，并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来信的复信》。
4月9日 出席第十八次最高国务会议第二次会议，会议进一步讨论三月二十一日最高国务会议的议题，并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及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的有关问题。
△向薛暮桥等了解上海的工业生产情况。
4月10日—15日 先后出席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全体会和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全体会。
4月11日、12日 听取有关方面负责人忙报工业生产情况。
4月12日 在国家科委关于一九六二年同苏联及东欧国家科技合作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原则同意，但一切人员来往、技术交换均应按照精简节约、实事求是的原则办事。”
4月13日、14日 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文教战线的精简问题。
4月15日 嘱童小鹏转告许涤新、李维汉等：工商界定息延长三年，今后可鼓励他们（一）从事储蓄；（二）办好互助金；（三）有条件的，投资于农场或举办一些事业，如补习学校或托儿所，吸收一些无职业的工商业者参加，如江西，有大量的土地待开发，要由政府全部投资是有困难的，鼓励资本家举办这些事业，可以减轻政府的负担，可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去北京嘉兴寺参加首都各界公祭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委员马锡五的仪式。
4月16日 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闭幕会上就国内问题讲话：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事业的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过去没有进行大规模建设的经验，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还有很多的客观规律我们没有认识，或者没有完全认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逐步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又说，争取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关键就在我们要做好当前的调整工作”。“这种调整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调整不是一切后退，各个部门、各个行业，情况不同，根据按比例的要求有进有退，有增有减。而一切都是为了前进。”强调为了加强农业和轻工业，必须忍受重工业和基本建设方面暂时的和局部的损失。提醒大家：“发展中总是会出现波浪式的情况，但是大幅度的波动，是应该避免而且是可以避免的。”
4月17日 召集国务院扩大会议，就精简问题讲话：政府工作中，当前首要任务是抓精兵简政工作。采取的方针是裁并单位（包括中央和地方），精减人员，统一调整，合理安置。办法是就地调查，依靠群众，党政带头，条块对口，一致行动。并对人员安置提出十条具体措施。
△接见参加中苏研究黑龙江流域生产力问题联合学术委员会第四次总结会议的苏联代表团全体成员，祝贺中苏双方的科学家们胜利完成了一九五六年八月十八日签订的中苏协定中所规定的科学研究任务。
4月18日 在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致闭幕词，着重讲“我国国内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发展”。提出：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任务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更多可以动员的因素，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扩大我们的民主生活”。“它的作用，不但表现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而且表现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在闭幕词中特别强调，在政协里面，共产党的领导是指党的集体领导，“起着领导作用的，主要是党的方针政策，而不是个人。个人都是平等的，如果从工作上说，大家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彼此平等地交换意见，决不能个人自居于领导地位”。提倡“党内外应该相互多交朋友，特别是共产党员应该主动多交党外的朋友”。指出那些“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于批评对方的短处”的朋友“不是畏友而是诤友”，并说，“要使我们的文教科学事业的发展适应经济建设的要求，把过去的追求数量转到重视质量、重视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上来。
4月19日 中共中央决定，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为组长，李富春、李先念为副组长，周恩来、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程子华、谷牧、姚依林、薛暮桥为组员。
△约有关人员谈东北三省的粮食问题。
△与李强谈中苏贸易问题。次日，接见以对外贸易部部长帕托利切夫为团长的苏联贸易经济代表团。在谈到中苏贸易时说：中苏贸易总是要有发展的，只是时间问题。尽管我们之间意见有不同处，贸易上有些困难，但是可以克服。可以找到团结的方法。由于客观上的困难。贸易额一下不能增加上去，但是努力的：宁向是对的。实际上我天天过问这件事。在谈到中国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时说：同资本主义世界做买卖，要有很好的控制，每次交易都要计算，不仅在经济上计算，而且在政治上计算。在谈判与非洲等不发达国家的贸易时说：这种贸易对他们有好处。我们不要特权，不附带政治条件，目的是帮助他们的民族经济逐步独立发展。
4月21日 出席中央财经小组会议。
4月24日 将《一个美国农场主对苏联农业问题的看法》的材料推荐给毛泽东。材料说：在一九四○年到一九五五年之间，美国在农业方面进行了巨大的投资；而苏联则因战争破坏需要恢复，直到一九五五年才开始对农业进行大量投资，然而却对现代化农业所需要的资金数量估计得过低，这是苏联农业落后的最根本的问题。
△批准《人民日报》编委会关于该报由六版改为四版笋增加发行量的报告：“文化部对纸张分配再作一次研究，许多地方报纸可以减少，集中力量办好《人民日报》，满足全国读者要求……。如可能，我仍主张挤出两三千吨纸给《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八日，又批准文化部提出的解决《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的困难以及控制压缩地方报纸发行量的意见，同时提请中宣部注意这一问题。
△晚，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会上汇报与李先念主持起草的《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次日，根据其他常委的意见，对报告作了修改。修改后的报告稿提出，调整计划还存在不少缺口的问题：粮食收支有钽大差额，商品供应量和社会购买力之间的差额仍然存在，财政收支的差额还要扩大，全国煤炭的生产和分配之间的缺口还会扩大，主要原料、材料不能满足需要，短途运输能力严重不足。毛泽东对修改后的报告批道：“退总理。此件更切实际一些。可以供五月上旬有各大区书记参加的中央小型会议讨论的基础。”
4月25日 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进口成套设备问题。
4月26日 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关于改进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办法的意见》。《意见》指出：高等学校毕业生是国家的重要财富。在以往毕业生的分配和使用上，存在着用非所学、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等比较严重的浪费现象。分配办法上的主要缺点是负责培养学生的教育部却不参与分配工作，因而分配、使用和培养有脱节现象。《意见》提出，今后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分配工作必须与培养工作密切结合。并提出了搞好毕业生分配工作的一整套办法。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一《意见》，并同意周恩来提出的成立以习仲勋为首的分配委员会负责一九六二年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等工作，成立以聂荣臻为首的专门小组负责审查、拟定各方面录用毕业生的政治标准。
4月27日 在接见加纳驻华大使比纳·克西时，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并说：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也总会有的，但只要依靠人民，善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就能领导人民继续前进。
4月28日 出席有各大区经委主任参加的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会议讨论并最后修改《中共中央关于批发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指示（草稿）》和国家计委党组《关于调整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汇报提纲》。三十日。中共中央发出经周恩来修改的《指示》，其中批评一些地方和部门主要干部对当前财政经济存在着的严重困难认识不足，对国民今年国际必须进行大幅度调整决心不大，以致调整工作进行得很迟缓。《指示》再次提醒全党：“争取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关键，是争取尽快地恢复农业生产，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农业战线，加强农村基层工作，力争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能够多种一些。多生产一些，多收购一些。”“当前最急迫的措施，是要坚决缩短工业生产战线和基本建设战线，关掉、合并、缩小一批工厂，拆掉那些用不着的架子，收起那些用不着的摊子，大力精简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
△在接见波兰驻华大使克诺泰时指出：美国的农业过了关，它是先解决农业问题再解决工业问题的；日本农业的半机械化和化学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起来的。“我们吸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加上社会主义的制度，又真正认识了农业的重要性，是可以很快赶上去的，这是肯定无疑的。”
4月30日 在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就精简节约工作指出：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具体的问题就是无论工厂还是学校都要关掉一些、停办一些、合并一些，就是看我们能不能经受这样一个困难时期的考验。认为必须做好精减下来的人的安置工作和解决好青年不能都升学的问题。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要向人民交待，要向干部讲。次日上午，与会议主席团通话，再次强调，在调整和精简过程中必须保护好物资、安排好人，国家的精神是：凡是精减下来的人，国家都要包下来，负责到底，不能漏掉一个人，要使大家有住的地方，有其他职业，有生活保障，不能流离失所。并特别交待：如果有发现不按上述精神办的情况。可以直接向中央反映或写信给总理本人。
△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关于赛福鼎回新疆工作的意见。就新疆塔城、裕民、霍城边民外逃事约赛福鼎谈话，指出：新疆当前是多事之秋，事情既然发生了，可以把坏事变成好事；在边民外逃问题上，有外因，也有内因，在内因方面，几年来我们工作中没有照顾好民族特点、宗教特点和当地的经济特点；外逃问题给我们敲起了警钟。内部问题和各方面工作一定要搞好。谈话中提到可能发生成批冲过去的情况，对其中鼓动的，要按法律办。根据周恩来的谈话精神，有关方面起草了《中央关于处置新疆外逃和外逃回来人员问题的指示》、《关于封锁新疆地区中苏边境问题的规定》等文件。经周恩来改定后于五月中旬下发。
