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继续为重建中国、开辟未来而努力，着重强调科学与高技术
——周遭到“四人帮”的攻击
——矛头对准周的“批林批孔”运动
——外加“批周公”
——尽管如此，周依然进行党和经济的重建工作
——1975年1月宣布四个现代化计划和中国向世界开放
癌症专家吴桓兴（又名乔治·吴）与我曾于一九三五年在比利时一道学医。乔治于一九三六年回到中国，在上海建立起中国第一家肿瘤医院。他出生于毛里求斯一个富裕华侨家庭，热爱祖国，决心与祖国人民一道“同甘苦共患难”。在吴大夫的指导下，中国的癌症防治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他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癌症早期探索网。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到了贬斥，红卫兵两次抄了他的家，他手下的工作人员里的“造反派”把他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但是，周恩来设法使肿瘤医院的革委会由李冰领导，她是周恩来的老朋友、“弥勒佛”李克农〔1〕的女儿。即使在“造反派”拿走了病人的病历档案，指责乔治把这些“国家机密”泄露给外国医生的情况下，李冰还悄悄地允许乔治象往常一样工作。
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北京更宾客盈门，一批批国家元首前来中国，与周恩来会晤。一九七二年五月，周已开始出现患有膀胱癌的症状。六月，他前往医院作彻底检查。一组癌症专家得对总理的健康作出判断。乔治·吴是其中之一。可是，当他走到周的病房门口时，卫士把他拦住了：“你不能进去。”
乔治是“资产阶级分子”，不是党员。江青曾声称，“我们怎能把总理的生命交给一个不可靠的资产阶级分子呢？”然而，她本人却曾多次要乔治为她效劳。“她把我从医院叫去。我在她住处得等上一个星期，才能见到这位反复无常的女人。”
总理的病情是国家大事，由一个特别委员会来监督对周的医疗，该委员会中有江青的两名追随者：张春桥和王洪文。
王洪文是如何坐“直升飞机”突然登上如此高位的呢？他曾在上海第十七棉纺厂当基层干部，在朝鲜战争期间当过战地通讯兵，三十三岁时被中央文革小组选中。一九六九年，他的许多支持者成为党的九大代表，他当上了中央委员。一九七三年进入政治局。有些档案材料似乎表明，那是因为他在林彪的垮台中出了力。就这样，上海帮，也即是在一九七三年由毛泽东起名的“四人帮”〔2〕，形成了。
我的朋友乔治，吴大夫告诉我，“由于江青和王洪文的缘故，周恩来未能尽早动手术。我提出尽早动手术的建议被否定了。总理有心脏病，动手术被认为是不安全的。”周恩来逝世后多年，乔治·吴和我谈起周的晚年时，还禁不住老泪纵横。
对于那些不知道周已患癌症的人来说，一九七二年是他的胜利之年。那一年，他显得完全控制了局势。他不顾自己的身体健康，开始描绘中国未来的蓝图。他心里明白，他生命的时间已所剩不多了。
在日理万机的辛劳工作之后，周恩来的睡眠时间更少了。每当在床上躺下休息时，他有没有在心中回顾自己的一生，回想那些激励自己的信仰呢？青年时期，周恩来就坚信人的精神。对他来说，革命永远不会仅仅是一个机械的、社会物质的进程。他在十九岁那年曾写道，“人心也必须变革”。一九三八年，他曾在武汉对美国主教鲁茨谈到过他对“新人”深信不疑。佛教对他的信仰也有影响：他认为人必须力求精神上的完善。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宏伟胆略，及其对群众的吸引力曾一度使他倾倒，然而接着而来的是幻想的破灭。“文化大革命”就如所有的人类动乱一样，给许多犯罪行为提供了有力的借口，滋生了贪婪、野心和残杀。现在他和毛都已年老。但是人必须生活和吃饭，必须受教育，一个国家必须进步……在即将离开人世之前，周着手为活着的人建立一个稳定和有秩序的基础。对他来说，这意味着重新掌握对党的控制，使党的机器恢复正常运转。相信人民群众当然不错：有朝一日，群众可能变得无比聪明。但是，有必要确保行政管理、制订政策，以实现使中国“现代化和繁荣”的伟大目标。然而，除非党重新掌握领导，否则，这一切是不可能做到的。
