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夏，与北越磋商，讨论约翰逊总统突然宣布不再竞选下届总统一事，并提出就结束越南冲突进行谈判的建议
——1967—1968年，周恩来发觉美国对华态度有所变化
——1968年8月，周谴责俄国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1969年3月，与苏联发生边境冲突
——1969年夏，尼克松就承认中国一事向戴高乐征求意见
——1969年9月，艾蒂安·马纳克大使向周恩来通报尼克松与戴高乐会谈情况
——1969年9月11日，柯西金与周恩来会晤
——9月27日，与马纳克大使会谈
——1970年3月，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柬埔寨政变，使朗诺上台
——1970年3月，西哈努克在中国得到周的支持
——1969年10月，埃德加·斯诺应邀访华，对美发出信号
——1971年4周，美国乒乓球队应邀访华
——1971年，周恢复基础研究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来华
——1971年7月16日，已担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宣布将访问北京
——1970—1971年，周试图与印度修复关系
——1972年2月，理查德·尼克松访华
——1972年2月底，《上海公报》发表
——1972年夏，周发现患膀胱癌
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晚上，约翰逊总统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对越南北方的轰炸限于北纬二十度以南地区，并提议进行谈判，结束冲突。他还宣布自己将不参加下届总统竞选。美国国内反对越战的浪潮席卷全国。下届总统将不得不作出停战的保证并履行诺言，让五十二万五千名美国士兵回国。截止到一九六八年年底，已有三万美国士兵战死。
北越方面一面进行谈判，一面继续战斗。他们不屈不挠，又十分机智。五月，他们同意在巴黎与美国人见面。事实证明他们在打打谈谈方面的确是能手。他们使谈判没完没了地拖下去，另一方面又继续发动军事攻势，并不断扩大。和谈持续了五年之久，而战斗一天也没有停过。
周与越南总理范文同的讨论中，告诉范美国的建议不过是个骗局，“当然决定权在你们。”周怀疑的理由是莫斯科对美国的建议表示欢迎。他认为这是莫斯科想加强对越南的控制、削弱中国影响的阴谋。越南人对中国由于受“文革”动乱的干扰、提供武器不够而怨言颇多。这时，中国对越南的军援已在增加，一九七一年达到顶峰。
然而周也清楚，华盛顿在中国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国务院中最稳重的人物之一迪恩·艾奇逊就直言不讳地向约翰逊提出，政府必须想办法结束这场既不得人心又无利可图的战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在一九六七年十月的《外交季刊》上发表文章，认为应该让中国回到国际社会中来。而不应让它处于“愤怒的孤立状态”。尼克松的观点是受戴高乐将军的影响，他对戴高乐极为钦佩。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八年，他们两次会面，谈到中国问题。戴高乐建议为了西方利益，也应该与中国建立正常关系。
周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他的确觉察到“华盛顿的气候起了点变化”。他充实了负责搜集美国情况的工作人员，主动提出恢复中美华沙会谈。会谈是在一九六八年上半年举行的第一百三十四次会议后中止的。华沙会谈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不过乔冠华告诉我，“本来就不是想要什么结果，而是表明我们的存在。放长线才能钓大鱼嘛。”他详细地解释了从一九五五年就开始的这场拖拉而又坚韧的会谈。
尼克松这时还没当上总统，一切都停顿下来了。莫斯科也是个问题。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即赫鲁晓夫倒台一个月后，周恩来对苏联进行了最后一次访问，中苏关系至此完全破裂。后来的四年时间里，尽管受到“文革”初期红卫兵造反的野蛮破坏，莫斯科也一直未能将中国轰出社会主义阵营。一九六八年七月，勃列日涅夫提出“有限主权论”，主张只要苏联认为社会主义“处于危急之中”，它就有权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干涉。八月，俄国军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
周充分利用了这一事件。八月二十三日他在参加罗马尼亚使馆招待会时，谴责了“苏联在美帝国主义的默许下对捷克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所谓“在美帝国主义的默许下”不过是那个时期惯用的术语。但苏联对捷克的入侵也使林彪有机会让中国进入备战状态。那年冬天，苏联开始在与中国接壤的前沿地区及蒙古集结大量军队。