5月3日 致信李富春、李先念并转邓小平，提议五日召阡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听各牧和各大区经委主任的意见〔注〕，对于这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有帮助”。五日，出席中央书记处会议。
〔注〕国家经委曾于四月二十四日至五月一日召开大区经委主任会议，讨论周恩来和李先念向中央提出的《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提出了一些补充意见和积极建议。
5月4日 出席中央精简小组会议。
5月6日 两次约李先念、陈国栋、杨少桥等人谈粮食问题。
5月7日—11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由周恩来安排议程，拟定出席会议人员的名单；由刘少奇主持，讨论《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周恩来在十一日的会议上讲话，解释“为什么说目前情况还很严重”说：“我们主观上的失误造成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后果，不是短时期能够消除的，只能逐步解决”；灾荒的严重后果，也不是一时能够扭转的。指出：“要做好工作，应该情况明，决心大，办法对。”“关这么多厂，拆这么多‘庙’，精简这么多人。这件事情，在中国，没有哪个政权能够这样做，只有我们才有这样做的群众基础。”“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在经济上翻身，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奁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建设时期丝毫骄傲自满不得，丝毫大意不得。”讲话还对精简方案作了详尽的说明，对各系统的减人指标、对象、办法和政策界限以及完成的时间、步骤、待安置职工的待遇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会议作出全面贯彻执行“八字”方针和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的重大决策，决定进一步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大量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切实加强农业战线，增加农业生产和日用品生产，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等一系列调整国民经济的措施。会议基本同意周恩来，李先念提交的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决定在中央关于精简工作的文件下发前，先将《周恩来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精简问题的讲话要点》发给与会人员带回去，作为进行工作的依据。会后，周恩来派李富春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会议的有关情况和中共中央批发中央财经小组报告的指示草稿。
会议期间 参加工交小组等小组讨论。五月九日再次约李先念，陈国栋谈粮食问题，五月十日出席中央精简小组会议。
5月8日 在接见蒙古驻华大使沙拉布时说：我国政府希望双方通过谈判解决中蒙边界尚未划定的问题，在边界问题解决之前，双方应维持现状。
5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刘澜涛汇报新疆边民外逃问题。
5月13日 出席中央财经小组会议。
5月14日 就李先念来信所谈国家金银生产问题批示：请谷牧“约集各有关单位包括计委商定今年金银生产和销售计划”，“原则是：今年应力争产售平衡，略有逆差”。
△签发《国务院关于一九六二年夏季征兵的命令》。《命令》说，为了补充军队兵员，结合压缩城市人口，决定六、七、八月份在大中城市征兵十九万人。
5月16日 约邓子恢、谭震林和有关人员研究农业、林业和水利等问题。指出农业方面主要是做好两件事情：一是抓当前工作，二是总结以往的工作。指示国务院农业口负责起草一个恢复农业的规划，提交八月份中央工作会议讨论。要求在水利问题上必须做好防汛、治碱、水库检查和水土保持等方面工作。确定组成以陈正人为组长，钱正英、王光伟为副组长的治碱小组，抓全国十一个专区的治碱工作。
5月17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中共中央统战部和中央民委汇报第十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和全国民族工作会议的情况，同意乌兰夫、李维汉、徐冰、刘春〔注〕《关于民族工作会议的报告》。周恩来和邓小平等在会上强调统一战线工作的长期性和重要性。
〔注〕刘春，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5月18日 接见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阿沛·阿旺晋美、帕巴拉·格列朗杰等人。在听取班禅等就西藏和其他藏区问题所写书面报告的汇报后说：十一年来，藏区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在具体工作上，平叛以来发生了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这一点我们的看法也一致。至于对缺点、错误的估计多少，和事实符不符，范围广不广，彼此会有出入的。看法有出入，是思想问题。错误一定要纠正，这一点党中央、毛主席、国务院是肯定了的。还说：从反帝、爱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三点上说，我们不仅是同胞，而且是同志。但不是说把你说错的通通听，说错了的要给你指出来，不这样就不是同志的态度。
△就对蒙古经济援助谈判一事作出批示，提出“量力而行，凡无把握者概不承担”等八条原则。请李先念、王光伟〔注〕、谷牧等在十九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汇报谈判的有关情况。
〔注〕王光伟，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
5月19日 审改《中共中央批发〈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的指示》稿。《指示》稿指出：“充分地估计困难，有准备地应付困难，对于每一个具体困难都认真对待，创造必要的条件，讲究对付的方法。在最大的困难面前也能够挺起胸脯，顽强斗争，尽最大努力，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去克服困难，这是真正的勇敢，是革命家的气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待困难的唯一正确的态度。”要求“从中央到地方，都要把主要的领导力量分为两部分，在统一的领导下，一部分人抓精简工作，一部分人抓农村工作”。《指示》稿还说：“中央财经小组原建议减少职工九百多万人，减少城镇人口一千三百多万人。中央现决定改为减少职工一千万人以上，减少城镇人口两千万人，要求两年完成。”中共中央于五月二十六日将这一文件发至全党。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5月21日、22日 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宣传通知》稿、《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稿等四个文件。《通知》稿指出：做好这项宣传教育工作，是当前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要求各级主要领导干部亲自出马，深入工矿企业的基层单位，同职工见面、座谈，向他们作报告，解答他们的问题，并作必要的自我批评。此件经二十一日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后下发。《决定》稿指出：在当前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去加强农业战线，是一个最基本的环节。二十二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上述《决定》，并决定由马文瑞〔注〕作个别补充，修改后，送周恩来审阅定稿。此件经周恩来审定后于二十七日下发。
〔注〕马文瑞，时任劳动部部长，中央精简小组成员。
5月23日 参加讨论有关一九六二年大学毕业生和裁并学校学生安置问题的会议。
5月24日 在政府各部门党外负责人会议上讲话，详细解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说明《决定》中之所以提高了原来讨论的精减数字，目的是为了减轻农业生产对城市供应的负担，减轻对农业的压力，缓和市场供应的紧张。认为：有些人光看成绩，对缺点错误顶过去，有些人看到这么多的缺点，失掉了信心，都是不对的。只要我们全党、各民主党派、全国人民动员起来一条心。投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5月27日 批准国家计委议定的关于停止用自由外汇进口一万吨纸浆以节约外汇，促进国产化的意见，并批请王光伟督促实现。
5月 在同中共西藏工委负责人谈话时说：对班禅、阿沛，从基本立场上看他们是站在爱国立场上的，同达赖是对立的。
5月28日 为贯彻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的决策，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周恩来去东北，李富春去华东，李先念去中南，薄一波去华北，分别进行调查研究和督促调整计划实施工作的决定，与邓颖超乘火车前往东北。随同前往的还有国务院工交系统的几名部长。行前，曾派国家计委副主任顾卓新率领一个由国务院各工交部门的副部长、司局长等八十余人组成的工作组，先期前往沈阳，进行调查研究。
5月29日 中午，抵达沈阳。下午和晚上，听取顾卓新汇报工作组到沈阳后的准备工作。
5月30日—6月中旬 听取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孙志远、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赵尔陆汇报军工生产问题。听取东北局及东北三省负责人汇报精减、工业调整、粮食、市场、农业恢复、煤炭、木材等问题，进一步研讨克服困难进行调整的办法，强调：东北的调整，必须对照全国的情况进行；除坚决调整外，别无出路。
5、6月间 托杨尚昆打电话给在上海的田家英〔注〕，提出可不可以把农村的私有部分放宽一些。
〔注〕田家英，毛泽东的秘书，当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胡南作了农村调查后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
6月2日 与同来沈阳的中央各部部长谈当前形势。根据国际形势和蒋介石积极准备“反攻大陆”、有可能发动局部战争的情况，进一步强调二月份提出的“整军备战”的问题。此后，又多次约东北局领导人谈国际国内形势。
6月3日 约东北局负责人谈中朝边界问题。
6月4日 接见柬埔寨王国政府第一大臣宾努亲王，随后。陪同宾努飞往大连。在飞机上谈到国内建设问题时说：有了正确的方向、路线，具体方法还需要摸索。各国情况不同，取得民族独立的方法是不同的，建设的方法也是不同的。建设比革命的时间更长些。在谈到中印边界问题时说：我们的立场很明确，一是维持现状，二是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而且主张停止边界巡逻。中国已经通过谈判同缅甸、尼泊尔解决了边界问题，现在又开始同巴基斯坦谈判边界问题，为什么中印边界问题不能这样解决呢？抵达大连后，再次与宾努谈话。同日，陪同宾努视察海军北海舰队“鞍山号”舰，并为该舰题词“鞍山号全体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红旗奋勇前进。”在随舰出海时，教育舰上人员，要安排好外宾，“事事处处都不要有一点大国沙文主义”。在海上航行两个多小时，不顾风浪颠簸，一直站在甲板上与水兵们交谈，询问舰上装备的性能、使用情况以及战士个人及家庭生活。
△同旅大市党政领导谈节约粮食问题。同日，返回沈阳。
6月6日 与中央有关部的部长研究建工系统企业的关、停问题和军工生产所需的投资、设备和原材料等问题。
6月8日 在东北地区军工干部会议上讲话：当前我们的困难还很多，最困难的时候也还没有过去。现在看，阶级敌人还好打一点，自然敌人就难一点。大跃进是我们这一代搞的，有很大的成绩，也犯了一些错误，我们这一代一定要克服这些困难，决不留给后一代，应该有此信心。在讲到国防和军工生产的问题时说：我国的国防工业基础还很薄弱，要“巩固起来，发展起来”；国防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都要自力更生，“自力更生要逐步实现，逐步提高”；“科学研究、尖端技术，要循序而进，不可能一步登天，要在一定的基础上逐步往上爬”；军工，首先要着重生产，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增加基本建设。号召军队、东北局、东北三省以及各部门要加强领导力量，统一思想认识，统一步骤，协作一致，用严于责己、宽于责人的态度搞好团结。完成调整任务。
