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医院里的生活；维护他生命的劳力
——邓小平与江青及其支持者——被毛称为“四人帮”——的斗争
——1976年1月周的逝世
——1976年4月天安门广场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自发的斗争
——1976年10月叶剑英与周的其他支持者在毛逝世后逮捕了“四人帮”
——1976—1978年邓小平登上权力的宝座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日。
“主席：最近四年来，我的大便中偶有潜血出现，但因消化系统好，未进行肠胃检查。这两年又因膀胱癌出现，尿中有血，易于计量和检查，故医疗力量集中于治疗膀胱癌。现膀胱癌经过两次开刀，三次电烧，已能稍稍控制……今年开会〔1〕后，大便中潜血每天都有……进行食钡和灌钡检查，始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位有一肿瘤，类似核桃大，食物成便经此肿瘤处蠕动甚慢，通过亦窄……而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四十年前我在沙窝会议〔2〕后得的肝脓疡病在那里穿肠成便治好的，也正是主席领导我们通过草地北上而活到现在的……”
周恩来给毛泽东的这封信读来使人心如刀割。这是一种悲哀的呼唤，恳求对方能作出一种姿态，承认悠久的伙伴关系。周接着说，他将要作第三次大手术，割除大肠中的肿瘤，“不管它良性或者恶性”。信的末尾写道，“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故将病情经过及历史造因说清楚，务请主席放心。在去年两次开刀后，我曾托王（海容）、唐（闻生）两同志〔3〕转报主席……但如需再次开刀，我还受得了。现在要好好地作此准备。”
难道周不能直接对毛说吗？两人在过去曾经那么亲密，为什么还要通过中间人呢？周对长征中那件事的回忆等于是对毛说：“在漫长和可歌可位的中国革命征途中，即使在我反对你的某种想法的时候，我一直是你所有的同伴和战友中对你坚贞不渝的一员。所有其他人都不在了：把你的思想推崇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地位的刘少奇；把你宣扬为天才以便把你架空的林彪。他们都辜负了你，然而我给你撑腰，甚至从你自己手里把你挽救出来……”
正因为毛欠得太多，他感到愤懑。要对别人感恩戴德是很难的。这两位老人在晚年时的关系中有一种揪人心肺的东西。为了遏制毛狂飚式革命对中国所造成的动乱，周牺牲自己和他的尊严，有时还要说些违心的话。然而，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在这最后一次困境中，他得到的是什么呢？仅仅是沉默，已发生的事太多了，就象危险的核废料，必须无声无息地密封于铅桶之内。整出戏就是汹涌咆哮的海洋和坚如磐石的海岸之间的结合，是盾和矛的关系的范例，如果认为这两人最终能象自由的普通人一样相处，那未免太简单了。不到二十四小时，毛就同意周进行手术。但是一九七五年整整一年内，毛一次都没有到医院看望他的奄奄一息的总理。
然而毛并没有完全丧失走动的能力。他有时步履艰难，但一直到一九七六年中，他还接见了好几位国家元首。
我问邓颖超：“在总理生病的整个时期内，毛主席有没有来看望过他？”她以丝毫没有感情色彩的语调回答道：“主席没有看望恩来。”
“弥勒佛”李克农的女儿李冰〔4〕告诉我，周恩来每次动手术她都在场。有一次当总理被推进手术室时，他又一次对她说，“李冰同志，你知道不知道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率有所增加的情况？”“总理，我们肿瘤医院已经讨论过这一问题。”“这不够，这个问题必须解决，疾病增加的原因必须找到……”
