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作关于中国青年运动的报告，介绍一九三五年以来中共在青年中进行组织、宣传教育的情况。说到一九三六年中国共青团在全国保存下来的不多，以后即创建了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战以后这个组织成为整个青年抗日运动的骨干。在西北苏区建立了青年救国联合会。华北的青年救国联合会进行了动员青年参加八路军的工作。在华中、华南，青年组织的形式和名目繁多，由于国民党的禁止，没有统一的组织。在大后方是国民党建立一些青年组织，我们参加进去工作。
1月23日 按照中共中央的委托，致信斯大林，说目前中国抗战正进入艰难时期，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严重的磨擦，投降与分裂正成为目前中国的主要危险。
2月4日 会见苏联共产党莫斯科一区委副书记，听其介绍区党委会的产生、下属机构的职能和机关经费来源等情况。
2月22日 同共产国际的有关人员谈中国西北、华北青年救国团体、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和华中的青年团体以及平津的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组织情况。还谈到中国托派的三种类型：公开拥护托洛茨基主张的、名义上是国民党员的、外表消极其实给托派写材料的。
2月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肯定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当前动员千百万中国人民来克服投降的危险是共产党的中心任务。中共为组织胜利的抵抗日本侵略及争取中国人民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胜利斗争不论对中国人民以及别的国家的劳动者——特别是对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有着巨大的意义。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向共产国际各支部提议；展开最广泛的同情和援助中国人民的运动。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将决议交给周恩来。
在苏联期间 向季米特洛夫陈述中国革命的情况和王明的错误。共产国际一些领导人担心中共以乡村为中心，离工人阶级太远。周恩来答：中共在农村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有毛泽东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
△参加共产国际监委会对李德问题的审查。看望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同志。
△分别会见共产国际执委皮克、伊巴露丽、库西宁、安东尼斯库、马尔蒂〔注〕等。在同苏联经济学家瓦尔加交谈时，曾就如何解决边区人民生活间接受到中国法币贬值的影响问题，征求对方的意见。
〔注〕皮克、伊巴露丽、库西宁、安东尼斯库、马尔蒂，分别是当时德国、西班牙、芬兰、罗马尼亚和法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到莫斯科中央党校作报告《关于中国抗战的问题》，介绍中国的抗战已进入第二阶段，日本正采取以战养战的办法，今天中国面临着妥协投降的危险。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克服妥协投降危险与坚持抗战，我们的政策是使日本不能实现以战养战的办法，增加日本的危机。
△应邀赴季米特洛夫举行的家宴。季米特洛夫请周恩来回国后向那些战斗在前线和后方的抗日战士问好，并说：“我相信，中国革命胜利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2月25日 乘火车离莫斯科到苏联阿拉木图，同行的有任弼时、邓颖超、蔡畅、陈琼英、陈郁、师哲、冈野进、阿里阿罕〔注〕等九人。两三天后乘飞机离开阿拉木图回国。
〔注〕冈野进，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阿里阿罕，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
3月 抵新疆迪化往八路军新疆办事处。曾三次会见盛世才；接见中共在那里的干部；分别看望在装甲兵学校、航空学校和干部训练班学习的学员。
△乘苏联民航机飞抵兰州。后改乘汽车经平凉、玢州到西安。
3月20日、21日 在西安。住七贤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向胡宗南、蒋鼎文交涉给八路军发军饷。
3月26日 〔注〕
△乘汽车回到延安。并带回国民政府发给八路军的一批薪饷。当晚在欢迎大会上讲话：从报刊上看到反动派准备妥协投降，搞磨擦、分裂以及倒退的现象，实令人痛心。但坚信在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口号下，以及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下，投降派必定失败，中国抗战定能获得最后胜利。会后，周恩来亲自放映从苏联带回的影片。
〔注〕一说是二十五日。
3月底—5月上旬 中共中央接连举行会议，听取周恩来的汇报，讨论一系列重大问题。
4月2日 毛泽东电告彭德怀，周恩来伤已半愈，已能写字，吃饭。
4月14日 延安各界举行追悼蔡元培、吴承仕大会。周恩来送了挽联。挽蔡元培“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挽吴承仕“孤悬敌区舍身成仁不愧青年训导，重整国学努力启蒙足资后学楷模”。
4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上，张文彬报告广东省委工作。周恩来指出：从广东的环境看，“我们党与群众工作有发展的极大可能，也有更坏转的可能”。今后的中心工作要放到武装斗争上，要到敌后去活动，否则不能发展。要建立政权。领导机关要隐蔽起来，干部要职业化，隐蔽在群众中。省委的工作中心。第一是在敌后建立政权和武装，第二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第三是香港、广州等敌人中心城市工作。
4月 所写《中国抗战的严重时机和目前任务》一文在《共产国际》杂志一九四○年第四期发表。此文即《中国问题备忘录》的摘要。
5月1日 在延安各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讲话：工人是反抗侵略的最先锋的队伍，共产党是工人的先锋队，它领导着工人打日本。只有在民族解放后，中国无产阶级才能解放；中国工人阶级应坚决努力参加反日本侵略的战争，和全世界工人站在一起，取得整个世界的胜利。
5月9日 致函阎锡山，内称：不幸山西新旧之争〔注〕竟造成骑虎之势。八路军与新军之合作，在太原与先生计划战地动委会时。即有定议，临汾失守后，八路军助新军发展游击，恢复失邑，成绩昭然，此间同志对山西的团结，夙所关怀，苟先生对团结有进一步办法，来等无不愿意尽绵薄，以挽危局，以利抗战。
〔注〕指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阎锡山集中六个军的兵力，进攻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决死队。
