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席元旦团拜会。毛泽东在会上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四日，中共中央发布指示，要求各部门立即发动群众开展斗争。随即，“三反”运动进入高潮。
1月4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一十八次政务会议。在讨论郭沫若作的《关于科学院第二次院务会议的经过及今后科学院的任务和工作计划的报告》时讲话，着重阐述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指出：旧中国是内封建、外买办，这对知识分子影响很深。思想改造就是要把旧社会积压在知识分子身上的包袱去掉。因此，无论是自然科学工作者或是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肃清反动的，即封建的、买办的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但是，这是一个细致的工作，当然不能急躁。中国知识分子在旧社会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因此革命性比较强，容易接近新社会，对新鲜事物的积极性大，所以容易改造。这不但跟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就是与沙俄时代的也不同。
△主持中央一级机关总党委会议，听取中央各机关“三反”运动发动情况的汇报。
1月5日 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作报告，介绍正在全国范围展开的“三反”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情况。指出：“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毒害，在中国的阶级社会中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的。要完全彻底地铲除这一积害，必须全社会都动员起来。”“今天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其积极进步的一面”，“发挥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它“与帝国主义的、封建的、官僚买办的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同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一样，具有唯利是圈、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质”，“有其黑暗腐朽的一面”。因此，对于资产阶级行贿、欺诈、谋取暴利、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如果不加以打击和铲除而任其发展下去，则我们革命党派、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团体日益受着资产阶级的侵蚀，其前途将不堪设想”。“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经济事业，就容许发展；凡不利或有害于国计民生的私人经济事业，就不容许发展；凡能操纵国计民生的经济事业，就应由国家统一经营。这是《共同纲领》规定了的。其有这样，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才能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又指出：“我们号召全国工商界人士参加这一斗争，进行检举和坦白运动。这不仅在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和树立新的社会风气上将有所贡献，即在工商界人士的自我改造上也将有所收获，并利于他们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一道前进。”
1月6日 致信陈云、薄一波、李富春并报毛泽东：同意正式宣布取消英国开平公司在开滦煤矿的采矿权，并指令中央燃料工业部代管开滦煤矿，“进行改革，增加生产和发展业务工作”。
1月7日 致信李克农、乔冠华，分析停战谈判的形势。指出：“美国可能再拖一两个月”，但维辛斯基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上的建议，“对美国是很大压力，使其拖延政策更加孤立”。我方的对策应该是：（一）我们不怕拖，因此应坚决驳斥敌人的无理要求，使敌人的敲诈勒索归于失败；（二）把不怕拖与适时提出对案相结合，取得政治主动，扭转拖延局面，争取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答复中财委：同意关于天（水）兰（州）铁路在一九五二年底铺轨通车的决定，但决定的第一条第一项应改为“必须在一九五二年一月底以前做出天兰全线重点工程的技术设计”。
1月8日 致信毛泽东：目前“三反”运动需要继续深入发动群众，以揭发贪污问题。
1月9日 在有中央一级、华北一级和京、津两市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干部，以及工商界、文艺界、科学界人士参加的报告大会上讲话说：“三反”运动现在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了。但是，运动还在开展阶段，发展还很不平衡。就拿中央一级来说，也还需要继续发动，使领导与群众结合，以求运动的普遍与深入。讲话号召全国党、政、军、民的全体工作人员以极严肃的、认真的和负责的态度，无例外地来参加这一斗争，来反对资产阶级的侵蚀，来洗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
1月11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一十九次政务会议。在讲话中说：在我们统一财政经济、稳定物价和进行三大运动之后，再进行“三反”运动，是适时的，运动的方向是为了节约资金，积累资金，建设我们的国家，因而是积极的。在运动中，要走群众路线。敢于放手发动群众，又敢于领导群众。运动开始后，有三个关键问题需要注意：一是资产阶级侵蚀问题，一定要向广大人民讲清楚，三年来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二是官僚主义问题，其特点是麻木不仁，看不见资产阶级的侵蚀；三是制度问题，如供给制、机关生产等问题都应研究解决，并需要制定一些适合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新制度。对贪污浪费要依法制裁，需要起草一个文件。
1月15日 晚，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三反”问题。
1月18日 在上海一群众反映供给制难以养家糊口，要求实行薪金制给薄一波的来信上批：“归根结底的问题，还是不要任意膨胀、扩大编制人数而要提早实行薪金制。关于多子女的津贴办法，当令人事、财政两部限五天内定出办法送批。”
1月19日 主持中央直属机关总党委扩大会议。会议宣布运动进入集中力量打“老虎”〔注〕阶段和中共中央的“打虎”方针。
〔注〕“老虎”，指较大的贪污犯。
△在空军负责人关于参加同美国空军作战的各空军师是否算志愿军问题的报告上批：“我意凡在鸭绿江边参战的空军，均应算作志愿军，但不对外公布，只在慰劳、供给和发配纪念章等精神、物质待遇上照志愿军办理。”
△致电南非印度人大会，支持南非非白色人民反对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
1月21日 和陈云商议财经干部的组织调配问题。
1月22日 出席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修正草案）》。二十六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地电，发去《惩治贪污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电文指出：这个草案，经政协常委会邀请党内外高级干部讨论，“大家都同意多数从宽、少数从严，以前从轻、以后从重的量刑方针，绝大多数也同意行贿与受贿同科、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同等治罪，而对犯罪的工商业资本家，并得视其非法所得多寡和情节轻重，判处罚金或没收其财产之一部或全部的治罪原则”。还指出：“现在各地所发现的贪污行为，其中包括不小一部分属于浪费而非贪污性质，而一般曾占公家小便宜业已悔改的和劳动人民中曾偷窃小额公共财物业已悔改的，都应不按贪污论罪。”
1月23日 和朱德接见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和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全体代表，并致词。
1月25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二十一次政务会议。在讨论《政务院关于供给制工作人员统一增加津贴的通知》时说：战争年代形成的、建国之初仍起过极大作用的供给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国家经济生活的需要，要争取三年内逐步实行薪金制（决不可一步登天），应以不妨碍朝鲜战争和国家建设的开支为前提。
1月26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指示》要求在全国大中城市，“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二月上旬，“五反”运动开始，并很快形成高潮。
1月27日 审批政法分党组干事会的报告，同意对闽西革命根据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因被误认为是“社会民主党”而遭杀害的革命同志“摘下反革命帽子”，追认为烈士。
1月28日 签署《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加强老根据地工作的指示》。《指示》说：“无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都必须十分重视加强老根据地的工作，大力领导与扶植老根据地人民恢复与发展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老根据地多系山地，生产条件比较困难，应该本着解决群众当前生活困难与长期建设相结合的方针，因地制宜，有计划地有重点地逐步恢复与发展农林畜牧与副业生产。一般地区应以农业为主，不宜耕耘的山岳地带应以林业与畜牧业为主，但均须同时极力注意利用当地一切条件发展当地有可能发展的手工业和副业，以增加群众收入。”《指示》还提出了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的具体办法和应该首先解决的几个问题。
△指示最高人民检察署和公安部研究战犯问题，限期提出处理战犯方案。
1月31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菲利波夫电，通报近期朝鲜停战谈判情况：谈判已进入对细节的讨论，“最后达成停战协议的可能性已在增长”，但“我们从来没有、现在依然没有只从这一种可能出发，我们随时都警惕着美国统治者由于其国内外矛盾的发展，仍有利用谈判拖延甚至破裂以紧张国际局势的某种可能”。对于后一种可能，无论在军事或者在政治上，“我们都准备予以坚决的打击，不使敌人得逞”。
2月1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二十二次政务会议。在讨论彭真作的《关于北京市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情况的报告》时强调开展“三反”运动的重要性，指出：资产阶级猖狂的进攻，不只是使我们的财产受到损失，而且会使我们的政权和干部变了质。因此，这不仅是经济上的问题，而且是政治上的问题。
△发出《统一全国机要工作的指示》，明确规定机要工作应统一由党领导。
2月3日 致电金日成：“为适应空军作战的需要，须将现在东北的雷达和防空监视哨推进到朝鲜境内，现拟在平壤西南的长渊和东南的新溪两地各设两部雷达。”
2月4日 召集文教委员会及其所属教育部、财经委员会负责人开会，商谈一九五二年选派赴苏留学生的原则，确定：（一）从今年开始，将规定统一的选拔标准（政治条件、业务文化水准、健康程度），严格选派，宁少毋滥，合格多少就选派多少。（二）今年拟派六百名、明年拟派一千名留学生。明年派出者，今年暑期内即行选拔。然后进留苏预备部补习一年。二十日，将会商情况函告毛泽东，并转去教育部根据以上精神提出的《关于一九五二年选派赴苏留学生工作的报告》。
△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任冯文彬谈话，商定以该会名义致电世界奥林匹克大会，声明国民党的体育组织不能代表中国，只有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是唯一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织，并要求参加二月会议和七月比赛。
△就对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置问题，复电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准予将二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其全部财产。”
△就彭德怀来电询问援助朝鲜事，复电彭并告高岗：一九五二年财政概算的援助额将比一九五一年略多。
2月6日 致信毛泽东，转报高岗在电话中汇报的东北地区“打虎”情况，并报告中央直属机关的“打虎”情况。
2月8日 复张闻天信：一月十六日来信“所提的实现中国工业化的方针及许多具体建议都是很好的，我们正在为此方向努力。毛主席现在所号召和督促的‘三反’运动及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方针，正是三大运动之后为中国工业化进一步奠定基础”。
2月10日 签署《关于“三反”运动中对外侨外商案件处理的指示》。《指示》指出：“三反”运动的开展，“不能不牵涉到而且已经牵涉到一些外国商人和外国侨民”。“对外国商人一般不进行‘五反’坦白运动，但在适当时机和适当场所可号召他们进行坦白检举，说明人民政府对外商坦白案件的处理原则，只要坦白彻底，并保证不再重犯，当可重者从轻，轻者免罪。”凡外商、外侨在“五反”范围内犯罪，可按即将公布的《惩治贪污条例》规定的原则惩处，“但对被判有徒刑者应采取重罚缓刑，驱逐出境的方针”，“一般可不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罚款可加重，但不采取没收一部或全部财产的形式”。
△前往北京医院看望胡乔木。
2月12日 起草中共中央《关于“三反”运动中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意见》强调：（一）对贪污在一千万元以上的案件，可在国家工作人员中选择几种不同类型，即应处以死刑、徒刑、缓刑、免刑的，举行公审大会，以推动打虎斗争；对资本家中的犯罪分子则暂不举行公审。（二）对贪污在一千万元〔注1〕以下的案件，如情节属于《惩治贪污条例（草案）》第五条的规定者〔注2〕则可免予处刑，而只给以不同程度的行政处分，以争取和改造在贪污人数中占绝大多数的情节轻微者，以利“三反”斗争和建设工作；如情节属于第四条规定者〔注3〕，则从重处刑。
〔注1〕一千万元，相当于后来发行的人民币一千元。
〔注2〕第五条条文规定了从轻处刑或免刑，而只给予行政处分的原则。
〔注3〕第四条条文规定了加重处刑的原则。
2月13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发去我方关于第五项议程的修正案。
2月14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复彭德怀电，分析朝鲜前线目前敌军的动态，指出：“现时敌人在前线的沉寂和移动状态，可能带试探与引诱性质，企图给我以打击，好增加其谈判压力。”我们应严阵以待，加强一二线的兵力，切勿冒昧出击或暴露我前线弱点，致中其计。
△致函陈云、薄一波并各中央局：“同意自一九五○年以来中财委所规定的全国四十二个设计对象及你们所提出的目前设计重点（东北多关内少）和有关设计经验的说明。中央授权中财委党组为审核批准这些初步设计的负责机关，并在初步设计批准后，即可向外订货。”
2月15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二十四次政务会议。在讨论《关于一九五二年农业生产的决定》时说：政府应努力控制对粮食的购买，逐步走向完全由国家经营，这是一个方向。要有领导有
