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日 对路透社记者发表谈话：指出汪精卫第一次对日本请和运动，见于去年十月广州失守后，汉口沦陷前。当时汪已表示准备对日媾和。其实汪之行动既不能破坏中国内部团结，也不能损害中国抗战力量。同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汪精卫叛国人社论批判了汪精卫之流对抗战前途丧失信心的亡国论调。
1月5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提议在华南及西南各省成立的中央局名称为西南局，由周恩来、博古、凯丰、张文彬、徐特立、吴玉章、叶剑英、廖承志、吴克坚、邓颖超、刘晓、高文华、董必武十三人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
1月7日 和博古、凯丰电复中共中央书记处，认为在华南及西南各省成立的中央局“以南方局名称为好”。十三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来电同意仍用南方局的名称，以周恩来、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六人为常委。除华南、西南各省外，江西、上海工作也归南方局管。
△应邀到重庆联立高级中学讲话。谈八路军敌后抗战的形势。并为同学题词：“伟大的抗战时代，不要使他空空过去。青年们，要努力学习，学习，再学习！”
1月8日 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蒋介石对叶挺离军辞职的反应，提出叶可回新四军，改善工作关系，新四军委员会可以叶挺任正职，项英任副职，项实际为政委。两日后，中央复电同意，指出：应尊重叶的地位与职权，项多注意新四军总的领导及东南局的工作，将军事工作多交叶办。同时，在新四军中进行教育，以确定对叶的正确关系。
1月16日 中共中央南方局正式成立。组织分工为：周恩来负责统战工作委员会，博古负责组织部，凯丰负责宣传部及党报工作，叶剑英负责联络工作，吴克坚负责新华日报馆，邓颖超负责妇女工作委员会。因青年工作缺人，电请中共中央派蒋南翔来。南方局设于重庆。桂林办事处联络湘、赣、粤、桂和香港。决定四川省委暂分川康和川东两特委，湖北省委管鄂北、湘西北。并报告中央：鄂北和鄂西北仍请划归中原局。
1月20日 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应约见蒋介石。蒋又提出国共两党合并为一个大党事。周答“不可能”，并要落解决自上年秋以来，国民党在河北、山东、陕甘宁等地制造磨擦反共捕人事。蒋要周恩来就两党合并事再电延安。
1月21日 向中共中央报告同蒋介石会谈情况，建议：对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中央应作出表示；表明我党愿同国民党加强合作，但要指出必须迅速解决在各地发生的国民党杀人、捕人、封报馆、制造磨擦甚至进攻边区问题。提议：由国共两党中央组织共同视察团或委员会前往各处就地解决纠纷，至少可弄清事实，向两党中央报告，以便寻求进一步合作办法。
1月21日—30日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举行。会议仍主张抗战，但把“抗战到底”解释为只是“回复七七事变以前原状”，同时声明“吾人绝不愿见领导革命之本党发生二种党籍之事实，更不忍中国实行三民主义完成革命建国一贯之志业，因信仰不笃与意志不坚，致生顿挫”，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全会秘密通过蒋介石提出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
1月24日 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建议发出《中共中央致国民党总裁及五中全会电》；二十五日，发出《中共中央为国共关系问题致蒋介石电》。电报提出国共两党应坚持团结抗战，“但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所谓两党合并，则纯为另一事。前者为现代中国之必然，后者则为根本原则所不许”。说明中共“诚意的愿与国民党共同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之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而奋斗，但共产党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它任何政党”。并指出磨擦现象最近尤甚，不应任其发展，致陷国家民族于不利。
1月25日 鉴于各地磨擦日益加甚，致信蒋介石：目前国共两党关系，非亟加改善不能减少磨擦贯彻合作到底。中共既成为党，当然需要发展，惟因合作既属长期，故中共六中全会特决定不再在国民党及国民党军队中发展党员。中共愿在某些省区减少发展，以示让步，但最基本的保证，还在一方面中共绝无排挤或推翻国民党的意图，另一方面国民党对中共的部分发展不应恐惧。信中历数国民党在各地对共产党员的迫害事实，指出抗战年余，中共党员在各地不仅无抗战自由，甚至生命亦常难保。现在各省狱中属于共产党政治犯者，比比皆是。中共派遣的分往各省的干部，甚至如徐特立、曾山，其所带的中共中央决议及政治经济书籍，经贵阳时也被全部没收。要求国民党在这次全会中对国共两党关系和合作前途确定一个基本的认识。表示中共深信两党有长期合作的必要和可能。目前为了解决具体纠纷，可先由两党中央各派若干人同往各地视察，能就地解决老解决之；不能解决者，来国民党中央商讨。