李冰说道：“那就是周恩来。他躺在床上的时候还阅读关于癌症的报道。”第二天，李冰与我的朋友乔治·吴便一道离开北京前往云南省。该医院的肿瘤小组已经对华南地区的鼻癌和肝癌以及太行山地区的食道癌进行了研究。“一个月后，总理又叫我。他说东北的肺癌有所增加，他想要有个初步报告，‘你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就去’。”
周在手术后康复，他在卧室隔壁的小小会客室里又开始会见一连串的外国国家元首。马耳他和莫桑比克，圭亚那和突尼斯。北朝鲜的金日成于四月来访，周的两腿肿得很厉害，双脚不能穿皮鞋，就穿了一双布鞋。但是，鉴于一位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最关心身份和礼仪，礼宾司长不得不向金日成解释，总理穿布鞋接见他，绝无怠慢之意。
比利时的廷德曼斯和马来西亚的拉扎克发现周象以往一样消息灵通。与才能卓越的泰国总理克立·巴莫的会见使他十分高兴。他要克立多呆一会，谈论云南省的少数民族傣族，回忆二十年前他在万隆与一位泰国亲王会见的情景……“相别二十年闻殿下健康如昔，极慰。”〔5〕
加蓬和丹麦的贵宾、扎伊尔的蒙博托、菲律宾的马科斯和伊梅尔达，一个个地前来这间摆着结实的皮沙发和望加锡花边织品装饰的小房间。似乎谁也没有意识到他病得多么厉害。周需要靠输血来维持生命，但他总是文雅地微笑着说，“我正在慢慢地好转。”实际上，他知道每过一天，他就向死亡接近了一步。
＊＊＊
在三月动手术的前几天，周拖着沉重步伐参加了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使二百零三名抗日战争时期的汉奸获得释放并恢复了政治权利，这是为邓小平与一个重要的日本代表团举行会谈前创造一种良好的气氛。周希望从这次会谈中获得技术进口，包括一座钢铁厂。
热情奔放的邓小平缺乏周的精明，以及他待人接物的高超技巧。但是周想把他树起来以对付其他竞争者。五月，周参加了一次政治局会议，支持邓当第一副总理，以对付上海帮。一篇针对邓小平的大放厥词的文章又出笼了，大谈“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6〕邓的直率、他对任何反对自己的言行所作出的过分反应于事无补。周平易近人，柔中有刚，但邓耐不住火暴脾气，言辞激烈。幸运的是，毛近期曾明确说他妻子“权欲熏心”，这迫使江青一度伪装她并不反对总理或他任命的人……当然这是暂时的。
六月，在邓颖超和蔡畅——已于前一年逝世的李富春的妻子——的陪同下，周离开医院出席为贺龙正式恢复名誉的追悼会。汽车把他送到安葬革命烈士和党的干部的八宝山公墓。他走出汽车并攀登殡仪馆的台阶时，他的胸是挺的，步履稳健。所有的老战士均在那里，包括九十岁高龄的朱德。在安放贺龙骨灰的高台上方，悬挂着贺龙的照片，看起来年轻，微露洁白整齐的牙齿，富有美感的嘴巴上方留着一片修饰得非常整齐的胡子。周肃立凝视着他朋友的照片。他对贺龙的遗孀说：“我对不起他，我对不起他。我没能保护好他……”站在母亲身旁的贺龙的儿子说：“周伯伯，你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周摇了摇头，回答道，“我的时间也不长了。”
这是周首次公开承认他将不久于人世。
他宣读了悼词。尽管到末尾时他几乎难以站立，不得不让人扶到一张椅子上。他在吊唁簿上长长的名单内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周说道，“把名单送给邓小平，他不在这里，但是他必须签名。”这就等于当众宣布他属意于邓小平。
七月，聂荣臻在观察了中国西部一个原子研究中心后回来向周汇报。他给周放映了发射中国第三颗卫星的电影。聂于一九八八年十月对我说，“中国从事原子弹和导弹技术都应归功于周恩来。恩来非常清楚，我们必须迎头赶上，不仅赶上一次工业革命，而是要赶上两次……”
政府部长们每天都来医院，因为周坚持要听取汇报。在内地发现了一个新的煤矿。“这件事不能单交给省政府去办，这是国家资源，中央必须出资。”他整天想着煤炭、石油和其他能源，但是对于在五十年代末就已制订计划的大型长江水力发电站却下不了决心，躺在病床上气喘嘘嘘地念叨着。不能在非紧要事情上浪费资金。他神志清晰，但是有时不得不停上说话，吸点氧气……他很容易气喘。