6月9日 在东北局的汇报会议上介绍全国粮食的困难情况及中央有关精减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安排。鉴于辽宁粮食十分紧张，经与中央有关方面联系，增拨粮食五千万斤。
6月10日 在东北局有关部门汇报木材问题的会议上谈木材的计划任务、分配原则及林业政策等问题。
△签发《中央关于同意国防工业办公室“关于备战急需装备和物资安排和落实情况的报告”的批示》。《批示》指出。虽然我国在国民经济独立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方面已建立了初步基础。但是，我们在和平时期备战生产方面存在着许多弱点，必须尽快克服。
6月11日 在东北局有关部门汇报市场问题的会议上指出，东北是全国的重要基地，成绩很大。但是，仍存在一些较大困难，必须全国支援。
6月12日 赴鞍山钢铁公司参观。临行前嘱咐有关人员要轻车简从，尽量减少车辆和随行人员。到达鞍钢后，得知接待人员安排了新建宾馆的房间，立即表示：楼盖得这样好，全国还有的地方比较困难，我不能住。在参观冷轧厂时，得知由于苏联不履行合同致使一米二轧机停工待料，对工人们说：要是把盖宾馆的钱花在这上面，该有多好!并鼓励大家自力更生、打破封锁〔注〕。利用中午休息时间，走访了住地厨房、传达室、服务员休息室、医务室、理发室、小卖店等处，和群众交谈。晚，与鞍钢负责人谈话后，返回沈阳。
〔注〕鞍钢经过努力，于一九六四年独立自主地把一米二大轧机建成投产。
6月13日 上午，冒雨参观沈阳拖拉机厂。询问拖拉机质量、农民是否欢迎及农具配备情况，要求厂技术科整理有关这些方面的材料，并说：要核实好，一台拖拉机需要多少钢铁，尤其是铜。坚持与工厂职工一起在雨中步行，直到走出厂门，才上车与工人们告别。下午，继续冒雨参观松陵机械厂（飞机厂）。询问工人王传康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多次拒绝工人为他单独打伞。
6月14日 分别约同来的中央各部部长和东北局、东北三省负责人商谈工作，就减少城镇人口、节约粮食、发展林业、搞好市场和清仓核资等问题发表意见。
6月15日 赴铁岭县农村作调查研究。在该县平顶堡公社地运所大队召开社员座谈会，询问社员们的生活、生产情况，听取大家汇报农村的困难，并说：困难是暂时的，我们面前的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得到解决的。表示一定把贫下中农的心意转告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在与社员们一同拔草时，鼓励大家：我们国家还不富裕，人民生活还有困难，一定要把生产搞上去！到社员家中看望了不能下地劳动的老人和孩子。还与邓颖超一起登上龙首山，回忆少年时期在铁岭的读书生活。下午，返回沈阳，迎接途经这里的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在与客人交谈后于当晚离开沈阳赴长春。
在沈阳期间 对管生活的有关人员交待：现在，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裤带，毛主席在党中央带头，我在国务院带头；鱼、蛋、肉之类的东西不吃，内制品也不行；群众有困难，做领导工作的更不能特殊。
△参观少年时期就读过的东关模范学堂（已改为沈阳市第六中学）。
6月16日 参观长春拖拉机厂和第一汽车制造厂。试坐解放牌汽车。在听取一汽厂领导汇报汽车生产任务时说：工厂除了生产汽车外，同时还要有两个任务，一是支援农业，一是支援国防。此外，还担负援外任务。
6月17日 参观长春电影制片厂和合成纤维厂。在长影，对创作人员说：电影音乐不能喧宾夺主，影片要突出主题，人物形象和语言，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一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努力为工农兵服务。
△在《关于修建汤林线和长林线两座铁路桥梁的报告》上批：“拟同意追加这两笔林业基建投资共二○一万元。责成铁道都负责施工，所需器材由铁道、林业两部分别解决，不足数，请经委解决。”当天下午，赴哈尔滨。
6月18日 参观某炮弹厂、轻合金加工厂、飞机修理厂。在黑龙江省农业机械化研究所，观看两种打垄机械的表演。当看见旧式的“犁后喘”表演中尘土飞扬、七人扶犁还很累时，立即示意停下来，说：这样贫下中农太吃力了，又累又吃土，质量还不好，一定要解决。当看见新设计的垄作七铧犁表演解决了上述问题时，说：这个好。应当多生产，代替“犁后喘”，减轻农民的劳动强度，提高效率。
6月19日 在听取中共黑龙江省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时，就精简工作和艰苦奋斗等问题讲话：今年下半年抓住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这项工作，是克服困难的一条基本出路。下去做调查工作的同志，首先要检讨上级机关的错误，对“不自觉地造成一个特殊阶层”的错误。要自己克服，不要给后代留尾巴了。在谈到农业机械问题时说，不能跟着苏联搞大型的农业机械，而要大、中、小结合，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打下基础。讲话还对黑龙江省花费二千万元修建北方大厦提出批评，指出：这几年我们占老百姓地，拆老百姓房，应引为教训。
△参观哈尔滨发电厂。晚，赴以重型机器制造工业著名的齐齐哈尔市市郊富拉尔基。
6月20日 参观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厂和特殊钢厂。对有关负责人说：我们要相信群众，做好发动群众的工作；工人是国家的主人，我们要充分信任他们，依靠他们。
△赴齐齐哈尔。参观炮厂等。
△晚，听取余秋里和康世恩汇报大庆油田会战情况。深夜当工作人员劝他休息时，说：年纪大了，更应该多做工作啊！
6月21日 赴石油化工基地萨尔图（今大庆市），视察大庆油田。接见石油部在萨尔图的工程技术干部和教授。到正在打井的一二○二、一二○三钻井队，登上钻台问候钻井工人，与满手油污和泥浆的工人握手，并说：没关系，我也当过工人。在参观大庆首先创立岗位责任制的试点单位北二注水站时，称赞各项岗位责任制度。在参观职工宿舍、食堂时说：艰苦是一个事实，说不艰苦是假的，人家卡着我们脖子要债，又遇上自然灾害，现在确实存在困难，但我们只要坚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将来一定会好起来的!在视察中，肯定大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和按科学办事的做法。并指出：大庆结合实际情况，分散建设居民点、工农村，可以做到工农结合，城乡结合，对生产、生活都有好处〔注〕。
〔注〕后来，周恩来又把这一做法概括为“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这十六字，成为大庆矿区的建设方针。
6月22日 抵达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首府延吉。下火车后，接连参观延边农机厂、延边大学和延边医学院。在农机厂，当听说生产一副五铧犁需要一吨半钢材时，提出，能不能改革？要大胆设想，生产出更多更好的农业机械来支援农业。要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在延边大学，走进学生宿舍了解学生的生活、学习环境和学习进展等情况。在延边医学院，详细地察看实验设备，还到教室亲自听教师授课。
6月23日 在去延边农学院视察的路上，说：千万要保护好森林，这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森林保护不好，子孙后代要骂我们的。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修水库要好好勘察，切实计算一下，提个计划，一个一个地搞。还叮嘱有关人员，要与农民商量如何搞好水土保持的问题。
△在中共延边州委常委会上指出：军队修工事、修营房、修公路、开荒、打靶五件事。都要保护好森林。城镇人口太多，要让职工家属搞农业，这是一条出路。
△在延边农学院的果树苗圃，听了关于建校的汇报后说，你们要继续把教学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更多地培育出适合当地的苹果、梨树苗，栽遍沟坡山岭。要求校办农场要搞好，要起到示范作用。
△到长白公社新丰大队朝鲜族社员家中，了解队里的土地、人口、水稻、饲养、粮食和燃料等情况。
△晚，乘火车去吉林市。到达市区时已是深夜，为了不影响市里的干部和群众，决定于黎明时下车。次日清晨，直接坐车去丰满发电厂视察。
6月24日 参观吉林化肥厂和电石厂。
6月25日 乘飞机到沈阳。
在东北期间 曾就调查工作指出：下去不仅要调查，还要解决问题，摸出解决问题的经验。在这次视察东北的过程中，对一些地区贯彻中央调整方针及精减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决心不大，提出严厉的批评。经过耐心说服，落实了调整方案，并要求立即付诸行动。
6月26日 返抵北京。
6月27日 约方毅、李强等谈援助阿尔巴尼亚问题。
6月28日 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粮食问题。
△接见朝鲜最高人民议会代表团团长朴金哲和朝鲜驻华大使韩益洙等人，谈中朝边界问题。
6月29日 和陈毅接见老挝联合政府出席日内瓦会议〔注〕统一代表团贵宁·奔舍那、富米·冯维希等人。在谈话中指出：老挝联合政府组成了，这只是走出了第一步，这是胜利的开始。今后路程还很长，还要团结各族人民，发展经济，维护和巩固和平和独立。
〔注〕日内瓦会议，一九六一年五月开幕以来，由于美国等势力的拖延和阻挠，当年十二月后曾一度停顿。一九六二年六月，老挝民族团结政府成立后，此会重新恢复活动。
6月30日 到陈云家谈话。六月下旬，在周恩来视察东北期间，中共中央书记处曾开会讨论“包产到户”问题。会上，邓小平、邓子恢等支持“包产到户”的做法。周恩来回京后，陈云向他提出：有些地方可以用重新分田包产到户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以迅速恢复农业产量。周恩来表示赞同。七月八日，周恩来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九日，再次到陈云家谈话。
7月2日 前往吊唁六月二十七日在京病逝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龙云。
△在观看中央歌剧舞剧院重新排练的歌剧《白毛女》时，指出乐队存在着人数太多、西乐和民乐混杂、演奏太响、喧宾夺主等问题，并说：我在延安时看的感觉，现在一点也没有了，希望保持延安风格。
△和陈毅同胡志明就老挝临时民族团结政府成立后，日内瓦会议即将复会以及有可能达成最后协议等问题交换意见。
7月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会上忙报东北精简情况、全国粮食征购及大企业搞农副业问题。介绍石油部组织油田职工的家属搞农副业生产的经验。要求林业、煤炭，钢铁等系统组织职工家属从事农副业生产。
△约廖承志、孙平化谈日本问题。
7月7日 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战备物资生产安排问题。
△听取杨成武汇报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进行挑衅的情况。
7月9日 去刘少奇处听取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汇报河南情况。
7月10日 听取有关山东情况的汇报。同日，约谈农业机械的生产和防洪问题。
7月11日 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中印边界由于印度方面继续实行“前进政策”引起的紧张局势。同日，到毛泽东处汇报中印边界情况。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七月下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注〕。主要讨论和解决（一）目前农村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二）粮食问题，（三）商业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四）国家支援农业的问题。
〔注〕会议后来推迟到八月份在北戴河召开。
7月11日—13日 听取有关国防工业的汇报。
7月12日 给中央机关下乡调查组〔注〕全体人员讲话。指出；调查组的任务，第一是调查，第二是反映，第三是提意见。要求耀入到基层去的时间要长一点，起码三个月或者更长；也不要搞特殊化，生活要艰苦一点，处理事情要更慎重一点。要抱着学习的态度，然后调查研究，然后反映情况，然后逐步提出意见。生活上随波莲流也不行，格格不入也不行。就得采取辩证的态度，原则性、灵活性这两方面都要注意。还指出，我国目前政治、经济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十十问题：（一）农业，是当前一个很中心的问题；（二）国家支援农业；（三）粮食；（四）财政金融；（五）市场；（六）精简；（七）调整；（八）清仓核资；（九）体制；（十）作风。
〔注〕为了解全国各省县以下吃商品粮和机动粮的情况，中央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决定从党、政、民三方面抽调一百多人，成立四十五个分组，下乡调查。
