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电叶季壮：（一）我国所需进口货物“应以需要与可能的原则进行谈判”，“尽量说明情况”，并“相机向苏方提出，希能供应”。（二）“一九五四年中苏货物交换议定书等四个文件草案，可于同意。”议定书由你签字，协定由李强签字。
1月2日 致电在朝鲜铁道军事管理总局任职的朝中两国负责人，祝贺他们提前完成朝鲜政府下达的全年运输任务，并希望做好将铁路移交朝鲜政府的准备工作，以便根据两国政府去年达成的协议顺利结束军事管理制度。
1月5日 就军需工厂生产能力过剩一事，致信彭德怀并转高岗：“我意，基本方针应是：将军需工厂精简到适合国防需要和保留一定比例储备的生产力的程度，其过剩者应移交给政府有关部门经营管理。为有步骤地实施此方针，可采用一些过渡办法。”“八小时工作制应予考虑，但亦应与计件工资制结合进行。”
1月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负责领导中国政府代表团同印度政府代表团谈判解决中印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通商和交通问题。四月二十九日，中印两国签订《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协定》写入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月9日 前往中山公园参观徐悲鸿遗作展，指着徐手书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诗词，对其夫人廖静文说：像悲鸿就有这种精神!叮嘱她在出版徐悲鸿画集时应将这副对联印在扉页上。同时在《傒我后》油画前给在场人员讲解：出自《书经》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民在暴虐的统治下渴望得到解放。徐悲鸿创作这幅油画正是“九一八”事变以后，祖国大片国土沦陷。这是针对国民党的腐败而抒发了人民对光明的渴望和期待。并对有关部门负责人说：成立徐悲鸿纪念馆很好，要好好保护这些作品。
1月10日 就黄敬〔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函告出国实习生审查、批准、办理外交手续发生拖延、扯皮问题，指示有关部门负责人：“实习生出国手续繁多，延误时间，必须立即改善。”同意黄敬提出的意见，请高岗即告贾拓夫主办，“速拟好条例，以便各方遵守”。
〔注〕黄敬，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
1月12日 审阅国家计委技术合作局关于《一九五三年中捷科学与技术合作情况的报告》后，致信高岗、李富春、贾拓夫：“这个报告值得研究，请你们中以一人主持召开有关各方的技术合作座谈会，将这个报告中所提意见取得各方同意，起草一个规定，送中央批准后交政务院发出，作为今后与兄弟国家进行技术合作的准绳。”
△晚，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商议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有关问题，并决定将经毛泽东在杭州修改后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提交全会讨论。
1月13日 致信刘少奇、朱德、陈云、彭真、高岗、邓小平，说：“建设首都民用机场，不论从都市建设、民用航空事业上，国防准备上，都是需要的，因此原则上可以同意民航局关于首都民用机场的建设计划。”“惟在建设地点和规模上，设计和施工程序上，投资数目和年度上，以及与都市建设配合上，都需要聘请两三位苏联专家进行总体设计，然后方能确定并进行施工。至整个预算亦须在总体设计审定后方加批准。”十五日，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同意周恩来所提意见，批准民航局的计划。二十日，周恩来将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结果，函告空军司令部、民航局并告中财委、外交部和北京市市长彭真。
1月14日 主持政务院第二百零二次政务会议。在讨论政法委员会《一九五四年政法工作的主要任务》时说：过渡时期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这就使得我国的经济本质发生变化，这就是一个革命。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也就随着改变，我们的人民民主法制，也就要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发展而变化发展。就是说，我们的法制是逐步建立起来的、不断改进的、革命的人民民主法制。企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或者在今天一下子完全建立起来，是不可能的。“因为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都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的，它们可以妥协。所以，资产阶级的法制，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就有了。”但是，旧社会不可能给我们建立人民民主法制。我们只能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后才开始建立全国性的人民民主法制。“既然现在是过渡时期即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必然会有一些运动。”“通过运动，取得经验，把这些经验总结起来，就成为法制。”还指出；要做好公安、检察、监察工作，第一是党政统一领导，第二是各部门要互相协作，第三是重点推行。
△就月前习仲勋提出各地电影制片厂演员不够，拟从部队精减人员中挑选适宜人才一事，作出批示：同意。请习与总政治部萧华商谈。同时，可以从地方文工团中抽调一批优秀导演和演员去电影制片厂工作。
1月15日 致函国家计委并告外交部、外贸部：同意你委所提工业、交通十个部门于一九五四年在派遣赴苏一百四十一项工业项目的实习生名额之外，再派二百二十一名实习生的计划。请“即督促上述各部组织有关实习生派遣的各项准备工作，以便争取早日出国”。
1月20日 和潘汉年、吴克坚〔注〕、谷牧谈话，就本年上海工业企业推行公私合营的重点和步骤等问题交换意见，说：“上海扩展合营计划，可有三个方案：（一）以棉纺为首要任务，容易做。（二）以五金机械为重点，另将轻工百货业拿过一部分来。（三）同时并进。”“怎样做对我有利，应从经济观点与政治方面、主观力量与需要结合研究。主要力量似应放在五金、机械、轻工方面，同时搞好国家棉纺业的典型。”因为“上海机械工业技术水平高，加以民主生产，掌握其技术，然后方可配合一百四十一项建设需要”，“作为我们训练干部、技术工人的基地”。同时，多合营些轻工业，便于防止其冲击，而且轻工业周转快，利润大，对国家收入也有好处。由于“棉纺业已为我们控制，技术上无秘密，亦不发生市场冲击问题，不必太急。对荣（毅仁）、郭（棣活）合营不可带一点勉强”。又说：中央并无将主要城市的消费合作社同国营商店合并的决定，“仅提出过合作社发展重点应放在农村供销合作社方面；大城市消费合作社如无力经营，可改为国营商店；中小城市消费合作社不能取消，因是农村合作社的中间批发网，国营商业尚不能代替”。随后，将这次谈话要点送陈云、邓小平、习仲勋、李维汉传阅。
〔注〕吴克坚，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部长。
1月23日 致信刘少奇，谈对刘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的报告初稿的修改意见：报告初稿已仔细看过，除文字圈点有不多的校正外，“我在‘五反’那一段中，将‘大量地清除了我们队伍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一句删去了。因为在财经会议时，主席几次说‘五反’只反掉贪污生活，尚未触及资级〔注〕思想，而财经会议及其以后，才在总路线宣传中，强调反资级思想。这对在‘总路线’那一段中谈到‘资本主义思想受到了深刻的批判’才能相合。我另在‘党内情况’那一段末尾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就会从各方面来侵蚀党’那一句话中的‘小资产阶级的’六个字删去。因为讲到思想，小资级思想是从资产阶级那里来的，并向着那里发展的。故并列不好。”
〔注〕即资产阶级的缩写。
1月25日 在高岗分别找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就自己的问题作检讨和解释后，本日和二月五日，刘少奇、邓小平同高岗谈话，继续对高进行帮助。
1月28日 主持政务院第二百零四次政务会议。在讨论郭沫若作《关于中国科学院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和钱三强〔注〕作《关于访苏代表团工作的报告》后发言：中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优点是，由于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他们一直“在寻找着光明的路，一旦获得解放，很快就表现出对新政权的拥护，不少科学家从资本主义国家赶回祖国。这和苏联十月革命后科学家纷纷逃往国外的情形，是不能相比的”。但他们的弱点是：所掌握的科学知识不深不广。又说：四年来，科学院整理内部和对科学家的思想改造工作，是有成绩的。现在，我们要充分重视科学研究工作，把科学工作提到应有的地位。我国的科学研究人员人数不多，但很可贵，要很好地团结起来，好好地依靠这批“老师”，培养新的科学干部。“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学了理论，一定要实践，才能有创造，发现，才能提高”，因此强调实践是对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提高理论，还一定要有基础科学。我们看到了今天，还要看到明天”。“我们的基础科学要加强。”“如果只想到实践，不把基础科学的根基打深一些，那也只是照顾了一面。”总之，“要把两方面结合起来：理论与实践结合，实践要有理论指导”。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科学水平能够与国家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又说：“对科学家不能按行政人员的等级来评定待遇。对研究工作有贡献的、生活有困难的，应该待遇好些。在待遇问题上，绝不要采取平均主义的办法。”在讨论内蒙古自治区和绥远省人民政府《关于将绥远省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并撤销绥远省建制的报告》时说：绥远的汉族人口多，蒙族人口少，现在却把它划归内蒙古，“这是一件创举”。内蒙古地区那么大，中间却隔了一个绥远省，没法进行建设。我们汉族要带动少数民族进步，有时要采取多数的汉人参加少数的少数民族自治区的方式，帮助其进步。绥远是我国重工业区之一，现在把绥远省划归了内蒙古自治区，我们就能够帮助少数民族发展。
〔注〕钱三强，核物理学家，时任中国科学院秘书处秘书长、物理研究所所长。
1月29日 发表抗议美方一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扣留二万一千九百余名朝中战俘的声明，指出中国政府将保留把这个问题提交政治会议及其它有关国际会议讨论的权利。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从杭州回到北京的杨尚昆介绍毛泽东对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意见，介绍对刘少奇在全会上的报告和《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修改情况。会议决定四中全会将于二月六日召开。
1月31日 就对一九五一年二月一日苏联援助中国抗美援朝的军事贷款使用情况进行清算一事，致电李强：“同意以你名义致函苏外贸部工程司，说明奉政府指示，请求对‘二一’贷款进行清算，并建议为该贷款最终使用额及贷款余额如何处理签订一项议定书。“议定书文字商定后请发回，待中央批准后再行签订。三月上旬，将苏方查对后的军事贷款账单进军委财务部部长杨立三查对。四月十三日，审阅李强三月下旬发回的由中苏双方商定的关于结束使用苏联援助中国抗美援朝的军事贷款议定书（草案），并且批示：“一九五一年二月一日军事援朝贷款，最后核算只用十九亿多卢布，未使用二亿四千多万卢布，苏方提议取消，不再使用，现朝战已停，只好同意。因此，欠款按半价及铁路器材按四分之三计算，共为九亿八千多万卢布。”此件即由张闻天代表中方签字。
1月 审定中央军委、军委总政治部《关于一九五四年全军政治工作任务的指示》。
2月1日 审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与充实各级计划机构的指示》。《指示》规定：（一）“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国民经济部门和文教部门，必须建立和健全计划机构，并应把计划机构逐级建立到基层工作部门及基层企业单位”。它的任务是：编制年度的和长期的生产计划、基建计划、财务计划和其它方面的计划；检查计划的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向上级提出保证完成计划措施的建议。（二）各大区行政委员会、各省（市）、省属市及县（旗）人民政府，应设立计划委员会。
2月3日 和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同饶漱石谈话，对饶进行帮助。
2月6日一10日 出席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会议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在全国财经会议、中共中央组织工作会议期间及其前后的反党分裂活动，一致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十日，周恩来讲话说：“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向全党敲起警钟，反对任何共产党员由满腔热忱地、勤勤恳恳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卑鄙的个人主义。”“敲起这种警钟是适时的，绝对必要的，哪怕只发现了这种危险状况的萌芽。”“我们所反对的是那种不利于党的团结和损害中央威信的言论和行动，我们并不反对干部中间进行有关增强党的团结和提高中央威信的意见的酝酿和交换。”“我们反对个人主义的反党的言论和行动，正是使党内的政治生活更加健康起来，利于党的团结。”今后“特别是要在高级领导同志中间加强集体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来保证我们党的团结。这样也就可以竭力避免给个人主义野心家以利用和挑拨的机会”。“我们反对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做独立王国，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反对分散主义、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等等”，要“特别着重地反对党内一部分干部中首先是高级干部中滋长着的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以避免这样的干部“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家，或者被这种野心家所利用”。“我们党内目前主要的危险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而党内干部中首先是高级干部中的骄傲情绪，正好是这种思想滋生的温床。”同时，对犯错误的同志提出了几点意见；为了迅速地彻底地改正错误，犯这种错误的同志应该端正自己检讨错误的态度。首先应该依靠党，要相信党“不仅能够发觉我们的错误，而且更能指导我们如何认识和改正错误”。“其次，应该求教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通过学习，从检查自己的党性来认识自己的错误。“第三，应该努力反省。”“第四，应该靠同志们的帮助。”。经过同志们的帮助，揭露出更多的错误，在政治上会更加健康起来。”“应该欢迎同志们开刀治病，不应该仇恨医生。”
2月7日 接见印度尼西亚大使莫诺努图，就两国贸易、印度尼西亚华侨双重国籍等问题交换意见，说：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处境是相同的，都曾进行过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斗争。中国政府希望两国间的贸易与文化交流都能得到发展。中国政府愿意先解决印度尼西亚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由于中国侨民在一国的国籍问题的解决同中国侨民在别国的国籍问题相关联，因此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时间。但是，我们总是要在友好的基础上求得公正解决的。
2月11日 主持政务院二百零五次政务会议。在听取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贺龙作该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报告》时说：体委成立一年多来，做了很多工作，全国体育运动起了变化。“我国人民的体质弱，是由于封建制度和帝国主义长期的束缚和压迫造成的。”“目前的任务是要发展生产、加强国防，这都需要我们有健康的身体。”“健康的身体是建设和保卫祖国的一个重要条件。”现在，“我国人民灵巧是有的，耐力则不够”。“每个人要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均衡发展。不均衡地发展，一定会有缺陷，不仅影响个人能力的发挥，对国家也不利。均衡发展是要思想和身体都健康、思想健康和身体健康是相互影响的。”“所以，开展‘劳卫制’〔注〕运动不只是为了个人的身体健康。而且是为了保卫祖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政治任务。”“人民体质的增强虽然不容易，但总是可以做到的。只要坚持开展体育运动，五年、十年、十五年，中国人民的体质就会大大改变。”“我们一定要把体育运动和国家前途联结起来，这是一个伟大的改造。”“当前体育运动的方针是要普及和经常化。在普及的基础上才能提高，经常化了才会出人才。”“只要体育运动做到普及和经常化并加以正确的指导，人民的体质一定会大大增强。今后两三年内，我们不可能在国际比赛中得到多少冠军，因为最有经常锻炼的基础。”但是，“我们的体育运动如果发展得当，六年以后，到一九六○年，一定会出现许多好选手。我们的体育运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我们的体育运动是有群众基础的，是有远大前途的。”
〔注〕指本次会议批准并于同年五月至一九五八年十月在全国推行的“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这个制度规定了当时全国统一的体育锻炼项目和考核标准。
2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成立由陈云（主持人）、高岗、李富春、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陈伯达、贾拓夫组成的编制五年计划纲要八人小组，并于二月开始工作。
△召集彭德怀、李富春、刘伯承、贺龙、陈毅、聂荣臻，谭政〔注〕、黄克诚、萧劲光、罗舜初等开会，磋商海军的五年建设计划问题。在总结时说：“从我国造船工业发展速度、国家财政能力和与苏联订有三年海军协定等情况出发，海军五年的建设计划应该是在五年时间内实现中苏三年海军订货协定，即以苏联根据协定供应的海军装备作为我国海军五年建设计划方案，不可能再增加新的两年订货计划。”同时，责成彭德怀召集中央军委有关部门开会，研究决定从空军、陆军中抽调空军部队、防空部队和陆军干部支持海军等事宜。四月十五日，将会议情况书面报告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共中央。
〔注〕谭政，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
2月13日 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罗查。就美国、巴基斯坦商订军事同盟一事，向他了解有关情况并表示中国政府的意见。
2月14日 致电李强并外贸部：在第二机械工业部提出的一九五四年国外订货中，有若干遗漏和错误。为提前完成有关产品的试制工作，必须紧急向苏联提出总值为四百七十万卢布的补充订货。订货单将由段子俊带赴莫斯科，他“到后请即向苏方商洽，以便保证生产上的需要”。
2月15日—25日 主持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十六日，受刘少奇委托，在会上转告刘对高岗十五日检讨的意见，并介绍高进行分裂活动的有关事实。二十五日，在发言中指出：“商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经发展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以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个人野心。”主要表现在：“一、在党内散布所谓‘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以制造‘军党论’的荒谬理论，作为分裂党和夺取领导权力的工具。”“二、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同志。”“三、造谣挑拨。利用各种空隙，制造党内不和。”“四、实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破坏党内团结，尤其是对干部私自许愿封官，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和企图骗取别人的信任。”“五、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看作个人资本和独立王国。”“六、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七、剽窃别人文稿，抬高自己，蒙蔽中央。”“八、在中苏关系上播弄是非，不利中苏团结。”“九、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位的阴谋活动。”同时，分析了高岗走上反党道路的根源，总结了全党同志应该吸取的严重教训。三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出周恩来在这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决定将《提纲》作为向地委书记和解放军军党委以上作口头传达时的材料。
2月17日 晚，先后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报告高岗在本日午后自杀未遂的情况和对高的紧急处置办法。政治局会议批准周恩来提出的各项办法。