△由于国内政治局势日趋险恶，国民党正酝酿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周恩来离开延安前往重庆，继续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工作。途经西安时，会见前来协商抗日根据地与国民党地区实现通邮事宜的林卓午〔注〕，并为他写题词：“传邮万里，国脉所系！”
〔注〕林卓午，时任中华邮政总局第三军邮视察段总视察。
5月13日 到西安。次日，同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负责人研究工作。
5月14日 就国民党军队进攻陕甘宁边区事向蒋鼎文提出抗议。
5月17日 同伍云甫等到车站迎接从河南洛阳回延安路经西安的朱德。
5月18日 同朱德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召开的欢迎会上讲话。
5月21日 乘汽车离开西安。
5月31日 到重庆。途经成都时，会见了地方实力派和一些民主人士。
5月 中共中央致电项英、周恩来、叶剑英、廖承志：蒋介石在西安向我同志表示，叶挺已离开新四军，新四军问题须重新解决，拟另派他人去新四军任军长；在江北的四支队和八团，不准用新四军名义，只许称高敬亭支队。电文指示：周恩来立即约叶挺到重庆谈话。彻底解决新四军的工作问题，在谈话中，应确定叶挺在新四军的实际地位与实际职权，使其在新四军安心工作，并要叶挺向蒋介石表示愿回新四军工作；关于蒋对新四军的其它解决办法，如另任军长等，我们表示坚决反对，对不准四支队、八团用新四军名义，要表示抗议，并要蒋介石下令纠正。后来周恩来、叶剑英及时对叶挺作了细致工作，叶挺愉快地回到新四军，并向蒋提出抗议。
6月初 见蒋介石，表示中共诚意抗战，拥蒋反汪，而国民党却在抗战中反共、溶共、剿共，这只能帮助敌人。指出；说中共要暴动，推翻国民党，全是造谣。中共的发展主要是在敌占区与敌、汪争群众。谈话后周恩来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估计：蒋介石对破裂尚未下最大决心，但投降的危险日益严重。
初夏 约生活书店徐伯昕、读书出版社黄洛峰和新知书店徐雪寒谈话，指示他们以民间企业的形式去延安和华北敌后开展图书出版发行工作。他们按照这一指示，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在九、十月分两次派人到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和延安开设了华北书店。
6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会议，作关于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和中共采取的方针、策略等问题的报告。
6月15日 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会，听取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关于新四军工作的汇报。
6月16日 出席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会，听取湘鄂西区党委书记钱瑛关于鄂西工作的汇报。
6月17日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会上对新四军的工作作总结发言，肯定新四军执行了中央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和巩固皖南的方针、同时指出新四军所实行的同中央的指示仍有差别，即中央指示在中原是大胆发展的方针，而新四军认为在江北也要巩固地发展，向东也未派更重要的负责人去，没有利用有利时机大胆地发展。在斗争方针上，中央要求针锋相对，不必完全遵守合法，但江南受合法所束缚，处处明显地迁就。周恩来还指出目前的政治形势比以前更坏的可能增加，投降与分裂的危机更加严重，用条件尚未成熟。我们的方针还是争取好转。关于工作的布置，要求在准备坏的局势下争取好转，为争取好转，必须加强进步力量。要将主力移至苏南。指示发展的中心仍在江北，不是准备回老地方。其次是苏南，愈在敌后愈能发展，并向东发展。中心问题是要建立根据地，这一点要把握得很紧。要争取游击区的军、财、政权。政治部要有专人研究政权问题。扩军问题也要抓紧。还指出新四军区域游击战的发展对国际影响很大，应设法破坏交通等，经常给敌以打击。在谈到领导问题时。周恩来说一年来东南局的工作在项英领导下是正确的。
6月22日 法国政府向法西斯德国投降。
△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会议。听取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关于桂林工作的汇报。在作总结发言时肯定桂林办事处的工作有成绩，但也有大暴露的弱点。指出今后广的的工作方针是：不仅要积蓄力量，还要发展力量，要拥护进步力量，联络朋友，发展民团，发展游击战争。只有民主势力扩大了才能对抗顽固势力，才能帮助蒋介石进步。还提出要切切实实地做群众工作和培养干部。
6月 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将中共广东省委划分为粤北和粤南两个省委。粤北省委书记张文彬，组织部长李大林、宣传部长涂振农，青年部长陈能兴，妇女部朱瑞瑶。粤南省委书记梁广，组织部长王钧予，宣传部长石辟澜，妇女部长邓戈明。
7月间 和叶剑英、博古一起同叶挺、袁国平、饶漱石谈话，确定新四军发展方向主要是长江以北；今后有关新四军问题同国民党的谈判一概移重庆，由周恩来负责进行。
△面告袁国平、饶漱石：中共中央仍以项英为东南局书记，饶漱石、曾山为副书记。
△和叶剑英就党的合法、边区的承认、军队的扩编和作战地区的划分等问题同何应钦、白崇禧多次谈判，并递交中共关于解决目前危局，加强团结抗战的提案。提案要求国民党政府保障各党派的合法存在；释放一切在狱共产党员；停止查禁各地的书报杂志，给《新华日报》的出版发行以法律保障，允许登载中共的文件及领导人的言论文章；援助人民武装抗日，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争；承认陕甘宁边区（二十三县）隶属行政院，以林祖涵为边区政府主席；准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扩编为三军九师，新四军增编为七个支队；军械粮饷及医药卫生、交通器材供给应与国民党军同等待遇，并划分国共军队的作战区域。
7月1日 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会。讨论国共谈判问题。提出要解决问题，必须双方都有让步，就是不仅解决我们的问题，而国民党也应进步一些，政治上要有改革。但是他们还是限制我们。因此我们应当坚持不因让步而损伤我们的力量，还要争取中间力量。
7月2日 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会议，听取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关于川东工作的汇报。
7月6日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会上就川东工作作总结发言，肯定川东工作有成绩，指出缺点是对川陈特殊的形势把握不够。强调这里是国民党当局统治的中心地区，压迫只会加紧不会放松，必须提高警惕；要根据中央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的方针，深入地、有步骤地发展力量；斗争策略要注意有理有利有节、阐释有理是指一切活动要合乎法律手续和社会民情；有利是指不能取得胜利的不做；有节是指见风使舵，适可而止，稍有成效即停止，不能扩大，否则就会失败。