正当美国作出姿态，对“红色中国”的态度有所改变的时候，苏俄对华增加了压力。一九六九年三月，俄国军队与中国军队在乌苏里江上发生冲突。苏联驻华盛顿、伦敦、巴黎和波恩的大使与有关西方国家的政府进行接触，扬言中国对每个国家都构成巨大威胁，甚至建议“采取一致行动”，包括打击中国的核基地。尼克松这时已当上美国总统，他明确告诉俄国人他不会这么干。“我们与这种计划毫无关系。”
柯西金对局势的变化比勃列日涅夫要敏感些，三月二十一日，他试图给周恩来打电话。但没能与周通上话，因为北京那位年轻的话务员满脑子“文革”造反精神，对柯西金说：“我们不跟修正主义者讲话”，拒绝把电话接通。过了四十八小时之后，周才知道此事。
在这种紧张不安、横生枝节的时候，尽管林彪号召进行备战，周还是坚持认为目前的局势还是“干打雷，不下雨”。〔2〕与此同时，美国方面情况在发生变化。一九六九年二月，理查德·尼克松再次访问巴黎，与戴高乐会晤。法国大使艾蒂安·马纳克在一次谈话时对我说：“当然，戴高乐只能等尼克松当上总统再说。除非法国将军和美国总统之间达成谅解，不然就无法采取任何行动。”
在中国问题上，总统和他的顾问亨利·基辛格与国务院中的许多专家看法不同。这些专家们认为越南战争是中国好战的产物，他们从未对自己这种成见产生过怀疑。他们把中国当作主要敌人。因此，整个变化的过程将充满无数微妙的外交行动。
四月二十二日，已指定担任驻华大使的马纳克受到戴高乐亲自召见，戴高乐告诉他：“现在华盛顿准备与中国开始真正的对话。美国有意承认中国，让中国进入联合国。”〔3〕
外交礼节的规定使得马纳克难以见到周恩来。不过周过去也经常把礼宾程序抛到脑后。他曾在夜里召见印度大使P·K·班纳吉，与他进行长谈。但眼下“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林彪刚被指定为毛的接班人和继承人，势力强大，周还无法战胜他。耐心等待的马纳克受到冷落，只是在五月二十二日被安排与董必武副主席见面。董必武为人和蔼，但年事已高。他手下的人要么不知道这一信息的重要性，要么认为把消息往上传递就行，不用强调马纳克讲话的真正含义。直到九月，这个疙瘩才解开。周常用这个说法比喻他要对付的难题。很明显，这种十分复杂的问题就象难以复位的结扎手术一样，只有靠耐心和智慧才能解决。
在这件事上，问题不仅是莫斯科，还得考虑越南人在巴黎的谈判以及越南民主共和国军队在地面作战中取得的军事胜利。在巴黎的美国代表团发觉要对付这个非常能干的北越代表团、对付南越解放阵线以及他们自己的“盟友”西贡政府的代表，困难重重，搞得焦头烂额。而到头来麻烦最多的还是自己的“盟友”。
尼克松采取了谨慎小心、循序渐进的做法。在他的几次演说中，他暗示他对美中关系有不同的评价。夏天，他在某种程度放宽了对华禁运，允许美国公民每人购买价值一百美元的中国商品。周当然注意到这种进展，但他不得不十分谨慎。性情暴躁的越南人很容易怀疑中国搞两面派。周不想毁掉中苏之间在对越关系方面已经取得的微妙平衡。他不希望越南完全受俄国人的影响，如果那样，加上怀有敌意的印度，就意味着中国在陆地上受到全面包围。
尼克松对越南人越来越不耐烦。他威胁说，要是巴黎谈判还象以前那样争论不休，美国就要重新进行轰炸。八月下旬，作为对尼克松讲话的答复，胡志明临终前对美国表示了极大的蔑视，声称在越南统一问题上没有妥协的余地。胡志明九月三日去世。周在一次感人肺腑的谈话中赞扬了胡志明，他说：“他是我的朋友，我的师长……一九二二年在巴黎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飞往河内，参加胡志明的葬礼，并在河内逗留期间，再次向范文同保证，中国会继续向越南提供所需的武器。但是那年春天河内的两大支持者中苏之间发生的冲突使越南感到非常担心，河内的报纸发表文章和社论，表示应该保持“团结”和“共产主义世界的一致性”。柯西金和周恩来在河内期间都回避与对方见面，但两人九月十一日在北京首部机场进行了长达四个小时的会谈。
这次会谈涉及许多有争议的敏感问题。周说：“我们从来没有要求归还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吞的中国领土。”但是中国不希望自己的领土受到进一步的侵犯。必须明确划定两国边界，同时实现完全停火，对边界地区军队进行认真的监督，防止发生进一步的冲突。十月二十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开始。谈判断断续续持续了二十年之久，直到一九八九年五月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才再次提出“关系正常化”的问题。
周缓和了与苏联的紧张关系、又使越南放心之后，才有可能研究马纳克捎来的口信，这时已是九月二十七日了。
“那是在阿富汗国庆招待会上。周象往常一样，走到每个桌前与客人碰杯。但他突然转过身向我走来，并向我妻子致意，说了声‘夫人’，对她欠了欠身子。周对妇女总是很留意，不把她们仅仅看作陪衬。他冲我夫人笑笑，很有魅力，然后再次向我举杯。这就是信号。两天后，我接到电话去见他。
我把戴高乐将军对我说的告诉他了。周说：‘简直难以让人相信……我还是不太相信。你自己也是这么看的吗？’我对他说，我认为尼克松对戴高乐说的确实是真心话。‘尼克松希望结束杜勒斯政策。我不是在为美国人说话，阁下，他们是强大的，能够为自己说话……’听到这里，周仰头笑了，非常高兴，不过梦寐以求的东西突然间变得唾手可得，他多少还是有点吃惊。‘我深信，美国的确是希望与贵国关系正常化的，这也最符合他们的利益。周恩来听了点点头。自一九四四年在延安见了美军观察团成员后，二十五年来他一直就是这么说的。周恩来反复说过：‘中美之间没有利害冲突。’”〔4〕