7月14日 约有关人员谈一九六二年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问题。
7月17日—19日 先后参加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改进商业体制的决定（初稿）》的会议和中央书记处讨论《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和全国物价委员会关于市场和物价问题的报告（草稿）》的会议。十九日，中央下发了上述文件草稿，要求各地进一步讨论。
7月19日 约江西省省长邵式平谈江西救灾问题。
7月21日 在刘少奇处听取陈正人等汇报农村问题。
7月22日 凌晨，向毛泽东报告印度军队向我进攻的情况〔注〕。二十三日，起草中央致陈毅并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电，指出；“中印边界问题是一个长期斗争。现在边界上特别是西段边界上，是一个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的局面。”指示陈毅利用这次日内瓦会议的机会，约见印度国防部长梅农，说明中国政府历来主张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并商定恢复谈判的有关事宜。要陈毅暗示梅农：“中印边界问题。只能由中印双方直接会谈来解决。”本月底，再次向毛泽东汇报这一问题。
〔注〕一九六○年六月至十二月，中印双方官员根据两国总理的协议进行会晤。各自提出了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报告。会晤没有取得结果。以后印度方面不断推行“前进政策”，仅一九六二年上半年就沿“麦克马洪线”建立了约二十四个新哨所，六月四日甚至在该线以北的扯冬也设立了哨所。
△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西藏问题。
7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准备提交中央工作会议的《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草稿）》。
7月24日 接见班禅、阿沛和帕巴拉等人。就班禅反映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情况的书面报告交换意见。说，五月十八日会见班禅等人以来，两个月中产生了四个文件〔注〕，工作做得好。指出：班禅报告中提的八个问题，要慎重研究，对的就接受过来，不对的在文件上或正面提出意见。为了搞好西藏工作，就需要藏汉族领导同志互相尊重，互相信任。我们相信大师、阿沛、帕巴拉、计晋美是反帝爱国的，接受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你们也要相信工委同志是想把西藏工作办好的，而不是要“消灭民族”、“消灭宗教”。消灭民族、消灭宗教，就是消灭人民了，就成了消灭自己了，帝国主义才是这样干的。还强调，在民族问题上，党中央是扶持民族发展的，因此，汉族同志要批判大汉族主义倾向，藏族同志要多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倾向。
〔注〕指习仲勋、李维汉等人受周恩来委托同班禅交换意见后，共同研究产生的关于改进西藏及其他藏区工作意见的四个文件：《加强自治区筹委会工作，改进合作共事关系（草案）》，《关于继续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几项规定（草案）》，《继续贯彻执行处理反、叛分子规定的意见（草案）》，《培养和教育干部的具体办法（草案）》。
7月26日 在古巴驻中国大使皮诺·桑托斯举行的庆祝古巴“七·二六”革命九周年招待会上，会见当年参加攻打蒙卡达兵营的古巴女英雄梅耳巴·埃尔南德斯夫人，高度赞扬古巴革命者英勇不屈的战斗精神。指出：开辟一条革命的道路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道路开辟出来以后，人们就可以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
7月27日 在欢迎出席日内瓦会议后来华的越南代表团团长雍文谦和老挝代表团成员富米·冯维希等的宴会上祝贺日内瓦会议达成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国际协议。说：协议的签字是新的斗争的开始，协议的执行还取决于各方面的努力；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各国只有遵守国际协议的义务，而绝对没有干涉老挝内政的权利。
△在出席有关精简问题的会议后，前往北戴河。
7月28日—8月24日 出席于本月二十五日开始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成立了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及国务院各口负责人、各中央局书记参加的中心小组。毛泽东在八月六日的大会上讲话，提出阶级（即究竟有没有阶级。社会主义社会究竟存不存在阶级）、形势（即国际国内形势究竟怎么看，国内形势是不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矛盾（即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就投有矛盾了，有些什么矛盾）三个问题。以后，毛泽东又多次在中心小组会议上讲这三个问题，把一些中央同志春天对经济形势的估计批评为“黑暗风”，把支持“包产到户”的主张批评为“单干风”。把彭德怀等要求党中央重新审查自己的历史、进行甄别平反的要求批判为“翻案风”。毛泽东要求会议讨论上述问题，使得中央工作会议的原定议题受到冲击。会议期间，周恩来主要就计划问题和农村形势问题讲话。在讨论毛泽东提出的三个问题时，周恩来说：毛主席提出的三个问题五个矛盾，很尖锐，重要和适时，提出了阶级斗争是长期的，阶级贯穿在各个时期，形势一改变，我们的同志就模糊了，以为搞了几十年，还讲什么阶级斗争长期性，讲什么阶级。还说：农民的问题，主要是单干的问题，农民过去主要是单干，但是现在主张单干的不多；包产到户要分清界限，不都是单干，有些取得成绩也是主要的；农村形势，虽然我们一开始把困难估计得多了一点，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是我们的困难问题并不是漆黑一团。
7月28日、29日 出席有关粮食问题的会议，讨论国务院财贸办公室提交中央工作会议的《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修改稿）》。《报告》说：要巩固集体经济，进一步调动全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争取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除了必须动员和集中全党、全国的力量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以外，还必须在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的原则下，在兼顾城乡人民生活的原则下，继续适当地减轻国家对农民的粮食征购任务，并且把它在一定水平上固定一个时期。这是粮食工作方面目前急需解决的一个方针性的问题。
7月30日 报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开始召集有二十五人参加的城市工作会议。至八月二十四日止，共主持召开十七次会。并代中央起草了《关于当前城市工作若干问题的指示》稿。
8月1日 在城市工作会议上讲话，分析城市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首先是恢复正常生产”。只有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有效地支援了农业和市场以后，生活才会改善，
8月1日、5日、19日、20日 出席有关粮食、市场物价和棉花问题的会议。
8月2日、4日 先后与有关人员谈农业信贷资金和国防工业等问题。
8月7日 批示东北局，同意东北局计委《关于使用临时工和临时工工资支付问题处理办法的报告》。并代表中央责成劳动部依照东北局计委的办法，拟出全国适用的一般规定，报国务院批准通行。
8月8日 出席讨论外汇问题的会议。
8月10日 出席中央财经小组会议。
8月11日 生病。十五日，继续出席中央工作会议。
8月17日 出席中心小组会议，并讲话。在讲到阶级斗争问题时，说阶级斗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在讲到农村单干和责任田问题时，提出要从长远看、从本质上看，要加以分析。在讲到形势问题时，说：对形势估计，过去一个时期，我们把困难说得多了一些，这对党内发生消极影响。虽然我们采取了正确措施，但使人看问题容易看成漆黑一团。但也有相反的，如有许多老工人听了讲困难，要留厂，不要退职金，表示决心和信心更大，愿意共同渡过困难。还说，对待困难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认识困难，克服困难；另一种是悲观失望，一片黑暗。赞扬了前一种态度。讲话还指出：（一）截至七月，城市已减人八百九十万。这样大的事，全国没有发生大的问题，是因为既有决心，又有措施。这样集中地搞精简，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二）什么是城市人口，什么是乡村人口，这个概念比较乱，要重新调查研究。（三）货币回笼有很大的成绩，现在，通货膨胀时期已经过去了。这件事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做到的。
8月21日 约叶季壮、廖承志、孔原、孙平化谈对日贸易问题。
8月23日 听取各部负责人汇报有关城市工作的问题。次日，讨论《关于当前城市工作若干问题的指示》稿。
8月25日 回到北京。次日，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救灾工作。
8月26日 审阅《关于林业工作几个主要问题的报告》。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木材问题，关系生产、基建和长期计划甚大。并建议毛泽东将报告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到会各同志，以引起普遍的重视。
8月27日 飞抵广州，会见范文同。
△在接见费彝民时说，只有在先进的社会制度里，才能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并说：国内形势。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情况一天一天好转。
△复信西哈努克，表示中国政府完全支持他提出的召开国际会议来承认和保证柬埔寨的中立和领土完整的建议。
8月28日 回到北京。次日，约谈粮食换购以及生猪出口和内销问题。
8月31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粮食等问题。
9月1日—23日 分别约中央有关部委和一些地区的负责人讨论粮食、棉花、煤炭、木材等问题，并连续召开专门会议，对论有关文件。其问，还多次召集有关城市工作的会议，讨论《关于当前城市工作若干问题的指示》稿。
9月8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粮食、棉花、煤炭、木材的综合发展等问题。强调两条方针：（一）发展生产，保障供应。（二）保证农民口粮，少征购，上调多些，进口逐年减少，潜力从地方挖。〔注〕
〔注〕毛泽东在本年八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曾提出；今年的粮食计划应当少购一点，少请一点，多上调一点，少进口一点，多挖地方潜力。
9月11日 观看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出的话剧《结婚进行曲》，并接见全体演员。在谈话中要求演员把话剧与舞剧、动作尉（哑剧）的特点区别开来，首先要重视话剧的台词。把话说好，
9月15日 参加首都各界庆祝人民解放军空军击落美国U—2间谍飞机大会。
9月15日、16日、17日、19日 与陈毅同日本自由民主党顾问、众议院议员松村谦三会谈。在十五日的会谈中说：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注〕，中日两国人民要站在友好的立场上，要向前看，向远处看，为促进中日两国的友好而努力。十六日，指出：要恢复中日邦交，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应该采取促进和渐进的办法。但是，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我们对过去主张的政治三原则，还是坚持的。对日本政府。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要保留批评的权利。十七日，向松村谦三介绍政治三原则和贸易三原则。认为政治三原则是友好往来的尺度，而且早已被广泛地应用。这也是中日往来的初步基础。在谈到日本有一小撮人想复活日本军国主义问题时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过苦难的人不能不关心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中国人民吃过五十年苦头，更不能不关心这个问题。十九日，就会谈中存在的分歧指出：见解不同投有关系，只要能够寻求共同的办法就行。同日，在出席松村谦三举行的告别宴会上讲话，重申中日两国关系应该建立在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和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之上和两国应发展政治和经济关系以促进两国关系的正常化等意见。根据周恩来和松村谦三谈话中关于扩大中日民间贸易的精神，中日双方开始酝酿民间贸易备忘录。
