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日 看望将于四日外出视察的朱德，长谈三小时。
1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草案）》、《中央关于颁发中共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单的通知（草案）》、《全国各省（自治区）市人民委员会省长、副省长（委员长、副委员长），市长，副市长名单（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各省（自治区）市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名单（草案）》。
1月5日 接见杜维廉，就其代表艾登说明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未变，目的是在缓和远东局势和改善中英关系一事·驳斥说：中国去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和沿海岛屿，打退蒋介石的骚扰性和破坏性的战争，英国说这一切是不对的；但是，美国侵占台湾，帮助蒋介石进行骚扰性和破坏性战争，而英国却说这一切是对的。英国这种“不公正态度，不能不影响中英关系”。“如果美国占据北爱尔兰，并帮助北爱尔兰进攻英伦三岛，而又说英国政府无权打退这种进攻，这行不行？”“中国政府一直到现在都是在致力于搞好中英关系。两国的制度不同，对问题的看法不同，并不妨碍两国的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但是，“如果在有关两国中国的问题上存在着对立的做法，那么无论如何是要影响两国关系的”。“我们欢迎并希望中英关系能按日内瓦时候的精神，得到改善。”
△致信上海越剧院院长袁雪芬：“在这一九五五年开始的日子里，祝你身体健康，精神快乐，工作顺利，学习进步。五年来得到你不少封信，恕我忙未函复。现在总答一句：愿你为人民艺术事业努力前进。”
1月5日一10日 接待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并同他进行四次会谈。在六日会谈中强调：中国并不拒绝谈美国间谍案问题，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有道理的。但是，必须坚持两个前提：（一）联合国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案不能接受。（二）中国内政不容干涉。我们的会谈应该把中心和重点放在政治问题上，从政治问题上来寻找办法和措施，和缓紧张局势。这才是从根本的方面来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七日会谈中，介绍间谍案的主要事实和相互关联的有关问题，重申中国政府对此案处理的立场，指出：判处在中国境内捕获的美国间谍完全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联合国根据它的宪章根本无权过问。何况，中国法院判处美国间谍的罪行是经过仔细的审查和有铁的事实的。这种维护主权的行动是合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是公正的。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中美两国代表曾就双方侨民问题（包括犯罪的美国人员）进行过接触，并明确地将中国政府对待美国侨民的政策告诉了美方代表，这就是：中国政府对于侨居中国的美国侨民是友好的。对于其中守法的侨民，我们给予保护。对于其中少数犯法的人，我们依法惩办。对于申请回国的美侨，经过审查以后，我们尽快地给予回国的机会。在判处犯罪的美国人员时，我们根据事实和本人服罪的情况。一般地从宽处理。判刑以后，如果犯人的行为良好。可以考虑减刑或者提前释放。对美国间谍案，是我们自日内瓦会议以后，对六十六名美侨作一系列的处理时判处的，并不是孤立地处理的。因此。我们并没有改变日内瓦会议时期的精神。从而可以看出，中国政府的态度是要解决问题，而不是故意制造是非，制造紧张。与此相反，美国却利用间谍案大肆叫嚣，使世界舆论不去注意美国同蒋介石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的侵略行为。而联合国居然顺从美国，诬蔑中国判处十一名美国间谍的举动为违反朝鲜停战协议。可见，联合国再一次把自己放在美国侵略工具的地位。同时，回答了对方提出的问题，指出：中国政府是根据日内瓦会议期间“同美方接触时所宣布的政策办事的。我们说过的话是算数的，这对于已判罪的和正在审查中的都是如此”。在十日会谈中，希望对方把中国在会谈中的立场和意见告诉那些关心东方问题的国家。会谈结束后，双方发表《联合公报》。《公报》认为，会谈是有益的，并希望能够继续保持在这次会晤中所建立的接触。
1月6日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一）政府系统工作人员自一九五五年七月一日起，一律实行薪金制，废除工资分办法，改为固定货币计算办法。另外增加地区补贴。（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每人每月一律发五十万元工作费。（三）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凡是没有工作职务而需要安置的，应予安置。同时，会议还对国家正副主席、全国人大正副委员长和国务院正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等的行政级别与工资问题作出规定。
1月10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通知》指出：根据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现状，“对当前的合作化运动，应基本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要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分别采取不同的措施。
1月11日 主持国务院汇报会议。会议商定：编制审查委员会改称编制工资委员会，主任贺龙，副主任习仲勋。争取在三年内，有步骤地将政府系统中应该退休和转到企业、投考学校的各种人员，分别妥善处理完毕，初步做到在政府系统中定员定额。十五日，将会议商定的编制工资委员会的人员组成情况报中共中央。
1月12日 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作关于时局问题的报告，汇报同哈马舍尔德会谈的情况，介绍准备接待日本贸易代表团、中日渔业谈判代表团和将参加亚非会议的情况。
△致信帕·费·尤金大使转苏联政府：为了按期完成苏联帮助中国改建鞍山钢铁公司第二期工程的任务，请苏方将第三炼钢厂、冷轧薄板厂等的施工图按中国政府提出的期限交付，以保证该公司建设任务的按期完成。这样“不仅将大大提高我国钢材的生产水平，而更重要的是它将为我国今后重工业建设创造有利的条件”。
1月13日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在发言中说；原政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发布的各项法规，今年内尽可能进行一次清理；今年需要起草和修改的法规，应迅速报送国务院；政府各部门应根据需要，着手建立法律室，在整理现行法规的基础上，建立经常的法规编纂工作。
1月14日 由薄一波陪同，同科学家李四光、钱三强谈话，详细了解中国原子能科学的研究现状、人员、设备以及铀矿资源等情况，仔细询问核反应堆与原子弹的原理和发展原子能事业所需要的条件等，并告诉他们：中央将要讨论发展原子能问题，请做好汇报准备，到时还请带上铀矿石和简单的探测仪器来进行探矿模拟表演。随后，致信毛泽东。汇报谈话情况，并告可在十五日下午三时约李四光、钱三强一谈，除书记处外，彭德怀、彭真、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刘杰均可参加。同时，将有关文件送毛泽东阅看。十五日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李四光、钱三强的汇报，讨论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会上，周恩来插话补充情况，强调一定要大力加强人才的培养，提醒汇报人对重点问题要讲得尽可能详细一些、通俗一些。会议作出了中国要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会后，批准调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东北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的胡济民、朱光亚等在北京大学创办技术物理系。不久，又批准在清华大学创办工程物理系。
△在中苏《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放射性元素的寻找、鉴定和地质勘察工作的议定书》上批写：“此件已经陈云、一波、刘杰、伍修权等同志研究过，认为可以同意。尤金大使通知我，苏联政府命他代表签字，我方因陈云同志不在，可改由我代表签字。”本日，毛泽东批：“同意。”二十日，周恩来在《议定书》上签字。
1月15日 主持国务院汇报会议。会议决定：对高等院校的教授、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和卫生部的科学技术人员的工资标准，可以再略予提高，最高者可以超过行政人员的最高工资标准。对于其中提高工资后家庭生活仍有困难者。可以再给予补助。同时，对于中学教员的工资也可以略加提高，特别是对那些表现进步、服务多年的中学教员，工资更应给予增加，以示奖励。
1月16日 就波兰政府拟派大型重工业、探矿和地质专家来华谈判向中国提供“一五”计划大型建设项目的装备一事，致电曾涌泉大使：波兰政府的考虑，“和我们原来设想的有很大距离。现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主要工程一百四十一项的建设装备已由苏联供应，其辅助设备我国又多已能自行生产。因此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甚至在远景计划中，对其它兄弟国家技术设备上的要求不会太大”。望向波兰政府表示谢意，并说明我们意图。
1月1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工资问题的报告》等。
1月18日 主持国务院汇报会议。在听取关于首都建设规划和一九五五年度北京建筑任务等问题的汇报后，会议决定：成立北京都市建设委员会，将北京市今后的建筑设计、施工和房舍的分配与管理，逐步统一管起来。
△审改嘱人起草的中共中央致罗贵波、韦国清、方毅电。电文指出：“下列各点请告胡主席和劳动党中央：（一）对越南的物资及技术援助不能也不应由中国全包，当然，中国会尽自己的能力来援助越南的。（二）向苏新国家〔注〕提请援助，毫无疑问地应由越南政府和劳动党自己出面向苏新国家提出。（三）各国对越南援助，应由越南方面根据自己的需要和估计对方的可能，提出要求援助的项目和数额，才好进行磋商。（四）为商量中国对越南的援助问题，中共中央邀请劳动党中央和胡主席指派一领导同志率领必要干部飞北京和中共中央面谈。在来北京之前，请劳动党中央根据农业、交通、工业、贸易、军事、文教等方面的需要，按照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以大约五年的期限，准备好一个要求援助的计划，内中包括援助项目、技术和金额。”
〔注〕指苏联和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
△晚，到毛泽东处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会议谈关于饶漱石的问题。
1月22日 接见印度尼西亚大使莫诺努图，接受他代表印度尼西亚政府提出的关于中国政府参加亚非会议的正式邀请。
△致信毛泽东、刘少奇、彭真、邓小平、习仲勋：已经打电话告李富春，先将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应解决的问题写成文件，在本月二十六七日送中共中央，然后由他向中央会议作口头报告。
1月23日 接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首任会长村田省藏和日中贸易促进会常务理事铃术一雄一行，交换对国际形势的看法，阐明中国对日政策，并就对方提出的担心和疑问作出解答说：中国人民很能够区别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中国人民也能区别中日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和一时的关系不和。中日间几千年来有过良好关系的历史，只是从甲午战争后，日本军国主义欺负了中国。这只有六十年。从人类历史的长河看，六十年是很短的。中日两国人民是愿意友好的，能够友好的。我们同情日本人民今天的处境，也相信日本人民今后的发展。中国人民的态度是：中国人民决不干涉日本人民的内政，日本人民选择哪一个党组织的政府，我们都承认，尽管中国人民赞成社会主义，也不能把这个制度输出给日本。革命不能输出，政治制度要人民自己选择，国外任何干涉都只能失败。但是，某些日本人企图复活军国主义，和美国、台湾合作，威胁中国，中国也自然不能不防备。不能也不应该说。我们防备就是威胁日本。还说：中国有机会工业化，这是中国人民百年来梦想不到的，现在已经开始实行了。中国的经济文化从现在的水平看，还是落后的，正因为落后，今天我们必须大力进行建设，这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要迎头赶上”。如果我们没有和平环境，怎么能够进行建设呢？所以，中国要求和平，从革命胜利后就一直主张和平。
1月24日 晚，到毛泽东处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谈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稿问题。
△发表《关于美国政府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声明》。《声明》指出：“美国政府在中国人民最近胜利地解放了一江山岛之后，就一面加紧军事行动，进行战争挑衅，另一面策动通过联合国进行所谓停火的诡计，来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绝不容他人干涉。”美国军队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
1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美国干涉我国解放台湾的报告。
△出席赖嘉文大使为庆祝印度共和国成立五周年举行的招待会。在讲话中说：“中国人民在国际事务中是坚持和平政策并能够辨别是非的。中国人民绝不容忍侵略，也不害怕进行抵抗。不论问题的是非曲直而实际上以牺牲中国的领土和主权为目的的主张，绝不能欺骗中国人民，相反的，只能增加中国人民的愤慨。”
1月28日 接见杜维廉代办，就其转告英国将在联大安理会上支持新西兰提出关于在中国大陆某些岛屿地区的敌对问题的提案一事，予以驳斥，指出：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从来没有引起紧张局势。为什么今天中国解放台湾会引起紧张局势呢？这紧张不是从中国来的，而是从美国来的。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政府的立场是：联合国或者任何外国都无权干涉中国人民解放沿海岛屿、台湾和澎湖列岛。如果新西兰政府的提案是属于干涉中国的内政，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如果是过问美国对中国的侵略，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今天的中国不是当年捷克的贝奈斯〔注〕政府。如果英国政府真正愿意同中国政府合作，就应该反对美国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反对美国对中国进行战争挑衅，而不是希望中国让步。
〔注〕贝奈斯，曾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一九三八年十月，在英法等国的压力下，被迫接受了将捷克苏台地区及同奥地利接壤的南部地区割给德国的《慕尼黑协定》。随即辞去总统职务。
1月31日 主持国务院第四次全体会议。在讨论苏联政府一月十七日关于苏联在促进原子能和平用途的研究方面给中国以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帮助的建议时说：苏联帮助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在这方面，我们很落后，但是有苏联的帮助，我们有信心、有决心能够赶上去。帝国主义叫嚣原子战争，我们要把它戳穿，应该使全世界的人民知道，原子能如果为和平建设服务，就可以造福人类，如果为战争服务，就是毁灭人类。在对待原子武器问题上，世界上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漠视，一种是恐怖。我们中国人民，觉得原子弹没有什么了不起，是藐视的。漠视不对，而世界上更多的人则是恐怖。美国想用恐怖吓倒我们，但是吓不倒我们。我们要掌握原子弹。我们应该对人民很好地进行教育。一方面，我们要认真地进行工作，积极地促进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另一方面，我们要号召人民起来，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反对进行原子战争。为此，我们要进行几项工作；（一）开展拥护苏联帮助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反对制造和使用原子武器的签名运动。（二）进行有关原子能科学的教育。注意对现有的物理学家的使用，要号召专家归队，从行政部门把他们解放出来。科学院对学成回国的留学生的录用，有优先权。（三）认真进行原子能的研究工作。会议通过《国务院关于苏联建议帮助中国研究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决议》。
2月3日 向出席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等专业会议代表作《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的报告。报告分析了国际形势和台湾地区的局势，阐明了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方针、策略和对斗争前景的估计，指出：我们只有弄清资本主义世界对台湾问题的看法和做法，看清楚世界大势，才能站稳我们的立场，确定我们的方针，运用我们的策略，来达到既维护我们国家的主权，解放我们的领土台湾，又能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目的。我们的立场是：台湾是属于中国的。这是不容争辩的。不解放台湾，决不罢休。我们的方针是：“只要美军撤退，台湾可以和平解放。我们要提出这样的响亮口号。这个口号什么时候公开提出，要看形势的发展。就是谈判和平解放，也要有力量才能实现。我们的策略是：决不能答应沿海岛屿停火，防止将台湾与沿海岛屿分开；决不能无条件到联合国去，防止在联合国造成两个中国合法化的形势；决不能同意允许什么台湾“中立化”或“托管”的办法。策略是根据一定原则确定的。一定要原则性很强，然后策略性才能灵活，没有坚强的原则性，就说不上灵活的策略性，那就会变成姑息，变成屈服。解放台湾的斗争。既是军事斗争，又是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这个斗争是很复杂的，也是长期的。对此，我们应该做全面的估计，从各方面来配合进行，来承担这个历史还没有完成的解放全中国领土的任务。完成这项任务的目的，就是为了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建设我们的祖国。报告详述了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的重要途径是：（一）根据中国的实际，制定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二）从各方面节约人力、物力、财力，集中到基本建设和国防建设方面。（三）在逐渐摸索规律后，继续进行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四）在生产发展、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但是，我们必须认识改善的步骤。现在生活改善有两个问题：第一是合理化第一，第二是普及第一。什么叫合理化第一？我们现在生活的水准有许多不合理，比如工资，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调整。工资问题是生活改善的一个基本问题，需要合理化。首先还不是增加很多任务资，而是首先要合理化。有了合理化的基础，然后再逐步地改善，应该这样前进。什么叫普及第一？就是说我们生活要改善，总应该照顾各方面，不应照顾少数而已。
△复电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并转安理会主席贝朗德：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干涉中国内政、掩盖美国对中国的侵略行为的新西兰建议。只有在为了讨论苏联的提案并在安理会驱逐蒋介石集团代表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才能同意派代表参加安全理事会的讨论。
2月初 针对城市建设中存在过分追求建筑物形式上的美观而忽视实用和经济的浪费现象，责成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薄一波进行检查和清理，纠正这种偏向。
2月4日 就中国接收苏联驻旅大部队撤回国时的军事装备事宜，致信毛泽东、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建议接受装备“以不超过八亿卢布为妥。水鱼雷轰炸机可只接受一个团，汽车、拖拉机、运油车需付现款，从今年贸易出口中支出”。六日，毛泽东批：“我意似可照周意见处理。”
△致电刘晓大使转李强等：关于利用北京已有保密设备沟通北京、莫斯科电话通讯问题，已确定于本月二十五日正式通话。
2月5日 主持国务院汇报会议。会议决定：（一）出版国务院公报。（二）按粗通标准修建拉萨至日喀则公路。
△接见瑞典大使魏斯特朗，听取其转告二月三日哈马舍尔德邀请中国出席联合国安理会，参加讨论新西兰提出的有关中国大陆某些岛屿地区的敌对行动问题提案的口信，指出：国际上一切为和缓并消除远东紧张局势，包括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的真正努力，中国总是给予支持的，但是，新西兰的提案却是要达到一个相反的目的，那就是把被中国和被中国人民唾弃和推翻了的蒋介石集团放在对等的地位，来谈判停火。“这样的活动包含一个阴谋，那就是把属于中国内政的事情，把任何外国或联合国都无权干涉的中国内政的事情，放在国际舞台上。这要造成两个中国，要割裂中国的领土。”“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能参加关于新西兰提案的讨论，而且联合国也无权过问。”
2月6日 接见印度大使赖嘉文，听取他介绍尼赫鲁总理对台湾海峡局势的看法后，指出：现在的问题是一切努力都不能容许落入两个中国的圈套。现在国际上有一个阴谋，要在台湾地区搞成两个中国的形势。所以，新西兰在联合国的建议是不能同意的。中国不拒绝同美国在国际会议上直接谈判，因为造成紧张局势的正是美国。但是，现在美国是躲在后面，让蒋介石出来谈，这个阴谋就是一方面搞两个中国，另一方面卸脱美国的责任。
△去医院探视重病中的张澜。八日，批准张提出的后事安排。十三日，出席首都人民对九日逝世的张澜的公祭，并陪祭和执绋。
△就美国干涉中国解放台湾问题的宣传通知事，致信毛泽东、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通知“是中宣部根据我在干部会上关于时局报告部分写的”，提出将此件印发给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同志，在讨论一次并经过修改后，再行发出。
△接见赖嘉文大使，听取他转告尼赫鲁总理对召开解决台湾问题的国际会议的几点意见，并在答复中阐明中国政府的立场，（一）美国对在联合国范围以外举行国际会议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建议不感兴趣，这是我们预想得到的。现在问题的关键在美国，要打，我们不怕；要和缓，那就得坐下来谈。我们主张在国际会议上谈。（二）无论如何，中国政府不会同意蒋介石参加拟议中的国际会议。
2月9日 致电驻苏大使刘晓转外贸部副部长李哲人：（一）一九五五年从苏联进口补充订货单已由计委和外交部拟妥，同意向苏方提出：“补充货单提出之时间，由你们掌握，以有利于货物交换议定书早日签字为原则”。（二）“进口补充货单所需的外汇，我们不再另提补充出口货单，请苏方在前经双方协议的货单中继续选择。”（三）进出口货物的“全部收支，应求得大体平衡，请与苏方核算”。
2月10日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通过周恩来关于中国决定参加亚非会议给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复电。随即发出复电。
2月12日 审改中共中央对中共浙江省委《关于解放大陈岛等沿海岛屿和迅速建立革命秩序的指示》的批示。并增写：“但另一方面，也应考虑到大陈、披山、渔山各岛居民多数已被敌人劫持而去，房屋资财多数已遭毁劫，所剩可能多为老弱残废、破瓦残垣。果如此，你们应多做救济抚慰工作，并迅速搜集美蒋凶残暴行，多做文字报道和摄影记录，以暴露敌人罪状。”
2月16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一九五五年上半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计划、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代表名单等。
2月17日 主持国务院第五次全体会议，在听取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曹菊如《关于发行人民币的说明》后指出：纸币规定一下含金量还是有好处。但是，稳定货币的价值，主要是依靠信用。我们的银行是国有的，货币是统一的。卢布和人民币的比价要讲清楚，不然好像我们吃亏似的。二者的比价是公道的，是根据当时国际市场的价格规定的。实际上，我们同苏联的贸易是卖出农产品，换回机器，无论从国内市场或者从国际市场来看都并不吃亏。在讨论贺龙作的《关于紧缩国家机关人员编制问题的报告》时说：必须要定机构、定编制、定员、定工作量，不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就很难走向计划轨道。在讨论《慰问和欢送驻旅顺口地区苏军工作计划（草案）》时说：苏联驻军旅顺口，对中国的解放和远东和平有很大贡献，解放了东北，打垮了日本，又给我们看大门，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战争的时候。我们也希望他们晚些撤退，但从整个世界情况来考虑，现在撤退有好处。这是件震动世界的大事情。撤退并不表示我们示弱，而是表示我们和平力量的强大，表示我们国防力量的加强。旅顺口接收过来后，就可以防卫，仍然是东方的重要港口。会议决定：在苏军建军节前，由国务院组织慰问团对驻旅顺口苏军进行慰问；彭德怀为团长，宋庆龄、贺龙、郭沫若、聂荣臻为副团长。