八月，诺罗敦·西哈努克来向他告别。柬埔寨的朗诺政权已经垮台。四月，河内的坦克开进西贡市，最后几架直升飞机从美国大使馆的房顶上起飞离开，美国支持的西贡政权宣告彻底失败。四月十七日，当时北越的盟友红色高棉以及诺罗敦·西哈努克领导下的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成员开进金边。在西哈努克统治时期，红色高棉没有什么作为。但由于腐败的朗诺政权脱离人民，他们的力量壮大起来。控制了全国。在西哈努克来访的五天前，周曾接见红色高棉的代表乔森潘和英萨利。他曾时他们说：“诺罗敦·西哈努克必须得到保护，他是国家元首，他必须是你们的共同核心”“你们两派加强团结，巩固胜利，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建设不结盟的和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柬埔寨。”关于周以及后来的邓小平赞同红色高棉政权的说法是错误的。周尽了很大努力使柬埔寨保持中立，作为反对越南在印度支那推行霸权的堡垒。他提醒激进的红色高棉领导人，“走社会主义这条道路并不是容易走的。我国现在正在这条道路上前进着，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有许许多多障碍……”但是，他的话不被理解，这些人以为共产主义马上就可以实现，根本不听他的忠告。
周与西哈努克愉快地交谈了一个小时。最后，他祝亲王及其漂亮的夫人莫尼克公主归国旅途愉快。他对亲王说，“我们将永远坚定地支持你。”周在世的时候，西哈努克得到了红色高棉较好的待遇。
九月初，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伊利那·维尔德茨前来看望周。周行走已很困难，但坚持要在医院的门厅里迎接维尔德茨，并把他引进会客室。维尔德茨关怀地询问他的健康状况，他苦笑着说：“我已收到马克思的正式邀请，不能不接受啊，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时间过得真快。仅在十年前，一九六五年三月，我还在布加勒斯特。天气虽寒冷，但我没有穿大衣，我步行了四个小时……现在我连四分钟也不能走了……”周就是这样宣布了自己即将要离开人世。他接着又谈到中国。“我们克服了许多困难，现在党有许多久经考验有才干的领导人。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此时，邓小平正坐在维尔德茨的身旁，周的一位秘书作了示意。这是周最后一次接见外宾。
＊＊＊
九月二十日，正当他准备去作最后一次大手术时，有人告诉他。一九三一年的伍豪事件再度搬了出来。他要来一九七二年夏天在一次会议上自己专门就所谓“伍豪启事”问题报告录音的记录，在上签了字，写上了日期和时间。之所以对这位奄奄一息的人如此残忍，是因为五天前说话毫不留情的邓小平与毛夫人发生了一场争吵。他们在大寨大队遇上了，大寨大队自一九六四年起就被树为农业自力更生的典型。邓掩盖不住自己的感情，象往常一样说话显得急躁，而江青既对着邓，也部分地对着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华国锋，破口大骂。华国锋对她尚未构成威胁，但有朝一日他可能会成为对她的威胁，因为在一月的人大会议上毛亲自挑选他担任上述职务。因而，华是他丈夫设置在她通往权力道路上的另一个障碍。要是他与邓结成联盟，岂不构成对她集团的威胁？这一切周都知道。他在文件上签字后还与所有在场的人一一握手，其中有叶剑英、李先念、王洪文和张春桥。最后，他和邓小平握手，拼足他最后一点力气对邓说，“你干得好，继续下去，要坚定。”