7月7日 与邓颖超出席新华日报社为纪念“七·七”并欢迎周恩来、邓颖超而举行的晚会。在会上作形势报告，分析目前欧战局势和日寇乘火打劫的阴谋。着重指出当前我国抗战局势的严重性，提出必须努力在外交上采取坚定的明确的政策，在内政上力求进步，在国内团结上力求改善与巩固，才能坚持抗战与争得最后胜利。强调抗战、团结、进步三大不可缺一，勉励大家为坚持抗战、团结和进步继续奋斗。
△和叶剑英两次致函何应钦，抗议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要求迅速制止石友三集团军对第十八集团军的三路进攻，制止韩德勤部、冷欣部及皖南的第五十二师对新四军的包围袭击。
7月8日 和叶挺、叶剑英、袁国平联名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项英并转刘少奇等：鉴于顾祝同正趁重庆国共谈判的机会，企图切断江北江南新四军的交通，制造磨擦；李品仙也在压迫李先念部退过平汉路西，建议此时宜专打顾祝同和李品仙，以分散中央军和广西军联合逼我的阵势。
7月10日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会议上说，当前投降的危险是空前的，困难也是空前的、我们的任务是争取可能争取的力量，扩大统一战线，要开展和发展文化、青年、妇女各部门的统一战线工作。我们不要只是与投降派斗争，还要争取中间力量，党组织也要加紧巩固。
7月11日 和叶剑英就国民党军陈长捷部三个团在日军掩护下，分两路由晋西东渡汾河，由晋冀豫边区所辖之安泽县晋家山一带进犯事致电何应钦，要求予以制止。
7月16日 国民党提出一个“中央提示案”，主要内容是：“（一）划定陕甘宁边区范围（此时准其包括十八县），改称为陕北行政区，暂隶行政院，但归陕西省政府指导；（二）划定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作战地境。将冀察战区取消，其河北、察哈尔两省及山东省黄河以北，并入第二战区，仍以阎锡山为司令长官，以朱德为副司令长官，秉承军人委员会命令，指挥作战；（三）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于奉令一个月内全部开到前条规定地区之内；（四）第十八集团军准编为三军六个师，三个补充团，另再增两个补充团，新四军准编为两个师。”此外所有纵队、支队及其它一切游击队，一律限期收缩，不准自由成立抗日部队。“不得在原驻各地设立留守处、办事处、通讯处，及其它一切类似机关”，也不得留置部队或武器弹药于原地，更不得在原敌后组织秘密的抗日民众武装。
7月21日 会见南洋华侨筹赈总会主席陈嘉庚。
7月22日 日本新内阁组成：近卫文吕任首相，东条英机任陆相，吉田善吾任海相，松岗洋右任外相。
7月27日 飞延安，带回国民党的“中央提示案”。
7月30日、8月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作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说：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也要执行隐蔽政策。党员保持中间派的地位，不要暴露。中间派是最无组织的，数量又最大，对他们要采取各个争取的办法。关于上层统战工作，在有八路军办个处的地方由办事处进行。地方党组织完全与统战干部分开，上层统战干部不参加支部生活。救国会、生活书店等是进步分子的组织。他们的成败就是我们的成败，我们不应使同盟者失败。对于非党干部，要说服他们做非党的布尔什维克，不要急于入党。我们的方针是：（一）扶持进步团体；（二）照顾小党的利益；（三）进行民主运动，要求各党派有合法地位；（四）要求政治改革。八月一日会议根据周恩来提议决定：今后由中央每周（或十日）发出宣传要点，使全国各地党报遵照宣传。
8月2日 中共中央致电南方局、新华日报社，指出：在外交政策问题及内政改革上，你们应与各中间派报纸的某些正确观点取统一战线态度，不采取对立态度，以便有力地打击投降派。
8月3日 中共中央致电南方局、中原局、东南局、陕西、江苏、广东省委，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我各级党委必须认真注意扶助和培养一部分党员。尤其是知识分子党员，尽可能取得国民党下层各级行政机构公务员的地位。这对于党和革命工作具有严重的作用和意义、并要求在国民党作公务员的共产党员必须克服过去那种“左”倾幼稚错误。
8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报告南方党的工作，说：南方工作委员会〔注1〕以方方为书记，张文彬为副书记，所领导区域的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主，但必须注意统一战线工作。新四军的行动方针是，坚持江南，发展江北。当前主要缺点是没有建立敌后根据地的观点，不注意群众工作，党的组织松懈。现在新四军领导对政治形势的认识与中央有差别，他们认为或者全国“下雨”〔注2〕，或者彻底好转；他们未积极执行中央向北发展的方针；只搞合法斗争，没有执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针；在与国民党该判中也未坚持党的立场。提出：今年新四军扩军二十万；发展方向，主要中心是江北；军部争取移苏南；与国民党的谈判一概移重庆来解决；发展武装要用各种游击队的名义，要建立民主政权，大批筹款。并提出：东南局仍以项英为书记。
〔注1〕管辖川东特委、川康特委、贵州省临工委、云南省工委、鄂西特委、湘鄂边特委和湖南省委等。
〔注2〕指国民党反共和投降日本。
8月7日、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继续报告南方党的工作。在七日的报告中谈到；国外工作以香港为中心，由廖承志管筹捐，刘少文管统战，潘汉年管情报、文化。南方局分工是：博古负责组织工作，凯丰负责宣传工作，蒋南翔负责青年工作，董必武负责统一战线工作，周恩来兼文委的工作。下设的党报委员会现由博古负责。南方工作委员会由方方、张文彬负责，建电台后可直属中央领导；西南工委〔注〕由孔原代表南方局指导；湖北成立省委；川东、川康设省委或区党委。毛泽东在会上发言，同意南方局的方针和细则，并说：国民党区域的中共组织均归恩来负责管理，以统一党的领导，将来国民参政会的中共党团也在恩来领导下。
〔注〕管辖江西、粤北、粤南三个省委，广西省工委，湘南、闽南、闽西、潮梅、琼崖五个特委。
8月9日、10日 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势、策略和工作》的报告。报告强调要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方针及斗争策略，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与分化顽固势力；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总起来说，要将一切抗战力量的成败视同自己的成败，与之休戚相关；对主张抗战却又反共的分子和集团，必须打击其反共行动而争取其抗战；统战要与群众工作联系起来并以之为基础。报告对统战对象作了详细的分类阐述，要求采取不同的策略。
8月12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国共谈判情况的通报，向党内介绍广谈判的内容，并说明目前仍是拖的局面。努力争取中间势力，特别是争取二百万友军反对“剿”共，至少对“剿”共消极，仍为推动时局好转的中心一环。
