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谒哈尔滨苏联红军烈士墓和东北烈士纪念馆，对在场的省、市负责人说：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才换得了人民的解放和胜利。要广泛搜集革命烈士的事迹和文物，向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当场为纪念馆题词：“革命先烈永垂不朽”。
△全国开始实行中央财经委员会颁发的经过政务院修正的税制。
1月2日 离开哈尔滨返回北京。
1月3日 就协助日侨回国问题，书面报告毛泽东、朱德并转陈云、邓小平：拟仍依原议邀日本红十字会等三团体来华洽谈有关事宜，并建议中国红十字会对此发表一项声明。八日，中国红十字会根据周恩来指示精神，发表《关于日侨回国问题的声明》。
△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商讨一九五三年志愿军在朝鲜战场所需炮弹的进口和缺额在国内的增产问题。
1月4日 为中共中央批转《外交部党组关于处理英商中的几个问题的通报》。《通报》指出：我们的基本对策，仍然是贯彻政务院一九五二年七月的指示，“实行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挤掉帝国主义在华产业而与之加强进行平等、互利的贸易来往的总方针，并根据英商各集团、各系统、各行业、各厂商的具体情况，进行个别处理和区别对待”。
1月7日 就山东省政府来电请求拨款修建烈士纪念塔一事，致电各地：各地过早地修建烈士陵园、烈士纪念塔和纪念碑等，将占去国家一定数量的资金，不利于国家集中财力进行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是不妥当的。因此，决定除在首都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外，全国这类工程“一律停止修建”。“俟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再由政务院视情况决定修建否”。
△参加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央美院为画家齐白石九十三寿辰举行的庆祝宴会，向齐祝贺。
1月上旬 为了更好地分工和集中领导，以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根据一九五二年底中央《关于改变大区政府机构与任务的决定》精神，在征求各大区意见的基础上，主持拟定了各大区行政委员会名单。八日，写信给毛泽东、朱德、陈云、彭真，认为名单“已可最后定案”。十四日，经政务院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批准任命。
1月9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六十六次政务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央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二月一日，周恩来签发《政务院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示》。《指示》规定县以上各级政府应立即组织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广泛吸收各界人士参加；各级政府必须保证这一运动有计划、有组织地健康进行。《指示》说：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宣传婚姻法和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群众运动，根本摧毁包办强迫、男尊女卑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树立男女权利平等、婚姻自由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在贯彻婚姻法运动中，“需要有长期的、细致的、耐心的工作，而不能采取粗暴急躁的态度与阶级斗争的方法”。但是，“对于极少数虐待、杀害妇女以及干涉婚姻自由而造成严重恶果致民愤很大的犯罪分子，则必须按法律予以应得的惩处”。
△就板门店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后志愿军谈判代表团紧缩工作问题，致电乔冠华：既然代表团紧缩工作完毕，工作已有交代，“同意你于数日内动身回国。经过平壤时，应通过我大使馆向金首相报到，如蒙约会，应前往报告我代表团紧缩工作及今后朝中双方工作关系，并请其给予指示”。
1月12日 在中央直属机关总党委、中央宣传部主办的学习苏共十九大文件专题报告会上作《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回答与会者在学习和讨论中提出的问题。
△主持召开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提交会议讨论，并商定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召开日期和日程安排。
1月13日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作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的说明。指出：建国初，《共同纲领》中就确定我们是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但当时国家建立伊始。解放全中国的战争还在进行，许多地方的群众没有发动和组织起来，条件还没有完全具备。经过三年的努力，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为着配合各项建设，要使政治建设完备起来：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代替现在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形式；召开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代替现在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形式。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加强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联系，使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更加完备。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的选举原则是普选，实行普选最主要的还是基层的直接选举。既然要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要把宪法搞出来。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仍然存在。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
△担任本日成立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选举法起草委员会主席。
1月16日 就毛泽东十五日给自己和陈云、邓小平、薄一波写信。提出实行新税制后在全国引起波动事，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研究改行新税制后的市场物价问题。
1月18日 书面报告毛泽东并刘少奇、朱德、高岗、彭真、邓小平：对印度尼西亚以大米换橡胶的合同已签，数量虽少，但对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是有利的。为进一步做好这项工作，我已告曾山〔注〕、雷任民，将最近时期对属于资本主义体系国家的贸易情况向党中央作一综合报告，以便能在中央会议上作一次专门研究。
〔注〕曾山，时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商业部部长。
1月19日 在招待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二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代表时讲话：民主党派的工作要同国家在今年的三大任务相配合。“三大任务是抗美援朝、国家建设和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如何配合国家建设的问题，首先，“要动员自己的成员在各自的岗位上保证完成国家的建设任务，要他们身体力行，起模范带头作用，在共产党领导下一道前进”。第二，“要严格遵守国家纪律，大家要步调一致”。“乡村的个体农业和城市的小工商业是两个大海，要把他们纳入国家建设计划的轨道，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此，要稳步前进。”中国共产党“在考虑人民代表时，既要掌握原则的严肃性，还要有实际的灵活性，对友党要宽些。但原则是一致的，要选出肯为人民服务的人。只要真心为人民服务，民主党派朋友是可以得到照顾和安排的”。能不能选上决定于人民的态度。
1月21日、23日 主持选举法起草委员会会议，讨论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草案）》。二十五日，致信毛泽东：现将《选举法（草案）》修改本送上请审阅。“选举法的名称尚有争论未决。有人主张选举法前面应冠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字样，似亦无不可。”二十六日，毛泽东批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并认为选举法的内容好。二月十一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1月22日 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会议，讨论李富春提出的关于兵工生产与建设的五年计划。在发言中说：现在兵工厂的建设规模已经不小，不能冒进，其发展要与整个重工业的发展相结合。
1月23日 就上海市防空工作中的有关问题，致电上海市委转潘汉年：苏联防空专家所提扩大防空机构的建议，是从将来发展的角度提出的，“不是要马上大搞，而是要逐步实现。目前还不需要也不可能这样做”。
1月24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会议讨论一九五三年财政收支概算问题。
1月26日 出席中央财委召开的各大区和主要省市的财委主任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有关指示，说：（一）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初步总结了一九五二年预算执行的情况，订出了一九五三年的概算。（二）财政概算应实事求是，根据需要与可能，贯彻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财经工作一定要稳步前进，即要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前进，一切开支都要服从于市场的稳定，物价要稳，人民生活还要逐步改善。市场不稳，要建设也建设不好。（三）防止财政赤字的主要对策，仍在于增产节约，开源节流。
1月27日 就新华社一九五三年新闻报道计划作出指示：（一）要加强对抗美援朝的报道。（二）“面向建设，面向国际”的提法不完整，应为“联系群众，联系实际，提高质量和效率，有重点地发展一些工作”。（三）对国家工业化的报道还不具体，需要加强。
1月28日 致电李富春、叶季壮〔注〕：（一）现托人带去第二机械工业部五年工业生产计划和兵工工业五年建设新方案。新方案较之以前所提扩大了很多，“但拟请苏联设计的项目却减少得很多”。待苏联方面与你会谈兵工生产计划时，“由你酌情提出修改，或仍按原先设计项目请其派人来华考察设计，在设计过程中再与其讨论更改或合并设计项目和产量”。至于航空工业和坦克工厂建设两项计划，“则不作更改，亦待派员来华设计时，再与之商榷设计项目和产品”。（二）另选上二机部五年订货计划表和总后勤部五年订货计划表及其货单，由叶季壮将其重要项目提交苏联对外贸易部。
〔注〕叶季壮，时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对外贸易部部长。
2月1日 将《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问题》的讲话稿送毛泽东、刘少奇审阅。稿中答复了一些人对普选工作提出的疑问，说：“普选的关键决定于人民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并不决定于人民的文化程度，更不决定于国家的经济状况。”“人民迫切需要实行普选，好把他们自己所真正满意的和认为必要的人选举出来，代表自己去参加国家政权机关的工作，负责管理国家的事务和与自己有关的事务，而把他们自己所不满意的和认为无必要的人撤掉。我们没有理由，更无任何权力去反对或推迟实现全国人民迫切需要行使的这种基本权力。”根据实际情况，“在这个普遍选举制的基础上，除基层人民代表大会采用直接选举制外，基层政权以上的人民代表大会，目前尚只能采用按级选举的间接选举制”。
2月4日一7日 出席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四日，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报告》回顾过去三年中在各条战线取得的辉煌成就。指出：我们之所以能取得这样伟大的成就，是由于进行了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是由于我们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是由于获得了苏联的大力援助。《报告》分析了对中国日益有利的国内外大好形势，强调：当前我们最迫切最重大的任务是，第一，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里，动员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集中力量。克服困难，为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五三年度的建设计划而奋斗。这是贯穿全年的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第二，抗美援朝斗争必须继续加强，中国的国防力量必须进一步巩固和壮大起来。第三，动员全国人民积极准备和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以便充分地发挥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来共同奋斗。会议通过《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和《关于常务委员会会务报告的决议》等。
2月5日 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一九五三年财政预算。
2月1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李富春电，认为苏方对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案所提的各项意见，都是很可宝贵而应该予以重视的。根据中国的客观实际和苏方的意见，五年计划确应放在可靠的基础上，减低工业生产总值每年递增的速度是肯定的。因此，可根据来电所提原则与其进行各项磋商，进一步考虑和修改我们原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
2月15日 中共中央制定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社决议（草案）》经过一年多试行后于本日通过，作为正式《决议》公布。全国各地开始普遍试办初级农业合作社。
△致函廖承志，要他就在华日侨的人数、不愿回国的日侨情况、日方可能对日侨进行思想调查和日方请求中方准许日本战犯与家属通信等问题，同外交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公安部有关人员磋商，并提出处理意见相告。
2月17日 审改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计划机构的通知（草案）》。随即，致信刘少奇、高岗、薄一波：“现在地方各级政府除东北各省外均无计委组织。上次中央关于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电文，亦未提到成立各大区、省、市计划局、处事，故在取得高岗同志同意后，特将此二点加以修改。”
2月17日、23日 召集朱德、习仲勋、曾山、贾拓夫〔注1〕和有关各部部长、国家计委委员与各局局长开会，讨论苏联国家计委对中国五年计划方案所提的意见，一致认为：苏方的意见对我们制定五年计划有巨大的帮助。同意将五年计划中的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定为百分之十三点五至十五，年度计划则根据实际可能情况再定为百分之二十左右，以保证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这样做有好处。随后，和陈云、邓小平、薄一波、邓子恢〔注2〕、高岗联名致电李富春，通报开会情况，并告同苏联的各项谈判希望早日定案。
〔注1〕贾拓夫，时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
〔注2〕邓子恢，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家计委副主席。
2月19日 根据本年初毛泽东认为政府工作存在分散主义的意见，主持召开关于加强政府各部门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和作好分工的座谈会。与会的有邓小平、李维汉、董必武、彭真、刘景范、薄一波、曾山、贾拓夫、安子文、习仲勋、钱俊瑞、齐燕铭、孙志远〔注〕等。随后，根据会议所确定的原则，主持起草并于三月十日形成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决定（草案）》规定：“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并经过中央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以后，始得执行。”对执行情况和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也须“定期地和及时地向中央报告或请示，以便能取得中央经常的、直接的领导”。为了更好地使政府各主要领导人“直接向中央负责，并加重其责任”，确定高岗负责国家计划工作，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政法工作，陈云、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曾山、贾拓夫、叶季壮负责财经工作，习仲勋负责文教工作，周恩来除主管全面工作外，还负责外交、对外贸易等工作，邓小平负责监察、民族、人事等工作。
〔注〕孙志远，时任政务院副秘书长。
2月20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六十八次政务会议。在讨论出版总署召开第二届出版行政会议经过的报告时说：半年来，出版工作经过整顿后是有成绩的，但仍存在着粗制滥造、盲目追求数量、不重视质量、违背国家政策、强行摊派的情况。今后，出版工作应有计划性，要厉行节约。
△就扑灭大同煤田已燃百年的地下大火一事，向山西省人民政府和中央燃料工业部发出指示：“责成中央燃料工业部负责，山西省人民政府参加，调派得力干部，限期成立消火委员会。这一委员会应驻在大同矿区。以大同矿务局为主，并由中央燃料工业部抽调华北、东北有消火经验的员工，前往进行调查，测绘简图，制定计划，提出设计和预算，报告中财委核准施工，以免国家资源遭受重大损失。”
2月中旬 和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干部王雨波谈话，介绍老家淮安的一些情况，委托王到淮安办理三件事：一是陪同前来北京探亲的婶母（儿子被国民党杀害）回老家，并转告当地政府，他婶母的生活再不要政府照顾了，由周恩来本人每月汇寄生活费。二是周家还有几亩老坟地，让当地农民集体耕种；如果坟丘有碍耕种，可以平掉，将尸骨装入罐中深埋。三是听说当地政府要修缮旧居的老屋，并准备建纪念馆，可告诉政府，老屋有坏的地方可以修，如果当地要办医院、托儿所等公共福利事业，可用老屋和院子，不要建纪念馆。
2月21日 就上海和长江私营轮船公司要求贷款、合营事，函告薄一波，认为“中兴”号和“海鹰”号轮船可立即实行公私合营，其它的可实行联管。在对联管船只进行整顿后，也准备在今年内进入合营，“否则，拖得太久，船只损失过大，从大处看，于我极为不利”。
2月22日 上午，率中国政府代表团飞抵旅大市，慰问驻旅顺口地区苏军部队。代表团代表为萧劲光、刘亚楼、萧华、伍修权。
△下午，出席庆祝苏联建军三十五周年、慰问驻旅顺口地区苏军部队大会。在会上讲话说：“中国人民曾经以十分关切的心情注视着苏联军队所走过的艰辛的、英雄的、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道路。”“苏联军队在击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给予中国人民的巨大援助，中国人民将永志不忘。”“旅顺口地区在历史上是帝国主义者进攻中国东北的桥头堡，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在目前的形势下，苏联军队驻在旅顺口地区，对于制止和打击帝国主义的任何侵略阴谋，就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中国人民解放军决心更加努力地。向苏联军队学习，加强国防建设，充实现代装备，改进编制制度，提高各种训练，为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会上，代表毛泽东将锦旗授给苏军指挥官，将纪念章授给苏军将士。
2月23日 向旅大市苏军烈士纪念塔敬献花圈。次日，设宴招待驻旅顺口苏军高级指挥官。
2月24日 在旅顺口军港视察新组建的新中国第一支潜艇部队，对指战员说：我们国家需要一支水下作战力量。我们要勇于进入新的领域，开创新的事业!
