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毛泽东、洛甫，要求派“能做游击队工作”的干部来武汉，以便“迅速发展我们的军事工作”。说明“长江流域各种条件均逊华北”，若没有“一批军事干部，工作发展将陷入极大困难”。
△会见七十七军副军长何基沣，说：中山陵前，出了个剖腹明志的续范亭将军；卢沟桥上，出了个坚决抗日的何基沣将军，这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并亲自安排何秘密前往延安。后来，何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同到武汉请示工作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上海工委书记刘长胜谈话，指示上海地下党要善于独立工作；动员城市中的工人、学生、革命分子下乡，开辟敌后抗战局面。
1月1日 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联席会议。在会上作关于战略问题和共同纲领问题的报告。会议认为目前应动员一切力量阻滞日军占领郑州、武汉，争取三至六个月的时间准备和组织新的抗战力量，为此应派大批干部到安徽、河南发动和武装广大民众。并建议中共中央加强西北工作和巩固西北交通。会议还认为对国民党提出的改组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各部等意见，一般宜采取赞助的立场，应该同国民党开诚合作。
1月3日、5日 为在华北敌后抗战中发展壮大的八路军增补经费、武器事，先后见蒋介石、何应钦。
1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联席会议。会议分析河南、湖南的政治形势，讨论党在这些地区的任务，指出河南将成为中日战争的重要地区，党的总任务是实行武装保卫；湖南已成为抗战的近后方或不久将成为前线，党的总任务是建立广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发展党的力量。并对这两个省的工作作了具体部署。
1月8日 在《群众》周刊〔注〕第一卷第五期上发表《怎样进行持久抗战》。文章提出争取持久抗战最后胜利的八项具体办法：（一）巩固前线；（二）建设新军备；（三）建立军事工业；（四）发展敌占区的广大游击战争；（五）进行广泛的征募兵役运动；（六）巩固后方；（七）加强国防机构；（八）运用国际有利条件。
〔注〕《群众》周刊，创刊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是中共中央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机关刊物。
1月9日 为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创刊题词：“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十一日，《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根据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联席会议决定，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华岗、潘梓年、黄文杰及湖北省委宣传部长组成党报委员会，王明任主席，华岗任书记。
1月10日 在上海出版的《抗战政治工作纲领》一书中发表《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文章指出：“以革命主义为基础的革命政治工作是一切革命军队的生命线与灵魂。”文章阐述了抗战军队政治工作的任务、内容、组织和方法。
1月11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国民政府军委会改组，蒋以陈诚任政治部长，要周恩来任副部长，周曾再三推辞。请中央考虑具体意见。
△和叶剑英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日军准备以主力沿陇海路西进，以求得与沿平汉、津浦路南进之敌相配合。蒋介石认为目前作战重心应移黄河西岸，正在重新部署兵力。建议将刘伯承师及徐海东旅逐渐移至太行、太岳山脉，待日军攻郑州紧急时，我们应以一师（林彪师或刘伯承师）要求过河，参加陇海西段战斗，掩护陕东、陕南。继续向国民党要求八路军留于部队向固原、海原等地移防。鄂豫皖红军以一部参加新四军整编，余部仍在鄂豫皖边界力求发展，以扩大和发展中州游击运动。
1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联席会议。会议听取林恺汇报鄂豫边的工作，并就此进行讨论，决定河南省委须以这个地区为中。已发展工作，鄂豫边特委须加强对由该地区游击队改编而成的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的领导，并帮助做好巩固和发展工作，同时加紧发展党组织。会议还决定，第八团队的行动由长江中央局参谋处指挥，开出作战时归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指挥，林恺代表河南省委指导该地工作。
1月15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毛泽东、洛甫、张国焘、康生、陈云、凯丰，说明长江局工作量过重，现有力量难以应付，再次要求中共中央派军事、政治干部和能独立工作的人来。
1月16日 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宣称日本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
1月17日 国民党特务机关指使暴徒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及印刷厂。长江中央局立即就此事作出决议，由周恩来、叶剑英出面同武汉国民党党政军当局交涉，要求采取有效措施，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1月18日、19日 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联席会议。会议听取彭德怀报告前方情况及参加国民政府军委会在洛阳召开的军事会议情况和罗世文关于四川工作的报告，并就此进行了讨论。二十一日，周恩来根据会议讨论结果起草长江中央局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提出对四川工作的意见：四川已成为抗战最后根据地，成为联结西南和西北的枢纽，而且很快会变为全国各党派各实力派争夺的中心。加强四川地区党的工作，使上层联络活动能尽力掩护和帮助党的影响和组织之发展，这应成为目前四川工作的中心任务。建议中共中央派得力的及川籍的干部赴川主持党的工作，同时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党校、陕北公学中选一批川籍学生回川工作；在重庆设新华日报分社并筹备印厂，准备必要时西迁；努力发展军事工作，寻找川北、川南、川西留下的红军游击队和干部并谋其发展，派人及游击队员投考军分校或参加刘湘的教导队；运用上层统一战线推动争取地方实力派的工作；加紧扩大中共和红军的政治影响。二十三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同意。
在此期间 和王明、博古等同彭德怀交谈，得知蒋介石不愿八路军扩编，不肯发枪和增加经费。要彭继续同何应钦商谈。
1月21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彭德怀、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同国民党当局交涉关于陕甘宁边区所辖地域、政府组织等情况：国民党方面坚持管理县份限于十八县，不允许增加。周恩来等坚持要求增加西线各地直达黄河右岸。关于边区政府组织，国民党提出派丁惟汾任正职，林伯渠任副职并代理正职，下分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四厅，不允许设农工厅，并要派两人来做事。二十三日，收到中共中央书记处电：陕甘宁边区问题请设法争取下列各点：（一）增款；（二）增地；（三）给陕北部队以名义；（四）边区政府可以丁惟汾正、林伯渠副，但不须派人。