“周沉思了片刻，然后很轻松地补充了一句：‘可是美国还是不承认他们在越南失败了。他们宣布的撤军是假撤军，他们想在南越扶植一个傀儡政权。’马纳克回答说：‘不过阁下，他们的确想把脑袋从虎口里退出来。’这话又让周笑了。”“四天后，即十月二日，我从龚澎那里接到一个建议，我可以以‘非官方’的身份要求邀请戴高乐将军访华。试图打通法国外交部这一官僚机构的努力毫无结果。最后，这个信息通过将军的好友雅克·吕夫终于传到戴高乐那里。但戴高乐身体欠佳，尽管他已接到信，他的健康状况使他无法接受邀请。一九七○年戴高乐去世。”
周恩来、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之间出现了一场复杂而微妙的游戏，这种游戏充满了伪装和互相追逐。新任美国总统以罕见的勇气，对马纳克送来的与周谈话的记录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周重新提出恢复华沙会谈的建议后，美方极力促其实现。在一次正式招待会上，美国驻波兰大使在走廊里简直是追着快步如飞的中国大使，告诉中国大使华盛顿希望进行会谈。接下来的两个星期，北京方面一直保持沉默。周从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那里接到秘密口信。一九六九年七月尼克松总统从关岛返回后找过这两人。尼克松在关岛发表了一篇重要讲话，这篇讲话清除了束缚不少中国问题专家头脑的陈旧思想，从新的角度提出全球关系的问题。
中美华沙会谈于一九七○年一月二十日恢复。三月，禁运进一步放松。但是这个月发生了一桩威胁到中美关系这一复杂进程的事件。柬埔寨发生一场政变，推翻了诺罗敦·西哈努克，取代他的是一个由当时柬埔寨总理朗诺将军领导的亲西方政府。
这场政变的原因并不十分清楚。有人指责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干的，亨利·基辛格也受到指责。挑起政变的原因是柬埔寨境内建立的十三个越南基地。诺罗敦·西哈努克尽管基于历史的原因对越南存有戒心，怀疑北越“总是认为整个印度支那都应在他们的霸权统治下”，〔5〕他还是“出于对越南人民解放战争的同情”，允许这些庇护所存在。这一做法当然违背了柬埔寨中立的立场。战争物资通过柬埔寨港口西哈努克城（译注：即磅逊港）送往十三个基地，然后转给南越解放阵线。这些物资不仅有俄国人的，也有中国人送来的。支付运输费用的是中国人，而这笔钱又是交给朗诺的，因为负责运送这些物资的哈克·利运输公司就是朗诺妻子开的。一九六九年，朗诺以柬埔寨总理身份正式访问北京时，要求中国出更多的钱。章文晋对我说：“他的要求太没道理。”〔6〕那么为什么会发生政变呢？也许朗诺会从美国人那里捞到更多的钱。在以后的三年里，美国人对他甚为慷慨，希望他能训练一支柬埔寨军队，参加正在进行的战争。尼克松认为这场战争必须非美国化。不能再让更多的美国人来送命，应该让当地人来取代美国士兵。
因此，尽管基辛格否认，证据表明是美国人策划了这场阴谋。在前十八个月中，美国出动了三千六百多架次的飞机，对十三个基地进行猛烈轰炸。
政变发生时，西哈努克远在莫斯科。他于三月十九日抵达北京，正是朗诺接管政府的同一天。西哈努克受到国家元首应享受的一切礼遇。周亲自到机场欢迎他，和他同坐一辆汽车，驶往国宾馆。后来，西哈努克亲王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谈到那天他与周的一段对话：“周恩来问我：‘你准备退位还是斗争？决定权在你手里。’我回答说：‘我准备斗争下去。’周恩来听后用双手握住我的手说：‘我们将与你站在一起直到胜利。’”〔7〕
周恩来亲自为西哈努克在北京的住所作了安排，在会客室里摆放了各种古董、字画。周还为亲王和他美貌的妻子莫尼克公主挑选了一批可靠的工作人员。并对亲王说：“贵国一切恢复正常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请你暂时把中国当作你的第二个家吧。”诺罗敦·西哈努克的勇敢和爱国主义精神一直没有得到西方的承认，以后二十年中，一直住在北京和平壤。金日成元帅为他提供了一座豪华的别墅。他也到法国旅行，那里有他一幢乡间别墅。
三月二十一日，也就是西哈努克到北京的两天后，范文同从河内飞来。范文同说他劝西哈努克不要放弃斗争，而西哈努克说他从来就没想把他的国家交给“朗诺这伙强盗”。马纳克在他的文章中说，周恩来是站在西哈努克一边的，“以极大的热情支持他的事业”，这与中越关系恶化后河内方面散布的某些含糊说法截然相反。〔8〕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成立了。西哈努克是这个政府的最高领袖。但是由于河内的意见，他不得不同意让他与之交战多年的高棉·沙拉克——也就是以后臭名昭著的红色高棉——参加他的政府。在一九五四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北越代表团就试图为高棉·沙拉克争取得到承认，当时该组织是印支共产党的一个分支。越南人的意见遭到周恩来的反对而未能得逞。
由于柬埔寨发生的一连串事件，计划于五月在华沙开始的中美会谈因时机“已不合时宜”而推迟举行。七月十日，双方发出一些信号，一位一九五八年被捕的美国主教从中国监狱获释，华盛顿则在商业方面又作了些让步。