△和董必武、邓颖超参观胡厥文等开办的合作五金厂，并题词：“供给前方的生产，是国防工业第一要义。”以后，曾多次到胡厥文家看望，交谈时事。
1月28日 为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题词：“为民族解放而战，为世界和平而战！”
1月 中共南方局派马子卿到昆明，向中共云南省特委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南方局关于批准中共云南省特委改为云南省工委的决定。云南省工委由书记李群杰、委员费炳等七人组成。派博古代表南方局出席由省委书记张文彬主持的中共广东省委第四次执委扩大会，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确定今后工作的方针、任务，决定把中心放在东江和琼崖，作为长期抗战的重要根据地。指示广西省工委派党员到广西三青团和地方建设干校开展工作。
△领导建立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这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机构的组成部分，又是掩护南方局工作的公开机关。
2月2日 电告朱德、彭德怀、杨尚昆，蒋介石将一切问题均扣在解决河北地区国民党军队和八路军的冲突上。现在各方对此极注意，清早提具体意见，以便交涉。
2月3日 致电毛泽东、王稼祥并转项英：叶挺抵渝已见蒋，表示回新四军工作。我准备和叶挺同往新四军。在此期间，和叶剑英多次同叶挺谈心。
2月上旬 应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始人黄炎培之请为《国讯》杂志撰写《今年抗战的新形势与新任务》。文章指出：努力建军，努力建设国防经济，努力于敌后工作，以巩固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念，应该是今年克服困难，渡过难关，造成敌我相持，准备反攻的坚定不移的路线。文章连载于《国讯》第一百九十六、一百九十七、一百九十八期。
2月14日 和邓颖超等出席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举行的茶会。并发表讲话。
2月16日 同叶挺离开重庆，飞抵桂林。十六日，一起出席白崇禧主持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训部成立周年会。在会上讲话，阐述军训工作的重要性。
△到桂林北郊路莫村向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和文化界党员二百余人作报告，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讲形势和任务。
在桂林期间 同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石磊（曹瑛）谈中共广西地方党的工作。提出：要认真整顿组织，建立短小精干的领导机关；要注意宣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思想，同时结合具体情况，利用一切机会动员群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听取新安旅行团顾问汪达之和负责人徐志贯等汇报工作，指示新安旅行团要留在桂林开展工作，必要时，可转移到新四军去。
2月18日 和叶挺离开桂林。准备经赣北去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皖南，代表中共中央向新四军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确定新四军的战略方针以及加强新四军领导人的团结，并视察东南一些省的党的工作。十九日，在江西吉安会见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同日秘密会见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曾山等，对江西地下党的工作作了指示。接着，去江西上饶，会见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二十三日，到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