在他的影响下，巧妙地提出来的政策与“左”派提倡的那种政策是根本对立的，在某些方面，也与毛阐明的那些政策相违背。但是，毛多次改变过自己的主张。他常作出一些自相矛盾的讲话，而每次讲话都象是一道圣旨。
“四人帮”总是迫不及待地攫取他的片言只语，当作新的“最高指示”。周恩来也如法炮制。周定期地向毛汇报工作，并带回毛的默许，即对周作出的决定的默许。“四人帮”则把年迈的毛包围起来，哄骗他说出一些对他们有利的话。周总是引用毛的另一些话来对付。
一九七二年夏，政府机构重建工作开始明显加快。一九六九年有十八个部委可以进行工作，到一九七三年底增至三十一个。计委于一九七二年七月恢复。省政府里的军代表数量从百分之五十七降至百分之四十，党委书记回到自己的岗位并重新履行职责。这些复职的安排在周的一封信中有所描述：“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3〕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在得到了毛的赞同之后，周恩来开始了解放干部的工作。他把他们都请了回来：谭震林、李井泉、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初，毛泽东在陈毅的追悼会上说邓小平的错误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周立即示意在场的陈毅的子女把这个意思传出去。到一九七三年三月关于邓小平复职的决定就发出了。周很快为邓的复出作出具体安排。同年四月在为诺罗敦·西哈努克举行的宴会上，周和邓小平并肩出现，十分引人注目，从而发出了邓重新进入领导层的信号。我一眼就认出邓，不用别人告诉我，我就发现他在场。他仍由一位公安人员陪同，宴会结束时，他从后门离开。不过从下一次宴会开始，他就通过前门进出了。
对于邓的复出，“四人帮”的脸上流露出极大的愤怒和不满。但是，周不再需要以各种巧妙手段掩饰自己本来意图的方式活动，他在世的日子不多了，每过一天就少一天了。他与邓小平开始着手清理军队，该撤换的撤换、该降职的降职，在各个层次上进行调整，把林彪的党羽孤立起来，使之无能为力。邓小平在军队中获得强有力的支持。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在周的主持下开始整党，清洗林彪的追随者。周谴责林彪和极左分子的行为。他严厉批判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年间在延安曾经使用过、现在仍然使用的“逼供信”手段，严厉要求“凡属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
一九七三年，周会见了几名来中国访问的科学家，其中包括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杨振宁。周再次提倡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工作。在给几位科学院学部委员写的一封信中他指出，“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4〕
周总是行动敏捷、步履轻快。一九七二年秋，我看到他从汽车中出来后，跟在他身后的秘书气喘吁吁。难道这就是一位身患癌症的人？行动迫不及待，而脸上没有一丝沮丧的神色。他有一种时间上的紧迫感，死神正在向他招手。那年九月我们在机场相遇时，他笑容可掬地问我的丈夫：“你去新加坡的访问怎么样？”〔5〕他可能还不知道，我的丈夫未能获得去新加坡的签证。