△和陈云、薄一波研究“三反”斗争中机关业务停顿问题，一致感到“现在已到应该予以解决的时候了”，认为业务部门必须有领导同志坚守岗位，以保证工作顺利进行。随即写信给毛泽东：京、津两地和全国各机关都应尽快“抽出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来专搞业务”，其余人员“继续‘打虎’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不至于影响‘打虎’工作”。次日凌晨二时，毛泽东批，“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请速予调整。”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同意发来的关于第四项议程的修正草案，我方“可即据此与对方进行逐点讨论”。
2月18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今后“政治会议如果开成，必然是以派遣军队参战的国家为限；说中国无参战的权利，否认我国为有关一方的政府，那是吓唬人的，不要理他。如果敌人再说，应理直气壮地告诉他：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政治会议是无法开成的，更说不到解决问题了”。“我们对政治会议参加国家的范围，暂不作任何表示”。
2月19日 晚，致信毛泽东：主席批示〔注〕已悉。现在计划要办的事情为（一）“加紧试验前方业已送回的昆虫细菌。据初步化验含有鼠疫、霍乱及其它病菌，一二日内当可全部判明”；（二）往前方派送防疫队和疫苗、粉剂及其它器材；（三）在朝鲜外务相朴宪永发表声明后，“中国外长继起向全世界控告，以新闻舆论配合。并要美国对后果负责”；（四）由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向世界和平委员会建议，“发动反对美国进行细菌战的活动”；（五）致电“前方进行防疫动员，东北亦加戒备”；（六）“将此事电告苏联政府，请其予以帮助”。
〔注〕一九五二年二月十八日。总参谋部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美军在朝鲜战场撒布昆虫的报告。报告判断美军在搞细菌战。十九日，毛泽东审阅该报告时批示：“请周总理注意此事，并予处理。”
2月20日 为保障洞庭湖滨湖地区和江汉平原的国家财产和人民的生命安全，召集傅作义、李葆华、张含英等和湖南、湖北两省有关人员开会，研究讨论紧迫的荆江分洪工程的实施问题，批评中南对于分洪工程这样的大事在中央决定后未引起应有的注意，并拿出《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草案）》〔注〕征求意见。二十三日，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报告本月十七日至十九日水利部召开的和二十日由自己主持的荆江分洪工程会议情况，并随信附去《决定（草案）》。二十五日，毛泽东批准了政务院的决定。
〔注〕以后文件名称改为《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于三月三十一日公布实施。
△签署《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一九五二年寒假全国高等学院毕业生统筹分配工作的指示》。《指示》说：为了配合即将到来的国家五年建设计划，今年寒假全国高等学院毕业生分配工作的基本方针是：集中使用、重点配备，把专门技术人才放到经济建设最需要的岗位上。
2月21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邓华、甘泗淇〔注〕并高岗、贺晋年电：“据许多征候看来，敌人最近在朝鲜所撒放的各种昆虫，显系进行细菌战的行动，应引起我各级领导同志的高度注意。”“现在的重要问题是必须抓紧每一分每一秒钟的时间进行细菌撒播区的消毒和隔离，克服麻痹大意和侥幸心理。但在部队中则亦应特别注意不要造成惊慌和恐怖。”
〔注〕甘泗淇，时任志愿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为毛泽东起草致金日成并告彭德怀、李克农电：“敌人自一月二十八日起，连续在朝鲜前线以飞机撒放毒虫细菌，经化验业已证明其中含有鼠疫、霍乱及其它病菌，现除令前方进行动员随时扑灭焚毁外，已于今日起以飞机赶送三百四十万人份的防疫苗、五千磅杀虫粉剂及喷射器材到安东转运前线，并加派若干防疫队前往。除此，我们应在世界人民面前进行控诉，并动员舆论进行反对。”
△为了参加四月将在莫斯科举行的旨在促进东西方贸易的国际经济会议，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封锁禁运政策，召集王稼祥、南汉宸、雷任民、刘子久〔注〕、李维汉、章汉夫研究出席会议的代表人选，确定代表团成员包括章乃器、李烛尘、盛丕华、吴蕴初。随后，改定代表团的重要讲话稿。三月十五日，接见临行的以南汉宸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说：参加这样的国际经济会议机会难得，不能放弃。在那里，同外国代表团交往的面要宽一些，争取打开我们同西方国家贸易往来的局面。
〔注〕雷任民，时任贸易部副部长；刘子久，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文教部部长。
△签署政务院《关于由各大行政区及中央各部抽调技术员工加强国防工业建设的决定》。
2月22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二十五次政务会议。在讨论李维汉作的关于民委第二次（扩大）会议经过和《有关民族政策的若干问题》的报告时说：会议不但教育了汉族干部，而且也使少数民族干部更透彻地了解了党的民族政策。我们既应反对大汉族主义，又应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同时还应提防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煽动民族分裂主义。民委今后的任务，是如何将党的民族政策和会议精神贯彻下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应尽速确定文字改革的方针，以便推动和帮助尚无文字而有独立语言的少数民族创造文字的工作。还指出：“三反”运动开展起来后，在机关内部打“老虎”不要总是追加任务，到一定程度时，就应停止，否则会产生偏差。有了偏差后，就应该及时纠正。
2月23日 就反击美国所进行的细菌战一事，致信毛泽东：总后卫生部所拟防疫计划大纲，“原则可用”。但我认为，可分为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为准备和预防阶段，即在目前病菌尚未发展的情况下，中央先在中央军委机构内组织总防疫办公室，领导后方进行防疫准备和在前线采取防疫措施（战区先由联司组织防疫指挥处，东北军区组织防疫办公室，各大军区由军区卫生部负责此项工作），目前尚不忙在国内做大规模动员和边境检查。如果美国在我公开控诉后仍继续进行细菌战，则我将立即进入全面采取紧急措施的第二阶段。本日，毛泽东批准这一建议。
△接见即将离任的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魏斯柯普夫，谈捷在华设领事馆问题，同时介绍中国刚开始的“三反”运动的情况，并指出：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必须有一定的准备工作。土改、镇反、三反，都是必须的步骤。只有在恢复生产的基础上才能实行计划经济。
△就印度和平理事会建议在北京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一事，致电宋庆龄，说明我国拟接受这个建议，并请宋作为这次会议的中国五位发起委员的领衔人。
2月24日 发表声明，支持朝鲜朴宪永外务相严重抗议美国进行细菌战，指出：“如果全世界人民不坚决地加以制止，那么，今天落在朝鲜人民头上的灾难，明天就会落在世界和平人民的头上。”我代表中国人民号召“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采取行动，制止美国政府这种疯狂的罪恶行为。中国人民将和全世界人民一道，为制止美国政府这一疯狂罪行而坚决斗争到底”。
△函告财经委员会分党组并政法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分党组，中央各部门党组小组：“各分党组、党组小组的成员，如在‘三反’运动中因为严重的官僚主义。手上不干净或其它原因而被撤消行政职务者，则其党组职务亦应同时予以解除，在适当范围内宣布，并报政务院党组干事会备案。”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彭：在目前的谈判中，我方在限制机场的修建、自愿遣返和苏联参加中立国监察机构三问题上，绝对不能让步。如果对方仍坚持其不转弯的立场，我们宁可让它僵持下去。“世界舆论，不会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同意美国破裂或长期拖延谈判的”。
2月25日 召集文教委员会、中共中央宣传部、统战部负责人和中共北京市委、天津市委主管大学工作的负责人开会，商谈“三反”和思想改造运动中应注意和解决的问题。
2月26日 致信毛泽东并刘少奇、朱德等，提出“三反”结束后调整驻外使节的设想等问题。本日，毛泽东批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2月29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二十六次政务会议。在讨论李立三作的《关于一年半来救济失业工人工作的总结报告》时指出：劳动部门与工会在执行政策上应保持一致，即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仲裁劳资纠纷，保护劳动者的利益；同时应照顾资本家在今天应得的合法利益。还说：失业现象在中国不会一下子消灭，劳动力的调配和登记是项长期工作，因此组织失业工人转业并过渡为劳动后备军的方向是对的。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一）从对方的发言中，可看出其所谓的让步仅仅表现在“将中立国小组访问战俘营改为在交换地点访问全部战俘，将志愿遣返改为不强迫遣返”，这在实质上并无不同，你们在驳斥对方的所谓让步时必须强调此点。（二）“以后，你们拍来简报，望对当天争论的焦点及敌人新的意图，稍加解释和分析，而对已经说过多次的问题倒可不必再提。”
3月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解除小贪污分子的顾虑及处分问题的指示》。《指示》规定：（一）“凡贪污在一百万元以下者，只要情节不严重恶劣，彻底承认贪污的错误，保证不再重犯，可一律不以贪污分子看待，并免除其行政处分”；（二）凡贪污在一千万元以下一百万元以上，其表现同前述者，“可一律不给刑事处分，而按其情节轻重，给以不同程度的行政处分，党团员并应给以党内团内的纪律处分”；（三）“上述两类中极少数情节严重的贪污分子，得加重一级处理”；（四）贪污在一千万元以下一百万元以上。如系自动坦白，年岁较轻者，“得减轻一级处理，即不以贪污分子看待并免于行政处分”；（五）在对以上四类人员处理时，均应尽可能退还贪污款物。《指示》指出：“执行此决定，约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贪污分子可免予行政处分，不以贪污分子看待，约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贪污分子给行政处分，不给刑事处分。如此，可立即解除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小贪污分子的顾虑，并可推动一批新的小贪污分子的坦白立功，以便集中力量于‘打虎’和处理大中贪污分子的工作。”
3月4日 召集聂荣臻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商议在东北和沿海地区全面进行防疫工作的措施；同时指示聂分别向苏联专家克拉索夫斯基、阿萨杜良介绍这个会议情况，并同其商议聘请苏联防疫专家、订购疫苗和请苏联再增派一个全天候的喷气式驱逐机师来东北加强防空力量等问题。十二日，菲利波夫致电毛泽东，表示同意向中国增派一个喷气式驱逐机师。
△鉴于国家森林资源因火灾而遭受巨大损失的情况，签署《政务院关于严防森林火灾的指示》。《指示》强调：要充分了解我国森林资源贫乏和木材供应不足的严重情况，认识森林对保护水土、减免天灾的重要作用，坚决纠正某些地方领导干部对森林防火工作重要性认识不足的错误倾向，加强今后的护林防火工作，使森林不继续遭受破坏。
3月5日 召集北京市人民政府有关负责人和天津市长黄敬讨论《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提出修改补充意见：（一）在第四条甲款中增加“又有严重危害作用者”一语，使严重违法户的定义有一个自身的确定界限。（二）增加第七条关于违法行为的追算期限。
3月6日 就有关重大问题的宣传事宜致信陆定一：（一）关于对反细菌战的宣传，由中央军委防疫办公室“统一掌握，新华社、人民日报派人前往参加并保持密切联系”；（二）关于对“三反”、“五反”的宣传，由中宣部和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秘书长刘景范保持联系，指导新华社、人民日报；（三）关于对一般政策的宣传和各业务部门的报道，由政务院及各委分两层掌握。
3月7日 致信陆定一：请你召开一个会议，讲讲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讲话应说明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不能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要马上制止急躁情绪。“三反”联系到政治问题时，如果是过去的事又坦白交待了，可以过关。思想问题不可能一次得到彻底解决。有些政治问题未交待，则在“三反”后另案处理。
△致电中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邓子恢：在抢修荆江分洪工程南岸蓄洪区河堤时，“除中南可自行解决者外，尚缺何项物资须由中央调拨，望即作出详细计划，径电中财委请拨”。
3月8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二十七次政务会议。在讨论中央人民政府各直属单位“三反”运动情况时指出：资产阶级向我们发动的进攻是一场阶级斗争，但性质属于经济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因此，“五反”运动是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我们开展这一斗争，是为了团结资产阶级，使它去掉“五毒”，是为了保证《共同纲领》的实施和国家经济的社会主义前途，而不是消灭资产阶级。斗争虽然激烈，但通过斗争，统一战线内部是更加强了。“三反”、“五反”运动的任务是：改造私人工商业，改造国家工作人员，树立社会新风气，建立健全国家制度。对贪污分子的处理方针是：改造与惩治相结合，以改造为主；对要惩治的少数，除死刑外，也要改造。
△发表声明，抗议美国侵略军自一月二十八日在朝鲜发动大规模的细菌战后，复自二月二十九日起至三月五日止，先后以军用飞机四百四十八架次侵入中国东北领空撒布大量传播细菌的昆虫；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起来制止美国政府这种疯狂的罪恶行为。
3月9日 致信毛泽东，汇报近日来所了解的各大区所属大城市的“三反”运动、经济活动开展和对工商业户进行初步分类的情况。并告：将于十日晚召集有关方面深入研究如何加强市场流通、推动企业正常生产等项问题，以扭转目前经济停滞、城乡交流停顿的局面。此事已与陈云通电话，商定地区以下贸易公司、合作社一律停搞“三反”，恢复业务；陈还提出采取收购、订货、加工、调拨、放款等项办法，加强城乡交流。
△和聂荣臻、贺诚、苏井观等商议在美国将细菌战扩大到中国东北境内后，国内应采取的紧急防疫措施。
△致电李克农：第三十九军已将搜集到的细菌炮弹碎片送开城，望你们研究此项材料能否构成充分证据，供你们在谈判中揭露敌人。同时，“考虑可否举行记者招待会将材料展览，以便在宣传上起配合作用”。
3月11日 颁发政务院命令，公布由其主持起草的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命令指出：“这两个文件，对于一切违反国家经济政策和财政制度、违反政府法令的行为及国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所犯的严重错误，都已按其情节轻重、坦白交待的态度，分别定出不同的处分。同时，两个文件又充分体现了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三反”、“五反”运动结束后，“不论任何人，如再有此类违法乱纪、破坏国家经济政策和财政制度的行为，均将视为危害国家建设事业，定予从严惩处，绝不宽贷”。
△为了解决全国供给制工作人员的生活困难问题，签署《政务院关于全国供给制工作人员统一增加津贴的通知》。