2月25日 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返抵北京。
2月27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六十九次政务会议。在讨论沈雁冰作的访问波兰文化代表团工作总结时提出：（一）今后凡我国所派代表团在出国前，应由外交部主管司负责介绍所访国的主要情况。（二）文教委员会要研究关于加强我国与各兄弟国家签订文化协定的监督执行和指导工作的具体办法。（三）由文教委员会指定出版总署研究印制标准领袖像供给驻外使馆使用。（四）各有关部门应对苏联和兄弟国家供给的技术资料负责保密。
2月28日 函告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高岗、邓小平：张国华、范明〔注〕现借道印度飞往重庆，“拟俟他们到京后，与他们商谈逐步解决印（度）、尼（泊尔）在西藏所沿袭的驻兵、通邮、通电和入境等特权问题”。
〔注〕张国华，时任中共西藏工委第一副书记，西藏军区司令员；范明，时任中共西藏工委第三副书记，西藏军区副政治委员。
3月初 看望因阑尾炎住院的刘少奇。并召集医务人员和有关负责人研究确定治疗方案。
3月4日 获悉斯大林突患脑溢血症的消息后，和毛泽东、朱德、高岗、林伯渠等前往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会见潘友新大使，对斯大林重病深表关切和慰问。
3月5日 起草中共中央转发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的报告的批示。批示指出：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党对文艺的领导、改组文艺团体及改变作家生活制度的报告，中央认为是正确的，可行的。“关于改变作家生活制度一项，应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先在文艺界酝酿成熟，然后有步骤有准备地推行。以期这种改变真正有助于改善作家的创作活动，提高他们的创作积极性。”
△晚，出席中共中央会议。
3月6日 致电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吊唁斯大林逝世，并前往苏联驻华大使馆吊唁。
3月6日前后 起草《代表团赴苏任务提纲》。《提纲》说明代表团的任务是：“专诚吊唁，表达中国党、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深切悲痛。”同时与苏共领导人讨论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和朝鲜战争等问题。
3月7日 致电李富春；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全国政协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团长周恩来，团员李富春、张闻天、罗瑞卿、叶季壮、伍修权、郭沫若、刘长胜、蔡畅、廖承志等十八人。请通知苏联方面，“代表团此行系专诚吊丧。希望摒除接送仪式，一切从简”。
△上午，率代表团飞离北京，八日抵莫斯科。当晚，率代表团去工会大厦瞻仰斯大林遗容，在灵前献花圈并参加守灵。
3月9日 在莫斯科红场同苏联党政领导人、各国兄弟党领导人，出席斯大林追悼会和葬礼。随后，会见苏共中央、各国兄弟党领导人。
3月10日、11日 为详细了解去年八月开始的中苏双方就中国“一五”计划轮廓（草案）等问题进行商谈的情况。听取数月前去莫斯科的李富春、叶季壮，宋劭文的汇报。李富春还提出关于五年计划及其它问题的若干建议。
3月11日 和李富春、张闻天、罗瑞卿、张宗逊〔注〕同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赫鲁晓夫、米高扬、库兹涅佐夫会谈，就中国的“一五”计划、抗美援朝、国防建设、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共全国代表会议等问题交换意见。
〔注〕张宗逊，时任军委副总参谋长。
3月13日 复电罗贵波〔注〕并转越南劳动党中央：越南要求中国援助的军事物资，均可予以解决，即由军委总后勤部分批发货。
〔注〕罗贵波，时任驻越南政治顾问团团长。
3月14日 下午，致电毛泽东，告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捷共主席哥特瓦尔德于本日上午十一时逝世。随后再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提出参加葬礼的中国代表团名单，说明代表团的同志们均认为以我去为当。
3月16日 中国决定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郭沫若、谭希林〔注〕为团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前往布拉格参加哥特瓦尔德葬礼。十七日，周恩来率代表团由莫斯科飞抵布拉格，随即前往总统府向哥特瓦尔德遗体告别，并在灵前献花圈和参加守灵。十九日，参加葬礼。
〔注〕谭希林，时任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
3月21日 飞返莫斯科。
△出席中苏《关于一九五三年度货物周转之议定书》和《关于苏联帮助中国扩大现有电力站和建设新电力站的协定》的签字仪式。
△晚，应苏共中央约请，同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赫鲁晓夫、马立克、库兹涅佐夫商谈朝鲜停战方案问题。随即，两次致电毛泽东，汇报商谈情况。
3月23日 致信马林科夫，一九五三年度中国向苏联的订货中有三项重要货单尚未谈定，这三项均系我国军队和军事工业急需的各种物资，希望苏方尽快与中国驻苏商务参赞商谈，并能从第二季度开始交货。为使今后能够顺利地办理中国向苏联的军事物资订货，希望苏联政府规定一个固定的军事订货程序，以便我们遵循。
3月 听取以钱三强为首的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汇报访问情况，并帮助代表团联系参观被列为保密范围的核科学研究机构和培养干部的专门院系。
3月24日 晨，率代表团飞离莫斯科，二十六日返抵北京。
△发出《关于撤消政府党组干事会的通知》。《通知》说：“（一）政府党组干事会自即日起正式撤消，今后各党组及党组小组均由中央直接领导。（二）凡有关各委及各部门党组的人员变动及其它有关组织问题的各项事宜，自即日起应直接向中央组织部请示和报告。”
3月26日 向毛泽东汇报同苏共领导人商谈朝鲜停战方案的情况，并确定了中国政府应采取的方针和行动。
△晚，为毛泽东起草致金日成电：苏联派来一负责人和随员，明日离北京经安东前往平壤同你面商要务。请派得力人员于二十八日午前赶到安东接人。
3月27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金日成电：“现拟以金、彭名义复克拉克一信，表示我方完全同意关于在战争期间先行交换双方病伤战俘的建议，以重开谈判之门，然后再由北京、平壤、莫斯科相继发表声明，准备在遣返战俘问题上作一让步，以争取朝鲜停战，但也准备在争取不成的情况下继续打下去。”志愿军谈判代表拟由丁国钰、柴成文担任。李克农待谈判重开后即去开城。乔冠华将于本月底由北京动身前往开城。
△为毛泽东起草致丁国钰并告金、彭电：如金首相同意金、彭复克拉克二月二十二日来信的信稿内容，“请即电话告开城并电复我们。开城可于二十八日下午将此信交给对方，平壤、北京于二十八日晚广播，二十九日登报。如美方同意派联络官会晤，商定恢复谈判日期，望即电告”。随电发去周恩来起草的金、彭复克拉克的信稿。
△致信毛泽东：《关于朝鲜停战后几项问题的解决方案》，是我口授大意后由聂荣臻召集总参谋部、总干部部、总后勤部和外交部、铁道部、公安部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商定的。其中，除第四项须另行斟酌外，“其它各项均可予以同意”。次日，毛泽东批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3月28日 和邓小平、李维汉、廖承志商谈广东、福建两省侨务问题。一致认为：两省在侨区土改出现偏差后，提出的纠偏方针、办法是正确的，应予同意，即对错划阶级的应无条件地给予纠正，尽量赔偿损失。并做好争取团结工作，对华侨地主，除极少数按公安管制条例应予管制外，其它的一律取消管制。四月二十一日，将有关情况函告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
3月30日 发表《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声明》综述了过去一年多谈判取得的成果，指出这“已经奠定了在朝鲜实现停战的基础”，认为谈判如不中断五月之久，“战俘遣返问题可能早已找出解决的办法”。并说，为尽早实现停战，中朝政府共同研究后一致建议：“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
4月2日 召集高岗、薄一波、章汉夫、伍修权、李哲人〔注〕、雷任民等开会，商谈外贸工作问题。
〔注〕李哲人，时任外贸部副部长。
4月3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七十三次政务会议，并作《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报告，阐明我国政府对恢复朝鲜停战谈判和遣返战俘的立场和主张。指出：停战谈判进行快两年了。美方在谈判中采取拖延政策，凡是对他有利的就谈，不利的就拖，而我们在全部谈判中是一贯坚持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方针。因为美方蛮横无理地坚持其自愿遣返的原则，所以我们不能与他妥协，当他虚张声势，吓唬人的时候，我们必须坚决地顶回去。我们坚持原则是对的，但是不能老僵着，因此在时间上让了一步，分成两个步骤来实现。我们提出的遣返俘虏的这个方案与美国方案、印度方案不同，我们这个方案是将战俘交中立国。在这种情况下，恢复谈判是定了的，结束战争的可能性是大大增强了，但打的可能性还存在。我们还是两句话：争取和平，但是也不怕战争。
△签署《政务院为准备普选进行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的指示》。《指示》中说：“为了使全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都能依法参加选举，必须做好登记选民的工作。而选民的登记，又必须以人口登记为依据。因此应在选举工作同时，举行全国人口调查登记，以利选举工作的进行，并为国家的经济、文化建设，提供确实的人口数字。”
4月5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乔冠华并告金、彭电：“在六日双方联络官会议中。可只谈双方在战争期间按日内瓦公约一○九、一一○两条交换病伤战俘问题，而暂不涉及我方新建议和复会时间问题。”
4月7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乔冠华并告金、彭电：“我方今日发言应表示我方了解对方的立场是将‘联合国军收容下的全部病伤被俘人员完全送交’我方。如果对方默然，即证明自愿原则已不存在，如果对方声明并非全部。则我方即可保留将来遣返者收容于中立国的要求，但在联络官会议中可先解决直接遣返的安排细节问题。”
4月8日 约见奉命回国汇报中苏会谈最新进展情况的宋劭文，询问苏联方面对中国“一五”计划的详细意见，并说：苏联政府确定百多个援助项目，并要守约按时交付使用，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同时，阅看中国代表团绘制的中国“一五”计划受援项目进度曲线圈，表示赞成苏联经济专家的几个观点，即：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要大于职工人数的增长速度，这样才能保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要大于工资增长的遗度，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积累；技术人员的增加速度，要大于工人的增加速度，这样才能保证技术水平的提高。最后，商议了偿还苏联援助的方式和费用问题。
△为毛泽东起草复乔冠华并告金、彭电：在交换病伤俘虏达成协议时，应发表一书面声明，“保留我方提出要求将未被直接遣返的在对方收容下的我方病伤被俘人员收容于中立国的权利”。十一日，双方在联络组会议上签订《遣返病伤被俘人员协定》。四月二十日，双方在板门店开始遣返病伤被俘人员。
4月9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乔冠华并告金、彭电：现将朝中两国政府解决全部战俘问题的建议的说明信稿发出。这一说明是以南日名义发给哈里逊的。“有了这一说明，我方可更主动地要求对方在关于交换病伤战俘的协定达成协议后，接着商定恢复双方代表团会议的日期。”
4月12日 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谈战俘遣返问题。
4月14日 就新闻宣传报道问题作出指示：现在批评性稿件多一些了，这种现象是好的，但有的稿件事实不确实，有些盲目。文章“要重质不要重量，并要经过当地党委”，“采取合作态度，不要对立起来，记者不要滥用权威”。现在纷纷下去的检查组也是这样，形成钦差大臣满天飞。在公开宣传中要注意不要夸张，过去我们有很多话说过了头。“毛主席的原则是：做了一百件事，只说五十件，才不致自满。”
4月17日 签署《政务院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指示》中说：农民流入城市的严重后果，“在城市，使失业人口增加，造成处理上的困难；在农村，则又因劳动力的减少，使春耕播种大受影响，造成农业生产上的损失”。《指示》提出了七条措施制止这种混乱现象的继续发展。
△接见刚从莫斯科回国的罗舜初、王秉璋，听他们转告李富春有关同苏联商谈制订中国“一五”计划的一些新意见。
4月18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乔冠华并告金、彭电：同意在十九日的联络组会议上发表声明，重申中朝政府分别在三月三十日、三十一日提出的建议。“如对方在会上同意商定复会日期，我方可提议将会期定在二十五日，以便我们对具体实施办法有所准备。”
4月22日 致信毛泽东、彭德怀：经与军械部再次商量，“拟请苏方将今年二十个师装备中的三七高射炮弹一次供给我们，以解决七八月供应不上的困难”。随信附去拟于二十三日发出的周恩来关于请苏联政府将高射炮弹一次供应中国的致布尔加宁电。
4月23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金日成电，征求他对中方提出的《关于解决全部战俘问题的具体实施方案》的意见。《实施方案》根据谈判遣俘问题的实际情况。提出我方关于遣返俘虏问题的两个方案。本日，金日成复电毛泽东：“对来电所示形势、估计及方案步骤，我们完全表示同意。”
△接见巴基斯坦大使罗查，就共同关心的朝鲜谈判、两国农业问题等同对方交换意见，说：朝鲜战争本应早已停止，只是有人以遣俘问题为借口，使仗停不下来。现在我们已让了步，解除了这一借口，不必立即遣返，亦可解决问题。这样，如果再拖延战争，人民就可看得更清楚是谁的责任了。又说：农业是东方国家的大问题。农业发展了，工业发展才有基础。目前中国农业只是经过土改得到恢复，发展还谈不上。东方国家应求自给，同时求得生产发展。应该互通有无，互相帮助。中国作为与巴基斯坦和印度都有密切关系的国家，很希望你们能通过协商，和平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只要努力，是能达到目的的，同时也需要耐性。”
4月24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乔冠华并告金、彭电：“板门店双方代表团会议，将于二十五日恢复，我们已拟定了一个关于我方建议的具体实施方案，并已征得金首相的同意。”现将该方案发去，望邀请朝中双方负责同志加以研究。“如对方坚持二十六日开会，亦可同意。”本日，再代拟致乔冠华并告金、彭电，告李克农将于二十五日动身去开城，同时发去执行《实施方案》的各项步骤。