2月18日 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四国外长会议闭幕。在苏联代表团的努力下，达成一致协议：“建议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美国、法国、联合王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及其它有武装部队参加朝鲜战争并愿意参加会议的国家的代表于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以期对朝鲜问题取得和平解决。”同时，“还要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问题，届时将邀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美国、法国、联合王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它有关国家的代表参加”。
2月25日 主持政务院第二百零六次政务会议。在讨论卫生部部长李德全作的《关于第三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的报告》和会，议决议时说：目前提出避孕问题，是可以的，但不要写在决议上。
2月27日 接见印度大使赖嘉文，就柏林会议、美国同巴基斯坦商订军事同盟和在越南实现停火等问题交换意见，指出：四大国召开的柏林会议不能算是完全满意的，因为欧洲的重大问题没有取得协议；由五大国会议来审查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的事情，也没有取得协议。但柏林会议有一点收获，就是要举行日内瓦会议，从远东的具体问题来解决一些国际上迫切的问题，尤其是远东的和平问题。这就是一个成就。这将推进国际和平，首先是朝鲜和越南的和平。同时，用协议的方法来解决一些国际纠纷的原则也被推前了一步。越南和平的恢复问题，关键在于美国。但是，它却一直在增加对越南的军事干涉，这是不利于和平的。
△召集参加日内瓦会议筹备工作的干部会议。在发言中说：（一）日内瓦会议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具有重要作用，中国应该积极参与。（二）由于美国政府会多方阻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估计难有大的进展，但我们仍应力争解决一些问题。
2月底—3月 为了开好日内瓦会议，进行准备：（一）阅读有关召开日内瓦会议的大量文件、电报、资料和情报，以及美国政府致苏联政府的备忘录和苏联政府的复文等；（二）经常约李克农等商谈出席会议的准备工作和中国代表团人选等问题，提出对每个环节都要认真准备，并组织模拟会议，搞翻译练兵；（三）主持拟定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原则等问题的各项文件；（四）参加中共中央会议，汇报准备工作情况，参与研究出席会议的原则、方针等。
3月1日 批发嘱人起草的毛泽东致杜平、乔冠华并告金、彭电。电文称：为了准备参加日内瓦会议，同意李克农意见，责成乔冠华，黄华等迅速回京参加筹备工作。乔、黄过平壤时应向金首相报告工作并请示意见。次日，周恩来致电金日成：乔、黄“将于三月三日动身离开城赴平壤向您报告并请示”。如您同意，即请南日与乔、黄同来北京共商日内瓦会议的准备问题。
3月2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张闻天任外交部副部长，有关手续由周恩来办理；原则批准周恩来提出的《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初步意见》指出：“关于召开日内瓦会议协议的达成，是苏联代表团在柏林四外长会议上一项重大的成就。单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一事看来，它已使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工作前进了一步。”“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特别是美国政府却故意低估日内瓦会议的作用，并预言日内瓦会议将同柏林会议在德奥问题上一样得不到任何结果。但美、英、法三国之间在朝鲜问题上以及在许多国际事务上的意见并非完全一致。有时矛盾很大，他们的内部困难也很多。”鉴于以上情况，。我们应该采取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并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打破美国政府的“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在日内瓦会议上，即使美国将用一切力量来破坏各种有利于和平事业的协议的达成，我们仍应尽一切努力务期达成某些协议，甚至是临时的或个别性的协议，以利于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道路。在朝鲜问题上，“我方应紧紧掌握和平统一、民族独立和自由选举的口号。以反对李承晚的武力统一和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以及人民在没有任何自由下的所谓选举”。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我们要力争不使日内瓦会议开得无结果而散”。《初步意见》提出：“中国代表团拟以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及一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五人组成。准备工作现正由李克农、章汉夫、李初梨三同志成立领导小组进行。”
3月3日 中国政府复电苏联政府：中国接受苏联根据柏林会议协议发来的邀请，“同意派出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
3月4日 在有二千四百人出席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传达报告，介绍会议的情况和关于高岗阴谋活动的主要事实以及应该吸取的经验教训，阐释学习全会文件的重要意义。指出：召开四中全会的目的，一是要通过治病救人的方法，帮助犯错误的干部觉悟；二是要“教育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干部，提高政治觉悟，来加强党的团结”。从暴露和揭发出来的事实看，“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的错误，已经发展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企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个人野心”的地步。就是说，他没有一种公开的政治主张和纲领来同党的主张和纲领对立，而是企图通过阴谋活动来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目的。尽管四中全会对他采取治病救人、等待觉悟的方针，他在四中全会上和会后的座谈会上也作了两次表面的检讨，但实际上是拒绝反省的，并且以自杀来自绝于党和人民。“因此，对高岗目前有些悔罪的谈话，我们还不能轻于置信。”
△指派谭政文〔注〕为团长，组建最高人民检察署东北工作团，前往抚顺，同时侦讯日伪战俘。
〔注〕谭政文，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3月5日、6日 分别约有关部门负责人商谈：（一）日内瓦会议期间加强外交活动的计划。（二）配合日内瓦会议的国际宣传问题。
3月6日、10日 接见朝鲜南日外相，商谈中朝双方出席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问题的准备工作事宜。
3月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批准周恩来提出的《关于和平统一朝鲜方案的初步意见》，并责成周恩来召集有关方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薪金暂行条例（草案）》进行修改。
3月上旬 致电越南中国军事顾问团：在日内瓦会议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前，“为了争取外交上的主动，能否与朝鲜停战前一样，在越南组织打几个漂亮的胜仗”。
3月中旬初 致电胡志明并越南劳动党中央：日内瓦会议已定于四月二十六日召开。“目前国际形势与越南的军事情况，对越南进行外交斗争是有利的。不论日内瓦会议结果如何，我们均应积极参加。”“因此，希望你们立即进行准备工作；组织出席会议的代表团，搜集有关的资料，拟定谈判的各种方案。”“如果要停战，最好有一条比较固定的界限，能够保持一块比较完整的地区。事实上今天的停战线，也很可能成为将来的分界线，所以这是一个比较重大的问题，而且还要看今后战局的发展。到底这条线划在什么地方，划在哪一纬线，可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要对越南有利，一方面要看敌方能否接受。这条线最好能越往南越好，北纬十六度的问题，似可作为方案之一来考虑。”电文请胡志明在三月底或四月初来北京一谈，并赴莫斯科与苏共中央交换意见。十八日，接胡志明复电后再去电告以已派人去凭祥接胡。
3月13日、1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
3月15日 和董必武约宪法起草委员会的非中共委员研究《宪法（草案初稿）》。
3月16日 主持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五十三次会议，研究组织讨论《宪法（草案初稿）》的准备工作，并通过《分组座谈宪法问题的名单》。
3月20日 在全国文教工作会议上作《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的报告，指出：“现在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同新民主主义革命相比。“不同的是，可以由人民民主政权来进行，不需要推翻什么政权”。“反动的阶级已经打倒，但中国除工人阶级外，还有别的阶级，这里就有新的问题”，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改造。是要照工人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使剥削制度都不存在，人人都靠劳动来生活”。同时论述了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国际国内有利条件，强调：过渡时期文教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加强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要提倡艰苦作风，反对享乐思想；要以谦虚为贵，骄傲为耻。“艰苦朴素是真快乐，谦虚才能有进步。”
3月25日 凌晨，受中共中央委托，乘火车离京赴沈阳工作。
3月26日、27日 在东北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和高岗、饶漱石问题以及初步结论的传达报告，详细介绍了高、饶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的主要事实，批判了高、饶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并由此得出结论：高岗的错误已经“不是普通的政治、思想、组织错误，也不是党内严重的路线错误”，他已走上分裂党、反对党的道路，变成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家。
3月28日 晚，返抵北京。
3月29日 会见胡志明，商谈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方案。
3月3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报告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情况。会议批准周恩来报告的意见，并委托周恩来赴莫斯科同苏共中央商谈出席会议的有关事宜。
4月1日 启程飞莫斯科。
4月上旬 出席有苏联、中国、朝鲜、越南四国领导人参加的日内瓦会议预备会议，磋商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政策和谈判方案等问题，进一步明确尽力争取在印度支那实现停战。
4月12日 返抵北京。
4月1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将已起草好的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五个文件提交会议讨论。十九日，将修改后的五个文件送毛泽东审阅。当晚去毛泽东处，随后再同毛泽东、刘少奇、陈云、彭德怀、邓小平商谈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有关问题。
4月19日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周恩来为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
△在美国公然宣传反对停战，策划扩大战争，动员舆论叫嚣的情况下，指示杨刚转告陆定一：在二十一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里加进四句话：“我们不侵略别人。也坚决反对任何人的侵略行为，我们不威胁别人，也反对任何人的威胁行为；我们不干涉别人内政，也反对别人干涉任何人的内政·我们主张和平，反对战争，但别人对我们的任何武装侵略，我们决不会置之不理!”
△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并在回答提问时说；“日内瓦会议是不应该让它失败的，但是美国显然要阻挠日内瓦会议达成任何协议，特别是要威胁法国，使它不能就印度支那问题达成协议。朝鲜既然停了战就应该进一步巩固朝鲜的和平。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用和平的方法使朝鲜得以统一。”“但是在朝鲜问题上，美国要造成一个僵局”，“以便继续占领台湾、武装日本和维持远东的紧张局势”。尽管如此，朝鲜毕竟“是一个僵局，要再打起来是不容易的”。这样，“它必须另外找一个有热战的地方，那就是印度支那”。假如印度支那战争能够停火，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那么，美国再也不能在亚洲找到制造战争借口的地方了。因此，现在美国的主要目标。就是要避免印度支那战争的停火，要阻挠日内瓦会议就此问题达成协议”。“美国的中心目标是中东和近东，它要利用印度支那问题挑起更大的阴谋。”“美国的野心是要取英国等旧殖民帝国而代之。”因此，我们的结论是：一、美国要侵入亚洲；二、亚洲各国人民要解决的是如何自救的问题，这就要团结友好，反对侵略，不参加军事侵略集团；三、“要告诉英法等西方国家，他们面临着两条任选其一的道路，要末搞好和亚洲人民的关系。从而保存他们的一部分利益，要末拒绝这条道路，选择同美国一起走的道路，从而就会失掉一切”。在日内瓦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将尽一切努力设法达成协议，特别是就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达成协议”。但是，这要靠各方的努力。中国代表团的建议都将是本着和平、合理、平等、反对侵略以及非侵略性的精神的。
4月20日前夕 出席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会议。在会上说：尽管我们过去在国内谈判有经验，跟美国吵架有经验，但那是野台子戏，那是无法无天，什么也不怕，闹翻了也就那么回事；当然我们谈判还不是为了闹翻。就是说，那时我们进行谈判的范围小，有什么就说什么。中国是一个大国，到日内瓦是参加一个正式的国际会议了，我们是登国际舞台了，因此要唱文戏，文戏中有武戏，但总归是一个正规戏、舞台戏。有几个兄弟国家参加，要配合，要有板眼，都要合拍，又是第一次唱，所以还是要本着学习的精神。
4月20日 率领中国代表团飞离北京赴瑞士参加日内瓦会议，夜宿新西伯利亚，次日下午飞抵莫斯科。在莫斯科停留时，曾听取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等介绍外交工作经验。二十三日，偕王稼祥同马林科夫、赫鲁晓夫、胡志明商谈越南问题。
4月24日 经柏林飞抵日内瓦。在机场发表声明指出：日内瓦会议“将要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亚洲这两个迫切的问题，如果能够获得解决，将有利于保障亚洲的和平。并进一步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中国代表团“抱着诚意来参加这个会议”，“并热烈地期望着会议的成功”。随后，前往城郊莱蒙湖畔查尔索瓦镇万花岭别墅（又名花山别墅）住地。
4月25日 就本月二十四日尼赫鲁在印国会发表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声明一事，致电外交部并转陆定一：建议《人民日报》发表尼赫鲁关于印度支那停火的声明。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尼赫鲁声明。
4月25日、26日 中国、苏联、朝鲜三国代表开会，商定：我方先由南日外务相第一次发言，提出关于和平统一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由主要国家共同保证促成朝鲜和平统一的方案，然后再由周恩来、莫洛托夫依次发言，支持朝鲜代表的主张。
4月26日 日内瓦会议在国联大厦开幕。出席会议的国家有：中国、苏联、英国、法国、美国，朝鲜、大韩民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希腊、菲律宾、卢森堡、新西兰、泰国、土耳其、比利时、哥伦比亚、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和荷兰。会议通过由泰国外交部长旺·威泰耶康（即拉那底）亲王、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英国外交大臣罗伯特·安东尼·艾登依次轮流担任会议主席。
4月27日 日内瓦会议开始讨论朝鲜问题。南日在发言中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案：（一）“举行朝鲜国民议会的全朝鲜自由选举”；（二）“一切外国武装力量，在六十月内撤出朝鲜”；（三）“要创造条件以促使尽速完成以和平方式把朝鲜统一成为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民主的国家的任务”。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秘书长。
4月28日 在继续讨论朝鲜问题的会议上发言，全面阐述中国政府对亚洲问题、特别是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立场，谴责美国在亚洲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持南日关于恢复朝鲜国家统一的三项建议，指出：南日的建议是完全公平合理的。“我们希望会议的参加者郑重地考虑这一建议。使这一建议成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的基础。”并且强调：美国在亚洲的“侵略行动应该被制止，亚洲的和平应该得到保证，亚洲各国的独立和主权应该得到尊重，亚洲人民的民族权利和自由应该得到保障，对亚洲各国内政的干涉应该停止，在亚洲各国的外国军事基地应该撤除，驻在亚洲各国的外国军队应该撤退。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应该防止，一切经济封锁应该取消”。“我们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和维护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国家制度而不受外来干涉的权利；同时，我们也要求其它国家用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世界各国都遵守这些原则，我们认为，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的世界各国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一）“根据三天会场情况看来，朝鲜问题的讨论形成敷衍局面，因美国不打算解决问题，法国对朝鲜问题又不便发言，英国也表示不想发言。”（二）“皮杜尔〔注〕急于要商谈印度支那问题”，现在“已与莫洛托夫接触，并表示愿经苏方与我见面”。他在会外亦设法同中国代表团人员往来。因此，关于印度支那问题有提早讨论的可能。
〔注〕皮杜尔，时任法国外交部部长、法国代表团首席代表。
4月29日 致电尼赫鲁，祝贺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
4月30日 经莫洛托夫介绍，同艾登会谈，就朝鲜、印度支那、中英关系和英美关系等问题交换意见。在回答印度支那问题的提问时说：促成奠边府伤兵的撤退问题，最好由交战双方直接谈。朝鲜停战前，交战双方即曾直接商谈交换伤病战俘问题。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已邀请了五国，而奇怪的是双方有关国家的邀请却尚未定，可见有人在阻挠双方参加谈判。在谈到中英相互承认问题时说：不是中国不承认英国，而是英国在联合国不承认我们。
5月1日 出席同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和南、北朝鲜外长举行的关于朝鲜问题的一般性非正式会谈。会上，驳斥了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提出的关于朝鲜问题备忘录中的四点意见，指出：朝鲜战争是美国侵略朝鲜、干涉朝鲜内政。美国还同时侵占了台湾，美国是真正的侵略者。
5月3日 在继续讨论朝鲜问题的会议上发言，驳斥美国代表及其追随者反复提出的荒谬论点，指出；美国发动武装干涉朝鲜的战争后，操纵联合国。非法地追认了美国的这一侵略行动。这就将联合国置于朝鲜战争中交战一方的地位，因而使它失去了公平处理朝鲜问题的资格。”以后，联合国又“不顾中国和世界公正舆论关于美军不应越过三八线的警告，批准了美国扩大侵略朝鲜战争和统治全朝鲜的计划”。联合国不仅对中国控诉美国侵占中国台湾的行为置之不理。反而诽谤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反抗侵略、援助朝鲜的正义行为，诬蔑中国为侵略者。“这些情况严重地破坏了联合国的威信。并使联合国丧失了处理朝鲜问题和其它亚洲问题的道义力量”。同时，“由于美国利用联合国的名义来拖延停战谈判，并阻挠政治会议的召开，就更加证明联合国已无能处理朝鲜问题，因而我们现在才在这里举行这个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会议。我们这个会议同联合国毫无关系。但是，美国代表却硬要朝鲜人民执行联合国的非法决议，同意由联合国监督朝鲜的选举，岂非无理之至”。“为了使朝鲜人民得以在不受外国干涉的条件下和平解决自己的问题，有军队在朝鲜的各国应该达成协议，定期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此外，对朝中战俘被强迫扣留问题提出三点建议：（一）保证朝中被俘人员得以重返祖国；（二）由美、英、法、中、苏、朝及大韩民国组成委员会，以协助前项所规定的遣返朝中被俘人员的措施；（三）在战俘问题未处理前，由停战缔约双方有关国家的红十字代表组成联合小组，前往战俘现在所在地点，进行视察。