△召集陆定一、熊复、陈克寒〔注〕、蒋南翔、邓拓等开会，研究对现阶段“三反”、“五反”的宣传问题。
〔注〕熊复，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陈克寒，时任新闻总署副署长新华通讯社社长兼总编辑。
3月12日 审改《中共中央关于“五反”分类标准的补充通知》。《通知》指出；根据既顾统一原则又便各地因地制宜的精神，本日公布的这个文件与前内部下发者有一些修改。有了这些修改后，“可使某些违法户比例较大之城市能争取解放大多数，缩小打击面”。《通知》要求，“各地在执行此文件时，必须结合《人民日报》三月十二日社论之精神，以求‘五反’斗争的彻底胜利”。
△审批中央军委关于防疫工作的规定致志愿军司令部并东北军区电。
3月13日 通知贺诚督促东北、军委、志愿军司令部等地区和部门的卫生机关迅速搜集整理出足以充分证明敌人进行细菌战的材料送李克农处。并电告李克农待这些材料送到后，再考虑举行记者招待会。
△出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李锡九追悼会。
3月14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二十八次政务会议。在讨论防疫工作问题时说，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人民防疫运动，加强防疫宣传工作，注意搜集美国撒布细菌的各种罪证。会议决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副主任郭沫若、聂荣臻。办公室主任贺诚。
△电告东北防疫委员会、中朝联合司令部防疫委员会：由李德全、廖承志、陈其瑗率领的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将于十五日由北京出发，分赴朝鲜和东北地区进行调查。
3月15日 听取薄一波关于上海“三反”进展情况（已进入定案处理阶段）和进行“五反”的方针、步骤的电话汇报。告薄：在上海应对工人、店员多多进行政策教育和阶级教育。“五反”以十天为一战役不一定够，运动可搞到五月底结束。并提出如何进行第一至五次战役的具体意见。随即将上述情况书面报告毛泽东并刘少奇、朱德、彭真、李富春。
△为打开中日两国人民交往的渠道和开展民间贸易，在接见中国出席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代表团代表时，要他们同出席会议的日本众议员帆足计、参议员高良富（女）、众议员宫腰喜助接触，并邀请他们访华。
3月16日 致电高岗：在动员人民反对细菌战、进行灭虫消毒的防疫运动时，“要教育人民既不麻痹，也不恐慌，使一切防疫力量都能有效地用在紧急措施上面，并告公安部门注意破坏分子的活动”。
3月17日 致信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交代和资产阶级关系的指示（草案）》提出修改意见：（一）对于党、军队、工会、青年团、文教部门的工作人员可以要求他们交代与资产阶级有无思想联系和社会关系。（二）对政府及其它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目前只宜一般交代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其中民主人士可以不要交代，如自动交代，也不反对。至于交代思想联系，“恐要在交代社会关系之后，因这是长期而细致的工作，要求急了，会收效不大，且会妨碍工作”。要注意这两类工作人员之间多少有些程序上的差别。毛泽东采纳了周的意见。《指示》修改后于四月五日正式下发。
3月19日 以中央防疫委员会主任名义，发出《关于反细菌战的指示》。《指示》指出：现在规定朝鲜为疫区，东北为紧急防疫区，华北、华东、中南沿海地区为防疫监视区，华北、华东、中南内地及西北、西南为防疫准备区。“疫区之主要任务为继续进行卫生侦察，普遍实行预防注射，杀灭媒介动物，指定医院准备收容传染病人，有疫情立即报告，进行疫区封锁。”“紧急防疫区应加强对朝鲜国境江口检疫工作，严格交通管理；进行卫生侦察，在重要城市、交通线上敌人散布昆虫区域实行普遍预防注射。”“防疫监视区应加强与紧急防疫区间交通要口的检疫工作。严格交通管理，重点进行预防注射，并应与防空部队协同监视敌机活动。”“目前防疫宣传应与反对美帝细菌战结合进行。”“向人民进行防疫宣传，既要提高群众的警惕，又要避免引起恐慌。”
△就部队整编问题指示：可电告各大军区，“四月十五日后开始整编工作，照西南办法，第一期分两个步骤进行：五月转业，六月整编。在朝鲜志愿军缓一步实行，回国后方人员可照国内办法处理”。本日，毛泽东批：“同意周的意见。”
3月20日 致电东北、志愿军防疫委员会并告华北、华东防疫委员会：将有国际人士前往调查美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的情况，望做好揭露敌人这一行为的充分实物证据的展览和具有说服力的宣传工作。
3月中旬 指示有关部门给志愿军赶运二百五十万份五联疫苗（霍乱、伤寒、副伤寒甲、乙，破伤风混合菌苗），供朝鲜的党、政、军和志愿军全体人员接种；赶运五百万份霍乱疫苗，供疫区和交通要道居民接种；赶运二十万具防毒面具，供一线部队使用。
3月21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二十九次政务会议。在讨论《政务院关于一九五二年水利工作的指示》时说：应加强水利建设工程的计划性及其准备工作，并将根治水害与灌溉、发电，航运的设计结合起来。为了实现上述要求。应以水利为主，联合各有关部门组织专门委员会，主持这项工作。会议通过《关于“五反”运动中成立人民法庭的规定》。二十二日，周恩来将《规定》报送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审阅。二十四日，签署政务院命令，公布实施这一《规定》。
△发出《关于加强防疫工作的指示》。指示说：目前是传染病易于流行的季节，“各地军政首长应亲自领导，督促检查，加强防疫阵容，做好群众宣传工作”。
3月24日 在同有关人士谈话中说：资产阶级改造的中心问题是谁领导谁的问题。对资产阶级是用具体的经济政策引导他们逐步前进。思想改造也是一步步前进。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工作中，也存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即谁掌握知识分子的问题。知识分子要通过学习马列主义、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途径，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和毛泽东、刘少奇等接见参加三八国际妇女节飞行表演的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
3月26日 约见即将赴朝代理彭德怀主持志愿军工作的陈赓，并托他将关于朝鲜停战后几项问题的解决方案稿〔注〕带往朝鲜征求即将回国治病的彭德怀的意见。
〔注〕这个方案是周恩来口授大意，由聂荣臻、粟裕召集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外交部等有关部门负责人研究后于三月二十五日起草的。
3月27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斯大林电：（一）中国政府将派遣代表赴苏介绍中国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五年计划的初步方案，并请苏联政府在专家、技术、设备、器材和贷款方面给予系统的帮助。（二）关于六十个步兵师的装备问题，除去年已运来四个师的以外，按照修正计划，希望能在一九五二年得到十六个师，在一九五三年、一九五四年分别得到二十个师的装备。（三）中国种植橡胶需要苏联政府给予帮助，提议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一个互利互惠的贷款和技术合作协定。电文经毛泽东审定后于二十八日发出。
△致电东北防疫委员会并告各大行政区、志愿军防疫委员会：九名苏联防疫专家已确定来东北开展工作，其任务是：研究敌人撒布的细菌病毒究竟包括哪一些，采取了怎样的细菌战术，细菌武器对人畜和植物所引起的后果；帮助制订有效的防御对策，并对我们已进行的措施提出意见。
3月28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三十次政务会议。在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时说：《条例》是根据《共同纲领》的政策，将“三反”、“五反”运动的宝贵经验，用法律条文固定下来，并且是解决当前实际问题的。《条例》体现了两条基本原则：过去从宽，今后从严；“三反”从严，“五反”从宽。因为“三反”是对国家工作人员的，他们有职有权，因此对贪污者要从严惩办。“五反”中工商户违法的数量大，但严重违法户只占百分之五，因此判罪应从宽。
3月29日 致信毛泽东并刘少奇、朱德、陈云，汇报最近同邓子恢、傅作义、李葆华商议荆江分洪工程的情况，说：大家都认为，分洪工程完成后，对湖南滨湖地区并无危险，且可减少水害。中南局决心在六月中旬完成分洪工程关键部位——节制闸和进洪闸的施工任务。随信附去送审的《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政务院关于一九五二年水利工作的决定》。
△向毛泽东择要报告薄一波二十八日夜有关上海市“五反”情况的电话汇报。
3月30日 签署政务院命令，公布《关于“三反”运动中成立人民法庭的规定》。
3月31日 签署《政务院关于整顿和发展中等技术教育的指示》。《指示》说：“培养技术人才是国家经济建设的必要条件，而大量地训练与培养中级和初级技术人才尤为当务之急。”但是，我们现有的中等技术学校，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能适应这种需要，因此各地应积极整顿与发展中等技术教育。“各类各级中等技术学校，均应根据各业务部门的具体需要，明确规定其方针与任务，并逐步地与适当地实行专业化与单一化。务求学用一致，使所培养的人才确能适合各业务部门的需要。”在办学方针上要采取革命的办法，务使正规的、速成的、业余的各种技术学校或训练班得到适当的配合发展。
4月2日 起草中共中央致彭德怀并告陈赓、宋时轮、甘泗淇电：德怀“病状既经负责医生诊断，认为愈早施手术愈好，即应按照大家提议马上回国治疗，绝对不应推至五月”。“动身时间不要迟过四月上旬”。随即派专人前往接彭。十二日，周恩来前往北京饭店看望当日抵京的彭德怀。
△接见在东北调查并在沈阳举行揭露美国进行细菌战的记者招待会后抵达北京的加拿大和平委员会主席文幼章〔注〕及夫人。
〔注〕文幼章，出生于四川的加拿大传教士家庭。抗战胜利后，是成都华西协和大学教授。
4月4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三十一次政务会议。在讨论蔡楚生〔注〕作的《一九五二年电影工作计划的说明》时指出：电影工作成绩很大，缺点尚多，前途有望。电影对宣传政策、教育人民的作用很大，电影是文化部门首要的工作，今后应给予很大的注意。
〔注〕蔡楚生，时任文化部电影艺术局艺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电影工作者协会主席。
△致电金日成：中国政府决定调拨给朝鲜三个步兵师的装备，即将布置实施。四月十六日、二十六日，又两次致电金日成，为使朝鲜人民军的装备能在停战前得到补充，决定将中国四五月份从苏联进口的装备中，拨给人民军三个步兵师的全部装备，请布置接收。〔注〕
〔注〕中国拟将中国人民志愿军中使用过的两个师的苏式装备拨给朝鲜人民军，并再从新进口的苏式装备中拨给一个师的配备量。
△接张经武反映西藏经济困难的电报后，即同陈云商量在西藏增加军用、民用物资，调剂市场，平抑物价，以击破帝国主义和西藏内部反动分子的破坏阴谋。
4月5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刘澜涛并告各大军区、志愿军司令部电；对起义部队旧军官贪污问题的处理必须慎重，凡在部队真正实行革命政治工作制度前，即民主改革前的贪污行为，可不以贪污分子论处，亦不追赃，只给行政处分；以后的，只要他坦白反省彻底，真诚悔过，即使贪污数额大，亦可不以贪污分子论处，只给行政处分，酌情追赃；只有情节严重恶劣者，可给以刑事处分；并应保全几个高级干部。总之，对起义部队的“三反”运动。“重点在教育改造，保证以后不犯，而不在追赃法办”。
△召集王稼祥、陆定一、刘宁一〔注〕、章汉夫等开会，商议统一和加强反细菌战的对内对外宣传，决定成立反细菌战宣传委员会，陆定一为主任，章汉夫为副主任。
〔注〕刘宁一，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兼国际部部长。
△接见印度大使潘尼迦，谈美国进行细菌战问题，说：经过多次调查后，我们已掌握了充分的证据。美国政府也从未否认过在美国对于细菌战的准备。至于对美国进行细菌战的事实进行调查问题，我国代表已向世界和平大会提出建议。而对调查代表的邀请，当由世界和平大会和约里奥一居里博士出面。
△为加强文化部对电影业务的领导，起草中共中央致华东局电：夏衍既能离开上海工作，即应考虑过去中央调他来北京工作的意见。并批示由安子文、陆定一办理此事。电报于十一日发出。
4月7日 晚，听取薄一波关于上海“五反”第二战役情况的电话汇报，告薄对于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的罚款。“如退补甚大确难再罚，或态度甚好毋须罚款者，自可免予罚款”。次日晚，听取罗瑞卿关于广州“五反”第一、二战役情况的电话汇报，告罗目前仍按既定部署进行。本日深夜，将上述两地“五反”情况函告毛泽东。
4月10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我方所提出的应是一个确切的外俘名单，以便掌握主动，压对方在志愿军被俘名单问题上让步。
△签发政务院《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直属机关负责人员待遇等级的通知》。
4月11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三十二次政务会议。在讨论陈云作的《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报告》时说：“由于抓住了中心环节，进行了‘三反’、‘五反’，结果克服了困难，使财经形势更加好转”，不仅使朝鲜前线得到了充分的支持，而且为经济建设打下了稳定的基础。国家今后的财政方针是整顿税收，即实行统一税收，依率计征，不许附加，分级使用，使支出重点逐步转移到建设方面。工农业的发展是肯定了的，不仅重工业，轻工业也要发展。但是，国家建设，应该循序渐进，不能百废俱兴。
4月12日 就月初彭德怀反映朝鲜境内普遍发生饥荒一事，为毛泽东起草致陈赓、宋时轮、甘泗淇电：我国已准备供应朝鲜二万吨粮食。志愿军可对驻地附近断粮居民酌情给予救济，但若数量大，仍宜送朝鲜政府转发。
4月13日 致电各大行政区并转各省、市：在“五反”运动中“处理完全违法及严重违法工商户罚、退、补救时，应注意先将银行贷款、欠贸易公司之加工订货及其它所欠国家的款，都清还后，再令其交罚、退、补款”。“否则，即会造成以公家的款抵交罚、退、补款，从另一个方面造成国家损失。”
△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西南局关于西南一级机关和重庆市联合公审贪污犯大会的总结报告的通知。通知指出：这次公审大会准备充分，很有策略，开得成功，应作为各地在“三反”运动中人民法庭判刑的参考。各地在处理“三反”案件时，“务望对于全区需要判刑的人数和类别作一比较研究，然后定出一个大体接近的控制数字，以利各单位对于贪污分子的定案”。
4月15日 向中共中央并毛泽东提出《关于两个月来反细菌战工作的总结报告》。汇报全国防疫工作组织的建立和开展工作的情况，说：防疫工作的。总的要求是，不仅在反细菌战上我们一定要取得胜利，而且要经过此次防疫运动，将我们的卫生工作提高一步，以便在更好的卫生工作基础上对付敌人可能继续施用的暴行”。
△毛泽东、周恩来联名签署《中央军委、政务院关于集体转业部队的决定》。《决定》说明：将从人民解放军中调拨四十一个整师十一个整团共四十六万五千人，转为各种工程部队和屯垦部队，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
4月16日 起草中共中央致薄一波，中共上海市委、中共中央华东局并各中央局电，批转薄《关于上海“五反”第二战役基本总结及第三战役部署的报告》，并提出运动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一）签订加工订货的保证手续，“除工人代表、各级职员和资本家外，还应加上订货代表和政府负责机关，五个方面共同签字，使公私、劳资、买主卖主各个方面都能得到保证”。（二）清理隐匿财产的案件，“应有意识地区别易于解决和不易解决、急于解决和不急于解决、需要解决和不需要解决等情况，将不易、不急、不需要解决的案件推迟或暂时放下不去解决，留待以后再说”。（三）“各地捉人以少为好，有些已捉了而态度较好或情节较轻者还可提早释放一批。”判处死刑者，既要比“三反”少，又要使工商界不受震动，且应先报中央，待中央统筹全局，提出控制比例数后方可执行。
4月17日 致信毛泽东并刘少奇、朱德、陈云、王稼祥。介绍对在苏联出席国际经济会议的部分外国代表四十五人来华参观期间的安排事宜。同日，致电张闻天并转南汉宸：中国政府欢迎他们前来参观，但请告因中国受到封锁，客船出入口少固定航期，因此一般以仍经苏联回去为妥。