△接见刚由莫斯科返回北京的尤金大使，听取他介绍苏共中央全会的情况，并就三个问题发表意见：（一）关于发行新币问题。人民币新币发行后，一万元和五万元两种旧币将只允许再流通一个月。其它票面额小些的旧币仍准许流通一个时期，期限暂不规定。辅币将先用纸的，金属的正在制造，造成后即可发行。由于新币的发行，人民币同卢布的比值亦将随之发生变动。原来是一个卢布换五千元人民币，现在是一元新人民币换两个卢布。由于发行新币不影响物价的变动，所以卢布并未贬值，只是在银行帐目少记四个圈而已。（二）关于驻旅大苏军提出苏军撤退前拟在旅顺修建五个纪念物问题。“苏军当局提出的两个有关抗日战争的纪念碑（一个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纪念碑，在旅大市；另一个是苏军死难烈士纪念碑，在旅顺郊外苏军公墓），当然是完全应该建立的。关于修建另外三个有关一九○四年日俄战争的纪念物的问题，我们曾经考虑过。我们认为，在联共党史上关于一九○四年日俄战争的性质，是说得很清楚的，列宁同志对这个战争也作了极正确的评价。”因此，我们觉得不好去纪念日俄战争中的人物和战绩。而且，反映日俄战争的苏联小说《旅顺口》，是一部不好的小说，这部小说中没有写中国人民，而出现在小说中的两个中国人，都是日本间谍。同时，表示原则同意苏军从旅顺口海军基地撤军的计划。最后，请大使将这些意见转达给苏共中央考虑，并希望对此提出苏方的看法。（三）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立场。三月八日，中共中央电告中共旅大市委：苏联政府考虑了中国政府的意见后，已决定不再建有关日俄战争的纪念物，并对中国修建苏军烈士塔、中苏友谊塔和中苏友谊纪念碑表示感谢。
2月19日 主持国务院汇报会议。会议研究了燃料工业部分部〔注1〕和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问题〔注2〕。会议决定：今后在报纸上公布国务院的命令时，一律采用以国务院名义、由总理签署的方式，而不要用总理个人的形式公布命令。凡由国务院会议讨论通过的命令，在公布时，可不必再在命令上标注个人名字。
〔注1〕一九五五年七月，燃料工业都撤消，分别成立煤炭部、电力部和石油部。
〔注2〕一九五五年四月，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
2月20日 致电中共旅大市委即转宋庆龄：（一）“因为天气不好，慰问团决定改乘火车去旅大。”“我因忙于党代会的准备工作，无法抽身前往，已请彭德怀副总理任团长，并请您担任首席副团长。”（二）。在二月二十四日我方举行的招待会上，拟请您代表全团致词。”
△晚，同彭德怀谈话，介绍中国对驻旅大苏军提出在该地建立纪念碑的原则立场和处理情况。
2月21日 签署《国务院关于发行新的人民币和收回现行的人民币的命令》。《命令》指出：为适应国家计划经济建设的需要和广大人民的愿望，在财政收支平衡和金融物价稳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和巩固我国的货币制度。以便利交易和核算，现决定：（一）“责成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以下简称新币），以收回现行的人民币（以下简称旧币）。”（二）“新旧币的折合比率，定为新币一元等于旧币一万元。”（三）所有旧币均由中国人民银行按法定比率全部收回。此前，在审查人民币新币设计方案和全部票版画稿时指出。十元券设计的工农兵主景画稿中的农妇年纪太老，要画得健康、美一些；战士形象不够英勇，手里拿的还是美式卡宾枪，也不恰当。应该重新绘制。五元券中的民族大团结的主景可用，但根据毛主席的意见，不要把他的像画上。一元券的主景，望将天安门上红旗、墙上照片及标语去掉。一分券主景的汽车图是美式汽车。还是改一下为妥，免得外界误会。随后，有关票版画稿都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作了修改。
2月22日 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考虑到各地选举时间参差不齐，第一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任期一律从宪法公布的那天（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日）算起，并应于任期届满前完成下届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以便及时选出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三月十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接受周恩来的意见，作出相应的决定。
2月23日 主持国务院汇报会议。会议决定：（一）同意解放军总干部部所拟定的八一勋章、奖章的式样和大小，但每枚勋章、奖章的含金量可稍予减轻。（二）同意将农业银行划归中国人民银行领导，并作为中国人民银行的一个直属机构。
△接见达赖、班禅，并就他们希望明天即藏历木羊年正月初一邀请毛泽东等领导人共度新年一事答复说：我们想到一起去了。中央也正等你们回来〔注〕后，商量过节的事。党中央、国务院要向你们二位，并通过你们向广大藏族同胞祝贺新年。二十四日傍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出席他们在中南海举行的盛大宴会，共度藏历新年。
〔注〕达赖、班禅分别赴各地参观刚返回北京。
△签署《国务院关于贯彻保护侨汇政策的命令》。《命令》指出：“侨汇是我国外华侨从事劳动和各种职业所得，用以赡养国内家属的汇款，是我国外华侨的切身利益和广大侨眷的生活依靠，是侨胞、侨眷的正当权益之一。同时侨汇对国家建设有积极的作用，对全国人民是有利的。特别是侨眷集中地区。侨汇对繁荣地方经济，发展文化公益事业。均有显著作用。”因此，各级干部“应该深刻认识侨汇的作用，予以应有的重视”。
2月25日 接见英国代办杜维廉，交给中国就曼谷会议〔注〕致艾登外交大臣备忘录。备忘录指出：曼谷会议“同维护东南亚国家的主权独立、和缓国际紧张局势和加强国际友好合作的努力是背道而驰的”。请艾登对美国进一步破坏日内瓦协议和以中国为敌对目标的行为，给予严重注意。次日，接见赖嘉文，又说，艾登是日内瓦会议的主席之一。但是，英国不仅参加了马尼拉条约。而且艾登外相还参加了曼谷会议。马尼拉条约显然是违反日内瓦协议的，特别是因为它在亚洲形成了一个敌对的军事同盟。现在曼谷会议要更进一步破坏日内瓦协议，特别是干涉印支三国的内政，并企图把这三个国家拖进马尼拉条约，而日内瓦协议恰恰规定三国都不能参加任何军事同盟。中国是遵守日内瓦协议的，但是美、英、法，却企图破坏日内瓦协议。
〔注〕指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在曼谷召开的东南亚条约组织会议。
2月26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会议讨论对胡风如何展开批判〔注〕等问题。参加者还有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胡乔木、胡绳等。
〔注〕此前，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曾有批发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的指示。
2月28日 接见英国代办杜维廉，听取他转告艾登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口信：如果中国政府保证不对台湾、澎湖列岛和沿海岛屿使用武力，我们愿意将此意告诉美国，促成中美接触。并表示愿意就此问题同周恩来会谈。三月一日，复信艾登：“中国政府对于任何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真诚努力都是欢迎的。”但是，“您所提出的意见不仅不能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而且会使美国的侵略行为合法化，因而中国政府不能同意”。“中国政府坚持美国政府必须中止它对中国的侵略和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它的一切武装力量。这是消除台湾地区危险局势的必要条件。如果您愿意讨论如何创造这些必要条件的话，我欢迎您来北京晤谈。”
3月1日 就一九五四年部分省、市、县、乡改变建制后各级人大代表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规定的名额事，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经去年底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认为以不再重新选举为宜，代表超过法定数目者保留，等待选举地方各级下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时候，再行调整，免得由于省，县、乡改变建制即重新改选代表而形成频繁的选举活动，以致造成人民代表大会执行职权和政府推行工作中的很大不便”。三月十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接受周恩来的意见，作出相应的决定。
3月初 审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指示》针对在粮食统购统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强调：“国家对于粮食的统购数字和统销数字的规定，必须切合实际；必须进一步采取定产、定购、定销的措施。”这样，“使农民心中有数，情绪稳定，才有利于缓和农村的紧张情况，才使农民有可能订定自己的生产计划和安排自己的家务，才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才有利于国家有计划地控制粮食的购销”。三日，《指示》发出。
3月3日 主持国务院第六次全体会议。在讨论农业部部长廖鲁言作的《关于一九五四年农业生产基本情况和当前农业增产措施的报告》时说：这几年农村工作有成绩，但出现了粗糙、急躁的问题。又粗又急，如果搞出大乱子，几年缓不过来。这就需要解决粮食的产、购、销和节约问题。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步骤也要放慢一些。
3月4日 对国务院各部委文件行文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文字含糊不清楚，笼统而不明确，错杂而不准确；文法混乱无条理，错误或不通；文义常不合逻辑，更缺少辩证；文风则生硬僵化，不生动活泼。这是目前国务院各部门一般文件的通病。
3月5日 同有关人员讨论修改将以周恩来名义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所作的《关于高饶反党联盟的报告（第三次修正稿）》。因十二日做阑尾炎手术，到下旬改由邓小平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报告。
△召集国务院汇报会议，陈毅谈中国科学院问题和援助越南问题，习仲勋谈西藏等问题。
3月9日 主持国务院第七次全体会议。会议听取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西藏地方政府噶伦阿沛·阿旺晋美、班禅堪布会议厅主任詹东·计晋美分别作关于西藏地方、西藏地方政府、班禅堪布会议厅的工作报告，商讨成立包括西藏地方政府、班禅堪布会议厅和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参加的统一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等问题。周恩来发言说：西藏和平解放后，在民族团结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这种团结是新的民族平等的团结。旧中国就不可能有民族团结。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把汉族的压迫者推翻了，才能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团结。这种团结是有力量的团结，是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团结。又说：现在西藏的工作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筹备成立自治区的新阶段。我们今后应做的工作，一是要对西藏进行民主改革，二是要想法减轻西藏人民的负担。中央和各有关部门都要帮助西藏做好事。使西藏逐步发展起来。人口逐渐增多起来。西藏是个宝库，以后可以大大发展。要发展，就需要修路。以后，国家每年都给西藏以财政补助。达赖、班禅要求发展快一些，这个愿望是好的，要发展，就需要改革。但是，无论是发展还是改革，都不能太急，需要一步一步地去做。会议通过《国务院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帮助西藏地方进行建设事项的决定》，《国务院关于有关西藏交通运输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对于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之间关于历史和悬案问题的谈判达成的协议的批复》等。
3月10日 同李富春、薄一波商谈全国工业布局问题。
△就前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拟由香港回大陆后发表《告台湾袍泽朋友书》一事，致信毛泽东：“书记处原商定要华南（分局）将他原文发来后。待卫到北京后即照原文发表，以存其真。”“现从原文看来，如不改动，以在卫入境后即在广州发表较妥。”因为等卫到北京并要在修改后再发表，那就需要一段时间，作用不如现在大。而且，在广州发表时，还可同时送登香港报纸。十五日，卫立煌抵达广州，《告台湾袍泽朋友书》同日发表。
3月10日、13日 同雷任民等谈对日贸易计划和赴日贸易代表团的有关事宜。
3月11日 同达赖、班禅谈话，并为他们题词：“积极努力，为早日建立西藏自治区而努力。”十二日，前往车站欢送达赖、班禅离京返藏。
△主持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孙中山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纪念大会，并致开会词：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是为我们祖国的独立和自由而奋斗终生的战士”。“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虽然这个革命最后失败了，但是它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在中国人民中散播了民主共和国思想的种子。”“他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的榜样，鼓舞着许多爱国志士走向人民革命的道路。”
△接见尤金大使和苏联经济总顾问弗·谢·阿尔希波夫。总顾问转达苏联政府的通知：请中国派出代表团前往苏联商谈设计实验性原子堆、供应有关设备、苏联向中国派遣专家和中国向苏联派遣留学生等事宜。周恩来对苏联的通知表示感谢。并询问对中国代表团人员组成的要求等情况。十二日，致信陈云：“请你考虑这个代表团以何人率领前往为合适。”十八日，陈云复信：“推以刘杰、钱三强为代表团正副团长，刘正钱副。”
3月12日 将苏联提供中国的九项贷款的使用和偿还的初步估算表分别送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彭德怀、彭真、邓小平、陈毅、李富春等阅看。估算表说明，到一九五五年底九项贷款限额为五十七点七八亿卢布，偿还本息合计为六十二点五一亿卢布。
△中午，因急性阑尾炎住院，晚八时四十五分手术。
3月14日 签署命令，任命各大军区领导人：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周桓；北京军区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朱良才；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舒同；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政治委员唐亮；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政治委员陶铸；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王任重；成都军区司令员贺炳炎，政治委员李井泉；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谢富治；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政治委员冼恒汉；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恩茂；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乌兰夫；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在福州军区成立后，于一九五六年八月十日任命叶飞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月21日—31日 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三十日，周恩来带病出席主席团会议，听取会议各小组正副组长的汇报。三十一日，在大会上发言，揭露和批判高、饶从事反党分裂活动的罪行，指出：在全国革命胜利后，高岗、饶漱石不敢公开地进行反中央、分裂党的活动，而是采取阴谋的方法结成秘密的宗派，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这次会议是一次最好的整风会议，我们应该把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贯彻到全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关键所在，是要反对骄傲和自满。这一点，对于一个胜利了的党、执政的党，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来说，更应当引起警惕。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
3月28日 接受会诊后出院。四月一日，再次接受会诊。当天，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报告杨尚昆：今日大夫会诊，“认为伤口恢复很好。惟闻总理近将外出工作，需长途乘坐汽车，专家特建议如下：（一）乘坐汽车两三小时需休息一小时。（二）腹部应包腹带。（三）注意饮食。（四）除有黄树则〔注〕同志照顾外，另派外科专家王厉耕主任送至我国边境”。
〔注〕黄树则，时任卫生部保健局局长。
3月 委托贺龙、聂荣臻视察东北战犯管理所，并同战犯溥仪和其弟溥杰谈话。
4月1日 主持外交部党组会议，商谈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人员名单和关于出席亚非会议的方针问题。十三日，毛泽东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任命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首席代表和代表。十五日，《人民日报》正式公布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首席代表为周恩来，代表为陈毅、叶季壮、章汉夫、黄镇，顾问为廖承志、杨奇清、乔冠华、陈家康、黄华、达浦生，秘书长为王倬如〔注〕。
〔注〕黄镇，时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杨奇清，时任公安部副部长；达浦生，时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王倬如，时任外交部交际处处长。
4月3日 接见缅甸大使吴拉茂，就其提出吴努总理希望周恩来能在四月十五日前两三天到达仰光事回答说：在这之前到达仰光，恐怕有困难，因为根据医生的嘱咐，要在动手术后四星期才能乘坐汽车旅行，而从昆明到中缅边境需时五天，因此最快也要到四月十四日才能进入缅甸境内。进入后，希望缅甸政府给予协助，以便当天飞往仰光。按照这样的行程，中国代表团必须在七日从北京动身，不能再晚。
△接见印度尼西亚大使莫诺努图，送交致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的复信。复信表示接受他提出的关于在亚非会议结束后访问印度尼西亚的邀请。同时告诉大使：“这次将应吴努总理的邀请先去缅甸，中国代表团所包的印度飞机〔注〕也是从仰光直飞雅加达，不经过香港。”“由于印度尼西亚总理的倡议，这次亚非会议得以召开，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这替亚非国家间的接触，造成了很好的机会。”在亚非会议上，“我们希望在科伦坡五国的倡议下，对和平友好贡献出我们的力量。我们将根据科伦坡五国总理的意见，特别是印度尼西亚、缅甸、印度总理的意见，为建立集体和平和扩大和平范围而努力”。“这是亚非国家第一次来决定它们的命运，这就会对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注〕指中国代表团另租的一架印度航空公司的“空中霸王号”飞机。
4月4日 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各同志分别送交《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访问印度尼西亚计划（草案）》和《关于目前中缅两国问一些实际问题的处理方针》，供阅读。同时，向毛泽东提议于五日召开中共中央会议予以讨论。五日晚，到毛泽东处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汇报参加亚非会议的准备情况。与会者除大部分政治局委员和秘书长邓小平外，还有王稼祥、陈毅。会议讨论通过前述三个文件。《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注〕指出：“亚非会议是没有帝国主义国家参加、而由亚非地区绝大多数国家所举行的国际会议。”大多数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要求和平、要求独立、要求发展本国经济的共同愿望。。我们在亚非会议的总方针应该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对外关系创造条件。”在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问题上，“我们的主张是：保障世界和平、维护民族独立并为此目的促进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友好合作应该以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和反对侵略反对战争为基础”。“我们主张通过国际协商和缓并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包括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在内。”“我们主张禁止和销毁原子武器和一些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在严格区分各国内政和共产主义思想问题上，“亚非会议不讨论共产主义问题是对的。但应在适当场合中，如在仰光会谈中，适当暗示我们赞成不讨论共产主义问题，但并不怕讨论这一问题。应该指出。内政不得干涉，但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和传播是无法阻止的；强调革命不能输出，但同时任何一国人民所表现的共同意志也不应允许外来的干涉”。
〔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后成为定案。
4月6日 出席国务院第八次会议，作《关于我国参加亚非会议问题的报告》和《关于提请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名单的报告》，并宣布；周恩来出国参加会议期间，总理职务由陈云代理，外交部长职务由张闻天代理。会议通过周恩来提出的参加会议的方针和代表团成员名单。
△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作报告，介绍当前国际形势和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的任务和方针。
△傍晚，由陈毅、李维汉陪同，会见刚到北京的卫立煌及夫人韩权华，询问他俩的健康状况、回大陆的经过，共叙两次国共合作时期的旧谊，鼓励他俩努力学习，为解放台湾、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贡献力量。随后，设家宴招待。
4月7日 率领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飞离北京前往重庆。
4月8日 飞抵昆明。
△和陈毅会见天津五四运动时《觉悟社》骨干、同赴欧洲勤工俭学、时任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的张若茗和丈夫杨堃，并共进午餐。
4月9日 打电话给西花厅，要工作人员迅速告诉外交部，在中国代表团租用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抵达香港启德机场之前，立即将我情报部门获知国民党特务准备在飞机上放置爆炸物的情况，通报英国驻华代办处、新华社香港分社及赴香港候机的部分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十日上午，外交部有关部门负责人约见英国代办处参赞约翰·曼斯菲尔德·艾惕思，通报有关情况：中国记者十一人明天上午由香港乘飞机到万隆采访亚非会议，我们获悉国民党特务将对这些人进行阻挠和捣乱。我们很关心这件事情，请你们转告香港当局注意，并对他们的安全予以保证。艾惕思表示，他尽快将这一情况转告香港当局。十日晚，新华社香港分社接到周恩来指示后，将情况通报印度航空公司驻港办事处。
4月10日 邓颖超写信给周恩来：“这次蒋贼是蓄意决下毒手施行暗害的，他并从各方面的可能着手。因此往返途中停留时，飞机着陆后严加封锁，起飞前的严密检查，是必须而不可疏忽的。在逗留地区对所用交通工具，亦应请看守与检查。你出外活动，必须严密警惕，仔细机警，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进步崇高的事业，为了你能做更多的工作，你必须善于保卫你自己，在这方面，也必须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的。我衷心地祝福你胜利平安地归来!”