十月，周还在人间。“四人帮”又策划了另一场进攻。毛喜欢用新的革命原则来分析旧小说，他在重新阅读《水浒》时断言，这部书里所描写的一位主人公宋江是个叛徒，而并非许多世纪以来一直被人们所推崇的好汉。叛军首领宋江因反对贪官而起家，最后却被官府“招安”了。按照一种奇怪的逻辑，宋江被描绘成搞“修正主义”。“四人帮”立即抬起毛的“牙慧”。宋江既是修正主义分子，难道周恩来和邓小平不也曾与军阀、资本家及受过西方教育的学者往来密切吗？一些王公贵族和帝国主义巨头现在不正纷纷前来中国赞扬周恩来吗？
报上纷纷发表文章，以早已去世的人物和变节行为来进行影射攻击。一种神秘莫测的威胁气氛萦绕着邓小平。他的命令不是被置若罔闻，就是被废除。
九月三十日，国庆的前夜。在人民大会堂里举行往常一样的招待会。但是周恩来没有出席。率领政府成员进入宴会厅的却是第一副总理邓小平。江青及其一帮，十分引人注目。招待会结束后，我与宋庆龄一道回她的寓所喝咖啡聊天。她对我说，“你看到他们没有，就象瓷狗一样怒目相视。”〔7〕
尽管周没有出席，但是，曾经被贬黜而在那天晚上重新露面的老干部有四十九人，其中有身材颀长的罗瑞卿，坐在一把轮椅上。邓颖超快步走过去，双手握住了他的手，客人们齐声鼓掌，当然“四人帮”及其支持者例外。罗瑞卿的露面是周的胜利。表明党又回来了，党没有被“文革”摧垮。其他斗争又渐露端倪。周去世后，邓就得单枪匹马地进行战斗。但是他的力量很单薄，太单薄了。为了对付“四人帮”，必须让周活着，必须尽可能久地活着。
“我们维持着他的生命……这是一种折磨。他要保持脑子清醒。所以拒绝吃止痛片……硬是咬紧牙关忍着。有时他轻轻地叹口气，摸索他妻子的手……”〔8〕
他的脑子不能使他平静。“我还能听，还能想。”他要把事事都安排得有条不紊。他冥思苦想，有没有什么未完成的事必须立即处理？他有没有忘了什么人或什么事？忽然，他想起了严复，这是中国最早的改革者之一，生于一八五四年，死于一九二一年。严复对亨利·赫胥黎、孟德斯鸠和穆勒等人著作的出色译本曾经激励了周这一代人，使得他们有可能接触非儒家思想，推动漫长的革命，这场革命从周青少年时代就开始，直至今日还没有结束。周口授给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嘱咐，要他确保严复的文件得到安全保存。他又想起一九三一年去世的杨度。杨度早年曾是个极端保守分子，于一九二七年成为共产主义者和周领导下的一名地下工作者。那时他通过电影导演夏衍〔9〕与周联系。杨度曾是上海青帮头子大耳杜月笙的朋友。也正是通过杨，上海的共产党组织获得了保护，有安全的房子，避开了在租界里巡逻的英国、法国和其他警察……周要求承认杨度是位优秀党员。他对曾经忠实地为自己工作过的潘汉年尚未恢复名誉而感到不满。潘是在周去世之后于一九八二年被恢复名誉的。
“四人帮”忍不住要来看看这位快要去世的人，计算着他还能在世上活多少天。王洪文闯了进来，当邓颖超请他不要影响她丈夫休息时，他说：“我有国家大事要与总理商量……不能等。”江青打电话来称她有要事相商。周有一次中断了输血去接她的电话。
“四人帮”在他们一伙中又增添了一位非常有用的人——毛远新。他是毛的侄子，现被任命为他伯父的联络员。每一位来访者，每一份文件，在到达毛泽东那里之前，都必先经他过目，尽管毛嘟囔着他的妻子“想作党的主席……有野心……”但他的侄子堵塞了其他人通往毛的渠道。看样子，周死之后，毛将别无其他选择，只能任命张春桥当总理。
到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底，周已进行了六次大手术，八次膀胱烧灼，一百次输血。从一九一四年六月进医院到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他接见了六十三位国家元首或外国代表团团长，同中央负责同志谈工作一百六十一次，在医院里召开会议二十次。他不仅参加政治局会议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报告等重大活动，还两次去北京饭店，一次是去看一看，检查一下是否一切工作都很顺当。另一次是去理发。
朱殿华多年来一直为周理发。周最后一次去北京饭店时对朱说：“我们一起照张相吧。”那是九月底，一时找不到摄影师。朱殿华说，“下一次再照吧，总理。”周对他笑了笑就离开了。这是周最后一次能够坐在理发椅子上。十一月，朱托人问，“总理需要理发吗？”周恩来说，“还是别让他来吧！看我病成这样子，他会难受的。”