4月21日 审改中共中央关于对武汉工商界上层代表人物的处理及排队情况给中南局并各中央局的指示。在指示中增写：“武汉市打击大工商户，面过大，而且工比商大，甚至动摇了我们确定要保护过关的人，应仔细加以检查。肯定地说，既已做了恰当的结论，即使……有若干偷漏盗窃问题，应有意识地保护他们过关，不要再到群众集会去斗或发给分会去评，而应由市委和总会自己掌握。”
4月24日 起草中共中央批转薄一波《关于上海“五反”运动中几个政策问题的报告》致各中央局、分局电。电文指出；各地的“五反”运动进入处理阶段后，可依薄所提办法，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处理。“在各大城市中，对已与我们有二三年合作关系的上层资本家，应有意识她保留几个列入守法户”。“这样做，可以使我们更易于监督和团结他们。”关于工人监督生产，各地亦可以首先在大的私人企业中，选择重点试验。
4月27日 致函陈云、李富春：农业税夏征数字，“可暂依去年数字，大致定为七十亿斤，但在夏收时即应开始实行‘查田定产、依率计征，统一累进、决不附加，的原则”，“平均累进税率可定在百分之十四上如何？”望加以讨论。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对战俘问题，我们应集中谴责对方违反《日内瓦公约》规定的无条件遣返战俘和不侮辱、不虐待、不伤害战俘的两条原则。
4月30日 在第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作《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的总结发言，阐明中国政府为坚持和平的外交政策而实行的外交方针是：（一）“另起炉灶”，即“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而且建交要经过谈判的手续。这一方针，“使我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二）“一边倒”，即“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之内”。（三）“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被赶走了，但帝国主义在我国百余年的经济势力还很大，特别是文化影响还很且打扫要有步骤，不能性急。（四）“礼尚往来”，即“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针锋相对，来而不往非礼也。”（五）“互通有无”，即“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同外国做买卖，不能像过去那样把中国作为它们的消费品市场”。（六）“团结世界人民”。同时指出：外交工作要分清敌我友。“区别的主要关键是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世界格局并不是简单的两大阵营对立，没有什么工作可做。因此，“对帝国主义阵营也要有分析”。“资本主义世界并不是铁板一块，我们应该区别对待。”“我们要依靠进步，争取中间，分化顽固。这样可以使我们的外交工作更灵活一些。”“我们要这样来打开我们外交工作的局面。”强调：“外交是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外交工作的一切都必须注意事先请示、事后报告。”外交工作要坚持国际主义，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坚持爱国主义，反对世界主义；坚持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坚持纪律性，反对自由主义。
4月下旬 由于对方顽固坚持扣留我方被俘人员的立场，朝鲜停战谈判再次陷入僵局。
4月 为中共中央机要局的重新恢复题词：“精研业务，提高效率，反对浪费，严守纪律。”
5月2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三十四次政务会议。在讨论公安部工作时就公安部门在“三反”中暴露出的问题发言：我们公安工作是为新政权服务的，和旧的公安工作有本质的不同，因此对公安工作必须加以整顿，彻底清除旧的作风和传统。
5月5日 参加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家宴，在听了率领印度文化代表团来华访问的潘迪特夫人转达其兄尼赫鲁的口信后，表示欢迎尼赫鲁在朝鲜停战后来华访问。同时，在回答提问时说；朝鲜停战谈判所谈的主要是四个问题，现在除战俘问题外，都已经基本上取得协议。朝鲜谈判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美国继续拖延并使用细菌战，甚至破裂谈判。这一点我们不怕，而且有力量消灭细菌战。另一种是美国遵守《日内瓦公约》，同意释放十一万多俘虏，和平就可以实现。因此，目前朝鲜谈判能否达成协议，决定于美国政府是否有诚意。我们的立场是。我们认为必须坚持的，我们一定坚持；我们认为可以妥协的，我们就妥协。但是，我们的妥协也有一个限度，那就是公平合理。
△审查反细菌战影片。
△发表声明，抗议美国政府宣布非法的单独对日和约生效，指出：这个和约，“决不是什么恢复日本主权、独立和改变日本的被占领地位的条约；恰恰相反，它是彻底变日本为美国军事基地和附属国家的备战条约和奴役条约”。美国强令日本吉田政府和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残余集团缔结所谓“和平条约”，显然是企图借此构成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威胁。对此，中国政府再次声明，绝对不能承认所谓的对日和约，坚决反对日本吉田政府同台湾国民党缔结所谓的和平条约。
5月7日 约五日回京的薄一波介绍上海、广州两地“三反”、“五反”和财政经济等方面情况。
5月10日 签署《关于外商在“五反”中有关问题的指示》。《指示》说：目前在有些城市的“五反”中。对外商厂店有过左情绪和行动，这是不好的，应予妥善处理。
5月12日 审改嘱人代拟的毛泽东致李克农并致金、彭电。在电文中增写：乔埃十一日的发言极其恶劣，应“质问其决不作任何退让之词是否准备破裂，但这种恫吓手段，除在全世界证明对方毫无谈判诚意外，不论在会场上战场上都已遭受到惨重的失败”。
5月14日 和贺诚联名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四月份反细菌战防疫工作情况简要报告》。《报告》强调：“不管敌人是否继续散布毒虫毒物，今年我们的防疫工作一定要坚持到秋后。争取不仅将敌人的细菌战粉碎，而且要把我们的卫生工作借此提高一步。”为防止夏秋疫病流行，决定五月为全国卫生防疫突击月。
5月15日 在中央军委会议上传达中共中央根据朝鲜战局、停战谈判形势和国内情况而提出的“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和朝鲜战争的四点收获，并主持讨论准备继续在朝作战的各项计划和部队轮换问题。
5月15日、16日 连续彻夜召开北京、天津、武汉、重庆、西安等大城市市委书记会议，听取彭真、黄敬、王任重、张霖之、赵伯平汇报各地“五反”情况，研究结束“五反”的各项问题，并商议起草关于结束“五反”运动的几个问题的指示。
5月16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三十六次政务会议。会上，就一九五二年度农业税征收问题发言：无论是农业税还是其它税都应依率计征，同时要注意切实收足，这样对国家有利。执行“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关键在“稳”。
5月17日—19日 召集国防工业会议，讨论军事预算和军工生产问题，以保证继续进行朝鲜战争的需要。在十九日发言时说：在党中央“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指导下，建设费应高于军事费。军费开支，能节省的就要节省。
5月18日 致李克农、乔冠华电：“在我们的发言和新闻稿件中所用刺激性的词句，如‘匪类’、‘帝国主义’、‘恶魔’、‘法西斯’等甚多，以致国外报刊和广播不易采用。”望指示发言起草人和记者在稿件中，应“注重简短扼要地揭发事实，申述理由，暴露和攻击敌人弱点，避免或少用不必要的刺激性语句”。“国内方面亦将采取同样的方针”。随后嘱秘书杨剐用电话将此指示传达到有关新闻宣传机关。
5月21日 和聂荣臻、李富春签发中央兵工委员会《关于兵工问题的决定》。《决定》同意中央兵工总局提出的《兵工工厂调整计划纲要》和基本同意《兵工五年新建设大纲》，责成该局依照《计划纲要》，“负责迅速进行调整”；依照《新建设大纲》，先进行勘察厂址等准备工作。随后，周恩来在转发《关于兵工问题的决定》等文件的批语中指出：我们现有的兵工工业，在品种上、数量上或技术水平上，对国防军的要求均相差很远。由于历史原因和缺乏统一计划的原因，全国兵工厂的分布，与我军事需要不相符；各兵工厂的机器设备的配置很不适当，与现规定的制式武器不相适应；全国各厂新老干部及技术人员的分配也极不平衡，技术及管理经验亦亟待交流。为了适应国防需要。首先应使现有的人力、物力发挥应有效率，以便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新厂建设问题。
5月23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对二十二日〔注〕会上乔埃蛮横无理的流氓态度，你们必须予以还击，否则哈里逊必将继续使用乔埃这种态度。“当场还击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事后痛斥，应该严厉指斥这种流氓无礼态度完全失掉军人身分，而且这种行为本身就足以证明对于谈判毫无诚意。”每次发言内容，要简练扼要，生动有力。
〔注〕五月二十二日，哈里逊接替乔埃担任对方停战谈判首席代表。
5月29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菲利波夫电，通报朝鲜停战谈判形成僵局而未实现预期目标的原因和我方的对策，说：由于对方从四月下旬起态度转坏，谈判形成僵局，因此，我们对谈判“已作拖过今年的准备。并决心坚守已经巩固起来的现时朝鲜前线阵地，加修第二线坚固工事，准备应付今年夏秋两季可能到来的敌人新的攻势”。为此，中国国内工作的方针是：“既要保证朝鲜战争的胜利，又要保证国内市场的稳定，同时还须加强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建设。”电文由毛泽东审阅后于三十一日发出。
△起草中共中央致在莫斯科的萧劲光、罗舜初电，就中苏双方关于中国海军五年建设计划、一九五二年海军交货计划几个问题的谈判给予指示。
5月30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三十八次政务会议。在讨论薄一波的关于《结束“五反”运动时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时宣布；运动在取得重大成绩的基础上，将于六月结束。说：对资产阶级要看到两方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黑暗的一面。我们处理时要从全面观点出发。我们办事要公道，揭发错误要彻底。处理时要全面、从宽、谨慎、合情合理。总之，要根据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一般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的原则，核实定案。过宽过严的偏向，都应该纠正。现在，城市的货堆起来了，货物需要流通，资金需要周转，所以追补的时候，应该照顾生产。
5月下旬一6月5日 多次召集外交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联络部有关人员商讨起草并修改《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宣言（草案）》。《宣言》经筹备会议起草委员会讨论通过后，六月七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6月 主持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同日本国会议员帆足计、高良富、宫腰喜助谈判签订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议。六月一日，《中日贸易协议》签字。
6月4日 召集陈云、薄一波、李先念和各大区财委主任开会，商议财经工作问题。
6月8日 致电张经武：中央认为，就目前形势而言，我在西藏立足未稳，情况未明，因此，关于印度在西藏的权益问题，不宜作全面解决。但从与印度通商等实际需要出发，“拟先解决设领问题，允许印度在拉萨设立总领事馆换取我方在孟买设立总领事馆”。对于西藏地方政府外事局，“目前仍应采取原封不动的方针，但应逐渐停止其活动”。因为《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第十四条规定，须将西藏地区涉外事宜逐步收归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
6月9日 约傅作义、李葆华、苏联水利专家谈荆江分洪工程有关问题。
6月12日 和陈云、薄一波、李维汉商议召开全国工商联筹备会议问题。二十日开会后，由薄一波、李维汉等组成党组干事会负责具体领导这次会议。会前，周恩来约陈叔通谈话，要他出任即将成立的全国工商联筹备委员会主任，并针对陈提出自己是高级知识分子，不宜当全国工商界头子的想法，说：你不是资本家，我明白，但是，你同资本家，特别是江浙帮的企业家和银行家关系密切，大可做好工作。而且你是一位爱国老人。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党相信你，才请你出来挑这一担子。
6月13日 签署《政务院关于结束“五反”运动中几个问题的指示》。《指示》对运动定案处理的原则、核实定案工作、退财补税、“三反”退赃与“五反”定案工作相配合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并指出：在目前运动的结束阶段，必须反对“虎头蛇尾，草率结束”和“不愿意根据实际违法情况，认真核实，正确定案”的两种错误倾向；“必须继续掌握宽大与严肃相结合的精神，实事求是地进行定案处理工作，务求做到合情合理，始能既有利于清除工商业者的‘五毒’，又有利于团结工商业者发展生产和营业”。
6月14日 接见印度大使潘尼迦，指出：中国同印度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的现存情况，是英国过去侵略中国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痕迹。对于这一切，新的印度政府是没有责任的。英国政府与旧中国基于不平等条约而产生的特权，现在已不复存在了。因此，中印两国政府在中国西藏的地方关系要通过协商重新建立起来，这是应该首先声明的一个原则。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时间和步骤，因而中国政府建议：将印度过去留在拉萨的代表团改变为印度驻拉萨的总领事馆。这是可以首先解决的一个具体问题。同时，根据对等的原则，中国要求在印度的孟买设立总领事馆。同时向潘尼迦介绍了朝鲜停战谈判进展情况。指出：停战谈判实际上只剩下一个问题没有解决，这就是遣返战俘问题。“过去美国方面尚企图讹称有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可是现在也不得不承认只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二十三日。印度代办高尔向周恩来转达说印度政府赞同中国总理关于两国在对方国家设立总领事馆的建议。
6月16日 在欢宴西北各民族代表团时致词：“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地为贯彻民族平等政策和信仰自由的政策，并逐步发展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建设事业而努力；同时要提高警惕，严防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分子挑拨离间，更进一步地为巩固我国各民族人民兄弟般的团结而努力。”
△签署《政务院关于一九五二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示》。《指示》规定今年“农业税收的总方针是：贯彻查田定产，依率计征，依法减免，逐步实现统一累进，并取消一切附加。”《指示》还对农业税的税制、税率、减免政策和对税收的组织及对税收人员的政策与业务教育作出具体规定。
6月18日 和贺诚联名向毛泽东提出《关于五月敌机撒布毒虫毒物及我防疫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说：七、八、九月间是鼠疫、霍乱、脑炎等传染病流行季节。为了在这些流行病一旦发生后，能予以迅速控制。在六月将继续检查、督促各大区重视反细菌战防疫工作，继续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消灭死角，加强防疫队的训练，并在各地建立严格的防疫报告制度。