△鉴于蒋介石、陈诚坚持要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王明、周恩来、博古等再次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政治部属军事系统，为推动政治工作，改造部队，坚持抗战，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可以担任此职。说如果屡推不干，会使蒋、陈认为共产党无意相助，使反对合作者的意见得到加强。
1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联席会议。会议讨论鄂豫皖特委的工作，决定特委的主要任务是：在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基础上尽力扩大部队；加紧培养干部，健全党的组织和工作；尽可能在最近期间集中队伍加以训练后参加抗战；留一部分队伍保护后方根据地。
1月23日 出席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会议。康泽、刘健群等在会上诬蔑八路军在华北“游而不击”，宣传“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次日，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上述情况。提议用争取八路军在敌后取得新的、较大的军事胜利和新四军迅速出动抗日前线，在长江南北创造新的军事力量等办法来给以回击。
△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在汉口成立。宋庆龄、蔡元培、毛泽东、冯玉祥、王明等七十二人当选为名誉主席，邵力子、郭沫若、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一百三十九人当选为理事。
1月下旬 会见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率领的加拿大——美国援华医疗队，感谢他们援助中国革命，说：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奉献给你们，只有艰苦的工作；你们也不能得到别的什么，得到的只能是伤病员的感激之情。
1月28日 在河北省阜平县召开的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后，于一月十四日向全国发出通电。本日，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对发通电一事提出意见：八路军在华北驻区应遵守政治局讨论过的形式上维持原有政权形态，实际上政权在民众手中的原则。这次采取造成既成事实方式通电逼蒋、阎承认，对全国统战工作将发生不良影响。
1月 受中共中央委托，和董必武、叶剑英等向高敬亭等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展抗日武装力量的指示，要第四支队从湖北黄安七里坪、河南确山竹沟向东挺进抗日，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
△同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商谈后，经卡尔帮助，获香港总督批准，八路军香港办事处成立。办事处对外称“粤华公司”，由廖承志负责，以经营茶叶生意为掩护，联系海外华侨及香港等地中共党组织。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到武汉。在武汉期间，周恩来多次会见她，向她详细介绍中共的抗日主张，赞扬她的国际主义精神。
2月3日 为《救亡日报》题词：“巩固和扩大救亡阵线，动员起千万万的群众，赶走日本强盗出中国！”
2月6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陈诚为部长，黄琪翔、周恩来为副部长，郭沫若为第三厅厅长（主管宣传工作）。
△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联席会议。会议针对国民党中有一部分人拟取消国民党、共产党，另外成立新党，决定起草向国民党建议书，指出国民党要取消各党派、限制信仰的错误，提议建立民族革命联盟以巩固统一战线。
2月7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最近时局中发生许多新的严重问题，提议在二月二十日前后召开政治局会议。
2月8日 为《新华日报》反侵略国际宣传周工农日特刊题词：“工农大众，是中国抗战的柱石，是世界反侵略阵线的先锋。你们如果联合起来，日本侵略的魔鬼，将要在你们面前崩溃，全世界的法西斯阵线，将要在你们面前瓦解。”
2月9日 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举行的孩子剧团招待会上讲话，鼓励孩子们要有“救国、革命、创造”的精神，一手打倒日本强盗，一手创造新中国。以后，经周恩来同国民党当局交涉，孩子剧团纳入政治部第三厅编制。
2月10日 会见蒋介石、陈立夫。蒋介石表示：（一）不限制各方对主义的信仰。（二）无意取消各党派或不允许其存在，惟愿溶成一体。周恩来说明：党不能取消，国共两党都不可能取消，只有从联合中找出路。蒋答：可以研究。陈立夫提出在两党外共同组织双方都可以参加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同日，和王明将会见的情况报中共中央，说：综观蒋的态度，（一）一个党的思想仍有，但目前并无强制执行意思；（二）对八路军态度尚好；（三）对陕甘宁边区的问题想拖延。
2月13日 鉴于日军以突破黄河、夺取武汉为新的战略中心，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为确实建立长江、黄河间的党的力量，必须急切地发动鲁、豫、皖、苏群众参加战争。为此，拟调彭雪枫由晋来豫，组织和领导鲁、豫、苏、皖四省的军事工作。十五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联席会议，具体讨论上述问题。会议决定在长江、黄河间设立一个军区，下设四个军分区，由彭雪枫负责领导新设军区的军事工作。还决定在武汉不守时，从长江局转移一部分人到新四军第四支队，建立长江、黄河间的领导机构。并预先派人布置重庆机关。建议中共中央将南方各地党的组织改为区和分区两级。
2月14日 会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同他交谈对时局的看法，向他介绍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的主张，分析中国抗战必须坚持持久战的道路，以及在战争中要注意改善士兵待遇，充分利用优势地形战胜敌人等问题。还同冯商量筹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事，请冯支持，并建议由著名作家老舍出面主持文协工作。
2月15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联名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并任弼时、凯丰、朱德、彭德怀：提议在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保障继续抗战和取得抗战最后胜利问题及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具体准备工作问题。
2月中旬 应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部长白崇禧之邀，向开赴抗日前线路经武汉的广西学生军作讲演。
2月17日 致信在长沙的郭沫若〔注〕：已原则上决定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惟须将政治工作纲领起草好呈蒋批定后，始能就职，否则统一思想、言论、行动诸多解释，殊为不便”。信中要郭对三厅问题亦“采此立场”，并嘱其说服田汉、胡愈之来武汉工作。以后，多次同陈诚等交谈，为郭回武汉工作排除困难。
〔注〕政治部成立后，蒋介石安排刘健群任第三厅副厅长，遭到郭沫若反对，并拒绝出任厅长。事后，经周恩来同意，郭沫若远避长沙。
2月19日 约见冯玉祥，商谈抗战问题。周恩来在谈话中强调河南现处重要地带，应由国民党中央同河南地方合组一民众动员委员会，发动民众保卫河南。特别是河南的知识分子更应自动回河南做这一工作。