他担心，他死后，他的亲戚、侄儿侄女，或者他们的许多“养子养女”〔10〕，即他们所关怀的烈士遗孤中有人会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来参加他的葬礼。特意规定“谁也不许离开自己的岗位，一天也不许”他对自己的亲戚非常严格，不准他们享有任何特权。送往内蒙草原的一位侄女，他没有允许她返回北京，周的亲戚中没有任何一人象后来某些高干子弟那样“少年得志”。周对自己的妻子也毫不讲私情。他坚持不让她担任高级职务，因为这会使任人唯亲的裙带关系复活。他和邓颖超必须为全中国树立榜样，邓颖超的组织能力和才华早在一九四九年前就充分展示出来，可是她并未因此而受到赞赏，也没有担任重要的官职。
他对如此热爱的妻子这样不讲情面，如何理解呢？这与他对妇女的尊重和关怀如何能协调呢？周一直非常强烈地支持婚姻法，这是由他的妻子制订的维护妇女平等地位的宪章。他一直大胆赞成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婚，在他的政府部门中，他使用了一些妇女。
但是他非常了解自己的同胞，知道社会上封建主义思想影响根深蒂固。他目睹了刘少奇的情况：富有魅力和聪明的王光美受到丈夫的宠爱，抛头露面，而使刘的处境更加糟糕。他也目睹了林彪把他妻子抬出来塞进政治局，而她帮助林制订了疯狂的阴谋。还有毛的夫人、蓝苹——江青，在延安窑洞时期受到毛的宠爱，而现在人人恨她又怕她，把她叫作白骨精。她的心灵的确已经扭曲，可能是因为年轻时蒙受了各种耻辱。
周决意不让邓颖超陷入权力的罗网。小超以一种崇高的自我克制精神同意追随丈夫身后，默默无闻。只是在周去世以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人大四届三次会上邓颖超才出任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
一九七五年九月周进行第六次、也就是最后一次手术时，乔治·吴、癌症专家吴阶平和另外六位医学专家在场。“我们发现癌细胞已经到处扩散……我们设法安装了另一个肠道迂管，这样他可以多活一段时间。”
周对他的医生们说：“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个交代。”我们支吾搪塞……他心里明白，说道：“我这里没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除夕来临。
毛泽东在一九六五年曾写了两首诗《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两首诗均有反对修正主义的政治暗喻，嘲弄那些把物质进步放在第一位的人。据说，周的妻子给他送来这两首诗时，周“爽朗地笑出声来”。还有传说描绘他把诗词紧紧地抱在胸前。但是他的妻子对此缄口不言。周在她耳边轻声说道：“小超，有好多好多的事我没有告诉你，现在太晚了。”邓颖超回答说，“恩来，我也有好多事一直没有告诉你。”
一月八日凌晨九时五十七分，周恩来溘然长逝了。
＊＊＊
周逝世的消息告诉了毛泽东。他没说什么，一句话都没有。但是，那天晚上，在他看电视的时候，他的护士和陪伴他的人注意到眼泪从他的脸上流下来。
哭干了眼泪的邓颖超对治丧委员会说，他的愿望是把他的骨灰撒到祖国的河山去；不要竖纪念碑，不要建坟墓，不要刻石碑或塑像，甚至不要在八宝山公墓存放骨灰盒来纪念他。中国的街头巷尾历来议论很多，有闲谈说，周曾说过：“我不想躺在康生的旁边。”阴险毒辣的康生已于头年十二月十六日死于肺癌。这样，周打破了一切传统，不论是儒教的还是共产主义的，而是回到了中国文化中不朽的道教渊源，主张人体与宇宙混为一体。
一月十日、十一日他的遗体供经过挑选的一万多人瞻仰。根据命令，北京以外任何城市不准有人到北京来吊唁，中国治丧的标记——花圈、黑纱和白花——都被禁止。十一日，周恩来的遗体由一辆公共汽车送往八宝山火化。尽管事前未作任何宣布，但有百万人在二十英里长的街道两旁肃立致哀，在凛冽的寒风中挥泪为自己的总理送行。