6月19日 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全国统战部长会议上作主题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问题的报告。指出：在国内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势力基本上肃清后，“国内的阶级斗争就突出地表现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即，在“农村中的主要矛盾就变成广大农民跟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势力的矛盾”，在城市，“主要矛盾就变成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这样一个矛盾了”。这样，“现在发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一个特点：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它既是我们的朋友，又是要被消灭的阶级。”一方面，损人利己，唯利是图，投机取巧，是资产阶级的本质，“他们是要按照这个方向发展的，因此，必须进行长期的斗争”。“斗争就是改造”。“所谓改造，在经济上，就是要使他们的经济发展受到限制，但又要使他们有利可图，有适当的发展；在政治上，要吸收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并使他们在政治上受到影响。”另一方面，“资产阶级还有积极的进步的一面”。“中国的经济是落后的，要实现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因此“要发挥资产阶级的积极性，让它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济事业，使我们的经济能更快地发展”。“所以我们和资产阶级的联合，不仅政治上有可能，经济上也有需要。”这样做，“都是为了将来便于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为消灭资产阶级准备条件”。我们“一定要非常坚决又非常稳当地掌握方针政策”，既要注意防止“急躁地把前途当作今天要实行的政策，超越现阶段的政策”的“左”倾冒险情绪，又要注意防止“忘掉前途，忘掉坚定的方针，盲目地只顾眼前的利益，同化于人家，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下，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6月20日 签署《政务院关于颁发各级人民政府供给制工作人员津贴标准及工资制工作人员工资标准的通知（草案）》。《通知（草案）》指出：在目前情况下，评定工作人员的津贴和工资应依其现任职务，结合其德、才，并适当地照顾其资历。担任同一职务的人员，其津贴、工资可以不同。
6月22日 邀请二十一日到京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争事实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委员、苏联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兼细菌学教授维勒斯尼科夫参观美帝国主义细菌战展览会，并听取他对展览的意见。
6月24日 约即将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郭沫若、马寅初、梅汝敖等谈话，就揭露和控诉美国侵略朝鲜并发动细菌战的罪行，主张立即结束朝鲜战争问题交换意见。
6月27日 签署《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党派、团体及所属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预防的指示》。《指示》规定：自一九五二年七月起，国家工作人员的“门诊、住院所需的诊疗费、手术费、住院费，门诊或住院中经医师处方的药费，均由医药费拨付；但住院的膳费、就医路费由病者本人负担”。
△致电驻朝鲜大使馆参赞甘野陶转朝鲜朴宪永外务相：“在此次国际红十字大会上可能讨论俘虏问题及细菌战问题，各国或许对日内瓦公约表示态度。为了能在此次大会上胜利地配合斗争，朝中两方红十字会最好事前能共同研究日内瓦公约及其它有关材料，并作充分准备。”希望能令红十字会派人来北京以便与中国红十字会共同开始这一准备工作。
6月28日 致电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姬鹏飞转郭沫若：我国代表团向世界和平理事会所提的裁军建议，“原则上要照顾上次理事会裁军决议”。但在这次会议上应着重提出禁止细菌武器作为裁军主要内容之一。
△在钱俊瑞〔注〕《关于改订一九五二年培养国家建设干部的计划和追加教育事业费预算的报告》上批示：“高等学校扩大不能达到今年招收十万的计划，主要在于没有这么多的高中毕业生及同等学历的人。”“中等学校扩大。主要不是经费问题，而是师资和修建问题。”随即，写信给毛泽东并刘少奇、朱德、陈云、薄一波、李富春：“我认为从教育的需要上和财政的可能上追加经费一万一千六百九十四亿五千万元是应该批准的。”
〔注〕钱俊瑞，时任教育部副部长、教育部党组书记。
6月30日 签发《政务院关于“三反”运动中定案、追赃、处理工作的指示》。《指示》说：“三反”作为一个广泛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到五月底已经胜利结束，目前已进入处理阶段。“处理阶段的主要工作是定案、追赃和处理，这是争取‘三反’运动完满结束的具有关键意义的工作。”“应采取实事求是，认真负责，坚持到底，不枉不纵的方针。”这项工作的中心环节，“在于认真调查和全面分析材料，必须在人证、物证和贪污情节等方面找出可以定案的确凿根据”，“赃物、赃款原则上应予追缴”，“无证据和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全部或部分具结了案，不留尾巴”。以后，如发现具结不实、有确实证据而屡次翻供或拒不坦白者，均应从重处分；“如确无贪污而误被疑为或定为贪污分子者。必须坚决予以平反”。处理工作一般均应于六月底或七月上旬加以结束。
△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学习委员会报告会上作关于学习《共同纲领》问题的报告，详尽阐释《共同纲领》的序言、总纲及其有关各项基本原则。说：《共同纲领》是毛泽东提倡的新民主主义的纲领，是毛泽东思想具体化的一个部分。我们学习《共同纲领》，也就是学习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新中国在现阶段的具体政策。这些政策正是新中国今日之必需，也是我们大家所一致同意了的。但是，新民主主义毕竟是一个过渡性质的历史阶段。一定会向更高级的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发展。中国资产阶级如果能遵循《共同纲领》的经济政策所指引的方向前进，那么，它就有和平消灭即和平转变的可能。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它走向工业国家化、农业集体化的社会主义道路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的。
△《人民日报》发表周恩来为庆祝荆江分洪工程竣工而向工程指挥部赠送的锦旗上的题词：“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
7月1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四十二次政务会议。在讨论国家工作人员的待遇问题时说：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我们的收支大体上可接近平衡，因此，现在可以提高工作人员特别是下级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了。调整待遇，变供给制为工资制，是我们的总方针，但要完全实现需要较长时间，不可能是一步登天。国家准备在三年左右使工资制与供给制统一。
△《人民日报》发表周恩来为祝贺成渝铁路全线通车的题词：“修建铁路，巩固国防，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
△在一份文件上批：“人民公墓不应扩大，应提倡火葬以节省墓地，并便纪念。”
7月2日、3日 就对方在一日会上表示愿意“诚意地觅求停战，以终止朝鲜的流血”一事，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对方的发言“明显是在转弯”，“这是两个月来新的变化”。我们对其现有态度应表示欢迎，并应提出重新进行分类、校正战俘名单的建议，“以便争取主动”。
7月2日 在审阅《关于新疆农业区实行土地改革的决议》时增写：“在土地改革中，对外国侨民的土地问题，应根据外国侨民在中国境内不得享有土地所有权的原则处理之。如在新疆的外国侨民有愿意继续耕种或经营土地者。得在条件许可和农会同意之下经政府批准，给予一定时期的土地使用权。”
7月4日 致信毛泽东并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等，报告一九五二年军事预算的最后审定情况，并说明已指示中财委党组将军事预算列入整个国家财政预算中。
7月初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病愈后的彭德怀留北京接替自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这一建议被采纳后，九日，致信毛泽东并朱德、刘少奇、彭德怀、林彪：“彭德怀同志自即日起过问军委日常工作，直接向主席和中央负责。以后一切经过我处转呈主席或主席交我阅办的军委文电，均改送彭副主席处理。”“兵工委员会主任职务，我亦请求解除。改由彭德怀同志担任。”“转业建设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即由傅秋涛秘书长处理。”“中央防疫委员会日常工作即由办公室主任贺诚同志处理。”
7月10日 致信毛泽东并刘少奇、朱德、陈云等：（一）在七月，我拟将“工作重心放在研究五年计划和外交工作方面，其它工作当尽量推开”。“对五年计划，当着重于综合工作，俾能向中央提出全盘意见并准备交涉材料”；“对旅大问题，当准备一新约草案”。（二）除过问政府日常工作外，拟令章汉夫接替主管朝鲜停战谈判和反细菌战斗争。（三）建议邓小平担任副总理，并于八月来京主持一段时间的政务院工作。〔注〕（四）“三反”、“五反”已过，我可不再担任中央机关总党委书记，提议以安子文为第一书记、杨尚昆为第二书记、萧华为第三书记。本日，毛泽东批示同意。
〔注〕一九五二年八月七日，中央人民政府第十七次会议任命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
7月13日 受权发表两项声明：（一）承认并严格执行一九二五年六月在日内瓦订立的、一九二九年八月以中国名义加入的《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二）承认一九四九年八月在日内瓦以中国名义签字的《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之公约》、《改善海上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境遇之公约》、《关于战俘待遇之公约》和《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公约》。
7月14日 就李克农请示是否接受对方十三日提出的遣返我方八万三千名战俘的所谓新方案一事复电：对方这个方案，我方绝对不能接受。十五日，又为毛泽东起草致金日成并李克农电：经我们两天考虑后认为，在敌人目前军事压力的情况下。接受其十三日方案，对我极为不利。“不接受并准备敌人破裂，我们具此决心，敌人倒不一定破裂”。如果敌人不让步或使谈判破裂，我应与敌战下去。
7月15日 签署《政务院关于胜利结束“三反”运动中几个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为了胜利结束三反运动，特规定“一、核实定案工作应采取实事求是、认真负责、坚持到底、不枉不纵的方针。”“核实定案工作的中心环节，在于认真调查和全面分析材料，并必须在人证、物证和贪污情节等方面找出可以定案的确凿根据。有全部证据者，定全部；有部分证据者，定一部分；无证据或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全部或部分具结了案，不留尾巴，以后如发现其具结不实，再从重处分。有确实证据，特别有确实物证而屡次翻供或拒不坦白者，应从重处理。如确无贪污而被误疑或误定为贪污分子者，必须予以平反。”二、赃款赃物原则上应予追缴，但应防止盲目地无范围地穷追乱追。追赃时应明确交代政策，力求做到使贪污分子自觉退赃。三、“为了核实定案，应在市节约检查委员会统一领导下，向工商户传讯对证。”四、“处分及量刑必须遵守‘过去从宽，今后从严；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应当严者严之，应当宽者宽之’的原则。在行政处分中，应尽量少用开除办法。在刑事处分中，应多判处机关管制和劳役改造，少判无期徒刑，处死刑更应慎重，并应严格遵守既定的批准手续。”
△为毛泽东起草致菲利波夫电，通报朝鲜停战谈判的近况和我方在目前阶段的立场和方针。电文说：有鉴于谈判在五六两月陷入僵局后，七月一日对方有转弯的表示，我方乃于三日、六日提出对案：“双方所俘获的外国武装人员即联合国军或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被俘人员应全部遣返回家；双方所俘获的朝鲜武装人员即南朝鲜军或朝鲜人民军的被俘人员，其家在原属于一方地区者应全部遣返回家，其家在收容一方地区者，可以许其就地回家，不必遣返。”据此办法，我方收容对方被俘人员共一万二千余人，准备全部予以遣返；而按对方自己承认的应遣返我方十一万六千人。对方如真愿停战，至少应提出九万人上下的数字。“这个数目虽还不是全部遣返，但已经是绝大部分遣返。”“我们准备与其达成协议，而将其余两万多人保留到停战后继续解决。”但是，对方并未这样做，反而利用其空军优势向我方施加军事压力，并于七月十三日提出八万三千人的遣返数字，其中遣返朝鲜人民军七万六千六百人，占其应被遣返人数的近百分之八十，中国志愿军六千四百人，占其应被遣返人数的百分之三十二。“两者比例极不相称。敌人企图以此来挑拨朝中人民的战斗团结。”“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认为绝对不应接受敌人这种具有挑衅性和引诱性的方案，而且在敌人压力之下屈服，对我极为不利。”“如果敌人拒不让步，继续拖延，我们即扩大宣传，揭破敌人企图破坏停战谈判，扩大侵略战争的阴谋，动员世界人民舆论，并配合我们在朝鲜前线的坚持，使敌人不断损伤，以逼使敌人最后让步。如敌人竟敢于破裂谈判，扩大战争，我们亦有所准备。因为这个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不但对朝中两国，而且对整个革命阵营都有影响。”本日，电文由毛泽东审定后发出。十六日，菲利波夫复电毛泽东：“你们在和平谈判中所持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
7月20日 审查中国杂技团赴芬兰的演出节目，并对演员说：你们都是国家的宝贝。这次出去，希望你们大家要为祖国人民增光。
7月21日 致电西南、中南军政委员会和广西、云南省人民政府：中国和越南政府代表经过商谈，同意开放中越两国边境地区进行小额贸易。
7月24日 接见应国际奥委会邀请即将赶赴芬兰参加十九日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开幕的第十五届奥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并针对有人担心临时组队参赛成绩不会好，去了也不一定能赶上比赛，主张不去的想法，说：要去！在那里升起五星红旗就是胜利，何况还是一支队伍。要通过新中国运动员的精神面貌，宣传新中国的新面貌。
7月25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四十六次政务会议。在讨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时说z我们应该有气魄全部解决失业问题，但这是长期的工作。解决失业问题，任何一个部门都有责任，应该统筹分担。办法是：全部进行登记，举办训练班，实行有计划训练；逐步分期解决。我们既不保守，但在执行中又要反对冒进。土地改革已经基本完成，今后农村的中心任务就是生产。同时指出：我国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一方面是经济建设，另一方面还要进行文化建设。而文化建设，又是教育、卫生当先。教育方面的问题，一是普及，一是提高。在提高方面，一是培养大批的新知识分子，一是提高现有知识分子。在普及方面，一是学龄儿童的教育，一是成年人的扫盲工作。今后教育事业要有很大的发展，国家对教育事业的投资要超过任何一个工业部门。