8月1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目前政治形势问题时发言说：目前总的趋势，东方存在中日妥协的可能，但也须估计到实际问题。我们党的政策是防止国民党投降，争取好转。现在国内形势不会立即好转或立即环转，是拖的局面。主张同国民党谈判时在小问题上让点步，而在大的问题上求得有利的解决，以和缓反苏反共的危险。提出要解决的悬案之一是边区问题，按现在地区不变，名义上可以让点步，改为陕北行政区；二是扩军问题，要求准八路军成立三军九师、新四军成立三个师；关于划分作战区域，可以同意，但河北、察哈尔两省政府主席要由中共保荐，要保证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权，对八路军、新四军要与国军同等待遇，并允许补充。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8月1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听取李富春关于财经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发言说：我们的预算是最节省的预算，大家的生活是很苦的；边区的财源是生财有道，主要是靠粮食；中央的工作将会发展；过去的生产是有成绩的，一般说财政工作也是有成绩的，但尚未尽善，制度与办法尚未能合乎实际情况。今后中央对预算要慎重考虑，并注意培养经济干部。
8月20日 八路军在华北发动大规模的破击战。后来发展成为百团大战。
8月25日 从延安经兰州飞抵重庆。
8月28日 会见蒋介石、白崇禧，谈到边区下属县份和八路军、新四军扩编等问题。蒋、白表示，如八路军、新四军不开至黄河北岸，则一切问题都不能解决。还说游击队应留在当地交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周恩来拒绝后将会谈情况报中共中央书记处，说：关于国共谈判，仍无结果，但必须打破蒋、何、白及顽固分厂归罪于我们的宣传。关于军队问题，坚决以我们五十万军队要抗战、开到黄河以北无法生活为理由，与之针锋相对作斗争。
8月31日 在中共中央南方同会议上讲话说，南方党组织仍以巩固为主，要教育党员，消火内奸。没有党组织的地方要发展。党的工作要打入社会，只有打入社会才能巩固党。讲话中对党组织的工作方法作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
8月 听取阳翰笙等关于蒋介石准备把不愿加入国民党的三厅人员逐出三厅的汇报后，约见张治中，要张提供车辆，说准备将被蒋介石逐出三厅的人员送往延安。张治中说这事再商量，待他先报蒋介石。几天后蒋介石召见三厅的主要负责人郭沫若、杜国庠、冯乃超、田汉和阳翰笙，说打算另外成立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仍由三厅的人参加，请郭沫若主持。后来周恩来听取汇报后，表示对以同意这个意见，说“挂个招牌有好处，我们更可以同它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展开我们的工作”。
夏 向将去海南参加领导抗日斗争的庄田和林李明指出：（一）琼崖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方，但条件十分艰苦，为取得斗争的胜利，要准备付出很大的代价；（二）冯白驹是海南人民的一面旗帜，中央意见要冯当特委书记兼琼崖抗日游击队的政委，你们可当其助手；（三）在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四）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尽可能扩大军队，建立政权；（五）开办各种学校，培养干部；（六）大力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七）逐步把五指山根据地建立起来。
8月9月间 中共中央南方局派孔原到巴县木洞镇建立中共西南工作委员会（西南工委）。西南工委负责领导川东特委、川康特委、贵州省临工委、云南省工委、湘鄂两区党委的工作，孔原任书记，钱瑛、廖志高、于江震、蔡书彬等先后为委员。本年冬，孔原被国民党特务发现，撤回红岩嘴。皖南事变后，南方局又派钱瑛为书记去成都组织西南工委、廖志高为副书记。年冬又撤回。一九四二年春西南工委撤销。
△对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干部反复进行合法斗争的策略思想教育，指出，国民党当局规定文工会只能做研究工作，企图束缚我们的手脚。但是，我们一方面可以利用军委会政治部所属这一合法地位来进行工作，同时，我们可以不受他们的束缚，跳出圈子，以个人身份到社会上去进行活动。
9月1日 致电中共中央：华北百团大战影响极大。估计到本年内重庆危殆，西南切断，国民党中央军队将更加削弱，我更有大发展可能，故现在应以“击敌和友”为主，以利我方主张在全国的实现。
9月3日 出席重庆文化界举行的作曲家张曙追悼会。在会上讲话，赞扬张曙和聂耳同为文化战线上的猛将，鼓励大家发挥张曙的勇敢精神，再接再厉，克服困难。
9月初 将中共中央在八月中拟定的复案交张冲转国民党中央。此案要求陕甘宁边区“现在所辖的区域”划为陕北行政区；扩编十八集团军为三军九个师，新四军为三个师，其编制照甲种军及调整师办理，应供给足够的补给；改组冀、察两省政府，其主席由中共保荐；保障“各抗日党派在全国之合法权”，“中国人民之敌后游击权”，“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之作战权”，在此情况下，我方原则上同意划分区域。同时。向国民党提出关于调整作战区域及游击部队的三项办法：（一）扩大第二战区至山东全省及绥远一部；（二）按照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及各地游击部队中数发饷；（二）各游击部队留在各战区划定作战界线，分头击敌。这些意见被国民党搁置。
9月5日 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华北百团大战是一件兴奋人心的大事，我们在此到处鼓吹宣传，今日《大公报》、《新蜀报》社论称赞八路军战绩，蒋有电嘉奖。何应钦亦允发子弹。南方悲观情绪甚深。现在正是我党加强影响，挽救危局之时。宜扩大宣传，加强统战工作，打破悲观失望思想，提出积极办法。华北、华中边区宜扩大游击活动，加强对敌作战，收揽进步人才，建立民主政治。
△收到中共中央来电：目前时局甚为紧急，我党应有保卫重庆、保卫西南和西北的积极主张。在政治上。应继续要求动员民众，开放党禁，实行民主等；在军事上，应提出八路军以三分之一开赴湖北担负保卫重庆的任务。新四军不能北移。此不仅是抵制蒋介石对我之压迫，而主要是认真挽救国家之危亡的主张。
9月6日 日前曾同叶剑英电告中共中央军委：国民党军令部已向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发出扫荡长江南北新四军的命令。本日，中共中央军委将周、叶所告情况转告中原局、新四军、陈毅、李先念、彭雪枫：请叶挺、项英、刘少奇准备自卫行动，皖南尤须准备。
△收到毛泽东来电：请做好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国民党军官的调查工作。每省调查数十人到一百人，由各省党委分别负责。请周恩来负责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湖北五省。中共中央南方局根据来电精神，具体布置了对国民党的党、政、军、财、文、特等各方面的组织、人员及实力情况进行全面的调查。