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的三天吊唁仪式上，小小的骨灰盒最后交给了他的遗孀。一批批吊唁人群走过安放着他的骨灰盒和悬挂着他的遗像的灵堂。最后，邓颖超手捧着骨灰盒，面向大家说，“我现在手里捧着周恩来同志的骨灰，向在场的所有同志表示感谢。”
中国继续悼念敬爱的周总理，一九八八年姓唐的司机开车把我送回家时对我说，“当时我还是军队中一名年轻的战士，不准我们戴孝。但是我们营里用自己的钱去买了黑纱和白花，没过三天，全军都戴起孝来……原来的命令不得不撤销，”
一架飞机把周的骨灰撒向大地。周去世后实际上比他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更加强大。
＊＊＊
周去世后，“四人帮”就设法要把邓小平拉下马。
反对恢复统一的学校考试制度的活动在“四人帮”的策划下正加紧进行。工厂里发生反对“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罢工。提出的荒唐口号之一是“宁要社会主义的（火车）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邓无能为力，各级的消极怠工使他一筹莫展。
然而，表面上态度消极的军队却支持邓。张春桥说，“没有枪杆子，我们只能坐以待毙。”他说得很对。这就是为什么他支持上海工人王洪文，而王在一九六七年就开始组织工人民兵。到一九七六年，王已成为一支拥有二十万民兵力量的头目，还有两个生产军事装备的工厂。
二月三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任命身材粗壮的华国锋替代已故的周恩来当代总理，既绕开了邓小平，也绕开了江青的门徒，满心狐疑的上海帮变得惶恐不安。
三月，在重庆和其他几个城市突然贴出了大字报“打倒野心家、阴谋家、打倒江青……”在广州，一本十二页的谴责“四人帮”的小册子在人们中传播。三月五日，周恩来的生日那天，《文汇报》取消了一篇周为学习雷锋写的题词，却发表一篇影射谩骂周是走资派的文章。这一事件引起南京各大学愤怒的学生发出一封集体抗议信。在北京，三月十九日，一所小学的学生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花圈上写着：“敬爱的周伯伯，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其他院校也随之效仿，人数越来越多。成卡车的军人也带着鲜花前来。到四月一日，人数已达好几千，尤其在下班后的晚上，来者更多。路灯柱上挂起悼念周的标语。在大学宿舍里，学生们晚上不睡觉，赶制白纸花。四月二日，警察开始搬走花圈，撕掉大字报。但是成卡车的工厂工人又来了，他们带来了一捆捆铁丝，把花圈牢牢地捆绑在纪念碑周围的栏杆上。四月三日白天广场上的人数有五万，晚上超过了十万。
四月四日星期天是清明节，按中国的风俗这是给祖宗和亲爱的死者扫墓的日子。那一天，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悼念周恩来的人有三十万。男女青年朗诵诗词和激情洋溢的散文。表达他们热爱周恩来和痛斥江青及其追随者的感情。
四月五日下午，逮捕开始了。手执棍棒的警察抓走讲演者，抓人一直持续到深夜。一些工人烧毁了旁边街道上的一座楼房，发生了暴力行动，据说有人死亡。
四月七日。这一事件被宣布为“反革命”，这个说法没有明确的含义，可指盗窃、强奸、毁坏国家财产，搞煽动性演说，以及范围广泛和界限不清的政治罪名。邓再次被撤销了一切职务，但“允许他保留党籍，以观后效。”这一宽大处理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建议的”。这样，毛又一次宽恕了他妻子的对头。