2月23日—3月14日 听取新四军领导人的汇报和各支队负责人的意见，召开军部各部门座谈会，到附近机关、医院、教导总队（即抗大分校）和连队驻地了解部队的生活、学习、军事训练等情况。并到新村战地服务团座谈，为团员焦恭贞题词：“为创造民族革命的艺术而奋斗。”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在新四军活动分子会上作《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论述统一战线的性质、特点、形式、原则、方法及其发展前途。向部队和地方干部作《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的报告，分析武汉失守后形势变化的特点：（一）日认定“扫荡”敌后是它的中心；（二）实行政治为主，军事配合的政策；（三）无论如何还是继续战争的局面。指出：我们抗战的中心放在敌后，在敌人占领地区开展游击战，实施新的施政纲领，整理地方武装，跟敌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军事上争胜负。今天的中心问题是在敌占区，在中国东部，黄河以东，平汉路、粤汉路以东广大地区。新四军处在敌占的中国东部，任务更加重要。新四军愈向敌后，愈能发展，愈深入民众，愈能创造根据地。新四军作战方针仍然是游击战，但它既不应同于目前的华北，也不能只运用过去三年游击战的经验，而“应该更加灵活，更加机动，更加出没无常，更加变化无穷”。提出新四军发展方向的三个原则：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哪个地方发展；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哪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哪个地方只有日军伪军，友党友军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哪里发展。这样可以减少磨擦，利于抗战。除了提出新四军的战略、方针、任务和克服困难的办法外，在此期间，周恩来还向新四军领导人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叶挺工作安排的意见；对项英没有处理好与叶的关系问题有所批评。
2月 中共中央南方局妇女运动委员会成立。邓颖超、廖似光、刘群先等为委员，由邓颖超负责。后张晓梅到重庆以妇委委员身分协助邓颖超主持工作。同月，中共湖南省委成立，高文华为书记，郭光洲、徐特立、任祚民、聂洪钧等为委员。不久，南方局青年工作委员会成立。蒋南翔为书记，何礼等为委员。此后，南方局工作机构逐步建立完善，并帮助各省健全了党的领导机构。
3月14日 离开云岭。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身分赴浙江观察，同时回绍兴探亲。在此期间布置、检查了东南地区中共地下党的工作。
3月15日 路经太平县，为开明士绅刘敬之题词：“绥靖地方，保卫皖南，为全联导，为群众倡。”
3月18日 应浙江省主席黄绍竑之邀，抵达浙江金华。当晚同第十集团军参谋长徐旨乾、《浙江潮》主编严北溟谈至深夜。
3月21日 到于潜（现临安县）。应黄绍竑之邀出席专署及县府科长、区县国民抗卫队上尉以上军官谈话会，并发表演说，分析国内外形势及敌我态势。
3月22日 和黄绍竑同赴天白山。在此期间，他们除会商团结抗战问题外，还就中国共产党参加地方工作问题达成口头协议。并视察钱塘江南岸的抗敌防线。
3月26日—28日 经桐庐、富阳、萧山三县，于二十八日晨抵绍兴。出席绍兴专员公署召开的有各界人士和各民众团体代表参加的欢迎会。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谈来浙感想、国内外形势，并回答各界人士提出的问题。
3月29日 在亲属陪同下扫墓。翻阅周族家谱。与亲友共进晚餐，并在本日和三十日为大家题词留念，其中为工人、妇女、青年的题词有：“前途光明”；“妇女解放须从民族解放中得来”；“青年是黄金时代，要学习，学习，再学习”。
3月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成立。蒋介石任主任委员，李济深为副主任委员，周恩来等十三人为委员，邵力子为秘书长。
4月1日 抵金华。在金华期间，约东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曾山、宣传部长兼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主任黄道、浙江省委书记刘英、江西省委书记郭潜、福建省委常委兼军事部长范式人，在江南旅社见面，听取汇报，传达六中全会精神，指出党的任务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投降，打击汉奸、亲日派。并说，同在浙江的国民党其它官员相比，黄绍竑是进步的，我们要支持黄，也要积极争取黄的势力。还强调，根据六届六中全会决议，目前我们不在国民党中发展党员，但可用交朋友方式开展工作。共产党员不论在国民党政府机关或群众团体中工作，都要埋头苦干，同友党、友军和其它党外人士合作共事，争取团结更多的人。还与范式人单独会见，指出不要理睬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对中共福建省委的诬告和反对。
4月4日 到铁岭头军人服务部，召集上海市慰劳第三战区流动剧团、台湾革命党军人服务部工作人员及地方进步入土等五十余人谈话，鼓励大家要认真苦干，负起宣传与组织的责任。
4月5日 会见骆耕漠、邵荃麟等，对抗日文化工作提出意见。下午，应金华县教育文化事业委员会及战时青年读书会之邀，到抗日自卫会演讲，号召努力抗战。