***
一九七三年二月，基辛格再次访问北京，与周恩来会晤。那年一月，北越与美国人在巴黎签署了和平协议。〔6〕这样就有可能在北京和华盛顿分别设立一个联络处，这是中美关系完全正常化和互设大使馆的前奏。周与基辛格谈了两天。这是他与一位他所尊重的人最后一次自由交谈。与基辛格的谈话使他感到愉快和精神焕发。
“工业生产指标，煤增长最少，电也少啊！这样，生产怎么能上去？”在计委的一次会议上，周敦促要更有力地批判林彪和极左路线的错误，否则有些人还认为他们不需要工作。集中与分散之间如何保持平衡这个老问题再度提出。周说道，基本建设规模过大，“中央、地方都不许扩大建设规模。”地方上分散的小工厂与中央办的工业争煤、争铁和争机械设备，给物资分配造成了混乱和无组织状态。周向极端平均主义开战，提出必须实行按劳分配，这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利于调动职工积极性”。
那年秋天，周接待了几批日本代表团。田中首相正式来访。从五十年代起周就一直对日本做工作。日本需要中国，而中国的技术革命也需要日本。周确认中国不向日本要战争赔款。〔7〕“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现在我们必须揭开历史上新的一页。”
周一次极为动人的讲话给人们留下难忘的印象。那是在一九七三年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茶话会上，周对在外文出版社工作的欧洲、美洲、非洲和其他地区的“外国专家”发表的即席讲话。他开门见山地斥责了林彪和陈伯达给中国造成的严重损失；然后他向那些曾遭受过迫害和虐待的外国友人〔8〕表示道歉。他提到一位美国人的名字，R.他称之为“坏分子”。这位美国人曾与江青多次共进早餐。据说他曾迫害自己的同事。但周讲话的主要精神是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关系。他提到，两年前，谁也不敢与外国人说话，这是十分错误的；据说中国姑娘不想嫁给外国人。假如永远这样下去，我们怎能对人类作出更多的贡献？我们怎能履行国际主义？中国人有一种仇外情绪，“因为他们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甚至华侨也有这种情绪。他们生活在华人区，吃中国饭，死后要把他们的棺材送回祖国。我们必须培养一种新的精神……”他高度赞扬了李富春的夫人蔡畅，他们都是周旅法时期的老朋友。“妇联主席蔡畅一直有勇气与外国人保持接触，我们要向她学习。”
周曾不止一次地表示赞同中外通婚，特别在他与某些法国来宾的谈话中更有明确的表示。他赞扬法国，“我在那里见到各种种族的人，他们可以通婚。”他的谈话使许多干部感到吃惊，因此从未传达或正式印发。
“四人帮”不遗余力地反对周。表面上看，他掌握着权力。但实际上他的权力遭到削弱。“四人帮”使用的唯一办法是在周的谈话中寻找理论错误。
一九七二年“四人帮”再次提起“伍豪叛变”事件。当时由于已经作出不动手术的决定，医生们正对周采用中药来烧灼膀胱瘤方法治疗。周刚从医院回来，就不得不再次为自己被控背叛作辩护。他把所有的材料都送至中央档案馆，“以免今后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再造谣……”这样才暂时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当然他心里明白，这“某些人”指的是谁。
此时“四人帮”又变换手法，从理论上发动新的攻击。周在讲话中把林彪与极“左”相提并论。“四人帮”则引用毛的新“思想”：“林彪的错误不是‘左’的错误……他是形‘左’实右”。姚文元和张春桥抓住了这句话，提出否定“左”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