〔注〕松村谦三在会谈中表示：过去五十年中日本确实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很大损失，这点只能向你们谢罪。
9月21日 约陈毅、罗瑞卿、雷英夫、耿飚等人谈中印边境问题〔注〕。到毛泽东处开会。
〔注〕至九月八日，中印双方部队在扯冬已处于对峙状态。
△与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接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阮维祯一行。
9月22日 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经济问题。
△与中央歌剧舞剧院周克，赵青、汪曙等人谈话，问及演员的住房情况，批评文艺界的平均主义思想说：国家花了十几年的工夫、大量的精力，培养出了一批突出的舞蹈人才。结果在一些问题上，或在小的地方不注意、不重视，而影响了健康，把人才变成了废料，就像工厂生产出了废品。不由别的方面谈，单由经济核算上来说也讲不过去。为什么不应该给优秀的、好的演员一些好的条件，让他们得到比别人更好一些的待遇和照顾呢？我看这没有什么不对的。并说，对年轻一代有作为的艺术家们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培养。
9月23日 在主持起草并多次讨论的基础上，改定《中共中央关于粮食工作的决定》。《决定》对粮食工作作了十条规定。其中，规定一九六二年度〔注〕粮食征购任务为六百四十一点二六亿斤，销售指标为七百零三亿斤，上调任务为四十五亿斤，进口一百零四亿斤；对粮食征购、上调，进口的数量，实行五年一定、一年一议的办法；有领导地适当地开放农村粮食集市贸易；从一九六二年度开始，改变现行的分级包干、差额调控的办法，实行对粮食的统一征购、统一销售、统一调拨的办法。本日，中共中央发出了这一《决定》。
〔注〕为便于粮食的征购，调拨和计算，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中央决定从一九六二年起，把粮食计划年度同粮食生产年度统一起来，即把由当年七月一日至次年六月三十日的老年度改为由当年四月一日至次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新年度。
△接见苏发努冯亲王。
9月24日—27日 出席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等文件。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提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阶级斗争问题我们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使得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再一次批判了“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同时，毛泽东接受了刘少奇的建议，指出：我们决不可以因为阶级斗争妨碍我们的工作，大量的时间要做工作，“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这使得全会结束后，经济调整工作基本上能够按照原来的计划继续进行。
9月26日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言。说：在调整时期，有正确的东西，也有错误的东西。比如，对于形势的认识，在五月会议的时候，把困难说多了一些，说过了一点，这对干部起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尽管如此，那个时候，工作的方向还是鼓足干劲，同困难作斗争，所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谈到今后工作的时候提出：反右的时候还要防“左”，要吸取反右扩大化的教训，不搞运动。还说：机不可失，要团结全党，抓紧工作。在讲到印度方面挑起中印边界冲突的问题时指出，中国政府的办法是：军事共处，长期斗争；又斗争，又团结；又打仗，又谈判。团结是要团结印度的广大人民，表示中国还是愿意同印度友好的。我们这个工作是有成效的。我们的斗争是有理、有利、有节，后发制人。总是他先挑衅，我们不先开枪。除非到了必要的时候，我们也不出击。现在，中国军队的任务就是看住印度军队，反击他的进攻，切断他的退路，逼他后退。同时，我们还主张谈判。
9月28日 到刘少奇处讨论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稿。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八届十中全会后的工作和一九六三年国民经济计划等问题。会议决定：一九六三年国民经济计划中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先按六十亿元多一点来安排；各地参加八届十中全会的同志回去之后，应当切实抓紧冬季工作安排，在农业生产方面，特莉要抓好棉花、烟叶的恢复和发展；原则上规定，这一次回去传达，以贯彻执行全会的几个决定和安排当前工作为主。
△约陈毅、刘澜涛、王恩茂谈新疆问题和中蒙边界问题。
9月29日 接见参加国家科委农业组扩大会议的科学家，就“农业发展问题，也就是农业过关问题”讲话。在介绍美国、日本发展农业的经验后说：日本首先抓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措施，对我们并不生疏，农业增产八字宪法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中都有，就是我们重视不够，做得不够。发展农业光靠农业还不行，还要和商业、交通、工业、文教等部门很好地结合起来。农业科学家们对这些要看得广、看得远。只要把农业这一关键问题搞好了，新的发展就会出现。批评过去在精简中把农业科学研究机构精简过头了，以致有些科学家被列为编外的做法。提出：如工作上需要，该请回来的就请回来，该归队的就归队；要恢复和充实农业方面的业务机构，培养一支广大的农业科学技术队伍。太弱了和目前的要求不相称。讲话还就发展农业的几个急迫的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同时提出，从自己开始，各副总理、各部部长、副部长以至司局长。都要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尤其是农业科学技术知识，程子华同志在学棉花，我学粮食，我们两个人来个竞赛，比一比。
△主持国务院工作会议，讨论当前财经方面几项具体工作的安排。会议决定，从预算内基本建设拨款五十八亿元中，调剂出三亿元重新分配。主要用于农业，支援轻工市场、森工和其他急需项目的需要；追加今年农业、水利方面的支出二点八亿元；今年预算中安排精减职工下乡办农场的二亿元资金，应迅速分配下去，以解决各地急需；初步确定一九六三年水利基本建设投资和农田水利事业费共十六亿元；预拨一九六三年水利工程资金三点八亿元；等等。会议还提出，要立即组织各部进行一九六三年生产和基本建设计划的编制工作；同时，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
9月30日 主持国庆招待会。在讲话中针对连续几年的严重自然灾害以及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所带来的困难，说：中国人民是有志气的、革命的人民，从来不在困难面前低头。中国人民完全经受住了困难的考验，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已经收到显著成效，两年来的情况一年比一年好。
10月1日 约贺龙、聂荣臻、罗瑞卿、谢富治等人谈治安问题。
10月5日 接总参报告：据美联社、法新社驻新德里记者当日反映，印度在加紧备战，在今后几天之内，印军可能要发起攻势，预料这将是中印边界三年冲突以来的第一次真正的战斗，印度政府“已决心要把中国人赶回去”。当即批示：印军“如在东段动手，我们除给予痛击外，西段也可以同时歼灭其若干据点〔注〕”。并命令罗瑞卿总参谋长加速进行部署。十月八日，应约到毛泽东处研究中印边境斗争问题。
〔注〕到十月二十日止，印度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境内建立了四十三个据点。
△与有关方面负责人谈对朝鲜贸易和援助问题。在审阅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关于同朝鲜商谈成套设备项目的请示报告》时批示：“在原则上我方应采主动态度，实事求是而又千方百计地给朝方以可能和必要的援助，使其在经济上能够遂渐实现工业化，并须在一定程度上给以原料、材料和产品的协作。”此前，曾告方毅、叶季壮和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对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独立国家的经济合作和贸易来往进行分类，提出几条原则送中央审批。
△在陪同毛泽东会见越南军事代表团团长武元甲时说：中越之间的互相支援是全面的，不单是在军事上的，还有政治、经济方面的。
10月6日 与邓小平共同签发《关于当前城市工作若干问题的指示》〔注〕，文件作出十二条规定：已经完成减步职工任务的大中城市要集中力量组织生产；争取完成今年的工业生产计划，大力支援农业和市场需要；力争完成今年的基建计划；减少企业亏损；迅速处理物资，防止房屋、物资的损失；迅速清理企业拖欠款，恢复正常经济关系；改善财政开支的管理；努力保证职工生活稳定在现在水平上；妥善安置大中城市的闲散劳动力；缩小城市郊区；逐步改善大中城市的市政建设；改进各种管理体制。文件强调：随着生产的发展，相应地稳定和逐步改善职工生活是目前城市工作的主要任务。工业的调整，特别是重工业的调整，必须按照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保证市场日用品供应的需要，大力地加强采掘和采伐工业、化学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工业、农业机械和国防机械制造工业、石油工业和建筑材料工业等薄弱部门。
〔注〕此件由周恩来主持起草，在讨论修改中吸收了四十四个城市市委书记的一些重要意见。
△在国务院各部门党组书记会议上对八届十中全会后如何搞好农业和市场、解决企业亏损、生产和基建、一九六三年的计划等项工作，作出详细布置。并提出一九六三年计划中粮（三千二百亿斤）、棉（二千万担）、煤（二亿吨）、木（二千三百万立方米）的生产指标和基建投资（六十至七十亿元）的指标。
10月7日 在同越南军事代表团谈话时，阐明中国对国际形势和战争问题的认识、态度和立场。表明中国不赞成苏联主张只由几个大国垄断核秘密的做法。指出在苏联提出禁止核扩散建议的同时，帝国主义就已经扩散了。在谈到军事问题时，阐明为人民而战的人民战争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的区别。提出在人和武器的关系问题上，人是主要因素，正确的观点是以人为主，以武器为辅，人是战争的最后决定因素。如果以武器为主，那是错误的。并进一步阐述了党和军队的关系、军队和政府的关系、官和兵的关系、友军关系、国际关系。
10月8日 在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时说：印度可能在中印边境东段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关于我们这方面，我们总是防御的。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持忍耐克制的态度，他们侵犯我国领土，有时据点设在离我们边防人员仅几米远的地方，逼到我们头上来了，打死打伤我们的人，我们除了自卫外，从来没有出击，没有进攻，从来不先开枪。他们认为中国人可以欺侮，现在还准备了两个旅要进攻。如果他们一旦发动进攻，我们就坚决自卫。又说：印度使用苏制米式直升机在西段和东段进行空投，运送军需，有时还用苏制运输机。这对我们前方战士是有影响的。
10月9日 在接见沈阳话剧团《兵临城下》剧组成员时指出：今后戏剧学院教学从开头就要注意台词这门专业课程。话剧演员的主要工具是台词，要有基本功，还要有一千多观众的观念。演员心中要有观众，要让每个观众都听得见、听得清才行。
10月10日 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中国赴意大利贸易代表团的工作方针问题。
10月11日—13日 赴朝鲜，就中国国内情况，中印、中蒙边界问题，中朝两国贸易等问题与金日成会谈。十三日，飞回北京。