△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指示》，指出今年三月国民政府公布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实施办法》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为抗日，另一方面是防共。中共采取的立场是：一方面运用与发挥其中一切积极的东西，来提高全民族的觉悟，振奋革命精神，为争取抗战建国的最后胜利而奋斗牺牲；另一方面要反对与打击一切反共防共阴谋和反民族分子的观点。四月十七日，《新华日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发表《把精神总动员变成群众运动》的社论。社论指出：“四万万五千万人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强大力量。如果把这力量加以组织，加以团结，它便可以产生坚强的意志力和丰窟的创造力，可以发现许多民众英雄和民众天才，以无比的威势，推动历史的车轮前进。”“只有真正的群众运动，才能造成全国一致的抗战决心和信心，把整个民族引导于抗战彻底胜利的道路。”六月五日，周恩来致函国民精神总动员会秘书处，表示同意参加国民精神总动员会设计委员会的讲演组。
4月6日 偕新四军南昌办事处主任黄道等赴江西。
4月上旬 到达江西上饶，代表陈诚参加第三战区政治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向顾祝同交涉释放被国民党逮捕的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赖大超等八名同志，并到福建浦城忠信街特别监狱看望，勉励他们在狱中努力学习。
4月中旬 在湖南衡山视察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了解训练班情况。十八日、十九日，为训练班学员讲《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讲话回顾日军侵华的历史及其政策和战略上的变化，针对日军以经营敌后为主的新政策，提出我们目前抗战的政略与战略重心：（一）动员全国人民，展开全面抗战。（二）重视敌后，斗争的重心在敌后，不让敌人利用我之人力物力财力来打我们。敌后工作，政治重于军事，精神重于物质，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宣传重于作战，民众重于士兵，节约重于生产。
△和叶剑英广泛会见各界人士。并为祝圣寺和尚暮笳词：“上马杀贼，下马学佛”。
4月下旬 在衡阳召集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开会，提出组织发展工作“质重于量，巩固重于发展”的方针。
4月底 到桂林。在桂林期间，会见为纪念五四运动前来采访的《救亡日报》记者姚潜修，指出“我们纪念‘五四’，应该继承它的积极优良传统，为民族解放运动，科学和民主运动，发扬它的光荣历史，以有利抗战建国”。并介绍浙江妇女营越过钱塘江奋勇杀敌的事迹。四日，《救亡日报》发表姚潜修写的“五四”二十周年访周恩来的报道。
△到桂林东江镇小学看望新安旅行团的小战士。
△出席桂林文化界夏衍、田汉、欧阳予倩等一百余人举行的欢迎宴会，会见了杨东莼、胡愈之、张志让、千家驹、周钢鸣、张铁生、刘季平、林林、姜君辰等文化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桂林举办的日语人员训练班全体学员演讲《如何粉碎敌人的阴谋》。
4月 为开展国际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南方局根据周恩来指示建立对外宣传小组（一九四○年十二月后称南方局外事组），组长是王炳南，副组长是陈家康。
△为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组织，中共中央南方局从本月起先后在重庆机房街七十号和红岩嘴十三号举办党员训练班，学习政治形势、党的方针任务。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社会发展史等课程。周恩来、董必武、博古、凯丰、邓颖超等为学员讲课。
△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的中共湘鄂西区党委在宜昌成立，书记钱瑛、组织部长蔡书彬、宣传部长曾一凡（曾把凡），委员王致中、曾惇。一九四○年宜昌失守后，机关撤至恩施。八九月间，钱瑛调南方局工作，何功伟接任书记。
春 嘱咐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协助在重庆的一批科学家组织成立“自然科学座谈会”。参加这个座谈会的有梁希、潘菽、金善宝、涂长望和谢立惠等近二十人。
5月初 回到重庆。
5月6日 由于日机连日对重庆狂轰滥炸，市区内生产一时陷于停顿，各报出版发行发生困难，重庆各报决定出联合版。本日，周恩来致信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叶楚怆，说明《新华日报》为尊重紧急时期最高当局关于紧急处置的意见及照顾友报迁移筹备的困难，特牺牲自己出版的便利，同意参加重庆各报暂时联合版，以利团结，同时声明一俟各报迁移有定所，筹备有头绪，《新华日报》即将宣布复刊。在周恩来领导下，经过新华日报报社人员的努力，报纸在八月十三日正式复刊。