4月11日 台湾国民党驻香港特务机关为了谋害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人员，收买启德机场地勤人员周驹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上放置了定时炸弹。飞机飞离香港前往印度尼西亚途中五个小时后爆炸，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以及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十一人全部遇难。因周恩来事先应约去仰光同缅甸、印度和埃及总理会晤，国民党特务谋害周恩来的阴谋未能得逞。
△就飞机失事消息传到昆明，代表团成员和云南省党、政、军领导人劝他不要再去万隆一事，回答说：我们是为促进世界和平、增强亚非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去的，即使发生了什么意外也是值得的，没有什么了不起!
4月12日 凌晨，复信邓颖超：“来信收阅，感你的好意和诤言。现将来信捎回，免得失落。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
4月14日 七时许，率领中国代表团乘印度“空中霸王号”飞机离开昆明，十时三十分飞抵仰光。下午，和陈毅拜访吴努，随后参加缅甸泼水节。
4月15日 致电中共中央并告外交部，对中国代表团租用的印度“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遭破坏后的善后工作提出了三点意见：（一）由外交部致电随机遇难的越南工作人员、波兰和奥地利记者三人的家属表示慰悼；（二）“由外交部建议越南政府外交部参照波兰外交部的做法对飞机破坏事件发表一声明，要求英国政府迅速追究破坏分子，以明责任”；（三）“对此次牺牲的我国工作人员和记者家属由外交部代表政府慰悼，并请内务部议定抚恤办法”。
△和陈毅同吴努总理会谈台湾问题、中美关系问题。说：中国同蒋介石集团之间的战争是内战的继续，过去没有现在也不允许外来干涉。如果美军撤退，我们是可能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只要蒋介石同意中国的和平和统一，同意和平解放台湾，并派代表来北京谈判，我相信即使蒋介石本人中国人民也会宽恕他。但是蒋介石集团必须承认中央人民政府，不能自称代表中国。中美之间的敌对关系，是美国对中国的侵略和干涉造成的，如果美国放弃对中国的侵略和干涉，我们也准备按五项原则同美国发表声明。这一切在目前只是一种希望，我们并不期望美国政府立刻改变态度，但中美关系终究会改善的，即使等一百年也可以，世界上的国家不会永久处于对立状态。
△前往机场迎接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理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和阿富汗副首相萨·穆·纳伊姆汗。随后，同尼赫鲁讨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事件，指出：我们对“特务的阴谋早有所闻，并在事前通知英国代办转告香港当局，新华社香港分社也曾预先通知印度航空公司。但我们不知何人、用何种方法进行破坏，香港当局采取的措施显然是不充分的”。希望尼赫鲁总理致电艾登转告中国方面的意见：英国政府在对此事件的处理上，应同中国和印度政府采取合作态度。
△晚，同尼赫鲁、吴努、纳赛尔等举行非正式会谈，讨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的影响和即将召开的亚非会议的形势等问题，指出：敌人对会议搞示威性破坏，并不说明他们强大。恰恰说明他们害怕我们召开亚非会议。有着共同遭遇与经历、如今又面临建设各自国家的艰巨任务的亚非国家，只要从彼此的根本利益上去求大同，只要用已经开始深入人心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亚非国家团结的精神反击殖民主义的挑战，亚非会议就一定能够开好，一定会成功。同时，建议在会上不提共产主义问题，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致使会议无结果。建议获得与会者的一致赞同。
4月16日 十八时，飞抵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途中，飞机因遇雷雨在新加坡机场作短暂停留，受到英国驻马来西亚高级专员麦克唐纳和机场老板的热情接待。
4月17日 上午，率代表团飞离雅加达，抵达万隆。在机场发表讲话说：亚非会议“一定能够克服各种破坏和阻挠，并对于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对于维护亚非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作出有价值的贡献”。随后，前往达曼·沙里十号住地。
△同各国代表团团长在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别墅举行非正式会议，对亚非会议的议事规则和日程取得一致协议。
4月18日 上午，亚非会议在万隆独立厅开幕。亚洲和非洲二十九个国家代表团出席会议。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致题为《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的开幕词。会上，周恩来等附议埃及总理纳赛尔建议，一致选举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为会议主席。
△下午，出席各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会议商定亚非会议议程为：（一）经济合作，（二）文化合作，（三）人权和自治权，（四）附属国问题，（五）世界和平和合作的促进。同时，会议还将讨论巴勒斯坦、突尼斯和摩洛哥问题。之后，又出席亚非会议全体会议。
△两日来，同与会国中二十六个国家的代表团进行接触。
4月19日 出席亚非会议全体会议。针对会议出现的新情况，在上午会议上临时决定将原来的发言稿改作书面发言散发，而在下午会议上作补充发言。书面发言指出：“亚非两洲有这么多的国家在一起举行会议，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亚非两洲生活着全世界半数以上的人民。“亚非人民曾经创造过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对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近代以来，亚非两洲的大多数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遭受了殖民主义的掠夺和压迫，以致被迫处于贫困和落后的停滞状态。”“现在亚非地区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亚非国家摆脱了或正在摆脱着殖民主义的束缚。”“虽然如此，殖民主义在这个地区的统治并没有结束，而且新的殖民主义者正在谋取旧的殖民主义者的地位而代之。”这样，“保障世界和平、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并为此目的而促进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就不能不是亚非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大多数亚非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由于殖民主义的长期统治，经济上还很落后。因此，我们不仅要求政治上的独立，同时还要求经济上的独立。”“争取完全独立是我们大多数亚非国家和人民长期奋斗的目标。”“我们迫切地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我国独立自主的经济。”休会后，起草补充发言。补充发言强调：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的目的，“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补充发言回答和解释了亚非国家中不同的思想意识与社会制度问题、所谓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和所谓中国的颠覆活动问题，指出：首先，“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在我们中间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其次，“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它不仅有七百万共产党员。并且还有以千万计的回教徒和佛教徒，以百万计的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不同的信仰，并不妨碍中国内部的团结，中国代表团中就有虔诚的伊斯兰教的阿訇。第三，“中国人民为反对殖民主义所进行的斗争超过一百年”，所进行的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也经历了近三十年的艰难困苦的过程，“最后才选择了这个国家制度和现在的政府。中国革命是依靠中国人民的努力取得胜利的，决不是从外输入的”。“我们反对外来干涉，为什么我们会去干涉别人的内政呢？”至于有人说，在中国境内有傣族自治州便是威胁了别人，这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他们既然存在，我们就必须给他们自治权利，好像缅甸有掸族自治邦一样，如何能说威胁邻邦呢？“大家如果不信，可亲自或派人到中国去看。我们是容许不知真相的人怀疑的。”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晚，出席苏加诺总统举行的招待各国代表团的酒会。
△接受西方记者的采访，谈对本月十八日逝世的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评价：我对爱因斯坦的逝世极为悲痛。在他的一生中，他曾致力于把科学用于和平的事业。他一直是反法西斯的，是一位拥护和平的科学家，我代表中国人民表示哀悼。
△中国代表团收到一名觉醒了的国民党暗杀队队员写给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的告密信，内称：三月初，国民党驻雅加达支部奉国民党总统府之命，组织了二十八人的敢死暗杀队。之后，陈毅在代表团紧急动员会上要求代表团每一个成员都要对周恩来的安全负责，并说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
4月20日 出席各国代表团团长会议（政治委员会）。会议讨论人权和巴勒斯坦问题，并决定由阿富汗、缅甸、中国、泰国、印度尼西亚、伊朗、叙利亚和巴基斯坦八国组成审查巴勒斯坦问题建议草案小组。
4月20日前后 听取前往新加坡处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事件善后事宜后抵达万隆的驻印度大使馆参赞申健的汇报，说：烈士们的光荣姓名，将永远写在亚非各国人民和世界先进人类为和平事业而奋斗的历史上。历史将永远记住：他们是为亚非两大洲人民的友好合作和独立自由的事业牺牲的。并嘱申健将烈士骨灰留下，他将亲自把烈士骨灰带回北京。
4月21日 出席各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巴勒斯坦问题、自决问题、种族歧视问题以及关于西伊瑞安、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附属地人民问题，并通过相应的决议。
△致电中共中央：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关于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已根据中共中央批准的内容达成协议。在万隆，我们“已将条约的基本精神在华侨中开始透露，以作必要的精神准备。公报发表后，这里的华侨报纸同时准备发表社论”。建议《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表示祝贺。随电发出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关于双重国籍问题谈判公报》和《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草案）》。
4月22日 代表中国政府在中国，印度尼西亚《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上签字。在讲话中说：“双重国籍问题是旧时代遗留给我们的问题。”现在，我们两国“根据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的原则，经过友好谈判，获得了合理的解决”。“这个问题能在亚非会议期间获得解决，是有重要意义的。这是我们亚洲和非洲各国之间以友好协商的精神解决繁难问题的又一个良好的事例。”我保证，中国政府“将坚决执行今天签订的条约”。
△出席各国代表团团长会议。在发言中说：亚非国家不应该在这里争论各自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问题，因为这种争论是不会有结果的，而且这也不是这次会议的目的。任何人如果对这个问题有兴趣，我们可以在会外单独同他谈。总之，我希望出席这次会议的各国代表团都能够响应吴努总理的呼吁，和谐地讨论同我们共同有关的问题并求得共同的协议。
△会见日本代表团团长、经济企划厅长官高碕达之助，回忆自己在日本留学时代的事情；提出在日中两国之间统一简化字，以便把这种文字作为几百年、上千年以前就是日中两国民族的文化遗产保存下来。还说：日本国民要求独立的心情对政府会有影响的，日本一定要从半占领下的状态中解脱出来。
4月23日 出席各国代表团团长会议。发言说：“目前世界的形势的确是紧张的，但是和平并没有绝望。”二十九个亚非国家一致呼吁和平，证明我们所代表的，超过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人是要和平和团结的。“证明和平愿望是得到世界上多数国家和人民支持的，也证明战争是可以推迟甚至制止的”。我们在这次会议中讨论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问题，就应该根据这样的立场。“我们彼此应该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和过去、现在由于参加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而承担的国际义务”，在亚非地区“进行国际合作，求得集体和平”。“我们不赞成在世界上造成对立的军事同盟，增加战争的危险。”“我们首先应该确定一些原则，让我们大家来遵守，不进行扩张，也不去颠覆别的国家。”又说：现在，赞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家一天天多起来。“当然，在座的所有国家的代表不会都同意五项原则的措词和数目。”我们认为，“五项原则的写法可以加以修改，数目也可以增减。因为我们所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以利于保障集体和平。”接着，提出中国代表团的议案，即：（一）“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二）“互不采取侵略行动和威胁”；（三）“互不干涉和干预内政”；（四）“承认种族的平等”；（五）“承认一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六）“尊重一切国家的人民有自由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的权利”；（七）“互不损害”。“此外，我们在提案中还加上一条，即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支持一切正在采取的或可能采取的，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和促进世界和平的措施。”申明：“这一个议案的题目叫和平宣言，这是采用了日本代表团的建议”。我们希望“这个文件能够为我们这次会议的各国代表团所接受，因为它是从各代表团的提案中提出可以达成协议的东西拟成的，不伤害任何方面的立场”。
△出席缅甸、锡兰、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等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阐释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意见。当有人问到台湾和平解放后是否可以委任蒋介石为将军时回答说：完全可以。随后，发表声明：“中国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这一声明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为从本年度八月一日开始的中美大使级谈判开辟了道路。
△晚，同尼赫鲁、吴努会谈至深夜。
4月24日 出席各国代表团团长会议，讨论修改将提交闭幕会议通过的《亚非会议联合公报》。
△晚，出席亚非会议闭幕会议。在会上发言说：这次会议是有成就的。会议的成就是开始了或者增进了亚非各国之间的了解，并在某些主要问题上达成了协议，这对于我们在反对殖民主义、拥护世界和平、增进彼此之闻友好合作的共同任务上将有很大帮助。这个会议相当地满足了亚非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愿望。表示：中国完全同情和充分支持亚洲和非洲人民为摆脱殖民主义所进行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的正义斗争。会议一致通过《亚非会议最后公报》，规定了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一）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二）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四）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五）尊重每一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六）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七）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八）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它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九）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十）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
△晚，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五个发起国总理举行的招待会。
亚非会议期间 为《南洋画报》题词：“南洋画报亚非会议特刊纪念亚非各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反对殖民主义，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而奋斗!”