毛的身体状况日益恶化。林彪摔死后，一九七一年冬毛有过一次中风。林的背叛行为表明他对毛的极端仇恨，这深深地刺痛了这位老人的心。到一九七五年，他几乎变得双目失明。他患脑血管动脉粥样硬化。他神志有时清醒，有时迷迷糊糊，沉湎于追忆往昔之中。但是，他仍十分可畏。有时出奇地敏锐。他关于林彪的评论不是针对周的，而是一种政治评判。然而，这对周难道不也是一种警告吗？党的机器恢复了，毛要变革的体制又重建起来。这一切都太明显了。在毛和周之间那种矛与盾、海洋与海岸的关系中，毛有意抑制其总理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的。
把林彪的错误批判为极“左”确实有彻查“四人帮”行为的用意。“四人帮”要进行反击了。林彪不是“左”派。而是右派。毛这样说过。张春桥说：“在理论还没有弄清楚之前，不要急急忙忙就批林彪。林彪的罪行是形‘左’而实右。”林彪就“象蒋介石，象国民党……他崇拜孔夫子……”一场矛头针对周恩来的重大思想斗争开始了。
周必须摆脱被认为在批林彪的幌子下策动攻击“文化大革命”的指责。周显然没有惊慌失措。他解释说：“我八月一日就此问题的谈话是对外交部职工讲的……我所谴责的是‘左’的过激的言行……我并没有涉及林彪的实际理论立场。”周继续说道，“林彪欺骗了许多人。”他小心翼翼地避开毛夫人的目光。但是，“四人帮”利用周的疏忽和毛对年轻的王洪文的喜爱步步进逼。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另一次高层会议上，叶剑英不得不宣布“毛主席一直关心接班人的问题……现在有了王洪文同志……他贫农出身，现是工人，只有三十几岁……”
这是毛的选择。江青兴高采烈。周却象往常一样冷静地补充说：“毛主席正考虑让王洪文当军委副主席和党的副主席。”
在反对“四人帮”的残酷斗争中，周在一次重大的战役中失败了。王洪文现被当作毛的潜在接班人，高出包括周恩来在内的每一个人。新闻媒介懂得必须写吹捧王洪文的文章，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提到他，使公众了解，在中国的天空出现了一颗明亮的“新星”。“批极左、批林彪”的运动变成了“批林批孔”。
为什么要批孔呢？
只有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心态是如何迂回曲折运行的人才会懂得，有必要把二千四百年前去世的圣人孔夫子挖出来，以代表一切“右”的东西：传统、教育、保守主义。毛不是在很多场合谴责了孔圣人、赞扬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吗？
儒教颂扬仁政，君子要以仁义治天下，天人合一。“四人帮”的写作班子〔9〕口诛笔伐，他们批判林彪的儒教思想。他们从中国过去二○○○年反儒教的古老法家著作中寻章摘句，使许多西方人感到惊讶的是，报刊天天都提醒要反对寻求“复辟”的儒家。基辛格感到纳闷，他直率地问周是否儒教在党内依然盛行……周匆忙把他的话岔开了。
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七三年八月开幕。在会上，周发表了讲话，王洪文也讲了话。〔10〕
两人的讲话在精神和含义上都有鲜明的差别。周的讲话谴责了林彪，并简要介绍了林彪及其追随者丧生的情况。但是，周说道，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因林彪的死亡而结束。”斗争还会爆发，“也许还会有十次或二十次……”王洪文的讲话涉及党章的修改。党的新干部应来自贫农和工人。
表面上没有不团结的迹象，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十二月，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讲了一些后悔的话，说他错误地听信了林彪的话。贺龙、罗瑞卿、杨尚昆〔11〕都是“好同志”。这是让周立即采取行动的信号，要恢复他们的工作。更重要的是，要重新改组军委。自一九七三年三月以来任副总理的邓小平重新成为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叶剑英以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这样，周恩来在第二次战役中取胜。但是，“批林批孔”运动却愈演愈烈。