5月28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南方局，同意周恩来向叶楚他表示的与国民党共同进行反汪运动的意见，并指出：（一）应在反汪斗争中，更亲密的加强与一切主战爱国的进步分子及国民党群众的联系，与他们一起动员群众共同进行反对一切投降与反共分子的斗争，以达到巩固国共合作和巩固及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二）向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坚决主战的军政人员公开说明，汪在国民党内及政府中还有不少同情分子，日本及汪伪正用一切力量企图使他们里应外合。因此，不仅在政治上必须尽量揭露和孤立他们，而且在实际上必须采取办法防止他们的一切阴谋。
5月下旬 约《新华日报》总编辑吴克坚和采访科主任陆诒谈报社采访科的工作计划，提出要明确报纸特派员的职责范围，不仅要做好采访报道工作，还要负责向同情我们的知名人士和各战线有名将领约稿，征求意见和建议，搜集参考资料，
5月31日 发表广播讲话《二期抗战的重心》，指出：“二期抗战的重心是在敌后”，“争夺敌后的方针便是广大发展游击战争”，任务是建立游击根据地，消耗敌人有生力量。敌人在华兵力约三十六个师团的百分之八十五都使用在敌人占领区域的防卫与“扫荡”。而在敌后则敌之“扫荡”与我之反“扫荡”几乎到处都有。从华北到华南，每天都在血战。假使我们在敌后创造出一二十个游击根据地，每个根据地像五台山、中条山一样牵制敌人四五万，则二十个根据地可以牵制敌入侵华的全部兵力。这样，变敌后方为前方、积小胜为大胜的战略方针可完全成功。
5月底 闻国民党中央电令以武力占领镇原一事后，即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此件与国民党防制异党活动的训令有关，我们已让无可让，只能起而自卫。
5月 听取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刘晓、刘长胜的汇报，并同他们研究江苏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工人运动和游击战争等问题。着重指出：要注意开展各行各业的社会统战工作，要为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租界后更好地开展群众斗争创造条件。在工运方面，强调要巩固已有的工人群众组织，尽量利用合法形式，包括利用黄色工会，取得合法地位；大力培养工人领袖，加强党对工会工作的领导，使工会干部成为群众中有威信的领袖。在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方面，要保护和发展已建立的武装，配合新四军开辟新的游击区。
6月6日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举办的训练班作题为《关于目前抗战形势及任务》的报告。报告回顾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侵华政策的变化，指出目前日军实行“以战养战”的新政策，其中心内容是：“重视敌后，相机进攻。”中国军队应广泛建立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变敌后为前方，积小胜为大胜。提出在新形势下游击战术的新原则：”敌击我隐、敌分我袭、敌进我伏、敌围我散。“
6月9日 和从南岳来渝的叶剑英致电毛泽东，分析在国共两党发生磨擦的情况下日军的动向：从军事观点看，日军如攻西北，主力仍会在晋西南三角地区渡河，而以在军渡渡河为辅，目前日军还未准备好。从政治观点看，日军有单独攻入陕北以降低我们的影响，增强国民党借口进攻我们的可能。
6月10日 和叶剑英见蒋介石。蒋要求中共军队服从政府命令，解决各地纠纷。
6月上旬 向中共中央写《关于目前危机》的报告。报告指出自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来，国共关系走的是向下发展的道路，但整个形势基本上还是抗战的，国民党表面上还是要团结的。抗战中存在妥协性。国民党中一部分人的反共思想和行动在发展，这是逆流，是日本、汪精卫之流可利用的基础，可使反共超过抗战而走向妥协，这是目前的主要危机。
6月中旬 和叶剑英见蒋介石，会谈河北冲突〔注〕问题。蒋说：八路军不停止进攻就不能谈判具体问题。周恩来指出：并非八路军进攻，而是八路军被人所攻。最后双方同意派人调查。
〔注〕河北冲突，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一日，国民党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率部袭击冀中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屠杀指战员四百余人。
△平江惨案〔注〕后，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会议上谈形势，指出在力争局势好转的同时应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强调党的工作方式和斗争方式须作必要的改变。二十九日，根据周恩来讲话精神，南方局发出《关于组织问题的紧急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从半公开的形式转到基本是秘密的形式，并实行与此相适应的工作方法，建立完全的秘密机关。强调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都不得违反秘密工作原则。这为以后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党组织全面转入地下状态作了初步准备。