5月5日 出席中国、苏联、越南三国代表会议。商谈：（一）关于老挝、柬埔寨参加会议的问题，（二）恢复印支和平问题的讨论可能遇到的问题，（三）军事分界线的问题，等。
5月7日 在中国军事顾问团的帮助下，越南人民军解放越西北重镇奠边府，歼灭法军一万六千余人。奠边府的解放，给法国以巨大打击，迫使法国政府不得不同意从八日开始在日内瓦会议讨论印度支那问题。
5月8日 日内瓦会议开始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参加会议的国家有：中国、苏联、英国、法国、美国、越南和法兰西联邦印度支那三成员国——越南共和国（即南越）、老挝王国（即寮国）和柬埔寨（即高棉）等九国代表团。根据会前协议，会议主席由艾登和莫洛托夫轮流担任。周恩来在会上发言：（一）支持范文同关于邀请高棉和寮国抗战政府的代表参加会议的建议，（二）支持莫洛托夫关于由苏、美、中、英、法五国讨论成员问题。
5月8日左右 为争取谈判的主动，与越南代表商议释放奠边府战役中俘获的对方重伤员问题。十日，在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第二次会议上，范文同发表准备允许运走在奠边府的法军重伤俘虏的声明。
5月12日 在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第三次会议上发言，揭露美法两国的侵略行为，重申维护亚洲持久和平和集体安全，表示完全支持范文同关于停止印度支那敌对行动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八点建议，认为这些建议可以成为会议讨论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基础。并指出，中国“对于目前正在它的邻邦进行的战争和战争扩大的危险，不能不加以密切的注意。中国人民认为：朝鲜战争停止了，现在，印度支那战争同样应该停止”。“美国人自己既然在朝鲜接受停战，为什么又不容许法国人在印度支那接受停战呢？”“美国干涉者并不讳言他们企图接替法国在印度支那进行的殖民战争。他们正在拉拢印度支那的三个所谓国民政府，要直接训练所谓国民军队。这种政策。既侵犯了印度支那人民的独立和自由，而且也是在排挤法国，以便最后将印度支那变为美国自己的殖民地。”对此，“亚洲国家应该互相尊重各国的独立和主权，而不互相干涉内政；应该以和平协商方法解决各国之间的争端，而不使用武力和威胁；应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各国之间的正常的经济和文化关系，而不容许歧视和限制。只有这样，才能使亚洲国家避免新的殖民主义者利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空前灾难而获得和平和安全”。还指出：会议进入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讨论后，“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任务就是要在承认印度支那人民的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停止敌对行为，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
△出席中国、苏联、越南三国代表会议，商讨中立国监督停战问题和国际保证问题。
5月中旬初 收到邓颖超托中国信使捎来的压制成标本的海棠花。
5月13日 致电韦国清并报中共中央：“西方国家正利用奠边府伤员问题责难苏联。进步人士和友方希望能及时得到有关奠边府敌方伤兵处理情况的材料。因此，关于释放奠边府敌方重伤员的双方商谈情况和释放、转运具体进展情况，请能随时电告以便转送范文同同志和苏联代表团，据之进行宣传，粉碎敌人之阴谋。与此同时，若能动员奠边府战役中所俘敌军高级军官发表有关我们优待俘虏、伤员和释放敌方重伤员的人道主义措施的谈话，则更好，但请不要勉强他们去做。”
5月14日 出席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第四次会议。会上，莫洛托夫针对一些与会国坚持“联合国监督”的主张，建议建立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对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条款加以适当的国际监督。
△会见前来拜访的艾登，就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等问题交换意见，指出：中国支持范文同的全面建议，要求和平，但有人要继续扩大印度支那战争，引起危险。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必须对双方来说都是公平合理和光荣的。英国目前还可以多做一些工作，来使对方了解谈判必须是双方平等进行的。法国想撇开政治基础不谈，没有答复范文同建议的政治部分。政治问题必须与停战问题同时讨论。中国取得大国地位是应该的，这是客观存在。在交谈中获悉；英国确有划定军事分界线的打算。
5月15日 出席中国、苏联、越南三国代表会议，商议在限制性会议讨论有关问题时应坚持的原则主要有：（一）必须反对对方将柬埔寨、老挝问题作为单独问题解决；（二）政治问题与停战问题必须同时解决，但可以先讨论停战问题；（三）法国在印度支那停止敌对行动的同时，美国也必须停止运送武器、弹药到印度支那。
5月16日 晚，应莫洛托夫的邀请，与中国代表团和朝鲜、越南代表团到苏联代表团驻地观看苏联歌剧影片《欧根·奥涅金》和苏联杂技艺术。几天后，在苏联代表团驻地邀请苏联、朝鲜和越南代表团观看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艺术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受到热烈欢迎。
5月17日 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共中央：由于奠边府战役的胜利和我方主动提出释放法军重伤俘虏等，使美国、法国主战派破坏印度支那停战的阴谋，遇到很大困难。法国国会议员“多数要求停战，政府中坚决反对停战者亦占少数”。因此，“从目前形势看来，停战可能性增加，谈判已有具体进展”，“但美国和法国主战派的破坏活动亦会加紧”。
5月17日—19日 出席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第一至三次限制性会议。在发言中强调：反对把高棉、寮国问题同越南问题分开处理。高棉、寮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武装斗争是法国武装干涉引起的，高棉、寮国抗战政府各有自己的军队。因此应在他们自己祖国的土地上停火，所谓撤出高棉、寮国的问题是不存在的。应该恢复在印度支那的和平，而不是仅仅在越南恢复和平。三国问题不能分割开来讨论。
5月20日 回访艾登，针对有的代表的主张指出：印度支那三国都有法国的殖民战争，要撤出侵略军那就应该撤出法国军队，但有人要高棉、寮国撒出自己的抵抗军队。这两国人民自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就抵抗法国的干涉，怎能要他们撤离自己的国土呢？现在的问题是两种对立的力量已经打起来了，就应承认事实，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协商，求得停战和政治解决。我们希望战争愈早停愈好。朝鲜停战拖延的结果，是李承晚吃了亏。
5月21日 出席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第四次限制性会议。经过争论，对方在程序问题上作出两点让步：（一）“先讨论对三国有关的印度支那全境停战的一般原则，然后谈这些原则的应用问题，即要照顾到三国各自的问题。”（二）“开始讨论法国建议的第一条、第五条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建议的第八条第一项。”自此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讨论进入具体协商阶段。
5月22日 为了打破由于美国坚持无理主张而造成的僵局，在继续讨论朝鲜问题的全体会议上，就南日四月二十七日的方案提出补充建议：“为了协助全朝鲜委员会根据全朝鲜选举法在排除外国干涉的自由条件下举行全朝鲜选举，成立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对全朝鲜选举进行监察。”
5月23日 会见来访的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指出：现在有人想把会议弄得无结果而散。我们将尽一切努力来达成协议，但必须双方都有这种愿望才行。我们承认印度支那三国情况各有不同，但要求高棉、寮国两国抗战部队撤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控制地区是办不到的。要停火，就要进行地区调整。如果不进行区域调整，双方都不放心，所以必须调整区域才能停战。除谈判停火条件以外，还应谈判中立国监察、禁止从境外运入军队和军火等问题，梅农转达了尼赫鲁总理关于周恩来总理回国时顺道访问印度的邀请。
5月24日 在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第五次限制性会议休息时，法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外交部部长乔·皮杜尔开始主动向周恩来打招呼。
5月27日 在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第七次限制性会议上发言：从各国代表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对莫洛托夫和皮杜尔提出的关于印度支那军事停战问题的各项建议的发言中，“我们不难发现有许多共同点，同时还有许多差异点。我希望本会议能够根据这些共同点达成某些协议，以便作为进一步商谈的基础，同时对于那些差异点也应当寻找方法加以解决”。为此，中国代表团建议本会达成日内瓦会议与会各国对于在印度支那停止敌对行动的基本原则协议：（一）交战双方的一切武装力量“在印度支那全境同时实现完全的停火”。“（二）双方就有关双方占领区的地区的适当调整和在进行调整时双方军队的转移，以及可能发生的其它有关问题，开始谈判。（三）在印度支那全境停止敌对行动的同时，停止自印度支那境外进入各种新的部队和军事人员以及各种武器和弹药。（四）由双方司令部代表组成的联合委员会，对停止敌对行动协定各项条款的履行，进行监督。对于上述协定的履行，并应由中立国委员会进行国际监督。”“（五）日内瓦会议与会各国负责保证协定的履行。”“（六）互相释放战俘和被拘的平民。”在逐项解释建议的内容时强调：印度支那三国不分哪一个国家，都必须同时停火而没有例外。双方军事集结地区，也就是双方地区调整问题，由于三国情况不完全相同，因而在双方地区调整原则确定之后，还要根据三国的具体情况加以实施，因而解决的办法也会有所不同。
△会见来访的艾登，指出：在印度支那三国敌对双方军队集结地区的原则确定后，在每个国家的具体实施办法是会不同的，也是要分别讨论的。只有在三国都达成协议后，才同时停火。艾登说，提议双方达成一个谅解：除非三国都取得协议，否则，任何协议都不生效。并根据这一谅解，先讨论越南问题。周恩来表示，同意在这一谅解的基础上首先谈越南问题。
5月28日 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共中央，汇报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进展情况：“目前谈判的整个形势，是前进了一步。皮杜尔第二次回巴黎，受到国内压力，趋向于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但美国却支持保大〔注〕等在此进行破坏，企图使问题不得解决。
〔注〕保大，美、法扶植下的越南南方傀儡皇帝。
5月29日 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共中央：昨晚，莫洛托夫同艾登对英国代表团的建议进行了修改。“如今日会上美国代表不再捣乱，即可就此达成协议。”随电发出这个修改后的建议。
△出席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第八次限制性会议。会议通过英国代表团提出的建议，并形成以下决议：“为了促使敌对行动的早日和同时终止，兹建议：甲、双方司令部的代表应即在日内瓦会晤，并在当地也开始接触；乙、他们应研究在停止敌对行动后军队的部署问题；丙、他们应尽快向会议提出报告和建议。”
△出席中国、苏联、越南三国代表会议。磋商越南和法国双方军事代表是否在日内瓦接触问题。经过讨论，一致认为；为使日内瓦会议继续进行并在停战的各项原则上取得协议，拒绝双方司令部的代表在甘内瓦会谈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不利的。日内瓦如不能会谈当地也不能会谈，划区的轮廓必须在日内瓦商定，具体实施方案方可在当地磋商。否则，日内瓦会议将无法取得新的进展。本日，将三国代表会谈意见电告中共中央，并请即转胡志明并越南劳动党中央。三十日，在得到中共中央、越劳中央同意中、苏、越三国代表会谈意见的复电后，致电韦国清转越劳中央并告中共中央：经与范文同商妥，同意邓性来日内瓦与谢宝光、何文楼同任越南人民军总司令部的军事代表，以谢为首席代表。“范尚望能有一个熟悉俘虏情况和懂法文的干部同来，起程时间越早越好。”六月二日，谢宝光等同法国远征军总司令部代表戴尔特尔等在日内瓦举行第一次会议。
5月30日 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共中央，详细介绍我方在讨论印度支那停战中急需解决的问题，并说：在停战问题上，“双方将开始进入实质的讨论，其最中心的问题为划区、监察和国际保证。对这三个问题，双方的意见有很大的距离”。中苏代表团均“感到整个形势与我们三方所共同认识的并无基本变化，故需要有一个适合目前情况的明确方案，否则在谈判中便无法表示意见，且易陷于被动”。今后，我们仍应坚持积极主动争取和平的方针，使日内瓦会议能够有所成就。次日，中共中央复电周恩来：“同意来电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分析和关于划区具体方案和谈判的方针方法的意见，并已摘告越南劳动党中央，请他们考虑并答复。”
△在同莫洛托夫就如何推动讨论朝鲜问题会议取得进展一事交换意见时说：采取开小会的方式，撇开卞荣泰〔注1〕的建议不谈，只谈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基本原则，寻求双方间的共同点，以便达成几条协议，正如我们关于印度支那问题所提的六点建议〔注2〕那样，使对方程难完全拒绝，如对方完全拒绝，则对方显然理亏。然后，再由南日提出我方的第二个方案就很自然。莫洛托夫表示基本同意。会后，南日也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随后，中、苏、朝三国代表拟定《日内瓦与会各国对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基本原则协议（草案）》。
〔注1〕卞荣泰，时任南朝鲜外务部长官。
〔注2〕指周恩来在五月二十七日会议上所提的关于在印度支那停止敌对行动的基本原则协议。
△接见英国工党领袖、国会议员詹姆斯·晗罗德·威尔逊和罗布逊布朗，就改进中英关系、发展中英贸易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等交换意见。说：中国不期望英国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上起决定性的作用，因为美国控制着大多数的联合国会员国。但是，英国可以把它与美国不同的意见向世界表明，从而也可以影响美国。又说：中英的贸易应该按照两国的需要，以及两国人民的利益来进行。关于中国在英国建立贸易机构问题，我们将加以考虑。在此前后，指示雷任民多找关系同在日内瓦的威尔逊等和英国贸易界人士接触，以英国为突破口，冲破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实行的封锁禁运政策，打开英国市场。
△晚，收到邓颖超托信使捎来的装在袋中的一片红叶。袋面上写着：“请交恩来留念，祝日内瓦会议获得成就。”红叶的村纸上写着：“枫叶一片。寄上想念。”随后，周恩来托成元功等采集一些院内的鲜花回赠邓颖超作为纪念。六月十四日，信使捎回采集并制成标本的芍药、蝴蝶花。
5月31日 出席转入对停战监督问题讨论的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第九次限制性会议。在会上驳斥美国首席代表比德尔·史密斯抹杀朝鲜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作用而提出印度支那停战应由联合国监察的言论，指出：朝鲜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工作基本上是成功的，它的经验可供参考。它的工作虽然遇到过困难，但那是联合国不遵守朝鲜停战协定造成的。
6月1日 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共中央：威尔逊、罗布逊—布朗和艾登共同向雷任民表示，欢迎中国在伦敦建立常设商务机构。为了推进中英关系，建议我们可向英国正式提出设立常设商务机构问题。此机构应享有完全的外交权利和地位，实际上是一个外交机构。
△出席中国、苏联、越南三国代表会议。在会上提出关于划区的原则和有关谈判的方针。莫洛托夫表示：苏共中央同意中国代表团的意见。
△出席艾登举行的宴会，并在交谈中回答说：再过十天半个月，对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讨论是否告一段落，将要看对方对达成协议的努力程度如何。同时表示同意将像英国派谈判代表到北京那样，中国也将派谈判代表去伦敦。
6月2日 出席中国、苏联、朝鲜三国代表会议，商定：（一）本周内争取召开一次朝鲜问题的大会，由南日对卞荣泰的方案和支持卞的其它代表的发言加以批驳；我发言亦驳卞，但重点拟放在中立国监察全朝鲜自由选举的需要和有效性上。（二）《日内瓦与会各国对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基本原则协议草案》拟由苏方提出。
△出席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第十二次限制性会议，讨论对印度支那停战实施监督和中立国监察问题。在会上发言，支持莫洛托夫关于以两个欧洲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两个亚洲国家（印度、巴基斯坦）为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成员的建议，驳斥史密斯关于“共产主义国家不可能中立”、不能作为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成员的说法，指出：“不能把政治思想没有中立与不参战的中立国混为一谈。”凡是没有参加印度支那战争而又愿意为世界和平工作的国家就是中立国。没有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就是中立国，这是朝鲜停战协定所下的定义。这个定义也适用于关于印度支那的停战谈判。三日，针对双方在同意同时设置交战双方代表组成的混合委员会和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后产生的新的分歧，在第十三次限制性会议上阐明立场：“坚决反对联合国监察。”“中监会与混合委员会的关系应当是平行的”，决不应把它放在混合委员会之上。“两者的分工是：混合委员会的责任是负责停战条款的履行，而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则是负责视察监督双方有无违反停战协定条款的事情。”“在境内，两种组织都在工作。而边境监察，则由中监会直接进行。”“停战协定能否执行，要看双方有无诚意。双方混合委员会应负主要责任。”同时表示同意皮杜尔先前的建议：中监会应向参加国际保证的与会国负责。五日，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三日我所谈混合委员会、中监会和国际保证三者的职权及其关系问题已引起对方注意。昨日艾登表示我的中监会应向参加本会并保证协议的各国负责的意见是值得仔细考虑的。”
6月3日 就五月下旬美国通过英国和苏联要求中国释放犯罪的美国侨民，并承认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某些政策是不现实的一事，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中国代表团已经答复英国方面，中美双方可经英国介绍直接接触。“如美方果真来谈，我们即按既定方针和他们进行接触，并以接触情况决定在何处举行谈判。”在谈判中，将“首先联系到中国留美学生被扣问题”，也阐明中国将区别对待犯法的美国侨民和其它美国人。
△晚，会见来访的梅农，就其所提问题答复说：（一）在朝鲜除中立国监察委员会、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外，还有停战委员会。这些机构基本上是有效的，朝鲜的经验是可供参考的。（二）印度支那情况与朝鲜情况不完全相同，不可完全沿用朝鲜的经验，但可供参考，不应采取否定的态度。（三）中立国的定义是未参战的国家，因此不应涉及政治思想问题，如认为共产主义国家就不能参加中监会，这就阻挠达成和平。（四）原则上不许可派军队到印度支那去，因为那将干涉印度支那的主权和内政。中立国是来监察停战，中立国的作用是不干涉，不是干涉。又说：法国在军事代表会议上企图推迟双方在印度支那当地的接触，并以拉尼埃方案所提条件来划区，这是有意造成僵局。梅农表示，他将就有关问题同皮杜尔会谈。
6月4日、10日 中国代表团和美国代表团代表经英国代表团杜维廉的介绍，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初步商谈。十一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并告公安部，外交部：十五日中美双方拟将再次接触，我方的商谈方针是：（一）主动提出“保护我国在美侨民、留学生的权益问题”。（二）“拟指出美国强迫扣留我留学生，既违犯国际法又不合人道主义，要求立即恢复他们自由离美返回祖国的权利。”（三）关于整个侨民和留学生问题的做法：（1）准许被扣美国人与家属通信。（2）将已死亡三人的消息告诉美方。（3）宣布被扣留的美空军人员罪状。（4）如果美国改善对我留学生之待遇，准许他们回国，届时看情况，我方也可考虑批准几个美国侨民出境，或将几个犯罪被监禁的美侨驱逐出境。此点拟相机行事，目前尚不宜采取行动。随后，六月十五日、二十一日和七月十六日，双方继续就留学生和侨民问题进行商谈。
6月5日 出席继续讨论朝鲜问题的全体会议。在南日关于希望与会各国能以朝鲜代表团四月二十七日的建议和中国代表团五月二十二日的补充建议为基础达成协议的发言之后，周恩来进一步指出；虽然与会各国的分歧依然存在，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共同基础是可以找到的。因为在会上，没有人反对朝鲜的和平应该巩固，并且大家认为，会议的目的是要达到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的。关于从朝鲜定期撤出一切外国武装力量的问题，也其有少数的代表在原则上表示了不同意见。“我们既然有了这些共同基础，我们更应该努力寻求具体解决问题的道路，而不应该让大韩民国代表的建议成为我们在寻求协议的途径上的一个障碍。”为此，中国代表团建议：与会各国应该在已有的共同基础上，努力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莫洛托夫随即综合会议开幕以来各国代表所提意见的共同点，提出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基本原则的五点建议。由于美国，大韩民国代表的阻挠，本次会议仍未取得进展。