2月20日 主持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联席会议。会议讨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的行动问题，指出目前原则上以巩固部队争取出发到前线为中心；以“保卫河南”作为动员群众的口号；对其它部队要事先进行统一战线和联络工作。
2月21日 为庆祝中国空军十八日击落侵袭武汉的日军飞机的胜利，追悼在空战中牺牲的烈士，武汉各界在汉口举行“庆祝空捷追悼国殇”大会。周恩来、王明、叶剑英、邓颖超等亲临致祭，并为大会送挽联：“为五千年祖国英勇牺牲，功名不朽；有四百兆同胞艰辛奋斗，胜利可期。”
2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联席会议。会议提议请中共中央多派能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出来工作。
2月下旬 会见从前线抵达武汉的川军将领邓锡侯，向他阐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希望川军能同八路军协同作战。在武汉期间，还曾会见滇军第一八五师师长张冲，并派中共党员薛子正任张的秘书（后任参谋长），开展对滇军的工作。以后，张冲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这些工作，对解放战争后期川、滇将领的起义起了重要作用。
△致电在重庆的阳翰笙，催他速至武汉筹组政治部第三厅。
2月24日 致信郭沫若，说明在同陈诚谈话中得知第三厅副厅长人选问题出现转机，认为郭可以回武汉任职，但嘱“速将宣传纲领起草好，以便依此作第三厅工作方针”。三月一日，郭沫若回到武汉，同陈诚商议达成就职的三项条件。
△和王明回到延安。
2月27日 和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向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队长钱亦石追悼会送挽联。
2月27日—3月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就抗战形势、统一战线和如何保证抗战继续胜利等问题发言，并介绍了武汉各方面的情况，提出为保证抗战胜利，党应向蒋介石建议：（一）战略方针以运动战为主，包括阵地战，以游击战为辅；（二）组织新的军队；（三）建立国防工业；（四）巩固后方。并指出现在统一战线运动扩大，但党组织的发展赶不上形势的发展，建议中共中央加强对中国南部的领导。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对国民党的军事建议书，并同意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3月上旬 和王明等回到武汉。
△和叶剑英会见奉命到徐州协助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作战的白崇禧，就第五战区的对日作战方针提出建议：在津浦线南段，由李品仙、廖磊两个集团军在张云逸〔注〕率部配合下，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运动于淮河流域，威胁日军，使之不敢贸然北上支援由华北南下日军。同时，在徐州以北必须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白基本上接受了这个建议。
〔注〕张云逸，时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
△派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身份赴徐州会见李宗仁。张到徐州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建议李宗仁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同日军打一仗，指出这既可提高桂系的声望和威信，又可破灭蒋介石欲假日本人之手排除异己的企图，并详细分析了日军的弱点。
3月12日 在《新华日报》第四版《中山先生逝世十三周年纪念特刊》上发表《怎样纪念孙中山先生的伟大》一文。文章指出：纪念中山先生最好和最真诚的办法不在于隆重的仪式，不在于空洞的悲哀，不在于盲目的膜拜，不在于冲动的情感。要学习他对国共两党合作所具有的一个伟大的现代政治家所应有的诚挚和亲密的态度。当前首要的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达到驱逐日寇出境，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的伟大的中华民国。
3月中旬 和叶剑英参加蒋介石召开的高级将领会议，讨论华北战局。
△和叶剑英同蒋介石、何应钦谈判，蒋、何答应向八路军提供武器和技术人才。
3月19日 接曹渊烈士之子曹云屏来信，知其家境贫苦，难以升学，而“求深造之心甚切”的情况后，本日复信嘱其来汉口转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或陕北公学学习。并寄路费二十元。在武汉期间，还陆续送熊雄烈士之弟熊任远、孙炳文烈士之女孙维世等赴延安学习。
3月20日 会见荷兰进步电影工作者伊文思，商议政治部派人同他合作到前线拍摄电影事。
3月25日 出席在汉口召开的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代表大会。为大会题词：“学习，学习，再学习。在学校里学习，到前线上学习，到军营中学习，到群众中学习，一切学习都为着争取抗战胜利，都为着建设国家，复兴民族！”
3月27日 在三月二十三日举行的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五次筹备会议上被推为名誉主席团成员。本日，出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并在会上讲话说：全国的文艺作家在全民族面前，空前地团结起来。文协的成立标志着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肯定作家团结的意义，希望他们创作的作品多取材于前线将士的英勇奋斗、敌人的残暴和民众的热情。会上选出老舍、郭沫若、茅盾、丁玲、邵力子、冯玉祥、田汉等四十五人为理事，周恩来、蔡元培、宋庆龄、于右任等为名誉理事，由老舍负责协会的工作。
3月28日 同郭沫若第一次出席政治部部务会报会〔注〕。会议听取各厅厅长汇报工作。郭沫若报告说，第三厅正在加紧筹备，决定四月一日开始办公。
〔注〕政治部部务会报会，政治部成立后最初每周召开两次部务会报会，听取各厅汇报工作，并对各厅工作做出安排。四月中旬后改为每周召开一次会议。周恩来在武汉期间曾九次出席政治部部务会报会。
3月29日—4月1日 国民党在武汉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通过《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人决定成立国民参政会；取消预备党员制，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
3月 和叶剑英派军事干部到武汉大学等校举办的游击战争训练班，对青年进行敌后游击战争的教育。
△指示中共河南省委和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竹沟留守处，要重视根据地建设和后方工作，广泛联系一切赞成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人士。根据上述指示，河南省委在豫南同国民党信阳县县长李德纯、西华县县长楚博、扶沟县县长魏风楼、襄县县长贾峰、桐柏县县长朱锦帆等建立了统战关系。后来，他们之中大部分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3月4月间 派张爱萍到浙江金华开展对黄绍竑的工作。
春 指示中共山东、河南的联络局合并为豫鲁联络局。六月，豫鲁联络局改为河南省委统战委员会后，开展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并同国民党将领邓锡侯、商震、张轸、刘汝明、刘茂恩、于学忠、冯治安、张钫等部建立了统战关系。