一九七三年周住院的日子长达七十二天。在其余的日子里，他照样废寝忘食地工作，平均每天工作十六至十八个小时。当年十一月，基辛格再次来看望他，脸色忧郁。无论越南的形势，还是卷入水门丑闻中的尼克松总统的处境，情况都不妙。
美国众议院在六月投票通过决议，中断对南越阮高其政府的全部军事援助，这使阮高其孤立无援，也使美国对那里的局势失去影响力，继续留在那里变得毫无意义。河内的胜利己无法阻挡。巴黎和平协议被遗忘，北越要全面取胜。六月，范文同和黎笋来到北京。鉴于胜利在望，中国想保持与越南的友好关系，周答应了越方的要求，下令增加对河内的援助。苏联热情支持越南对印支半岛赤裸裸的欲望。北越参加巴黎谈判的代表黎德寿直截了当地告诉基辛格，越南“反对柬埔寨和老挝中立”，“强调越南人民的使命不仅要接管南越，还要支配整个印度支那。”这是中国所不能接受的。自一九五四年的日内瓦会议以来，越南与中国的暗中争斗恰恰就在这一问题上。中国给予诺罗敦·西哈努克的关怀和荣誉，周对他的坚定支持，便是中国不愿让越南对印度支那享有霸权的明证。
周试图向西哈努克保证，他将来可以回到一个“中立、独立、和平的柬埔寨”，因为朗诺在柬埔寨的日子已不长了。就如南越西贡的阮高其政权一样，美国支持的朗诺政权也正在土崩瓦解。
四月，周与艾蒂安·马纳克谈话，坚持说法国应参与在诺罗敦·西哈努克领导下的柬埔寨重建工作。他说，法国对其前印支殖民地有“道义上的责任”。基辛格中肯地写道，“中国的问题是制止河内或莫斯科攫取柬埔寨”。在我与周谈论东南亚的历史以及印支王国之间历史上的战争时，周总是指出，柬埔寨的独立是“不容谈判的”。六月沙邦一戴尔马从巴黎来到北京时，周花了一个钟头与他谈柬埔寨问题。马纳克在其回忆录中指出，诺罗敦·西哈努克尽管在法国长大，但却未能赢得法国人的好感。周说道：“不过戴高乐会理解的……”周推崇戴高乐，对于戴高乐未能访问中国深表遗憾。〔12〕
周恩来还关注红色高棉的优势地位，他们正在战胜美式装备的朗诺军队。红色高棉一度曾是印支共产党成员、越南游击队的战友。周坚持主张柬埔寨“必须中立、和平、独立”，就是说，他对于由红色高棉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柬埔寨是很有保留的。事实上，周认为任何一个东南亚国家——不论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还是柬埔寨——匆忙地实现“极‘左’的社会主义”，“时间还不成熟。”〔13〕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蓬皮杜总统来北京时，周花了许多时间，陪同他访问大同石窟、杭州和上海。他在欢迎讲话中提到了戴高乐……“很遗憾我们未能有机会接待他……这位反对法西斯侵略，保卫法国独立的坚强战士。”在与乔治·蓬皮杜的谈话中，周着重谈论诺罗敦·西哈努克的情况。“法国珍视独立和爱国主义。诺罗敦·西哈努克是位爱国者。”他试图说服蓬皮杜承认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为柬埔寨问题的解决而进行斡旋。可是，法国不希望看到、或者不能接受中国关于建立一个以西哈努克为首的独立的柬埔寨的观点……这是当时法国外交政策中一件令人费解的事。由于没有帮助西哈努克，法国政府对于红色高棉的上台也是有责任的。