一九六八至一九六九年一直无法到中国访问的埃德加·斯诺一九七○年夏天受到邀请。十月一日，周带着斯诺和他妻子紧挨着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俯视广场上的群众。〔9〕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几乎是在炫耀毛对美国人作出的主动行动表示赞许。美国大多数中国问题专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和他的顾问基辛格没有忽略这一举动。十月五日，尼克松对《时代周刊》杂志表示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到中国去。他向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证实，他决定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即一九七○年十一月，越南人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攻势，并取得胜利。周为了消除越南担心被出卖的顾虑，甚至准备与朗诺进行非正式谈判，要他允许援越物资从柬埔寨过境，因为胡志明小道尽管加宽了，还是不够用。朗诺的反共军队有很大的自我保存的本能，常常是战斗还没有打响，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周恩来在肯定自己不会从软弱地位出发进行谈判后，通过巴基斯坦大使希拉利传给基辛格一个口信。周特意说明，欢迎“华盛顿派特使”来“讨论台湾问题”。他有意避免提到越南。
美国方面的答复打印在一页复印纸上，既无信头，又无水印图案，也没有签名。美国表示讨论将不限于台湾问题，还包括其它旨在“改善关系、缓和紧张局势”的步骤。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美国政府的政策是随着本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将减少其在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基辛格高兴地写道：“我们的官僚机构对此一无所知”，他对整个事情都是在秘密中进行感到洋洋得意。〔10〕周考虑了这封信的内容，这可以说是一封求援信，至少他认为是这样。信的意思是希望中方帮助解决越南冲突这一难题。这也是一封令人兴奋的信，表明对方已认识到中国的重要性。但是周不能在越南问题上显得向美国人作出让步，因为这时越南的事业已经成了世界上所有开明人士以及千百万普通老百姓的希望，他们景仰这个弱小民族的勇气，厌恶在电视上看到战争的恐怖场面。毛的性子更急。十二月十八日，他接受了埃德加·斯诺的长时间采访，明确表示欢迎美国总统以任何身份访华。
人大出乎斯诺意料的是，一家颇有名望的美国报纸竟拒绝发表他写的文章。他的文章最后刊登在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出版的《生活》杂志上。毛等不及了。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一日，通过罗马尼亚大使科梅利·博丹又给华盛顿传出一个信息。
邀请“尼克松总统……以旅游者或以美国总统身份”访华。周又加上一句：“鉴于尼克松已经访问过布加勒斯特和贝尔格莱德，我们声明他会受到我们的热烈欢迎。”甚至双方会晤之前，他们的想法在很多方面已经不谋而合了。双方都清楚力量对比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会带来新的合作。尼克松和基辛格充分运用了他们的远见和智慧，开始建立一套全新的思维和行动方式，以消除长达几十年的敌对状态，这是他们的不朽业绩。
一九七一年四月，在日本名古屋参加比赛的美国乒乓球队应邀访问中国。“乒乓外交”一词由此而得名，它似乎也使那些中国问题专家们如梦方醒。下一步就是基辛格七月对北京的秘密访问，访问经周恩来发出的两页备忘录得到确认，备忘录是通过中国驻巴黎使馆转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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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前后的几个月里，林彪一直在与毛进行一场致命的决斗。周在考虑将来的事情。他加倍努力，使中国恢复正常的工作秩序，特别是在科学领域，使之与美国的接触有所准备。他认为通过这种接触能够获得新的技术。周反复说：与美国打开关系有助于中国实现现代化。美国有一批十分宝贵的华裔科学家，周也向他们发出了信息。他曾对国民党将领杜聿明说过：“凡是爱国的中国人我们都需要。”杜的女婿就是著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我们在美国有不少科学家，必须争取他们的合作。”一九七一年，在物理学家周培源的协助下，第一批计算机在几个大学安装建成。对能源、交通、通讯的需求以及扩大电网也都作为重点项目列入计划。周指示从西方购进大量图书，“凡是有助于我们了解高技术的都要……我们长期以来就没有什么好书了。”