6月6日 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并报中共中央：根据此间新闻界传闻，对方十六国昨天上午开会，美国倾向于破裂朝鲜问题的会谈。“我方为揭露美国的破坏阴谋，现正准备进一步提出具体材料肯定朝鲜中监会的成绩和四国协议有效的一面，并证明美方违反停战协定和破坏中监会的一面。在宣传方面，亦拟就会议中我方和解态度与美国破坏态度作对比，说明我方的作法是尽可能寻求共同点，而美国却坚持联合国监察，不想在联合国以外另谋解决途径。”
6月7日 会见来访的皮杜尔，回答说：在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二者之间，当然相互有影响，都要求解决，不应只解决一个问题而对另一个问题不求解决或设法阻碍。出席会议的双方都应采取协商精神寻求共同点。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法越双方应更主动些。皮杜尔说明：在八日的全体会议上，我免不了要说些激烈的话，但这并不妨碍我与中国代表团以后的来往。
6月8日 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共中央：越南的地区调整问题上，把南北划成两个大区的大调整，对我有利。“就北、中、南三战区现有地区的小调整对我不利（即使越南普选问题达成协议，但对方一定会阻碍，短期内决难实现），因此原有地区的小调整方案，只有在不得已时（如大调整方案敌方要价太高，我们所得太少达不成协议，或敌只要求小调整不考虑大调整方案时），我们始能提出。”“要争取大调整方案的实现”，但“大调整的最低方案，不宜过高，应有伸缩余地”。越劳中央四日来电中的“大调整方案和我们三十日去电中大调整的第二方案相同”，假如这个方案争取不到再作些让步，是可以的，不宜将这个方案称为我方最后方案。即使是再作一些让步，较之就地小调整方案，还是有利。在谈判方法上，我方不进入对具体问题的讨论已不可能，而且也是不利的。我方将进入校正现状地图的工作。随后即提出划区的方案，以期早日获得划区轮廓的协议和停战的协议。以上意见，范文同完全同意，请即商越劳中央。
△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介绍越、法双方总司令部军事代表第五次会议情况，并报告根据对方的意图而提出的对策：“我们拟在最近几次会议采取如下办法，即不与对方就每一地区的双方情况进行讨论，而让敌将其所有‘控制地区’介绍出来，然后再分区反驳。最后拿出我方现状地图”，“以便达到既可早日了解敌之意图，又可争取时间和条件，为我方第一次提出的划区的最高方案预作准备”。“上述办法已为苏、越同志一致赞同”。
△宴请艾登，并招待观看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
6月9日 在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第六次全体会议上进一步阐释自己在五月二十七日提出的六点建议，指出：（一）在印度支那早日和同时实现停火的原则作出明确规定后，就必须根据这一原则来考虑怎样实现早日和同时停火的具体问题。（二）研究在停止敌对行动时军队的部署问题的原则。无疑地应该适用于印度支那全境，同时也应注意到三个国家的情况是不完全相同的，因而在解决办法上将会有所不同。（三）交战双方均应遵守停止自印度支那境外运入新的部队和军事人员以及各种武器弹药的规定，不能有任何例外。（四）为了对停战协定条款的履行，进行监察，应该建立两种监察组织。一种是范文同提议的联合委员会，即由交战双方代表组成的停战委员会；一种是莫洛托夫根据皮杜尔的建议提出的由本会协议邀请的中立国家组成的中立国监察委员会。（五）皮杜尔提出的与会各国负责保证停战协定的履行的建议，希望将这一原则确定下来，使它成为本会议的初步协议。（六）根据奠边府释放重伤战俘的经验，互相释放战俘和被拘平民的问题，经过交战双方直接谈判，是不难获得解决的。同时批评了美国政府的阻挠政策和法国主战派的拖延政策，表示支持莫洛托夫本月八日提出的三项建议，要求本会议对印度支那军事问题和政治问题，立即开始平行的轮番讨论，以便使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协议能够迅速达成，使印度支那全境的早日和同时停火能够首先实现。
△致电外交部并中宣部：“报道以艾德礼为首的英国工党访问我国的消息，二十六日电稿登载在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四版四栏，是不够显着而且也太迟缓了。艾决定访问我国的消息引起世界注目，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应很大。一般认为，艾的访华是得到了丘吉尔与艾登的同意的，因而这标志着英美矛盾的表面化。为配合外交斗争，我党报应表示重视。今后关于这类新闻以及日内瓦会议重要报道如何刊登问题，外交部与中宣部应经常联系与研究，以便密切地配合外交斗争。”
6月10日 两次会见来访的梅农，听他介绍印度政府提出的解决印度支那停火问题的全面建议，并向他说明：目前的僵局是美国造成的。对美国代表的挑衅，我们不能不给以答复。不能说由于我们作了答复而造成僵局。解决重大问题时应采取一致协议的原则。这是中国参加国际事务所遵守的原则。
6月11日 在继续讨论朝鲜问题的全体会议上发言，表示完全支持莫洛托夫本月五日提出的五项建议，揭露史密斯企图中断对朝鲜问题的讨论的阴谋，指出：史密斯所追求的目的是要使已经停战的朝鲜处于更加不稳定的状态之中，是要使尚未停战的印度支那根本得不到停战。我们既然已经有了不少一致和接近一致的意见，我们就应该把已经一致和可以取得一致的意见肯定下来，然后对分歧之点继续讨论，以便对各项问题达成完全的协议。这是本会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所应遵循的合理道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停止前进，我们投有理由不继续根据莫洛托夫先生的建议，继续讨论，寻求协议。因此，我们提议会议采纳莫洛托夫的建议，作为继续进行讨论的基础。
6月12日 晨，去伯尔尼，会见瑞士联邦政府主席巴特尔和政治部〔注〕部长彼蒂彼爱。当天返回。
△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共中央，根据目前会议的进行情况，“苏、越、中三方共同认为，为了促进日内瓦会议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谈判，军事方面宜迅速转入对划区问题的具体商谈，并由我方主动提出从军事，政治、经济、交通各方面因素考虑，北部红河三角洲应全部划归我的要求，至于如何交换则要对方提出”。从近两天“法方态度来看，估计法方作法有两种可能：（一）同意大调整、南北分治，但用各种方法要越方先讲。（二）故作各种姿态诱使越方谈出全部方案，然后再决定对策”。对此，我们准备首先摸清对方的企图，“并在适当的时机表示：（一）北部三角洲我虽全要，但法国的经济权益则可以维持，军队也将分期撤退。（二）在对方对划区问题有较肯定的答复时，我们即可表示除北部地区全要外，中部平治天地区也要。（三）若对方追问我的交换条件时可以透露南部某些地区可以让出，但我不提十六度分界线的主张。（四）若敌方提出十八度或十六度分界线时，除追问究竟是其政府的意见或个人的意见外，均暂不马上答复，以便慎重研究后再作表示”。
〔注〕瑞士联邦政府下属的七个部之一，掌管外交事务。
△对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采取拖延政策的法国约瑟夫·拉尼埃内阁倒台。十七日，法国国民议会授权孟戴斯—弗朗斯组织新内阁。孟戴斯—弗朗斯表示：新政府如不能在四周内谋求到印度支那停火，就准备辞职。
6月13日 会见来访的梅农，详细答复其十日提出的建议，并说：中国方面提出的一致协议的原则不是绝对的，有的问题须要一致协议，有的问题只须多数通过。希望印度能够在中立国监察委员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并且会做得很好。同时请其转告尼赫鲁总理，中国愿与东南亚各国保持与印度那样的友好关系，东南亚的事应由东南亚的人民自己解决。在东南亚应该建立起安全的环境，使我们彼此和平相处，而不让美国有任何干涉的借口。
△接见来访的印度尼西亚驻法国大使阿纳克·阿贵，就其提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谈判破裂后，美国会趁机干涉印度支那战争、制造太平洋公约和印度尼西亚愿有中国做朋友问题时，回答说；不论谈判破裂与否，美国都是想制造太平洋公约的。如果美国制造了这样一个公约，中国将支持印度尼西亚反对太平洋公约的和平立场，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可以保证彼此不侵略、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中国支持印度、印度尼西亚和缅甸成为印度支那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成员。
△晚，出席中国、苏联、越南三国代表会议，商谈目前形势和我方在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会议上的谈判方针。十四日，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共中央：十三日，中、苏、越三方达成一致认识，（一）法国拉尼埃内阁十二日倒台后，法方担心法军在雨季的处境会更加危险，而法内阁又不能派新兵去增援；美国目前大举干涉不甚可能，而英国原是反对派兵参战的。所以法国还是愿意继续谈下去的，而且法方是基本上同意在越南划分界限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破坏谈判会遇到困难。（二）尽管种种消极因素仍然存在，但我方将仍采取积极态度，指出会议既已取得五月二十九日协议，且双方司令部代表的谈判已进入具体问题的讨论，这是初步成果，应扩大此成果继续讨论下去，说失败是错误的。应该使我方这种坚持积极态度的精神给世界造成印象：我方一向是现在仍然是积极的希望迅速达成协议的，并且是主张根据已有的共同原则继续讨论求得协议的，应尽量使美国的破坏阴谋遭遇更大的困难，即使真的被破坏了则责任显然在他而不在我。
△夜，复信邓颖超：“你的信早收到了。你还是那样热情和理智交织着，真是老而弥坚。来日内瓦整整七个星期了，实在太忙，睡眠常感不足。”“所幸并未失眠，身体精神均好，望你放心。”陈浩、成元功“催我写信数次。现在已经深夜四时了，还有许多要事未办。明日信使待发，只好草草书此，并附上托同志们收集的院花，聊寄远念。”
6月14日 晚，针对对方在会外散布将在十五日大会上结束对朝鲜问题的讨论一事，中国、苏联、朝鲜三国代表召开会议，商讨对策，一致认为：我方现已不可能在会上从容地提出原定的第二方案和作为最后一手的补充建议，必须争取在最后一次会议上把全部牌都打出来，即使不能挽救会议于马上破裂，亦足以便对方处于不利地位。我方建议案提得愈低，就使对方愈被动，使对方破裂愈困难，愈无理由，并使对方对破裂负更大的责任。同时商议了我方三国代表在十五日会议上的行动方案。
6月15日 出席继续讨论朝鲜问题的全体会议，在发言中表示完全支持南日本日提出的关于保证朝鲜和平状态的六项新建议，指出：“六项建议提供了保证朝鲜和平发展的基本条件。”我们没有理由不在六项建议的基础上达成适当协议。为此，中国代表团“建议本会议召开中、苏、英、美、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七国参加的限制性会议，讨论巩固朝鲜和平的有关措施”。在泰国代表宣读对方提出的《十六国共同宣言》后，第二次发言，对这个《宣言》断然要停止会议表示极大的遗憾，并指出情况虽然如此，我们仍然有义务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达成某种协议，为此建议：“日内瓦与会国家达成协议，它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关于恢复适当谈判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将由有关国家另行商定。”还指出：如果这一个建议都被“联合国军”有关国家拒绝，那么，“这种拒绝协商和和解的精神，将为国际会议留下一个极不良的影响”。继比利时代表斯巴克表示赞同意见之后，再次发言：“如果十六国宣言和中国代表团的最后建议有着共同的愿望，那末，十六国宣言只是一方面的宣言，而日内瓦会议则有十九个国家参加。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用共同协议的形式来表示这一共同愿望呢？”最后，表示对比利时外交大臣斯巴克所表现的和解精神感到满意。同时批评美国代表阻挠日内瓦会议，并阻止达成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议。历时五十一天的日内瓦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由于美国代表的破坏，最终在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的情况下宣告结束。
△为使谈判取得进展并达成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在中国、苏联、越南三国代表商谈老挝、柬埔寨问题时提出：在目前情况下，我方在老挝和柬埔寨问题上应按已定方针有所让步，以使会议继续下去，求得达成协议的途径。至于是否承认有越南军队在这两个国家，这是目前谈判中的关键问题。因此，宜以承认在老挝、柬埔寨有越南志愿军的让步来争取在越南划区问题上求得补偿。对此，苏联、越南代表表示同意。
△就派顾问去越南帮助越人民军在双方军事代表就地谈判的工作问题，致电中共中央转韦国清井告章汉夫：“俟谈判开始后，劳动党中央的确需要我方派顾问去帮助工作时”，你即可表示请其致电中共中央提出这项要求。“我们的意见，国内邓华、杜平、解方兰同志不能调出，如果有必要只能将在朝鲜谈判中较有经验的马牧鸣同志调去工作。”刘少奇批：“中央同意周恩来同志意见。”
△就拟于本年十月在中国召开亚洲和平会议一事，致电中共中央并告刘宁一、章汉夫：经考虑后，有以下意见；（一）“紧接着斯德哥尔摩国际人士会见会议〔注〕后，即举行亚洲会议作用不大。”（二）如在这次会议上，亚洲各国代表赞同开亚洲和平会议的人很多，“即可作出决定，否则不可定死”。（三）“会议地点最好在印度尼西亚或印度，如不可能，在中国亦可同意。”（四）“现在就决定今年十月开，是否适宜和能准备得好颇有问题。”“既决定开就一定要开好。”以后，经亚洲有关国家商定，会议于一九五五年四月在印度新德里召开，会议名称正式定为“亚洲国家会议”。
〔注〕指将于六月十九日在该地召开的缓和局势国际会议。
6月16日 在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第十四次限制性会议上发言：在本次会议中我曾几次说过，印度支那三个国家的情况是不完全相同的，因而在解决问题时应该考虑各国的具体情况；同时三国的问题也不能截然分开，应该联系起来考虑才能获得适当的解决。现在，以五月二十七日我提出的建议和五月二十九日会议的协议为基础，提出关于老挝和柬埔寨问题的下列建议请会议审查；日内瓦会议与会各国协议如下，（一）老挝和柬埔寨境内敌对行动的停止将与越南敌对行动的停止同时宣布。（二）交战双方司令部的代表就有关老挝和柬埔寨境内停止敌对行动的问题在日内瓦并在当地开始直接谈判。（三）敌对行动停止后即不许从境外向老挝和柬埔寨运入新的任何部队和人员以及武器和弹药。关于为自卫所需而运入的武器的数量和种类，将另行协商。（四）国际监察委员会的权力，应扩展至老挝和柬埔寨，但要照顾到这两国的特殊情况。（五）经各司令部协议后，释放或交换战俘和被俘平民。（六）战时同对方合作的人员不应受到迫害。
△拜访艾登，向他郑重表示：中国对讨论朝鲜问题的会议在没有结果的情况下就结束，是不满意的。因为没有表现一点点和解的精神。在讨论印度支那问题会议上，希望英国不要像美国一样缺乏和解精神。又说：我们不能看到老、柬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来威胁中国的安全，中国对于这种情况是不能置之不问的。我们愿意看到老、柬成为像印度那样的东南亚型的国家，我们愿与之和平共处。这样对法国、英国也是有利的。在政治上越南民主共和国愿意尊重老、柬的独立、主权和统一，在军事方面应承认有本地的抵抗部队，也承认过去有越南志愿军在老、柬作战，有的已经撤出，如果现在还有，我们认为应按照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办法办理。艾登表示：英国的要求也正是如此。
6月17日 出席中国、苏联、越南三国代表会议，讨论越劳中央本月十三日来电提出的关于印度支那的划区方案。指出：我方方案应以越南为争取重点而在高、寮可以酌情让步。在高棉不划区只求政治解决，把寮国南北划为边区。根据高棉抗战政府的实力情况，要求在高棉划区不可能，只有按就地停战、双方协商、中立国监察、政治解决的方针进行谈判。十九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介绍三国代表开会情况，并强调：根据实际情况，如果我们在老、柬问题上作出让步，“则在越南就可以多要一些，求得补偿”。“越南各方面的力量较强，不但可以保得住，而且能够逐渐巩固和扩大影响。”“目前形势是：如我在军事会谈中提出合理的具体方案，即可争取与法国迅速解决问题，达成停战。这样既可推动法国新政府抵抗美国干涉，又可拖延欧洲军问题。这对东西都是有利的。所以，这些关键性问题必须谈清楚。”但是，现在只凭电报的往返交换意见，是不易取得一致的。因此，在日内瓦会议各国外长休假期间，我“有必要于访印后返国途中去广西南宁一行，请越劳中央的负责同志多去几位。由我向他们报告情况，说明重点划区的方针”。还指出：孟戴斯—弗朗斯虽然有摇摆性，但与皮杜尔不同。
△就艾登今晨介绍丘吉尔首相将于下午在下议院发表公报宣布中国政府派遣外交人员驻伦敦前来征询意见一事，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共中央：在目前形势下，宣布这项协议是有利的，故决定同意。因为，“相互承认对方外交人员的代办身分和地位，可以表示两国关系已开始走向正常化，但在双方经过谈判互换大使之前两国关系仍然是不完全正常的，仍然没有完全脱离谈判建交阶段，代办的机构应称代办处”。为此，建议新华社今晚宣布并予广播。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消息，中英两国政府协议：“中央人民政府派遣代办驻在伦敦，其地位和任务与英国驻北京代办的地位和任务相同。”
△在接到本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接受印度政府邀请前往印度访问的来电后，复电中共中央：同意中央意见，俟日内瓦会议休会后绕道访问印度。二十二日，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共中央，提出关于访问印度的计划，并指出：“此次访问印度的目的，在为缔结某种形式的亚洲和平公约做准备工作，以打击美国进行组织东南亚侵略集团的阴谋，并从而推动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复。”
△会见从巴黎赶回呼吁继续召开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会议的皮杜尔，简告十六日同艾登谈话的内容，并说：我同意法国使会议继续的意见，因为我们一向的立场就是使会议有成果。越南十六日提出的建议〔注〕是合理的，是寻求达成双方的光荣的和平。要满足老、柬的合理要求，就必须满足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合理要求。只要法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即交战双方的主要部分同意了便好解决了。我们愿意看到老、柬成为东南亚型的国家，同时又成为法兰西联邦成员国。皮杜尔表示：不希望任何人对会议加以破坏，要使军事会议获得好的结果。
〔注〕指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提出的《关于解决印度支那政治问题的建议》。
6月18日 出席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第十五次限制性会议。会上，除美国代表团外，所有与会国代表团都认为周恩来十六日提出的建议是富有建设性和协商精神的。
△出席中国、苏联、越南三国代表会议，研究老挝、柬埔寨代表团提出的两个建议，一致认为：在十九日限制性会议上，可能与对方就老、柬问题达成协议。
6月19日 上午，会见来访的艾登，商谈关于老挝、柬埔寨问题的建议，说：我们是主张赶快达成协议早日停战的，法国新内阁也是希望战争快停的。现在越、法双方都要抑制其部队不要搞大战役。建议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外长们都能定期回来，这样对双方军事代表的工作也可以给予一个期限。艾登表示赞同，并说他最高兴的事，是中英关系改善了。
△经日内瓦会议双方主要国家往返数次磋商，双方在会外就老挝、柬埔寨问题的协议取得一致意见。
△下午，出席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第十六次限制性会议。会议达成《关于在柬埔寨和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协议》规定：“甲、双方司令部代表将立即在日内瓦或在当地会晤；乙、他们将就有关柬埔寨和老挝境内停止敌对行动的各项问题进行研究，而从撤退在柬埔寨和老挝的一切外国武装力量和外国军事人员的问题开始，并对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团所提的意见和建议给予应有的注意；丙、他们将尽早向会议提出他们的结论和建议。”会议要求处理三国问题的双方司令部代表在三周内向会议提出临时或最后报告。
△接见加拿大代表团代理团长、驻挪威大使切斯特·朗宁。
6月20日 致电邓小平转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共中央，告以访问印度日期，并说：已商得莫洛托夫、范文同同意，将于访印回国时在南宁同越劳中央胡志明、长征、武元甲等及罗贵波、韦国清会晤，“谈谈判情形和划区问题，求得意见的一致，以便日内瓦谈判获得进展”。“代表团由李克农留下主持并领导军事谈判。”我拟自南宁飞返北京“向中央报告谈判经过，并请批准划区方案，以便及时指导日内瓦的军事谈判的后一阶段”。当天，中共中央复电，批准周恩来上述意见。
△会见来访的柬埔寨王国代表团团长泰普潘，表示：（一）中国愿意看到柬埔寨成为东南亚新型的国家，像印度、印度尼西亚和缅甸一样，不让西方国家在本国建立威胁别国的军事基地。（二）希望柬埔寨政府对国内的解放运动能用协商的方式解决有关问题，能把这一争取自由和民主的力量团结起来，作出合理的政治解决。（三）柬、越应兄弟相处。还表示愿在离开日内瓦前帮助柬、越两国代表团建立联系，并邀请泰普潘明晚同范文同一道出席宴会。
△接见法国社会党议员拉科斯特、萨瓦利，就建立法中友好关系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等问题交换意见，指出：（一）中法人民应当友好，法国人民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而且同情过美国争取独立的斗争。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是要与各国和平相处，我们是抱着和解精神来日内瓦推动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复的。（二）法越双方应该负责任来迅速求得和平。如果法越双方抓紧直接接他的机会，反对任何国家的阻碍，两国的接近和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光荣的和平应是全面的，即不以一方的意志强加于另一方。如果追随别国奉行冒险政策和扩大战争的政策，法国的荣誉只会受到损害。
6月21日 会见来访的老挝王国代表团团长冯·萨纳尼空，表示：我们是尽力促成印度支那三国的接近，尊重三国的独立·反对美国在三国建立基地的。我们认为老挝提出需要保持自己的武装力量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尊重别国的安全和独立。我们愿意参加九国保证。法国现政府要求和平，越南和老挝也要求和平，当事者都有这样的要求，谁还能阻止和平的实现!