△就新华社播发中苏石油股份有限公司大批勘探队员（包括苏联专家）出发在天山南北勘探石油稿造成泄密一事，致信胡乔木、陈郁、吴冷西〔注〕：此类新闻不应发表。新华社记者采访建设新闻应该区分何者应公开发表，何者不应公开发表；采写的新闻应由主管部门亲自审阅。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七十六次政务会议，在讨论韦悫作的《对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文化教育考察报告》时说：出国参观访问，国家花的代价是很大的，因此，在国外学到了东西，不能自己知道就算了，而是需要作报告、写文章。写出文章，也不一定都登《人民日报》，除《人民日报》外，还可登《光明日报》，登各种杂志。
〔注〕吴冷西，时任新华社社长。
4月25日 同高岗、邓子恢、薄一波研究在海南岛种植橡胶的问题。
4月26日 为美方中断六个月的朝鲜停战谈判，在板门店重新复会。我方提出解决遣返俘虏问题的六条方案。
4月27日 约曹菊如〔注1〕、雷任民等谈一九五三年中国对苏贸易的平衡问题。五月五日将对苏贸易平衡试算表的要点电告在莫斯科的叶季壮、李强〔注2〕等，并指示按电告精神同苏方商定中苏贸易的平衡问题。
〔注1〕曹菊如，时任人民银行副行长。
〔注2〕李强，时任外贸部副部长。
4月28日 致电乔冠华并告金、彭：为推动谈判的开展，引导对方进入具体协商，在今日发言稿中应加写：“我方所提六条方案已经考虑了对方的三点建议”，“双方在谈判中对于对方的建议应该仔细考虑，并寻求妥协，而不应该抹杀一切，完全否定，这是对于以协商精神促成朝鲜停战不利的”，等。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对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部门工作领导的决定》。《决定》对三月十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所确定的政府领导人的分工作出部分调整，决定：高岗、李富春、贾拓夫负责国家计划、工业工作，陈云、薄一波、曾山、叶季壮负责财政、金融、贸易工作，邓小平负责铁道、交通、邮电工作，邓子恢负责农业、林业、水利、供销合作工作，饶漱石负责劳动工作和工资问题。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中央目前工作方式的决定》，确定今后每星期在中南海西楼召开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两次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4月30日 起草中共中央致李富春电，请向米高扬表示：（一）中共中央、中国政府和毛泽东完全同意苏联政府提出的《关于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等八个文件，“并完全满意和感谢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给予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这样巨大的全面的长期的援助”。（二）授权李富春为全权代表签订这些文件。五月十五日，李富春和米高扬代表中苏两国政府在上述八个文件上签字。《关于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规定：连同过去三年帮助中国设计的五十个企业在内，到一九五九年为止，苏联将帮助中国新建和改建一百四十一项工业企业。
△给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受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派遣曾在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工作过的捷克斯洛伐克医生格玛达莲娜·罗别愁复信：“对于曾经在战争的艰苦年代中帮助过我们的国际友人，我们是不会忘记的，中国人民也是不会忘记的。”
5月6日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接见印度驻华使馆参赞高伯登，把我方将在七日提出的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的第二方案交他转运印度政府，并指出：我方提出新方案后，仍然保留四月二十六日方案。如果美方对我方新方案的态度恶劣，我方仍然回到老方案上。印度最近一星期对我方老方案采取暂不表示态度的方针是好的，希望今后也不要在两个方案中宣布只欣赏第二方案。亚洲国家应该团结互助。
5月7日 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商业问题。
5月8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会上说：为克服政府工作的某些无人负责的现象，必须规定对今后一切工作的处理均应由主管部门负主要责任，主管部门负责人必须亲自过问；遇到有同其它部门有关的事情，主管负责人应同有关部门协商解决办法，然后再提交中共中央批准。
5月9日 致电李富春：“国内在经济宣传上经常发生保密的界限问题，即何者可以公开宣传，何者应当严守秘密，因缺乏经验，很难判断。随着有计划建设时期的到来，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日益发展，此一问题就日益严重而迫切需要加以解决。”请向苏方有关负责人提出这个问题，希望他们介绍保密工作的原则和经验，如能给予可供参考的文件更好。
5月11日 毛泽东，周恩来联名签署《中央军委、政务院关于财经警卫武装领导的决定》。《决定》指出：除重要的国防工业、机械工业等重工业部门，应由公安部队担任警卫外，其余的工矿企业，“均应自行组织警卫武装并将其列为各经济企业部门本身的组成部分”。“此种警卫武装在目前是国家经济建设不可缺少的力量之一，担负保卫经济建设、生产安全的任务，实质上就是人民经济警察，它成为人民警察的组成部分。”
△晚，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农业税等问题。
5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负责，和邓小平，彭真、薄一波、刘景范起草一个关于宣布“三反”、“五反”总结束的内部通知，由周恩来主管，就全国各地应重视气象预报问题，分别以政务院、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和一个指示。
5月14日 在政务院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上讲话：今年是“一五”计划开始的头一年，中央各部门的工作将日益紧张和繁重，财经部门更为突出。过去的工作实践已经证明，战争年代的一揽子工作方法已不适应现在大规模国家建设的需要。为此，政府工作要采取集中领导并分工负责的办法。没有严密的分工，就不能集中领导。如果只有分工，没有集中的领导，就会发生互不协调的情况。政府工作的重心是中财委所属的二十个部门。因为经济是基础，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使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解决了财经问题，其它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领导各经济部门的工作，不仅是制订计划，而且还要指导业务。我们国家经济上的特点，一方面是落后，一方面是不平衡，忽视任何一方面，都要犯错误。总之，我们的任务是繁重的，工作是紧张的，缺点是很多的，信心是大的，前途是无限的。
△签署《政务院关于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财经部门的工作领导的通知》。《通知》指出：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的领导任务日益繁重，其领导力量必须加强才能适应建设工作的需要。为此，规定各财经部门的工作分属高岗、邓小平、邓子恢，饶漱石、陈云（在陈休养期间，由薄一波代理）五人领导。在五人之下分设五个办公机构，分别称为财委第一（工字）、第二（财字）、第三（交字）、第四（农字）、第五（劳字）办公室；五个方面的联系事项，由总理办公室负责。
5月15日 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和参赞高伯登，赖嘉文转达了尼赫鲁的意见：中国的“八条方案”〔注1〕比“六条方案”〔注2〕更能得到多数国家的支持，因此促请中国政府既不要放弃“六条方案”，更应坚持“八条方案”。周恩来回答说：“八条方案”是我们所要坚持的。它不仅包括了印度原提案的基本内容，也采纳了联合国决议案的合理部分，因此这已是我们在战俘问题上的最大限度的让步。而美国的方案在主要方面是反对我方“八条方案”的，其主旨是以武力阻止遣俘。近几天，我们将继续为实现“八条方案”而斗争。但是，如果美国仍要继续坚持其无理主张，我们就不能不考虑重新提出“六条方案”。
〔注1〕“八条方案”，指五月七日我方提出的第二方案。
〔注2〕“六条方案”，指四月二十六日我方提出的第一方案。
△约见本日从莫斯科返抵北京的二机部工作人员陈平，收到叶季壮、李强关于一九五三年度中苏贸易及平衡问题会谈情况的报告和两个关于军事订货并接受苏联对若干军事项目技术援助的协定（草案）。十八日，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会商两个协定（草案）的条文。
5月16日 签署《政务院关于加强增产粮食和救灾工作的指示》。《指示》中说：我国粮食的产量虽已达到抗日战争前的水平，但为了满足国家和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保证国家工业化的顺利进行，增产粮食仍然是农业生产工作中的首要任务。“完成粮食增产任务的保证，是集中力量加强对粮食生产的领导，认真贯彻人民政府发展农业生产的各项政策，更好地教育农民，提高其增产的积极性。为此，必须认真贯彻保护农民土地所有权的政策，稳步地发展互助合作的政策和适当奖励劳动模范的政策等。”
5月17日 审定嘱人起草的毛泽东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因对方所提方案不得人心，正在想转，对方提出休会三天，“我们应抓紧会外宣传斗争，以配合国际形势来打击敌人的无理立场”。对此，北京已作了布置。“目前正准备一个发言稿，其中心内容是指出双方基本分歧：对方是破坏谈判基础，强迫扣留战俘并瘫痪中立国；我方则是既不许强迫扣留，亦不主张强迫遣返，并尊重和信任中立国。”
5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一）基本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关于暂停云南植胶问题和紧缩华南植胶计划两个指示草稿，责成周修改后送毛泽东批发。（二）修改通过周恩来提出的《中国政府对苏联政府备忘录和苏联国家计委关于中国五年计划任务的意见书的回文》。《回文》指出：“苏联政府备忘录中各项规定已经具体化在《关于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及其《议定书》中。”“中国政府愿保证切实履行上述协定及其有关的议定书中所规定的各项义务，并做好自己的各项准备工作。”苏联政府对于建设和改建中国的九十一个新的企业和正在进行中的五十个企业的援助以及其它方面对于发展中国经济的种种援助，将使中国人民“逐步地建立起自己的强大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这对于中国工业化和走向社会主义是具有极其重大作用的”。（三）成立由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黄克诚等十六人组成的中央保密委员会，并责成由周恩来主持制定各种保密制度和惩罚条例。
5月20日 约见廖承志、柯柏年〔注〕，说明为了配合外交斗争，揭露美军虐待我方被俘人员的暴行，决定成立一个由廖承志负责的调查美军暴行小组。同时商议了如何开展工作的问题，确定由小组组织两个作家组、一个记者组、一个医务调查组在我方归队的伤病俘中开展工作。次日，将以上情况电告金日成。
〔注〕柯柏年，时任外交部美澳司司长。
△接见缅甸政府劳动考察团团长帽巫旺、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指出：亚洲国家需要和平环境以恢复和建设自己的国家。我们不愿意受任何侵略，也可保证不侵犯任何人。我们在平等、相互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合作团结，是对亚洲国家有利的。中国虽然很大，但经济落后；文化虽然悠久，但比起现代科学水平，还是落后的。我们落后是一个世纪来帝国主义压迫造成的。我们在这一点上有相同命运，需要大的努力，才能挣脱。我们应有共同发展经济的要求。只有经济发展了，民族独立才有保障。我们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关系，不是以单方面条件强加于人。
5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通过关于在六月召开全国财经会议的通知等文件。
5月24日 视察北京一○一中学，对学生说：“希望你们不要特殊化，不要脱离劳动，不要脱离群众。你们是革命干部子弟，你们的父兄为人民流过血，立过功，但功劳不能记在你们的账上。”“你们头脑里千万不要滋长特殊化的思想，不能骄傲，要谦虚，要尊敬老师，要向劳动人民学习，向劳动人民的子弟学习。现在为人民好好学习。将来为革命多做贡献。”
5月2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负责，会同刘少奇、邓小平、饶漱石、杨尚昆等起草关于中央办公制度和文电处理的改善办法，提交中央决定。
5月26日 主持召开保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提出加强保密工作的五条措施，强调军事秘密和经济建设的重大项目是保密工作的重点。十月三日，周恩来将会议情况向中央作了书面报告。
△起草中共中央致李富春电：在关于军事订货的两个协定签字后，中国政府代表团从去年八月起赴苏进行谈判的任务已全部完成，届时即由你率领代表团全体人员一道回国。
5月27日 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阐明中国对美国五月二十五日新方案的意见。
5月29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八十次政务会议，在讨论《一九五三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计划》等文件时说：院系调整工作“应该采取有重点地稳步前进的方针。有重点地稳步前进，不是不进或冒进，也不是齐头并进”。“如果把摊子铺得很大，没有重点，形式上好像配合了国家建设，实际上却不是。什么都要满足，结果是什么都不能满足。”“今后院系调整应该根据需要与可能来定出进度”，“照现在的计划，二百多个学校一下子摆开，有点多了，似乎有些好大喜功。应该实事求是，首先调整好综合大学和工科大学。”
5月30日 晚，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上讨论朝鲜谈判问题。
6月1日 就五月三十日金日成来电认为对方提出的新方案已与我方方案接近可以接受一事，为毛泽东起草复金日成电：“我们同意关于敌方新方案可以接受的意见。”“我们准备指示开城在六月四日复会时，表示基本同意对方的新方案，只在各项条文中作若干必要的和技术上的修改。”