他们也向我提出过买书的要求，我也通过王炳南寄去不少图书，包括哈伯斯塔姆和米切纳的书。这些书都受到欢迎。周恩来还找来一批生物遗传学专家，因为他想了解所有有关基因控制的问题。“尽管他没有受过专门训练，我们讲的他都听懂了。他对我们说：我们的未来就在于此。凡是碰到的科学家，他都会问：‘你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七月九日，亨利·基辛格神不知鬼不觉，在巴基斯坦登上飞机，同一天抵达北京，下午四点半见到周恩来。参加会谈的是周手下的一批精英，有黄华、韩叙、章文晋、冀朝铸，冀也就是经济学家冀朝鼎的弟弟。这些人都精通英语，不需要翻译，但出于形式，还是得有翻译在场。章文晋告诉我：“周总理把以前所有的资料、信函都重新看了一遍，重温了过去几周内美国发生的每一件事。然后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一些要点，这就是他会谈时带去的所有材料。”基辛格被周的魅力迷住了，这种吸引力随着会谈次数的增加而愈加强烈。“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座注目的……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神情”。第一次见面时，周对基辛格报以微笑，这是和对方打招呼，既友好又保持警觉，接着会谈开始了。
“一开始我们对基辛格感到有些迷惑不解。说实活，我们认为他很傲慢……而当时我们对他的风格还不习惯。他大谈哲学和一般原则，在我们看来并不适宜，有点象说教。但是周总理定下了调子和节奏，开始讨论正题时，基辛格马上就变了。”礼貌和诙谐使这种长达数小时的重要讨论的沉闷气氛显得轻松一些。也许基辛格刚开始时自视过高、用词显得有点咄咄逼人，但章文晋说：“基辛格是个聪明人，我认为他很钦佩周说话直截了当，不用陈词滥调。”章后来很欣赏基辛格，担任驻华盛顿大使后尤其如此。
基辛格在书中提到周道德上的矛盾心理和内在的安详。的确，他能以其淡泊的心境，经受住严酷的精神打击，显得丝毫不受影响。但我们永远无从知道，他内心经历了多么巨大的痛苦，因为“他把痛苦全部咽下去了，就象小孩咽下口水一样把悲痛吞入肚中了。”矛盾心理这个词用得并不恰当，这表明基辛格不了解道家思想，道家认为精神有双重性，所以周把善恶看作如两个连体的胎儿一样密不可分。困扰他的并不是犹太教的负罪感或赎罪感，而是正义感，尤其是责任感和对友谊的忠贞。
第一次会谈取得了了不起的成果。双方广泛地交换了意见，一旦做到了这一点，其他的都成了次要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时间、通过巧妙的处理、相互理解和宽宏精神得以解决。双方内心都认识到，在决定太平洋地区二十一世纪的战略问题上，他们可以成为天然的伙伴。
基辛格访华结束后，周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们正跨入一场技术革命，这场革命将改变所有的观点和概念……我们必须作好准备。”基辛格建议巴黎作为主要的联系渠道，因为他自己经常去那里，与越南人进行谈判。周同意他的意见，但坚持认为巴基斯坦在这次极为艰难的外交活动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这一渠道也应加以利用。周提醒这位美国人说：“不能过河拆桥嘛。”
尽管对中国人来说，台湾问题是最具实质性的问题，但这次会谈以及以后几轮会谈中谈得最僵、双方都不愿让步的还是越南问题。周就这个问题训了基辛格一顿。美国这样一个实力强大、精英荟萃的国家，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对中国来说，要放弃对越南的承诺，不论从道义上还是政治上都是不可能的。美国应该尽快撤军，才能避免更大的损失。周恩来说：“所谓战争的越南化、老挝化、柬埔寨化，都是行不通的。”
周对客人说：“几十年来我们彼此都没有沟通，还有很多桥要过。”第一轮会谈应该主要谈原则问题，而不是具体问题。基辛格总是想起国宾馆里数不清的桥，或大或小，或平坦或隆起，或蜿蜒曲折，连鬼神见了也要驻足的汉白玉石桥。“我们还没有跨过卢比孔河[译者注：意即尚未作出最后决定]。其实我们都知道，卢比孔河已经抛在身后了。我们只能向前，别无选择。”
两人建立起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都欣赏对方的理解能力，都感到和对方交谈颇有启发。基辛格称赞周“爽朗的性格和超凡的洞察力。”周也极喜欢基辛格机智和锐利的言谈。临别周对亨利说：“欢迎你很快回来共享会谈的愉快。”在“文化大革命”那段孤独的岁月里，周一直渴望能与人进行有见地的谈话。那些日子里，他在痛苦的幽谷中不得不掩住自己的才华，就象让一盏明灯慢慢暗淡下来一样。他不得不违心地空谈、呼口号，去逢迎，去撒谎……
基辛格临走前，黄华把联合公报的草稿交给他，准备于七月十六日同时在两国宣读。基辛格写道：“只需改一个词。”但他没说明要改的是哪个词。
七月十六日，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在华盛顿宣读了这份声明，北京也在同一时刻加以公布。这时，基辛格的秘密旅行公之于世了。公告如下：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