4月25日 接见美国《民族》周刊记者，说：“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中国人民有权提出这个要求，并实行这个要求。至于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那是美国的干涉造成的。”“为了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国提议，中国和美国应该坐下来谈，解决这个问题。”
△率中国代表团，同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省长山努西、万隆市市长恩诺一起，出席万隆华侨代表举行的招待会，在讲演中说：今天的中国不是旧中国而是新中国。在推翻了殖民的和封建的统治以后，中国人已经在世界上站起来了。中国在政治上是革命成功了，但是在经济上和文化上仍旧很落后，中国需要长时期的建设，才能赶上今天世界上工业先进的国家。因此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也是跟旧中国根本不同的。新中国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而旧中国奉行的是怕强欺弱的外交政策。现在，如果有人欺侮我们，我们一定要抵抗，而对于那些以平等待我的国家，我们就伸出手来，同它们友好合作。在这次亚非会议上，中国代表团采取的就是这种态度。
4月26日 应印度尼西亚政府的邀请，上午，从万隆飞抵雅加达，对印度尼西亚进行正式访问。随同访问的有陈毅、叶季壮、章汉夫等。
△下午，由苏加诺总统陪同参观雅加达市容。晚，接受雅加达市市长苏迪罗赠送的一把金钥匙后，出席苏加诺在独立宫举行的国宴。
4月27日 偕同陈毅、叶季壮、章汉夫、黄镇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副总统穆罕默德·哈达和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和外交部长苏纳约会谈。
△拜会印度尼西亚国会议长沙多诺和副议长谭布兰、阿鲁齐·卡塔韦纳塔和国会外交小组委员会主席莫伊斯，并邀请国会议员代表团访问中国。
△下午，在中国大使馆会见印度尼西亚各地华侨推选的六百多名华侨代表，向侨胞们阐释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外交政策，并说：华侨双重国籍问题“是一个涉及国家同国家之间关系的问题。不论从我们国家的对外政策上，还是从消除误会、解除怀疑、改善我们两国的关系上，都应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因为，“今天中国政府执行和平的、平等的外交政策，所以不能不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对双方都有利，也会提高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信誉”。“现在中国强起来了，有的国家就会从中挑拨，说你们这样的大国，有一千多万华侨呆在海外，是不是想搞颠覆活动？”虽然这是毫无根据的，“可是，双重国籍问题如果不解决，人家还会感到有些不放心”。“这是大道理，要跟侨胞们讲清楚。这就是我们缔结关于解决双重国籍问题条约的根据。”“具有双重国籍的人总是只能选一个国籍。”“在选择国籍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尊重本人的意愿。”“侨胞如果根据自己本身的利益。选择了印度尼西亚国籍，中国大使馆、领事馆将无保留地予以支持。”“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属于中国的侨民。他们要尊重所在国的法律，不参加所在国的政治活动，保持一个华侨的地位。这样，便于我们华侨同所在国人民友好相处。”“希望诸位在海外要注意团结。不仅要团结侨胞，还要跟所在国家的人民团结在一起，跟他们友好相处。”“要得到人家尊重，首先要尊重人家。”“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优点和长处。我们要善于学习。要提倡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如果发生了一些困难和纠纷，我们应该首先批评自己，这样就会更加团结，就会得到所在国政府和人民的尊重。”
△向印度尼西亚人民发表广播演说，高度赞扬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人民在推动亚非会议取得重大成就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4月28日 书面答复印度尼西亚记者提出的关于亚非会议、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等问题。
△晨，率中国代表团到独立宫向苏加诺辞行后到机场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签署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同时，书面答复印度尼西亚记者的提问，指出：“希望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在两国批准以后，能够顺利执行，希望现在仍然具有双重国籍的人能够在规定的期限内选定他们的国籍。”希望无论是保留了中国或者印度尼西亚国籍的人们，都能够互相尊重、互相亲爱，为促进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而努力。随后，飞离雅加达回国。次日下午，抵达昆明。
4月29日 致电中共中央并报毛泽东：代表团已于今日安抵昆明。“出国半月，因时间短促，工作紧张繁忙，许多重要会谈未能一一及时电告。”现拟在昆明休息数日，并将重要会谈情况按专题写出分别电告。“关于会议经过和对整个会议的估价，对会上争议问题的解答，现正起草要点，待回京后再向人大常委会作正式书面报告。”
4月30日 致电中共中央并毛泽东，发出《亚非会议关于政治问题的讨论经过》。《经过》中说：“亚非会议关于政治问题的讨论，从一开始起，就清楚地表现出两条不同的路线。”“一方面是企图以反苏反共的口号使会议陷入思想意识的论争，从而使会议不能获得任何成就；另一方面是在反殖民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基础上尽量肯定一切共同之点，使会议尽可能地表现出亚非人民的共同愿望。会议的结果证明，第二条路线基本上是成功的。”
△致电中共中央并毛泽东，发出《关于出国后在各地商谈台湾问题的报告》。《报告》中说：我先后同一些国家领导人谈过十二次。在各次会谈中，我所说明的立场和意见是，“在台湾问题中存在着两个性质不同而又互相关联的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行使自己的主权，争取领土完整和中国的完全统一”。中国和蒋介石集团的关系是内政问题。“美国侵占台湾干涉中国人民解放沿海岛屿，造成了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因此中美之间的关系是国际性的问题。”“台湾应该归还中国，早由二次大战期间的许多国际协议加以肯定，而且战后已由当时的中国政府接受。”这一切说明，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正像解放大陆和沿海其它岛屿时一样，不仅不会在世界上造成紧张局势，而且在完成中国完全统一后还会有利于世界和平。“由于美国的干涉，台湾地区随时有爆发国际战争的可能。”“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如何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中美两国应该坐下来谈判。”“中美之间并不存在战争，因此谈不到停火的问题。”“美国提出停火的问题，是要做一笔买卖，以蒋介石军队撤出金门、马祖来换取中国人民放弃解放台湾的要求和行动，换取中国在事实上承认美国侵略台湾的合法化，换取中国承认两个中国的存在。这是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所绝对不能同意的。”《报告》还说：针对有人提出“中国政府在历次声明中只说解放台湾，而未提用武力解放”的说法，我在会谈中回答，“中国政府在历次声明中也未提不用武力解放台湾。为了实现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正义要求，中国人民有权用一切方法解放台湾，包括和平解放的方法”。而且“只有在美国放弃侵略和干涉，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一切武装力量后，和平解放台湾，以完成中国的完全统一，才有可能”。“半月来的外交接触和国际形势的发展，证明美国是需要同中国谈判的。”“四月二十三日的声明已经发生了影响，对于亚非会议取得协议也起了作用。”“目前可以暂时等待一下各方反映和发展，然后再决定下一步骤。”五月一日，刘少奇起草中共中央致周恩来复电：来电收悉，“同意你的意见，可暂时等待一下，在你回京后再决定下一步骤”。
△致电中共中央并毛泽东，发出《关于双重国籍问题》。《问题》中说：“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公布后，我在万隆与雅加达公开召集华侨各界领导人传达并解释这一条约的意义，每次开会都请了印度尼西亚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对此，“印度尼西亚官方的反映是好的。对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尤其对只有中国国籍的华侨影响更大”。他们认为，长期未解决的历史问题这次终于获得解决，证明祖国的政府是关怀和爱护华侨的。“同时，这一条约在会议期中予以公布对泰国和菲律宾也发生一定的影响。因此，这一条约的公布是适时的，其基本内容是符合争取东南亚各国和团结华侨的目的，因而是正确的。”
△致电中共中央并毛泽东，发出《关于经济合作问题的报告》。《报告》中说：会上，中国代表团提出亚非国家“应在建立和平和独立自主的经济的基础上进行合作；说明区内经济合作是有前途的，一些由亚非人民自己创造的技术和经验往往更适合亚非国家的实际情况，是值得交流的；指出经济建设应以自力更生为主结合国际间的援助，但必须反对任何附有政治或经济上不利于受援国条件的援助”。我们根据求同存异的精神，把大家可以一致同意的共同点写进了协议中。“这些共同点对于促进亚非地区经济独立打下了思想认识的基础。对于我们要求增加合作、扩大和平地区是有帮助的。”
5月1日 出席云南民族学院欢度五一国际劳动节晚会。在晚会上鼓励大家做好民族团结工作，说：每个民族都有先进的和落后的东西。少数民族的服装鲜艳好看，舞蹈活泼大方，步数民族勤劳勇敢，艰苦奋斗，都很好。要好好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民族文化。各民族之间要取长补短，互相学习，搞好团结。从事民族教育工作，一定要学会一两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晚会后，参观学校大礼堂、教学楼和学生宿舍。
5月2日 致电中共中央并毛泽东，发出《关于文化合作部分的报告》。
5月3日前后—5月7日 由昆明飞经成都、西安、广州，并在三地作短暂停留。在广州期间参观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时，发现馆内陈列的他的照片比别的教员的要大一些。以后，委托邓颖超转告讲习所：“那几位同志都为革命牺牲了，我的像不应超过他们。”七日十一时许返抵北京。
5月4日 在成都致电中共中央并毛泽东，发出《亚非会议期间同各类型国家接触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在亚非会议期间，我们同各种类型国家都有接触。”根据实际接触，证明我们事先在《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中对与会国家的分类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按照中央的方案，求同存异，耐心说理，尽一切努力求得一致协议。又对所有与会国家表示尊重，因此博得了大多数与会国家的好感，而反共反苏最烈的国家也多少改变了它们对新中国的一些成见。这就证明中央所决定的扩大和平统一战线的总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亚非各国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是有可能进行和平合作的。”
5月7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在会上介绍参加亚非会议的情况。参加者还有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等。
5月8日 就调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问题，接见赖嘉文大使和印度国家情报局副局长高氏，听取高氏介绍在香港所了解的飞机失事事件的情况，并委托高氏请尼赫鲁总理致电艾登首相，转告周恩来的意见：“希望英国政府告诉香港当局在调查印机失事事件上给予合作。如果英国政府愿意如此作，中国愿意提供迄今调查所得的材料和今后调查所可能得到的材料。”
5月9日 接见杜维廉代办，就他转告的英国外交大臣询问如何使一个有结果的中美谈判得以实现，不知有无口信转告美国时，回答说：对此问题，我们研究后再作答复。我们注意到杜勒斯最近关于中美谈判的声明中所说。可以投有蒋介石参加”这一点，但“杜勒斯说中美坐下来谈的题目是停火问题，这是文不对题”。中美之间不存在战争，谈不上停火问题。我们在万隆发表的声明中说，中美谈判的题目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在谈到“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事件时，请他转告艾登以下口信：“中国政府希望英国政府能够指示香港当局同我们密切合作，使‘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事件能够破案。”“如果把我们现有的材料提供给香港当局，是能够破案的。”同时，提出中国政府的五点要求〔注〕，希望英国政府予以合作和实现。并希望得到艾登首相的答复。
〔注〕五点要求是：（一）中国政府提供的破案材料应由印度政府派往香港的高氏直接转告香港总督，以便保密；（二）香港当局得到破案材料后，应严加保密；（三）香港当局对破案材料中提到的涉嫌人员应严加监视，防止逃跑；（四）香港当局对涉嫌人员中的主要人物应严格审询；（五）审询时，中国政府应有代表旁听。
△接见印度尼西亚临时代办维约维尔多约，就印度尼西亚总理询问是否赞成在中美解决台湾问题上接受印度尼西亚的斡旋时，回答说：欢迎任何国家斡旋。
5月10日 主持国务院汇报会议。会议商议周恩来、陈云、陈毅和习仲勋在国务院的分工问题，决定：在目前时期，国务院工作总的方面。由陈云更多的负责处理。按部门来分工：（一）一办、二办、民委和科学院工作，由陈毅负责处理；（二）三办、四办、五办、六办、七办、八办、国家计委和国家建委工作，由陈云负责处理；（三）外交和侨委工作，由周恩来负责处理；（四）不归各办管辖的国务院各直属机构及其它例行工作，由习仲勋负责处理。“各主管的同志能够解决的，就可以直接批办，不必传阅；不能解决的，再由周、陈（云）、陈（毅）、习共同处理和请示中央解决。凡带综合性的事情，则由习根据分工范围分别批送各主管同志解决。”
5月12日—20日 先后六次同专程来访的印度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梅农谈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在十二日会谈时说：中国从来没有说不同蒋介石谈判。在四月二十三日八国代表团团长会上，我们曾经说愿意同蒋介石谈判，只是没有公开讲；在适当的时候，我们会公开宣布的。停火是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同蒋介石集团之间的问题。应该由这两方面直接谈判。这种谈判同中美之间的国际谈判，在性质上是不同的。虽然这两种谈判有联系，但是必须分开。我们对这两种谈判都不拒绝，而是采取主动行动来争取。梅农先生刚才说要创造条件，我们主动争取谈判也就是创造条件。同美国不是停火问题，而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和美国放弃干涉的问题。在十九日会谈时说：远东曾经有三个地方（朝鲜、印度支那和台湾）有战争。“现在前两个地方的战争已经停止，但台湾却更紧张。如果要和缓远东的紧张局势，首先就要从台湾地区和缓起。”因此，“讨论的中心问题应该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包括通过中美的谈判，使美国放弃干涉，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一切武装力量，从而使中国人民可以和平解放台湾”。“和缓紧张局势的步骤和和平收复沿海岛屿都是为了推动谈判。不能解释说，紧张局势和缓后，中国就放弃解放台湾的要求和行动，或者承认美国侵占台湾的合法化和两个中国。”当前，美国应该做两件事：一是“取消对中国的禁运”，“这是最没有道理的事，况且朝鲜战争已经停止”。二是对“要求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其它中国侨民，美国应不加限制，让他们有自由回来”。
5月13日 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阐述亚非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并介绍会议所取得的重要成就。说：“这个会议是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的参加下，由渴望掌握自己国家命运的亚非国家举行的，它反映了占全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亚非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它为“与会国家提供了难得的相互接触的机会”。“这种面对面的接触促进了亚非国家的相互了解和尊重，对于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起了不小的作用。”会上，中国代表团“采取的态度是争取团结，避免争吵，寻求共同点而不强调分歧点。除了必须作原则性的回答以外，我们并没有展开争论。大多数与会的国家的代表也同样抱有这种求同存异的精神。这样，就使亚非会议与会各国终于对议程上的各项问题达成了一致协议，而使阻挠亚非会议的计划遭到了失败。”还说：亚非会议在反对殖民主义、争取和保障民族独立的各项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协议”；“通过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决议和宣言，肯定了亚非人民反对侵略战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愿望”；中国“支持亚非各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义斗争”，“同时，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的要求也获得了许多亚非国家和人民的支持”。会议一致同意这个报告。
5月14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周恩来起草的《关于中央书记处决定召开有关几个省委、市委的书记会议的通知》；决定撤消中共中央华南分局，设立中共广东省委。省委委员名单由华南分局提出报告中央批准。
5月15日 接见印度文化国际学院院长、语言学家拉古·维拉，就印度希望从中国得到经书问题交换意见，说：玄奘在印度学习了十五年。这些经书的原本也是从印度取来的，现在我们应该回报，帮助你们研究它们。“可以有四种方式：（一）多版本的可以送给一部；（二）容易拍照的就拍照；（三）照像困难的，可以借给，定期归还；（四）同一本经书有不同版本的，就送一种，其它的可以看看。这些书在印度翻成印地文，让千百万人看，作用很大。”
△接见杜维廉代办，听取他转达艾登首相对周恩来口信的答复：“欢迎中国政府提供情报并愿意全力与中国合作。”随即说：中国将立即同高氏接触，他后天就可以到香港。我们将通过他把材料交给香港总督。中国打算派去香港的人将通过高氏同香港政府联系。关于办案的程序问题，我们对根据英国的法律办事没有异议，我们的主要要求就是合作破案。我们的材料是可靠的。
△晚，约罗青长、熊向晖〔注〕谈话。对熊说：艾登已经同意合作破案。尼赫鲁派高氏做他的代表去香港，你就作我的代表去香港。你去后有三项任务：第一，把有关“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情报材料提供给香港当局；第二，把香港当局破案的情况及时报回；第三，代表中国政府对香港当局处理这个案件提出意见和建议。这件事要抓紧。这件事也非常复杂，牵涉到台湾、英国和美国。所以，一定要拉住印度，共同促进英国破案。
〔注〕罗青长，时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熊向晖，时任外交部情报司副司长。
5月16日 接见亚非国家会议结束后来华访问的中近东国家和平人士和工会代表，说：阿拉伯人民是有战斗性的。任何运动只要依靠人民，就是强的，团结起来，就是强的。阿拉伯人民应该团结，一切不愿受帝国主义统治的力量都应该团结起来。这样力量就会强大，帝国主义就要考虑这个力量。阿拉伯人民争取独立、自由的运动是世界人民争取独立运动的一部分。如果能与别的国家的运动联系起来，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那么人民就是不可战胜的，帝国主义就会失败。
5月17日 凌晨，到毛泽东处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上谈关于胡风问题。
5月18日 晚，到毛泽东处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关于胡风问题和接见印度梅农问题。二十日，陪同毛泽东接见梅农。
5月21日 接见巴基斯坦新任驻华大使阿哈默德，说：在万隆时，曾同巴基斯坦总理在会谈中有争论，也有和解，在会外还痛快地谈了两次，互相都很直率地谈，不隐蔽自己的意见，结果发现中巴是能和解和友好的。我们两国在过去和现在都有共同的遭遇，因此容易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同情，互相支持，也容易找到共同的愿望和要求并为此目标共同奋斗。这是一个有利的基础，我们应该使它得到进一步发展。希望我们两国都能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各自进行建设，使我们的人民幸福，使我们的国家富强。
5月22日 接见少年联盟主席拉瓦谢里率领的比利时青年代表团。在感谢他对中国建设成就的赞扬后说：中国解放才六年，因此落后现象在中国还大量存在，需要改革，需要时间。我们的方向是社会主义，但如何实现，需要有正确的步骤和方法。我们要向苏联学习，也愿意学习世界各国在建设中的经验和长处。在谈到艺术的形式问题时说：东、西方都有各自的形式，是不同的。但是否绝对不可以互相影响呢？国画画得好的人，油画也可以画得好。一年前去世的中国美术协会主席徐悲鸿，是画中国画的，他画马画得好，他也学过油画。“他就主张学国画的人同时也应该学素描和油画。”“这两种画是互相影响的。”“当然要提倡民族的形式，但要吸取外国各种好的东西，要发展民族形式，也可以把外国形式真正学到家，以充实民族形式。”
5月23日 由蔡畅〔注〕、邓颖超陪同，接见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欧仁妮·戈登夫人，说：中国还很落后，而且国家大、人口多，因此，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大概要半个世纪才能赶上先进国家。
〔注〕蔡畅，时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
△晚，到毛泽东处开会。会议讨论有关胡风问题。参加者还有邓小平、彭真、陈毅、罗瑞卿、陆定一、周扬、谭震林。
5月25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中国科学院党组提出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名单。
5月26日—6月3日 接待并先后四次同应邀来华访问的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会谈，就台湾问题、两国签订关于华侨的双重国籍条约的目的和实施办法交换意见。六月三日，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就两国政府《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的实施办法，互换照会。周恩来在照会中提出了两国总理需要达成的五点谅解，其中强调：签订“双重国籍条约的目的是为了消除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之间的双重国籍问题”。“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两国政府同意，在实施上述条约时，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和提供各种便利条件，使每一个具有双重国籍的人，都能够自愿地选择他们的国籍。”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复照中表示同意周恩来的照会，指出周的照会和他的复照即成为两国政府。关于执行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时所达成的谅解，并和上述条约同时生效”。
5月31日 主持国务院第十次全体会议。在讨论吴有训副院长所作《中国科学院关于筹组学部经过和召开学部成立大会的报告》时指出；科学院成立以来是有成就的，争取了一批科学家。科学院最好是实行院士制，但我们不要急于一下子搞成，而是由学部制走向院士制。不是把所有科学家都委任为学部委员，而是要加以选择。同时，希望科学家防止和克服宗派观念与门户之见。
6月1日前夕 接到南开大学少年先锋队组织来信后复信：“祝孩子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6月1日 就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批评新华社的评论少而慢一事，指出：“这是事实。但短期内求快，不容易一下办到，宁可慢些、好些，不能求快出毛病。”