4月1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正式成立，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在筹组第三厅的过程中，周恩来同博古、董必武等多次商议第三厅的宣传方针、组织机构、人员安排。党的活动方式等，对民主党派人士和社会贤达做了大量工作。由郭沫若、阳翰笙、田汉、胡愈之、杜国庠、张志让、洪深、董维建、冯乃超、光未然等众多知名人士组成坚强阵容。并同国民党的反共活动进行斗争，迫使其撤销原先要刘健群任副厅长的意见。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第三厅内还组建了中国共产党的秘密特别支部，运用灵活巧妙的方式宣传中国共产党倡议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发挥组织群众、宣传群众的作用。周恩来、郭沫若等通过这个机构，在武汉推动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文化宣传运动。
4月初 为民族解放丛书撰写的《抗战政治工作纲要》一书由解放出版社出版。书中对抗战正规军队的政治工作、战时的一般政治工作、战时对俘虏的政治工作、抗战游击队的工作作了系统的阐述。
4月4日 主持政治部部务会报会。郭沫若及第三厅各处负责人汇报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的准备工作，会议对此做出妥善安排。
4月上旬 同第三厅各处负责人多次研究如何开展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的活动。七日，由第三厅发动的武汉各届抗战宣传周开幕，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怎样进行二期抗战宣传周工作》的专论，提出：在文字宣传上要力求具体、通俗和生动；在口头宣传上要力求普遍、通俗和扼要；在艺术宣传上要普遍、深刻和激越感人。要求大家把这次抗战宣传周的经验，推广到各城市乡村去，一直达到全中华民族的动员。宣传周的第一天，传来台儿庄大捷的消息，武汉三镇举行了十万人的火炬游行。几十个演剧队和几百个口头宣传队深入至武汉的大街小巷、工厂、码头、郊区农村进行抗日宣传。又举行了歌咏日、美术日、戏剧日、电影日、漫画日等。以后在各种宣传活动中，广大群众都踊跃参加，形成规模空前的群众性抗日救亡活动。
4月11日 主持政治部部务会报会。郭沫若在会上报告滞留武汉的各地青年宣传队生活困难，拟请酌予救济并分派工作。会议决定由第二厅、第三厅会同办理解决上述问题。
△得知张国焘私自从延安经西安逃到武汉后，立即派人将张接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并和王明、博古等多次同张谈话，劝他回党工作。
4月16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建议书记处负责同志利用作报告和讲话的机会说明张国焘路线应由他一人负责。对原红四方面军干部应表示亲切团结，以便为最近公开反对张国焘事做政治上的准备。同时不要因此事增加红一、红四方面军的隔阂，而应更加增强全党的团结。
△陪同张国焘见蒋介石。张向蒋表示自己“在外糊涂多年”。张在返回办事处途中乘机逃脱，被找回后在同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的谈话中表示国民党和共产党都糟，愿暂脱离政治生涯。
4月17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根据张国焘的表现，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商讨处理办法。经中央同意，同张国焘谈话，向张提出：改正错误回党工作或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个时期或自动声明脱党。当晚，张以书面形式声明脱离共产党，公开投靠国民党。
4月18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将张国焘的表示电告中共中央，并拟出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草案，建议中央迅速向党内军内进行解释，应当利用开除张国焘的机会加强党和军队的团结。
△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张国焘党籍。
4月20日 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党员大会上宣布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并教育大家在艰苦复杂的斗争面前坚定无产阶级立场，永远忠于党，革命到底。
4月29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就国共两党关系和中共中央开除张国焘党籍两个问题，在《新华日报》发表《答复子健先生的一封公开信》。
4月下旬 同《救亡日报》负责人夏衍谈办报方针，指出办报要学习邹韬奋办《生活》周刊的作风，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讲国民党不肯讲的，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
4月 看望伊文思。
4月5月间 领导成立中共长江中央局下属机构国际宣传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国际宣传组。委员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凯丰、吴克坚、王炳南组成，工作人员有王安娜、许孟雄、毕朔望等人。主要工作是翻译出版中共领导人著作，为国际刊物撰稿，以及同外国友人进行联络。
5月1日 为《新华日报》“五一”纪念专刊题词：“全中国工人阶级在抗战中来纪念‘五一’，实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全中国工人阶级应努力于民族解放以谋自身的解放，另方面应联合全世界工人阶级反抗暴日的侵略以保障世界和平。”
5月4日 为纪念五四运动给《新华日报》题词，内说：“我愿全中国学生保持并发扬这一历史传统，贯彻抗战到底，勉为文化先锋。”
5月19日 日军占领徐州。二十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要求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为此武汉城市工作即使受到部分损失也不应顾惜。周恩来、叶剑英接到指示后，当即向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省委军事部长彭雪枫等作了传达，要求河南省委立即贯彻执行。河南省委根据指示对游击战争作了具体部署，并动员一万多城市工人、学生、革命分子回乡开展工作，沿陇海、平汉线组织游击队，建立根据地。
5月22日 和王明、吴玉章等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办事处慰问在十九日深夜驾机前往日本长崎佐世保一带散发传单凯旋而归的中国空军一队。周恩来发表讲话，赞扬他们的成绩。
△《解放》周刊发表毛泽东、朱德、王明、周恩来、洛甫、博古、项英、陈云致美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电，内称：拥护中美兄弟党和两国人民的紧密团结！打倒日本侵略者！美国共产党万岁！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万岁！
5月25日 在中共代表团招待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茶会上致词。到会的有各党派、各群众团体代表和外国友人共四百多人。
5月26日 日本近卫内阁改组。新任外相宇垣一成宣布取消一月十六日不以蒋介石政府为谈判对手的声明。
5月26日、6月7日、6月11日 三次致信《大公报》采访主任范长江，对战地记者表示关切。此后，又曾听取战地记者的汇报，鼓励他们据实向政府当局反映前线情况，认真总结抗战的经验与教训，并根据他们反映的问题向陈诚提出了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具体建议。
5月31日 为中国旅行剧团演出《阿Q正传》题词：“坚持长期抗战，求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以打倒中国的阿Q精神！”