10月17日 在刘少奇主持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介绍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情况。指出：重要的是经济情况正在一天一天地好起来。这一年多特别是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后，执行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在国民经济各方面都做出了显著成绩。强调：目前工作方针是继续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还说：我们发展农业，是全面的发展，不仅要发展粮食，而且经济作物（棉花、油科和其他的经济作物）也要平衡地发展，林业、畜牧业、水产、副业也要发展，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才有基础。
10月1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对印度的军事方针问题。周恩来连日在毛泽东处、中南悔西楼、颐年堂等地开会，研究对印自卫反击的策略。并随时关注中印边界局势〔注〕的发展，参与对中国军队兵力作出部署。
〔注〕尼赫鲁和梅农自本月十六日以来紧急部署向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侵入“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印军自十七日起已经在克节朗河全线加紧挑衅和发动攻击。
△批准文化部党组关于抢修敦煌莫高窟崖壁的报告，指示国家计委在一九六三年度计划中加以安排，并于本年预拨经费五万元。
△与邓小平共同签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紧当前农产品收购工作的紧急通知》和《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七年棉花生产和收购量的初步设想的报告》。《报告》提出：解决人民的穿衣问题，已经成为我们进一步促进国民经济日益好转、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任务之一。
10月19日 约有关人员谈木材、农垦问题。
10月中旬 国家计委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和周恩来的指示，对一九六二年基本建设计划执行情况进行检查。
10月20日 凌晨，鉴于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发动全面、猛烈的大规模进攻，中国军队被迫开始进行自卫还击。
△主持国务院第一百一十七次全体会议，就中印边界战争形势讲话。列举大量事实说明；拒绝谈判的是尼赫鲁，我们至今也没有放弃谈判，我们主张国际争端通过谈判解决；发动进攻的是尼赫鲁，下令要打的是尼赫鲁；冲突的根源是印度要求承袭英帝国主义的衣钵，我们不能老忍让，要还击，要做这种准备，他一定要碰，就让他碰得头破血流。
10月21日 同意国务院财贸办公室《接收分配军队转业干部的说明》中提出的意见和接收布置，并批示：“应由财办指定专人与总政协商接收的具体步骤并下达到各省、市、自治区，地，县三级财贸机关和军事各级有关机关。”
△批准外交部、对外经济联络总局的请示报告，同意对尼泊尔支付现汇英镑七十万，用于援尼公路的修路费用，“费用不足数，由提供商品支付。”并提出：“应力争提早修成。”
10月22日 约李先念、姚依林、叶季壮谈外贸工作。
10月23日 主持起草中国政府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声明。就此与陈毅、吴冷西、乔冠华、姚溱反复进行研究，并征求毛泽东和其他中央常委的意见。连日来，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和进行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其他工作，夜以继日，经常在夜里卜一时以后召集会议，次日展二时接见外宾，五时又到毛泽东处开会。
10月24日 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为寻求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途径，提出三项建议：（一）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和平解决前，双方尊重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存在于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双方武装部队从这条线各自后撒二十公里，脱离接触。（二）如果印度政府同意前项建议，中国愿意通过双方协商，把边界东段的中国边境部队撤回到实际控制线以北，同时，对边界的中段和西段。中印双方保证不越过实际控制线，即传统习惯线。（三）中印两国总理应该再一次举行会谈，中国政府欢迎印度总理前来北京；如果印度政府有所不便，中国总理愿意前往新德里。
△致信尼赫鲁：“在我们两国之间竟然发生了目前这样严重的边境冲突，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我们应该向前看，我们应该采取措施、扭转局势。”并再次阐明中国政府的三项建议。印度政府在收到中国政府建议的当天，表示拒绝。
△接见阿联驻华大使查卡里亚·阿德利·伊马姆，接受大使转交的纳赛尔总统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来信，同时介绍有关事实真相，说：中印两国是世世代代友好的国家，由于边界问题发生争执是不幸的，在这次边界冲突前，我们曾三次建议谈判解决，但总遭到拒绝。他们意见是要我们从中国自己的土地上撤出一大块地方，然后再谈判。我们认为正因为双方对边界具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才需要谈判。如果在谈判前坚持要一方擞出，那又何必谈判呢？这等于强加于人。印度政府的要求不但是把东面九万平方公里，不丹以东划给印度，而且西面本来属于中国领土的几万平方公里的地方也要划给印度。这怎么能做到呢？就是在印度地图上一开始也不是这样画的。一直到一九五四年印度地图上才片面地进行了修改。一九五九年，我国政府提议双方各退二十公里，停止巡逻。这样利于友好，避免冲突，等待边界问题解决。但是遭到了拒绝。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单方面撤退了二十公里，以避免冲突。但是，印度政府利用我停止巡逻的机会，派军队潜入了我国领土并建立了哨所。我们请他们退出，他们不退。我们为了自卫，只好建立哨所，这样就对峙起来。因此不免要发生武装冲突。说明：从一九五九年发生两次冲突后由于我忍耐、克制、退让，才有了三年的缓和。但是，印度方面不断推行“前进政策”，挑起武装冲突，并于本年十月六日第三次断然拒绝了我无条件谈判的建议，最后关闭了谈判之门。中国是在印军的全面进攻下被迫还击的。但是，我们一方面为了自卫进行还击，一方面坚持重开谈判、和平解决的主张。
10月27日 主持国务院第一百一十八次全体会议，再次谈中印边界冲突问题。
△接见阿联驻华大使查·阿·伊马姆，再次阐明中印边界问题的真相及我国在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上的一贯立场。二十九日，就此问题分别致信阿联总统纳赛尔和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部长会议主席奈温。
10月29日 和陈毅接见并宴请日本前通商产业大臣、自由民主党国会议员高碕达之助，在宴会上讲话时指出：一切事物的发展大都是由小而大、由步而多逐渐积累发展起来的。一件新的有发展前途的事情在开始时大多是简单的，而在最后完成时却常是巨大的。中日贸易的发展应该用渐进的、积累的方式进行：毫无疑问，中日贸易发展的前途非常广阔，中日两国互通有无的需要是很多的。但是，中日友好的道路还会有曲折。我们应该披荆斩棘，不把障碍看在眼里，为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的友好而努力前进。三十日，再次与高碕达之助会谈。
△接见缅甸驻华大使叫温，接受大使转交的奈温主席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来信，同时说明：所谓恢复九月八日以前所存在的边界现状的建议是印度政府在我国政府二十四日发表声明之后提出的。九月八日以前，只是印度向我国领土推进。在中印边界西段，深入我国新疆阿克赛钦和西藏阿里地区；在东段超越了所谓“麦克马洪线”，并推进到“麦克马洪线”以北，侵占了大片中国领土，这就是我们提出的克节朗河地区。显而易见，印方提出要把边界现状恢复到九月八日以前的状况，就是说要我们在东段从“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地方还要往北退。这怎么能叫停火？这等于是要我们投降!又说：如果恢复到十月二十日前的边界状况，那么，印度不只是占领九月八日前侵占我们的地方，而且还要占领更多的地方。现在中国政府仍然坚持自己的建议，即双方各自从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脱离接触，这样就可以避免发生冲突，以便有利于谈判。我们所讲的实际控制线，在西段和中段大体上就是传统习惯线，即印方没有入侵以前的边界线。这一建议是最公平、最合理的，对双方都有利。按照印度的说法，这也就是体面的、尊严的和自尊的。
10月30日、31日 接见英国马尔科姆·麦克唐纳〔注〕，同他谈到中国的建设方针、中美关系、中英关系和中印边境等问题。赞扬客人在日内瓦会议上做了有益的工作。强调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来搞建设，说：我们珍惜统一、和平的时机，准备用几十年的时间把中国从一穷二白的状况中建设起来，赶上先进国家，我们所依靠的是广大的人民，在农村主要靠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靠大规模地组织集体的力量；另一方面，也要照顾农民，基本生产单位放在生产队。两者结合起来，这是几年来我们在农业方面摸索取得的经验。这是现在的方针。我们进一步需要做的是从各方面动员支援农业，巩固集体经济，并且推行机械化。要发展农业，进行技术改革，总要实行大农经济。美国政府及其追随者总是有意地敌视中国，不看事实，欺骗人民，对此我们也不在意。任何事情都得靠事实，不是讲空话或叫嚷所能解决的。我们埋头苦干，人们不知道也不要紧，历史发展会证明我们做得对。美国统治者想领导世界，强横霸道，但美国人民有许多优点，值得学习，在谈到中印边界问题时指出：英国政府不甚了解情况，就根据他们的传统看法讲话，这也是不现实的，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在事实面前，在是非面前，应当根据事实讲话，应当有是非。
〔注〕麦克唐纳，英国前工党党员、议员，曾两次访华。这次是应陈毅之邀来华作三周访问，在参观了一些城市后，认为中国人正在埋头进行生产建设，无意向外扩张。
10月31日 在接见锡兰驻华大使阿·伯·佩雷拉时，针对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关于由少数友好国家成立一个斡旋委员会来调解中印边界争端的提议，说：成立斡旋委员会，虽然用意是好的，但是，形成一个组织是既不利，也不容易。
在此期间 指示外交部：对所有表示关心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友好国家的来信、来电都要给予答复。在复电中要说明中印边界问题的真相及其复杂性，阐述中国政府主张中印双方通过谈判解决边界争端的一贯立场。
11月1日 在全国重点煤矿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指出：在整个国民经济调整中，有的行业明年的产量将要下一点，煤炭就是这样。但是，估计形势要从全局来看，目前，更重要的是质量。煤炭工业应该朝着搞好质量、降低成本、降低消耗、增加品种、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五好方向努力，只要把“五好”搞好，特别是质量搞好，效果必然是好的。在报告中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煤炭工业的经验教训，批评高指标、瞎指挥、忽视“三结合”的做法，并从国务院的角度承担了主要的责任。提出煤炭工作今后的十项任务，包括整顿企业、精兵简政、扭亏为盈、技术革新、重视品种质量、加强经济管理等。强调：“当前的中心任务是调整。调整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为了保证上述任务的完成，除了搞好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外，必须重视技术力量，不能让知识分子“坐冷板凳”。知识分子总是有些毛病的，但我们要先发挥他们的长处，然后帮助他们去克服毛病，帮助他们去改造。
△接见高碕达之助，提出两国贸易要建立在平等互利原则的基础上，目前中国是搞以货易货，贸易采取积累和渐进方式，我们的贸易是民间性贸易。还谈到银行结汇等具体问题。
△批发《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内务部“关于对使用不当的高等学校毕业生进行调整工作的报告”》。批语指出：建国三十年来，国家培养的高等学校毕业生，已有近百万人，这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合理地使用他们，切实发挥其所长，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实习期满后用非所学，使用不当，下放劳动过久的，应认真地、合理地调整，安排好工作，发挥所长。