9月7日 致电廖承志转香港工委告方方、张文彬并中央，提出对香港的地方工作，应彻底执行中央的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并提了具体建议。
9月8日 致函郭沫若，告诉他自己和张治中谈三厅工作的情况。因三厅将另委领导人，张治中提出组织文化工作委员会，仍请郭沫若负责，专管文艺对敌工作。周请张与郭商量，建议郭沫若与张治中具体解决，文艺与对敌工作是两件可做的事，但必须有一定的权和款，方不致答应后又生枝节。
9月10日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会议上指出，当前国民党还不会立刻投降，国共关系也不会立刻好转，是拖的局面，但是接近于大的变化。由于亲日派的活跃和反共磨擦的增多，抗战将发生空前的困难。在重点讨论湖南党的工作时说，地方党组织的工作要和全国形势配合起来，争取好转，准备坏转，方针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任务是巩固党的组织，开展统一战线，开展群众工作。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指出：发展抗日文化运动，“不但是当前抗战的武器，而且是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未来变化与推动未来变化的武器。因此，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党（敌占区大城市同样）应对发展文化运动问题特别提起注意，应把文化运动的推动、发展及其策略与方式等问题经常放在自己的日程上”。南方局遵照这一指示，决定由周恩来、凯丰负责文委工作。
9月14日 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会，听取《新华日报》总编辑吴克坚关于报社工作的汇报。次日，会议继续举行。周恩来在发言中肯定报社的工作有进步，缺点是没有充分发挥党的宣传鼓动工具的作用，把握政策不稳，有些内容没有站在党的立场。提出一方面要注意站稳立场。另方面也要活泼、巧妙，不能呆板。指出今后的政治方向，除继续强调团结第一外，还要补充进步第一；要把握时机，反对悲观情绪，在军事上可以华北的例子来说明我们还是有办法。能坚持抗战的；要强调伸张民意，安定人心。
9月17日 致电毛泽东：韩德勤曾电国民政府军委会称，拟先给新四军以打击，占领盐城、东台等，白崇禧复电已令李品仙策应。冷欣、上官云相速率兵渡河，并令王懋功先去。
9月18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的通知》；为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敌后城市工作，中央成立了敌后工作委员会，领导与推动整个敌后城市工作。以周恩来负总责，康生副之，以重庆为推进整个南方敌后城市工作的中心，等。据此，南方局成立了敌后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兼职主持。
△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会议。听取钱瑛关于湖北工作的汇报。在发言中指出湖北总的是领导问题，即对时局的把握和对政策策略的运用比较弱。
9月中旬 按照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尹林平在广东宝安县主持召开东江两支抗日武装的干部会议，总结前段经验教训，确定深入敌后发展独立自由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根据地。决定改部队名称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下辖两个大队。
9月下旬 派杨第甫等到鄂西加强农村上作，要杨等到鄂西后，首先要把建立农村支部作为工作的重点，所有干部都要社会化、职业化，还指出鄂西的党组织应有应付突然事变的精神准备，坚持鄂西工作。
9月22日 同邓颖超到北碚会见陶行知、陈望道〔注〕等，并去育才学校看望师生，介绍当前形势。
〔注〕陈望道，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翻译家。
9月27日 德、意、日在柏林签订军事同盟条约。
9月29日 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举办的讲演会上作题为《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的报告，指出帝国主义战争正在扩大，中国必须坚持自力更生，抗战到底，利用日美矛盾，但不能使抗日战争性质变化，成为帝国主义战争的工具。报告强调加强国内团结，反对妥协投降。会后，为一听众题词：“笔战是枪战的前驱，也是枪战的后盾。”
9月10月间 南方局将所属一部分省委、特委负责人调回重庆。周恩来、博古等同他们分别谈话，讨论如何进行审干工作和彻底改变领导方式等问题，并对川、康地区工作作了具体指示。
10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南方局合议。讨论内部的分工。根据周恩来的提议。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由董必武任书记，叶剑英任副书记。王梓木任秘书，下分军政、党派、社会、青年、妇女五组。分别由叶剑英、博古、董必武、蒋南翔、邓颖超负责；文化工作委员会由凯丰任书记，周恩来任副书记，下设书店、社科、宣传、新闻等组，分别由徐冰、胡绳、冯乃超、潘梓年等负责；秘书处由童小鹏任秘书；此外，还有国际问题研究室和华侨工作组等机构。
10月5日 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参加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及其人员名单问题。会议决定：由王明去电征求周恩来意见。
10月6日 国民党苏鲁战区副总指挥韩德勤部从九月三日以来进攻新四军。十月三日进抵苏中泰兴县黄桥外围。五日，陈毅率部全歼其主力。本日，追歼残部，取得胜利。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会议上讲话，估计国民党可能依赖英美参战，加紧反苏反共。提出我们应强调民族解放，打破奴隶性，提高民族自尊心。对反共活动要加以揭露。强调抗战第一和政治进步。在讨论闽粤党组织的工作时指出，党组织的工作方针应该是埋头苦干，积累力量，等待时机，在形势坏转的基础上布置工作，争取好转。
10月中旬 蒋介石密令监视周恩来、叶剑英，不得让他们离开重庆。国民党特务头目徐恩曾、戴笠、康泽密商逮捕四川省全部共产党员的办法。十八日，周恩来同博古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蒋介石的密令，反映国民党顽固派内部有人估计这次反共会空前紧张，建议董必武暂缓来重庆。
10月13日 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对出席二届国民参政会人员的名单问题，经与南方局各同志商定，拟同各小党派共提一名单，将我们提的加入，以打破国民党当局分化我与小党派的诡计。