6月2日 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民业余文化教育的指示》。《指示》说：“不仅需要不断地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还需要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农村的文化依然处在很落后的状态，文盲依然占农村人口的绝大多数”，为解决此问题，必须积极地有计划地开展农民业余文化教育。农民的学习组织应和生产组织逐步结合，教育要和农事季节相适应，着重对文盲进行识字教育，这是一项群众性的工作，要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协助政府共同进行。
△晚，接见印度尼西亚安塔拉通讯社和《印度尼西亚火炬报》等报社记者，回答记者提出的中国同印度尼西亚友好合作、解放台湾等问题，强调：我们两国进行经济合作的基础是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国家主权。殖民主义国家在同落后国家的经济交往中总是要取得各种特权，使落后国家更加处于停滞和贫困的状态，永远成为殖民国家的原料产地、投资场所和垄断市场。但是在我们两国的经济合作中，我们彼此不要求特权，我们的目的是以互相帮助、各自发展生产为基础来促进彼此的工业化。我们相信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亚洲各国同的经济合作。
6月4日 主持国务院汇报会议。会议听取关于燃料工业部分部、黄河流域规划问题、湛江建港问题、关于苏联援建一五六项工业企业设备供应由中苏双方分担的规定等情况的汇报。
△接见印度大使赖嘉文，指出：在侦破“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案中，“自从高氏和熊向晖到香港后的一个时期，香港政府所给予的合作，我们是满意的”。但最近情况有些改变，我们的人到香港去了这么久，至今还在等待。香港政府始终没有把侦讯的情况告诉我们，我们却通过高氏毫无保留地提供了一切材料。因此，这只是单方面的而不是双方面的合作。现在看来，香港政府是想拖，或者草草了事。到香港同我们合作破案的马立克〔注〕却相信香港政府的话，说法律证据不够，只能缺席裁判主凶一人，其它的人要在政治上含糊了事。对此，我们不能理解。请将以上意见转告尼赫鲁总理。八日，再次接见赖嘉文，听取他转告马立克的解释后指出：中心的问题是香港政府不要放松，应该继续追究，不能如马立克所说只能判一个人的罪，其它人不追究。我们并没有要求把在香港的所有国民党分子逮捕起来，而是要求香港政府追查同飞机案有关的蒋介石特务分子。我们已经提供了这方面的材料，并已指示熊向晖同高氏密切合作，继续协助追查。
〔注〕马立克，时任印度国家情报机关总负责人。
6月5日 就到京郊农村视察统购统销工作事，指示刘昂、许明〔注〕等进行研究，提出视察计划。十九、二十日到京郊农村视察，了解统购统销的有关情况。
〔注〕刘昂、许明，当时均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
6月7日 在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注〕上讲话：科学家是经过自我改造的道路团结起来的。我们相信我们的道路是好的，我们的制度是优越的，我们要加强自己的信心。科学家要确认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民族的出路，也是人类的出路。科学家要热爱祖国，努力提高科学研究水平，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要学习世界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从苏联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都可以学。就是向敌人也可以学习。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总有他的长处，例如美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缅甸的水稻种植技术。不要什么都是老子天下第一，什么都是自己的好。最后，代表政府保证：要对科学工作者以全力的支持，要重视、尊重科学家的劳动。
〔注〕会议从一日开始至十日结束。
△接见以郭沫若、茅盾为首的中国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代表团全体成员，说：这次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的阵容很大，出动后要奋力打开局面，要把和平、民族独立、民主自由、爱国和宗教自由五面旗帜都抓在手里。“争取持久和平是我们的努力的方向，这对于我们祖国的建设，对于各国人民的进步和繁荣都是有利的，我们要在和平竞赛中前进。”“美国好战集团的政策是想把苏新国家以外的国家都造成包围圈子，拉入战争集团。”因此，“今天世界斗争最关键的问题是推广和平地区。”“因为和平中立地区扩大，就把它的包围圈隔开了。”“这样发展下去，甚至可以使战争发动不起来，或者延缓。”“和平是集体和平，我们不排斥任何人”，包括不排斥美国。总之，“我们要把一切正义的旗帜都抓在手里，不要迟疑”。还说：会期只有八天，中国代表团在会上只有一两人发言。因此，“这次去以活动为主，发言为辅，使人人有工作做”。代表团所有的同志都要“进行活动。可以分成组别，向各方面活动”。“刚才所说的五个旗帜就是活动的原则，大家可以灵活运用。”“原则立场的话只要适当表明就够了，不必多说”，因为“我们是团结他们，求同存异”。亚非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就是这样做的。十二日，再约王稼祥、廖承志、赵毅敏〔注〕、茅盾、陈叔通等，商谈中国出席世界和平大会的有关问题。十五日，中国代表团飞离北京前往芬兰赫尔辛基出席世界和平大会。
〔注〕赵毅敏，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6月9日 主持国务院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在讨论政府部门的工作时指出：有些部门的会议太多。据十三个部、会、行的统计，今年共开了五百七十多次专业会议，人数达五万多，共开了七千九百二十天。这个情况要通报，今年下半年一定要减少会议。在讨论滕代远部长作的关于铁道部的工作总结报告时说：通车剪彩，今后可以减掉。报告中提到一长制的问题，虽然应该强调，但集体领导和党的作用不能没有，报告应该修改一下。会议通过《国务院关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制度的规定》和《国务院关于所属各部门工作报告制度的规定》。
△接见日本学术界知名人士南原繁（原东京大学校长）、大内兵卫（日本政法大学校长），就中日关系、和平运动等问题发表意见，说：在中日交往的两千年历史中，两国只有两个时期敌对过，但时间都很短，而且已经过去。我们应该使中日两千年来的友好关系继续下去。“中国人民和政府相信日本人民的多数是要求和平的，而这个要求一天天增强起来。”“从这一认识出发，日本的军国主义要复活是相当困难的”，尽管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主观上这样想，外来的侵略势力也想利用他们来复活军国主义。还说：中国“六亿人口的工业化，不可能完全自给自足，需要出口，也需要进口，需要互通有无。甘本可以供给中国以机器、工业设备等，这样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帮助”。中国可以向日本提供原料和农产品。“欢迎日本的贸易机构也来中国考察，中国的工商业愿意向日本的企业打开门，让他们看。这样可以比较一下，使他们为了出口可以改变一下产品规格。”日本离中国很近，具有同中国发展贸易的便利条件。
6月12日 审改李富春的《〈厉行节约，为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报告要点》。批：“此件很好。”并增写：“长期革命斗争中的艰苦朴索作风渐渐看不到了。这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最危险的事情之一。”“非生产性的建筑如仍有苏联设计者亦应照新的造价指标削减。”“全国应一律停止购置沙发、地毯，各地现有沙发、地毯，可由市政府管理机构统一调整”；“参加一切晚会，除招待外宾和外国剧团献演外，均需买票”；“宿舍家具，在实行工资制后，逐步转入个人自备，办法另议”。
6月17日 审改李富春关于“一五”计划草案的说明要点，在要点提出基本建设方面存在着“只着重注意了国营工业的生产与建设，偏重于注意大的企业的建设，对统筹安排注意不够”一段之后，增写：“另一方面，对利用现有设备，发掘生产潜力，也注意不够。对反对铺张浪费、节约资金、提高技术也认识不足。”
6月18日 主持国务院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提交国务院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并决议将它提交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审议。
△在瞿秋白英勇就义二十周年纪念日，主持在八宝山举行的瞿秋白烈士遗骨安葬仪式。
6月22日 主持国务院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在讨论财政部长李先念《关于一九五四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五年国家预算问题的报告》时指出：生产方面要节约，非生产方面也要大力节约。“增产节约不是一个简单的运动，要有一套制度，严格管理，长期工作。”会议原则通过并决定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成立煤炭工业部，电力工业部，石油工业部和农产品采购部，撤销燃料工业部。
△签署《国务院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指示》确定了全国户口登记的主管部门和办理户口登记的机关，规定“争取在几年之内，将经常的户口登记制度逐步地建立和健全起来”。
6月24日 晚，到毛泽东处开会。会议讨论关于越南问题的几个文件。参加者还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陈毅、彭德怀、王稼祥。
6月25日 主持国务院汇报会。会议批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所提汉字简化方案，决定成立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
6月25日—7月8日 接待胡志明为首的越南政府代表团来华访问。率领由陈云、邓小平、张闻天、王稼祥、薄一波等组成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同越方会谈，就两国共同关心的和目前国际局势中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交换意见，一致认为：美国政府种种违反日内瓦协议的行动必须予以制止。日内瓦协议必须予以贯彻；中越两国在经济和技术上的合作有助于两国人民为和平建设的努力。六月二十七日，在会谈中指出：中国政府决定以人民币八亿元无偿地赠送给越南，帮助越南恢复国民经济和进行建设。从今年起，分五年支付。七月七日，在会谈中就法国等国政府表示向越南提供援助一事发表意见说；这是越南的外交政策问题，不属于我们两国会谈的范围，可以只作为交换意见。如果法国等要援助越南，即必须根据五项原则办事，已经收回的权益，绝不容许再受任何损害，尚未收回的要有步骤地收回。七月七日，与胡志明签署中越两国政府《联合公报》。
6月27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对将要提请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作了说明。
6月28日 接见巴基斯坦大使阿哈默德。本月中旬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曾给周恩来写信表示对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中表现的合作精神的感谢。以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关于给以回信联络的意见，邀请阿里访华。本日，与大使交谈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以及邀请周恩来访巴的有关事宜。
△接见印度尼西亚大使莫诺努图，谈宋庆龄访问印度尼西亚事和和缓东南亚紧张局势问题，说：和缓东南亚紧张局势，中美双方都要有表示。现在中国已经走了几步，下一步应该由美国走。目前，美国在公开场合仍在继续攻击中国。这种攻击是既无根据又无道理的，不能不引起中国政府的回答。
6月29日 就棉花供应不足将会影响完成国家四百万件棉纱生产计划的问题，致信陈云、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和贾拓夫：“应力争在国内外多购棉花。”商业部已答应从五月到八月购入六十二万担到七十二万担，要努力购到九十万担。外贸已谈好从埃及购入六十万担，我已要他们再加四十万担。如两笔都能做到，则共增一百九十万担，连四月前的一千五百零二万担，共为一千六百九十二万担，便可不停工了。如内购只七十二万担，外购只六十万担，较前数量相差五十八万担，但已有一千六百三十四万担，可否亦不需要停工，而只加纺细纱便可解决，请四办再议。
△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节约的指示》、《国务院关于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在基本建设中如何贯彻节约方针的指示》和李富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送毛泽东、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陈毅、李先念审阅。并附信说：我认为两个指示和报告即可发出，在人大会中散发。并说明：从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七年，五年计划基本建设造价和各种费用在一九五四年“已削减百分之十的基础上，可再削减百分之十五到二十，而不是百分之十到十五，因为从各方面计算看来已超过二十亿元（百分之十五为十五亿弱，而百分之二十为二十四亿弱）”。
△接见南斯拉夫首任驻华大使弗拉迪米尔·波波维奇，商谈递交国书事宜，并说：南斯拉夫人民不仅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而且在反对土耳其和抵抗其它国家侵略的斗争中都是英勇的，对中国人民的印象是很深的。这是任何持有独立信念的人民所不能忽视的。一个国家能够取得独立，基本上是依靠人民的斗争，没有人民的力量就没有基础。国际的支持是第二位的，这两者是结合的。
7月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李富春《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和国务院编制工资委员会《关于国家机关、党派、团体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的意见》，决定从七月一日开始实行。
7月3日 签署《国务院关于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在基本建设中如何贯彻节约方针的指示》。《指示》指出：“一切已经完成设计、已做施工准备或已经在施工的生产性建设”，“应通过改进施工方法、改善施工组织、减少材料浪费、节省管理费用等办法力求节约；在不妨碍工程进度和不降低工程质量的条件下，对设计可能进行适当修改者应作适当修改，继续施工”。“凡已经完成设计，但尚未做好施工准备的非生产性建设。应坚决贯彻中央指示的精神，按照已定的削减指标迅速修改设计后再行施工。”“目前有些新工业城市在规划中存在规模偏大、标准偏高和对现有城市利用不够的偏向，应作必要的和适当的修改。”但必须认识：“厉行节约的方针是为了节约一切不必要的开支用来增加国家的建设资金，加速国家工业化，是积极不是消极的。因此，一切借口节约而放松生产性建设的进度、忽视工程质量的倾向都是错误的，必须予以纠正。”
7月4日 主持国务院第十四次全体会议。在会上指出：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期间，政府部门应做以下工作：（一）对与会代表提出的问题，国务院各副总理、秘书长、办公室正副主任以及各局正副局长都应该予以最大的注意；（二）全力以赴，协助与会代表正确理解和懂得《一九五四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五年国家预算的报告》；（三）政府各部门领导人员在大会上发言，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一定要有自我批评精神。在讨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时说：过去革命战争时期，只有用军事共产主义办法，才能解决问题，现在只有按劳取酬，才能好好过日子，把国家搞好。国家有个家字，不能够管家，还能够管国？家务管不好，国务也就管不好。现在，应该实行工资制。出席全国人大会议的正副省长、市长列席了会议。
7月5日—30日 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召开。十一日凌晨，致信毛泽东：“政府方面在大会上的发言人共商定三十五人”，“其中主要的发言人有十二人”。“商业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两个题目的发言人较弱，拟从发言稿上加强”。二十八日，向大会提出《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办理情形的书面报告》。三十日，在大会上作《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的发言，说：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五”计划的两个基本前提是，“在国内需要有团结一致的人民力量，在国外需要有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目的而努力。“我们这个方针是坚定不移的。”“我们一贯主张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我们欢迎世界上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在和平中竞赛。”我们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采取中立立场的国家建立正常的和友好的关系。还说：“本着和缓国际紧张局势和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中国政府曾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步骤来和缓中国同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许多国家表示愿意在中美之间进行斡旋，中国政府欢迎并且感谢这些国家的努力。”但是，为达此目的，“首先需要中美双方具有协商诚意，需要双方建立接触，以增加彼此的了解和信任。只有来自双方的努力和相应的表示，才能和缓并且最后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只要美国不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将会继续增长。”发言中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中国政府愿意和台湾地方的负责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会议一致通过《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及其它各项重要议案。
7月7日 接见赖嘉文大使，听取他介绍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梅农在美国为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进行斡旋的情况后指出：和缓远东局势需要双方的努力。中国释放了四个美国飞行员，但美国在中国留学生的问题上并没有作适当表示。当然这两个问题不能作为交换条件，美国在台湾地区仍不断地进行威胁和挑衅。中国是要求和平的，但是拿示威来威胁中国，中国是不会屈服的。
7月8日 接见瑞典大使魏斯特朗，听取他转告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关于释放被拘禁在中国的十一名美国飞行员的来电内容。
7月9日 主持国务院汇报会议。会议听取本年度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和新生招收标准等问题的汇报，并作出有关决定。
7月13日 接受新任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注〕递交的委任书，并听取本日上午英国外交部要他转达的美国政府致周恩来口信。口信说：为了有利于进一步讨论和解决我们双方之间目前有所争执的某些其它实际问题，如果你对此赞同的话，我们将指定一个大使级的代表在上述基础上同你们相当级别的代表于互相同意的日期在日内瓦会晤。周恩来表示；中国对于美国政府的建议的答复。将通过英国代办处转致美国政府。十五日，再次接见欧念儒，向他递交中国政府经由英国政府转交美国政府的回文和中国政府提出的关于中美两国同意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的联合公报草稿。回文认为，美国在口信中“所述及的建议是有用的，即中美在日内瓦的会谈在更有权力的一级进行，以便有助于双方平民回国问题的解决，并有利于进一步讨论和解决我们双方之间目前所争执的某些其它的实际问题。我们将按照这个建议派出大使级的代表同你们的相当级别的代表在日内瓦会晤”。八月一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开始举行。中方代表为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美方代表为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乌·阿历克西斯·约翰逊。
〔注〕此系中文名，原名为康·道格拉斯·沃尔特·奥尼尔。
7月17日 晚，到毛泽东处开会。会议听取陆定一工作汇报，并商谈西南、云南问题。参加者还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张际春、宋任穷。
7月18日 主持国务院第十五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和关于撤销热河、西康两省的决议。
7月20日 晚，到毛泽东处开会。会议讨论明日下午续开人代会问题。参加者还有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彭真。
7月25日 晚，举行酒会，招待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后应邀来华访问的各国代表，其中有日本“白毛女”的扮演者松山树子。在祝酒时将分别在中国的歌剧和影片中扮演过“白毛女”的演员王昆和田华介绍给客人，并同她们合影。
7月28日 接见中华医学会、药学会、微生物学会、解剖学会代表和港澳来宾，说：当年将协和医学院改为军事医学院，是因为抗美援朝的需要，但当时我说，这是暂时的。现在应转回全民所有，而不单独是军队所有。中国抗美援朝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当时美国不仅侵略朝鲜。还占领了台湾。中国政府警告美国：如果过了“三八线”，我们就不能置之不理。结果美国还是打到了鸭绿江边。在谈到节育问题时说：“邵力子建议节育，当时卫生部不同意。我们是同意的。我们向卫生部提意见，节育是为了母亲的健康和后代的繁荣。”在谈到知识分子时说：“知识分子的学问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很宝贵的。”从资本主义国家学来的学问，也是很宝贵的，可以为国家建设服务。
7月31日—8月1日 出席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三十一日，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7月31日 接见赖嘉文大使，请他转告尼赫鲁、梅农；（一）中国在给梅农的电报中曾说，准备在适当的时机提前释放十一名美国飞行员。现在已经是适当时机，我们决定采取行动。这也将便于梅农先生在日内瓦推动美国方面采取相应的步骤，即中国侨民特别是中国留学生得到回国的自由。必须声明，这个行动是我们主动采取的，我们不打算以此来讲价钱。我们是按中国法律采取这个行动的。当然。这也是尼赫鲁、梅农和吴努努力的结果。（二）鉴于目前美国的态度已经比较和缓，因此，我在昨天的发言〔注〕也是适应这种和缓气氛的，但是美国现在还仅仅限于表示，希望告诉美国应该在行动上有所响应。这样，日内瓦会谈就会取得积极的结果。（三）现在，美国希望日内瓦会谈能够为外长级的谈判开辟道路，我们以很大的兴趣注意到了这一点。我们也认为，日内瓦会谈应该产生这样一种结果，为中美外长坐下来对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谈判做准备工作。
〔注〕指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作《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的发言。
△接见苏联参赞罗迈进，面交《关于将在八月一日开始中美大使级代表在日内瓦的会谈》的备忘录，并详细介绍了中国政府对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看法、立场和策略。
8月2日 上午，主持国务院省、市长会议。
