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和陈云、刘少奇提出调整和紧缩国民经济的新方针
——加强党的控制，加强中央集权
——1962年1月，毛因“大跃进”问题的错误公开受到抨击
——1962年9月，毛在党的十中全会上进行反击，发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周恩来抓经济和教育，为一批知识分子平反，再度鼓励进行自由讨论
——有人写文章含沙射影地批评毛泽东
——社教运动深入农村，但以失败告终
——1964年毛向军队发出号召
——1965年5月，总参谋长罗瑞卿发表文章，赞扬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暗示中国应恢复与苏联的合作
——6月，周恩来出访；回国时受到批评
——毛要求批判历史剧《海瑞罢官》及其赞扬文章
——中央文革五人小组成立，调查《海瑞罢官》和文化工作中的问题
——1965年11月开始批判《海瑞罢官》
——罗瑞卿受到批判；周恩来奉命审问罗瑞卿
——1966年2月，五人小组向中共中央提出“汇报提纲”
——1966年4月，毛谴责彭真、罗瑞卿和其他几位官员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
在周恩来和刘少奇的主持下，“大跃进”终于收场了。看起来，毛泽东心平气和地接受了他的总理和精明强干的副主席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他甚至在同蒙哥马利将军的一次谈话中说他对经济问题并不在行〔1〕。由于重新加强党的控制，刘少奇的地位得到了巩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毛自己造成的。从一九五五年以来，他就一直把党的日常工作交给刘少奇负责办理。毛越来越感觉到中央的许多事情都不向他打招呼，他的话没人听。这一点从他的话里可以听得出来。他说：“他们办事，好象我已经不在了。”加强党的控制本身就埋下了更大混乱的种子。一些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写道：“这时党的组织机构与发展生产力的需要，与国家的民主要求已经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因而直接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提供了客观条件。〔2〕”
周恩来别无选择。尽管他不赞成共产党独断专行，他还是和经济学家陈云，和刘少奇、邓小平密切合作，以加强中央集权。为了避免“大跃进”一类运动带来的严重经济失调，有必要重新建立国民经济秩序，周在调整工作中也试图采用“大跃进”中一些动员群众、发挥群众积极性的做法，但未能取得成功。现在，大小事情的决策权都集中在各级党委手中，掌握在党的各级书记手中。总理本人是提倡广开言路，发挥下面的主动性的，但都不得不事无巨细，凡事亲自过问。许多下级单位完全可以决定的事也得他来拿主意。他曾这样说道：“你们必须学会自己作出决定，不要凡事部报请上级解决。”但是，经过“大跃进”以及之后的种种曲折，党内中、下层干部很少有人敢于在有争议的问题上拍板负责。甚至司法部门——这些部门从来都是小心翼翼的——也得听从地方党委的指挥。这时，一批新选中的干部已逐步占据了各省，各大市的重要职位。谁上台都可以撤掉一批原来的干部，换上自己的人。周恩来对此批评道：“好同志都给换掉了。一帮人上台，撤一大批干部，换一批新人。”然而，由于“大跃进”在思想意识上的流毒，相当多的中层干部产生了怀疑一切和谋求私利的心理。在工厂里，工人的积极性被物质刺激所取代。计件工资成为工业增产的主要动力。在农村，控制有所松动。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村一级。农民有了自留地，自留地上的收入完全归农民自己。人民公社还继续保留，但其作用则已经削弱，只是在学校和医疗卫生方面，在农闲时节组织农民修路，修建水库和水坝以及掘井等方面还起一些作用。
毛对加强党的控制并不高兴。加强控制必然会导致官僚主义的滋生和迅猛蔓延。但是，当时如果没有形成一股反对他的力量，他对运行基本正常的党政机构还是能够容忍的。这股反对他的力量显然是要把他撵下台，或者至少要使他无法再搞一场类似“大跃进”那样的运动。
一九六二年一月，掀起了一股对“大跃进”重新评价的浪潮。中央和各大行政区、省、市、地、县的领导干部和大型工厂企业的厂长经理七千人参加了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工作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报告。报告中，刘批评了“大跃进”。他说：目前的局势非常严重，国民经济已经滑到了崩溃的边缘……“大跃进”带来的灾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为彭德怀辩护说：“在党的会议上说明事实，直陈己见不能算为反党……”
七千人大会从一月十一日开到二月七日才结束。但是周没有参与对毛的批评。“进行个人攻击总是有害无益的”。他含糊其辞地表扬那些“敢说真话，积极行动，执行正确决定”的人。他指的人可以是刘少奇，或彭德怀，甚至可以是他自己……
周在参加福建组会时讲道：“过去的三年中，我们党内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我们的目的是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说敢想敢干……现在却有好多人不敢说，不敢干。想，总还是要想的。只要允许批评自由，错误就可以得到纠正……我们不能搞一言堂……”
“毛泽东同志要求实事求是。但是这些年来，很多人讲假话。讲话之前先看领导的脸色。责任在我们这里，是领导上的责任。我们把你们压得太厉害了（这是他针对福建代表讲的话）。我们必须讲真话，提倡民主，加强党内民主生活。这是毛泽东同志的建党路线。在我们的经济建设中，正如刘少奇同志指出的那样，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他就是这样一方面引证毛的话，一方面又援引刘的话，两个人都不得罪。然后，在如何作一名好党员这个问题上，他通过对国务院的工作进行自我批评，给大家作出了表率。他说：“国务院工作的错误应该由我来承担全部责任。”