7月26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菲利波夫电，通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八月访苏时需要与之商谈的有关问题。电文经毛泽东审定后于二十七日发出。
△以中央军委兵工委员会主任名义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兵工工业建设问题的报告》。《报告》说：兵工工业要提早建设，要改造老厂、建设新厂，用三五年的时间迅速建立中国自制陆军武器、弹药和空军、海军弹药的基础。《报告》还规定十八种枪炮为国家制式武器，确定建设十几个兵工企业，并纳入争取苏联援建项目清单。随后，中共中央批准这个《报告》。
7月27日 在周扬本月二十三日关于胡风〔注1〕问题的来信上批：“同意你所提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检讨步骤，参加人还可加上胡绳、何其芳〔注2〕，他们两人都曾对胡风进行过批评。不要希望一次就得到大的结果，但他既然能够并且要求结束过去二十年来不安的思想生活，就必须认真地帮助他进行开始清算的工作。一次不行，再来一次。既然开始了，就要走向彻底。少数人不成功，就要引向读者，和他进行批评斗争。空谈无补，就要把他放到群众生活和工作中去改造。一切都试了，总会有结果的。”
〔注1〕胡风，时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
〔注2〕胡绳，时任出版总署党组书记；何其芳，时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致信十九日抵京的胡风：“五月四日你给我的来信和附件〔注〕均收悉。”“我正在忙碌中，一时尚无法接谈。请你与周扬、丁玲等同志先行接洽，如能对你的文艺思想和生活态度作一检讨，最好不过，并也可如你所谈结束这二十年来的‘不安’情况。”
〔注〕附件，指《〈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报》所发表的要求公开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读者来信。
7月31日 召集航空工业建设会议，检查航空工业发展规划的执行情况。在发言中说：关于发展航空工业的方针、原则和建设规划，要继续按照去年底定的方案抓下去。同时还要着手于轻型轰炸机厂的基本建设，争取一九五七年底正式投入生产。同意按你们提出的意见向苏联索取技术资料和明年向苏联订货、增聘专家并延聘现有的专家。今后，每年都应分配给航空工业一些大学生，再抽调一些老干部参加航空工业建设。我们要把这些工作抓紧、抓细、抓好。
8月2日 和贺诚联名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提出《中央防疫委员会二月至六月反细菌战防疫工作的综合报告》。《报告》指出今后的工作任务是：（一）在各种传染病流行的第三季度里，将加强各项防疫工作；（二）妥善解决各地在防疫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加强对细菌武器性能及使用规律的研究；（三）各大区应在十一月作出全年卫生防疫工作的总结，中央防疫委员会拟于年终召开全国防疫工作会议，作全国性的工作总结。
8月5日 朝鲜停战谈判双方达成《朝鲜停战协定（草案）》。
8月6日—8日 出席中央人民政府第十六次至十八次会议。在第十七次会议上作关于调整中央和地方人民政府机构的说明：根据国家建设任务的需要，中央人民政府的机构亟需加强，并逐渐把各大行政区的负责人员集中到中央工作。为了加强政务院的领导，任命邓小平为副总理；为了加强各部门的领导力量，这次会议先提出财经部门的任命名单，并将陆续提出其它部门的任命名单。这次机构调整拟增加、合并和撤消一些部门。会议通过《关于调整中央人民政府机构的决议》、《关于调整地方人民政府机构的决议》。
8月9日 就一些部门未认真执行政务院关于所属部门定期向中共中央作报告的制度一事。以政务院党组干事会书记名义向各委分党组干事会、各部门党组小组发出通知，强调各部门必须严格执行定期报告制度，并重新规定了报告办法：（一）每两月作一次综合报告，应由党组负责人执笔，内容以执行中央政策、业务进行情况为主，千字为限；（二）重要问题作请示报告或专题报告，专题报告以简短及时为原则，字数不限；（三）专业会议后作简况报告；（四）各业务部门的业务情况按月或按旬统计报告。
△致电张经武并中共西藏工委：请即与阿沛·阿旺晋美〔注1〕商量，然后告达赖并正式通知噶厦〔注2〕：“中印两国的旧关系必须逐步结束，新的关系必须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因此，“印度原驻拉萨代表机构的地位必须予以改变。改变后，按照中印两国正常关系由印度政府在拉萨设立总领事馆”。中印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中，还有许多应该改变的事宜。中央准备逐步加以解决。
〔注1〕阿沛·阿旺晋美，时任西藏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注2〕噶厦，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一九五九年西藏叛乱事件发生后被解散。
△约见驻越南中国军事顾问团第二副团长邓逸凡，听取汇报顾问团在越工作情况。
8月10日 以政务院党组干事会书记名义，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鉴于政务院及所属委、部最近进行了人事调整，政务院党组干事会应予改组；同时，为了便于照顾整个政府部门的工作，拟扩大原有政务院党组的范围，并更名为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直属中共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领导。新的政府党组干事会成员，除原政务院党组干事会书记周恩来，副书记董必武、陈云，干事罗瑞卿、刘景范、薄一波、陆定一、胡乔木、李克农、李维汉及齐燕铭等外，拟再增加邓小平、林伯渠、彭真、李富春、曾山、贾拓夫、习仲勋、钱俊瑞、王稼祥、安子文、吴溉之、李六如、廖鲁言等，共计二十四人。拟以周恩来任政府党组书记，陈云、邓小平分任第一、第二副书记，李维汉任党组秘书长，齐燕铭、廖鲁言分任第一、第二副秘书长。十三日，毛泽东批示同意这个报告。
8月11日 主持起草的《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脱稿。内容是：一、中国经济概况，二、五年建设方针，三，五年建设的主要指标和主要项目，四、长期建设的准备工作，五、请苏联援助事项。《任务》指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已经安定，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已经巩固，在长期战争中被破坏的经济情况已经恢复。”“人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已胜利完成。”“如果朝鲜战争像现在这样继续下去，我们仍然需要并可能开始五年建设。”“今后五年是中国长期建设的第一个阶段，其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以巩固国防、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并保证中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前进。”还说：“五年建设的中心环节是重工业”，“以改造中国经济面貌和国防面貌，并为农业集体化打下物质基础。”“在不妨碍重工业发展的范围内，按人力、物力的可能来发展其它的经济部门”。我们要。扩大人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经济比重，保证长期建设在计划经济轨道上前进，进一步巩固国营经济的领导”。“全党的领导和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方面，特别是工业建设方面。”
△所写《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完稿。
△就七月二十八日香港英国政府将中央航空公司留港飞机四十架非法判归美国陈纳德的所谓民用航空公司一事，致电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为了回击英国劫夺我国飞机，“中央决定先行征用上海英商英联、马勒两船厂的全部财产”。征用命令拟用上海军管会名义公布。“望即刻着手做接管的准备，组织力量，并委派专人负责领导征用工作。准备就绪后，可立即宣布征用命令并执行，日期不要超过八月十五日，愈早愈好。”十五日，上海军管会发出征用令。
8月13日 和到京上任的邓小平谈政务院工作。随后，在政务院第一百四十八次政务会议上宣布：在我奉毛泽东主席之命赴苏联访问期间，由邓小平代理总理职务。
8月15日 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苏联访问。代表团首席代表为周恩来，代表为陈云、李富春、张闻天（已在莫斯科）、粟裕，顾问为王鹤寿〔注〕、陈郁、宋劭文等。十七日抵达莫斯科，在机场发表讲话说：中国政府代表团“这次来莫斯科，是为了继续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并商谈各种有关问题。中苏两大国的友好合作的继续发展，必然对于中苏两国人民的和平建设事业。以及对于全世界人民的和平建设事业，都将有更重大的贡献”。
〔注〕王鹤寿，时任重工业部部长。
8月18日 接见苏联外交部部长维辛斯基的代表、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费德林，详细介绍中方对中苏会谈日程安排的考虑。
8月20日 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同斯大林会谈。苏方参加的有莫洛托夫、维辛斯基。周恩来简述了中国代表团将同苏联商谈的问题，并介绍毛泽东对朝鲜战争和国际形势的看法。斯大林同意毛泽东对朝鲜战局的分析和在停战谈判中所采取的方针，表示愿意尽力在工业资源勘探、设计、工业设备、技术资料和派人到苏联留学及实习等方面给中国以帮助；并指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维辛斯基、库米金组成苏联政府代表团同中国政府代表团商谈各项具体问题。
8月21日 率代表团同苏联政府代表团举行首次会谈，讨论：（一）旅顺口问题。苏方原则同意中方所提草案，（二）中蒙铁路的修建问题。双方议定；协定将由中、蒙、苏三国共同签署，修建工作将由中国铁道部和乌兰巴托铁路股份公司（苏蒙合办）在中蒙境内分别进行。（三）中苏缔结关于苏联援助中国种植和割制橡胶的协定等问题。
8月22日 拜会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
8月23日 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说明斯大林欢迎金日成、彭德怀前往莫斯科，商谈关于朝鲜战争和停战谈判问题。在得知金日成接受邀请后，二十六日再电毛泽东：已定于今日派飞机迎接金日成、朴宪永、彭德怀等，飞机二十八日抵京，三十日回飞，九月一日抵达莫斯科。
△将《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的译文送交苏方。
8月27日 中苏两国政府代表团会谈，讨论苏方提出的关于旅顺口换文修正案，关于中长铁路移交公告、关于橡胶技术合作协定修正案。周恩来就苏方提出延长使用旅顺口海军基地期限等问题发表意见，说明苏联将两国共管的中长铁路移交后，原议定书中运送驻旅大苏军军用物资封车和免税的规定仍然有效。
8月28日 将《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及八个附表、《中国国防军五年建设计划概要》的译文送交苏方。
9月1日 中苏双方代表团继续会谈，讨论苏联、蒙古提出的中、苏、蒙《关于铁路联运协定（草案）》和关于向苏联供应橡胶和铝的有关协定。
△和粟裕、维辛斯基等前往机场迎接金日成、朴宪永、彭德怀。当晚，去金、朴、彭住处商谈在朝鲜停战谈判中逼敌转弯问题，说明；只有坚持我方的正确立场，才能逼使敌人转弯。如我们急于求成，反给敌人拖的机会，所谓欲速则不达。
9月3日 率代表团同斯大林进行第二次会谈，商议中国五年建设计划以及与此有关的其它问题。苏方参加的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维辛斯基、库米金。周恩来介绍中国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与“五反”运动、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军队整编等情况，并说明中国五年建设计划的方针和基本任务。斯大林说：中国三年经济恢复时期的工作，“给我们这里的印象很好”。但是，在五年计划中规定工业总产值每年递增百分之二十，是勉强的，不留后备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后备力量，这样才能应付意外的困难和事变。因此，建议中国每年的工业增长速度降到百分之十五，同时表示愿意为中国实现五年建设计划提供所需要的技术设备、贷款等援助，并派出专家帮助中国建设。
9月4日 率代表团出席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主要成员同金日成、朴宪永、彭德怀的会谈，共同讨论中朝空军在朝鲜作战和战俘遣返等问题。斯大林强调：不能接受敌人七月提出的所谓遣俘方案。
9月6日 致信莫洛托夫：中国在明年开始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从苏联进口的装备和普通货物以及非贸易支出所需要的外汇，预计总数将达一百八十四亿三千万卢布，而中国对苏联的出口和非贸易外汇收入，预计总数只有一百三十八亿一千万卢布，逆差将达四十六亿二千万卢布。为了弥补以上差额，请苏联政府在今后五年中给予四十亿卢布的贷款，同时中国将向苏联支付约值六亿二千万卢布的美元、瑞士法郎或英镑。信中还说明了贷款及应付利息的归还期限。
△致信莫洛托夫：为了迅速提高中国的技术水准。请将苏联经济建设的各种技术资料，即工业产品的技术标准，建设矿山、工厂、学校、医院等的典型设计，工交企业的技术操作规程，机器制造图纸和先进企业的原材料、电力、燃料消耗的技术经济定额等资料供给中国。八日，莫洛托夫同意供给。
△将抗美援朝作战订货单、委托苏联帮助设计的建设项目名单、聘请各类专家名单、国防工业各系统的发展计划、各军兵种五年建设计划所需装备的订货单等项文件送交苏方。
9月8日 中苏两国政府代表团会谈，商讨关于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三年朝鲜作战的军事订货问题和聘请苏联专家问题。
△致信宋劭文：请与有关同志研究一下，在委托苏联设计的工矿企业所需的辅助设备中，哪些是中国自己可以制造的，哪些是需要进口器材后方可制造的，哪些是中国目前不能制造的。望分别注明于今晚告我。
9月10日 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赴斯大林格勒，参观该市市容和卫国战争遗迹。随后，乘船沿伏尔加河一顿河运河旅行。十二日折回斯大林格勒，并于当日返回莫斯科。
9月12日 斯大林设家宴招待周恩来、金日成、朴宪永、彭德怀等。周恩来得到斯大林关于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可以派代表参加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明确答复。
9月14日 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四个文件的签字时间定在十五日晚九时，北京时间已在十六日上午二时，故新华社广播准备在十六日上午，同日亦可见报。”
△复刘少奇本日来电：十二日夜和今晨曾告彭德怀〔注〕，提议由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来莫斯科参加苏共十九大。
〔注〕金日成、彭德怀一行于十四日晨飞离莫斯科，十六日抵达北京。
9月15日 和张闻天、李富春同马林科夫交流党的组织工作经验，介绍中国党的组织发展和建国后中共中央的组织形式、工作方式等情况。