10月14日 收到毛泽东致周恩来、叶剑英电：苏北工作对全国有重大政治影响，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成为我们建立苏北模范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问题之一。因此请你们除对生活教育社人员加以联络，鼓励他们去苏北外，同时也对黄炎培、江问渔、张一麟、褚辅成等江浙民族资产阶级之代表加以联络，争取他们在苏北同我们合作，并经过他们争取更多的民族资本家。
10月15日 致电毛泽东；顾祝同为救韩德勤，来电要求缓和。我方既已灭韩主力，根据地已确定，当前重心应求得逼韩让步，做到有韩在不仅使顾对江南新四军让步，并使蒋有缓冲和讲价余地，对李品仙、白崇禧也有教训作用。如灭韩，则蒋一不做二不休，只有拼到底，而李、白也将兔死狐悲。故我意以实行来电甲项方针〔注1〕为妥，但必须拿稳逼韩攻势。毛泽东于七日电告陈毅、刘少奇转黄克诚、罗炳辉并叶挺、项英：恩来意见与我文中寒丑两电〔注2〕完全一致，即我们取自卫战，不是彻底驱韩。
〔注1〕〔注2〕指对韩德勤不彻底消灭，只迫其放弃反共的方针。
10月16日 南方局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对上海、江苏、福建、江西、广东、湖南、湖北、贵州及川康等省、市、地区的工作布置及人事安排。并说，各地工作已开始转变，完全转入地下，进行干部审查，其重点在深入社会和肃清内奸两方面，干部在撤退中。刘晓已去上海，铁铮（孔原）拟去黔布置西南工委工作，钱瑛代表南方局去成都指导川康特委工作，方可也离渝南下。建议由方方、张文彬、涂振农、王涛、郭潜五人组成南方工作委员会。中央表示同意。南委于一九四一年春正式成立，书记方方，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张文彬，下辖三个省委、一个工委、五个特委：江南省委，书记谢育才；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粤南省委、书记梁广；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副书记苏曼；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副书记林李明；潮梅临时特委，书记姚铎（后为李平）；闽西特委。书记王涛；闽南特委，书记朱曼平；湘南特委，负责人周礼。
秋 约见高兴亚〔注〕，说明中共对民族资本家的政策，建议高团结西南的民族资本家，引导他们同四大家族对抗，至少使他们不致被四大家族吞噬或被诱迫投入四大家族的怀抱。
〔注〕高兴亚，时任重庆聚兴诚银行经济研究室主任、曾任冯玉祥的秘书长和驻刘湘处的秘密代表，与周恩来相识。
10月19日 出席重庆各界举行的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大会。在会上讲话，说鲁迅是一个伟大的文化战士，是一个伟大的文化斗士。谈到鲁迅一生律己严、认敌清、交友厚和嫉恶如仇这四个特点，鼓励大家学习鲁迅的精神。认清唯一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团结一致，打击敌人。
△何应钦、白崇禧致电朱德。彭德怀和叶挺（即皓电），强令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和第十八集团军各部于电到一月内，全部撤至黄河以北。这是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正式信号。
10月20日 电告叶挺和项英；蒋介石和何应钦逼我新四军渡江的决定“决不会取消”，因此急应抢渡一部。并指出在安徽无为渡江有危险，“宜在无为以东地区渡江”。要叶、项向顾祝同说明、如相逼太甚，背水之军只有向南冲出一条生路。说如此或可使顾在执行蒋、何密令时有所顾虑，便于我转移和布置各方面的分散。
10月24日 致电毛泽东：当前反共高潮正在着着上升、建议中央考虑“皓电”原则不能同意。但须答复。军事上可将新四军主力北移、以便“集结应战”；或“立即分散”，皖南部队一部分秘密转苏南渡江，一部分准备就地打游击。江北部队“须作应战准备”、防备“地方借故解决、李先念部要防止陈诚‘清剿’”。
△急电毛泽东、朱德：国民党方面整个计划大意为扫荡大江南北新四军，第一步在打通大江南北及皖苏的补给增援路线，切断我在大江南北及皖苏的联络，第二步恐为进攻。
10月25日 收到毛泽东来电；准备蒋介石发动全面反共，准备对付最黑暗的局面。对策是“稳健的对付国民党的进攻，军事上采取防卫立场”，“政治上强调团结抗日”。
10月28日 中共中央指示加强党在国民党区域和敌后大城市的电台下作。南方局立即对领导下的所有电台作进一步指示，进行新的部署，强调进行技术培训，严格机密工作纪律，并抽调技术上较强者到一些地方去加强工作。或另建新台。
10月29日 致电中共中央，针对国民党拟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及八路军、新四军的各地办事处，然后实行局部讨伐，亦即来讨北锁的高压政策，提出：（一）我在东部宜“致力苏皖谈判”，站稳苏北根据地，使局部“讨伐”变成僵局；（二）各根据地自给自足；（三）后方党转入地下；（四）我各地办事处和上层统战分子不放松政治进攻；（五）公开反击国民党的反共宣传。
10月31日 和博古到章伯钧〔注1〕寓所，同章伯钧、沈钧儒〔注2〕、黄炎培、左舜生、邹韬奋〔注3〕和张申府谈当前国内形势。
〔注1〕章伯钧，民主人士，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注2〕〔注3〕沈钧儒、邹韬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
10月下旬 就何应钦、白崇禧“皓电”同冯玉祥交谈。冯主张中共中央立即复电，“软硬兼用，表面让步，实际自干”，要提出抗日条件，作积极表示，待电报到后，冯即约孙科见蒋调解，制止“剿共”战争的爆发。
△鉴于反共高潮正在上升，报纸宣传已被封锁，周恩来要南方局力争油印、散发宣传品和进行口头宣传，以示抗议，同时向各方作解释、反驳工作。
△项英报告中共中央，由皖南直接渡江不可能。
11月1日 致电毛泽东，建议考虑两种办法：一是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通电答复何应钦、白崇禧，表示在有充分保障下部队先从江南移动，“特别要保证在移动中不许友军袭击”；并说，这实际只“放弃江南，以便集中兵力到江北，布置良好阵势”，必要时应付事变，使我能居主动。或是“一切照旧，准备打了再说”，但也必须复电何、白。
△收到中共中央来电：作与蒋介石决裂的准备。
11月2日 同苏联驻中国大使潘友新谈话。潘友新认为仅据现有材料尚难判定蒋介石已与日本妥协，并认为“非新四军从江南撤退不使蒋满意和停止‘剿共’战争”。周恩来将潘友新的意见报中共中央。
△收到毛泽东来电。电中说：“中央几次会议都觉此次反共与上次不同，如处理不慎，则影响前途甚大。”“此次反共是国民党发动的，投降危险是严重的”，“关于南方布置，及宣传反驳诸项各同志均同意你及南局意见毫无异议”。“此次蒋介石如果投降，必然是四分五裂，我们有五十万军队，有全国人心，虽有无穷困难，是能打得开局面的。关于汤、李进攻，我们决不能听其封锁住，必须打到反共军后方去，这一点是书记处各同志一致意见。”与博古等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为准备同蒋介石决裂，须顾及国统区力量的疏散、隐蔽，建议缓发中共中央宣言和复何应钦、白崇禧电，“以免打草惊蛇，使各方受到不可能避免的袭击”；也便于此间争取避免破裂的最后可能。三日收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所见甚是，望即刻开始作紧急布置，博古、凯丰即回；宣言已决定缓发；复何、白电，亦推至十号左右，此电内容取决缓和态度。