△下午，主持国务院第十六次全体会议。会议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国家机关整编工作、基本建设投资和费用的削减以及一般行政工作问题，听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负责人的意见。
8月5日 主持国务院第十七次全体会议。在杨秀峰部长作《高教部一九五四年的工作总结和一九五五年的工作要点》的报告时强调说：学校不仅应加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还必须加强对学生爱国主义思想的教育。在谈到教师质量问题时说：现在教师质量差，根源于中国底子差。但是，现在的讲师、助教大多数是青年，他们热爱我们的国家，是新生力量，只要在专家、教授的指导下，是可以胜任教学工作的。因此，要说服大学校长、教务长和教授不要轻视他们。会议讨论通过《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暂行条例》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暂行条例》等。
8月9日 审阅国家计委党组《关于计委整编工作的报告》。并致函陈云：“这个编制仍嫌过大，且有些重叠。”“国家经济长期计划，我仍主张另搞一个小机构，由你领导，不隶属计委。计委应即抓紧搞一九五六年度计划，准备第二个五年计划，加紧检查本年度的基建和生产计划的执行情况，这些已经够他们忙了。计委编制待再考虑后，应先与编委一商，再报中央批准。”
8月13日 就英国政府本月二日致中国政府关于“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案备忘录一事，约见英国代办欧念儒，对备忘录责备中国政府提供材料太晚、太少，不足以破案等说法进行驳斥，并指出：根据我们提供的现有材料已经足以破案。从目前情况看，我们不得不把我们的代表熊向晖召回。但是，我们还没有放弃希望。英国政府的备忘录中指出了两个可能的前途，一个是长期调查后没有结果，另一个是慢慢地可能有结果。我们希望是后一前途。
8月15日 出席外交部党组会议，讨论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政府提出所谓撤退留在中国大陆的日本人问题的声明稿和答复日本驻日内瓦总领事函稿。随后，将二稿送毛泽东、刘少奇等审阅。十六日，《声明》发表，指出：（一）中国政府对愿意回国的在华日本侨民一向是给予各种便利的。除已经回国的二万九千名日侨外，剩下的六千多名日侨曾表示愿意长期或暂时侨居中国。“如果他们中间有人改变意图，申请回国，中国政府仍将给予各种便利。”日本政府“提出所谓‘撤侨问题再没有进展’的指责，这是毫无根据的”。（二）对于日本战犯，中国政府早已说过准备按照宽大政策进行处理。一九五四年八月，中国政府已将四百一十七名犯有罪行的前日本军人免予惩处，送回日本；以后，中国红十字会又将一千零六十九名战犯名单通知了日本红十字会。对这些战犯，中国政府“将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进行处理，这是属于中国主权的事情，日本政府无权过问”。（三）“除了上述的日本侨民和日本战犯外，我们这里并没有什么情况不明的日本人。”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侵略中国的战争期间，曾使千万以上的中国人民遭受屠杀，千百万万美元的中国公私财产遭受损失，并曾经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掳去日本，加以奴役和杀害。日本政府不仅对于这些情况没有做任何交代，反而无中生有地要求中国交代所谓四万人的问题，这不能不令人怀疑日本政府提出这个问题的动机。
△出席朝鲜大使崔一为庆祝朝鲜解放十周年而举行的盛大招待会。在讲话中高度赞扬十年来朝鲜人民为争取祖国的和平、统一和独立，为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所作的重大努力；重申中国一贯主张“一切外国军队应该撤出朝鲜，有关国家应保护朝鲜的和平发展”；建议“有关国家应该举行一次有亚非国家广泛参加的远东会议，来谋求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
8月17日 会见以横田实为团长的日本新闻界、广播界访华代表团。对代表团预先提出的五个问题作出书面答复，强调：“日本政府不同中国人民自己所选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签订和约，却同中国人民所唾弃的蒋介石集团签订所谓和约，中国人民不能不感到愤慨。”“任何对于中日关系正常化的真诚努力，都应该导致日蒋和约的废除。”“为了促进中日关系的正常化，中国政府仍然采取了一系列的步骤。遗憾的是，日本政府至今还没有作出相应的努力。如果日本政府具有同样的诚意，那末，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途径是可以寻找得到的。”会上，一一回答了代表们新提出的一些问题，指出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在于两国政府都应该根据两国人民的利益，进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来改进两国的关系。
8月18日 致电在北戴河的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在中美会谈的第七次会议上，“从美方提出的协议修正案和所作的发言看，美方是准备妥协的”。协议修正案基本上对我有利，其中实质上承认我对旅美华侨管辖权的文字。在协议公布后，将是对蒋介石集团的一大打击。“因此，拟以美方提出的协议修正案为基础，作若干修改后，争取达成协议”。
△批发外交部致王炳南电：“从第七次会议的情况看，争取对协议声明迅速达成协议是有可能的。”
8月20日 和宋庆龄、何香凝等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纪念廖仲恺逝世三十周年纪念大会。
8月21日 晚，前往官厅水库。次日在视察中向水库管理处负责人详细询问水库工程和效益等情况，提醒要加强对库区的建设，充分利用水土资源，使水里有鱼、山上有树。下午，游八达岭长城。晚回。
8月23日 接见南斯拉夫《政治报》记者米利奇，在回答提问时说：从我们的经验来看，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也就是说，要逐步把各种经济成分纳入国家的计划经济中，这样才能有均衡的发展，才能把社会主义建设起来。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在经济、文化方面同非社会主义的国家来往。这是因为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以在相互往来中得到证明。这就是我们所指的和平竞赛，在交往中进行比较。另一方面，非社会主义的国家在经济、文化方面也有某些优越和值得学习的地方，如在经济方面，它们的某些技术，和文化方面的某些民族特点，是可以学习的。这种相互交往是需要的。因此，在亚非会议上，对促进国家间经济和文化交流方面，我们强调了这一点。
△书面报告中共中央：一九五三年为指导婚姻法运动而成立的委员会和办公室，“在今天事实上已不可能对经常贯彻婚姻法工作起统一领导的作用，有必要用另外的组织形式来代替。因此，提议撤销原设的中央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的机构”。
8月25日 接见印度大使赖嘉文，介绍中美大使级会谈最近一段时间的情况。
8月26日 致函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报告国务院会同有关部门反复讨论研究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问题的情况，并提请中央在近日内讨论、批准围绕这一问题而制定的各项暂行办法的有关文件，说：“这些办法虽然还不够完善，但目前只能将这些暂行办法先予试行。其中有关物价津贴的规定和地区津贴问题，必须在今后责成有关部门进一步研究，逐渐调整，使之合理化。同时，现在所规定的工作人员的房租、家具、水电、取暖各项办法的收费原则一般偏低。这是因为此次工资调整增加的数目实际不多，避免工作人员因为支付这些费用而负担加重。今后则拟随着工作人员的工资的逐步提高，再将各项收费办法进行调整。”三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周恩来的报告。三十一日，周恩来签署《国务院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都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的命令》。《命令》指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供给（包干）制待遇办法，在过去革命战争时期。曾经起过重大的作用；但在今天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它已不符合‘按劳取酬’和‘同工同酬’的原则。因此，国务院决定自一九五五年七月份起，将现有的一部分工作人员所实行的包干制待遇一律改为工资制待遇，以统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待遇制度，而利社会主义建设。”“改行工资制待遇后，工作人员个人及其家属的一切生活费用，均由个人负担”；“工作人员住用公家房屋和使用公家家具、水电者，一律缴租、纳费”；对多子女生活有困难者，仍暂按政务院的有关规定予以补助。
8月27日 接见协助香港政府对“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事件进行破案工作后来到北京的印度国家情报局副局长高氏，向他了解熊向晖本月十五日离港后香港政府破案工作的进展情况，并介绍中方的意见，指出：香港政府迟迟不能破案，完全是因为政治方面的原因。我们是希望破案的。如果香港政府是诚意地要破案，我们愿意寄以希望并给予时间；如果香港政府的基本方针是不了了之和敷衍，那么我们不能上当。这就是我们的结论。在中国政府的坚决要求下，九月三日，香港政府发表声明，宣布缉拿对被控有阴谋谋杀罪的周梓铭（化名周驹等），要求台湾当局将已逃往台湾的周梓铭交回香港受审。
8月27日、28日 两次接见久原房之助会长率领的日本恢复日中、日苏邦交国民会议访华团。
8月28日 致电中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转吴努总理，感谢他为促成中美大使级会谈所作的努力，并介绍说：目前会谈中的争执环绕着两个问题。一是在华美侨的回国问题，二是中国委托印度协助在美华侨的回国问题。中国政府从未限制在华美侨回国。六年来已有一千五百多名美侨（其中有不少是犯法、获得减刑的）回国。现有的八十七名美侨中，凡是申请回国者，只要他们没有未了案件或者案件已经结束，都可以回国。有些美侨如果将来提出申请，也不会受到任何限制。“美国在中国的侨民人数不多，根据我们的政策，他们的问题显然是容易解决的。但是，中国侨民在美国的处境就完全不同。美国承认过去曾经限制中国侨民回国。”现在，“我们有实际的实例可以证明，限制并没有取消，只是改换了方式而已。”“美国无法反对中国委托印度来协助中国侨民回国。但是，美国仍在协议草案的文字上制造纠葛，使双方不能对分别委任第三国协助本国侨民回国的办法达成协议。”
8月29日 约见外交部有关人员商议中美大使级会谈问题。
△到医院探望文学家洪深。次日赴北戴河。
8月 批准溥杰同在日本的家属通信。
9月4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会上谈农业合作化问题。参加者还有陈伯达、廖鲁言。
9月11日 打电话给在北京的杨尚昆，主张授予陈毅元帅军衔。指出：“军衔授予，对陈毅同志现在和将来的工作均无不便之处，平时可以不穿军服（必要时穿）。苏联的布尔加宁同志原也有元帅衔，现在他做部长会议主席的工作就不常用元帅头衔了。可以说是一个例子。”
9月16日 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授予对于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十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同时，将国务院同意的第一批申请授勋人员的名单送上，请予审议。二十三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二十二次会议，决定授予朱德等十人以元帅军衔，并通过第一批授勋人员名单，决定授予朱德等一百三十一人以一级八一勋章，授予朱德等一百一十七人以一级独立勋章。授予朱德等五百七十人以一级解放勋章。
9月17日 就一九五六年国家财政预算问题指示财政部：“生产资料过去不能作大的降价，是出于不得已。一九五六年要降，但步子还不能跨得太大。降价后应该想办法算回来。”国防经费“也要相应减少，有特殊需要另外追加”。明年的预算“基本上是稳定的预算，没有大的风险，要加强财政制度的建设”。
9月21日 上午，离北戴河去天津。次日夜，返抵北京。途中，曾到开滦煤矿和塘沽港视察。
9月23日 和陈毅接见法国参议员埃德蒙·密歇勒等，说：中国和法国在地理位置上虽然相距很远，但在历史上中法两国是有传统友谊的，希望在目前情况下，这种友谊能获得发展。中法建立正常关系有两个方面：一是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另外是人民与人民间的关系。要达到国家与国家间的正常关系，就要通过政府，但目前存在着两个障碍：（一）台湾的蒋介石代表仍然驻在巴黎；（二）在联合国中，法国代表总是追随美国，与美国采取同样的态度，不承认新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中法政府间要建立正常的关系，就得排除这些障碍。法国政府应作出努力，中国政府早就伸出友谊之手。当然，要建立两国闻的正常关系，是需要时间的。但我们不要等待，我们可以加紧进行人民间的联系，如人民的，半官方的，如国会之间的彼此接触，贸易的发展，文化的交流，两国各人民团体的往来等，都将使两国人民互相了解，这也可形成一种力量，以促进两国间的外交关系。希望你们今后尽力推动两国正常关系的发展。我相信，中法两国间的正常关系，迟早会建立起来的。
△晚，参观新近落成并将正式营业的王府井百货大楼，同呢绒部老职工刘志泉交谈，了解他解放前后的思想、工作和家庭生活情况。
9月25日 接见以查尔斯·贾德为团长的联合国协会世界联合会访华代表团，回答对方所提出的中国进入联合国和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问题。指出：很遗憾的是，联合国第十届大会仍然重复过去的错误，拒绝中国而让蒋介石的代表留在联合国内。中国愿意贡献力量给联合国，可是联合国拒绝恢复中国的地位和权利。结果当然损失的是联合国。这使联合国不能团结全世界各种社会、经济制度的国家在一起，来协商办事。对中国来说，你不承认，中国还是继续存在。反过来对中国人民还是一种鞭策。你越不承认，我们越要努力建设祖国。你越同我们对立，我们越要搞好、搞强。但是，没有中国参加，世界的主要问题，尤其是亚洲问题就不能解决。在进入联合国问题上，我们不悲观失望，也不是急不可待，等十年、二十年甚至一百年也会承认的。
9月26日 会晤日本国会议员访苏团第一团长北村德太郎，委托他将对中日关系的一点看法作为个人意见转告鸠山首相：中日关系问题，不是侨民也不是贸易问题，而是中日邦交如何恢复、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问题。战争结束了十年，而战争状态还没有结束，这是不可想象的。日本政府两次公文所强调的是侨民、战犯以及无中生有的所谓不明下落的四万人问题，这就不是推进中日关系正常化，而是恶化中日关系。美国也在和中国谈，当然美国在谈完侨民问题之后。还在拖，但美国要和中国建交，这是迟早不可避免的。日本走在美国前面，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请日本政府派代表到中国来谈如何恢复邦交的问题，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9月27日 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以元帅军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典礼和国务院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将官军衔典礼，并分别将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的命令状授予粟裕等在京将官。
9月28日 《人民日报》发表周恩来为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的题词：“艰苦奋斗，不怕困难。”
9月29日 接见尤金大使，告以：（一）中国在经济上帮助缅甸的设想。（二）中国打算回答日本政府并且通过现在北京的日本方面人士提出，要日本政府派代表来北京谈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不过，估计目前日本政府在美国的压力下，是不敢派代表来的，但这些日本人回去进行推动，日本人民会给日本政府很大压力的。（三）近来意大利、比利时、法国试探同我们建交的问题。但这些国家只有在同国民党彻底断绝关系，我们才能与之建交，不能允许它们搞两个中国。
△晚，到毛泽东处开会。会上听陆定一汇报各省肃反情况。参加者还有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彭真、罗瑞卿。
9月30日 由郭沫若、邓颖超陪同，接见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意大利全国和平理事会主席、社会党总书记彼特罗·南尼和夫人，询问意大利社会党和共产党合作情况，介绍中美大使级会谈简况，并就中意建交问题发表意见说：目前，西方国家在同中国的关系上有三种类型：。一种是英国式的，承认了又不完全承认，我们同它互换代办，不互换大使。第二种是法、比式的，不承认中国而承认蒋介石，不能建立外交关系。第三种是完全承认我们而不承认蒋介石，我们同它们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现在意大利想创造第四种办法，就是一方面保留蒋介石的代表在罗马，另一方面则同我们互换商务代表。这种做法在西方国家造成可以有两个中国的代表机关在一地并存，所以中国不能接受。这样做，就是要防止“两个中国”的阴谋。如果意大利还不能同中国建交，我们可以等待。我们主张同意大利谈判建交问题，同时也包含谈贸易问题。意大利外长提议在伦敦谈贸易，我们准备回答：在未建交以前谈贸易是可以的，但我们力争先谈建交。如果他拒绝谈建交，我们也可以谈贸易。
9月 经周恩来提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国务院第二办公室主任林枫等组成关于学位、学衔、工程技术专家等级及荣誉称号等条例的起草委员会。一九五六年六月，拟出一个条例草案。后来此项工作未能继续进行。
10月2日、14日 陪同毛泽东接见日本恢复日中、日苏邦交国民会议会长久原房之助。
10月2日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出席全国第一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开幕式。三日，《人民日报》发表周恩来为大会的题词：“开展职工体育运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10月3日 接见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第二团长野沟胜等，表示感谢日本社会党左派否认台湾政权、提出同中国建交的主张，指出：对于台湾问题，中国政府力争以和平方法加以解决，但是如果台湾蒋介石集团不愿意。我们能够永远不解放台湾吗？因此，我们不能放弃用战争手段去解放台湾。还说：日本只有为了取得完全的独立地位而努力，国际地位才能提高。今天，日苏、日中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恢复邦交问题。我们坚决主张中国政府同日本政府直接谈判，到北京来谈。中日两国有几千年的关系，到日内瓦或伦敦去谈，是多余的。
△晚，到毛泽东处开会。会议商谈明日召开七届六中全会事。参加者还有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彭真，杨尚昆等。
10月4日一11日 中国共产党举行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会议根据毛泽东七月三十一日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决议》把党内在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当做右倾机会主义批判，助长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急躁冒进情绪。会议还通过《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基本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周恩来出席了会议，并在闭幕会上发言，说：在过渡时期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作为最后一十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将在过渡时期被消灭；不过，由于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资本主义工商业还有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的一面。因此，我们坚持党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策，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我们完全有可能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争取资产阶级中间绝大多数分子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以达到经过联合资产阶级来消灭资产阶级的最后目的。我们消灭资产阶级不是采取消灭地主阶级一样的方式，而是使资产阶级分子有一个必要的时间在工人阶级和国家领导下接受改造，并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过程，得到生活上、政治上的出路。这就是说；个人改造，阶级消灭。同时，阐明了怎样过社会主义关的问题，指出：最主要的是必须保持全党特别是中央、省市区党委和地委三级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的、在马列主义基础上的团结统一。为此，建议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做到；（一）必须大力提高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而在目前最主要的是克服经验主义，才能增强我们的政治嗅觉、政治远见和辨别是非的能力。（二）必须继续和坚决克服党和政府工作中的分散主义倾向。（三）必须改变我们的脱离群众的领导方法和作风。（四）必须加强集体生活的锻炼。（五）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各项工作，要有一种主动的、积极的、高兴的、欢迎的和全力以赴的精神。只要做到这几点，绝大多数党员是能过好这一关的。同时，告诫说：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中，我们党现在是处于胜利环境和当权地位，正如斯大林所说，这种胜利环境和当权地位有它危险的一面，好像困难有它危险的一面一样。因为困难而产生的危险是我们熟知的，但因为胜利和当权而产生的危险还不是许多同志都懂得的。这次全会，我们充分地批评了党内有些同志不敢去领导农村合作化的右倾思想。但是，当着我们放手发动群众、在农业合作杜有了更大的发展形势下，我们又必须预防那种盲目乐观的“左”倾情绪和那种可能发生的违反自愿互利政策的“左”倾错误。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也同样会发生或右或“左”的两种倾向，这两种错误倾向都是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
10月7日 接见印度卫生部部长考尔夫人，说：中国的中医大夫数量很大，中医历史很悠久，如果加以整理，对人民有很大好处。中国的血吸虫病，是危害人民健康的最大的一种病，沿长江都有。今后，我们发展水田，钉螺也有可能繁殖到北方，危害北方人民，这是一个严重问题，卫生部应把它当作一个最主要的任务去做。
10月8日 接见并宴请香港总督葛量洪和英国代办欧念儒。在谈话时说：葡萄牙准备以一个月时间大规模地庆祝澳门“开埠”四百周年。这是对中国人民的一个挑衅，中国人民必须有所回答。他们准备这样做，不仅会刺激在澳门的中国人的感情，也会刺激在香港的中国人的感情。又说：自去年日内瓦会议之后，中英关系的情况没有改变。英国既已承认中国，就已经同美国有所区别。我们并不计较在联合国中赞成恢复中国的地位和权利的国家处于多数或是少数，我们所注意的是哪些国家投票赞成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地位和权利。如果英国在联合国中改变态度，中英关系就能得到改善，我们愿意看到有英国大使驻在北京，我们也愿意派大使到伦敦去。这将有助于解决中英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且可以向世界表明，东方和西方的两个大国可以和平相处。这将也是对世界和平和防止战争的一个贡献。葛量洪回香港后，将周恩来意见转告澳门总督。后来，澳门政府决定取消澳门“开埠”四百周年庆祝。
10月13日 就国际国内形势和任务向党内高级干部作政治报告，说：紧张局势的和缓，帝国主义的战争计划被打乱和推迟，这就是当前世界局势的总趋势。为了争取国际和平环境，推迟战争和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我们在国际外交斗争中的任务是：（一）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阵营；（二）开展世界性的和平运动，扩大和平统一战线；（三）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四）扩大中立势力，（五）直接做美国方面的工作：分化美国统治阶级，孤立美国战争集团。