七月底，一次大地震把华北的唐山市夷为平地，四十万居民遭殃。我的侄女是唐山医院里的一位护士，她告诉我，“我们脚下的大地裂开了，一切都掉了进去。”“四人帮”的反应令人发指。报纸宣布：“加紧深入批判邓小平。”“四人帮”中没有一人前往受灾地区看望。在北京，地震冲击波震坏了三万间房屋，大约有二千人死亡。
那年夏天，毛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有报道说，他给华国锋的手里塞了一张纸条，上面潦草地写着“你办事，我放心”几个字。真也好，假也好，这是把继承权交给了华。张春桥对江青说，“要准备摊牌”。毛的侄子毛远新被派回东北，要倾向于“四人帮”的部队作好准备。
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聂荣臻、王震、徐向前等人为“不能让这些卑鄙小人夺权”而焦虑着，他们还为此与邓小平和陈云保持联系，并与负责中央警卫的八三四一部队头头汪东兴进行数次私下会晤。
九月九日，毛泽东逝世。
十月六日，汪东兴分别通知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那天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政治局的紧急会议，要他们参加。鉴于汪是他们的“盟友”，他们便没有怀疑。晚八时，当他们依次来到怀仁堂会场时，华国锋、叶剑英已在那里等候多时了。随即，华代表党中央，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一一宣布了隔离审查的决定，之后，王、张、姚三人由监护人员送往他们接受审查的隔离处所。与此同时八三四一部队的一支特别小分队前往江青的住处对她宣布了隔离审查。当晚，毛远新在东北被捕，“四人帮”在北京大学和报社办公室的写作班子被扣留。一切都静悄悄地、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完成了。在上海，“四人帮”的支持者收到一份电报，要他们到北京来“开会”。他们一到便被逮捕。就这样，没有流一滴血，“四人帮”妄图夺取最高权力的计划宣告结束。
＊＊＊
此后，一切成为中国今日的历史了，这是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恢复权力时开始的。
【注释】
〔1〕周恩来这里是指1975年1月的全同人民代表大会；他在这次会议上宣布了四个现代化的计划，见中文版《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79页。
〔2〕1935年8月，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继续对张国焘进行耐心的说服工作。周当时患肝脓肿重病，后来似乎已经自愈，见第一部第八章。
〔3〕王海容是毛的侄女，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提升为外交部副部长。在美国受教育的唐闻生是一位极有才干的翻译，当时也在外交部。两人均参加了周恩来与基辛格和尼克松之间的全部谈判。
〔4〕李冰是北京肿瘤医院的负责人，她与乔治·吴大夫曾数次与作者就癌症研究和周恩来临终前的情况进行长谈。
〔5〕见《周恩来书信选集》第636页，1975年7月3日的信。
〔6〕据说这篇批判邓小平和周恩来的文章是由张春桥写的。
〔7〕宋庆龄多次在其寓所款待作者。她发表这样的议论只有一次，那是1975年9月30日的晚上。
〔8〕乔治·吴大夫与作者的谈话
〔9〕夏衍（1900— ），剧作家、电影导演，是作者多年的好朋友。见夏衍的回忆录（中文版），韩素音的文档。
〔10〕养子养女均是指周及其夫人关心和教养过的烈士遗孤，其中之一是今日的总理李鹏。他们并没有正式“过继”，但是周夫妇关怀他们的生活。李鹏曾在苏联学习工程。
2007/09/10
第六章骨灰撒遍中国（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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