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一九七二年五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整个世界对这份声明的反应既有震惊，又有欢欣鼓舞，也有垂头丧气。
“一九七二年五月以前”这个日期在克里姆林宫引起不安。美国总统与新任苏联主席的首脑的会晤已初步拟定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举行。周以极其老练的手腕，成功地将北京的首脑会晤安排在莫斯科首脑会晤之前。苏联人给华盛顿捎话：尼克松总统能否在去北京前先来莫斯科？尼克松的答复是否定的。
日本人也没有料想到结果会来得这么快。一九七○年我在日本讲学，暗示美国外交政策可能发生急剧的变化。日本外务省的一位官员很自信地说：“那还得再等十年。”后来我有幸收到他一封美好的信，承认我当初是对的。这时，日本人因为事先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些暗中的外交活动而感到很恼火，便慌慌忙忙地采取补救措施。
一九七一年十月，也就是三个月后，基辛格第二次到达中国。这次旅行报道得很充分，目的是为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松访华最后敲定日程安排。这次又谈到越南问题。周说不会出卖越南，也不应该对莫斯科打中国牌。“我们同苏联有自己的问题，但美国不能站在中国的肩膀上跟苏联拉关系……华盛顿也不能在中国问题上同莫斯科达成什么秘密协议。”
越南，没完没了的越南。周态度坚决：“你们在那里呆不下去……你们会失败的。”基辛格有时会说出一些预言式的警句。据说他曾对周恩来说：“你们也会与越南人打交道……那时候你们就会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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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中国”与美国关系出现突破，这件事令全世界许多人惊愕不已。但与此同时，其他一些事也发生了。
这就是在印度。印度也是周十分关心的，因为中印关系不仅对亚洲，而且对整个世界都有战略意义，印度对美巴关系十分敏感，认为这是对它自身的威胁。从很多方面来说，特别是经济方面，印度都是苏联最亲密的伙伴。
事实上，印度是莫斯科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莫斯科对巴基斯坦成为中美之间可靠而又有效的联系渠道开始进行报复。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弱小的国家总要为大国间的争吵付出代价。在莫斯科的帮助下，印度受到煽动，对巴基斯坦发动进攻。周邀请我的印度籍的丈夫与我一道前往北京。从一九六二年起，持印度护照不能去中国。但印度外交部给了我丈夫特许。除了印度大使和工作人员外，他是一九六二年后中国接待的第一位印度人。
周的邀请时机选择得恰到好处。八月九日，也就是尼克松宣布准备去北京仅仅三周零两天后，印度与苏联签订了友好条约，同时也是战时互助的条约。这个条约实际上等于莫斯科保证，一旦印度与巴基斯坦交战，苏联就会将军队开到边境地区，阻止中国帮助巴基斯坦，以此来帮助印度。这一点在九月十日周与我和我丈夫关于印中关系的一个小时交谈中，肯定在他脑中占最重要的地位。周说：“分裂次大陆的并不是中国。”他有意用“次大陆”这个词指印度和巴基斯坦。“中国不会唆使邻国进行战争。我们赞成次大陆实现和平。我们无意分裂印度，也无意干涉它的内部或外部事务。但确实有人想利用目前的局势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想再次重申，我们随时愿意就边界问题重开谈判。”
周手头没拿任何纸条，就列举出双方有争议的河谷、山峰和哨卡名字以及双方有争议地区的历史。这时他已是七十三岁高龄了。
巴基斯坦由两部分组成，即东巴基斯坦和西巴基斯坦，印度北部横亘其间。这种安排极为不便。东巴基斯坦的人从民族、语言上都不同于西巴基斯坦。这里的人是孟加拉族人，而孟加拉族人有一半居住在印度的孟加拉邦，另一半住在东巴基斯坦。两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也不平衡，东巴基斯坦产值占整个巴基斯坦财富的四分之三，却被占统治地位的西巴基斯坦政治领导人视为二等地区。
一位东巴基斯坦人穆吉布·拉赫曼要求给予东巴更大的自治权。他以压倒多数赢得选举，但在西巴当时担任巴基斯坦总理的布托拒绝答应这些要求。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五日穆吉布宣布东巴基斯坦独立，定名为孟加拉国。接着独立运动遭到残酷的镇压，数以百万计的难民涌入加尔各答。
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抓住这个机会，发动战争，解放了孟加拉。十一月份的战争持续了十三天，孟加拉成为独立国家，巴基斯坦的领土失去一半。美国没给它的盟友巴基斯坦任何帮助。中国进行了谴责，并把军队调到边境地区，但不能直接进行干预。