△得悉印度国民大会领袖尼赫鲁被捕，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明、博古和叶剑英联名致电慰问。
11月初 同国民党元老覃振谈话，覃表示愿联络冯玉祥、于右任和孙科等商讨阻止蒋介石反共的办法。
11月3日 收到毛泽东来电：我们现在“一面极力争取好转避免内战，一面准备应付投降应付内战，而把重点放在应付投降应付内战方面，方不吃亏，方不上蒋的当。立即准备对付黑暗局面，这是全党的中心任务。有了这一着，就不会重蹈陈独秀的覆辙了”。
△收到毛泽东致李克农、项英并告周恩来电：反对蒋介石直接投降是目前全国的中心任务；克农速向白崇禧的秘书和黄旭初等建议不要上蒋介石投降反共的当，速停止军队的东进，否则就有引起冲突的危险；速告各方准备对付全国规模的黑暗局面，全党应该完全地、有秩序地退却下来；东南方面也要这样办。
11月5日 到张申府寓所同沈钧儒、黄炎培、张申府、章伯钧、邹韬奋谈目前时局。
△收到中共中央书记处来电：关于皖南部队北开等事，请向何、白及各方表示，我方顾全大局，愿意让步，新四军皖南部队将遵令北开。
11月6日 收到毛泽东来电：“剿共”则亡党亡国，投降则日寇必使中国四分五裂，必使蒋崩溃，请你利用时机向国民党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以图挽救。
△致电毛泽东：自上月八日起，我们即以反对投降反对内战为中心口号，《新华日报》自十一月一日起，即强调倭寇诱降和内战危机，统战、外交、宣传各方面，我们都在动员，我和剑英正分头奔走，作讲话。已见过国民党元老派和各党派人士。他们同意反对投降，反对内战，但同时建议我们也让一步，孤立亲日派，以挽救危局。
11月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指出：我国目前严重存在着投降分裂的危险。我们共产党愿与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为挽救民族危亡团结到底，而对亲日派与内战挑拨者决不容忍。要求积极加紧统战工作，尽可能团结一切能团结的力量。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切组织必须“全部的完全的有秩序的隐蔽起来，并准备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任何地方，都要严防突然事变的袭击。要经得起这种袭击”。
11月9日 根据周恩来向中共中央的建议，由朱德、彭德怀、叶挺、项奖电复何应钦、白崇禧（即“佳电”），申明长江以北的抗日军队不能撤退的理由，拒绝了国民党的无理要求；但为顾全大局，答应将江南的正规部队移至江北。
11月中旬 根据中共中央反对投降和内战的方针，布置南方局工作。关于统一战线：对上层注意分化，援助在中国共产党影响和推动下的国民党中层分子；加强与各党派的联络，扩大文化活动；多结交军界朋友；加强经济联络和社会活动。关于外交：同苏、英、美、法等国团体联络，向他们提供消息。关于宣传：加强《新华日报》社论，铅印朱、彭、叶、项“佳电”，编讲国际材料等。关于内部的布置：各地党组织绝对转入地下，干部分散、隐蔽、转移、撤退；办书处、新华日报馆短小精干；桂林办事处撤退。
11月13日 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估计蒋介石投降决心未下，依赖美国之心甚重。新四军北移，“可以缓和局势于一时，以便我争取影响，站稳阵势”，实行自卫。但国民党在华中对我的进攻，在西北对我的封锁和在全国实行压迫的局面“必不会变”。我方在着重反投降、反内战宣传的同时，发表“佳电”，表示让步，“会使落的局部进攻有所踌躇，便于我扩大宣传”和争取中间分子的同情。
△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董必武、李克农：何应钦内定在中共未接受条件以前，停止给我军发十一月份经费。十一月份欠发的廿万元；请李克农速交涉领出。
△和叶剑英收到毛泽东来电：东北军一一二师霍守义部由鲁南进至沐阳压迫黄克城，桂军一三八师莫德宏部越过淮南路，向皖东进，情况甚为紧急。请向何、白交涉，撤退霍、莫两师，并停止他部行动，否则我军将实行自卫，届时由彼负责。
11月15日 收到毛泽东致周恩来、项英、董必武、刘少奇等电：“决对皖南取让步政策（即北移），对华中取自卫政策，而在全国则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用以争取中间势力，打击何应钦亲日派的阴谋挑衅，缓和蒋介石之反共进军，拖延抗日与国共合作时间，争取我在全国之有理、有利地位。”
11月17日 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叶挺同顾祝同谈判的“中心应是争取停止华中的进攻”，还应要求部队分批转移，发开拔费；向外宣传“让出江南是我一大让步”。
△和叶剑英到张申府寓所同张君劢、梁漱溟〔注〕、左舜生、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章伯钧、黄炎培等交谈最近国民党制造磨擦的情况。
〔注〕张君劢、梁漱溟都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1月18日 新四军军部电告中共中央，顾祝同允许皖南新四军经苏南渡江北移。
11月19日 参加邓颖超母亲杨振德的葬仪。
11月21日、22日 就新四军北移问题连日与国民党代表张冲面谈。
11月23日 致函张冲：请转达蒋介石，制止陕北、苏北、皖北、鄂北和山西正在调动并企图发难进攻进区的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行动。
11月30日 日本和汪精卫的所谓“调整中日关系基本条约”在南京签字。
△和叶剑英就新四军北移问题，同国民党代表军令部次长刘为章谈判。刘称蒋介石表示可以将北移限期推迟，但各地冲突必须停止。周恩来、叶剑英表示，江南新四军决定移动，其余有困难；停止冲突必须由国民政府军队“立即停止军令行动”。
11月 博古、凯丰遵照中共中央指示返回延安。
12月1日 收到中央书记处致周、叶电。电中指出：（一）皖南部队北开，但须延缓开动时间，解决补充条件，保证道路安全。（二）苏、鲁、皖三省部队事实困难，绝对不能移动，立即停止霍守义、莫德宏之进攻，否则引起冲突，我们不能负责。（三）华北部队无饷无弹，如再不发给，迫至无路可走，惟有渡河南下。（四）停止进攻边区之军事部署，停止构筑封锁线，我们则保证不向波方攻击，所谓我向宜川、宜君攻击，全是谣言。（五）彼方释放罗世文，我方释放孙启人。（六）停止陇海、咸榆两路捕人扣车扣货。已捕之人，已扣之物一律释放归还。（七）如张国焘、叶青加人参政会，我方决不加入。（八）桂林办事处决不自动取消，如彼方要封，让其封闭。（九）取消何应钦停发八路军军饷之命令，要求立即发给十一月经费及十月赊欠。（十）停止石友三隔离黄河之行为，并停止其配合敌伪进攻八路军。（十一）保证各办事处之安全，如有逮捕、暗杀、失踪等事，彼方应负其责。（十二）拒绝与何应钦、白崇禧谈判，要求与蒋直接解决问题，或与指定之他人谈判，否则宁可不谈判。以上十二项，除参政员一项外均用朱、彭、叶、项意见提出由你们代表转达之。也不必一次提出，遇到谈及时相机提出。
12月3日 以中共中央南方局名义，致电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高文华，并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巩固湖南党组织的问题指出：湖南党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巩固党，要将湖南党放在最可信托的领导干部手中，办法是：（一）首先巩固省委内部和中心县委；（二）肃清国民党打进来的内线；（三）继续审查干部；（四）要使经过审查的干部和党员有社会职业，以便保留骨干。