6月4日 在中共中央统战部招待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扩大）会议代表茶话会上讲话：目前形势对我国十分有利，我们应该利用这样有利的形势加紧国家建设，使我国更加强大。因此。“民主党派的责任，就是要推动自己的成员积极地参加各自岗位上的建设工作”，“同时也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因为阶级还存在，因此，各民主党派里面事实上还存在着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就不可能取消，而要允许它合法存在。“但这些思想要受《共同纲领》的限制，不能让它自由泛滥。如果这些思想跟工人阶级的思想对立，敌视共产党，就要受到批判。”“我们现在要进行建设，过去学的那一套很多都不适用了，这就要求每个人都要钻研业务，而钻研业务，就需要更多的时间。”“现在，开会太多也是一个问题，要设法调整。我们应该看到，业务里面也有政治。使业务有利于人民，这就是政治。研究如何使业务有利于人民，这也是政治学习。”
6月4日前后 两次约叶剑英谈华南党、政、军的组织领导工作问题。五日夜，将谈话情况书面报告毛泽东、刘少奇。
6月5日 零时，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介绍朝鲜停战谈判在四甘复会后的情况。说：我方首席代表基本上同意对方五月二十五日新方案。因为我们认为对方新方案和我方五月七日方案的基本方针是相符合的。我方已提出了一个修正案，对对方方案作了必要的技术性修正。如果对方真想解决问题，就不会反对我方这个修正案。七日零时，再次接见赖嘉文，告以：昨天会上，对方已基本上同意我方的修正案。看来，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增加，落空的可能性减少。
△在外事工作会议上作报告，论述国际上的主要矛盾问题，说：“两大阵营的对立当然是基本的”，但“当前的矛盾主要表现在战争与和平、民主与反民主、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四个方面”。“这些矛盾的发展都有利于和平民主方面。现在已经很明显，这些矛盾是非常尖锐的，将来会更加发展。”“我们主张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一切国际纠纷。”“如果新战争能够被推迟，也就可能被制止。”“如果战争来了，我们毫不畏惧，敢于抵抗，而且一定能够击败战争挑动者。朝鲜战争的事实已证明得很清楚。”美国在朝鲜打了三年一无所得。“我们政策的基本点是敢于在制度不同的国家间实行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帝国主义既怕和平，又怕战争，我们都不怕，不怕和平也不怕战争。我们主张和平，反对战争。”“跟美国走的没有几个国家，和平的影响一天天在扩大。”
6月6日 晚，到毛泽东处开会，商谈宪法问题。参加者还有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伯达、胡乔木。
6月8日 朝鲜停战谈判双方代表团在板门店正式签订关于遣返战俘的协议。一年多来阻碍朝鲜停战的战俘遣返问题获得解决。此后，双方进入重新划定军事分界线和拟定签订停战协定的细节工作。
△在遣俘协议正式签订后，打电话给李克农，要他向为谈判日夜操劳的志愿军代表团全体人员转达亲切的慰问。
△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库兹涅佐夫和柯托夫、布拉金〔注〕，谈苏联在华专家的工作问题，同意苏方提出的今后统一由苏联大使馆办理各系统增聘、延聘、辞聘专家的手续的意见，并说：中国政府系统和军事系统各部门的最重要的、带方针政策性的和涉及各部门全面计划性的工作问题，都是在党组和党委会议上讨论的。虽然有了各部门负责人定期会见专家组长的规定。但在讨论上述问题时，首席顾问或专家组长参加党组或党委会议仍然是必要的。
〔注〕柯托夫，时任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布拉金，时任苏联驻中国政府系统代总顾问。
6月9日 约请高岗、饶漱石、彭真、薄一波、习仲勋、李维汉、曾山、贾拓夫、齐燕铭等开会，研究召开全国财经会议的有关事宜。会议议定了财经会议的宗旨、议程和组织领导等问题，并决定：（一）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彭真、习仲勋、李维汉、曾山、贾拓夫和各中央局、分局书记组成会议领导小组；（二）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作会议的总的经常主持人。会后，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全国财经会议如何进行的请示报告》。当晚，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批准这个《报告》。
6月10日 约见陈正人、汪季琦〔注〕，在听取关于参加波兰建筑师代表大会情况的汇报后说：我国建筑事业虽有古代许多优良的建筑成就，但目前来看还是落后的。应逐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几年来，北京新建的楼房有很多很难看，究竟怎样才是合乎理想的民族形式，并没有定型。因此，在建筑艺术上还需要研究摸索，同时要反对两种偏向：一种是单纯地追求美观的铺张形式，另一种是保守的复古形式。从建筑工程的适用、经济、美观三个条件来看，目前应着重于适用和经济，但也要求在可能条件下的美观。城市建设应当是根据工业发展的需要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北京市的城市建设，应建立专门的机构负责统一规划和工程实施，否则混乱现象难以克服。
〔注〕陈正人，时任建筑工程部部长；汪季琦，时任建筑工程设计院副院长。
6月12日 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预备会议上作报告，介绍国际形势、建设新中国的基本情况和会议所要进行的工作上政策上的检查。报告指出：搞经济建设，就必须把财经工作搞好。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财政问题，准备解决中央提出的以及各地有意见并且能够解决的一些问题。解决的方针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充分听取各地的意见，然后加以集中写成决议。强调：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制度是一个过渡的制度，这个社会是一个过渡的社会，这个过渡时期的每时每刻都在增长社会主义成分，国家的经济发展就是增加社会主义成分，走完了这个过渡阶段就到达了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能不能胜利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已经取得了全国的胜利，而且已经把帝国主义加来的压力打退了。能不能恢复经济的问题亦已解决了，三年的经验证明。我们能恢复。目前摆在我们面前要解决的问题是能不能在政治上巩固我们已得的胜利，能不能建设新中国，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
6月13日—8月13日 主持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会议围绕如何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主要讨论关于五年计划、财政、民族资产阶级三个方面的问题，以及财经方面其它一些具体问题。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错误地估计形势，利用党纠正财经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机会，在会内会外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大肆散布流言蜚语。攻击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攫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在一段时间里，讨论和批评“新税制”成为会议的中心问题。中共中央纠正了在他们影响下出现的一部分不正确的意见，会议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会议期间，周恩来主持召开三十余次领导小组会议，听取财经工作汇报，研究讨论财经工作中粮食的年度平衡、提高小麦价格、农业税、财政概算、财政制度、商业和银行等问题。
6月13日 致信毛泽东等；为统一管理苏联专家工作，并负责对苏联专家的聘请和分配。提议政务院下设专家工作小组，由伍修权、齐燕铭、萧向荣、杨放之、王光伟、赖祖烈等组成，以伍为组长。政务院下设专家工作办公室和专家招待处，为专家工作小组的办事机构，拟以杨为办公室主任、赖为招待处处长。拟于月内召集一次聘有苏联专家的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会议，讨论改进专家工作问题，并将根据会议精神起草一个关于加强专家工作的决定送中央批准。二十四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批准周恩来的上述建议。九月九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发挥苏联专家作用的几项规定》。
△召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议，布置下周会议开会内容。
6月14日 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库兹涅佐夫，介绍朝鲜停战谈判的进展情况。
6月1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讨论李维汉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的报告时说：我也在调查、寻找对私人资本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和途径，李维汉的报告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时，和毛泽东指出：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必须要有一个机关来统一负责。和陈云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不应限于加工订货，而应逐步扩大为公私合营。毛泽东在会上第一次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指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会议决定：（一）由李维汉、胡乔木、陈伯达、李立三根据大会讨论意见加以修改，写成中共中央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的决议，下发各地征求意见，待将来提交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或其它适当的会议讨论决定。（二）由中央统战部管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由李维汉兼任中财委副主任；中财委设立第六办公室，由许涤新任主任。
6月16日 观看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为纪念屈原逝世二千二百三十周年而排练的郭沫若所写历史剧《屈原》，并在接见陈鲤庭导演，石羽、张逸生副导演和赵丹、吴雪、王蓓、谢添等演员时说；今天重演屈原，着重点要放在歌颂这样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纪念这样一位世界文化名人上。要注意历史剧反映时代精神的问题，历史剧不要演成现代剧，有些现代化的字句要去掉。新创作的《屈原》音乐风格不调和，最好用些箫、笛、琴、琵琶等中国乐器，现在的音乐将来可以独立演奏成为《屈原组曲》。
6月17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金日成电，告以中朝方面领导人出席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仪式时的有关问题。
6月18日 前往彭德怀处谈工作。二十日，致电金日成：彭德怀“预计于二十二日抵平壤，到后将与您商谈有关停战各方面事宜”。
6月19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八十三次政务会议。在讨论农业部部长李书城作的《一九五三年春季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时说；提高农业生产的产量。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乱来”。我们国家的粮食亩产是低的，“要想一下子跳到亩产一千斤，根本不可能”。“农业机械化的前途是一定要实现的。看不见这个前途，是盲目；另一面，不承认我们的落后和不平衡的现象，就是急躁。”“过去有急躁情绪，想一步登天，结果犯了错误。”“我们国家总是要到达社会主义社会的，而且是在走着。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是一天天在增加着。”“我们既反对保守思想，也反对急躁情绪。”当前“在农村工作中，我们主要的是反对急躁”。
△接见印度大使赖嘉文，就十八日至十九日李承晚反动集团胁迫不直接遣返的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离开战俘营一事作出反应，认为这是美国在遣俘协定已达成和停战协定即可签字时纵容李承晚反动集团干的，性质非常严重。
△审批嘱人起草的毛泽东致李克农并转金、彭电。内称：针对李承晚集团的挑衅行为，以金、彭名义写一封态度强硬的抗议信给克拉克，给敌人以压力，使此类事件不再发生。
6月21日 审定并批发中共中央《关于各大行政区及某些大城市成立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的通知》等两个文件。《通知》指出：四月二十一日成立的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目的在统一并加强党对民间性国际活动和一部分政府性国际活动（主要是文化方面）进行指导与检查”。由王稼祥任主任，廖承志、刘宁一任副主任，董越千任秘书长。二十五日，《通知》下发。
6月23日 召集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议，商议本周会议议程。
6月25日 和邓小平主持政务院第一百八十四次政务会议。在讨论王鹤寿所作的《关于重工业部一九五三年工作要点》的报告时说：这个报告系统地总结了重工业部过去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今后工作的方针，因此，这个报告不仅值得工业部门学习，也值得其它财经部门和政法、文教部门学习。
△致信毛泽东并刘少奇、高岗、邓小平、黄克诚〔注〕，详告同吕正操、刘居英商谈关于在朝鲜停战后恢复与新建铁路以及铁路如何管理等问题的情况。
〔注〕黄克诚，时任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政治委员。