美国带着一种仇恨感情年复一年不遗余力地阻挠中国进入联合国。基辛格告诉周，美国准备在一九七一年继续“阻挠”中国进入联合国。诡计多端的亨利提出了两套方案。一是既接纳中国又保留台湾的双重代表权，另一套是美国继续支持台湾，尽管他来北京这一事已经削弱了这种支持。周说支持台湾的方案比双重代表权要好一点。他说：“如果这项接纳中国的提案没通过，我们还可以再等上一段时间……我们已经等了二十二年了。”
第二次访问气氛极为友好。基辛格带来了一大班人马，周熟悉了他们每个人的经历。他抽出时间，与每个成员进行交谈，并作了一次亲切的非正式谈话。周说：中美关系史“就要揭开新的一章。这要归功于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基辛格勇敢地秘密访问了中国这个所谓‘神秘的国土’。”这话引起基辛格会心的微笑，因为他在与周第一次会谈中的确称中国为“神秘的国土”。周当时实事求是地回答说：“你熟悉之后，它就不神秘了。”
周的天赋之一，就是在事隔几天、几周、几月甚至几年后，能准确地回到上次谈话的话题上，继续进行交谈，似乎时间、空间都无法打断谈话的进行。凡是与周交谈过的人都特别注意到这一点。谈话开始时，他会说“你这样说过”，好象对方刚刚说过，而事实上这话可能是一年、两年甚至五年前说过的。这真有点令人吃惊。他记得第一次与他见面时我说过“我进步很慢”，意思是说我不会马上成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十年后，他眨眨眼睛问我：“你现在进步得怎样？”我至少半分钟后才反应过来，说：“总理，我进步还象以前那么慢。”周对基辛格说的每句话、用的每个词都不放过，不管基辛格用的词是神秘，还是桥梁，还是哲学，而基辛格喜欢用哲学这个字眼。
尼克松几个月后到中国签署的声明，也就是上海公报，就是在第二次会谈中拟定的，尼克松访华的具体细节也是这次敲定的。这份公报花费了二十五个小时。不过两人也谈了世界形势。基辛格在书中写道：“除戴高乐外，我不曾遇到过一个领导人象他那样熟悉世界大事。”基辛格钦佩的正是周对事物对立面相互关系的了解。美国方面起草的联合公报是按照传统的方式，强调那些模糊不清的共同点，同时用概括性的陈词滥调掩盖分歧。这份草稿里列举的共同点比周准备接受的要多。
一九八七年三月五日，七十年代随基辛格几次访华的美国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回忆起当时起草公报的某些戏剧性场面。美国方面的草稿是“掩盖分歧，尽量寻求共同点和一致意见。”他回忆说，当时周针对美国人调和分歧的做法作了一小时“用词尖刻”的讲话。周说毛主席认为草稿是不能接受的。美方草稿措词不是“真实的反映”，用的都是些陈词滥调。“我们两国打过仗，敌对和隔绝了二十多年了。对于如何管理国家，如何跟外界打交道，我们各有自己的观点。如果我们突然弥合了这些分歧、找到了广泛的一致，谁会相信呢？”
用温斯顿·洛德的话说，“美方的草稿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当天晚上，吃完例行的北京烤鸭后，周提出了中方的草稿，这份草稿列举了在每个问题上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实在是前所未有的。中方就一个问题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后，都留下空页让美方填写自己的观点。基辛格起初大吃一惊，转而意识到这样一份表明不同观点的公报也给美国表明自己的观点留下很大的余地。周说：“这是一种全新的公报。每一方都清楚地表明自己的观点，然后我们清楚地列出可以达成一致、进行合作的原则和领域。”随后的四十八小时里，双方投入紧张的起草和修改中，仔细推敲每一个字眼。台湾问题如何措辞是最棘手的问题，还是基辛格找到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办法：“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持异议。”周听了这句话，脸上露出笑容。基辛格写道：“我认为我所做过的和说过的，给周印象最深的莫过于这个措词模棱两可、但双方又都可以接受的方案。”
在纽约的联合国里，出席会议的代表以绝对多数通过了接纳中国的提案。〔11〕乔冠华引用周恩来的话说：“美国不得不表示要保住台湾的席位，他们对表决结果声称很懊丧，实际上并不如此。俄国人声称很高兴，其实他们很懊丧。”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理查德·尼克松抵达中国。他走下飞机舷梯，伸出手向这位瘦削、单薄的人走来，这时已在一旁等候的周也迎了上来对尼克松说：“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二十五年没有交往了呵。”
不到两个小时，尼克松就见到毛。毛看起来还健康，他说话的调子对双方精心培养起来的信任和坦率气氛有决定性的影响。毛和周步调完全一致，周的地位看来很稳，甚至有人传言说他是毛的“接班人”。周一直努力避开这个词。毛的明确支持使得别人无法用“与美国拉关系”的罪名攻击周恩来。
尼克松和周继续进行会谈。上海公报中有些微妙的地方作了仔细、小心的润色。尼克松希望这份声明能“措词含糊”一些，把问题掩盖起来，但周表示反对：“如果我们那样做，就会不仅欺骗人民，而且欺骗自己。”