一九七四年一月，连篇累牍的社论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的一个新高潮。林彪与孔夫子一样早已不在人间，任何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只要懂得一点旁敲侧击的艺术，此时都明白，这场运动的目标是对准当前某位领导人的。“四人帮”写作班子极尽断章取义之能事，要人们相信必须对象林彪和孔夫子这样的人经常保持警惕。有一篇文章采用伊索寓言式借古讽今的手法，批判秦代（公元前二○○年）一位宰相企图进行“复辟”。紧接着出现另一篇关于汉朝的文章。汉朝在中国历史上首次采用了科举考试制度。“什么是好干部？他们都是奴颜婢膝、唯唯诺诺”。那时候的宰相是“一位老奸巨猾的官僚，精于世故，从不给自己造成麻烦。”当“批林批孔”的口号又加上了“批周公”的时候，即使是最迟钝的党员也都明白是什么意思了。谁是“周公”？
在首都体育馆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周被迫协助这次会议的召开，并听取批判孔夫子“及其所有弟子”的发言。会上，江青的支持者谴责“通过后门复职的干部”。显然，这是指邓小平。
周尿血很多。他不得不经常接受输血，起初大约每三周输一次，后来就输得更多了。然而，他坚如磐石，稳坐钓鱼台，他意识到被指控为孔夫子，但不露半点声色。一位新闻记者当着周的面问江青，“被谴责的周公是谁呀？”“当然是一位历史人物。”她回答道，讪讪地走开了。
人人皆知，周恩来是“大儒”，在报刊上日日遭到贬斥。的确，他是一位伟大的“儒家”。他的一生体现了这位圣人关于正直、自我牺牲和献身于人民福利的理想。中国人从他的身上看到了他们理想的“统治者”的价值。他是一位革命家，但是实际上革命的理论铸入了孔夫子的模式“克己奉公，为人师表”。
一九七一年基辛格首次访华之后，考虑到世界各地的代表团、商人和旅游者将纷纷来访，周已开始整修旅馆。多年来无所事事的中国旅行社派出干部前往瑞士接受培训。瑞士的旅馆老板也奔赴北京、天津、上海和广州。周委派中国画家为各旅馆的饭厅、休息室、会客室和贵宾室以及会议厅作画，加以装饰。江青又利用这件事作起文章来。一九七三年春天，她把这些绘画收集了一大批，并组织了一次“黑画”展。调集了约四万人来“愤怒谴责”这些“黑画”。这正是周恩来住院进行第一次手术那些日子。
一九七四年六月，周离开中南海的住处，又进行了一次大手术。医院里的一个套间变成他的办公室和家，他就在那里继续工作。邓颖超与他呆在一起。
报纸刊载据说是关于孔夫子生活片断的文章，对他进行无耻的攻击。“一位年迈的老人，倒床奄奄一息的时候……还挣扎着爬起来，策划……一场欺诈奸刁的政治骗局……国君宣召，车马还未备好，他就匆匆起程……”
“孔夫子有一条胳膊是弯的……”对于那些没有把孔夫子和周恩来连起来思考的人来说，这句话是最明白无误的了。最令人厌恶的攻击是讥讽他对毛的态度。周确实一心一意地忠于毛、捍卫毛。一九四五年，这位“儒家总理大臣”在重庆为了确保酒杯里没有毒药，确实自己先试喝了毛的酒。
周从一九七○年推动恢复大中学校里的考试制度。但是，这时的“工农兵”学生水平很低。大学教授被迫为百分之八十左右的新生作课外特别辅导。东北有一位学生因在考试中交了白卷而被封为新式英雄。
“四人帮”的写作班子赞扬这位青年说：“非常正确。”教师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愚昧无知”的“学阀”。
一九七五年初邓小平从病势日重的周手中接过了日常行政管理工作。他坚决反对“四人帮”。他不象周那样温良恭俭让，他很鲁莽。他对“四人帮”任命的一些不称职的人说：“你们不要占着毛坑不拉屎。”他与李先念和叶剑英每天去看望周恩来。也许，使周感到十分难过——一种没有说出来，而是默默地咽进肚里的痛楚是，他的好朋友、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写了一首赞美“批林批孔”的诗，说它犹如“一声春雷震撼了大地”。他怎么能这样干？胆小？害怕？郭沫若已年过八十，风烛残年。周写了一封信，交待“每天二十四小时都要有人照料”郭沫若，“他的房间里应铺上地毯，以免走路滑倒。”尽管这位朋友写了那样的诗，然而周还是想尽一切办法来使他的这位老朋友舒适地度过他最后的岁月。