〔注〕平江惨案，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二日，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部包围湖南平江嘉义新四军留守通讯处，杀害通讯处负责人、新四军上校涂正坤等十人。
夏 鉴于四月以来邹韬奋主持的生活书店的西安分店等被封闭，国民党统治区内的进步文化事业处境日益艰难，先后约邹韬奋到曾家岩五十号，约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负责人到红岩商议难以在国民党统治区存身的书店工作人员的撤退问题。以后三家书店先后派人到华北等地建立华北书店，加强解放区的出版事业。
6月18日 由于国民党在各地制造的磨擦事件愈演愈烈，离重庆返延安，研究解决办法。在路经西安时，会见陕西省主席蒋鼎文，研究调解各地磨擦的具体办法。
6月25日 在延安《八路军军政杂志》发表为纪念“七七”两周年的题词：“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坚持统一战线，反对挑动内讧！发动全面战争，反对包办压制。”
7月2日 致电朱德、彭德怀，请他们把张荫梧进攻冀中的实情详报蒋介石、何应钦等，说明八路军不得已自卫的原因；并将报告内容同时告延安转他。指出：国民党因张受损失，必加紧进攻，请严防。
△致电陈诚，抗议国民党军队制造平江惨案：“北事未平南变又起，推波助澜者大有人在。此种阴谋，弟敢断言决非止于反共，其目的必在造成国共裂痕，以便其破坏抗战，走入不得不对日妥协之途，其处心之深，用意之毒，显系破坏分子所为。”电文清陈诚转告蒋介石要求严令查明此案真相，对死难者务请给以抚恤，对肇事者务请严予惩治，并责令保证以后再不发生此类事件。
7月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对时局的宣言和中共中央致国民党意见书。在会上发言指出，中共对时局宣言应成为动员全国舆论反对日本诱降政策和国民党中投降妥协倾向的有力武器。其纲领应是：坚持抗战到底，反对投降妥协；坚持统一战线，反对挑动内战；发动全民抗战。强调在宣言中应向国民党指出，要以坚持敌后游击战争来支持长期抗战。认为致国民党意见书的目的在于争取国民党中的元老派和中间分子。并提出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坚持持久抗战的具体办法。
△撰写《抗战两年》，发表于七月七日《新华日报》。文章指出，投降妥协倾向是目前的主要危险。提出必须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坚持统一战线，反对挑拨离间；发动全面战争，反对包办国策。
7月5日 致电程潜：河北深县、冀县间所发生的不幸事件，据朱德从前方来电称，确由于张荫梧部包围在深县刘家庄八路军吕正操部而起，致发生激战。现朱德已致电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会同派员彻查真相以便处理，请电鹿速即派员，并令部属勿再放生是非致使事态扩大。
7月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继续讨论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七日，《新华日报》在纪念抗战两周年特刊上发表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并刊登毛泽东、周恩来、洛甫、王稼祥、刘少奇、博古、凯丰、董必武、吴玉章、叶剑英、邓颖超等撰写的纪念文章。
7月8日 为人民音乐家冼星海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7月10日 骑马到中共中央党校作报告，途中，因马惊坠地受重伤，右臂骨折。
7月15日 致电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悉镇原、宁县两县纠纷已得初步解决，至为欣慰。因坠马伤折臂骨不能亲赴兰州面商进一步解决办法，一切仍乞鼎力维护，使得公平解决，以便团结，是为至幸。
7月20日 致电程潜，对调派暂编骑兵第二师马禄部移驻鄜县表示“不胜惊讶”。电称：鄜县久隶边区范围，且属后方八路军留守，在该地驻守甚久，天旱粮缺，决无增驻部队之必要与可能，倘冒然开来，必生误会，不要“以此不必要之误会益增边区问题解决之困难”。
△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上讲话，希望女大赶快培养造就大批女干部，到全国各地去领导广大的妇女运动。
7月22日 和叶剑英致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长徐永昌等，揭露国民党制造平江事件的真相。
△再电陈诚，抗议国民党当局掩饰平江惨案真相，指出该案“纯为阴谋惨杀”，十九日陈诚来电“所称各节查与平江惨案实际内容完全不符”，要求派员会同查明，“使此沉冤大白于天下”。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边区党代表大会问题。
7月28日 和叶剑英电复何应钦等，揭露国民党混淆黑白，凭空捏诬平江事件的阴谋，要求严惩肇事者。
7月31日 答《新中华报》记者问，再次指出：平江惨案完全出于反共分子的预定阴谋，是投降活动的实际准备。