6月28日 致信毛泽东并转高岗。对高岗《关于编制五年计划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稿提出修改意见：把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为党在过渡时期的“唯一目标来说是不完全的，其中没有包括农业集体化及利用和改造资本主义工业”。因此，建议改为：“我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在今后一个长时期内，党的基本任务就是：稳步地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有步骤地促进农业的集体化，使我们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同时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不断地扩大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以实现我国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报告稿十八页末段第一句“也须修改，并且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从革命胜利后开始的，不是从今年开始的”。
△就朝鲜停战后修复和新建朝鲜铁路及其管理问题，致电金日成并告彭德怀：（一）停战后的第一步，即拟将军事管理总局及其所属各级领导机构中的由中国同志任正职、朝鲜同志任副职的状况，改变为朝鲜同志任正职、中国同志任副职。由此，刘居英改任第一副总局长，再依朝中双方的需要，设立若干副总局长。（二）视停战后的局势发展，取消管理总局，将铁道行政权完全交给朝鲜铁道省。（三）停战后，中国即着手帮助朝鲜基本修复原有铁路线（包括铁路、桥梁、车站、山洞、通讯、给水等）。
7月5日 和朱德前往医院看望病中的邓小平。随后致函毛泽东：小平便血已停，气色转好，虚肿亦消，尚须静养数日，已告他好好静养。
7月上旬 主持起草《目前停战谈判情况及关于克拉克来信的对策》和金、彭复克拉克信稿两个文件。《情况及对策》指出：“李承晚的破坏行动是美国统治集团纵容出来的。它适应于美国统治阶级中反动垄断集团的利益，但却在全世界（包括美国在内）引起最广泛的强烈的反对，使美国政府在国内外关系上处于更为困难的境地。”美国政府在其本国和世界各国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是很难继续拖延停战的。因此，克拉克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复金、彭的信乃不得不公开表示美国愿意在现在情况下达成停战的要求。但是李承晚深知美国弱点，不会就此结束，不论在停战前或停战后，都还会发生新的破坏行动的可能。鉴于以上情况，我方的对策是：（一）准备于七月七日以金、彭名义复克拉克信，同意恢复谈判，加以批评，并指出由于美纵容政策而产生的种种可能。（二）准备在协定签字以前再给李承晚伪军以打击，向南推进战线，并在复会后向对方指出因李承晚拖延签字日期，局势改变，应按照协议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提出再行修正军事分界线。（三）准备在复会后提出有关停战协定的实施问题进行讨论。在征得金日成同意后，七日，周恩来为毛泽东起草电稿，将这两个文件发往开城李克农处，指示执行。
7月8日 在所审改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停止普遍建立农村图书室给各级党委宣传部的通知》中，批评在农村还缺少必要条件的情况下，要求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图书室的错误行为，并增写：“出版总署不向中央请示报告，便擅自决定，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本日，在反映财经会议情况的文件上批示：会议总的经常主持人增加邓子恢、李富春。
△深夜，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说明朝中方面对签订朝鲜停战谈判的立场：我们的态度是很明朗的。我们愿意停战。我们的目的就是达成停战，召开政治会议求得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然后为远东问题的和平解决而努力。现在，尽管克拉克来信说明愿意给予保证，但他的保证是不完全的，也是不够明确的。必须要有完全的保证，使停战协定的文字和精神都充分得到实施，而不是尽力之所及。因此，停战谈判复会后，首先要弄清楚：美国代表所称代表其签订停战的联合国军，是否包含李承晚军在内？现在必须使美国给一个毫不含糊的答复。否则就无法停战或停战后还会遭到破坏。我们认为，要求这种保证是公平的，否则就失去停战的意义。
7月9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八十五次政务会议。并就朝鲜停战谈判、林业问题发言说；现在美国政府对停战谈判的态度是摇摆的，但在美国统治阶级里，已经有一部分人主张停战，如果美国政府不停，就孤立到和李承晚现在一样的程度。目前这个局势，对我们很有利，我们完全掌握了主动权。又说：林业部过去在造林、采伐方面太集中了。计划过大，要求过高，脱离了群众，对华南、中南、西南的林农照顾不够。林权处理不够恰当。这就引起了林农的不满，乱烧、乱砍的现象就发生了。往社会主义走的方向是肯定的，但我们现在大量的是个体经济，因此要发展群众性的造林，要交给地方做，林业部只管太的，对其它的，指导即可。在贸易上，要改变过去完全管制的做法，让林农自由些，小的树林，要分给他们，大的，宜分的，也还是分了好，不宜分的，可变为国有林。总之，群众造林，要提倡。
7月11日 向毛泽东汇报全国财经会议进行情况。鉴于一个月来一些与会者对新税制意见比较多等原因，毛泽东指示举行领导小组扩大会议，让薄一波在会上作公开检讨。次日晚，周恩来致信薄一波，转告毛泽东的意见。
△约见画家徐悲鸿〔注〕，向他了解中国美术界的情况和国画的发展、继承和借鉴问题，并说：一切艺术都应当随着时代发展，停止了就没有生命力了。国画吸收西方绘画的某些优点，便会更加丰富。国画以后也不一定叫国画，对其它画种来说，有唯我独尊的意思。
〔注〕徐悲鸿，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会长。
7月13日—25日 根据毛泽东十一日指示精神，主持九次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十三日，薄一波作关于财政、金融、贸易政策和工作的检查。十四日起，与会代表对薄一波进行批评与帮助。高岗、饶漱石借机鼓动别人猛烈攻击薄一波，使其成为“桌面斗争”的集中目标，会议气氛从此紧张起来。二十五日，财政部副部长吴波在会上作检查。
7月17日 致电罗贵波：《一九五三年春夏季越南军援物资报告表》中“所提物资可以解决，其中大部已运抵凭祥车站”。“请你转告越方应考虑适当加强谅山兵站的接收能力，以保证物资及时运转。”
7月19日 致电彭德怀：朝鲜政府现向中国政府提出希望在停战后，能从中国派三千包括技术工人在内的修建工人入朝，帮助其从事战后恢复工作，时间为三年。建筑工程部提出拟以一支建筑工程部队为基础，再从东北抽调三百技工加入该团，组成一支建制部队去担任此项任务。我认为这个意见“极为适当”。为减少调动的麻烦，“停战后，可从现在朝修铁路的工程部队或工兵部队中抽出一个团去担任此项任务”。
7月20日 就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来电谈福建铁路选线事复电：来电阅悉。中央铁道部经过一年来搜集资料，曾对此线提出过三个方案。经反复研究，以采用第三方案〔注〕较好。好处是：“第一，建筑里程短，沿线地形工程难处较少。”“第二，从发展经济上看，对照顾发展福建省的林业、煤、铁及轻工业、农业方面较广。”“第三，从铁路事业发展方面看，此线建成后，可逐步向福州、潮汕、赣州等发展”；“从运输上看，由厦门至上海，至南昌均较第一、二方案近”。所以，“拟采用第三方案，并非单纯为节省经费而变更”。
〔注〕第三方案，即为自鹰潭起，经资溪、光泽、邵武、永安、漳平、龙溪，跨集美海峡至厦门市。全长八百二十公里。
7月21日 接受民主德国驻华外交使团团长柯尼希转交的该国总理要求中国在年内援助粮食等货物的信件和货单，并告中国政府在研究后将尽一切可能给予帮助。二十九日作出批示：德方要求援助的物资约值五千三百万卢布，我国提出的援助物资的种类和数量与德方要求相同，粮食超过。望财政部立即拨款，合同以后再谈，何时还货，更不忙提。
△约高岗、李富春、邓子恢、饶漱石谈全国财经会议问题。二十三日，又约朱德、高岗、李富春、邓子恢谈这个问题。
7月23日 审改嘱人起草的毛泽东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电文称：“关于出席签字仪式问题，鉴于李承晚还在叫嚣，甚至采取破坏行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此我们还是不宜轻于同意双方高级司令官出席而要继续争取送签。”
7月25日 出席高等教育部举行的欢迎赴苏联及东欧国家学习的留学生晚会，讲话中要求他们出国后做到“三好”——身体好，学习好，纪律好。
7月26日 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指出：板门店谈判中的一切协议均已准备好，军事分界线已重新划定，双方对不直接遣返的战俘一事，已达成临时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亦将于明天签字。随即将补充协议中英文本交大使，请其转交印度政府。
7月27日 为了促进朝鲜停战的早日实现，从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三日至七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发起夏季反击战役，共歼敌十二万三千余人，给“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当局以沉重打击，迫使对方首席代表不得不于本日同朝中方面首席代表在板门店正式签署《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及《关于停战协定的临时补充协议》。《协定》规定：双方控制下的一切武装力量，包括陆、海、空军的一切部队与人员，于双方首席代表签订《停战协定》后十二小时起，即七月二十七日朝鲜时间下午十时起，完全停止在朝鲜的一切敌对行为；《停战协定》的附件及其《临时补充协议》的一切其它条款，亦一律于停火的同时开始生效。自此，朝鲜实现军事停战。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
7月下旬 针对全国财经会议出现的问题，为了开好后期的会议并作好结论报告，毛泽东指示周恩来“搬兵”，把陈云、邓小平从外地请回来参加会议。七月二十七日陈云回京。二十八日晚，周恩来同陈云、薄一波谈话。二十九日、三十日，又先后两次同朱德、陈云、高岗、李富春等谈话。八月三日，邓小平回京。
8月1日 毛泽东、周恩来联名签署《中央军委、政务院关于各级气象机构转移建制领导关系的决定》。《决定》指出：“在国家开始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计划的时期，气象工作又须密切地和经济建设结合起来，使之一方面既为国防建设服务，同时又要为经济建设服务。因此，在现时把各级气象组织，从军事系统的建制转到政府系统的建制内来，这是适时的和必要的。”
8月2日 晚，致信毛泽东，汇报薄一波在一日全国财经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作第二次检查的情况，并告下周会议的日程安排。
8月6日 主持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扩大会议。陈云和邓小平先后在后来的一次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说：薄一波有错误，但不是路线错误。
8月10日 修改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的结论。十一日，根据十日晚政治局会议讨论情况，对结论再作修改。随后报送刘少奇审阅。此前，毛泽东曾对结论的有关段落进行多次修改，其中加写了他概括的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比较完整的提法；并在引述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第四段论述即同私人资本主义进行限制和反限制斗争的内容之后，加写了“以薄一波同志为代表的若干财经工作干部在对私人资本主义所犯错误是直接违反上述规定的”。但把凡是说薄一波犯了“带路线性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之处，都删去了“带路线性”四个字。
8月11日 财经会议期间，中共中央不断排除高岗、饶漱石的干扰，纠正在他们影响下出现的一部分不正确意见。本日晚，周恩来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作经过毛泽东修改和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过的结论报告。阐释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结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报告指出：今后，在经济建设中应注意：第一，“应该大力发展生产，逐步保证需要，提高计划性，防止盲目性；同时，应贯彻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并对工业和商业区别对待。”第二，“重点建设，稳步前进”，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对工农业生产发展的保守倾向是错误的，但我们不能过高地估计我们的工农业生产、尤其是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一切计划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国家的财力必须使用在建设的主要方面，提倡节约，反对百废俱兴，并须有足够的后备力量，以保证有决定意义的基本建设的完成，并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需要。贪大、贪多、贪快，必然盲目冒进。造成混乱，不利于国家建设，这种错误倾向，应当克服和防止。”第三，“加强集中统一，发扬地方与群众的积极性。”“集中统一，在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后，尤其是在国家建设开始后，是必须日益加强的。但集中是建立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的，集中统一的原则，并不取消因地制宜的灵活性，尤其是不应妨碍而应更加发扬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四，“党的统一领导的原则。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第五，“老老实实地学习。”“由于我们缺乏经济建设的经验和知识，在建设阶段开始时，工作中的某些盲目性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减少盲目性和少犯错误，就必须承认自己不行。老老实实地做小学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财政经济政策，向有这种经验和知识的同志学习，向工人和技术人员学习，向苏联专家学习。犯了错误，就必须承认和正视这种错误，决心改正，并研究错误的根源，作为经验教训，避免重犯。”报告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原因，指出有些错误虽然是严重的，但“还未构成一个系统，所以还不应该说成是路线错误”。报告在肯定这次会议取得重大成绩的基础上，指出会议的“缺点是有些问题讨论得不够深刻，有些发言不尽妥当”。报告还提出了今后财政、税收、商业、粮食、银行等项工作的具体方针和任务。十月十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这个结论报告，并规定“全党县级以上干部必须学习周恩来同志的这个结论”。