12月4日 国民政府军令部密令第四十八军对长江南北两岸新四军联络线及登陆地点严加防堵。
12月5日 同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建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电复刘为章，要刘顾全大局，停止佳军和霍守义师对我江北新四军的进攻。
△收到中共中央书记处来电：向国民党严正提出不同意张国焘出席国民参政会。此点绝对不能让步，如彼方不顾抗议，我们决定真不出席，如彼方尚愿顾全国共合作，“可令张国焘自动撤消参政员”。
12月7日 致函张冲，要张代向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声明，不同意张国焘和叶青出席国民参政会，并将意见转达蒋介石。
△出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为欢迎新近来渝的作家茅盾、巴金、冰心等举行的茶会。
△出席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郭沫若等在中国电影制片厂举行的晚会。出席的有重庆文化界、新闻界三百五十余人。
△蒋介石核准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十一月十四日拟呈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并密令各部执行。
12月8日 何应钦、白崇禧电复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齐电）；“迅即遵令”将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悉数调赴河北”。
12月17日 电告董必武、南汉宸、李克农，并请延安转港、沪两地：（一）国民政府军事动作未停，“且企图由西而东，由北而南，造成半包围圈”，逼我入江入海；（二）何应钦、白崇禧避不见面，蒋介石也未约谈。
12月中旬 同叶剑英电告毛泽东。朱德：李品仙歼灭新四军渡江军队的计划是经何应钦核准的。
12月21日 致函张冲，列举最近各地反共事件七起，说明最严重的是新四军的补给无着落，特别是新四军江南部队，又受进逼包围，已无渡江北移的可能。重庆各报也在奉命公开进行反共挑衅，要张冲速呈报蒋介石予以制止。
12月22日 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蒋现在对我取外柔内刚的做法，我们应针锋相对，也宜外柔内刚，“可不能在政治压迫和军事进攻的情况下北移”。但为争取中间分子，分化顽方，可将工作布置时间延长两月，仍采取“佳电”办法，说皖南新四军已动，江北军队的北移有种种困难，仍请求延缓移动日期。关于行动方面，建议皖南新四军速移苏南，加紧向顾祝同要钱要弹，以便渡江；顽方将政治和军事分开，我们要把政治进攻和军事行动合在一起解决，以团结小党派，影响大多数。
12月23日 同张君劢、梁漱溟、左舜生、陶行知、章伯钧、黄炎培、邹韬奋在沈钧儒寓所会见美国著名作家安娜·刘易斯·斯特朗。几天内同斯特朗长谈数次，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正在酝酿投降和内战的阴谋，预言即将发生更大的反共事件和战争。但嘱咐她：这些材料暂时不要发表。要等我捎信给你，同意你这样做时再发表。还说：我们不希望过早地暴露这些冲突而加剧磨擦。不过我们愿意把这种资料交到值得信任的国外人士手中，以便在蒋介石展开更加疯狂的进攻时及时揭露。我们担心这种进攻。
12月24日 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蒋介石通过张冲约见。我拟利用蒋被放四周年纪念日见蒋，提出皖南部队决定过江，江北部队缓调。交换条件是：速给新四军发补充；停止华中部队的前进；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取消张国焘的国民参政员资格。同日，收到毛泽东复电：“同意你见蒋时的交换条件，惟江北部队请缓调改为请免调，照佳电立场告蒋。”
12月24日（或25日） 项英致电中共中央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皖南新四军正整装待发，又受顽军包围，顾祝同忽令改道，直接从繁昌、铜陵间渡江，但这里既须穿越敌占区，江中又须避敌艇袭击，即使偷渡也有困难。
12月25日 会见蒋介石。蒋称与周恩来是“患难朋友”。还说，“只要你们说出一条新四军北上的路，我可担保绝对不会妨碍你们通过”。次日，周恩来将会见情况电告毛泽东，指出蒋介石的话靠不住。分析蒋是“在吓、压之余，又加哄之一着”。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时说：现在不能说反共高潮下降，但不过是大吹小打，周恩来也是这样的估计。提议恩来一月十五日回延安，二月十五日开七中全会。
△到章伯钧寓所同黄炎培、张君劢、章伯钧、左舜生、梁漱溟、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等晤谈时局。
△收到毛泽东、朱德致周恩来、叶剑英电：请速向蒋介石交涉，新四军“须分苏南、繁铜〔注〕两路北移”，“分批偷渡”，皖南国军不得包围，不得阻碍交通，皖北国军撤出四个县，由张云逸派队接防，掩护渡江。保证不受李品仙部袭击，速发弹药和开拔费。
〔注〕繁铜，指皖南繁昌和铜陵。
12月26日 出席文化工作委员会在中国电影制片厂举行的音乐晚会。应育才学校陈贻鑫的请求，为陈题词：“为新中国培养出一群新的音乐天才。”
12月下旬 鉴于原地渡江不可能，皖南新四军向国民党当局坚决要求仍由苏南渡江。顾祝同、蒋介石先后表示同意。
12月29日 致电毛泽东、朱德：“江南部队分地渡江有危险性”，“仍以分批走苏南为至要”。
12月30日 毛泽东电告项英：“同意周恩来意见，分批走苏南为好。”
12月 国民党泄露皖南新四军即将北移的消息，日军迅速将长江封锁，烧毁大、小渡口全部船只，江心遍布舰艇，岸上岗哨林立。同时，顾祝同根据蒋介石将皖南新四军“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命令，集结七个师兵力在安徽任县、太平间布成袋形阵地，皖北由李品仙布防堵截，冷欣部负责封锁新四军到苏南的去路。
△为向国内外揭露国民党积极反共的行为，派人将半年来国民党制造磨擦的有关材料汇集成册，密密西安、桂林，并托德籍友好人士王安娜经外国朋友带往香港散发。
△南方局经济组正式成立，组长许涤新。周恩来指示经济组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财经政策，特别是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财经政策；搜集国民党统治区财经资料和开展工商界的统一战线工作。
本年冬 派新知书店徐雪寒从书店中挑选一批能做生意的可靠的共产党员，到江西、福建、浙江设四五个书店或文具店，隐蔽待命，准备在必要时作为掩护和交通站之用。徐雪寒当即着手筹备。后来由于皖南事变等的影响，派出去的人联系困难，所设各点均未能站住脚。
本年 要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工作人员说服想去延安参加抗日活动的青年演员周峰留在重庆，说这里有活动条件，又有固定职业，不应该放弃阵地。
△鼓励从延安来到重庆的音乐家李凌和版画家王琦在国民党统治区先扎下根，然后开展工作。
2007/09/10
1940年四十二岁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