一九七四年七月，毛突然对“四人帮”大发脾气。“不要搞宗派，你们正在搞小宗派。”关于他的妻子，他说道，“她想当党的主席，让王洪文当委员长，张春桥当总理，姚文元当党的总书记。”
毛已获悉，他的妻子在未经党中央允许的情况下已劝说一位美国汉学家替她写一部书。一九七二年，罗克珊·威特克女士曾来华，想写一本关于中国妇女的书，并曾要求会见毛夫人。周劝江青“见个把小时……就够了。”江青却花几个星期的时间来吸引这位美国人。她早就感到她的一生应当有人为她作传。正如被指定照料威特克女士的两位官员告诉我，她要有自己的“埃德加·斯诺”。〔14〕
周指示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劝告威特克女士不要出版这本书。但是威特克女士拒绝了。她在纽约对我说，“我认为毛夫人将成为中国非常重要的妇女。”
自一九七二年起，江青就与毛疏远。她没有与他生活在一起，而是住在钓鱼台的十七号楼。罗克珊·威特克的书问世后，毛夫人自我炫耀的运动开始了。女性历史人物受到吹捧和美化。武则天不是独裁，吕后也不是恶魔……不，不，她们都是很好、英明的女皇。成特克的书被指望成为制造以蓝苹即江青为中心的新的个人迷信运动的一部分。
周在他的病房中与邓小平、李先念、叶剑英和陈云等一道制订中国现代化的宏伟计划，为中国的未来奠定基础。周未能活着看到他的“宏伟计划”得以实现。但是，他把这个计划留给了从他和毛的手中接过亲爱的祖国的那些人。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瘦削、憔悴、面色苍白的周恩来身着已经过于宽松的灰制服，昂首挺胸地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他最后一次演说，这是一篇很长的讲话，要读完全文是一项非常劳累的任务。但是他没有半点踌躇。到讲完时，他累得双手颤抖，但依然挺直地离开讲坛。那天晚上，他的小便几乎全是血。
这篇宣布四个现代化计划的讲话是周为中国的进步所作的全面规划，表明了中国向世界开放的政策。
“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是他的遗言，他的遗产。
为了获得毛对他的讲话的赞同，事前他不得不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前往当时毛所在的长沙。他骨瘦如柴，双手颤抖，在一位秘书的协助下，痛苦地登上了飞机。
周对关心他的健康的机组人员说，“疾病嘛，就要和它作斗争……一年没有坐飞机了，八个月躺在医院里，现在好些了。”他虚弱得连乘务员给他的糖的纸都剥不开。
他于十二月二十三日抵长沙，当天就见到毛。年轻的王洪文曾于十一月抢先去长沙，向毛揭露所谓周恩来的“阴谋”。他说有那么多老同志去看望周——“肯定有阴谋”。并说周完全是装病。但是毛斥责这位年轻人：“总理没有搞阴谋。”
周最后一次见基辛格是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底。基辛格此行是准备谈判进一步改善中美关系。但是，他未能料到周所受到的影射攻击以及周的严重病情。周只能与他交谈半个小时。
从侧面向周发动的另一场恶毒攻击开始了。周曾批准安东尼奥尼拍摄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毛夫人斥责该部片子无耻，歪曲事实。接着又是贝多芬事件。贝多芬的音乐被认为是反动的、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情调，赞美王公贵族。周与朱德青年时代在柏林时曾经欣赏贝多芬的音乐。周还有几盘老式留声机唱片，不时地拿出来放一放……朱利叶斯·尼雷尔前来北京看望周恩来。他去医院拜访周时，周的外貌深深地打动他。“他那么瘦，那么瘦。但是他还与我有说有笑。他说没有别的，就是过分劳累。他和蔼地谈了一个多小时，依然精神矍铄。”〔15〕