5月 出席文协第二次理事会，发表即席讲话：为文艺界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亲密团结感到高兴，表示将设法为文协筹款，使大家能更多地创作，使会务有更大的发展。最后他含着泪说：“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十时到汉口！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都增强了我们的团结！”
△同到武汉的项英研究新四军工作。并陆续介绍青年学生赴新四军工作。
6月4日 鉴于八路军在敌后迅猛发展，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致电毛泽东、洛甫、朱德、彭德怀：依八路军扩大的情形来看，拟向蒋要求增编三个师，共有六个师。
6月6日 致信世界红十字会河南临汝分会医院院长王冠珊，对其子欲投考陕北公学“志切深造”表示赞赏。考虑到由汉口至陕北的铁路有被日军截断的危险，嘱其设法从豫西绕道西安，直赴洵邑陕北公学分校。
6月7日 根据叶挺的建议，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致电毛泽东、洛甫：拟组织新四军委员会，以叶挺、项英、陈毅、张云逸、周子昆、袁国平等七人为委员，项为主任，叶为副主任。九日，毛泽东、洛甫复电同意上列六人。
6月8日 同陈诚交涉，要求释放在国民党当局查封汉阳兵工厂抗敌工作团事件中被拘留的李公朴，并将情况函告沈钧儒。不久，李公朴获释。
6月15日 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日军集中主力来陇海、津浦，山西平汉及津浦北段均较空虚，应抓紧有利时机扩大我军、我党的政治影响，鼓励和坚定友军抗战决心。同日，毛泽东复电：周电提议是正确的，惟具体作战须依据敌我当前实际条件而定。
△鉴于徐州失守后蒋介石对保卫武汉态度犹豫，国民党内一般将领也准备保存实力，抗战出现危机，为激发群众的抗战决心，王明、周恩来、博古联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的意见》，具体阐述保卫武汉和有效地进行第三期抗战工作在军事、政治、经济方面需要采取的步骤和办法。文章说：武汉是我国最后一个最大的政治、经济中心，武汉的得失不仅对第三期抗战有极大影响，而且对整个内政、外交都有相当影响，因而要发扬西班牙人民保卫马德里的精神来保卫大武汉。
6月16日 和王明、博古、凯丰等自四月中旬以来同中共中央书记处多次商议参加国民参政会的中共参政员名单，本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将中共参政员定为七名：毛泽东、博古、王明、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
6月17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谈徐州失守后中国军队的战略方针，认为战略中心应是保卫大武汉。战略总的方针是将正规军主力组成许多野战兵团，依托太行山、嵩山、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黄山、天目山一带开展大规模山地战，以阻击日军西侵，加强长江防务。同时抽出一部正规军组成挺进队，深入敌后，发展敌后游击战，造成战略夹击形势，大量消耗敌人，争取时间建立新的军队，以便战略上实施反攻。并报告已在《新华日报》发表关于保卫武汉的意见书。
6月19日 将与中共中央书记处商定后起草的同国民党交涉的十条意见交蒋介石。内容包括：保障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存在；释放被关押的中共党员；停止查禁抗日书刊；保护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军人家属；在敌后普遍发动游击战；开放地方政权实行民主；划延安、延长、延川等二十三县为陕甘宁边区，边区政府直属行政院，林伯渠为主席；第十八集团军扩编为三军九师，新四军增编为七个支队；等。
6月28日 鉴于国民党当局为阻止日军西进，在郑州北面花园口决开黄河大堤，使河水改道，和叶剑英致电朱德、彭德怀，建议注意黄河两岸游击运动的联系和发展。
6月 新西兰友好人士路易·艾黎从上海到汉口，和斯诺等筹划“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简称“工合”）。周恩来告诉艾黎：组织“工合”的主要任务必须是推动蒋介石抗战，不让他投降，并尽可能多争取国际的支持。还对“工合”组织的性质和人事安排提出了建议。“工合”成立后，积极宣传中国抗战的重大意义，在海外华侨和同情中国抗战的国际朋友中募捐，并将筹集到的物资、款项转送延安，对支持中国抗战起了积极作用。
△根据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叶剑英等指示，中共河南省委派肖望东率部队从竹沟挺进豫东敌后，成立新四军游击支队。
夏 和博古、叶剑英分别会见国际友好人士斯诺、艾黎、斯特朗、史沫特莱、爱泼斯坦等，感谢他们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在武汉期间还会见过美国总领事戴维斯、《纽约时报》记者德尔丁、新西兰记者贝特兰、美国主教鲁茨、美国作家贝尔登等。
7月5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电复项英，指出东南分局主要工作区域应放到赣北，利用一切机会加强上层统一战线活动。赣南等处仍需注意秘密工作。
7月6日 国民参政会首次会议开幕。会前，王明、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吴玉章、凯丰致电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建议以中共七位参政员名义提出对国民参政会的意见，说明国民参政会还不是尽如人意的全权的人民代表机关，但是决不因此而失掉它在今天的作用和意义，共产党人除继续努力于促使普选的全权的人民代表机关在将来得以建立外，将以最积极最热忱最诚挚的态度去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工作。国民参政会召开前后，周恩来经常在汉口中央银行同救国会的沈钧儒、史良、邹韬奋、李公朴，爱国人士张澜以及国社党的张君劢、青年党的左舜生聚商国是。向他们介绍同蒋介石谈判情况，分析政治、军事形势，争取中间力量的同情和支持。
△收到洛甫、陈云、康生、王稼祥、刘少奇、毛泽东联名致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叶剑英电。电报说明中共中央保卫武汉的方针是：“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
7月7日 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保卫武汉及其发展前途》一文。文中指出：日军速战速决的方针，经过一战再战，虽已占领了我们沿海城市和交通要道，但其聚歼我军，逼我屈服的企图，终未达到。目前乃是在矛盾的发展中继续作冒险的进攻。其战略方针，必然是集中主力，以包围武汉，切断粤汉、平汉、陇海，逼我退出一切铁路交通，以便最后威胁广州、兰州。提出：我军保卫武汉必须实行内外夹攻敌人的方针。保卫武汉的目的主要在于给敌人以极大损伤，使敌人聚歼我军的企图不能完全达到。即使在万一不利的情况下，转移作战地区，“那我们增长的力量，不仅能继续抗战，而且能在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运动战与游击战的配合中，日益接近于力量对比之质的变化，最后能转弱为强，反败为胜，进行决战”。
△为重庆《新民报》创刊周年纪念特刊题词：“全民团结，持久斗争，抗战必胜，建国必成。”
7月上旬 为纪念抗战一周年，同郭沫若等商定，由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发起献金运动，以激发群众的爱国热忱和抗战决心。七月九日，同中共代表团、八路军办事处全体人员组成“中共献金团”，到汉口江汉关献金台前参加献金，将任政治部副部长的当月薪金全部献出。五天内，参加献金的达五十万人次，献金总额九十三万元。
△会见从抗战前线回到武汉的李宗仁，谈团结抗战问题。并商得李宗仁同意，在第五战区成立抗敌工作委员会。中共党员钱俊瑞以进步文化人士身份担任主任委员，胡绳等共产党员和一些进步青年参加其中工作，使第五战区的抗日力量得到发展。