△率领代表团出席签字仪式。中苏双方签订《关于橡胶技术合作协定》〔注〕，交换《关于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基地期限的换文》和通过《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公告》。同时，中、苏、蒙三方签订《关于组织铁路联运的协定》。周恩来在签字仪式上致词说：三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在人民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和成就，“是与伟大的苏联人民和政府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之下，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的亲切关怀和伟大援助分不开的”。“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种深切的友谊和援助”。随后，斯大林欢宴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和以泽登巴尔为首的蒙古政府代表团。
〔注〕《关于橡胶技术合作协定》规定苏联政府向中国政府贷款七千万卢布。
9月16日 偕粟裕、刘亚楼、邱创成〔注〕、王诤等同布尔加宁进行军事会谈，研究解决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的一些具体问题。
〔注〕邱创成，时任炮兵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9月19日 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同斯大林进行第三次会谈。就朝鲜停战谈判、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中苏友好交往、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等问题交换意见。
9月21日 致信莫洛托夫：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现共有二百五十二名，除明年需辞聘三十一名和聘期满后回国需另聘三十七名外，请在明年再增派二百三十七名来。鉴于他们人数大量增加，且分散在许多城市，因此，“有必要增加脱离其它工作的两名副总顾问，一名具有苏联高等学校教育工作及领导工作经验的，负责领导全体在中国的苏联教员的工作，一名负责领导在财经机关及各工业部工作的苏联专家的工作”。
9月22日 和陈云、粟裕等一行十七人离莫斯科返国。在机场发表谈话，宣布中国政府代表团此行在斯大林同志亲自参加之下，业已圆满地完成了有关两国重要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的商谈，完成了毛泽东主席所委托的光荣任务，使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行前，检查并安排了代表团各工作组的工作。指定李富春代理代表团团长职务，继续留苏联全权领导以后的谈判工作。
9月24日 返抵北京，在机场受到刘少奇、宋庆龄等的欢迎。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汇报就中国“一五”计划轮廓问题同苏联商谈的情况。会议讨论了“一五”计划的方针和任务。
9月26日 同印度新任驻华大使赖嘉文谈话，就他提出尼赫鲁总理访问中国一事回答：尼赫鲁总理的访问以在朝鲜停战后为最好时机。而朝鲜战争能不能停止，须看美国。目前，朝鲜停战谈判只剩战俘问题。我们是不怕拖与破裂的。美国如果不愿意拖，那就必须解决朝鲜停战问题。
9月29日 陪同毛泽东会见泽登巴尔，并举行招待会，欢迎蒙古政府代表团。十月四日，同泽登巴尔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中蒙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上签字，并相互致词。
10月2日 召集陈云、叶季壮、雷任民、卢绪章、陈家康〔注1〕开会，商议中国与锡兰〔注1〕贸易和签订两国贸易协定事。随后，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和禁运，并帮助锡兰政府解决急需大米的困难，周恩来指示外贸部：卖给锡兰的大米以国际市场价格售出，进口锡兰橡胶则以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百分之五至八购进。
〔注1〕雷任民，时任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时任外贸部局长；陈家康，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
〔注2〕锡兰，今斯里兰卡。
10月4日 接见锡兰贸易代表团团长沈纳那亚克，说：中锡早已相互承认，现在剩下的就是互换使节。中国政府希望派遣使节去锡兰，也希望锡兰能派使节来中国，常驻北京。因为在中锡之间，并不存在像中国与某些西方国家之间的那种问题。某些西方国家一方面承认中国，而另一方面又与台湾蒋介石残余集团保持联系，并在联合国承认台湾蒋介石残余集团，因此使中国与这些西方国家的关系很难正式建立起来。中国政府希望先把中国与锡兰两国的外交关系建立起来，以后也可能组织贸易代表团、文化代表团去访问锡兰，因为我们两国在经济交流之外，还需要有文化交流。十二月十八日，致信毛泽东并朱德、陈云等：“中锡贸易谈判，已于今日谈妥签字。我们的收获是，锡兰以政府形式担负每年出卖五万吨橡胶给我们以五年为期的义务，并承认橡胶涨价时，我们亦有权同时提出重议大米价格。锡兰的收获是，我们担负每年出卖二十七万吨大米亦以五年为期的义务。一九五三年橡胶价格为三十二便士一磅，大米我们让至与今年一样五十四英镑一吨。”“如此，一吨胶等于五点五七吨米。”此事拟于后日发一公报，以影响东南亚。
10月7日 针对对方在九月二十八日所提的建议中仍然坚持所谓“不得强迫遣返”的荒谬立场和坚持拒绝遣返我方战俘的方案，起草毛泽东致李克农并转金、彭电：复会后，我方必须首先揭露敌人提案的欺骗性，予以坚决拒绝，然后再提出我方对案。同时，发去亲拟的八日复会后我方发言大纲。
10月8日 朝鲜停战谈判复会。会上，我方对遣俘问题提出新建议，但对方竟蛮横无理地宣布无限期休会，关闭了和平谈判大门。
△从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五日双方谈判代表复会至今为停战谈判的第二阶段，历时十一个月又十四天。其间，周恩来起草和批改指导我方代表团谈判的电稿分别有一百余份和一百一十余份。
10月10日 就对方八日宣布无限期休会事，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应揭露对方“蛮不讲理地坚持其所谓自愿遣返实即强迫扣留我方战俘的险恶用心的原则，拒绝协商，中止谈判，企图以此压迫即将开会的联合国大会赞同其破坏谈判、扩大战争的阴谋”。同时，说明我方将继续坚守日内瓦公约和业已达成协议的停战协定的条文，“对双方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绝不放弃，对释放和遣返战俘的方法和步骤从来就主张可以协商，而这一次我方所提建议，就采纳了对方关于全部战俘送至非军事区实行交换的意见”。因此，“对方应负拒绝协商、破坏谈判的全部责任”。
10月13日 在常乾坤、吴法宪〔注〕、王秉璋的请示报告上批：同意开辟自广州经南宁至昆明和自广州至湛江的民航新线路。望遴选好机组人员，“以保证航线及飞机的安全”。
〔注〕常乾坤，时任空军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部长、志愿军空军副司令员；吴法宪，时任空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指示外交部、教育部筹办留苏学生预备学校。
10月16日 设宴招待西藏致敬团及各地区民族代表，并致词说；“我们的国家已成为强大和繁荣的国家。生活在这个日益强大和繁荣的大家庭中的每一个民族，都有着光明灿烂的发展前途。”但是，“我们绝不应该有丝毫的满足”，我们应该“认真普遍地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及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制度，认真普遍地保障散居的少数民族人民的平等权利，更有计划地大量培养与本民族人民有联系的民族干部，更有效地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卫生、教育及其它经济文化事业，更加注意教育广大人民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及风俗习惯”。我国各族人民特别是其中的领袖人物，要为我国各民族团结事业的进一步巩固和加强而奋斗。
10月17日 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指出：在朝鲜停战谈判中，朝中方面与美国方面经过十五个月的争执，已达成有六十三款内容的《朝鲜停战协定（草案）》，而剩下唯一的未决问题就是关于战俘的遣返问题。我们主张全部战俘在停战后回家过和平生活。美国方面则主张双方可以在其所收容的全都战俘中实行所谓“甄别”，从而强迫扣留一部分人，宣称他们拒绝回家与其家人团聚过和平生活，反而愿意留在被俘的敌对方面过流亡生活。这实际是送给李承晚、蒋介石去当炮灰。在这个是非分明、人类正义面前，我们是不能放弃原则的。还指出：朝中方面虽然不能接受美方所提建议的原则，但仍然采纳了美国建议中某些合理的部分，在十月八日提出了自己的新建议。对此，美方立即宣读早已预备好了的声明，片面宣布无限期休会。且不待朝中方面答复，即中途退出会场。由此可判明：谁拒绝协商，谁愿意协商。我们认为，朝鲜停战不能以一方压倒一方来实现，必须建立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方能保证和平的获得。
10月18日 《人民日报》发表周恩来为天津塘沽新港的题词：“庆祝新港开港，望继续为建港计划的完成和实施奋斗。”
10月23日 召集习仲勋〔注1〕、沈雁冰、周扬、邵荃麟、王阑西〔注2〕、蔡楚生等座谈电影事业的建设问题。发言说：由于艺术事业不同于一般工业，不能单独成为一个社会中心，因此，电影制片厂不能太集中，要适当分散。除需要发展现有的长春、北京、上海制片厂外，还应该在西南、西北建立制片厂，这样才能做到“百花齐放”。五年计划应该考虑这个问题。对电影事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思想上的领导，不能统一在一起变成垄断。垄断思想在任何时候都是我们所反对的。
〔注1〕习仲勋，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文教委员会副主任。
〔注2〕王阑西，时任文化部电影局局长。
10月24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五十六次政务会议。在讨论郭沫若作的《关于一九五二年几项文化教育工作的报告》时说：国家即将进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阶段。不应该把文化建设看作是将来的事，现在就应着手。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好像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相辅而行。我们要建设，干部、人才就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其它条件都具备，缺乏干部、人才，也不行。而培养干部、人才，是文教部门最主要的任务。文教工作中，除了教育，还包括文化艺术、科学、卫生、新闻、出版等。这些，都与经济建设有密切关系。所以，要进行经济建设，文教工作就必须加强，决不能削弱。具体措施是：文委的领导要加强。教育部要分为高等教育和普通教育两个部，并单独成立扫盲的工作机构。科学院也要加强，要派干部进去。文委的领导加强以后，就要同财委一样，负起政务院分院的责任来。
△审阅罗荣桓等关于颁发八一奖章、荣誉奖章问题的报告和有关授予八一奖章、荣誉奖章的两个条例后，指示秘书函告赖传珠、徐立清：（一）两个奖章条例草案均可用，但授予荣誉奖章条例第二条第四十项规定“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服务已满十五周年，工作一贯积极而又无重大过失者”，与此条第一项的规定比较，条件似定得高了一些，建议改为十年或八年。（二）获得两种奖章的条件既有不同，则奖章的质量亦应有所区别（八一奖章应比荣誉奖章好些），同样亦应有较明显分别（八一奖章用八一军徽，则荣誉奖章不用八一军徽）。
△前往北京医院看望沈钧儒。
10月25日 中共中央批准安子文、廖鲁言〔注〕先后向周恩来并毛泽东报送的关于结束“三反”和“五反”问题的两个报告。“三反”、“五反”运动自此结束。
〔注〕廖鲁言，时任政务院副秘书长。
△针对“五反”后资产阶级存在的思想顾虑和私营工商业存在的问题，邀请陈叔通、章乃器和各地来京参加全国工商联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常委会的资本家代表人物盛丕华、苗海南、傅华亭、陈经畲等谈话。在谈到资产阶级的前途时说：无论从历史或现实的情况来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既“不同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也不同于东欧各国的资产阶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有一定的历史贡献和发展前途的。”“现阶段我们的纲领是《共同纲领》，是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可能要十年、二十年”，因此，私营工商业，一定会随着国家建设的发展而发展。在论述关于在中国实行和平转变的思想时说：“将来用什么方法进入社会主义，现在还不能说得很完整，但总的来说，就是和平转变的道路。中国经过了反帝、反封建的流血革命后，不会再流第二次血。和平转变，是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要转变得很自然，‘水到渠成’。如经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将来要和平、愉快、健康地进入社会主义，使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我们要做很好的安排。”
“三反”运动结束后 曾约见赴京开会的刘靖基等上海工商界人士，针对他们的心理状态，说：国民党统治中国时，大搞苛捐杂税，横征暴敛，通过税收获得的钱财都进了“四大家族”的腰包。当时你们用真假两本账，搞偷税漏税，这是对他们的反抗。现在共产党为人民办事，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你们既然是爱国的工商业家，怎么还搞偷税漏税呢？这样做，怎么对得起国家和人民呢？
10月26日 接见智利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代表达麦斯蒂，在听取他奉智利新任总统之命，向中国政府表示愿同中国建立外交、贸易关系的介绍后，说：中国方面也有同样的愿望。但在两国建交问题上，智利处于困难地位，似需先解决对待蒋介石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态度和如何处理蒋介石集团在智利的外交代表这两个问题。可用两种办法解决：第一，由智利新政府采取主动行动，断绝与蒋介石集团的外交关系，并在联合国中反对蒋介石集团代表出席会议。这之后，中智两国驻某第三国的大使即可商谈两国建交问题。第二，如果智利新政府采取前种办法有困难，则由两国驻某第三国的大使商谈如何解决智利新政府所面临的这种困难。
△观看四川省川剧团在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大会上演出的《秋江》、《评雪辨踪》、《五台会兄》三个折子戏。在接见全体演员时称赞说：川剧改得好啊！很有生活气息，地方色彩浓厚。以后，建议将这三个戏拍成电影《川剧集锦》，同时批准在会演期间赶排川剧大戏《柳荫记》，并邀请梅兰芳等艺术家等帮助指导。不久，《柳荫记》的演出获得成功。
10月27日 致电第七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莱斯特·鲍尔斯·皮尔逊，抗议片面地将美国政府提出的所谓调查指控美国进行细菌战的提案列入议程，并要求邀请中国代表出席本届大会，向大会报告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11月4日、5日 召集政府党组干事会会议。讨论一九五三年财政概算和基本建设的控制数字。
11月6日 在首都各界庆祝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五周年大会上致词：“中国人民是从苏联学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在苏联人民的热情援助下获得革命的胜利的。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中苏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进入了发展的新阶段。”“三年来，苏联政府给予了中国以大量的物资和技术上的援助。很多苏联专家热情地帮助中国的建设工作。”苏联政府的这种慷慨援助，“使我们能够顺利地巩固国防、战胜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并使中国的经济恢复工作取得迅速的成功”。继续加强中苏两国人民的这种友好合作。对于我国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事业的胜利，具有重大的意义。