11月2日 约林业部有关负责人谈林业问题，在讨论中井中央、国务院关于成立东北林业和农垦两个总局的决定草稿时指出：林业问题与每十人的关系都很大。林业的经营要合理采伐，采育结合，越采越多，越采越好，青山常在，永续作业。采伐是有条件的，再不能慷慨地破坏自然，对此要慎重，林区开荒也要注意这个问题，违背自然规律什么都做不通。还提出，林业的技术改造，首要问题是搞机械化。十八日，与邓小平共同批发关于成立东北林业总局、东北农垦总局的两个决定和两局相互协作的几个问题的规定。
11月3日 在连日听取国务院系统各部综合汇报后主持国务院第一百一十九次全体会议，检查各部落实城市工作问题十二项措施的情况。在谈到精简工作时说：现在大、中城市大多数精简任务基本完成，目前最难的是安置问题。要多方面设想，想各种办法安置好。凡是没有安置好的，我们必须负责管起来。不能推出去。各部总结时要抓住这点，务使各得其所，这个精神必须贯彻到底。
△在接见锡兰驻华大使佩雷拉时说：在中印边界西段印度两年来在我国领土上设立的四十三个侵略据点已被清除，其中一部分是被我打退的，另一部分是印度自己撤退的。
△毛泽东在罗瑞卿十月三十日《关于成立加强对原子能工业领导的中央十五人委员会的建议》上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项工作。”《建议》说：“我们考虑，最好是总理抓总，贺龙、富春、王鹤寿、张爱萍、先念、一波、定一、荣臻、瑞卿、赵尔陆、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等同志参加，组戚这个委员会。”
11月4日 再次致函尼赫鲁：“中国政府认为，这次边境冲突本来就不应该发生。为了迅速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不论冲突的发展如何，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应该以战胜者自居。中国政府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提出十月二十四日的三项建议的。这三项建议对双方来说，是对等的而不是片面的，是平等的而不是屈服的，是互让的面不是强加于人的，是互相尊重的而不是欺凌一方的，是友好协商的而不是武断专横的。”“我诚挚地呼吁阁下再一次考虑这三项建议，并且作出积极的响应。”
11月5日—8日 听取廖承志、叶季壮、卢绪章等人汇报与高碕达之助会谈中日民间贸易问题的情况。九日，廖承志和高碕达之助分别代表中方和日方签订了关于中日民间贸易的备忘录及有关文件。周恩来和陈毅参加了签字仪式。
11月8日 接见各大区农办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出席国营农、林、牧、渔企业安置城市精减职工和青年学生汇报会的代表。在讲话中指出：搞农垦，要如何搞，怎样有利，不能只搞一个方面，丢掉其他方面；在勘察调查江西湖区围垦情况中，不要怕有对立面，要听取多方面的意见。还说：对人口问题，过去注意得晚了一些。现在注意了。计划生育和组织城市人口下乡，不能看成是一件小事，应当经常抓这件事情。
11月9日 针对印度政府进行战争动员、继续向中印边境增兵等情况，在出席柬埔寨驻华代办举行的柬国庆招待会时说：看来印度方面拟发动一次新的攻势，进一步侵占我国的领土。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我们不能在武力面前屈服。但是我们仍然主张以和平谈判来解决中印边境问题。
11月11日 约张治中，傅作义等人谈对台湾工作问题。
11月12日、23日 针对中国林区铁路落后状况，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扩充铁道兵进行林区筑路的问题。
11月13日 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农业技术改革问题。
△致电几内亚共和国总统塞古·杜尔，赞赏该国政府十一月六日提出的中印边境立即停火、双方部队各从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等主张。说：在目前情况下，做到这点尤其是迫不及待的。“中国争取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根本立场，没有因为印度军队的大举进攻而有所动摇，也没有因为我们的边防部队在自卫反击中取得了进展而有所改变。”
11月1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中印边境冲突和中印关系问题的通知》，指出：“如果印度方面发动新的军事进攻。我们将本着自卫的原则，给它更大的打击。我们绝不主动采取恶化两国关系的步骤，并将寻求可能导向停止冲突、重开和谈的机会。”
11月15日 就中印边界问题致信亚非国家领导人〔注〕。信中陈述中印边界问题的始末。用大量事实说明，这次严重的中印边境冲突完全是印度政府长期以来蓄意制造出来的。从目前种种迹象看来，印度政府不仅无意进行和平谈判，而且决心继续诉诸武力。中印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矛盾，两国绝对没有理由因为边界问题而打仗。为了阻止这种不幸局面的发生，三年来，中国政府作了一切可能的努力。但是。中国政府并不灰心，愿意向前看，中国政府谋求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将继续寻求和解的途径，主动地创造有利于停止边境冲突的条件。同时，呼吁亚非国家主持公道，推动中印直接谈判。
〔注〕此信除写给二十五个亚非国家领导人外，还同时抄送八十三个国家的领导人。
△致电加纳共和国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表示相信“亚非友好国家呼吁中印双方停止冲突恢复谈判的努力，不会是徒劳的”。说：“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最适当的途径，是中印双方直接谈判。离开了当事国家和平解决的诚意和共同努力，很难求得真正解决。”
11月17日 主持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上根据中央关于加强原子能事业领导的决定，正式成立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的中央专委会。以周恩来为主任，由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划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共十五人组成。专委会的主要任务是加强我国原子能工业建设和加速核武器研制、试验工作以及核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此后，到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这段时间里，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过九次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和若干次专委小会。及时解捷了生产、科研和建设中的一百多个重大问题。
△主持国务院第一百二十一次全体会议，就致亚非国家领导人信征求各部部长尤其是非共产党员部长许德珩、蒋光鼐、沈雁冰、刘文辉、沙千里、李烛尘等人的意见，并详细介绍中印边境冲突的情况。说明：之所以给印度以军事上的打击，是因为这两年它欺人太甚了，忍无可忍，退无可退，被迫自卫还击。但是，我们仍主张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是九十九条都希望不大了，有一条我们也创造条件。请各部部长分别召开会议讲清这一问题，并请非共产党员的部长到各民主党派，各界进行传达。
11月19日 接见参加农业机械部、农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召开的全国性会议的代表。就当前的形势和任务问题发表讲话。说：在认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时。要善于掌握主动，抓住时机，发挥效能，调动全局，以开展新的局面，取得新的胜利，在谈到当前的任务时说：在“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总方针下，农业发展的方向就是机械化。农机、一机、化工等工业部门以及水利、手工业等部门，都必须解决如何与农业部门相结合这一大问题。在第三十五年计划中，将面临农业机械化的问题，我们必须很好地研究，在这方面，我们迟抓了五年。现在看来，第三十五年计划，谈不到大量使用农业机械，主要是依靠群众的力量搞中小型农具，依靠手工操作的农具，人力、畜力加半机械化。因此，农业部门一方面要研究机械化的问题，一方面要研究改良农具。
△在两次到毛泽东处开会，并约外交部有关人员谈话后，和陈毅接见印度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班纳吉，强调：尽管形势看来很紧张，但我们应从更远更深来看，中印两国关系应该友好下去。我们应该往远处看。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将不丧失一线希望。我已答允去德里。我已去过德里四次，再去时将是第五次了。
11月20日 和毛泽东、刘少奇等商定：采取主动积极步骤，扭转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
△为在中国政府采取主动步骤之前做好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工作，审改有关部门起草的《中央关于向干部和群众宣传解释我政府十一月二十一日关于中印边界问题重要声明的紧急通知》稿。
11月21日 零时，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从十一月二十二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从十二月一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全线按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二十分钟后，周恩来和陈毅约见印度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班纳吉，通知印方中国政府关于中国边防部队将在中印边界全线主动停火和主动后撤的声明的主要内容。希望印度政府做出积极响应，采取相应措施。
△凌晨，同陈毅先后接见印尼驻华大使苏卡尼和缅甸驻华大使叫温，将二十一日中国政府的声明通知苏卡尼，并希望苏加诺利用其影响，推动印度采取相应措施。向叫温详细说明中国采取的主动步骤。并说：如果印度不回答或来不及回答是否要响应这一措施，我们仍将先主动停火和后撤。苏卡尼认为：中国政府的主动措施“是很明智的措施”。叫温表示：这些措施是“崇高而宽大”的。
11月22日 根据二十一日晚毛泽东的意见，约陈毅以及外事办公室、外交部、中宣部、人民日报社有关人员，商谈有关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国际、国内工作。并作出部署。次日，将部署情况函告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真和罗瑞卿。
11月23日 复电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在这个时刻，阁下提出六个友好的亚非国家〔注〕领导人举行会议，就促进中印和解进行磋商，这的确是一个建设性的倡议。”
〔注〕指锡兰、柬埔寨、缅甸，埃及，印度尼西亚和加纳。
11月24日 在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十次会议上作《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报告，详细阐述国际形势和我国对印度的政策。指出：中印两国关系，从一开始就有友好的一面，又有阴暗的一面。我们一贯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我们对印度有过四次忍让，但是，我们的忍让是有限度的，原则不能让步。我们的斗争策略是“有理、有利、有节”，退避三舍，后发制人，来而不往非礼也。针对有些党外朋友对政府采取的主动步骤认识不够、“觉得有点突然性”等情况，解释道：我们采取这样的措施——十月二十四日的三点建议，十一月二十一日的紧急措施，主动的停火，主动的后撤，这样对不对？我们认为，这跟我们的国策，跟我们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跟我们的一贯的方针，是没有违反的。还回答了党内外提出的有关这一事件的各种问题。
11月25日 约陈毅、章汉夫等谈中印边界问题后，到毛泽东处开会。次日，在送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核阅的由有关部门代为起草的《周总理给奈温的信稿》上写：“黄镇同志将取道仰光去雅加达，故顺道拜访奈温。”信稿说黄镇将向奈温提供最新的情况，并且直接听取奈温的意见。二十七日，由有关部门代为起草的《周恩来致苏加诺总统的信稿》说，中国政府特派外交部副部长黄镇专程前往雅加达，同阁下就中印边界问题交换意见。
△约计委领导小组成员商谈计划工作。