7月11日 得知阎锡山以调干部受训为借口，解除牺盟会、动委会领导的游击队的武装等情况后，和刘少奇联名致电八路军第一二○师动委会，指出：准备由周恩来给阎去电抗议。望你们通知各游击队警戒，并让便于转移的部队准备向雁北、绥远和其它地方转移。但事先须同保安司令续范亭商议并取得他的同意。
7月下旬 和林伯渠先后会见蒋介石、何应钦，讨论扩大八路军编制事。蒋、何借口二百师已满额，不愿给师的番号。二十六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说，准备向蒋提出两个方案：（一）仍请编三军六个师或三师九个旅二十七个团；（二）请委五台聂荣臻，冀热来时轮、邓华，津浦线徐向前、陈再道，河防肖劲光以司令名义。当日，收到毛泽东复电：加编三个师如不可能，以第二方案为适宜。收到朱德复电：三军六师计二十四个团，如蒋、何拒绝，则以报三师二十七个团为好。聂荣臻，宋时轮、邓华，徐向前三部另给纵队名义，肖劲光为河防司令。刘伯承、贺龙两师已各有九个团，林彪师已七个团，也拟编为九个团。聂区的赵水陆、刘道生、杨成武、陈漫远四部共编九个团，太行山地方武装共有四个团。
7月 和董必武、叶剑英等会见白崇禧的机要秘书、中共秘密党员谢和赓，对谢在广西的工作作指示。
8月1日 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为纪念国际反侵略战争纪念日给各国共产党报纸撰写的短文《今年的八一》。
△出席国民政府军委会第三厅下属的抗敌演剧队和抗敌宣传队成立大会。在会上作形势与任务的报告，要队员们坚持艺术为抗战服务的方向。不久，演剧队、宣传队根据周恩来指示先后分赴广东、江西、山西、湖北、河南、浙江、湖南、广西等战区。周恩来要求演剧队、宣传队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随队行动，深入前线，要利用合法身份开展统战工作。武汉撤退前，又将演剧队、宣传队的党组织关系交给各地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请他们指定专人负责联系，使演剧队、宣传队始终在党的领导下活跃在战区和敌后。
△王明、周恩来、博古致电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估计江淮河汉之间的游击战争将有较大发展，建议中共中央抽调二百名军事干部到武汉。
8月3日 和王明、博古见蒋介石，就国共两党团结、保卫武汉等问题交换意见。蒋答应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湖北省委代表参加保卫武汉的工作及动员委员会。
8月6日 会见陶行知创办的少年儿童抗日宣传队——新安旅行团负责人汪达之等，对该团来到武汉表示欢迎，希望他们努力工作。不久，新安旅行团被安排到新四军工作。
8月7日 出席第九战区总动员委员会紧急联席会议。参加商讨武汉人口的疏散问题，并被推为下次会议的召集人。
8月20日 国民党以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政治部名义下令解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三个团体——青年救国团、民族解放先锋队、蚁社。二十一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表示抗议，因而被勒令停刊两日。同日，中共长江中央局致电中共中央、前总、新四军，提议由中央发抗议通电，各地发拥护《新华日报》电文。后经周恩来严厉交涉，武汉卫戍总司令部允许《新华日报》照常出版。
8月28日 收到叶挺因在工作中同项英不和而准备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的电报后，王明、周恩来、博古致电叶挺，表示挽留：项英赴延安开会，新四军工作请你实际负责。待会议结束后，我们拟去一人帮助整理新四军工作。
8月 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的武汉军官训练团讲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课。
8月29日 和王明、博古、徐特立等离开武汉返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9月2日 和叶剑英指示中共河南省委将工作重点移向豫东，开创苏鲁豫皖抗日根据地。
9月10日前后 和王明、博古、徐特立等回到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及部队战士和延安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
9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决定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中共一年来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9月1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作关于中共中央代表团的工作的报告。报告分四部分：（一）分析抗战形势和保卫武汉问题；（二）关于国民党的统治及其政策；（三）中共中央代表团在统一战线中的工作；（四）各方面对统一战线的破坏情况。
9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就抗战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作报告，指出：抗战将转入第二阶段（战略相持阶段）。在第二阶段要发展游击战争，使正规战同游击战适当配合。要在战争中建立新的军队。要大胆把新四军中的老干部放出去发展游击战争。说明我们必须在保持党的独立性的原则下，拥蒋合作，拥护三民主义，这是巩固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会议根据形势的变化，重新调整了各地组织机构，决定设立四个中央分局：中原局、东南局、北方局、南方局。由周恩来、博古、叶剑英、黄文杰组织南方局，代表中共中央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中党的工作。
9月29日—11月6日 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上，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毛泽东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重申全党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九月三十日，周恩来报告统一战线工作，详细叙述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提出有关统一战线工作的十二条原则：坚持抗战高于一切，坚持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实现三民主义，认定国民党为主要合作对象，加强与各地方军队的联系，坚持民众的动员，坚持国内民主，坚持国际和平阵线，坚持反对汉奸、托派，发展我们的力量，等。因时局危急，周恩来在报告后，即离延安赴武汉。
9月底 鉴于日军集中兵力进攻武汉，情况紧急，致电彭雪枫，要他速去豫东发展游击队。彭接电后，立即率部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后来，新四军的四师、五师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
10月1日 返抵武汉。
10月初 和凯丰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说即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有重要意义，为避免被亲日派所乘，请王明、林伯渠、吴玉章均去出席。
10月4日 见蒋介石，送交毛泽东、王明信件，并向蒋说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对抗战问题和统一战线问题的意见。谈到武汉失守后将遇到新的困难，蒋表示坚持抗战无问题。对八路军在敌后求补充发展，蒋表示赞成。对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中共不在国民党及其军队中发展组织，中共党员公开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一事蒋很注意听。蒋要周将意见写出给他。八日，周恩来将意见写出交蒋介石。