△为解决南北朝鲜的和平统一问题，同外交部负责人研究并起草《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意见》。十五日，为毛泽东起草致金日成电，将由中国方面提出的《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意见》发去，征询朝方的意见。
8月12日 接见瑞典驻华大使魏斯特朗时说：我们高兴地看到瑞典参加停战协定执行中的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同时准备参加为战俘问题而设立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中国和朝鲜希望五个中立国将能秉公办理有关事情。
8月12日、16日 先后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库兹涅佐夫、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瑞典驻华大使魏斯特朗，请他们将中国政府关于召开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政治会议的书面意见转交本国政府。
8月13日 致电金日成、志愿军司令部：“‘八一五’将至，兹发出朝中部队三年并肩作战综合战绩公报全文，拟于十四日晚由平壤和北京同时发表。战报中击落击伤敌机数目，如将过去从未公布过之朝鲜人民军后方部队击落击伤敌机一千九百三十三架数目加入，则显与今年六月二十四日发表之三年综合战绩时的数字突增太多，易使敌人借此造谣说我夸大战报，影响我全部战报的真实性，因此我们意见仍用今年六月二十四日发表之三年综合战绩数字加六月二十五日到停战这一段时间内击落击伤敌机数字（即一万二千二百一十三架）较妥。”这个意见得到金日成的赞同。十四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联合发布三年来综合战绩公报。
8月14日 接见巴基斯坦大使罗查，就克什米尔事件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我们亚洲国家一向被人欺侮。现在逐渐站起来了，应在邻国之间和平相处。我们不愿看到发生任何纠纷，尤其是外国干涉造成的纠纷，因为我们自己已受够这种苦头了。因此，作为邻国，我们不愿看到巴基斯坦和印度兵戎相见。向巴政府提出了解决两国纠纷的四点建议：第一，大家应为和平而努力；第二，应该为人民的利益着想；第三，如大使所说，彼此要有妥协精神；第四，有问题要自己来解决，不要外人干预。
8月20日 就绥远拟划归内蒙古统一领导事，约刘澜涛、乌兰夫、苏谦益〔注1〕等谈话，说：绥远划归内蒙古，在实行时要经过准备，现在可以合署办公，以后再作正式的规定。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都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自治对国内外影响很大，是成功的，这样使少数民族感到祖国真正是大家庭。承认自治当然就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进步。汉人得天独厚，开风化之先，先进就应帮助落后。两个地区实行统一领导时，要照顾民族情感，要注意群众情绪。干部的思想与民族情感应区分，我着眼的是民族情感问题。当然，干部的思想应当说通，首先是汉族干部的思想。虽然绥远汉族占了大多数，蒙族只有二十万，但划归内蒙古后，从自治区的角度看，是以蒙族为主。这样做，主要是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问题，对蒙汉互为有利。因此，要认识中央的方针和绥远划归内蒙古的必要。绥远划归内蒙古后，内蒙古区划从满洲里到嘉峪关，东西距离很远，这就应有一个中心，有个集中领导的地方。我们过去曾考虑承德、张家口和归绥三地，最后还是认为中心在归绥〔注2〕合适。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九日，绥远省正式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并撤消绥远省建制。
〔注1〕刘澜涛，时任华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乌兰夫，时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苏谦益，时任绥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注2〕绥远省省城，一九五四年改名为呼和浩特，一九五二年夏内蒙古自治区领导机关由张家口迁往归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八十六次政务会议。在讨论傅作义作的《关于农田水利工作的报告》时，针对水利工作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存在好大贪多、不注意工程效益等问题，说：过去比较偏重于搞大型工程。而对一般的农田水利工作注意不够。大工程要搞，但不能冒进、贪多。如根治黄河问题，现在不要贸然提出。否则搞错了，一返工，就是几万亿人民币的事。中国地方这样大，每年没有灾是不可能的，改造大自然不是短期的事。在一定时期内，几万万人的眼前利益还是农田水利，大工程的时间很长，长远的利益应当与眼前的利益相结合。因此，“一五”计划期间，还是要多搞小的农田水利工程。防洪、防旱、防涝三者应该结合起来，农业、林业、水利三者不能孤立行事。
8月21日 致电金日成，告以朝鲜在停战恢复后修复工厂所需的水泥、玻璃、耐火材料等物资，中国将在年内陆续供应。
8月24日 发表声明，阐明中国政府对拟将召开的政治会议的原则立场，指出：“政治会议应采取圆桌会议的形式，即朝鲜停战双方在其它有关国家参加之下共同协商的形式，而不采取朝鲜停战双方单独谈判的形式”，“使政治会议能够和谐进行，以便在国际事务中给和平协商解决争端建立典范”。同时，表示支持十八日苏联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关于参加政治会议的成员问题的提案。
△接见瑞典大使魏斯特朗说；鉴于瑞典参加了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和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同时也关心政治会议的召开，并就此同中国政府接触，因此中国政府提出瑞典政府参加政治会议是合理的。中国对瑞典表示放弃参加政治会议表示遗憾。二十六日，接见魏斯特朗，接受递交的瑞典政府声明，就瑞典政府继续坚持圆桌会议的主张表示满意，并指出瑞典有决定参不参加政治会议的自由，但中国仍希望瑞典在此问题上采取积极态度，推动政治会议问题朝有利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有利于世界和平的方向发展。
8月25日 接见印度大使赖嘉文，就印巴两国总理最近发表联合公报一事指出：这是和平的福音，打击了美国的干涉企图。这是作为邻国的中国所希望的。只要我们亚洲国家、邻国，特别是印巴这样的兄弟国家团结起来，有问题就直接磋商，和平解决，外国的干涉企图就会失败。
8月28日 签署《政务院关于一九五三年农业税工作的指示》。《指示》中说：本年度要“坚决执行‘种多少田地，应产多少粮食，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增产不增税’的公平合理、鼓励增产的负担政策”。“今后三年内，农业税的增收指标，应稳定在一九五二年实际增收的水平上，不再增加。这是使农民得以休养生息的政策，必将大大地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增加农作物产量，从而进一步发展农村经济。”各地必须认识农业税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对于农业税的征收工作必须同过去一样重视，因为它“始终是国家巨大收入和稳定市场物价、供应军需民食的重大保障”。
8月30日 和高岗联名致信毛泽东等：（一）“我国现正在开始执行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了真实地反映我国当前工业发展的水平，通过实物、模型、图表及科学的说明，以达到教育干部和群众的目的，拟在北京筹建一个永久性的工业展览馆。展览馆内容暂以工业为主，辅之以交通运输和农林水利，对手工业及其它方面，根据今后的需要与可能再行逐步扩充。”（二）“展览馆馆址拟设在西郊公园，利用此次苏联展览馆扩充改建成为永久性的展览馆，以资节约。”（三）“为了便利工作的配合并能及时反映我国工业的发展情况，展览馆应直属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九月四日，致信彭真：中央打算利用苏联来华举办展览会的临时馆址建设一个工业展览馆，考虑馆址定在北京，而目前着手筹备的建筑工作又是北京市政府领导，故请你担任两个展览馆的筹委会主任。
△签署《政务院关于发放农业贷款的指示》。《指示》中说：发放农业贷款能否在扶助生产上发挥其应有的效果，“决定于执行农贷政策是否适当和农贷发放是否及时、是否切合群众需要”。“农业贷款，必须按照各地生产季节及时发放，必须贷给生产及生活上有困难而要求贷款者，在组织起来的农民和个体农民之间必须作合理的分配”，使贷款“真正有助于农民克服困难，发展生产，真正有助于农副业生产之发展，有助于互助合作运动的稳步发展，有助于贫困农民经济生活的逐步改善”。只有“既贯彻了政策，发展了生产，又保证贷款的发放与收回，这才算完成了任务”。
8月 政务院指示中央卫生部帮助群众节育，并且批准了中央卫生部修订的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
△批准华侨事务委员会、教育部、高等教育部关于长期收容处理华侨学生工作的方针与方案的报告，提出，要对华侨学生回国采取有准备、有计划地大量收容的方针和办法。
9月1日 为祝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成立题词：“努力学习，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工程学院”。
△批示同意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关于高级干部和高级民主人士出国将不必再经公安部审查的请示。
9月5日 接见锡兰驻日公使、贸易代表团团长方席卡，说：新中国政府自成立以来的政策，不仅是同各国和平共处，而且谋求同它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互通有无、建立平衡的贸易关系，共谋发展。所以，我们欢迎中锡贸易扩大。我们主张国际间和平共处，合作、贸易往来，应不分国家大小，平等相待。我们对锡兰、对日本都持这种态度。此点，请你回日本时向你的日本朋友们说明。为了使日本人民能过和平生活，日本能成为东方和平、独立的国家，我们亦愿意同日本恢复和平关系，建立平等互利的贸易关系。当然这不是易事。中锡贸易关系是不受任何外力干涉，在自由、平等、合作的基础上建立的。日本希望这样做，就必须除去外来干涉和限制。这是长远目标，我们在为此长远目标奋斗。
△签署《政务院关于清理现行调查统计表格及禁止乱发统计表格的指示》。《指示》中说，“调查统计是我们了解情况，据以决定政策、指导工作的重要方法，尤其是建立计划经济的重要工具。”但一些单位滥发统计表格，干扰了工作的正常进行。“为着建立科学统计工作，必须用认真负责的态度来对待调查统计，必须建立制度禁止乱发调查统计表格。”
9月7日 陪同毛泽东会见李济深、黄炎培、陈叔通、章伯钧、程潜、傅作义、章乃器、李烛尘、盛丕华、张治中等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代表。毛泽东谈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改造问题。
9月8日—11日 出席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八日，作《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报告。报告论证了提出总路线的历史必然性，指出：过渡时期“要经过几个五年计划”，“进行工作时要稳步前进”。“现在开始五年计划经济建设，国际国内形势都是有利的；提出过渡时期的问题，也是适时的。”但必须承认还有困难。我们国家的落后状况会使经济建设发生困难。报告比较详细地说明了体现总路线精神的“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强调：“要使各个方面都能全面地有配合地向前发展，才能保证我们计划建设的胜利。”这就是说，我们“不能不首先集中主要力量来发展重工业”，“重工业是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培养技术人才是我们国家建设的关键。”“交通运输是建设中一种先行部门。”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相应地发展轻工业，设法逐步满足人民的需要，“如果我们只看到重工业而不看到轻工业，那就会犯错误”。“必须相应地发展农业，否则无法增产粮食。我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感到粮食不足。”但是，“发展农业要稳步前进，不能要求太急”，“必须相应地扩大商业”。对于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和私营工商业的改造，“要有步骤地进行”。“一方面，我们反对把社会主义改造看成遥遥无期、停止不前。”“另一方面，急躁冒进，想一步登天，也是错误的。”十一日，作总结报告，论述了社会主义改造与资本主义问题、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前途问题和国家建设问题。报告指出：“过渡时期的中心内容，就是实行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我们“要着重提出经济改造”问题。国家面貌的改变要从经济面貌的改变做起。“整个国家在建设中，在改造中，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特点。”我们现在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但和社会主义制度也不完全相同。“集中地说，我国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就是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比重中逐步增长的时期。”“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来改造私营工商业，四年来的经验证明是正确的，可行的。”但“个体农业、手工业，是两个大海，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因此，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走完过渡时期”。
9月12日、14日一18日 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至二十八次会议。十七日，在发言中阐述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出它实际上就是把《共同纲领》的路线明确起来了。同时针对梁漱溟在十一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上的发言〔注〕，在追溯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情况后批评说：梁说总路线很容易作不好，实际上就是不要我们搞工业，就是使中国不能工业化，违背《共同纲领》，不能变农业国为工业国。中国如果不能工业化，农民的生活有什么办法能够进一步改善，乃至走上社会主义彻底改善呢？梁说工农生活“悬殊”，相差“九天九地”，好像他代表的是农民，实际上他是代表地主说话，是挑拨工农联盟的。对梁的那套主张，我们不能接受，我们应该断然地拒绝。