7月 致信蒋介石，对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颁布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提出抗议。
8月1日 向延安各界人士举行的追悼新四军平江惨案遇害烈士大会送挽联：“长夜辄深思，团结精诚，仍是当今急务；同胞须猛省，猜疑磨擦，皆蒙日寇阴谋。”
8月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发言指出：即将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在目前形势下有重要性，出席该会可以宣传我们的主张，增加对中层阶级的影响。主张王明和林伯渠出席。
△收到陈诚根据张荫梧诬告八路军的材料向中共提出抗议的来电后致电陈诚，叙述河北事件经过，指出事件发生后，朱德即致电鹿钟麟请他派要员会同前往查办，并呈报蒋介石及天水行营在案。但鹿既不派人，又偏听一面之辞，并通电各方混淆视听。同时指出最近八路军吕正操部所缴获的张荫梧的密电，正是张秘密杀害中共党员的确凿证据。
8月4日、6日、9日、10日、11日、13日、14日、15日 连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长篇发言，引用大量历史资料，对两年抗战和国内外时局作分析，指出：“中途妥协与内部分裂是目前的两大主要危险”，“克服危险的主要任务便是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坚持全国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为保证这三大任务的实现，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边区的巩固与发展。周恩来根据两年来国共合作的实践，对统一战线问题从理论上进行了初步总结，认为，中国的统一战线既是民族的、民主的，也是社会的。这三方面的特点是不平衡的。过去一个时期统一战线没有向好的方面发展，而是处在逆转中，目前虽有些变化，但还不是逆转的中止。因为蒋介石的“思想基本是反共的”，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统一战线不仅是不平等的而且也不是公开法定的”，使“中国统一战线具有片面性的弱点”。发言还全面阐述党的统一战线的原则、策略和方法。强调“在斗争上，我们要不失立场，但不争名位与形式；我们要坚持原则，但方法要机动灵活，以求达到成功；我们要争取时机，但不要操之过切，咄咄逼人。”“在组织上，要不暴露，不威胁，不刺激，以求实际的发展，但不能走向死路，也不要自投陷阱。”“在工作上，要使竞争互助让步相互为用，但竞争不应损人，克己互助不要舍己耘人，让步不能损害主力。”“在方式上，要讲手续，重实际，勤报告，重信义，守时间，以扩大影响，便利工作。”要保持“坚定的立场”，“谦诚的态度”，“学习的精神”，“勤勉的工作”，“刻苦的生活”，“高度的警觉性”。在谈到新四军的问题时，提出其发展方针是“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后来，中共中央书记处将这一方针概括为“向南巩固，向北发展，向东作战”。
8月1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党的工作路线等问题。在会上发言指出：党的工作路线要根据各地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各种方式去贯彻；公开工作同秘密工作必须分开。在讨论中共七大的准备工作时，会上决定由毛泽东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即统一战线工作报告。
8月18日、1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博古报告南方党的工作。
8月20日 因骨折治疗后效果不佳，有成残废之虞，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赴苏联医治。
8月21日、2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张鼎丞报告新四军与东南地区党的工作。
8月23日、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会上发言，称赞南方工作“做得好，各省工作有成绩”：发展了统一战线；发展成有八万人的党组织；发展了青年和妇女工作；开始了工农运动；推进了战争动员；帮助了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等。指出“这是在恩来领导下的成绩”。同时指出南方工作存在的弱点是“党不巩固”，“群众运动不深入”，“统战没有中层阶级更大的发展”。周恩来在会上作结论，说会议对时局的估计是一致的。认为当前时局有突变的危险，在突变还未来到时，有局部妥协的渐变的现实问题。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南方局应以巩固党，深入开展群众运动，向中层阶级发展统一战线为工作方针的意见。指出过去工作中一是对中层阶级团结不够，偏重了联蒋；二是利用公开合法机会做群众工作不够；三是巩固党的问题，主要是应巩固已得的阵地，但有的地方也可发展。