11月9日 审改中共中央致中共华南分局指示电。在电文提出华侨回国观光团在广东各地参观返抵广州后，应由陶铸或方方向他们介绍国内情况、说明土改政策、解答疑问之后，增写：“如他们提出的事例确属我们干部执行政策时的偏差，我们即应当场承认。并负责纠正，使他们认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诚实无欺和认真负责。”
△约彭真、尹瑞卿、安子文谈政法部门的人事安排问题。
11月12日 签署《政务院关于处理日侨中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提出遣送日侨的办法、经费、财产处理和离职日侨待遇等问题，要求各大行政区及有关省市组织日侨事务委员会，并在一九五三年第一季度内遣送五百名日侨回国。
11月14日、15日 先后在政务院第一百五十八次政务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作《关于改变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机构与任务，调整省、区建制和增设中央人民政府机构问题的报告》〔注〕。说：“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是在新中国初建之时成立的，一方面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机关，另一方面又是地方政权的最高机关。这种组织形式在全国刚刚解放，各地区工作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是完全必要的。”三年来，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各大区基本上完成了经济恢复和改建工作的事实，证明这样做是“既有利于国家统一，又有利于因地制宜”。现在，为了适应即将开始的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必须加强中央的统一和集中领导，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的机构，同时，也要加强省、市人民政府的组织，以加重省、市领导的责任。因此，现在大行政区一级必须改为虚级，即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这样，它不再是一级政权机关，而只是作为中央领导地方政府工作的代表机关了。现在我们的政权有七级之多，层次多了。手续一定多，既浪费人力，又浪费时间，效率还很低，因此今后需要逐步减少层次，改为“四实三虚”，即中央、省、县、乡四级实，大行政区、专区、区三级虚。十五日会议，通过《关于改变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机构与任务的决定》、《关于调整省、区建制的决议》、《关于增设中央人民政府机构的决议》。
〔注〕十一月三日曾就此事函报毛泽东。
11月14日 在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闭幕典礼上讲话，阐述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普及与提高，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团结与改造，克服困难、迎接胜利等问题。说：“因为是百花，就各有各的好处。”各个地方戏也有它的好处和短处，因此“不要忙于比高低，应当承认‘百花齐放’，应当让各个地方的戏曲艺术统统都发展起来”。各个地方戏“之所以能够存在，总有一个基本的条件，这就是我两年前说过的：‘广大人民爱好它”。地方戏有局限，但需要慢慢地提高。“地方戏的改革总要在它的基础上来改革，不要改得四不像。”“乱提意见，乱改剧本，是破坏艺术，不尊重艺术。”“戏曲的改革和发展，一定要讲究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要看它主要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积极的需要把它保留下来，消极的需要把它改革或剔除。所以，政治标准不是把原有的一概抹杀。”“艺术品是发展矛盾，然后来统一矛盾，同时还要要求艺术本身的优美。如果你的艺术形象弄得很丑恶，尽管它的内容怎样好，是没有人喜欢看的。”同时，也“不能把各个地方戏的精华，都放在一个戏里演出来。吃菜有大杂烩，戏曲就不能有大杂烩，任何艺术都不能破坏统一”。“三年来戏曲改革是有成绩的，这是值得提出来称赞的。”
11月22日 签署《政务院关于一九五三年度各级预算草案编制办法的通知》。《通知》指出：一九五三年度“国家财政收支是以保证抗美援朝军费开支及大规模的国家建设经费开支为准则”。具体要求是，“积极发掘财源，严格监督国家资金的运用，厉行节约；降低产品成本及流转费用，改善产品的规格并提高其质量；在基本建设中，充分利用原有材料，并提高劳动生产率，缩减杂费，降低材料耗用标准并减少积压材料的现象”；“改进税务机关的工作，加强企业财务管理，提高国家预算收入”。《通知》宣布：明年将实行中央、省（市）、县（市）三级预算管理。
11月28日 发表声明，表示赞同苏联向联合国大会提出的关于先在朝鲜停战，然后解决战俘全部遣返问题的全盘建议。重申：“战俘全部遣返问题仍必须依照日内瓦公约的原则和国际处理战俘的惯例来解决。这是不可动摇的原则。”
11月29日 就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准备在联合国大会提出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案初步草案和解释性声明一事，接见印度尼西亚驻华代办伊沙·玛蒂，指出：朝中方面的立场是无条件地按照日内瓦公约的原则，遣返双方战俘回家。美国方面的立场是无论如何要把一部分朝中被俘人员扣在手里，或者通过所谓中立国置于联合国的监督之下，实际上仍是扣在美国手里。印度尼西亚代表团的决议草案中的有关规定，在实质上与美国的立场没有分别。
12月5日 致电张闻天并刘少奇、李富春：请回答苏联政府，我国决定不采用苏联差别兑换比率的货币改革方式，而采用划一的兑换比率。因为那种方式会过大地打击中国的私人资本，招致工业萧条，大量私营企业职工失业，同时会引起工资政策、财政计划的很大变化。我国货币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整理筹码，缩小票面金额，并规定含金量，以便对外币有固定的比率。因此，物价不会由于发行新币而有所涨跌。电文还详告了新币发行计划。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六十一次政务会议。在听取张林池作关于《参观苏联农业建设情况的报告》时说：中国农业代表团是一个作风朴实、遵守纪律、不找麻烦、虚心向人家学习的好典型。建议今后所有的出国代表团都要有自己的明确任务，都要订出出国参观访问的具体计划，并在出国后作出汇报。这样，才容易学到苏联的先进经验。但是，学习不要生搬硬套，既不要保守，也不要急躁，要尽量不重复他们发展过程中的错误、缺点，少走弯路。有了他们的经验，我们应该走得快些。
12月6日 批准安子文关于任命冯仲云为北京图书馆馆长的报告。
12月8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朝鲜问题。
12月上旬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接见从朝鲜回国汇报工作的志愿军代理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周恩来祝志愿军的同志们早日凯旋。
12月11日 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作报告：经济恢复时期已经结束，我们可以从明年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国家建设，这个建设的大目标，是使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不确定这个方向，我们的国家就不能前进，也不能在人民团结的基础上走向社会主义。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有许多有利条件，也还存在一些不利的因素：第一，我们是在一十经济落后、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和对国家资源缺乏清楚了解的基础上进行建设的。第二，我们还在继续进行抗美援朝斗争，仍然需要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第三，更困难的是缺少进行建设的各方面的专业人才，包括技术工人、教员一直到高级技术人员、高级行政领导人员。鉴于以上情况，在建设中，任何部门的计划都要有中心、有重点，就是说，目前国家建设不是百废俱兴。比如工业建设，总要以钢、煤炭和石油的生产、铁路的修建为主要关键。我们要站在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立场上，树立整体、重点、先后和全面的观念。又说：对于卫生工作，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必须把爱国卫生运动坚持下去，达到普遍深入和经常化。卫生工作必须与群众运动结合，才能将成绩巩固起来并向前发展。如果不与群众运动结合，卫生工作“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三大原则。就不可能很好地贯彻。建议卫生工作的方针增加一条，即“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会议接受了这个建议。
12月12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六十二次政务会议。在听取刘景范作第二届赴朝慰问团的工作报告后说：我们要进行国家建设，但不应忽略抗美援朝，而要把抗美援朝与国家建设等量齐观。现在虽然我们已经挡住了敌人。并给予敌人很大杀伤，但还没打到使它非停战不可的程度。美国之所以破坏停战谈判，就是这个原因。因此，明年的抗美援朝斗争还应加强，继续实行“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一直打得它不得不罢手为止。我们应该借慰问团回国向人民作汇报这个机会，加强抗美援朝的宣传，以继续引起全国人民的注意。
△签署《政务院关于推行戒烟、禁种鸦片和收缴农村存毒的工作指示》。《指示》说：全国的禁毒运动即将胜利结束，为完全清除毒害，推行戒烟、禁种鸦片和收缴农村存毒乃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首先，对吸毒者，应本着。教育改造，治病救人”的方针，采取动员规劝、自己戒烟为主，结合政府给予适当督促帮助的原则进行。第二，严禁种植鸦片。自政务院明令取缔后，已经基本禁绝。对于过去种植鸦片者，只要以后不种，一律既往不咎；但如果在一九五二年后仍然偷种者，则要依法惩办。第三，收缴农村存毒，应本着“交出毒品，不予处分”的原则进行。
12月14日 复电第七届联合国大会主席皮尔逊，反对十二月三日联大根据印度提案所通过的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案。因为它仍然是以美国“自愿遣返原则”为其中心内容的，只是十月二十四日美国在联大会上提出的所谓“二十一国提案”的改装；并重申中国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正义要求。
12月15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谢明诺夫〔注〕电：“朝鲜战局，由于停战谈判已告停顿，而美军在朝鲜的损失还没有达到它非罢手不可的程度，估计今后一定时期内（假定为一年），会趋向于激烈化。”从战场的军事行动估计，“敌人从正面向我较坚固的纵深工事施行攻击的可能性不如向我后方两侧进行登陆作战的可能性大”。“我如能坚守北朝鲜东西海岸，使敌人的登陆计划失败，并以正面战线的技术出击作配合，给敌人以更多更大的杀伤，那么，朝鲜战局的发展就能更加稳定，而向着更加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为预防敌人登陆和提早发动进攻，我军现正在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准备尽一切力量来赢得战争。为此，请求苏联政府能够满足我们一九五三年关于朝鲜作战的军事订货和关于兵工生产的贸易订货要求。电文经毛泽东审阅后于十六日发出。
〔注〕谢明诺夫，时为斯大林的代称。
12月21日 致电联大主席皮尔逊，严重抗议美国军队在峰岩岛大批屠杀朝中方面被俘人员的罪行，指出：“这个事件，又一次充分证明了美国所谓‘自愿遣返’或‘不强迫遣返’原则的实际内容，就是用惨无人道的集体屠杀来胁迫战俘表示‘不愿遣返’，以便达到其强迫扣留战俘的目的。”
12月24日 代表中共中央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上作报告。报告分析了我国的国内形势和所处的国际环境，说：为了适应新时期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文教建设的需要，中国共产党提议由政协向中央人民政府建议，于一九五三年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开始进行起草选举法和宪法草案等准备工作。建议得到代表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与会各委员的赞同。
△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负责人长征、阮自清，就越南党的工作情况和中国顾问团在越的工作等问题交换意见，表示同意让总顾问罗贵波继续留在越南帮助他们开展有关工作。
12月25日 召集会议，研究全国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有关问题。会后。将会议所议的普选方针概括为：这次普选运动是要全党参加，政府出面，训练干部，发动群众，深入宣传，认真选举，以达到民主建政的目的。随即致函内务部部长谢觉哉：请转告各大区同志回去后本此方针传达为要。
△发布命令，决定将海关总署划归对外贸易部领导，改称中央人民政府对外贸易部海关总署。
12月26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六十四次政务会议。在讨论吴波作的关于税制的若干修正问题的说明时指出：这次税制基本上没有变，总的说来还是税制的修正。修正后的税制取消了对合作社的优待，这是考虑到合作社的发展，不能单靠优待，主要应靠改善经营。不仅合作社，国家商业部门也有依靠国家贷款、收购等优待而不注意经营的情况。取消优待后，将会促使合作社“打破其供给制观点，加强经济核算制，努力改善经营方式，扩大推销面，加快资金周转，这对合作社的发展也是有好处的。因此，这种修正是必要的”。
12月27日 发布命令，颁发《省（市）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财经机关与国营财经企业部门检察室暂行组织通则》。命令指出，为巩固“三反”运动的成果，继续与贪污、浪费特别是官僚主义作斗争，以适应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在财经各部门中有立即建立监察机构的必要。
12月31日 凌晨，离京前往哈尔滨。
△下午，出席中苏关于苏联政府将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中国最后议定书的签署仪式。在讲话中祝贺移交工作的胜利完成，同时代表毛泽东和中国政府向苏联人民、政府和斯大林表示深切的感谢，并感谢在中长铁路工作的苏联专家帮助我们培养了新中国铁路建设事业中的大批干部。中长铁路的中苏共管于本日结束。
△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叶洛果夫等二百名苏联专家授予《中国长春铁路纪念章》。然后，出席负责办理中苏共管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事宜的中苏联合委员会举行的招待会，宣读毛泽东致斯大林的感谢电。
△签署《政务院关于一九五三年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指示》。《指示》提出一九五二年成立的各级领导爱国卫生运动的机构，今后统称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其职责为领导反细菌战工作及群众性卫生运动。
2007/09/10
1952年五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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