10月5日 在武汉记者学会晚会上讲话，指出中国不会亡，但也不能速胜，必须坚持持久战，坚持统一战线，鼓励青年记者到敌人后方去，开展新闻报道工作。
10月6日 和凯丰致电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建议补选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为中央委员。二十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补选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为中央委员，并提交中共七大作最后决定。
10月7日、10日 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
10月7日—9日 《新华日报》连日以社论形式发表周恩来撰写的《论目前抗战形势》。文章根据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观点和本年七月六日中共中央关于武汉问题的指示精神，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保卫武汉的主张，指出：“中国抗战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持久战的方针是确定的”，必须经过毛泽东所说的持久战的三个阶段，才能取得最后胜利。“保卫武汉的战斗固然愈久愈好，但决不能在长期保卫武汉的条件尚未具备的今天，想作孤注一掷的侥幸的尝试，这不仅对于保卫武汉并无大的帮助，而且对于继续长期抗战是有害的，是不利于转入相持局面之过渡阶段的”。文章强调发展敌后广大的游击战争和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出：保卫武汉重要，坚持持久战更重要！只有坚持长期抗战，加强国内团结，才是克服困难，争取胜利地转入相持局面的基本方针。即使武汉不保，我们也还有可能继续长期抗战，争取最后的胜利。
10月10日 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为纪念辛亥革命二十七周年撰写的代论《辛亥、北伐与抗战》。文中指出：辛亥革命的失败，北伐时国共的分裂，不能不使我们承认，当时统一战线的基础还不巩固，还不扩大，特别是北伐时国共两党的政策，还没有取得一致。今天在反对日本强盗的自卫战争面前，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全民族的，不分任何种族、阶级、党派、信仰、性别，都应该联合起来。纪念辛亥革命二十七周年，全中华民族，全国各抗日党派，应该宣誓：使中国不再分裂，使统一战线永远巩固和发展下去，使中华民族永远团结起来，一直到抗战胜利，建国成功。
10月12日 鉴于日军进攻广东，华南战争开始，起草致国民党军事当局意见书，提出《对日寇进攻华南的初步分析及建议》。意见书全面分析战争的起因和军事特点，提出对日方针为“坚持华南抗战，以击退日寇冒险的进攻，以坚定英国对我的援助，以击破日寇的一切阴谋”。并详细列出九条具体建议。意见书受到国民党军事当局的高度重视。刘为章〔注〕在该文“应立即征调至少三十个团，作为四战区作战的补充部队”，“加紧动员广大民众，特别是沿海人民及渔民，发扬广东革命精神，配合军队，实行自卫”等语旁，用粗笔勾出，注明这是华南战争的“要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还根据周恩来的建议起草了关于补充军队和发动民众的签呈。
〔注〕刘为章，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一作战组中将组长兼军令部第一厅厅长。
10月14日 见蒋介石。关于中共党员公开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问题，蒋说必须由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讨论；三青团章程可改变，中共党员可加入。并要周先找三青团诸领导人商谈。蒋还说武汉作战方针已改为消极防御，新的注意力在西南、西北，他已准备好退出武汉的宣言。
10月15日 致信沙志培〔注〕，对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院学习的孙科的内弟陈志昆欲回国参加抗日表示热忱欢迎。说“祖国需要此种人才正切，若到本路军服务，当然欢迎。惟本路军生活艰苦，无所谓报酬，所可获得者即精神之自由畅快与能力之尽量发挥也。如陈君不能适应于漠北高原之生活习惯，弟亦可尽力介绍到政府军事机关或中央军队中服务”。次年七月，陈志昆回到祖国，投身抗日工作。
〔注〕沙志培，即沙主培，五四时期与周恩来一起开展学生运动，曾任天津学生联合会调查科科长。一九二四年赴美国学习，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四五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
10月19日 出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团体召集的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在会上讲话，强调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不退让，不妥协，困难愈大，更愈加努力，以克服困难，坚持抗战”。
△在《新华日报》的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专刊上题词：“鲁迅先生之伟大，在于一贯的为真理正义而崛强奋斗，至死不屈，并在于从极其艰险困难的处境中，预见与确信有光明的将来。这种伟大，是我们今日坚持长期抗战，坚信最后胜利所必须发扬的民族精神！”
10月21日 日军占领广州，国民党当局下令武汉实行紧急疏散。
10月22日 同本日到达武汉的朱德讨论了当前战局及撤退事宜。并陪朱德见蒋介石，商谈八路军的扩充编制、增加经费和派部队到华中战场开展游击战争及国共合作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等问题。
10月下旬 安排中共湖北省委的工作，指示省委成员钱瑛、王翰将省委机关先向沙市、宜昌方向转移，以后根据游击战争发展情况再考虑进入敌后。并要求省委今后主要抓游击战争。
10月24日 到新华日报社为在武汉出版最后一天报纸作出安排。次日，根据周恩来指示，在重庆出版第一张《新华日报》。
10月25日 送走最后一批撤离的同志，在汉口沦陷前数小时离开。
△汉口失守。二十六日，武昌失陷。二十七日，汉阳失陷。在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期间，中国共产党组织了津浦线、平汉线的破击作战，尤以在平汉线的十多次大破击，给了正面作战的国军以很大的助力。
10月27日 经澧县抵长沙。
11月初 和叶剑英会见李克农，决定派李克农、吴奚如等筹备组织八路军桂林办事处。
11月1日 鉴于大后方对妥协和抗战问题议论纷纷，和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在重庆准备出席国民参政会会议的中共党团，提议：（一）请党团在参政会发表宣言，声明拥护统一，坚持抗战，反对主和；（二）推动地方实力派及国民党政府中主战派，质问外交为何有主和论调；（三）实行战时财政节约政策，减低高级薪津；（四）强调战时政府至少应加强并改善政府机关以适应抗战新形势；等。
11月1日—3日 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有关部门召开的长沙军会会议。在会上发言谈游击战问题。
11月2日 和叶剑英电告项英，准备向离开新四军去香港的叶挺说明两点：（一）新四军应保持我党领导，不能改变现行制度；（二）工作关系不良，应当改善。向项英说明为统一战线的发展，以请叶挺回新四军工作为有利。
△和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联名致信《救国时报》，控诉日军侵略解放区的暴行，宣传八路军在敌后的战绩，动员广大华侨支援抗战。
11月3日 日本近卫内阁发出第二次对华声明，表示愿同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共建“东亚新秩序”，对国民政府采取诱降政策。