△介绍范文同、泰普潘、冯·萨纳尼空认识和建立联系，随后请三国代表观看中国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
6月22日 接见法国驻瑞士大使让·肖维尔，就和法国新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孟戴斯—弗朗斯会晤的安排问题交换意见，并说：现已介绍老挝、柬埔寨代表同越南代表接触。我们希望三国能与法国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的目的是支持双方能够光荣地停战，我们是推动、促成，而不是阻碍。与会各国外长回国的这三周里，日内瓦会议主要的还是军事代表会议要有成绩。肖维尔希望在以后三周里，法国和中国能保持积极、谨慎和秘密的合作。
△答《印度教徒报》记者问。在回答有关日内瓦会议的进展问题时说：“在印度支那的问题上，会议的进展是迟缓的。但是，会议所达成的两项协议已经替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解决开辟了道路。我们希望在最近的三周内，印度支那交战的双方应该真诚协商。以求在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公平合理的条件的基础上，达成光荣的停战。”“同时，我们对于会内、会外某种势力企图使印度支那战争国际化的阴谋。不能不提高警惕，而这种阴谋正是科伦坡会议所反对的。”
6月23日 下午，抵达瑞士伯尔尼。同孟戴斯—弗朗斯会晤，询问法国新政府关于实现印度支那停战的方案，并表明：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我们的条件就是和平，就是反对美国干涉，不让美国把战争国际化。反对美国在印度支那建立军事基地。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条件。
6月24日 应邀飞离日内瓦经埃及赴印度访问。此前，曾嘱身边工作人员代他为邓颖超选购一块瑞士表，提出：一不要太小，二不要金表，三要有夜光的，四是最好选自动的。此后，邓颖超一直将这块表戴到临终。
6月25日 抵达新德里，并在机场发表谈话：“愿中印两国的友谊一天比一天发展。愿亚洲各国人民的团结一天比一天紧密。愿世界的和平一天比一天巩固。”
△和尼赫鲁总理进行第一、第二次会谈，介绍日内瓦会议情况，并就东南亚以及整个亚洲的和平问题交换意见。告知：日内瓦会议在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上，已经取得两个协议，现在已交双方司令部军事代表讨论，并要求他们在三周内提出具体解决方案。在通过关于印度支那两个问题的协议时，美国代表持保留态度。实际上，美国的态度就是反对和阻挠任何协议，这是美国在日内瓦会议中的方针。还表明：中国对东南亚的政策是和平共处，我们对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巴基斯坦、锡兰和老挝、柬埔寨的政策都是如此。我们要把这一政策贯彻下去。为了在亚洲建立和平区域，中国政府愿意看到中印两国在《美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所确定的原则，能够运用到亚洲的所有国家，这是很有利的。亚洲国家相互间要和平相处，彼此相信。最后，表示同意尼赫鲁提出的在访问结束时发表中印政府联合声明的意见，并请他起草。
6月26日 和尼赫鲁进行第三、第四次会谈，就更加密切中印关系和侨民问题等交换意见。说：在中印两国关系上，我完全同意尼赫鲁总理所说的应该建立互信。中印的政治制度不完全相同。但是，我们都是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我们两国的东方文化又有共同的特点。我们两国的历史背景，我们在文化上的共同点，都使我们之间容易互相了解。因此，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干涉内政、互不侵犯、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印两国不但自己可以建立信心，而且可以互相建立信心。这样对亚洲各国会有很大影响，使它们相信和平共处是可能的，是可以逐步实现的。我们应该努力来消除亚洲各国毫无根据的恐惧。革命是不能输出的，如果人民赞成一种制度，反对也是无效的。如果人民不赞成一种制度，勉强强加是一定要失败的。我们应该以我们的共信原则给世界建立一个范例，证明各国是可以和平共处的。为此，在中印总理的联合声明中，我们可以提一下五项原则，因为这是我们所强调的，常常提及有好处，可以说明这些原则不仅在亚洲而且在全世界都适用。尼赫鲁说；这些原则如能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被承认，那么对战争的恐惧就可以消失，而合作的精神就可以发展。
6月27日 和尼赫鲁进行第五次会谈，指出：为了推动亚洲，首先是东南亚的集体和平，第一步就是恢复印度支那和平。
△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书面谈话：“反对战争、维护和平是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主要办法。朝鲜的停战使国际紧张局势缓和了一步。如果印度支那战争能够停止，印度支那和平能够实现，国际紧张局势将能得到进一步的缓和。”中印两国所确定的五项原则，“不仅对我们两国适用，而且对于亚洲的其它国家以及对世界一切国家都能适用”。“如果这些原则在亚洲更大的范围内适用了，那么，战争的危险便会减少，亚洲国家合作的可能便会扩大。”
△向印度人民发表广播演说：“从远古以来，在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之间就有了深厚的友谊。”近代以来，中印两国人民又都进行了反对外国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的斗争，这就“加深了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同情和了解”。如今，“我们都已建立了自己的新的国家”，“中印两国人民间的传统友谊又有了新的发展”。“我们共同的愿望就是要在和平环境中建设各自的伟大的祖国。这种共同的愿望，构成了进一步发展中印两国人民间的友谊的基础。”“我们重视这种友谊。因为，友谊产生力量。”
6月28日 凌晨，和尼赫鲁进行第六次会谈，并共同修改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初稿。
△和尼赫鲁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共同倡议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并强调也应成为指导中印两国同世界各国相互关系的原则。《联合声明》还指出：“如果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各国之间，而且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之中，它们将形成和平和安全的坚固基础，而现时存在的恐惧和疑虑，则将为信任感所代替。”此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逐渐为很多国家所接受，成为指导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
访问期间 还同尼赫鲁就中印边界问题交换意见，说：麦克马洪线不仅中印边界有，而且在中缅边界也有，这是英国殖民主义者造成的，他们用铅笔从喜马拉雅山画过来，就像瓜分非洲一样。因此，这条线中国政府不能承认，但是目前维持现状，双方都不要越过这条线。尼赫鲁表示：如果有机会，双方协商进行调整。
6月28日 下午，应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由新德里飞抵仰光进行访问，并在机场发表声明。
△和吴努进行第一次会谈，介绍日内瓦会议情况，并就中缅关系问题交换意见。指出：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意见，革命是不能输出的，输出必败。各国共产党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成功。
6月29日 和吴努进行第二次会谈，提出中国同缅甸签订一个协定，使两国和平相处，增进友好关系；在签订协议前可先发表联合声明。同时指出：中缅边界问题和华侨国籍问题，都是历史遗留下来、国民党时代未加以解决的问题。对于边界问题，同意在将来加以解决。现在，中国正同印度尼西亚商谈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商妥后，我们将以同样的规定来同包括缅甸在内的其它国家解决这个问题。新中国奉行的是和平的外交政策。我们立国的根本原则是把自己的国家搞好，我们没有任何领土野心。同时，我们热烈希望我们周围的国家强盛起来，并和他们和平相处，因为这是有利于亚洲和世界和平的。我们不愿意看到我们的邻邦让外国干涉者来建立军事基地。缅甸同印度和印度尼西亚都不赞成美国在东南亚组织侵略集团，反对建立军事基地，这就证明我们有友好合作的基础。经过更多的接触以后，相信缅甸会了解中国虽然大，人口多，但是容易相处的。缅甸独立后，不愿成为外国干涉者的军事基地，不愿接受有条件的援助，对此我们感到钦佩。吴努表示赞同，并提出接受中印联合声明中的五条原则、把它包括在我们的联合声明中等建议。
△和吴努总理发表《联合声明》。《联合声明》强调：中印两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应该是指导中国和缅甸之间关系的原则”。
△晚，飞离仰光，经香港，次日上午抵达广州，七月二日飞抵柳州。
7月3日—5日 偕罗贵波、韦国清、乔冠华、解方〔注〕同越南胡志明、武元甲、黄文欢举行八次会谈，围绕关于恢复印度支那三国和平等问题交换意见。会上，周恩来作关于日内瓦会议情况和会议中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的报告。指出：印度支那问题已经国际化，这是关键性的特点。它超过朝鲜问题的国际化范围的程度。当年在朝鲜，苏联、美国都想把战争局部化。所以，朝鲜战争停下来了，形成双方相持的局面。在越南，由于帝国主义害怕中国的所谓扩张，因此绝不会让越南民主共和国取得大规模的胜利。如果我们要求过多，印度支那不能达成和平，美国必然干涉，这样战争国际化，对我不利。印度支那问题，不仅本身是三个国家的问题，而且影响整个东南亚，影响欧洲和世界形势。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任务，这就是取得和平。日内瓦会议今后的谈判应首先谈越南，先把越南局势肯定下来。关于划区问题，最后的底盘是；（一）在越南，准备在十六度线划线，如不可能，拟以九号公路为界。（二）在老挝，要求是上、中、下寮各有一块地区，要力争到上寮、中寮有一块地区。如果不行再议。（三）在柬埔寨，可以要求划集结区，但不能抱希望。胡志明、武元甲表示同意周恩来的上述意见，力争在划区问题上达成妥协，迅速把印度支那战争停下来。
〔注〕解方，应越南劳动党中央邀请，刚由中共中央以顾问名义派往越南帮助开展停战谈判工作。
7月6日 返抵北京。晚，到毛泽东处开会。参加者还有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
△致电张闻天并告李克农：苏联驻华代办告称莫洛托夫“定于七日飞日内瓦与孟戴斯一弗朗斯会晤，并盼我早日赶回日内瓦，以推动谈判进展。经中央指示，我须在京逗留两三日再赶去，故盼你争取七日与莫洛托夫同志同行”。
7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以及访问印度、缅甸和举行中越会谈等项问题的报告。指出：这次会议，我们采取的方针是联合法国、英国、东南亚国家、印度支那三国，即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国际力量，孤立美国，限制和打破美国扩大世界霸权的计划，其中关键的问题是促成印度支那的和平。根据既定方针，中国、苏联和越南代表团在会议上就是要实现印度支那停战。两个月来的会议取得了若干成就。它使国际紧张形势缓和了一步，使美国扩大世界霸权的计划受到阻碍。照现在的趋势，实现印度支那停战的可能性是大了，是要达成协议的。会上，毛泽东指出：周恩来同志的报告很好。我们参加这次会议的方针是正确的，活动是有成绩的，今后继续这个方针，估计可以达成协议。
7月8日 出席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五十七次会议，作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以及访问印度、缅甸和举行中越会谈等项问题的报告。说：这次日内瓦会议所负的任务，就是要使国际紧张形势缓和下来。这样一个要求，在日内瓦会议过程中看来，是逐渐增长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无论是在东方或西方，美帝国主义都用挑衅办法、战争办法，制造紧张形势，但由于不断地遭到失败，这就动摇了帝国主义内部，扩大了帝国主义国家内上层统治阶级之间与人民之间的矛盾，扩大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扩大了帝国主义与殖民地附属国的矛盾。与此相反，和平民主阵营的力量是增强了，而且团结起来了。同时，东南亚、非洲阿拉伯国家也是愿意和平的。由于企图发动战争的力量和爱好和平的力量的对比起了变化，因此有的帝国主义国家也要求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要和平共处。但是，美帝国主义又不甘心失败，不愿意和平，这就使日内瓦会议发生了曲折。在日内瓦会议上有两个主题，一个是朝鲜问题，一个是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朝鲜战争已经停了，因此，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是缓和今天国际紧张局势的一个关键。在朝鲜问题上，虽然没有达成协议，但在一个问题上是有收获的，即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证明了苏联、中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在寻求用协商方式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证明我们对朝鲜的和平统一作了最大的努力。这次返回日内瓦后，要努力达成并且估计可以达成印度支那和平协议。这样，对双方都是公平合理的。
7月9日 上午，飞离北京前往日内瓦。次日下午，抵达莫斯科。
7月10日 应苏共中央约请。向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苏联领导人介绍中印、中缅、中越会谈情况，并交换对日内瓦会议的意见。鉴于美国正极力拉拢法国的主战派，对孟戴斯—弗朗斯施加压力。企图破坏日内瓦会议，一致认为；应该提出公平合理的、为法国新政府所能接受的、简单明确的条件，排除美国的干扰破坏，争取迅速达成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协议。同时，周恩来通报了前侵略朝鲜的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以美国总统“特别代表”的身分到台湾活动，声称将订立美蒋同盟公约的情况。当晚，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共中央并转胡志明，介绍同苏联领导人会谈的情况，并指出：“现在从各方面情况看，以十六度为界，再加上土伦港供法方暂时使用和九号公路容许老挝进出的条件，是大体可以达成协议的。”
7月12日 下午，返抵日内瓦，并在机场发表声明：“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即将在外交家们的重新参加下进入重要阶段。我相信，在有关各方具有谋求和平的和解精神之下，日内瓦会议是可以迅速完成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重大任务的。”
△晚，分别拜访莫洛托夫、范文同，介绍其访问印度、缅甸和参加中越会谈的情况，并说明中国、越南和苏联三国党中央所商定的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一致意见：主动、积极、迅速、直截了当地解决问题，在不损害基本利益的前提下，作个别让步，以求达成协议。
7月13日 上午，出席中国、苏联、越南三国代表会议，一致认为：为了使孟戴斯一弗朗斯在回巴黎同杜勒斯会谈前有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稳妥把握，便于他坚持原有立场，抵制美国的压力，拒绝美国的过分要求，在越南十六度线划分集结区的方案在他口气有松动时就应提出，原提老挝集结区的方案，亦应表示缩小。
△会见来访的孟戴斯—弗朗斯，就其仍坚持十八度划界，认为法国撤出的是经济、政治、人口都很重要的地区一事说，目前，法越双方都应再作些努力，互相让步，求得达成协议。并说明：越南民主共和国在中越和南越与当地人民有着密切的联系，它要从这些面积很大的地区撤退，需要扩大力量，进行解释也需要时间，法方应该了解这些情况和越方的困难。如果法方肯在原有立场上前进一步。越南是愿以更大的一步来迎接法国的让步的。同时。对杜勒斯能到巴黎同英、法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代表会谈而不来日内瓦参加会议表示愤慨。
△会见来访的艾登，介绍中越柳州会谈情况，商谈在越南划分集结区问题，强调：老、柬两国必须中立化，不能成为外国的军事基地，也不能参加军事同盟。同时，针对其所说中美彼此认为对方在东南亚有野心的说法，指出：中国政府已经分别同印度和缅甸发表联合声明，并表示愿意与任何一个东南亚国家发表同样的声明，并受这种声明的约束，这就证明我们现在和将来都无野心，但美国仍不放弃在东南亚搞军事基地和军事同盟。对此，英国应该作出一个公正的评价。
△接见来访的梅农，就在越南划分集结区问题交换意见，指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是要破坏协议的达成，法国应该独立自主。
7月14日 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共中央：“孟戴斯—弗朗斯来日内瓦这三天中忙于分头接触，看来他是想在七月二十日前达成协议的。”他是有意识地在去巴黎前坚持十八度划分集结区，希望我方让步，“并可用以向越美双方讲价钱，实际上法国是想在十八度与十六度之间达成协议的”。法国现已将其起草的越南停战协定草案（老挝、柬埔寨的两个停战协定还未拟好）和九国政治宣言以及印度支那三国监察问题的文件送交我方。我方正指定专人组织小组进行研究。莫洛托夫已经同艾登商定：在会外协商没有取得结果之前暂不开会，由各国外长在会外接触协商，以取得一致意见。
△同苏联、越南代表讨论并修改法国代表团提出的九国政治宣言草案，将原拟九条增改为十三条，拟于十五日由苏联代表团向法国代表团提出，作为我方意见。
7月15日 致电中央军委并转韦国清：目前我们正在研究法国代表团提出的有关停战、撤军、监察等问题的原则条款；提议越方迅速拟定人民军从南方撤退方案，并速将方案告越南代表团。
△接见梅农，听取其对越南划区和选举问题的意见。
△中国、苏联、越南三国代表开会。研究并修改法国代表团提出的越南停战协定草案，一致认为现停战条款太多，无法赶在二十日签字前拟成定案，商定向对方建议二十日只通过有关停战的原则协定若干条，具体条文待拟好后再签字。十七日，周恩来回访孟戴斯—弗朗斯时，对方对先签订一个停战的原则协定的建议表示完全同意。
7月16日 和范文同听取莫洛托夫介绍他同艾登、孟戴斯一弗朗斯会谈时，对方对我方关于政治宣言的修正稿所提的意见，商定：（一）在选举问题上，必须坚持规定日期。（二）对印度支那法联邦三成员国参加军事同盟问题，我方应立即积极加以反对，因为我们在老、柬问题上让步就是为了使老、柬不参加军事同盟。否则越南分治后。美国即可利用防御公约，在越南和老、柬重整兵力准备再战。（三）关于划界问题，我仍坚持十六，但范与孟谈话时可透露我可考虑对九号公路、土伦和顺化问题给法国某些权益。（四）关于法军自越南南部撤退的期限，我考虑可稍放宽些，因保大和美国现在倒希望法国早走，以便捣鬼，我们可规定法军在选举前三个月由南部撤退。
7月17日 拜访艾登，指出：传说要把印度支那三国拉入东南亚防御同盟，是否美国要以这个问题来破坏对于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达成协议。六月间，你和孟戴斯—弗朗斯都同意过不与外国建立军事同盟，而现在和以前的说法不同了，如英、法和联邦三成员国已经对美国在此问题上有所承诺则和平将无意义。如对方举行的巴黎会谈是制造分裂的，我们是坚决反对的，我们反对东南亚的分裂。如果制造分裂，就会使得达成印度支邢和平遭到困难。
7月18日 宴请定居瑞士的一九五三年国际和平奖金得奖人、英国电影艺术家查尔斯—卓别麟及夫人，应其要求介绍日内瓦会议情况和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并请他欣赏中国影片《草原上的人们》。在谈话时说，你是反对侵略、反对战争的伟大战士，是维护人类和平、友爱、文化进步的坚强卫士。我们从你拍的电影和创造的众多角色上，都深深地感受到了呼吁人类友爱、世界和平的呼声。送别卓别麟后，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卓别麟为人正直，正像他在电影中扮演的角色一样，不愧为当代最有影响的艺术大师!后来，又托王倬如将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带给卓别麟。卓别麟看后说“影片好极了，希望你们多拍这类片子”。
△会见老挝外交部部长萨纳尼空、国防部长谷·高拉冯，指出：如果在老挝只设十一个军事集结点，太分散，使大家都不能安心，所以我们认为区比点好。在老挝东北二省划定一个集结区，并设混合委员会来处理双方关系、地方关系。选举以后，抵抗运动方面可以参加王国政府，这是一种好的办法。划分集结区只是临时办法。老挝只有一个王国政府，这并不是分治。中国虽是大国，但不愿威胁任何人，愿意与老挝建立友好关系，并发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联合声明。
7月19日 会见孟戴斯·弗朗斯和艾登，商谈老挝停战问题，指出：法军在一定时间一定地点和一定数目的范围内留驻在老挝的问题，可以和其它问题联系起来谈。抵抗运动的部队应集中在一个地区而不应分为十一个点，因为这样做不能获得安定，他们应该得到保护，集中后在国际监督下逐步参加国际生活。至于地方行政问题，是内政问题，应由王国政府和抵抗运动就地解决。
△出席中国、苏联、越南三国代表会议，商定我方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最后方案》和《对有关军事问题的决定》。《最后方案》确定：“（一）在停止敌对行动协议签字后两年内举行普选，举行普选的确切日期和准备及举行选举的办法由越南南北两区有资格、有代表性当局协商，不迟于一九五五年六月作出决定。（二）国际监察委员会由下列三国代表组成：印度、波兰、加拿大，以印度为主席。（三）分界线通过第九号公路以北约十公里，照顾到地形。（四）越南境内军队的集结应在二百四十五日内实现。”本日，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共中央，发去以上两个文件。
△会见英国工党总书记菲利浦斯，并回答其提出的中英关系、日内瓦会议和亚洲和平问题，指出：中英两国间的关系，由于最近双方协议派遣代办驻在伦敦，已经得到了改进。中国政府和人民深愿中英关系能够在现有的基础上获得进一步的增进，并愿与英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发展相互之间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使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得以加强。尽管中英两国的经济制度有所不同，但是两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和扩大相互之间的工商业合作，却是可能和必要的。它将有助于改善两国人民的生活情况。中国政府派往伦敦的代办在这方面当尽力加以推动。为了维护亚洲的和平，亚洲各国人民不论其社会制度如何，都有必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来审查和解决彼此之间存在着的问题，并建立相互之间的合作关系。这样，它们就能和平共处并相互友好。亚洲各国彼此之间应该进行协商，以互相承担相应义务的方法，来维护亚洲地区的集体和平。
7月20日 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共中央转胡志明，发去本日双方在会外协商中已经取得协议的七项内容：“（一）在全境同时全部停火的原则下。越南具体执行停火日期已协议在停战协定签字生效后北部七天、中部十天、南部二十天。（二）越南军事分界线确定在十七度略南、九号公路以北。（三）撤军日期准备从对方地区撤退到集结区以九至十十月期限进行妥协。（四）越南选举期限确定二年，一九五五年七月由双方协商确定选举日期和方法。（五）老挝划区问题，已同意用寮国抗战部队集合区先在十一个点集结，最后集合在老挝东北的丰沙里与桑怒二省。（六）柬埔寨问题采取就地停战，政治解决办法。（七）国际监察已确定由印度、波兰、加拿大三国担任，以印度为主席。”并告以上要点的详细条文仍在协商中，请令外交部、新华社、广播电台“随时注意收听，随到随译”。
△出席孟戴斯—弗朗斯的宴请。席间，主人表示：法中关系应该改善。
△和莫洛托夫、范文同会谈，研究关于日内瓦会议结束阶段的若干问题。