一九七一年九月三十日晚，为庆祝十月一日国庆节而举行例行的宴会。巨大的宴会厅里挤满了人。我与好友、前驻华沙大使王炳南同坐一桌。坐在我们四周的人都是刚刚恢复了名誉，从牛棚或监狱里回来的。但是，在每张可容十位客人的圆桌上都坐着两名监视人员，那是毛夫人从她的样板戏剧团中挑选出来的“艺术家”。坐在我身旁的足一位著名的钢琴演奏家，他公开与贝多芬“决裂”，正为样板戏创作新的钢琴曲。
突然，人们一阵骚动，响起了乐曲声，领导人鱼贯而入，走在前头的是周恩来。
“他回来了，他回来了。”尽管谁也没有说一句话，但是可以听到每个人心中的呼唤。
“一直有传闻说他病得很厉害，但是他的步履象往常一样敏捷，后面跟着全体政治局委员和那一年的贵宾。周起立致词。我们大家都起立，不断鼓掌，停不下来。我们鼓呀，鼓呀，表达了我们的热爱、共同悲伤和感激之情。如果没有他，今大有许多许多人就不可能在这种场合出现。许多人激动地哭了，其中也有我自己。最后，我们停下来的时候，周恩来讲话了。他的声音异常地坚强、宏亮。他把自己的最后一点点力量灌入了一篇短短的讲话。中国经历了许多考验，最终取得了胜利。中国人将一往无前，与世界各国友好相处。但是，关键的问题是团结。‘团结’，他呼吁‘团结’。”〔16〕我朝主桌望去，“四人帮”就在那里。还有邓小平……能团结吗？
【注释】
〔1〕有关李克农的情况，见第一部第六章。
〔2〕“四人帮”的名称是毛泽东亲自起的，是个贬义词；毛充分意识到他妻子及其同伙的野心。
〔3〕指1967年2月在怀仁堂召开的会议，见第三部第二章。
〔4〕《周恩来书信选集》第617页。1972年9月11日。
〔5〕这是一件私人小事，但周听说并记住了。
〔6〕关于越南战争和巴黎和平谈判的极好报道，见菲利普·弗朗希尼著《印支战争》，皮格梅隆出版社1988年于巴黎出版，以及斯坦利·卡诺著《越南》，海盗出版社1983年出版。
〔7〕关于不向日本索要战争赔款的决定究竟是由毛还是周恩来作出的，中国的历史学家有不同的观点。
〔8〕关于杨乃迪、爱泼斯坦和艾黎等人所遭受的迫害，参看韩素音著《吾屋双门》，伦敦乔纳森·凯普出版公司出版。
〔9〕指由一些编辑和新闻记者等组成的写作班子，最活跃的有在北京大学的写作班子，化名梁效；上海的写作班子化名罗思鼎。
〔10〕周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见1973年8月25日中国报纸和新华社的报道。在十届一中全会上王洪文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十大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中结成“四人帮”。
〔11〕杨尚昆（1907— ），早年曾在苏联学习过，参加过长征，后来成为一名杰出的军事指挥员。见《名人传记词典》。杨自1989年起任国家主席。
〔12〕这些细节来自与诺罗敦·西哈努克以及与艾蒂安·马纳克大使的谈话，见艾·马纳克著《远东回忆录》，法亚尔编巴黎版；同时参看威廉·肖克罗斯·西蒙和舒斯特著《柬埔寨的小戏》，1979年纽约版。
〔13〕一个从未公开提及的问题是在东南亚的华人商业社团。周恩来曾非常明确地对我说，他们必须象香港一样保持资本主义性质……在南越从事经济活动的少数民族华人是河内胜利的受害者，因为他们是该地区的资本家。大多数船民都是华人，因为清洗运动从种族上扩大到所有的华人。越南也采用中国在革命的极端阶段用过的“查三代”的办法。
〔14〕与作者的两位女朋友的谈话。她们被江青指定照料当时在中国的威特克女士。威特克女士后来来看我，并对我说，她认为江青在中国将“非常重要”。我回答说：“中国人民不喜欢她，因此你最好再考虑考虑。”这次谈话是1973年在纽约进行的。
〔15〕作者与已故的马尔科姆·麦克唐纳的谈话。见韩素音文档。
〔16〕摘自韩素音著《吾屋双门》，当晚作者出席了这次国庆招待会。
2007/09/10
第五章规划中国的未来（1972—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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