△在审阅国家计委党组和外贸部党组关于向东欧国家提出订购十七个项目的成套设备的报告时批：原则同意。但外贸部应注意“在商谈这些成套设备时，要估计到他们的生产能力，不要要求过急，结果答应容易交付设计装备难。造成我们窝工和积压资金；要估计到他们的技术能力，有时他们不能做到的勉强答应，质量低的谈成高的，结果与预定悬殊甚大。这是从过去在捷克、波兰、匈牙利订货得到的经验”。陈云阅后批：“退外贸部照办。”
10月19日 出席最高国务会议。在会上作关于国际问题和肃反问题的报告。
10月20日 在全国文艺工作者大会上讲话说：我们的文艺队伍是政治和文化的结合，有思想性，又要有艺术性；有好的形式又要有好的内容，好的内容通过好的形式表现出来，是内容和形式统一的队伍，是代表着胜利了的中国人民的文艺队伍。因此，首先必须具有充分的人民性。什么叫人民性？就是广大人民喜闻乐见的东西。世界各国人民有不同的习惯、传统、生活方式和语言，表现在艺术语言上也有不同，这就形成了民族性。但世界各国人民总有共同性，这种共同性就贯穿了人民性。你演的东西人家能理解，首先是因为它代表了人民性，是人民的艺术。是不是我们就把政治的内容、口号、标语搞得很多？不是的。恰恰相反，要在丰富的艺术形式之下，内容要有更完美的人民性，才能受到欢迎。至于现代文艺。那就更要有丰富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精神。我们首先要从人民性这一点来衡量现代和历史的作品，来改编历史的作品。我们现在创作的作品，无论哪一种形式，都应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而要有人民性这样一个有灵魂的东西，就要有生活。艺术不是标语口号，不是演说，它总要有生命，有生命就要有生活。又说：随着我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增多，也加重了我们文艺队伍从事国际活动的任务，这就要求文艺队伍必须高举和平友好的旗帜、民族独立的旗帜、民主自由的旗帜，特别重要的是社会主义旗帜，同各国人民进行文化交流。
10月21日 继续出席最高国务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等。
10月22日 出席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并作《关于目前时局问题》的报告。报告详细论述了世界上存在着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根本矛盾，并根据国际形势的总趋势，重申中国在国际外交斗争中的几项主要任务。强调日本对远东和平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应该认真做日本的工作；既要批评最反动的亲美分子，不要放松对他们恢复军国主义企图的警惕；又要鼓励、支持人民和政府中愿意与我交往的分子。认为日本起变化是肯定的，但不能性急。
10月23日 接见菲律宾《马尼拉纪事报》记者，说：中菲两国人民都受过外来侵略，因此有共同的感情。我们两国人民都是亚洲人，又有共同的遭遇，因此容易互相了解、互相接触、互相同情。我们两国是近邻，虽然相隔一条海，但究竟是靠近的。我们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好好地建设我们的国家。一百年来，中国受了外来的侵略，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在国内又有长期的内战，到处是落后和贫穷。几年前，我们才翻过身来。我们的方向，那就是摆脱落后，谋求进步，纠正错误和缺点。
△晚，到毛泽东处开会。会议讨论对工商界宣传问题。参加者还有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陆定一等。
10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并原则批准中共中央组织部给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和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一九五五年七月国外侨务工作会议的报告。
10月25日 约廖承志商谈宋庆龄出访东南亚的有关事宜。
△接见比利时第一个来华访问的官方代表团——工商界贸易访问团，在回答团长舒伦对他个人的称赞时说：一个人是不可能做什么的，一切都要依靠人民。依靠人民这句话，林肯也讲过。我们现在就在实现这句话。一切都必须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离开了人民，什么都做不成。还说：中国现在还受到人为的限制和禁运，如果没有这种限制，前途是很大的。中国的建设规模很大，六万万人口的市场也正在不断地扩大。将来工业化以后，我们的需要会更多。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可能完全自己供给一切，而有些产品还会有剩余，这就需要进口和出口。世界上的经济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在谈到中比关系时，指出：我们没有理由使中比无外交关系，假如对方还犹豫，我们可以等待。
10月26日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一）今后将定期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间暂定为每星期三下午。（二）会议内容将增加由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中的一人负责传达中央书记处和毛泽东的若干重要的决定或指示；由各办主任汇报主管部门工作情况；对某些准备提交中央讨论和决定的文件和问题，在会上先行酝酿。会议通过国家计委《关于如何编制十五年远景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请示报告》等文件。
△接见以邓肯·伍德为团长的英国公谊会代表团，回答他们提出的在促进世界和平和改善国际关系方面应做些什么工作的问题，说：中心问题是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当前应该做的工作是：（一）维护欧洲的安全和促成德国的统一，（二）裁军，（三）发展东西方的接触，（四）中美大使级会谈。还说：中国政府不但支持扩大国与国之间的接触，而且正在这样做。我们是主张互相往来的。凡是要来中国的，我们从来没有拒绝过。日本朋友来得很多。中日两国之间的这种接触，可以消除过去不愉快的记忆，从而恢复两国历史上的友谊。中美关系已经紧张了将近十年了，应该加以和缓。事实上，也已经有了一些和缓。如果中美两国人民有了接触，美国人民会发现中国人民是友好的，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美国人不承认中国不要紧，我们可以等待一百年，到了一百零一年它也得承认。即使美国不承认，中国也会继续存在下去。
10月27日 接见埃及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和伊斯兰教青年国际大会代表团，强调：亚非各国人民应该团结起来，这就是万隆会议的精神。万隆会议的协议和会议宣言的十项原则，这就是我们所共同遵守的原则。我们不但要遵守，并且要发扬。国际形势的总趋势是：和平的可能性大。战争的可能性小，但是这就决定于我们各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努力。国际上的一切争端都可以经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来协商解决，而不要诉诸武力。
△下午，参加毛泽东邀请工商界人士的谈话。
10月28日 致信布尔加宁，请苏联政府帮助中国建设炮厂、飞机厂、化工厂、热电站等，并请派出专家帮助中国进行石油资源的勘探、开发利用。以及进行地形测量、矿产普查。十一月二十三日，苏联政府答复：苏方已委托其经济联络事务总局同中国派往苏联的代表团共同研究中国政府的请求。
10月29日 出席毛泽东邀请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参加的关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座谈会。在会上说：这个改造，是一件有历史意义、有世界意义的事情，是国家大事，因此要通力合作把它做好。
10月30日 接见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处书记布伦姆夫人，并就世界和平运动的工作问题提出建议：在世界和平运动中，要区别基本力量与同盟力量。经过我们的工作，使基本力量愈坚强愈好，同盟力量愈广泛愈好。
11月1日 同陈毅接见以法国外交委员会主席丹尼埃·麦耶为团长的议员代表团，强调：西方国家同中国的关系存在三种形式：“第一种是北欧国家同中国的外交关系”，即“承认新中国，割断了同蒋介石的外交关系”。“这是一种完全的外交关系。”“第二种是英国、荷兰同中国的关系”，即“承认新中国，同蒋介石断绝了外交关系，但在联合国又支持蒋介石，不承认新中国的地位。这不是完全承认新中国。”中国“同它们只有半外交关系，只有代办驻对方首都”。“第三种是法国、比利时同中国的关系”，即只承认蒋介石政权。“中国政府和人民愿意法国走北欧国家的道路，同中国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如果法国政府、法国议会有困难，现在可多进行人民之间的来往，多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造成气氛，然后水到渠成，承认新中国，同蒋介石割断关系。中国方面是可以等待的。”“世界在变化。”只要大家努力，“中法建立外交关系就不会太晚。说穿了，美国是阻挡不住的，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法国会走在美国前面，而且会走在英国前面。”
11月2日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研究决定了三门峡水电站防洪工程的领导问题等。十二月一日，周恩来致函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在三门峡工程的施工领导问题上，电力工业部和水利部都认为这项工程重大，必须由两部合作。但在谁负主要领导责任问题上都认为应以自己这个部领导为主。两部经过数度协商，意见仍未能统一。经十一月二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认为：（一）由于三门峡工程施工任务繁重，技术要求很高，但两部对于大型水电站的建设的经验都是不足的，“因此，由哪一个部单独负责施工领导都是有困难的，必须集中两个部的技术力量和建设经验，共同负责，通力合作，各有关部门也必须大力支持”。鉴于此情况，“拟在黄河规划委员会的领导下，由两部共同负责，并吸收地方党委参加三门峡工程局，统一领导三门峡的设计施工工作，局长、副局长应该是专职干部，并且应该按照企业领导的原则建立首长负责制。为着加强政治领导，工程局还应受河南省委领导”。（二）“黄河规划委员会本身，应设办公室，由水利部、电力工业部和其它有关方面的人员参加组成，办理日常工作。”（三）“三门峡工程局必须由得力的干部和熟悉业务的人员主持。拟调湖北省省长刘子厚任局长，以王化云（现任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张铁铮（现任电力工业部水力发电建设总局副局长）、齐文川（现任河南省委委员）为副局长。”同时说明：“此事已在政治局同志中谈过。”
11月3日 约见著名中医施今墨。
11月4日 接见名誉团长阿部胜马、团长堂森芳夫、副团长太田清一率领的日本医学代表团，说：过去中日两国来往非常频繁，十六世纪以来日本派很多人到中国留学，后来中国人又到日本留学。近几年来断了往来，最近又来往起来了。中日关系因中间有段不愉快的事断了交，事情已经过去了，现在由文化交流慢慢恢复到国交。两国国交终究会恢复的，恢复得越早对两国人民和世界和平越有益。同时，向客人介绍了中国卫生工作的状况，说：中国的卫生工作提倡预防，但方法还有待完善。中国几种传染范围较广的病，其中血吸虫病在长江流域分布很广，希望能够得到日本医学界人士的帮助和指导，在中国开展一个运动，推广日本的先进方法来消灭钉螺。
11月5日 接见印度新任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商谈递交国书等事。在谈到中美大使级会谈进展情况时说；美国提出的会谈公报草案中提到的双方不使用武力达到国家的目的这句话，我们是不能同意的。因为，它暗示着我们不能用武力来对付蒋介石，来解放台湾，等于我们承认美国用武力侵占台湾，干涉中国内政。解放台湾的行动是中国行使其主权的问题。方式有两种，一是武力，另一方式是和平解放。半年来，我们曾屡次声明要争取和平解放。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在增长。我们的方针是争取好的，争取局势和缓下来，和美国和平共处，但准备应付最坏的局面。
11月6日 主持召开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十人领导小组会议。
11月7日 主持国务院第二十次全体会议。在讨论农业部部长廖鲁言所作的《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说明》时，阐明实现农业合作化的重要意义和制定《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的必要性，说：农业合作化在开国时就定下来了。农民一定要走合作化的道路，才能够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过去，我们工农联盟的基础是建筑在耕者有其田、国内反对封建主义、国外反对帝国主义的基础上。现在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工农联盟的基础就是要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使农民再不会出卖自己的土地。因此，我们要逐步实现农业合作化，逐步过渡到完全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还指出：要劝说农民加入合作社，不是用强迫方式。如果不愿意，不用勉强，即使是贫农、新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不愿意，我们都不强迫他们参加。我们的目的是提高生产，共同富裕，不是使一部分人富裕，多数人贫穷破产。我们是保护农民走集体化的道路。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发展到几十万个，迫切需要有一个章程。这个章程，就是宪法的补充，具有法律的性质。同时强调：在合作化进程中，我们的任务是注意合作社的质量，质量不好的要进行整顿，发展起来后一定要巩固。整顿、巩固工作很重要。不注意整顿、巩固工作，不注意质量，就不能增产。合作社的质量好与不好，表现在是否增产了。因此，提高质量是今后的重要问题，各部门都要担当这个任务。
△签署《国务院关于国营企业新建或扩建附属工厂（车间）的时候应充分利用原有地方工业生产能力的指示》。《指示》规定：“建立这样的附属工厂（车间）的原则，应该是：（一）尽量利用当地原有的工业企业，或对原有工业企业加以改建或扩建，并且充分考虑到几个工厂共同利用的情况；（二）新建时应尽量做到几个同类性质的工厂或一个工业区共同使用一个附属工厂（车间）。”否则，“不仅浪费了国家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而且造成了新建附属工厂（车间）和原有工业企业之间的许多矛盾，既违背工业布局的原则，又增加了在安排生产当中的困难”。
△在爱国华侨陈嘉庚反映到西北访问期间看到黄帝陵无人看管、延安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陈设改变很大、看不到当年艰苦朴素的状况的信上批：请习仲勋批交齐燕铭办，“黄陵应明令保护和整修”，“主席窑洞应还原状”。
11月8日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上，就文化部提出的《关于全国艺术教育会议的报告》发表意见，强调；应加强对艺术教学上存在的忽视政治、脱离实际、轻视民族遗产的倾向的批判。外国有许多好东西固然要学习、吸收，但是首先应发扬民族的传统的遗产。对于我国的民族民间艺术，无论是音乐、歌唱、戏曲、舞蹈，甚至乐器，都应该同中医一样，需要研究提高，找出规律。
11月9日 签署国务院命令，将七月三十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部分随令下达，指示各地。遵照执行，并领导群众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克服困难，为胜利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离京赴辽东半岛，和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贺龙、陈毅、聂荣臻等观看中共中央军委在此组织的有陆军一个兵团、四个军、一个机械化师、空军两个军、海军旅顺基地等，计十八个师以上指挥机关、三十二个团共四万八千人抗登陆战役演习。十三日返抵北京。
11月10日 签署《国务院关于发布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通知》。《通知》指出：《章程草案》“是多年来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经验总结”，同时又“把宪法中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规定具体化了”。“它将成为全国五亿农民的行动指针，影响到他们的生产和生活的方式。”任何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决定试用它作为自己社章的时候，都必须同解决合作社本身所存在的各种问题结合起来”。
△为广东粤剧团题词：“推陈出新，百花齐放”。
11月14日 出席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发言中介绍关于召开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筹备问题，并采纳章伯钧在几天前提出的意见，建议将知识分子问题作为这次会议政治报告的重点之一。同时，希望全国政协委员将知识分子问题作为秋后视察工作的重点，指出要细心了解这方面的问题，不要只是座谈，还应开展个别访问，以便发现问题。会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作出了相应的决定。
△接见以小林武为团长的日本教职员工会教育考察团，说：人民应该得到和平相处的机会，大家都不要受人欺负，也不要欺负人家。从国民教育入手，培养各国人民的和平友好观念，这是各国教育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并且声明：中国吃过被人家侵略的苦处，所以认识到不能再去侵略别人。我们告诉人民，为了保卫和平，反对侵略，我们绝不侵略人家。我们跟所有的邻邦国家和平共处，一切愿意和我们友好的国家，我们都热忱欢迎，以朋友相待。
11月15日 接见日本前首相片山哲、日本工会总评议会主席藤田藤太郎为正副团长的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访华团，并根据日方提出的问题，阐明了中国始终坚持的对日政策：二次大战结束以后，我们就很愿意看到和平、独立、自由、民主的日本出现。在这方面我们找到了共同点，都是愿意为和平、独立的国家的建设而奋斗。新中国政府是坚持和平共处的方针的，对待愿意为和平而奋斗的日本人民，毫无疑问是友好的，愿意合作的。对两国悬而未决的问题，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不应用武力解决。还说：中国现在还报落后，但是我们要发展经济，要工业化，目的是使人民富强起来。“相信有三个五年计划就可以基本上实现工业化——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后再逐渐提高，赶上近代化工业发达国家。”在谈到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赔偿问题时说：“提出战争赔偿的要求是中国人民的权利。不能设想中日战争状态还没有结束，中日邦交没有恢复，不提出要求；不能设想在亚洲所遭受战争灾害的菲律宾都提出了赔偿问题时，而中国人民不要求。”不过，事情的发展会有变化的。不能设想中国人民现在同情日本人民的困难，到了那个时候，对于已经恢复邦交、和平友好的日本人民的新的困难，中国人民却不加考虑。中国人民有句古话叫投桃报李，我们不仅报礼，应该有更好的礼物送回。
11月16日—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参加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决议（草案）》确定到一九五七年底把一切重要行业的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推进到全部或大部分公私合营的新阶段，实行定息制度。周恩来在会上两次发言。十六日，在《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几个问题》的发言中，着重就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问题发表意见，批评有人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没有积极性的错误观点，指出：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有两面性，这是“由它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的”。“现在我们还应该利用它积极性的一面，一直利用到这个阶级被消灭为止。”“同时也要限制它的消极方面。积极方面利用得越多，消极方面限制得越大，就越利于对它的改造。我们要把它的积极的一面利用到最后，把它消极的一面加以消灭，将这个阶级的分子改造成为国家工作人员或工人。”同时，阐述了和平赎买的思想。指出：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不论是没收或挤垮都是不适宜的。最好的办法，还是采取和平赎买、和平转变。”“用赎买的办法花钱最少又不损害生产，对工人阶级，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有利的。”“我们可以在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用和平的方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把资本主义的所有制转变成为全民所有制，把小生产者的个体所有制转变成为集体所有制。”“整个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就是消灭资产阶级的过程。”还强调：“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一定要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要分地区、分行业、有步骤、有秩序地加以安排。”还要积极宣传，作好准备，不能性急。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就一定能够做好”。二十四日，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就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党对知识分子的估计、信任、安排、使用和帮助等问题发表意见，说：“因为建设就需要知识。”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是多，而是少了。“要进一步地来使高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服务，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热爱社会主义中国的，在工作上是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并取得了很大成绩的。对知识分子要坚持用而不疑，给予信任。“信任的中心问题，就是我们要尊重这些知识分子。”光是口头尊重不行，还要重视他们的知识，尤其要向他们学习，使他们能够心情舒畅地运用其知识，哪怕是一技之长，为社会主义建设、为国家、为人民服务。对他们还有更进一步的信任问题，就是年龄在四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上的，到底还能不能入党？“是不是就没有可以吸收的呢？那还是有。”还说：我国知识分子生活待遇的现状，比抗战时期好，但是比抗战前差。就整体情况看，比旧社会稳，如果同政府干部的工资比较，“只有极少数的教授跟我们的司局长差不多，其它的等于副局长、处长，甚至等于科长”。这是因为等级制度和平均主义倾向影响的结果。要使这些知识分子对国家作出更多的贡献，应该把这个待遇提高。因为他们过去学的知识也是费了很大的代价，现在研究学问也需要工作条件，他们还要养家属。仅仅够他们生活的工资待遇，对于讲师以上的大知识分子说来是不妥当的。这样的工资待遇是要改变的，对其中有特殊贡献者还可以更高，有的甚至可以超过国家副主席和主席。这件事将由中央亲自抓。各省、市应在十二月先召开一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同时也像中央这样成立一个领导小组。“这样可以上下通气，收集材料，研究问题，便于党领导这项工作。”毛泽东在发言中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我同意周恩来同志今天的讲话。”请各省、市、自治区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在十二月“开这么一次知识分子的会议”。
11月17日 新华社报道，周恩来为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撰写碑文。
11月19日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通过《国务院关于地方事业单位实行货币工资制和调整工资标准问题的通知》，并讨论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等问题。