7月21日 凌晨三时三十分，双方代表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协定》和《老挝停止敌对行动协定》上签字。
△中午，双方代表在《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协定》上签字。
△出席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最后一次会议，在发言中指出：为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世界各国应该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进行协商和合作”。在这次会议讨论的两大问题中，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虽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是，它并没有从议程上去掉。现在，本会议对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不仅达成了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而且达成了关于解决政治问题的原则协议。从中可以看出，“如果有关国家具有和平诚意，国际争端是可以经过协商获得解决的”。这次会议中，范文同和孟戴斯—弗朗斯都表现了很好的和解精神，本次会议两主席莫洛托夫和艾登对于推进双方和本会议达成协议的努力是值得我们称道的。我们会议的成就是很大的。“印度支那敌对行动的停止就要实现了。举世渴望的印度支那的和平就要恢复了。正如朝鲜一样，和平又一次战胜了战争。让我们更加坚定信心，继续为维护和巩固世界和平而努力。”会议通过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历时近三个月的日内瓦会议闭幕。
△会见前来辞行的艾登。
△设宴招待孟戴斯—弗朗斯，祝愿中法关系在新的友好基础上得到发展。
△晚，中国、苏联、越南三国代表团在中国代表团驻地花山别墅聚餐并联欢。
7月22日 召集中国代表团全体工作人员开会，强调：由于日内瓦会议的成功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外交工作干部要更加努力钻研业务，要认清形势。看到中国不是孤立的，中国支持世界和平，世界和平也支持中国建设。
7月23日 上午八时，率中国代表团飞离日内瓦。行前在机场发表讲话：“日内瓦会议的成就对于巩固世界和平和安全，首先是亚洲的和平和安全，是一个重要的贡献。它又一次有力地证明：国际争端是可以经过和平协商获得解决的。”“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复，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并为进一步协商解决其它重大国际问题开辟了道路。”中国愿意与有关各国为争取世界和平而共同努力。
7月23日—26日 访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二十四日，拜会代理总统，人民议院主席狄克曼和人民议院四位副主席马特恩（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恩斯特·戈登堡姆（民主农民党主席）、格拉尔德·戈丁（基督教民主党总书记）、海·霍曼（国家民主党副主席）等，向他们介绍中国统一战线工作情况，并出席柏林群众大会。二十五日，和奥托·格罗提渥总理会谈，并发表《中德两国总理会谈公报》；参观德国历史博物馆举行的马克思展览会。同日，接受柏林洪堡大学授予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在致答词中说：贵校授予我这个学位，这不仅是给予我个人的荣誉，而且主要的是给予中国人民的荣誉。它对我是一种鼓励，我应该更加努力为我们共同的和平事业奋斗。中国和德国人民都是具有优良的文化传统的。“德意志人民在哲学、科学、音乐、文学各方面都出现了许多不朽的天才。尤其重要的是，德意志是产生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和国际工人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德意志人民对于人类共同精神财富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珍贵德国文化的丰富遗产，我们更珍贵德国文化的未来发展。”“我们认为文化只有在属于人民并为人民服务的时候才能有健全的基础和广阔的前途，为人民服务乃是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为了发展文化，我们需要和平。”
7月26日—28日 访问波兰。先后拜访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波莱斯瓦夫·贝鲁特、国务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萨瓦茨基、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西伦凯维兹。在出席西伦凯维兹举行的招待会上讲话：“波兰是欧洲的一个古老国家，它有光荣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波兰人民中曾出现过像哥白尼、米茨凯维奇和肖邦这样伟大的天才。”“我们两国虽然距离很远，但是，我们两国人民的奋斗目标却是一样。”“波兰在经济文化方面，比中国先进。在这方面，我们需要从波兰学习的很多。”其间，接受波兰政府授予的国家最高勋章——一级波兰复兴勋章。
7月28日—30日 访问苏联。二十九日，和赫鲁晓夫、马林科夫会谈，介绍中共中央本月二十七日来电所告对日内瓦会议后中国所面临的形势的分析和拟采取的措施。电文说：中共中央认为，“在朝鲜和印度支那停战后，美国不会甘心于日内瓦会议的失败。必将继续执行其制造国际紧张局势，进一步从英法手中夺得更多的势力范围，扩大军事基地，准备战争和敌视我国的政策”，“最近一个时期美国与蒋介石正在商议订立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不断增加对蒋介石的军事援助，“并且有把封锁我国的范围扩大到广东沿海及东京湾〔注〕地区的可能”。鉴于此，“现在我们面前仍然存在一个战争，即对台湾蒋介石匪帮之间的战争，现在我们面前仍然存在一个任务，即解放台湾的任务”。“提出这个任务的作用，不仅在于击破美蒋军事条约，而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警惕心，从而激发人民的热情，以推动国家建设任务的完成，并可以利用这个斗争来加强我们的国防力量，学会海上斗争的本领。”
〔注〕即北部湾，位于越南北部和中国雷州半岛，海南岛之间。
7月31日—8月1日 访问蒙古。
8月1日 率中国代表团返抵北京。
8月2日—4日 接待日内瓦会议结束后来中国访问的范文同。
8月5日 去北戴河。
8月6日、7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先后讨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条例（草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条例（草案）》，会议议定分别由李维汉和田家英根据与会者所提意见修改后印发各地讨论。
8月7日 致函对外贸易部：“为便利中日贸易开展，准许日本商船在严格遵守我国海上航行规定的条件下，不定期地进出大连港口。”
8月9日 前往大连港视察。在听取港口领导人汇报工作时，指出：港口维修问题要引起注意，要从长远观点考虑。
8月10日或11日 返抵北京。
8月11日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上作《外交报告》。《报告》分析了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介绍了日内瓦会议的情况，阐明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成就是：促进了国际紧张局势的进一步和缓。指出：中国外交战线当前的任务是，努力与有关国家共同保证彻底实现日内瓦会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各项协议，并继续谋求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坚决解放台湾，保障我国主权和领土的完整；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巩固和发展我国与各国的和平合作关系，并努力建立亚洲的集体和平。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斗争就是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解放台湾是我国人民光荣的历史任务。只有完成这个光荣的历史任务，才能获得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完全胜利，才能进一步保障远东及世界的和平和安全。会议通过决议，批准这个报告。
8月12日 就接待英国工党访华代表团事，在有关部门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说：英国工党对今年五月我们以外交学会名义发出的邀请，迅速决定组成以克莱门特·理查德德·艾德礼〔注〕为首的代表团来访，是同推进中英关系有关的。英国工党虽然是反对党，但它来华访问实际上是得到英国外交部支持的。“这说明，世界上不同制度的国家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我们改善同西方的关系将首先从英国开始。”“我们跟西方国家改进关系，在政治上是和平，在经济上是贸易。”“我们可以根据这两条跟一些西方国家结成统一战线。”“我们应当重视英国工党代表团访华。搞好接待工作，对推进中英关系、对世界和平都有利，并且能扩大日内瓦会议的成就。我们应当把这件工作看得很重要，从思想上重视起来。”“我们和英国是有同有不同的，我们的态度是求同而不求异。”“我们并不要求英国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当然，不同的地方，双方都不能去掉，不能要求双方改变立场和放弃立场，那是违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同在哪里呢？第一，双方要和平；第二，双方要做买卖；第三，它要取得政治资本，在国内多搞选票，就得推进中英关系。”对于不同的地方，“我们不要去混同，但也不要跟他们去争论”。“属于挑拨性的话，要挡回去。”“对我们的缺点、错误、毛病不必讳言，但是要有分寸，不要掩盖了主要的成就。”“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内政问题”，我们现在提出是适时的。“现在朝鲜战争停了，印度支那战争也停了，剩下来的就是美国加紧援助台湾进行骚扰性的战争。如果我们不提出解放台湾，保持不了祖国的完整版图，我们就会犯错误，也对不住自己的祖先。”“因此，我们要提出解放台湾的任务，各方面进行工作，军事上、外交上、政治上、经济上都要做工作。对于国际共管的主张，我们绝对不能同意。”在外交上，“我们和美国的斗争是：我们要和平，它要战争，我们要真正的和平，它叫嚣战争，我们要集体和平，它要搞对立的军事集团。我们主张根据五项原则争取同各国和平共处”。“对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搞侵略集团的企图，都要揭穿它。”
〔注〕艾德礼，英国前首相。时任英国工党领袖，为下院反对党领袖。
8月15日 会见并宴请以艾德礼为首的英国工党代表团。在谈及中国宪法问题时说：中国现在尚不具备直接选举的条件，其能进行间接选举。选举的办法是以省和大工业城市为单位选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十九个大城市的代表占代表总数的四分之一，而省的代表占四分之三。在对方问到台湾问题时，阐明中国政府的基本立场，指出：“台湾是一个容易激动中国人民感情的问题，关于这件事的现状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容忍的。”这一点，希望英国朋友了解中国人民的感情和意志。“台湾从任何方面都证明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不仅中国人民认为如此，世界公正舆论也认为如此。甚至被中国人民赶出大陆的蒋介石也这样说。而在像开罗、波茨坦这样的国际会议上也承认了这一点。”“美国过去也承认这一点。”“美国侵占台湾是最没有道理的。”“如果没有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台湾早就解放了。”台湾应该归还中国，应该由中国人民来解放台湾。跑到台湾去的人是愿意回来的，如果回来，我们都将以宽大政策对待他们，我们解放台湾不仅不会引起世界大战，相反的，我们坚决解放台湾，就能阻止世界大战在东方发生，因为在东方引起世界大战的一个军事基地就会被去除。在谈到中英交换大使和中国进入联合国时指出；为了改善中英关系，中国已答应艾登外相派一个中国代表到英国去，这是目前采取的第一步。“只要英国在联合国投票驱逐国民党的代表，赞成中国的代表进入联合国，中英就可以互换大使。这是我们对于中英互换大使的唯一条件。我们并不要求英国负责把我们送入联合国，因为，即使英国投票赞成我们进入联合国，英国仍然可能处于少数。”“对于过去的事情加以澄清以后，就有助于双方的关系在将来的发展，经过这种解释而增进的友谊，更为可贵。”二十日，将会谈情况向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作出书面报告。
8月17日 接见日本新闻界、广播界访华代表团，说：“中国希望在日内瓦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能够取得积极的结果。中国方面正在为此努力。我们认为，如果双方都具有和解的精神，并且在对等的基础上作出相应的努力，中美会谈将能有助于中美关系的改进和国际紧张局势、首先是远东局势的进一步缓和。”各国政府领导人员之间的直接接触是有助于增进彼此了解的。但是，在目前中日关系的情况下，中日两国领导人员互相访问的时机也许还不成熟。如果鸠山首相派他的代表来中国访问也许是现实的，对于改进中日关系将会是有利的。我们主张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国家签订一个集体和平公约的主张，是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规定的。“它的目的不是要在各国之间制造分裂和对立，而是要谋求各国之间的和平相处和友好合作，以代替目前存在于这个地区的对立性的军事集团。”
8月20日—22日 出席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五十八次会议。二十二日，作关于目前国际局势、外交政策和解放台湾的任务等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
8月21日 在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8月24日 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陪同毛泽东会见以艾德礼为首的英国工党代表团。
△出席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为艾德礼等访华举行的宴会。在讲话中指出：从下午的会谈中可以看出，我们在思想意识方面确有许多分歧。在这方面，“任何一个党或个人都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另一个党或个人。但是，思想意识上的分歧不应该妨碍一国与另一国、一国的一个政党与另一国的一个政党在政治上的合作”。“只要我们找到共同点，我们就有政治合作的基础。”“现在英国工党代表团即将离开北京，最好能把这几天来找到的共同点肯定下来，这会有助于我们两国间的和平合作并有利于世界和平。”在谈到中国人口时说：现在，中国人口每年净增百分之二。“人口增加的速度，只能随着经济的建设和文化程度的提高才能渐渐地减慢。将来政府还要提倡节制生育。”
8月25日 就英国工党代表团拟在由广州离境时发表声明一事，致信菲利浦斯并转艾德礼，安奈林·比万和英国工党代表团其它代表，指出代表团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是有助于我们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合作的”，并表示感谢代表团在声明中对中国所表示的好意和友谊。
8月27日 接见赖嘉文大使，送交邀请尼赫鲁总理访华的公函。次日，赖嘉文拜会周恩来，告以尼赫鲁已欣然接受访华邀请。
△接见南日外相。就国际形势交换意见，建议两国政府分别或共同发表一项声明，表明我们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态度；并告中国拟于今年从朝鲜撤退两个军。同时指出：目前，在东方，美国要搞东南亚条约〔注〕很不得人心。科伦坡五国中就有四国反对。经我们动员舆论驳斥美国关于“东南亚公约是防御性的公约”的论点后，最近它有些改口，说这是一个“为了和平的公约”。既然是“为了和平”，我们说所有亚洲国家都参加吧，搞这个条约的马尼拉会议与会国又不干，所以，他们的道理是站不住的。在台湾问题上，我们总的口号是：解放台湾。但是，这要有步骤地进行，因为中国海军还未锻炼好，各方面的准备还需要时间。我们开展这个斗争，摆在美国面前有一个问题：全面的干涉抑或有限的干涉。我们估计，美国要干涉，但又不敢全面干涉。
〔注〕即指在美国策动下，一九五四年九月由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八国在马尼拉会议期间签订的军事集团条约——《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又称《马尼拉条约》。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刘少奇提议党中央对党员应遵守的若干纪律（例如不做寿、不送礼、不以人名做地名等）应有明文规定，并责成马明方、张际春、萧华、胡耀邦等起草一个决定草案提交中共中央批准。
8月28日 就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警卫工作和交通管理等问题指示有关部门：全国人大会议的招待人员要精干和对业务熟练。对汽车的使用，尽量注意不要浪费。对警卫工作的要求是：精练、迅速、确实，有秩序，注意安全。同时，请公安部转告北京市公安局，将天安门前面东西马路最阔的一段路面，作为试行新的交通规则的模范区，将路面以白漆线划分为：靠边的三轮车、自行车行车线，第二道专走大车、慢车的行车线，当中的小车、快车行车线。对于行人穿越马路的地方，要规定地点，标明界线，界线要画得大一些（因为我们人多），标志要鲜明，线条要多画几道。应该利用报纸向市民进行宣传，可先试行一年。
△接见吴拉茂大使，送交邀请吴努总理访华的公函。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将《关于改进朝鲜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工作的方案》提交会议讨论。会议批准这个方案。
8月29日 和李克农、安子文、章汉夫、伍修权、马明方等商谈驻外大使和代办人选以及外交部一些部门干部的配备问题。九月七日，向毛泽东书面报告对驻外使节的调整意见。
8月31日 将以毛泽东名义发出的关于高岗自杀问题给苏共中央的通知送毛泽东批发。通知说：“对于高岗的自杀事，中共中央决定对外暂不公布。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将高岗及另一中共中央委员饶漱石的反党反中央及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恶行为，向中共全体党员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体团员进行传达，对中国国内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党外干部，亦作适当通知。中共中央还决定将高饶事件通知各兄弟国家的党中央，并以书面向苏共中央作如上的通知。”九月一日，通知发出。
9月1日 召集陆定一、廖承志、邓拓、吴冷西、朱穆之〔注〕开会。修改《中共中央关于解放台湾宣传方针的指示》。《指示》指出：解放台湾是“我国的既定方针”，但又是一个战略任务，是长期的复杂的斗争。说“斗争是长期的，因为我们没有强大的海空军，就要有时间去把它建设起来”；说“斗争是复杂的，因为这个斗争有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对内，解放台湾是我国的内政，要采取军事斗争的方法；对外，“在美国尚未参加战争的时候，要采取外交斗争的方法”。“除了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以外，还必须在宣传工作、政治工作、经济工作等方面同时加紧努力，动员全国人民从各方面加强团结。提高警惕，瓦解敌人，加强国防建设，加强海军和空军的训练，增加生产，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建设计划，扩大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孤立美国侵略集团，最后达到解放台湾。”二十五日，《指示》发出。
〔注〕朱穆之，时任新华通讯社副总编。
9月9日 出席中央人民政府第三十四次会议。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9月14日 签署《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命令》规定：为了进一步取缔市场投机，巩固物价稳定而在全国实行棉布的计划收购（简称统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统销）的办法；并规定生产出来的所有棉布“一律由国营中国花纱布公司统购、统销，不得自行出售”。
△签署《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实行棉花计划收购的命令》。《命令》规定：棉农应“将所产棉花，除缴纳农业税和必要的自用部分外，全部卖给国家”。自此以后，“私营棉花商、贩，一律不得经营籽棉、皮棉的收购和贩运业务”，其从业人员将由有关部门安置。
9月15日—28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二十三日，在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总结了五年来国家在政治、经济、科技、文教等方面的伟大成就。提出了今后的方针和任务，介绍了中国实行和平外交政策所取得的巨大胜利和当前的外交方针，强调指出：“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我们的经常性和根本性的任务”，“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充分地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又必须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因此，“我们人人都要关心提高我们国家的生产力。我们必须了解，增加生产对于我们全体人民，对于我们国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同时指出：。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针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同时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二十日，会议通过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二十七日，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等十一人为副委员长；会议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名，决定以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二十八日，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提名，通过国务院组成人员人选，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等十人为副总理，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部长。
△会议期间，接见想辞去过多的兼职而来拜访的南开大学副校长杨石先，询问他所担任的职务、工作重点和工作量后解释说：新中国建立不久，有许多事情要办，而现在的人手很少，所以要求大家都兼一些职务。至于群众推选你担任这样多的工作，是他们信任你，应该勇挑重担。又说：您教了几十年书，培养了不少人，可以找人协助您教书嘛。您搞了几十年科研，以后要逐步地把主要精力放到科研上去。目前，我国的科研队伍还很小，力量薄弱，但是科学技术对国家却是十分重要的啊!