11月26日、27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分别听取陆定一和李富春、李先念汇报有关工作。在二十六日的会议上谈到对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教育工作的估计时，说：恐怕要冷静考虑，全面分析，不能说教育工作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是少、慢，差、费、照抄。有些是，有些不是。不要全盘否定第一十五年计划。在谈到知识分子问题时说，我代表中央作的报告中说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这符合阶级观点。邓小平说，总理的报告是中央批准的。
11月28日 致电恩克鲁玛：为了巩固由于中国政府单方面采取主动措施而实现的中印边境停火局面，使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和重开和平谈判，当前最迫切的事情是促使尼赫鲁总理改变目前继续备战、拒绝谈判的态度，而对中国政府的建议作出积极响应。为此，尽早举行锝兰总理所建议的六十主要亚非友好国家领导人的会议，将是有益的。同日，致函尼赫鲁，呼吁印度政府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以便双方共同推动当前的局势向更加和缓的方向发展。
11月29日 主持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讨论专门委员会办公室的工作条例和第二机械工业部请示解决的几个问题。针对我国棱工业的薄弱环节，决定加强二机部的科技力量以及党和行政的领导力量。限令各有关部门、部队和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于十二月底前。为二机部选调各方面优秀人才五百名〔注〕，调配仪器设备一千一百多台，有些技术设备可由资本主义国家引进。
〔注〕其中，许多领导干部和科技专家是经周恩来亲自提名或审定的，这批力量和二机部原有队伍一道，不久便投入了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和建设核工业的工作。
12月3日 接见将于五日离开北京赴科伦坡参加会议的印尼驻华大使苏卡尼，说：现在，中印边界形势已经缓和了。因为中国方面已经主动停火，主动后撤，不会再打。问题在印度方面。印度要打的话，连英美军事专家也不赞成，这一点尼赫鲁是心里有数的。如果只看印度报纸天天叫嚷战争，像是想要战争，但那只是鼓气。因此，现在亚非国家做工作，有可能产生效果。又说：中国军队为什么要这么快退出？这是因为：第一，我们要主动避免冲突扩大；第二，我们不主张用武力解决边界问题；第三，如你所说的那样，不把印度推到西方去。
△接见以副首相兼财政大臣富米·诺萨万为首的老挝王国政府代表团，就给予老挝建设贷款援助等问题进行会谈。
12月4日 主持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听取刘杰关于两年计划的汇报和朱光亚对原子武器理论设计的介绍后。原则同意两年计划。周恩来在会上要求努力争取实现一九六四年目标。并说：科学是有规律的，要找到它的规律，掌握规律。实验工作要不怕失败，多次实验求得成功。提出：要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质量第一，安全第一，认真抓紧，踏踏实实地努力工作。
△听取广播局党组汇报后，说：广播是党的喉舌，实际上是实行专政的重要工具。这几年工作成绩是肯定的，今后可考虑改为党委制，不设党组，设立政治部，丁莱夫为党委第一书记，梅益为第二书记，李哲夫为政治部主任。
12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有关国防工业的问题，同意罗瑞卿关于国防工业的总的估计和看法。会议决定：国防科技研究机构和国防生产部门的关系，可维持现状不变，今后主要是从加强它们的协作中，使它们的关系协调起来；成立第四机械工业部（无线电工业部）。
△接见越南政府贸易代表团。同日，出席中越贸易议定书和中越通商航海条约签字仪式。
12月6日 先后约有关人员谈起草有关工业问题的决议和粮食工作。
12月8日 在全国棉花集中产区县级干部会议上讲话，说过去的成绩是主要的，三面红旗要高高举起，但还要看到我们对棉花生产领导中的三个缺点：一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二是瞎指挥，不实事求是，不注意抓重点；三是没有运用领导、群众、专家三结合的领导方法。提出：做领导工作的，不能只是简简单单地加加减减。领导工作，应该是观察形势，全面调查，作出正确的结论。还必须实事求是。在领导方法上，一般号召不行，要有具体指导。由一般化转到实事求是、具体分析、具体抓中心，是增产棉花和做好其他工作的一个重要方法。指出：过去三年是粮食紧，现在棉花最紧，要认识到这个农业上的关键问题。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解决人民穿衣问题主要还是靠棉花。虽然化学纤维是要搞的，但在它起步时基本建设要花时间。我们一定要瞻前顾后，很好地安排工作。在会上对到会的十六个省、市、自治区的棉田情况进行分类，并对各类地区的棉花工作做出安排。这个讲话，中共中央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向全国转发。
12月9日 致电班达拉奈克夫人并转科伦坡不结盟国家会议，预祝为促进中印双方重开谈判而举行的亚非六国会议〔注〕成功。表明：中印边界问题应该而且完全可以通过中印两国和平谈判，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中国政府主动地采取了停火和后撤措施，已经使边境冲突停止下来，局势有所缓和，并且中国开始释放印度被俘的伤病人员。
〔注〕亚非六国会议于十二月十日在儡兰首都科伦坡开幕，十二日闭幕。会议希望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访问北京和新德里，向中印两国转达协商结果。
12月11日 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审看纪录片《中印边界问题真相》。
12月13日 在听取教育部工作汇报时说：高等学校专业调整工作很重要，要认真做好。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高等教育主要是提高质量。关于老弱病残人员，有学问的人要注意留下，当个顾问也好嘛!关于建立教师工龄津贴制度，小学教师生活很困难，可以先行，不一定要等齐了才进行。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对学生要加强管理，严格要求，首先要严格要求干部子弟，从他们做起，教育部要做“包文正”。
12月18日 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十六次会议，在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会议决定第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于一九六三年第二季度召开，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延期到一九六三年下半年进行。
12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李先念关于一九六三年财政、信贷、外汇、市场平衡问题的汇报。
△应邀出席阿富汗王国驻华大使穆罕默德·舒埃卜·米斯凯尼亚举行的宴会。在会上讲话时指出：亚非国家应该和平友好相处，特别是对彼此间历史上由于帝国主义统治而遗留下来的问题，更应该通过友好谈判解决，而不应该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
12月21日 就橡胶农场和华侨农场问题约有关人员谈话。
12月22日 和陈毅接见锡兰总理特使、锡兰驻缅甸大使格·斯·佩里斯。接到佩里斯转交的亚非六国会议向中印两国政府呼吁和平解决中印边界冲突的建议，说：锡兰总理发起并开成这次会议，达成建议，我们表示钦佩。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促进中印两国直接谈判，达成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我们不论在什么时候都是要谈判的。我们欢迎班达拉奈克夫人来访，不仅谈中印边界争端问题，而且还要谈中锡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
12月22日、23日 约有关人员谈一九六三年基本建设计划问题。
12月24日 接见出席冶金、水利、水产、华侨农场、手工业、青年团、华北山区等七个专业工作会议的代表，作《吸取经验教训，做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工作》的报告。报告进一步系统总结了过去几年工作中“高指标、瞎指挥、缺乏‘三结合’、没有及时总结经验”的经验教训，说：大量事实说明，我们要多快好省，工作指标超过实际可能是不行的。“大办”的行业，不仅挤了别的，而且本身也得不到很好的发展。比如大办钢铁影响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大办水利过多地占用了农业劳动力、投资和设备；大办钢铁、水利、煤炭，占用的投资过多，影响了其他部门，直接支援农业的少了，农业直接收益少了。并承担了主要的责任，说；要说责任，还在我身上，你们是负次要的责任。工作中缺点错误的责任是中央、国务院，还有国务院的各部。你们回去，可以向下面传达这一点，减轻大家的负担。报告在提出今后的任务时，强调：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两者必须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农业、工业、科学文化和国防四个现代化。总的方向是要把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工作，都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只有基础发展了，工业和其他部门才能发展。支援农业要有效、持续地发展，要从广义而不能只从狭义去理解。另外，还要支援轻工市场，兼顾国防，安排好农、轻、重。在安排生产时，要注重照顾整体，整体多了，对大家有好处，自己所得虽不多，但国家多了。还强调：基本建设要使当前计划与长远计划相结合，从五年、十年设想，循序而进，逐步增长。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需要重视科学，重视实践和重视技术人才”。不尊重科学，就会瞎指挥。“要尊重科学人才，请他们办某些专门的事情。”
12月25日—27日 与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就划定中蒙两国边界等问题进行会谈。二十六日，在会谈中介绍了中国与缅甸、尼迫尔、朝鲜等邻国解决边界问题的情况，并说：我们同所有亚洲邻国都能坐下来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这更证明了中国是愿意友好解决同邻国之间的边界问题的。因为这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同日，和泽登巴尔分别代表两国在《中蒙边界条约》上签字。
12月26日 在参加中南海紫光阁晚会时，对中央歌舞团的一部分演员谈到对当前舞蹈工作的一些意见。提出：我们应该先把自己的民族基础搞得很稳固，发展得很好了，再兼容并收。不要那么急着学别人。强调：要保持自己的民族风格，不要生搬硬套西洋的东西；要有创造性，不能只注意模仿性。号召演员学习传统文化，学习中国戏曲中的好的东西，在排演历史剧时要有历史知识。
12月2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程子华关于一九六三年基本建设计划调整情况的汇报。
12月30日 致信尼赫鲁：中国政府为实现和平解决中印双方分歧的原则，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但愿今后我们双方都能按照这些原则来寻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合理解决。建议双方官员立即举行会晤，商谈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的后撤安排、设立检查站和归还被俘人员等问题。还建议一九六三年一月双方官员在北京或德里或一个友好的亚非国家首都举行会晤。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薄一波关于工业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
12月31日 与当日抵京的锡兰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进行第一次会谈，告知中印边界西段印度在那里建立了四十三个据点。中国边防部队继续全线后撤，西段中方只在两个河各地区保留哨所。
12月 出席全国少先队优秀辅导员和北京市优秀辅导是联欢会。在会上询问少儿影片的制作和少儿剧的演出情况，了解小观众的反应。并对演员们说：你们的工作很有意义，你们应该多为孩子们演出，要让他们热爱你们，把你们当作老师和朋友。
2007/09/10
1962年六十四岁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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