〔注〕梁漱溟在发言中说：“今建设重点在工业……工人九天，农民九地”，过去农民“与共产党亲切如一家人，今日已不存在此形势”，等等。这次发言在会上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
9月13日 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对联大通过的有关朝鲜问题的两项决议案作出答复，并对参加政治会议的成员、会议应采取的形式等提出具体意见：“参加会议的成员国，应为在朝鲜交战双方的全体国家，包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及南朝鲜在内，以及被邀请的有关中立国家苏联、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缅甸。”“政治会议应采取圆桌会议形式。但政治会议的任何决议必须得到朝鲜交战双方的一致同意。”
9月21日 召集叶季壮，章汉夫、雷任民开会，商议对锡兰的贸易问题。
9月22日 约黄克诚、扬立三、赵尔陆、万毅〔注〕、张令彬商谈军工生产问题。
〔注〕赵尔陆，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万毅，时任总参谋部装备计划部部长。
9月23日 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阐述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执行总路线中目前的国内外情况和为总路线而奋斗的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报告论述了历史的估价问题、为谁服务的问题、深入实际生活的问题与提高艺术修养、努力艺术实践问题、创作有正确思想的文艺作品问题和帮助群众文艺活动的问题等。指出：“五四”以后，中国产生的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并在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的各个方面，都有了极大的发展。它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近三十年来文化的主导思想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是文学艺术的方向。还说：新的文学艺术，必须首先歌颂工农兵中间的先进人物。今天文艺创作的重点，应该放在歌颂的方面，应该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人物。既然是典型，当然要超过现实中原来的人，不但要把他最优秀的方面写出来，同时要把劳动人民的优点写出来，应该把人物写得理想一点。我们就是要刻画这些典型人物来推动社会前进。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理想主义结合起来，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强调：艺术工作者要学习与实践相结合。没有实践的一面，那修养是不能到家的，在艺术上是不可能成熟的。
9月26日 就越南劳动党中央电询越机械工业工人来华实习一事。致函王稼祥：去年胡志明曾提过此事，我国已原则同意。但如果一下来人太多，很多人又不懂汉语，在实习中会有较多困难，倒不如电其先选派一部分略懂汉语的工人“来我工厂实习，过半年后再多来一些，前一批便可以做他们的翻译”。
△获悉本月二十三日因参加文代会过度劳累而再犯脑溢血的徐悲鸿本日凌晨逝世的消息后，下午，前往北京医院吊唁，并说：徐悲鸿的死，是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为什么让他带病从早至晚开会？以后决不允许再有这种情况发生。
9月27日、10月4日 两次看望由沪来京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后暂住北京的宋庆龄。
9月28日 接见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主席大山郁夫，就中日关系问题交换意见，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对外侵略罪行，不仅使中国人民和远东各国人民遭受了巨大损失，同时更使日本人民蒙受了空前未有的灾难。我相信，日本爱好和平的人民将会记取这一历史教训，不再让日本重新军国主义化和重新对外侵略。中国是愿意恢复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与日本的正常关系的；但是如果日本政府继续敌视中国并保持同蒋介石的外交关系，这就必然阻碍日本与新中国缔结和约和建立外交关系。中日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所谓“中国工业化了，中日贸易就没有前途”的说法是完全不对的。只有中国工业化，才能彻底改变过去那种所谓“工业日本、原料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半殖民地的经济关系，而建立起真正平等互利、有无相通的贸易关系。中国逐步实现工业化，中国国家和人民的生产和需要就会愈加扩大，它就愈加需要发展国际间的贸易关系。而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中日贸易的发展和经济的交流，是完全有它的广阔前途的。
△就国家统计局将发表《关于一九五二年国民经济和文化教育恢复与发展情况的公报》事，起草和高岗致毛泽东并刘少奇、朱德、陈云的联名信：指定我们审定的这个公报，嗣经多次校正，现已将一切不成熟或不可靠的统计数字减去，拟于三十日登报发表。
9月29日 为动员全党从组织上保证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执行，在中共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作《目前形势和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报告。报告指出：有一种想法，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了，大概要停顿一个时期，到哪一天，宣布资本主义的私有生产工具国有化，土地国有化，这才叫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中间就造成一种停止状态、不变状态，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过渡时期的任务，“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即增加国营的、合作化经营的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工业。这是主要的方面，主要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就谈不上什么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事实上。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那天起，就跟着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现在，“我们之所以叫社会主义改造，不叫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因为我们采取的方式有所不同，一般地说，我们不需要再采取一次流血的大革命”。虽然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阶段，但是一个体系，就是。要把中国带向社会主义前途”。我们可以因势利导，使中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在这个过渡时期，每天、每时、每刻都增长着社会主义的成分。”实现社会主义，“需要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或者更长的时间”。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一五”时期，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不是说把一切力量都摆在重工业上，其它的都不搞了。“那是不行的，因为只有重工业，还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因此，国家对工业（又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的投资比例要恰当。”同时，“需要从大学教育、中等教育、技术教育和工厂的艺徒教育等一套教育中，培养大批的建设人才”。这是我们现在最中心的问题。上述几个方面，都是我们在“一五”时期“所应注意的一些重点”，“都是为了保证我们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比重的稳步增长，也就是为了保证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
9月30日 批准王稼祥提出的《关于接待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代表团的方针和计划问题》，并责成王稼祥、廖承志、叶季壮、章汉夫组成领导小组，负责接待和指导同日本的贸易谈判工作。
10月3日 致电金日成；（一）欢迎你于十一月上旬来华访问。（二）为庆祝朝鲜停战和志愿军出国作战三周年，中国正组织以贺龙为总团长的慰问团，准备赴朝鲜慰问中朝两国军队和朝鲜道以上党政军民机关团体。总团下设若干分团，人数将达五千人。
△约见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团长贺龙、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副主席彭真等，说；因为前两年战火纷飞，前两次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先到志愿军司令部去是可以的，朝鲜同志也能理解。现在朝鲜已经停战，当时战争环境所允许的那种办法也要随之改变。中朝友谊确实是鲜血凝成、亲如兄弟，但我们是两个国家，一定要按国家关系处理。因此，这次慰问团要先去平壤看望金日成，代表团一切活动也要听从朝鲜政府的安排。
△和叶季壮研究一九五四年对外贸易问题。
10月5日 修改并批发嘱人为毛泽东起草的致金日成电。随电发去所主持拟定的《关于政治会议成员问题的新步骤》。《新步骤》提出：“我们原则上仍然认为政治会议不应是板门店谈判形式的重复”，“应有其它中立国参加，以便政治会议得以顺利协商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为了推动政治会议的迅速召开，经过两国间的协商，同意由朝中两国政府指派代表与美国代表进行初步会谈”。“初步会谈的主要问题应为政治会议的成员问题，其次则为政治会议的地点与时间问题。”“初步会谈地点即在朝鲜板门店。”八日，金回电同意。
10月6日 因病住院。
10月10日、19日 先后发表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答复声明和通知，再度表明我国政府的立场，内容与《新步骤》相同，其中关于参加政治会议的中立国一条中，提出特别要有亚洲的中立国。
10月15日 复信印度总理尼赫鲁，重申中印在西藏应建立新的关系，同意解决印度在西藏的商务代表团所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并提议中印政府十二月在北京谈判两国在西藏地方的关系。
10月16日 为了切实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推动社会主义改造顺利进行，保证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二十三日，周恩来签署《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命令》规定：由国家粮食部门统一地、有计划地在农村里收购粮食，而后统一地、有计划地向城乡供应。以后，国家又对棉花、棉布实行了计划收购和供应。
10月21日 在医院约章汉夫、黄华、杨刚〔注〕研究关于政治会议的会谈计划和参加会议代表的注意事项。下午，修改由章、黄、杨起草的《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双方会谈计划》。随后，致信毛泽东并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习仲勋，随信附去《计划》，说明：中国方面将以黄华为代表，出席朝鲜交战双方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会谈。开城领导，提议由杜平、丁国钰、乔冠华、黄华、柴成文五人组成中方领导小组，与朝方同志联合实行集体领导，分工杜主内、乔主外（谈判）。毛泽东二十二日批示：“照办。”
〔注〕杨刚，时任总理办公室新闻秘书、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宣传部部长。
△将《关于计划委员会的机构人员等问题的初步意见》送刘少奇审阅。《初步意见》提出：“计划委员会是中央人民政府编制及检查财经、文教及有关军事工业生产与供应的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的工作机关。它与财经委员会、文教委员会的分工是：它只负责计划的正确编制和检查，至于执行计划当中的日常具体任务，则完全由财经委、文委等行政机构分别负责。”
10月22日 晚，就医生会诊认为伤口已愈合，但应去南方休养两周一事，致信毛泽东，报告病情和工作安排等事宜。次日，毛泽东批示：“均同意。到沪（或杭），以静养为宜。”
10月24日 上午，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后，离京去沪。在沪期间，研究如何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在听取上海市委主要领导人的汇报后，又听取潘汉年、谷牧〔注〕关于市场情况、工业生产与交通运输情况的汇报，并针对他们对一些统计数字记得不牢的情况说；搞建设并不比打仗容易。当高级干部的，一定要下决心钻进去，由外行学成内行。还对上海戏剧界人士说：我已看过上海的淮剧、沪剧和越剧，这次想看看上海和附近地区的其它剧种的演出。随后，陆续欣赏了评弹、话剧、扬剧、锡剧、木偶剧、交响乐和上海音乐学院举办的音乐会。在观看评弹《刘胡兰》时说：这个节目好。评弹节目短小精悍，反映现实快，行动方便，而且不用布景、道具，随处可演，是轻骑队，大有特点。评弹演员的表现力强，是由于基本功扎实深厚。为人民服务，就应该重视和发展这门为江南人民喜闻乐见、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艺术。在观看扬剧演出时说：扬剧美，曲调丰富，变化多，表演细致，耐听耐看。它和淮剧的家乡距离那么近，可是两个剧种的特点又是这样的明显、突出，足见地方戏剧中劳动人民的创造性真是各有千秋，万万不可一概而论，抹杀特点。
〔注〕谷牧，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
11月3日 乘“大别山”号军舰，在长江口检阅“武昌”号、“沽河”号军舰以及鱼雷快艇上的海军部队（包括海军航空兵），并题词：“为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而奋斗!”“加强训练，提高技术，为巩固祖国的海防而奋斗!”