9月中旬 向邓小平提议在准备提交全国人大通过的国防委员会委员名单中。加上黄琪翔、郑洞国二人，因为黄与陈诚有较深的关系，郑是蒋介石的嫡系。
9月20日 致信李先念：“我国政府应担负印度支那国际委员会费用的预支款项的四分之一，即七万五千美元”，“请即在今年援外费项下拨付外交部”。
9月25日 晚，到毛泽东处开会。会上讨论国庆节口号问题。参加者还有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彭真、李维汉。
9月25日—30日 连续和刘少奇等陪同毛泽东接见应邀来华参加建国五周年国庆典礼的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民主德国、越南、蒙古、保加利亚、波兰、朝鲜、阿尔巴尼亚和苏联等十一国代表团全体代表。
9月26日 签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改进中等专业教育的决定》。《决定》强调中等专业教育要大力整顿并有计划地发展。
9月28日 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讨论成立党中央军事委员会问题。
9月29日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总理和副总理的分工问题。
9月30日 在首都各界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周年国庆庆祝大会上讲话，阐述建国五年来的成就和取得成就的原因，并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国家的领导核心。”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没有剥削和贫困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伟大的任务”。“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有许多艰巨复杂的斗争。我们必须靠团结的力量来战胜敌人和克服困难。”
10月1日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周年国庆典礼。
△接见以科里亚为团长的锡兰政府代表团，在谈到两国贸易谈判问题时说：过去几年来，我们是以优厚的橡胶价格来处理我们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的。我们的态度现在仍然不变。今年为明年规定的橡胶价格应该比去年为今年规定的要高一些。现在进行谈判就是为了调整比例。过去我们有困难的时候，锡兰帮助我们解决困难。因此，在中锡贸易协定的有效期间，我们愿意把橡胶价格维持得比国际市场高。
10月2日 晚，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应邀来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周年国庆典礼的各国政府代表团。
10月2日一12日 和陈云、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李富春同苏联政府代表团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等。就中苏关系和国际形势问题举行多次会谈。三日、五日，六日，陪同毛泽东会见苏联政府代表团。十日，先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同苏联政府代表团会谈情况的报告。政治局会议批准发表有关宣言和协定。十一日，又陪同毛泽东会见苏联政府代表团。晚，双方举行签字仪式。十二日，发表《关于中苏举行会谈的公报》，公布《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联合宣言》、《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关于对日本关系的联合宣言》等文件，并签订《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中苏关于苏联政府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五亿二千万卢布长期贷款的协定》等和《中苏关于苏联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新建十五项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协定规定的一百四十一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的议定书》。
10月4日 在接见印度尼西亚访华代表团和妇女代表团时说：中国有五十多个民族，中国政府对这些民族是尊重的。不仅如此，中国政府对外国特别是对亚洲邻国，如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各民族也是尊重的。亚洲国家不管大小、强弱，都应该互相尊重，都可以团结起来。我在印度会见尼赫鲁总理时，他提出建立和平地区的建议是好的，我同意这个建议，相信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国和印度支那几个国家都会同意。所以，就不需要有东南亚军事同盟。关于双重国籍问题，中国政府将首先解决印度尼西亚华侨的国籍问题，现已决定以章汉夫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同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团长莫诺努图大使就此问题谈判。中国政府鼓励华侨遵守所在国的法律，不参加当地的政治活动。
10月5日 接见智利访华代表团时说：中国政府愿与欧洲、南北美洲、澳洲建立友好关系，只要这些国家也有同样的愿望。
10月7日 接见巴基斯坦妇女代表团时说：完全赞成中、巴、印团结，尤其是巴基斯坦同印度团结在一起，和平解决克什米尔问题，不受外来干涉。中国对克什米尔问题不太了解，我们愿意研究这个问题，在没弄清楚之前，我们不愿介入，而对此保持冷静和中立态度。巴、印两国都是中国的邻邦，我们同样尊重，我们希望我们这两个邻邦能自己解决它们的问题，我们绝不愿做任何事情来伤害巴、印朋友的感情。
10月8日 致电罗贵波、方毅、乔晓光〔注〕：向越南政府建议在处理越、法双方的经济关系时，“总的原则是，遵守停战协定及其附件，保持独立主权，照顾统一战线，照顾将来统一，并要结合恢复经济，稳定市场物价，医治战争创伤通盘考虑”。“新的经济关系应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无疑应该适用于解决一切经济关系，但“在收回主权时，应采取有计划、有步骤、分别轻重、逐步实现的方针”。首先，“货币发行必须统一，进出口管理、外汇管理以及有关我们整个的经济命脉的方面必须坚持越方的管制权，而且目前在执行上又必须适当照顾对方企业和商人的积极性”。
〔注〕罗贵波，时任中国驻越南大使；方毅，时任驻越南总顾问、经济代表处代表；乔晓光，时任驻越南副总顾问。
△接见印中友协访华代表团、印度工会代表团、印度妇女代表团和印度全国工会大会友好代表团，说：虽然中国同印度一样是有古老文化的，而且建国五年来已经有了一些成就，但还有限。按照现代水准来说，在经济上、文化上还是一个落后国家。从落后到进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铲除落后是需要时间的。
10月9日 陪同毛泽东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贝鲁特。
10月10日 致电联合国大会第九届会议：美国继续侵占台湾并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行为。“不仅是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干涉中国的内政，准备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并且是增加远东的战争威胁，紧张国际的局势”。
10月11日 接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和日本学术文化访华团，说：中日交往有很久远的历史。日本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产生了军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战争。中国人民担心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但中国人民有信心，如果中日两国人民友好起来，来往密切起来，是可以阻止这个危险的。当然，主要的还是在于日本人民。日本人民经过灾难认识提高了，要求和平独立的愿望一定会加强。我相信日本人民是要求一个和平、独立、民主、自由的国家的。近六十年不好的中日关系已经成为过去，希望两国关系在历史上友好的基础上得到改善。针对对方的担心，说：今后中国强大了，武装起来之后，“中国的强大武装是为了自卫，也只能是为了自卫”。百年来，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外来侵略之苦，“我们懂得这个痛苦，我们同情别人的苦难，我们不愿把这种痛苦加在别人身上。”中国人民要进行国家建设，需要有一个和平环境。中国的宪法规定我们奉行和平外交方针，因此我们不会侵略别人，中国人民也不允许我们违背这个方针去侵略别人。
10月15日 主持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作《国务院的组织和工作问题》的报告时指出，国务院是根据力求精简的原则，在原政务院机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部门有增有减，有的作为国务院的指导单位。国务院成立以政法，文教，重工业，轻工业，财、金、贸，交通，农、林、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为序的第一至第八办公室，由罗瑞卿、林枫、薄一波、贾拓夫、李先念、王首道、邓子恢、李维汉分任办公室的主任，协助总理领导有关部门的工作。八个办公室要按照工作量安排人。国务院机构要精干，要把能力强的人更多地放到部委中去，这样可以减少国务院的日常事务、文件往来和文牍主义。日常事务减少了，就可以下去看一看，各部和几个口子的人都需要下去看一看。陈云是第一副总理，总理不在北京时，由他主管国务院工作；陈毅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并指导科学院工作。在会上还作了《关于同外国缔结条约的批准手续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和《关于中苏会谈情况的报告》。
10月17日 审定并以中共中央名义批转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尼赫鲁来华访问的宣传通知》。《通知》指出：“这是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领袖第一次对我国的访问，是日内瓦会议取得协议以后国际局势发生了有利于和平力量的重大变化之后的一个发展”；“将是有利于和平而不利于战争的，有利于国际合作而不利于分裂对立的”。在宣传上，“应根据求同存异的方针”，强调“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
10月18日 召集有关人士开会，就尼赫鲁访华问题讲话：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整个世界分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阵营。资本主义阵营又存在三种类型的国家：（一）以美国为首的主战派。他们一心一意想扩军备战，以战争来寻找出路。（二）以英国、法国为代表的维持现状派。他们要和平，但是摇摆的，并企图依靠美国的力量来维持现状。（三）以印度为首的和平中立派。他们的确想和平，不想打仗。这些国家曾经是或现在仍然是殖民地、附属国。新中国坚持和贯彻和平的外交政策，我们不想侵略别人，也不让别人侵略我们。前几年，我们说先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现在经过初步整理，房子已经基本打扫干净了，因此可以请一些客人来。事实证明来往是有好处的。自日内瓦会议以来，我们对三种类型的国家都做了许多工作。对第一类型的国家，我们主要地向其人民做工作。对第二类型的国家。不但要向其人民，还要向他们的统治集团做工作，使之多向和平方面转，我们曾通过英国工党代表团来影响维持现状派的国家和人民，第三类型的国家对和平的要求与我们是共同的。在这点上，他们与我们更接近一些，统一战线更强一些。特别是亚洲国家，更易于我们接近，我们应该做更多的工作，来扩大和平地区，使美国发动战争更加困难。这次尼赫鲁来访，会谈的中心问题将是扩大和平地区的问题。总之，我们本着和平这一基本政策。要孤立美国，争取第二类国家，团结第三类国家。这样不但能推迟战争，并且可能转变战争的方向。以此明确我们的认识。就可免除“左”或右的错误。
△根据苏共中央答复南共中央关于各兄弟国家将与南迅速恢复或建立正常关系的精神，致信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认为中南两国可以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了。经他们同意后，本日口授中共中央致张闻天电，指示张“代表中国政府在莫斯科同南斯拉夫驻苏大使进行建交谈判”。
10月19日—27日 接待来访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十九日下午，陪同毛泽东接见尼赫鲁。在二十日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致词，回顾中印两国两千多年来密切交往的历史和近代以来受殖民主义压迫和反对殖民主义的共同经历，并且说：“中印两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议者，我们两国负有义务在我们的相互关系中贯彻这些原则。”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六日，和尼赫鲁进行四次会谈。在十九日会谈中介绍台湾问题，指出：国民党在台湾海峡进行骚扰性、破坏性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提出我们的正当主张，这就是不能容许破坏我们的海上交通，切断我们的对外贸易，不能容许“中立化”和“国际共管”等等。并且说明我们是有准备的，不允许侵犯。我们对台湾采取行动是内政问题，而美国采取行动是干涉我国内政。如果美军从台湾撤走，问题的症结就解决了；如果把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停下来，就等于承认现状，使美国侵占台湾合法化。在国际事务中，第一，中国对外交往的政策是国际和平和合作，它是不排斥任何国家的，包括美国在内，只要这些国家也有同样的愿望。第二，我们不能容忍任何欺侮，如果有人要挑衅和欺侮，我们一定抵抗。第三，我们决不主动挑衅，我们无意挑起世界大战。我们一方面要解放台湾，收复沿海岛屿，另一方面，我们采取任何行动都会特别注意。还指出：在联合国中恢复中国的合法地位，这是一个无须争论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在目前只要美国反对，我们是进不去的，但是这个问题也可以考验已经承认中国的国家是否敢于表示态度。如果美国愿意和平共处，我们不拒绝，否则，我们就孤立美国。所谓孤立，并不是侵犯和伤害美国，而是使美国战争政策孤立，而不是孤立美国人民。在二十日会谈中，当尼赫鲁谈到亚非会议问题时，表示：我们支持印度尼西亚总理创议的亚非会议，支持尼赫鲁总理对亚非会议的赞助，我们愿意参加这个会议。因为这个会议是为亚非和平和世界和平努力的。二十七日，欢送尼赫鲁离京去华东、华南等地访问。
10月21日 接见英国各界人士访华代表团，表示感谢代表团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并就如何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发表意见，说：“避免的方法，主要是依靠人民，人民不要战争。各国人民通过联合的或分别的活动，反对战争，就可阻止战争，仗就打不起来，即使打起来了，也是要失败的。”另外，就是要警告好战者：“战争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利益，害多利少”。“两次世界大战，两次都是发动战争的方面失败了，垮台了”。同时，就客人希望中国的门打得开一些时回答说：“我们的门是开的。”新中国建立初期，我们要恢复经济，建立新的秩序，需要时间，所以请的客人不多。“我们国家在经济上、文化上还是落后的，我们还是农业国，工业还不发达，近代的文化水平很低，我们并不隐讳落后的一面。我们在往进步的方面努力，要工业化，要提高文化。”我们有个原则，不仅要请客人。看好的，也要看坏的，看进步的，也要看落后的，还要看由坏变好的、中间的、发展的东西。否则，就看不到中国的全貌”。
10月22日 将廖承志提出的新中国第一个访日代表团——中国红十字代表团名单送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习仲勋审阅，并附信说：“拟同意”这个名单。代表团访日路线，“同意他们经香港直飞东京，回途争取乘船由长崎直航上海或天津”。二十三日，审改代表团访日文件。在解答有关提问的文件中增写：“如果在新中国诞生后。对死在中国的日侨的骨灰和遗物得其在日家属的请求，中国红十字会亦愿意助其运回日本。”随后，接见代表团全体成员，针对中日关系极不正常，美国、台湾和日本右派都阻挠中国红十字代表团访日一事指出；李德全、廖承志率领的中国红十字代表团，只要到达东京就是胜利。小廖要好好辅佐李大姐完成这次友好的使命。
10月24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会议听取邓子恢汇报农村工作问题。参加者还有刘少奇、陈云、彭德怀、邓小平。
10月28日 出席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六十一次会议，作关于中印会谈情况的报告，并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召开第二届政协会议准备工作的建议：（一）将第二届全国政协的组织形式由原来的全体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委会三层，改为全国委员会和常委会两层。全国委员会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推出的代表为基础组成。（二）《共同纲领》大部分内容已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不再制订《共同纲领》。今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除根据《宪法》规定的目标奋斗外，在修改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规定几条共同遵守的原则作为总纲。会议决定：以上建议由各民主党派先在内部酝酿讨论，然后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工作会议上协商，拟出方案，提请全国委员会常委会批准。
10月31日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研究国务院办公机构的设立问题。
△主持国务院第二次全体会议，并作关于国务院办公机构设置和领导人员分工等问题的讲话：经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正式决定国务院办公机构设八个办公室，等于八个“口子”，不属于这些“口子”的部门将由总理、副总理、秘书长分工领导。具体分工是：周恩来管外交部和华侨事务委员会，陈云管六办和八办，彭德怀管国防部，贺龙除担负军队工作外，管体育运动委员会，乌兰夫管民族事务委员会，李先念管五办，邓子恢管七办，李富春管三办、四办、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建设委员会、国家统计局和国家计量局，陈毅为常务副总理并管一办、二办和指导科学院，习仲勋管其余十二个国务院直属机构。由于林彪还在养病，邓小平兼着中共中央秘书长，因此他们不担任国务院的具体工作。国务院机构的设置，是根据四条原则：一是加强各部，重点放在都；二是集中领导，大事集中到国务院全体会议和常务会议，有些事集中到我、陈云、陈毅、习仲勋这里；三是分头管理；四是避免重复，非绝对必要的不设。各办公室要精简节约。各办公室是代国务院办事，因此。应做到：第一要代国务院统筹全局。第二是各部协作。凡牵涉几个部的，由重点部门主持，直接找有关部门商量解决；必须由办公室主持的，要提到办公室；涉及两个办的，重点在哪一办，即由哪一办解决；重点办解决不了，必须要国务院全面解决的，那就要提到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解决。第三是督促检查。第四是请示报告。第五是办公手续以简捷为好，不要公文来往太多。政府工作，要集中领导，分工负责，总理、各个办公室都要分工。同时说明，自十一月一日起由陈云代理总理，我将休息并将研究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
11月1日 签署国务院命令，任命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第一至第八办公室正副主任和国务院各部副部长。
△约见陈毅、习仲勋，交待自己离开北京后国务院日常工作的安排事宜。
△接见缅甸大使吴拉茂，商谈吴努总理访华事宜。
△会见班禅。并告：一俟康藏公路修通，即着手勘察修建拉萨到日喀则的公路。十二月十七日，致信王首道说，修建拉萨到日喀则的公路的“路线有两条：一自黑河以南直通日喀则，路短好修；一经拉萨通日喀则，沿河或绕的路均有一段难修。因此，必须先勘定一条路线，然后才好修通”。
△接见来华谈判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国籍问题的印度尼西亚政府代表团。
△接见印度全印和平理事会副主席、国会议员索克，就其提出的有关问题，回答说：你在长春参观见到的房子是苏联专家帮助设计的，那里的建筑工程队也是全国最好的，目前中国还没有这样多的技术力量。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房子住。对我国的人民来说，首先要有个住处，然后才谈得上住得舒服的问题。这要好些年以后才能做到。因此，建筑要实用，其次才是美观。
11月2日 向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关于向苏联政府派来中国的专家赠送“中苏友谊”纪念章和证书的议案。
11月3日 致信陈云并中共中央报中共中央组织部：外交部党组改组后，决定以下各项：（一）外交部党组成员为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章汉夫、伍修权、王炳南、何伟、乔冠华、陈家康，以周恩来为书记，张闻天为副书记（张回国前由章汉夫代理）。（二）外交部部务会议应包括部、司两级负责人员，由常务副部长主持。