11月20日 签署《国务院关于编造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指示》。《指示》规定：（一）国家预算的编造，“必须认真执行增产节约的方针，要把收入打足，支出打紧，坚持本年收支平衡，并建立必要的后备力量。特别是国民经济各部门，更要努力发掘增产和节约的潜力，以增加国家积累”。（二）在编造预算时，对上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必须认真加以分析，找出增加收入，节约支出的实际可能”，使一九五六年度预算建立在确切的基础上。（三）“编造预算收入，必须积极挖掘潜力，既要抓紧主要收入，也不能放松或者忽视次要收入。”（四）“编造预算支出，必须认真履行节约制度，消除一切不必要的支出，核减次要的支出，以保证主要的支出。”
11月22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会议谈对私营工商业改造和农业合作化问题。
11月23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会议讨论知识分子改造问题。周恩来汇报了有关知识分子问题，并提出自己的意见。毛泽东认为。应该先在党内很好讨论，然后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会议决定：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并成立由周恩来负总责的有彭真、陈毅，李维汉、徐冰、张际春〔注〕，安子文、周扬、胡乔木、钱俊瑞参加的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
〔注〕张际春，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副主任。
△前往刚去世的中医孔伯华家中吊唁，并对其家人说：我了解孔先生的为人，他一生不爱钱，自然也不会有钱留下，政府要保证你们这一家人的生活。随即，对家人的工作和生活做了安置：子女中有的被进去读书，有的被安排到国家医疗机构工作；孔伯华夫人由政协负责每月发给足够的生活费。
11月24日 召集中国科学院、建筑工程设计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医学院和戏剧学院有关人士座谈，了解科研、教学部门知识分子的现状。
11月25日 召集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作有关召开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问题的说明，并说：知识分子问题，毛主席从外地回来后，已经谈了几次。围绕这个问题有许多材料可以搜集，民主党派可能掌握不少材料，如民盟、民革、九三、民进，甚至民建也有不少知识分子，而且是大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中，大多数是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我们需要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要加重他们的责任，提高他们的能力。这个问题在这个时候提出是完全合适的，很值得我们研究，并给予全面的解决。会议决定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延期举行，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视察工作的期限也将推迟到一九五六年一月十日左右结束。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在会上说：（一）近两月内，中共中央将准备一个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和一个报告。知识分子问题，已向地方党委的同志做了布置，现在也要求各办、各部、各委、各直属机构都指定专人来研究这个问题。并在下周由我召集这些同志漫谈。对知识分子衡量的标准，首先应该是爱国主义，其次才是属于世界观范畴的马列主义。（二）召开常务会议，一是审议文件，更重要的是领导同志之间交换意见，做到彼此通气。
△批示将《每日汇报表》中记载的本日彭真召集各省、市负责人谈知识分子问题后，要求各地提供关于知识分子五个方面材料的记录，打印出来送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陈毅、习仲勋、胡乔木审阅。
△同将去日本访问的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团长郭沫若等谈话。
11月30日 起草《知识分子问题》提纲，并审定《关于收集知识分子问题材料的题目单》，责成十人领导小组继续从马克思主义对于高级知识分子的基本观点、中共中央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基本观点、对目前知识分子的政治估计和业务估计等十二个方面更系统地全面地整理和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材料。
△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加快各项工作的速度，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十二月一日，继续出席会议。
△召集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领导小组会议。
△召集国务院各办公室、各部委、各群众团体负责知识分子工作的领导人开会，布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工作。
12月1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收集高级知识分子统计数字办法的规定》。《规定》指出：中央提出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后，已经引起全党的重视。“此次调查统计仅仅限于高级知识分子。”“高级知识分子，一般是指具有大学毕业程度，具有几年工作经验，能够独立工作的知识分子”，如“高等学校中讲师以上的教师，研究机构中助理研究员以上的研究人员”。
12月2日 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关于西藏等问题。
12月3日 致信毛泽东并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报告经与邓子恢等商定的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名单：主任委员为邓子恢，副主任委员为李四光、傅作义、章伯钧、梁希、廖鲁言、李葆华（兼秘书长）、刘澜波，委员为刘星、柴树藩、罗玉川、刘子厚、齐文川、王化云、竺可桢、张含英、钱正英等二十三人。名单得到毛泽东等的同意。
12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有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会上，刘少奇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毛主席要求在各项工作中都要反对保守主义，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更快、更早地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八大的准备工作要以此为中心，迎接八大，开好八大。周恩来发言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并检查说：最近政府在各方面的工作，或多或少都存在保守的倾向，反对盲目冒进是对的，但又带来了副作用。今年的生产是保守了，用框子把生产限制了。现在，我们的情况可以用这么一副对联来表示：客观的可能超过了主观的认识，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同时说明自己正在考虑三个问题：一是政府的组织形式，二是工资问题，三是知识分子问题。
△约朱德、聂荣臻、张闻天、刘澜涛、姬鹏飞〔注〕、师哲商谈中国代表团访问民主德国和中共中央代表团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十日，去车站送朱德率领的中国代表团离京赴德。
〔注〕姬鹏飞，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就出席从蒙古乌兰巴托到中国集宁国际联运铁路通车典礼一事，复函铁道部、外交部：“同意按来电第二方案组织代表团参加乌兰巴托举行的中蒙通车和接轨典礼。滕代远为代表团团长，何英等四人为团员。”
12月6日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就“一五”计划中苏联向我方提供重大工程的设备设计分交问题，向苏方提出备忘录，要求苏方将担负的设备设计如期交完，如苏方实在不能履行合同，即由我方自行设计解决。
12月7日 召集彭真、张际春、胡乔木、徐冰、齐燕铭、周扬、范长江等开会，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经周恩来改定的这个《指示（草案）》。《指示（草案）》指出：“正确地对待和使用知识分子，是党的政策的最重要问题之一。”“目前党的迫切任务就是加强对于他们的领导，对于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作出全面规划，使他们能在工作中充分地发挥力量和不断地提高业务能力。”“目前党外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较之全国解放以前和解放初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倾向，却是对他们的政治变化估计不足，不按照他们的实际工作和政治立场，把他们看作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不了解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的亲密联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因而同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隔阂。”强调：“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的艰巨任务，每一项工作愈来愈多地依靠科学、文化和技术，也就是愈来愈多地依靠高级知识分子的积极参加。我们必须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使我国的科学文化技术尽可能迅速地脱离落后状态，赶上世界先进的水平。”
△接见印度新任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介绍日内瓦中美大使级会谈近况，指出：美方在中方提出声明草案后提出了对案，其中心就是要把中美之间的国际问题同中国和蒋介石集团之间的国内问题混在一起。为了使会谈在第二项议程上获得结果，我们在十二月一日提出了新草案。从目前情况看，美国是想拖下去，不解决问题。
△签署《国务院关于增产生猪的指示》。《指示》指出：“大量增产生猪，是农业生产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它对于促进农业增产，增加农民收入，供应城乡肉食，发展出口贸易，支持国家工业化，都有重大的作用。”
12月8日 出席北京市青年举行的纪念“一二·九”运动二十周年和“一二·一”运动十周年大会，并在演讲中介绍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和我国经济建设的前景，还说：建设社会主义，把我国工农业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提高到世界先进水平，需要很长时间。这个重任，不仅是在我们成年人的身上、老年人的身上，而且特别落在你们青年人的身上。青年要全面发展，不但要学习好、工作好，而且要身体好。最近毛主席紧紧抓住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这两个环节，这样在“一五”计划完成时就可以基本上进入社会主义的门槛了。现在两翼都前进了，也就推动着主体更加前进。主体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化。毛主席说，检查过去六年的工作，主要的倾向还是保守倾向。当然保守主义倾向的主要责任又在于我们领导。这样，给了我们一个推动，也就使得我们原来设想在三个五年计划内基本上完成的工业化，有可能加快这个速度，提前完成。毛主席已经提出了要求，就是要使我们国家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工业生产的增加也如此。有没有可能呢？最近我们讨论了一下，肯定这是可能的。例如，钢的生产，过去设想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时也许每年产量还不到两千万吨，现在，我们估计能够超过两千万吨，甚至可以达到两千四百万吨。
△就拉萨机场修建地问题批：告诉陈赓，以羊八井为好，此事我曾面告过达赖和班禅。
△接见参加抗生素学术会议的各国科学家，说：任何一门科学都可以合作，可以为和平服务。这种合作是为人类幸福的合作。你们来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同时也带来了科学的友谊，这种友谊是对世界和平的友谊。
12月10日 就摄影记者拍摄镜头所用时间过长提出意见，说：你们摄影动作太慢。你们应该好好研究改进。有些地方可以向外国记者学习。你们可以办一个摄影学校来训练记者，提高摄影技术，现有的摄影记者也可以去学习学习。
12月12日 为庆祝中医研究院成立题词：“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12月13日 接见日本中国抗日烈士遗骨护送团全体成员，说：你们现在能认识军国主义的危害，我们感到高兴。经过你们的努力，送回烈士骨灰和华侨，这是增进中日友好感情的表现。我们应该密切往来，解决中日应该解决的问题。
△就长江航务局一货船超载并违反规定载人，在大雾中触岸沉没一事，委托秘书告交通部副部长王首道：“应以此为教训，作出决定，以后不许犯规，违者处罚。”
△在彭真关于全国人大代表的补选问题的报告上批：请中共中央组织部安子文、马明方和统战部徐冰会同全国人大张苏，拟出一个十一个中共党员和十三个党外人士（应与有关党派、团体和地方商量）的名单交我，以便提请中央讨论。
12月16日 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讨论《国务院关于一九五六年预购棉花的指示》时说：解放后，政府对茶叶、生丝两项农产品的生产提倡不够。今年棉花丰收，今后茶叶、生丝的生产要设法赶上战前产量。大豆的产量低，但需要量大，在规划时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因为提倡高产作物，而放松大豆的增产。
△晚，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李葆华报告长江治理规划问题，廖鲁言汇报农业工作会议情况，王首道汇报交通问题。
12月17日 签署《国务院关于保护幼畜的指示》。《指示》批评了有些农业生产合作社。单纯从眼前利益打算，只要强壮的耕畜，不注意爱护幼畜”的做法，指出：“耕畜在目前和将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是农业生产的一项主要动力。现在多养好一头幼畜，就是为两三年后多增强一份耕作力量。”
12月17日、19日 约胡乔木谈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起草问题。一九五六年一月上旬胡乔木写出《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初稿。
12月18日 和邓颖超前往戏剧学院排演场，观看演出反映土改内容的话剧《暴风骤雨》并接见参加演出的同学，鼓励说：要珍惜学习机会，不要只学技术，而且要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同时要增加各方面的知识；但不要脱离工农兵群众。深入工农兵斗争生活，才能创造出有乡土气息、有血有肉的人物来。
△晚，到毛泽东处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谈关于肃反等问题。
12月19日 致信胡乔木：“中央会议批准《人民日报》自一九五六年一月一日起用老五号字改为横排出版。”
12月20日、28日 接见新中国诞生后为捍卫中国人民在香港的利益和财产而出庭辩护的香港律师陈丕士等，赞扬其父陈友仁在大革命时期支持省港罢工的历史功绩，并了解香港的有关情况，说：香港同胞都非常关心祖国，愿意看到祖国的前进。我们需要在那里进行和平工作。所以，我们应该关心香港。应该在那里设一个恰当的、正式的、代表性的机构。国家有十正式的机构在那儿保护国家的利益。如果美蒋要破坏，我们就有权利要求香港政府保护。现在的问题是要研究用什么方式设立这样一个机构。同时表示，希望陈丕士不要忙于退休，因为他在香港有那样的地位是很有利的，可以在那里多做些工作。
12月20日 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由李先念报告财政问题，李富春报告工业和地质问题。
12月21日 和陈云主持国务院第二十一次全体会议，就全面规划和反对保守主义问题讲话说：农业合作化运动以来，各项工作都受到了推动。毛主席从外地视察回来，提出了发展农业的十七条办法，这是一个推动力量。政府的各项工作都受到了推动，变化很大，影响了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并且改变了五年计划和远景计划中的一些指标。过去设想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后，钢生产一千八百万吨，现在改成二千四百万吨，粮食生产将达到一万亿斤。过去没有设想那样多。强调：毛主席提出在“多、快、好”的原则中，还要加上一个“省”，要节约。一句话，要“多、快、好、省”。会议批准贺龙作的《关于中央一级机关精简工作的报告》，并通过《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国家精简工作的指示》等文件。
12月22日 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常委会联席会议，并作关于国际和国内几项情况的报告。会议还就中德谈判等问题进行座谈，决定周恩来为中国政府签订中德友好合作条约的全权代表。
△接见以诺维科夫教授为团长的苏联科学家访华代表团，并接受苏方赠送的一批有关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影片和书籍。二十四日，同党政军各机关一千四百多名高级干部出席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的报告会，听取苏联科学家访华代表团团长和六位团员作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各项问题的报告。二十六日，偕同李富春、薄一波、刘杰、胡济明同诺维科夫、尤金大使、马里来天总顾问会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原子能事业规划大纲（草案）》。
12月23日 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在审议《文化娱乐税暂行条例》时说：原则同意降低税率，但是，应当争取做到一面降低税率，一面使剧团走上自给。
△接见应邀来访的以布兰敦为首的香港大学英籍教授和随行人员，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在谈到台湾问题时说：我们可以同蒋介石谈判和平解放台湾问题。我和蒋介石是老朋友，合作过两次。二十年前我还放了他一次，不是我一个人放的，我是参加放就是了。既然合作过两次，当然还可以合作第三次啰!在谈到儿童教育时指出：对儿童进行教育，需要由家庭、学校、社会共同负责来做。三者必须结合起来。在回答对《中国建设》英文版提出的问题时说：用通俗的语言使大家容易看懂，这当然很好。蒋介石卖国集团这样的提法是属于形式方面的，不论怎么提，称他蒋先生也可以，但事情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我们可以注意，使西方的人能够接受。从内容上看，有一些是西方能接受的，例如讲中国的经济建设、科学研究、办大学等等；有的内容，例如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多数人能接受，少数人不能接受；还有的内容，一些西方人士就不见得能接受了，但我们不能不说。当然，在内容方面我们可以选择，多数人能接受的就多说，不能接受的就少说。
12月24日 向调查部、公安都和监察部三个专业会议的代表作报告，说：现在国家正在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这样，在国内需要更加巩固我们人民民主专政。在国际上，我们也需要争取一个和平环境，使我们能够在短时期内，加速各方面建设和改造事业的成功，加强各方面力量，保证我们国家建设的成功。因此，这样一条路线的重要环节就是怎样争取国际和平。争取和平，越持久越好。我们要利用这个和平时间，更快、更多、更好、更省地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使我们的国家更强大、更富裕。这样，对外才能有力量争取和平共处，在和平竞赛中胜过敌人。如果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就在战争中打败它。公安工作、调查工作、监察工作，对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处于重要地位。不论哪个方面，坏人总是少数，好人总是多数，当然好人里边有落后的。同时也要注意，坏人里边可以分化，要把坏人改造成为好人。坏人法办以后经过改造成为好人，这是我们党的策略路线。
12月25日 就答塔斯社记者问谈话稿的有关内容，致信李富春：“谈话稿改了一下，其中主要是删去了很多指标和具体数字，因为上次在书记处会议上，主席不赞成过早宣布提前完成五年计划的号召，并说有些东西，我们做好了以后再宣传为好，故一九五六年元旦社论，决定不宣布什么数字和指标。因此，你的这篇谈话也力求避免绝对数字和过高的百分比。”
12月27日 召集李克农、罗瑞卿等商谈对日本战犯的处理问题。二十八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周恩来提出的关于在押日本战犯的处理意见。随后，周恩来向抚顺战犯管理所负责人传达中共中央的决定：宽大处理日本战犯，不判死刑和无期徒刑，极少数判有期徒刑。
△接见伊斯兰教青年国际大会代表团和埃及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说：中国人民始终是同情和支持埃及人民为民族独立和和平建设而斗争的，我们愿意共同促进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
12月29日 向全国厂长、矿长会议的代表作《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说：国际形势的基本矛盾是表现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上，目前的主要表现是在和平与战争的问题上。现在，和平力量日趋强大，和平阵营中一天天增长新的因素。和平的新局势，不仅是不要打仗，而且要求和平共处。这不仅是广大的人民，而且一些国家的执政者都有这个要求，这个口号很得人心。世界基本是在矛盾与统一中发展。同时，南斯拉夫回到社会主义大家庭来，这是一九五五年的一大胜利。南斯拉夫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的（虽然它在管理工商业的方法上与我们有些不同，在农村中富农经济较多，但其经济成分主要部分还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八年来和苏联、新民主主义国家关系破裂，帝国主义以经济、军事援助诱其参加军事集团，它拒绝了。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对待它的方式是生硬的，如曾批评它与希特勒集团合流，这是无根据的。又说：在国内，目前农业合作化大发展，并在下一步往高级社前进，反右倾时也未估计这样快。私营工商业改造，经过两个会议也可以提前。这就使得两翼前进，主体被动。前进不能慢，不允许落后，所以要求国营工业提前完成五年计划。设想一下发展远景，到一九六七年粮食、棉花、钢铁、煤炭将分别达到一万亿斤、一万二千万担、二千四百万吨、三千万至三千二百万吨。但是，我讲的这个数字是非正式的，可以说，不可写文章引用，宁愿它是低的，宁愿将来你们批评我是右的、落后于实际的。
△签署《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国家机关精简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国家机关的精简，是国家的一项重要政策，是厉行节约、积累建设资金的必要手段，也是改进国家机关工作、保证社会主义建设胜利前进的有力措施。”“精简工作应当首先结合检查工作，总结经验，划清业务范围，明确工作职责和工作关系，然后按照业务需要，合理地确定机构，编定人员。在精简机构中，要坚决裁并重叠的、性质相近的、可有可无的机构，加强和建立急需加强和建立的机构。要尽量减少组织层次。”
△就近日发现十六艘国民党军舰突然集结马祖岛附近一事，指示总参谋部作战部：“应发表消息，予以揭露。”
△签署《国务院关于长期保护测量标志的命令》。
12月30日 签署《国务院关于防止滥宰耕牛和保护发展耕牛的指示》。《指示》指出：我国农业合作化以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耕牛和其它耕畜仍然是农业生产上的主要动力”，如果“不坚决采取保护现有全部耕牛的措施，就会给今后的农业生产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带来极为不利的后果”。
2007/09/10
1955年五十七岁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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