11月5日 应夏衍的邀请，和邓颖超到上海电影制片厂观看新中国第一部彩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询问影片的拍摄情况，指出：这部彩色片的圆满完成，是执行毛泽东自力更生方针的胜利。有了这个第一部，就会有更多的彩色片出现。为使剧情连贯，能否在“楼台会”和“山伯临终”之后，加上祝英台思念梁山伯的场面，再衔接下面马家花轿的进门，祝公硬逼女儿上轿的场景。以后，摄制组根据周恩来建议补拍了“思兄”一场戏。
11月9日 晚，返回北京。
11月13日 设宴招待金日成率领的朝鲜政府代表团，并致欢迎词：中朝两国人民在历史上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一向是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现在，中朝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业已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新的形势下，中国人民将“尽力支持和援助渴望恢复国家统一、渴望和平和进步的朝鲜人民，医治战争创伤，进行经济恢复，并严防侵略战争的再起”。
11月14日、15日 拜会金日成以及代表团其它成员，就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朝友好关系、召开政治会议谋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中国援助朝鲜恢复国民经济等交换意见。
11月15日 晚，出席中共中央会议，商谈援助朝鲜恢复国民经济等问题。
11月16日 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同朝鲜政府代表团进行第一次会谈。在会上说，中国政府认为，两国除了签订一个经济文化合作协定外，还可以签订一个不对外公布的技术合作协定。中国对朝鲜的援助分为两个部分：第一，决定将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时至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这一时期援助朝鲜的一切物资和费用，无偿地赠送给朝鲜政府。第二，决定在今后四年内再无偿地赠送朝鲜政府八万亿人民币。并且说：根据中国的经验。在经济恢复时期。对工业企业的布局，要适应国内原料条件，保证国内供应平衡，满足国内市场需要。这样才能发展生产，积累资金。不然，投了资会冻结资金和积压物资的。经济恢复时期，要搞工业，但如将恢复重点先放在农业和副业上，会有利些，容易些，并且见效快些，同时也有利于工农联盟。金日成表示赞成周恩来的上述意见。
11月17日 就罗瑞卿十六日电话报告中央一些部门违反保密纪律的现象增多一事，书面报告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聂荣臻：应健全中央保密委员会，并立即对党政军各机关实行普遍检查。“凡发现有违犯已宣布之保密规则者，应给以应得的处分；凡发现有不适合保密工作的机构和人员，应立即予以改组和调动；凡对保密工作做有长期成绩者，应予以奖励。”
11月18日 晚九时，陪同毛泽东与金日成会谈六小时。
11月21日 将《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中朝技术合作协定》、《中朝贸易议定书》等七个文件送毛泽东审阅，并函告协定的签字时间以及宴会、晚会等项安排情况。
11月22日 晚，出席毛泽东召开的会议。会议讨论翌日中朝签订协定问题。参加者还有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和民主党派负责人。
11月23日 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同朝鲜政府代表团进行第二次会谈。就中国方面提出的《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等七个文件作口头说明：中国在过去三年半中对朝鲜的援助金额为七万亿二千九百五十多亿人民币，在新的八万亿人民币的援助费用中，明年将支付三万亿人民币，并就此征求朝方的意见。金日成表示，完全同意中国方面所提出的七个文件。
△出席《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签字仪式，和金日成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并讲话说：“我们的协定是根据国际主义精神和平等互惠原则而签定的。它把中朝两国人民传统的战斗的友谊和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用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这是完全符合于我们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11月26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九十五次政务会议。在会上作关于中朝政府谈判和签订两国间经济及文化协定的报告，说：这次中朝政府谈判，签订了协议，表明中国将继续帮助朝鲜。这件事，在政府机关和全中国人民中，也许会引起疑问：我们现在正处在建设初期，同样需要钱，为什么还要帮助朝鲜这么大？这是因为，抗美援朝是为了保家卫国，是为了朝中人民的共同利益，也是为了远东及世界和平的利益。在朝鲜战争中，朝鲜人民付出的代价更大。停战后，必须巩固朝鲜已得的胜利，恢复朝鲜战争创伤，这是和平阵营的共同责任。中朝两国继续合作，符合两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和长远利益，对世界的和平有重大意义。会议通过《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
11月27日 召集习仲勋、钱俊瑞、范长江〔注〕、伍修权等开会，审议《中德文化合作协定一九五四年执行计划》，一致同意按此计划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字。同时议定：（一）一九五四年中国同各国文化合作和联络事宜，以文教委员会为主，拟出计划草案送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审查；（二）一九五四年中国同已建交各国的全部国际活动事宜，以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为主，各有关部门协同，拟出整个计划，以便加以统筹安排。随后，将以上情况书面报告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
〔注〕范长江，时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秘书长。
△为发挥地方交通事业的潜力，以适应日益增长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签署《政务院关于加强地方交通工作的指示》。
11月28日 与雷任民、卢绪章、陈家康商谈同印度尼西亚的贸易问题。
△晚，到毛泽东处开会。会议讨论彭德怀在军事会议上的报告和中朝方面将于十一月三十日提出的建议。
11月30日 出席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五十一次会议。讨论发行一九五四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问题。
12月3日 致函中共中央各领导人，附上《苏联政府五项贷款逐步偿还初步计算》。《初步计算》说明：我国政府将于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六三年十年间偿还苏联五项贷款，其中有根据中苏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两国协定的贷款，其余是抗美援朝军事贷款、帮助种植橡胶的贷款和购买军事装备的贷款，金额总计为四十亿零八百万卢布。这些贷款，除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六三年各偿还一亿八千一百万卢布外。自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二年每年平均需要偿还四亿五千万左右卢布，利息另计。
12月4日、5日 针对政务院机关在选民登记中存在的问题，向有关领导反复强调：除文盲外，代填选民登记表本身就是错误，不必再追究代填手续中的错误，这是次要的，主要的要进行本人登记。因此，对填表马虎的同志应给以批评，西花厅工作人员的选民登记表一定要退回本人校正，使他们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这次选举。
12月5日 致信毛泽东，汇报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中财委和政务会议讨论一九五四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有关文件的情况。
12月6日 发表声明，谴责联合国大会非法通过诬蔑朝中人民军队的所谓“暴行”的决议。
12月7日 就朝鲜问题目前局势通知联合国大会。谴责美国阻挠朝中方面对战俘的解释工作、拖延关于政治会议的朝鲜停战缔约双方的会谈和继续制造国际紧张局势的行径。
12月8日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前往西单区中南海选区投票站，投票选举该区人大代表。
12月9日 签署《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发行一九五四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的指示》。《指示》，指出：国家在“一五”计划中“所需资金，数目较巨，必须从各方面筹集，始能有所保证”。“动员全国人民，以其一部分多余的和可能节约的资金，认购公债，支援国家的建设，不仅在经济上是筹集社会主义工业化所需资金的重要的和经常的方法之一，而且在政治上也是一种爱国主义的表现。”总之，“一九五四年公债，是为了加速国家经济建设而发行的”。公债的推销方法，在城市，采取人民自愿、一次认购的方法。在农村，采取定额分配与自愿认购相结合的方法。
△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会议通过政务院提请批准的《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和《一九五四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
△晚，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讨论关于国家资本主义和民主人士的安排问题。
12月11日 签署《政务院关于改进和发展高等师范教育的指示》。《指示》指出：“教育事业的基本任务是大力培养建设人才和逐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高等师范教育是办好和发展中等教育的关键，而办好和发展中等教育又与培养国家建设人才和提高人民文化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发展和提高高等师范教育以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是当前教育建设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应采取在整顿巩固现有高等师范教育的基础上，根据需要与可能，有计划、有准备地予以大力发展的方针。”“高等师范学校本身的师资问题是办好和发展高等师范教育的关键。”因此，凡有条件的高等师范学校，都应有计划地大力培养新师资，并提高现有教师的政治和业务水平。为提高高等师范教育的质量，尤应抓紧教学改革这一中心环节，以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
△签署《政务院关于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指示》。《指示》强调：“小学教育是整个教育建设的基础。它的任务是教育新后代，使之成为新中国的健全的公民。”“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小学教育的发展也不平衡。我们虚报据不同的情况，采取多种形式，提出不同的要求来办小学教育。”今后应首先着重办好城市小学、工矿区小学、乡村完全小学和中心小学，在农村还可办分散的不正规的小学。“教学是学校中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校长与教师的主要任务是教学，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要“纠正教师、学生过多地参加社会活动和校内非教学活动的偏向，克服当前学校中的混乱现象，做好教学工作，提高教学效果，增强师生健康”。
12月12日 电示罗贵波：（一）原则同意越方的《一九五四年公路修建计划》。“惟计划中动员民工数目相当大，如因此而过重地增加人民负担，过分地影响生产，则应向越方建议，除新建必须的三条主要交通干线直达参诺亚和四程达外，其余补修线路可适当予以缩减。”（二）越方的《一九五四年交通物资援助计划》中要中国援助的物资照数供应。（三）尽快协助越方制订出由参诺亚经老挝南进的公路修建计划。
12月14日 和高岗、陈云、邓小平、叶季壮等根据对苏谈判的有关情况，商议中国同苏联与东欧各国的贸易问题。
12月16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决议》总结了全国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办社的经验，指出引导个体农民经过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再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是党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道路。
△致信罗瑞卿、萧华、章汉夫：“据知目前尚有一批美籍空降特务，包括在湖南捕得的特务在内，在公安部看管之下。”经过初步侦讯，均属证据确凿。为完成对这些特务的审讯定罪工作，“请你们立即分别指定各主管部负责人员，并以公安部为主，共同研究一个审讯定罪方案报中央批准”。
12月21日 为祝贺鞍钢“三大工程”提前开工题词：“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七号炼铁炉的开工生产，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中的重大胜利。祝贺鞍钢职工同志们这一伟大的成就。希望你们在毛主席的教导下，继续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贡献出更大的力量。”
12月23日 接见应邀前来中国参加“三大工程”开工典礼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部长捷沃西安。
12月24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九十九次政务会议。在讨论沈雁冰作的《文化部一九五三年工作的报告》时，就北京城区的古建筑保护与市政建设的关系问题讲话说：我对北京古建筑感兴趣。现在有人说“拆风甚盛”。我不大同意，并没有拆很多，三座门就证明拆得对。保存历史文物总是有条件的，对此要有一个正确的、全局的、长远的看法。我们的文化很古老，有优美之处，但总的来看是落后的。如果不注意到这一方面，“只留念古老的，如果把这个作为主导思想。我们就不能前进”。要认识古老的不一定是好的，不加分析地保存古物，不仅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保存古物和民族遗产，一定要跟国家建设的发展相结合，要从长远的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应该想一想如何保存、如何永远保存下去的问题。“如果我们只留念古老，安于落后，就不能随着经济建设前进。”我们必须推陈出新，才能使它传之久远，发扬光大，才能使我们的民族形式发展起来，在世界艺术行业中有所贡献。如果把它当作古董，那就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总而言之，保存古代文物一定要为人民服务，不仅为今天的人民服务，而且要对后代子孙有利，如妨碍人民利益又一定要保存，就对人民不利了。保存古建筑一定要服从于北京的都市规划和市政建设。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休假一段时间。这期间，由刘少奇代理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由毛泽东着手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鉴于高岗，饶漱石的分裂活动，会议决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二十九日，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修改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注〕。
〔注〕一九五四年二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通过这个文件时定名为《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12月25日 签署《政务院关于开展冬季农业生产工作的指示》。《指示》中说：“一九五三年冬农村中工作任务虽然繁多，但仍须以农业生产工作作为在农村中压倒一切的中心”，一切工作“均应服从于农业生产，而不能妨害农业生产”。“冬季生产工作中的首要工作就是发展农业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互助合作运动，是对小农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经之路，是巩固农村中各项民主改革的已得的胜利并引导农民继续前进的道路，是广大农民克服困难、进一步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主要依靠。”但是，“不论是现有的和新发展的农业合作社和互助组，均须将提高生产、增加收入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力求在耕作技术、经营管理和分配制度或换工找价制度等方面获得逐步的改善，使参加组织的农民从中得到应得的利益，以吸收个体农民日益增多地自愿参加互助合作组织”。
△签署《政务院关于增产油料作物的指示》。《指示》中说：“我国油料作物的生产现在还未达到抗日战争前的水平，出现了食油供不应求的现象。”在我国，可供食用的植物油料，种类很多。解决供应困难的根本办法，“是增加油料作物的产量，从现在起各地必须加强对油料作物增产的领导”。“领导农民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是当前油料作物增产的中心环节。”同时，在不影响粮食增产的前提下，应适当地扩大油料作物的栽培面积。
12月28日 复电潘汉年并中共上海市委、中共中央华东局：“经与陈毅同志商酌，原则同意上海市在哈同花园新建永久性的展览会场，其费用准由一九五三年上海市政建设费节余和一九五四年规定的市政建设附加内拨款。”
△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此后，全国掀起学习和宣传总路线的高潮。
12月29日 就政务院人事部改为政务院人事局后的权限问题，函复饶漱石、安子文：改为人事局后，也“决非机关人事处，应为专管政府编制、人事任免、登记调动、工资福利等事务工作的机构，中央政府一级的工资福利的管理事项应划归机关管理局”。
12月30日 约张国华、范明、章汉夫、陈家康、龚澎等谈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的关系问题谈判中的有关事宜。
12月31日 接见参加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的关系问题谈判的印度政府代表团，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注〕，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并说：“两个大国之间，特别是像中印这样两个接壤的大国之间，一定会有某些问题。只要根据这些原则，任何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
〔注〕五项原则的措词在后来稍有改变，在一九五四年六月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中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在亚非会议上，周恩来在发言稿中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2007/09/10
1953年五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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