△在外交部全体干部会上讲话：“我们主张和平竞赛，不是用武力。”这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制度是优越的，我们相信共产主义会在全世界实现。为了加强外交战线的工作，党中央最近从各地调来一批从事党、政、群工作的干部，使外交部的干部成分发生了变化，干部配备比较全面了。新来的这些干部是很好的财富，对于外交部的工作是有帮助的。这些干部长于做党群工作，但在外交战线上是新兵，我们既要欢迎他们，向他们学习党、政、民工作的经验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又要帮助他们了解熟悉外交部的情况。希望大家安心外交工作，把这项工作做到底，做到老。
△致电张闻天、刘英：一年多来，外交部人事司一直没有司长，最近外交部又增调各级干部近二百人，已经并且还要增加驻外使馆。鉴于这一情况，“部内和各使馆的人事工作的领导都急需加强”。“希望刘英同志能先回部领导人事司的工作。”
△飞赴广州。自此，和毛泽东、刘少奇、李富春等审核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共二十来天。
11月8日前夕 提名粟裕、刘伯承、罗荣桓、叶剑英、黄克诚、杨立三分别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训练总监部部长、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长、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总后勤部部长、财务部部长。十一月九日，毛泽东根据周恩来所提和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的决定作出正式任命。
11月9日 给邓颖超写信：“我来此六天，下了两次水。要学会游泳，恐还需十来次，时间和气候是否许我，尚难预言。”“你的休养情况如何？这次没能同来广州，许多同志问到你，我也有时想到你。昨天车过广卫路，发现了广卫楼，快三十年了，不能不引起回忆。”“希望你来信，将休养情况告我。此地冬季似较当年为暖，现在室外日光下的温度在三十度左右，水中在二十五度上下。”
11月10日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联名致电中共中央：“现在亟须要有各省市的地区计划，我们代中央起草了一个指示电报，如同意，请即发为盼。”随电发去中共中央《关于请各省市制订地方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指示》中说：中共中央已将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发给你们，除请你们于十一月底以前提出意见报告中央外，并请各省、市委召集本地区的计划工作会议，根据草案的精神和主要指示结合当地的特点和具体情况，定出各省、市地方经济的五年计划纲要于十二月十日送中央”。
11月16日 邓颖超复信周恩来说：“未能与你同行一游旧地……病后试笔，特书短笺寄意。羊城，是多么值得纪念和易引起回忆的地方！它是我们曾和许多战友和烈士共同奋斗过的地方。又是你和我共同生活开始的地方。三十年前你和我是天南地北害相思，这次我和你又是地北天南互想念。三十年来我和你的共同生活，多是在患难与共，艰苦斗争，紧张工作中度过的。这次你总算得到比较过去稍休闲的机会，可惜我因病不能偕行与你共游旧地，但我仍为你喜且羡，每在静默中心向往之，当和你有不少共鸣的回忆。希望以后有机缘能和你再去共游也。”
11月19日 审阅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草案）》和《关于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奖章的决议（草案）》。随后，致信毛泽东、刘少奇：我看文件大体可用了，请审阅批示，以便退回北京。毛泽东批：“照办。”
11月22日 审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草案）》。随后，函告毛泽东：我改了几个地方。“拟送北京，请中央书记处再行酌定，然后提国务会议转送常务委员会审核。”毛泽东批：“同意周恩来的修改意见。”
11月23日 将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名单和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的党外人士名单等送毛泽东、刘少奇审阅，并说明：这些名单尚不能作最后确定，许多方面也还须斟酌，只须“告以我们大体同意全国委员会名单的各项比例，只是妇女名额应大体上同于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至于具体人选，待回京后再确定。
△致信邓颖超：“我们明日即动身回京，沿途略有耽搁，约四天后可到。”
11月24日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乘火车离开广州北返。
11月26日、27日 途经武汉、郑州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先后听取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关于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设计工作和黄河水利委员会副主任赵明甫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规划的汇报。随后，周恩来致函苏联政府，请其派出专家帮助中国开展长江流域规划工作。二十八日，返抵北京。
11月29日 听取陈毅介绍国务院前段时间工作情况。
12月1日—12日 接待应邀来访的缅甸总理吴努。二日，在欢迎宴会上讲话：“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思想体系的国家，不仅应该而且完全可以和平共处，任何国家都不例外。”“中国人民热烈地要求和平，但决不拿自己的主权和利益作为代价来向战争集团乞求和平。”二日、三日、五日，十日，四天中同吴努进行五次会谈，就中缅关系、亚非会议、美蒋条约、中缅锡三角贸易、中缅侨民和中缅边界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在二日会谈中指出：亚非会议的召开，将使向无往来的亚非国家能够会面，这样就可以增加了解，消除误会和隔阂。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正在谈判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并已选成原则协议：第一，根据自愿原则，侨民必须决定究竟保留原来的国籍，或是取得侨居国国籍。第二，根据父亲的血统来确定十八岁以下侨民的身分。侨民满十八岁就有自己决定的权利。中国对缅甸提供经济援助，不要求任何条件，纯系经济任务，决不牵涉政治。在五日会谈中说：解放台湾问题，对我们来说。如果能和平解放，何必诉诸战争。但是，和平解放台湾的前提条件一定要肯定台湾是中国的。中立化台湾、台湾独立国、公民投票都是行不通的。同时表示完全支持缅甸、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三国总理关于扩大和平区域的主张。在十日会谈中，就我判处美国间谍一事指出：“第一，中国政府和人民是讲道理的，他们办事根据十分充足的证据和十分合理的主张。第二，中国人民是不能容忍任何方面的威胁的，他们在威胁面前从不低头。第三，中国人民是讲交情的，人家对我们好，我们会对他们更好。”我们决不因为美国叫嚣、英国帮腔、联合国通过决议就改变对美国十一名间谍的判处，也不能因为同样的原因，不释放另外四名可以释放的美国人。总之，“我们是不受战争威胁的”。十日，出席吴努的告别宴会，在致词中说：“我们两国之间没有大小之分，只有朋友之谊。”十一日，陪同毛泽东接见吴努。十二日，欢送吴努离北京赴华东等地参观。同日，《中缅两国总理会谈公报》发表。
12月4日 出席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六十二次会议，报告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筹备情况，肯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草案）》总纲写得很扼要，指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召开，政协不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但人民政协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仍将存在，今后还要继续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同时，针对有人提出第二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名单中什么人都有的意见，说：“我觉得好处就在这里。政协不是一盆清水。如果是一盆清水就没有意思了。政协就是要团结各个方面的人，只要他拥护宪法，立场站过来，我们就欢迎。”“我们要吸收不同意见的人在一起，要善于和这些人一起协商，团结他们。这样，政治协商会议才能前进，才能有利于国家建设。”正因为如此，安排政协委员的名单，确立了如下四个原则：“（一）扩大团结，加强领导。”“（二）要有代表性。”“（三）方面多。”“（四）分量够。”
12月7日 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财务部部长杨立三追悼大会，执绋并担任主祭，同时在会上介绍他的生平事迹，以表示对一个长征时为重病中的自己抬过担架的同志的敬意。在讲话中说：“杨立三同志从一九二七年参军起，就一贯安心于自己的工作。在各种情况下，都能把个人利益服从党的需要和革命事业的需要，愉快地接受党所分配给他的任何任务。为完成这些任务而忘我地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并保持了艰苦朴素和廉洁奉公的优良品质。”“我军所有的干部，都要学习杨立三同志忠于革命事业和不计名位、埋头苦干，爱护同志、关心同志的精神”，“为建设现代化的革命军队而奋斗”。
12月8日 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同台湾蒋介石签订的所谓《共同防御条约》，指出：这个《条约》同维护和平毫无共同之处，“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个防御性的条约”，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侵略性的战争条约”。这是美国“对中国人民的一个严重的战争挑衅行为”。
12月10日 致信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吴努拟在回国后演讲时引用我的谈话，现在拟即以此稿交他。稿中指出：“最近美国政府同蒋介石集团签订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目的就是加强对中国领土台湾的侵占和对中国内政的干涉。这就使得远东局势紧张，战争危险增加。”“如果美国政府愿意缓和紧张局势，从台湾、澎湖和台湾海峡撤走它的一切武装力量，停止干涉中国内政。那么，台湾就有和平解放的可能。过去大陆上如北京、长沙、绥远省等地就是和平解放的。”“如果美国真能撤走它的一切武装力量，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中美两国之间不仅可以和平共处，还可以友好往来。”
△晚，到毛泽东处开会。会上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准备问题。参加者还有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陈伯达、胡乔木。
12月13日 和陈云、邓小平、胡乔木、胡绳等研究起草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问题的报告。
12月14日 就中南建交问题，致电南斯拉夫外交秘书长科查·波波维奇，欢迎同南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一九五五年一月二日，波波维奇复电同意中南两国正式建交。
△召集外交部、公安部负责人开会，商议就美国间谍案问题〔注〕给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的复电事。十六日，召集有罗瑞卿参加的外交部党组会议，再次商议此事。随后，接见苏联大使尤金，告以：给哈马舍尔德的两封复电将于明日发出。第一封电说明中国政府对处理间谍案的严正立场，中国的内政不容任何外国干涉；第二封电说明中国政府对他来电所提出的间谍案问题的立场，但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我准备在北京接见他，同他商谈有关问题。这样做，“既表明我们的严正立场，又不拒绝哈马舍尔德本人来访的请求”。十七日，将两封电报发给哈马舍尔德。
〔注〕指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国司法机关判处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空投的十三名间谍以徒刑一事。
12月15日 和毛泽东商定调整和安排工业生产问题的方针是：统筹兼顾，各得其所。
△出席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六十三次会议，在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程（草案）》的说明时，就如何协商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问题提出四条原则：（一）扩大教育，加强领导；（二）既要有代表性，又必须注意吸收不兼人大代表的人参加；（三）所涉及的面要广；（四）分量要够。
12月16日 主持国务院第三次全体会议。在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草案）》时说；实行征兵制，这是一件大事。中国有史以来真正实行征兵制，这是第一次。国民党政府也曾搞过一阵，但实际上是抓丁，不是征兵制。我们不同，我们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实行志愿兵制，有着很广泛的基础。我们国家的壮丁很多。从十八岁到四十岁有近一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七。一旦国家有战事，服役年龄还可以扩大。考虑到今年是第一次征兵，是试办，还有点自愿性质，所以规定征兵年龄十八岁至二十二岁。这样，可以把我们长期实行的志愿兵制的自愿参军的热情保留下来，以建立征兵制的基础，巩固义务兵役制。在讨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草案）》时说：“《兵役法》和《军官服役条例》，一个区别了军民，一个区别了官兵。实行《兵役法》后，兵是义务的，官是职业的。军官要有薪金，要评级别。这样就发生了薪金制问题。部队改薪金制，决定从一九五五年一月一日起实行，初步试办。还是低薪制，以后逐步提高。但是有一个重要区别，部队的薪金比文职稍高一些。将来还要更高一些，这一点要向干部讲清楚。同时指出：中央政府机关的编制膨胀很大，由一九五一年的两万增加到现在的八万，必须精简。建议成立国务院编制委员会，由贺龙负责，以人事局为它的办事机构。从即日起，各单位的编制都应经过它批准。会议通过决议，采纳周恩来的意见。
12月18日 主持国务院汇报会议。会议决定：（一）根据毛泽东可以释放一批在押国民党战俘的指示，“由公安部、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共同将在押战俘情况进行调查，做些释放的准备工作。可以考虑先释放一批小的（如尉官）战俘，对其它较大一些的战俘拟采用大赦的办法”。由陈毅召集有关部门拟定办法。（二）“为了提倡节约，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务院、常委会大厦暂不修建。”（三）批准国务院编制审查委员会名单，由贺龙任主任。
△起草中共中央致中共北京、上海，沈阳、广州，南京市委并告上海局、辽宁省委、华南分局和江苏省委电：“中央决定应印度加尔各答市长书面关于召开亚洲市长会议的邀请，由北京、上海、沈阳、广州、南京五市市长出席，并商定由彭真、刘季平、刘宝天、朱光四同志和南京市副市长金善宝代表前往。”
12月19日 在天津市委本月上旬就该市经济改组后新产生的困难向中共中央提出的《一年来市场经济情况及我们的意见报告》上批：“此件应联系到几个大城市和重要省份的材料加以研究。建议陈云同志处理并提中央讨论。”
12月20日 就天津对肩挑小贩税收的起征点过高的问题，函告陈云：“对小贩降低起征点，值得研究。”
12月21日 签发《国务院关于发行一九五五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的指示》。《指示》指出：“动员全国人民，拿出一部分多余的和可能节约的资金，认购公债，支援国家建设，是筹集社会主义工业化所需资金的重要的和经常的方法之一。”
12月21日—25日 参加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二十一日会议上作《政治报告》，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强调：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不解放台湾决不罢休”。同时指出：政协会议代行全国人大职权的政权机关的作用已经消失，但它本身的统一战线的作用仍然存在。政协今后的任务是：“协商国际问题”；对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候选人名单以及政协各级组织组成人员的人选进行协商；协助国家机关，推动社会力量，解决社会生活中各阶级间相互关系问题，并联系群众，向有关国家机关反映群众意见和提出建议；协商和处理政协内部和党派团体之间的合作问题；帮助和督促政协成员学习马列主义和努力进行思想改造。二十二日，作关于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候选人名单草案的说明。二十三日晚，到毛泽东处开会。会议商谈此次政协会议的宣言、章程和增加台盟、蒙族各一人参加政协常委会问题。二十五日，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宣言（草案）》的修改情况的说明。同日，当选为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主席。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
12月25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周恩来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治报告》大纲下发各地，要求“在包括党内外的干部中进行传达”。
12月27日、28日 将陈云在近日主持召集上海、天津、沈阳等大城市参加公私合营会议的代表座谈私营工业调整问题的情况，书面报告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邓子恢等。
12月29日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讨论陈云所作的关于调整工业的报告时说，调整工业的方针是：“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工业和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总任务，对中央和地方国营，合作社营、公私合营、私营五种工业，应在保证社会主义成分不断稳步增长的条件下，采取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方针，进行合理安排，既要有所不同，又要一视同仁，以反对资本主义无计划的盲目发展和克服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将各种经济逐步地纳入国家计划轨道。”具体措施是：（一）分配任务，进行改造。（二）利用原有工业，控制基本建设和工业投资。（三）莲步提高技术，改造落后。（四）维持旧工业基地，照顾新发展地区。（五）根据需要和可能实行裁并迁移。（六）加强加工订货的计划性。（七）控制手工业盲目发展。（八）扩大产品出口。争取原料进口。（九）统一领导，分业管理。会议批准陈云的报告，并决定提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批准。三十日，周恩来根据陈云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对自己二十九日的发言重加修改，主要有：删去第四条，提出纠正加工订货的盲目性、扩大私营工业出口品种和提高出口价格等。
12月30日 致信毛泽东，报告全国三十四个省市人民委员会、省市政协常务委员会、省市人民委员会厅局长名单中的中共党员与非党员所占比例的情况，说：在省市正副省长、市长和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中，非党员占百分之四十六点四，这个比例一般是恰当的。但在省市厅局长中，非党员只占总数的百分之九点一，这个比例，党外偏低。因此，有的省市还可以吸收若干非党员担任厅局长工作，厅局副职，也还可增加一些，或位置摆得恰当些。各省市政协正副主席、常务委员中，非党员占百分之六十七点二，这个比例一般是恰当的。已将此情况告邓小平，并取得他的同意。翌年一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批评那种抛弃同盟者、爱好清一色的错误倾向，要求各地必须正确地配备省、市政府厅、局长和政协地方委员会负责人的人选。
年底 某日晚，带领身边工作人员从北京图书馆门前乘公共汽车在市区绕行半圈，了解交通拥挤情况。事后指示有关部门研究解决市区交通拥挤问题。
12月31日 毛泽东、周恩来联名致电胡志明、范文同，热烈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还都河内，指出这是“由于英勇的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胡志明主席领导下，八年艰苦抗战获得辉煌胜利的结果”。
△在青年团中央一份简报上批示，责成各地、各有关部门认真解决高等学校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注〕。
〔注〕《简报》反映：理、工、医学等类高等学校学生每周学习一般都在六十五学时左右，甚至更多。原因是教学计划、大纲要求偏高，教材分量过重。教学质量不高，讲解不清，作业过多。
△除夕之夜，观看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明朗的天》。散场后，到后台看望剧组全体演职员，了解剧院情况，强调演员要体验生活。只有体验了生活，才会出现有生命的东西!
12月 指示中国科学院组织在北京的科学家和教授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以及各省市负责人宣讲原子能的科普知识。
本年 为军委保育院题词：“为社会主义社会培养新的一代”。
2007/09/10
1954年五十六岁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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