越南问题又摆了出来。巴黎谈判拖延不决，北越代表黎德寿建议基辛格抛开西贡政府首脑阮文绍，“以便于达成协议”。这当然是不可思议的。尽管基辛格觉得所有越南人，包括阮文绍在内，都让人十分厌恶，但又不可能用一个暗地里听从河内的人来取代阮文绍。周在一次与固执的越南人会谈中建议河内与阮文绍达成和解。生性多疑的越南人认为这是中国人想保持越南分裂的阴谋。周对基辛格说，中国绝不会对越南施加什么压力。他劝尼克松尽快撤军。“这是最紧迫的问题。民主党说你到中国来是为了解决越南问题。这样对你就更难办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他显得有点激动，又说：“你们撤得越晚，就越难办。现在全世界都关注着越南发生的事情。越南人在为他们的国家而战斗，只要他们继续战斗，我们就必须继续支持他们。”〔12〕
当从前的敌人撇开成见、彼此开开玩笑时，气氛就要融洽得多。最快活的莫过于向从前是敌人而现在成了朋友的人承认过去自己脑中形成的对方的形象。周有一肚子的故事，其中一个是讲沃尔特·贝德尔·史密斯在日内瓦时因为杜勒斯有令不让握手，结果只好右手拿着一杯咖啡，“却用左手摇摇我的胳膊”。周对“铁板一块”这个说法若有所思他说道：“现在我们明白了，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是铁板一块。”当尼克松问到一个有关伟大舵手毛的问题时，周语气极为和蔼地说：“但舵手也必须懂得该怎样驾驭风浪，否则会有灭顶之灾。”
尼克松回到华盛顿，碰到的是一桩令人不安的事，越南出动二十万军队在四条不同的战线上发动了一场强大攻势。这个情况迫使尼克松再次开始对北纬十七度以北一百公里的地区进行轰炸，轰炸则招致中国和苏联的强烈抗议。但是莫斯科没有因此推迟原订五月举行的首脑会晤，这次会晤实际上正是在轰炸最猛烈的时候举行的。当美国人压俄国人向河内传话时，莫斯科则冷冷地一言不发。
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七日，参加越南问题会议的四方在巴黎郑重签署了协议。《星条旗》杂志说：“一切都已结束了。”大家都松了一大口气。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战争仍在进行。
不过，周的确感到轻松了一些。毕竟结局已经不远了。美国人会被打败的。周的想法很实际，他盼着对越援助能有所减少。价值二百亿美元的物资和装备送给了兄弟的社会主义越南，而且是分文不会偿还。
＊＊＊
一九七二年夏天，周恩来尿中发现有血，他接受检查，经过化验，诊断为膀胱癌。那年夏天我见过他。那次我和路易·艾黎在机场坐着，等候欢迎某位贵宾。这时周来了，他从用过多年的那辆波兰车里出来，还象以前那样敏捷、活泼。路易对我说：“你不觉得周恩来太单薄了吗？”他知道内情，但没有说下去。这只是一个暗示，可周看起来身体还这么健康……
中国总理的健康状况以后也一直是绝对保密的。但他的死对头是知道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都在等着瞧，这些人因为周把美国总统请到中国来，立下了非凡的功劳而相形见绌。他钓到了一条大鱼。但如果周病了，他们就有了希望。紧接着又是一场新的权力之争。这时，也就是一九七二年夏天，周恩来七十四岁。
【注释】
〔1〕引自与龚澎及她丈夫、当时的外交部长乔冠华的谈话。
〔2〕周几次讲到不会与苏联发生战争，特别是我将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写的关于中苏可能爆发战争的书送给他时，他又谈到这个问题。
〔3〕艾蒂安·马纳克著《远东回忆录》，巴黎法亚尔出版社。本书对“文革”期间和法、美、中之间的谈判留下了珍贵的记录。对法国和中国在越南和柬埔寨问题上的立场也有详细的精彩描述。
〔4〕引自作者对马纳克的采访。
〔5〕引自作者1988年11月在法国费尔昂塔德努瓦镇对诺罗敦·西哈努克的采访录。韩素音文档。
〔6〕引自与章文普就通过朗诺运送武器问题的谈话。
〔7〕引自对诺罗敦·西哈努克的采访。参见周恩来1970年4月30日的讲话及1970年5月5日关于承认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信件。
〔8〕关于河内的报道，引自1988年10月作者与外交部长阮基石的谈话。
〔9〕见前章。关于埃德加·斯诺访华一事，我曾于1969年采访江青时为斯诺说情。后来我得知这也是周一直希望能办成的事，尽管我当时还不知道。很明显，江青当时对作者有好感，但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
〔10〕见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伦敦韦登菲尔德—米科尔森出版社，1979年出版。见第701页及以后页数。
〔11〕联合国投票结果是：76票赞成恢复中国席位、驱逐台湾，35票反对，17票弃权。
〔12〕菲力普·法兰奇尼《印支战争》一书对越南战争有出色的描述，巴黎皮格马利翁出版社，1983年出版。
另注：本章许多材料来自作者私下谈话，对亨利·基辛格访问北京这一过程全面而详尽的描述，作者谨表感谢。
2007/09/10
第四章钓到大鱼——尼克松、基辛格与周恩来（1969—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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