11月6日 在长沙青年会礼堂向湖南各抗日救亡团体作《抗日第二阶段我们的任务》的讲演，宣传持久战的思想，指出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深入下层和敌后，配合前线和敌后的斗争。号召青年到敌后去，到基层去。次日晚，通过电台向全省发表广播讲话。
11月8日 同郭沫若等到湖南衡山会见蒋介石，谈今后抗战军事方案。蒋原则同意，要周恩来写一具体方案。另外，蒋答允速办游击干部训练班。
11月上旬 和叶剑英出席中共湖南省委、长沙市委召集的会议，作抗战相持阶段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指出；要坚持党的独立自主方针，把重点放到发动群众，抓武装斗争上。
11月10日—12日 帮助郭沫若组织第三厅的撤退。并指示夏衍撤到桂林后自筹经费，恢复《救亡日报》，建立宣传据点。
11月12日 参加第三厅人员在离开长沙前举行的纪念孙中山诞辰的集会。
△深夜，长沙地方军经负责人误信日军已到长沙的流言，根据国民党最高当局制定的“焦土抗战”的方针，下令纵火焚烧长沙，烧毁房屋五万多栋，居民死伤两万多人。周恩来和叶剑英在睡梦中惊醒，冲出火海，撤离长沙。十三日，从湘潭县下摄司返回长沙了解火情后又到下摄司召集叶剑英、郭沫若、冯乃超、田汉、洪深等开会部署第三厅和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人员向衡阳撤退。撤退途中同白崇禧讨论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并就八路军在桂林设办事处问题达成口头协议。
11月14日 根据周恩来指示，八路军衡阳办个处成立（一九三九年初改为衡阳交通站），由李克农、李涛负责。
11月15日 再到衡山。就长沙大火事件向国民党最高当局交涉，提出三点善后办法：（一）拨款救灾；（二）调集民工清理街道，安置灾民；（三）惩办放火首犯。
11月16日 抵衡阳。召开第三厅和八路军长沙办事处的干部会议，介绍同国民党交涉的情况，决定抗敌演剧队、抗敌宣传队赶回长沙参加善后救灾工作。当天返回长沙。
11月17日 指派洪深等第三厅人员和演剧队、抗宣队进行善后救灾工作。
11月中旬 同《救亡日报》记者叶厥孙谈抗战问题，通过对中、日两国情况的分析，指出“我们的战略是持久战、全面战”，应该坚信我们是会取得胜利的。
11月下旬 按照周恩来指示，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成立。
11月25日—28日 在衡山。和叶剑英出席蒋介石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周恩来、叶剑英就举办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事同国民党方面达成协议，并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意。由周恩来任训练班国际问题讲师，叶剑英任训练班副教育长。
11月 和叶剑英电告刘少奇中原地区的情况：河南省委辖豫西南、豫西、豫东三特委；鄂豫皖边区辖鄂东、豫东、皖西三特委；豫鲁苏皖边区辖豫东、鲁西南、皖西北、苏北四特委；安徽省委拟领导皖东、皖北、淮阳三地区。彭雪枫活动区域为豫皖苏鲁边，中原局目前以靠近雪枫为宜，把中心工作放在开展豫东、皖北游击战争。
12月3日 经衡阳到达桂林。同叶剑英对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工作作了详细布置。
12月初 和郭沫若会见白崇禧，提出《救亡日报》要在桂林复刊等问题。白表示支持。
△会见胡愈之等。并指示文化界的中共党员注意隐蔽，保存实力，作长期打算。
12月5日 重庆新华日报社、《群众》周刊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举行在日机轰炸新升隆轮中殉难同志的追悼会，周恩来和邓颖超送了挽联。
12月6日 同蒋介石会谈。蒋对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关系问题的意见表示：（一）跨党不赞成，中共既行三民主义，最好合成一个组织；（二）如果此点可谈，蒋拟约毛泽东面谈；（三）如全体做不到，可否以一部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周恩来答：（一）中共实行三民主义，不仅因为这是抗战的出路，而且因为这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国民党员则不都如此想，所以国共终究是两个党。（二）跨党，我们不强求，如认为时机未到，可采用他法。（三）加入国民党，退出共产党，这是不可能和做不到的。（四）少数人退出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不仅失节失信仰，而且于国家有害无益。蒋表示：如果考虑合并事不可能，就不必约毛泽东到西安会谈。
12月8日 出席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桂林支会筹备会并致词。
12月12日 王明、周恩来、董必武、博古、吴玉章致电中共中央〔注〕：今日蒋介石在重庆会见中共代表，拒绝了中共的处理国共两党合作关系的跨党办法，坚持取消共产党，将国共两党合并为一个大党。蒋说：我的责任就是要将两党合成一个组织。过去，我打你们也是为“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此目的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一切均无意义”，“所以，我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中共代表拒绝了合并的主张。
〔注〕电报有周恩来署名，当时周恩来尚未到重庆。
△同叶剑英、张文彬致电廖承志并报毛泽东、洛甫，提出：友党内部各派系斗争缺乏原则性。对友党内各派别间的矛盾我们应以大政党风度，站在团结抗战的立场说服两方消除私见，用全力对付日寇，这是我们的基本立场。
12月中旬 到重庆。
12月18日 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为义卖献金日撰写的代论《论今后敌人的动向》。文章说：目前战局正处在过渡阶段，这个阶段中，敌人在军事上，正准备正面的继续进攻和深入，封锁和切断我西南、西北的国外交通，在敌后正在分兵进攻我游击区域和游击部队，企图消灭我在敌后的活动；在政治上，正扩大傀儡政权的组织，加紧汉奸的活动，造谣挑拨，企图分化我国内团结，削弱我国际影响。我们在这个阶段的战略任务是：政治上，加紧国内团结，提高民族仇恨，扩大战斗意志，实施战时动员，集中全民族的力量贡献于战争，以克服当前困难；军事上，更应加强正面的战斗，加紧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加快我后方新的力量的补整和训练，以争取相持局面的到来。并指出，日军速战速决的方针失败，今后进攻的特点是方向将不限于一个地区，为此，我军今后要加紧布置，到处打击敌人，以增加敌之困难，争取有利于我们的时机到来。
12月22日 日本近卫内阁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提出所谓调整日本对华政策的基本原则，对国民党实行分化和利用兼施方针。二十六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斥近卫声明。二十九日，汪精卫在越南河内发表“艳电”，响应近卫声明，公开投敌。
12月31日 接受张群邀请，同张群、黄炎培〔注〕、张君劢、梁漱溟等共同讨论抗战动员问题。提出动员组织的原则是：统一领导，统一计划，联合组织，分工合作。
〔注〕黄炎培，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本年冬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武装在广东省惠阳、宝安、琼崖等地相继建立，分别由曾生、冯白驹等任队长。这几支人民抗日武装在南方局和广东省委领导下，在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
2007/09/10
1938年四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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