8月27日 飞抵兰州，邓颖超、王稼祥、陈昌浩等同行。李德也同机离延去苏。
9月初 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听取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邓发和陈潭秋汇报工作。分别会见一些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向他们介绍全国抗日战争的形势，询问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并勉励他们坚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还向负责文化工作的同志了解在新疆的进步文艺界人士的情况。
△到新疆省政府主席兼边防督办盛世才办的新兵营〔注〕看望在那里学习装甲车、坦克专业技术的原红四方面军人员，作关于抗战形势的报告，肯定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是好的，要求大家抓紧时间，为争取抗战胜利学好军事技术。还会见了中共派在新疆航空队学习航空技术的学员代表。
〔注〕新兵营，由西路军失败后退入新疆的数百名指战员组成。
△鉴于新疆地处西北边睡，是苏联援华的必经之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周恩来在迪化短暂停留期间，先后四次同盛世才谈判，争取盛继续同中共合作抗日。会谈后，对遭到盛排斥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作出妥善安排。
9月中旬 到莫斯科，住克里姆林宫医院。
秋 将毛泽东九月一日《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带到共产国际，发给各兄弟党。共产国际很称赞，说中国党领导正确，给了他们很大支持。
10月31日 和陈林〔注1〕联名致信季米特洛夫，反映中共为八路军培养军事技术干部的军事学校〔注2〕，半年来由于缺军事技术和教员，致教学难以进行，要求帮助解决，或允许将学习较好的学员派到苏联办训练班。
〔注1〕陈林，即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任弼时。
〔注2〕在新疆迪化。
11月7日 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二十二周年，写《帝国主义战争与民族解放战争》。文章就共产国际六大决议案所说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三种形式（进攻苏联、帝国主义相互之间、侵略弱小国家）指出，第一种未能实现，第二种正在进行，弱小国家已先后成为侵略者的牺牲品，只有中国站在反侵略的最前线。
△共产国际发表宣言，表示“日本帝国主义毒害中国已达两年之久，中国正为独立而战，共产国际援助为解放而战斗的弱小民族”。十八日，延安《新中华报》发表社论：《拥护共产国际宣言》。
12月下旬 出院。
12月29日 为共产国际撰写的《中国问题备忘录》完稿，全文共五万五千多字。备忘录第一部分详细介绍中国抗日战争的现状，说目前战争已由敌人大举进攻的第一阶段进入敌我双方总的都处于稳定状态的第二阶段。第二阶段的特征是敌人将战略重心转移到华北敌后战场，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在其占领地区进行建设和开拓富源，将重点放在政治进攻和施加经济压力上，迫使中国投降。目前我们遇到一系列困难，主要是国民党的反共、投降活动和腐化表现，加上日本侵略者的诱降、英法的妥协活动，致使投降与分裂成为主要危险。备忘录这一部分还系统介绍两年半中日战争的一般情况，其中有日本的所得和付出的代价、中国的所失和成就，说明一年来前线的作战总的是处于停滞状态，而敌后的战斗正在进行，这是中国民族解放战争新阶段的特点。备忘录第二部分介绍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和特点，说中国的统一战线没有正式的共同纲领，而参加的各党也无联合组织，其基本内容是国共合作。说按照毛泽东的分析，中国的统一战线是全民的，其政治基础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参加的各党有自己的军队，统一战线所处的情况是大部分人民尚未组织起来，这些都是中国统一战线的特点。备忘录指出由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基本思想是反共，要统治人民，不愿承认国共合作，所以统一战线将处于更加矛盾的发展之中。备忘录介绍中共在统战中的政策原则和策略方针是一切服从抗战，三民主义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国共合作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基础，坚持抗战，反对投降与分裂，争取在中国彻底实现民主共和国。备忘录还系统叙述了中共各方面的工作，八路军、新四军的工作。最后介绍七大的准备工作。
2007/09/10
1939年四十一岁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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