刘少奇进一步加紧对毛的批评。他鼓励知识分子“畅所欲言……发泄不满”。一时间，各种反对“皇帝”的讽刺小品、文章大量出现。虽然当时确有一部分人是在吐怨气，但要是认为这些文章都是知识分子自发地写出来的，这种想法就未免太天真了。如果政治上没有人支持，文章是不可能在官方报刊上发表的。这个时候，党的报刊内部也有分歧。有的报刊杂志如《红旗》、《解放军报》是掌握在毛的支持者手中。而其他如《前线》和《人民日报》等报刊好象被刘在宣传部的人或是彭真在北京市的人所控制。
刘少奇不仅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党务工作者，一个经验丰富的工会组织者和各种委员会的领导人，他还一直被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在延安，他的著作有助于建立毛和毛泽东思想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今，毛的著作发表于前，刘的著作发表就紧跟于后。刘在一篇论文里这样写道：“我们党的任何一个党员都没有要求普通党员支持或拥护他当领袖的权利。”这本是他四十年代写来反对王明的。现在又在重复这句话。这话在不同的场合重复多次后，便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毛主席，毛主席……难道他生下来身上就刻着主席二字？”
刘少奇是一个亲“修正主义分子”吗？毛肯定是这么认为的。一九六○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召开了八十一国共产党代表大会。这次会议也是毛和赫鲁晓夫之间进行论战的一部分。刘少奇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团长，他在六次讲话中只有一次提到毛。这次会议在结束时发表了一个极其冗长，言辞模棱两可的妥协声明。周恩来曾给过我一份这个声明，要我“研究研究，评论评论”。我只能说这是一篇充满自相矛盾的声明。我无法知道我的评论是否恰当，因为周以后再也没有提起这份文件。不过，毛认定刘少奇是屈服于修正主义分子赫鲁晓夫了。刘一九六二年批评毛，尤其是刘为彭德怀喊冤叫屈这一点，更加肯定了毛的看法。周恩来尽量避免卷入这场日益尖锐的对峙中去。周跟毛、刘、邓小平等人比起来，更多的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技术官员。他懂得技术革命正在改变世界。计算机，太空探索，遗传生物工程学正在世界上引起意义深远的社会变革。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两场火山爆发般的灾难之间的年头里，周恩来以坚强的毅力，又一次维护了与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刘少奇也急于想摘掉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这就孤立了毛，使毛看起来成了反右派运动的元凶。
三月二日，周恩来在一次由几千科技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其中包括一些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参加的大会上讲话。他对那些“过去对党所做的出于善意的批评”表示赞扬，含蓄地谴责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的过扩大化错误。周还批评了破坏“双百”方针的“左的倾向”，说必须恢复这个方针，而且要永远坚持下去。“知识分子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他们必须有自由讨论的权利。”他还向民主党派人士讲：“你们要记住，按照宪法规定，你们是有权集会和吸收新成员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直至今天还在引用周恩来的一些话。周曾提出：我们的主要任务“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十年以后，就在他去世之前，还再一次号召人民努力实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
“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开展群众运动……”当然，具体怎么搞，应当同群众商量。
但是，问题是通过什么样的组织机构去跟群众商量呢？
毛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开始了反击。“中国共产党内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他声称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党内存在“资本主义”的危险。党正在变成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高高在上的官僚机构。会上发生了公开的冲突。周恩来在其间斡旋，却受到毛愤怒的斥责：“正是你们这些和稀泥的人在削弱我们党的革命精神。”周没有为毛的言词所激怒，他没有反唇相讥。用道家的话来说：“必有忍，其乃有济。”
毛在这场斗争中获胜。他开始重新亲自过问各种政策的制定。他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目的是要从下至上把党整顿一番。
党员干部要按计划来一个大换班，要下放到“基层”去参加体力劳动，真正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听取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干部下放的同时，农村建立了基层贫下中农协会。这些基层组织有权批评上头来的干部，可以诉苦，可以发牢骚。
社教运动是一场非常复杂的政治运动。毋庸置疑，刘少奇只是表面上支持社教运动，而实际上却没有执行毛的意图。他们向基层组织派出“工作组”，不是去听取意见，不是去参加劳动，而是去“领导”运动，去“纠正”错误。这就使运动变成了对基层干部的一次清洗。社教运动很快就变成一场用简单粗暴的方法去惩罚、撤换、调动基层干部的运动，而上面的官员却丝毫不受影响。据记载，周是反对这样搞社教运动的。他说：“很多好干部就这么被整掉了……下去一批，又换上一帮。”这只能使基层干部更加糊涂，怒气更大。Xin Jiang也曾派去搞社教，他对我说：“领导人捂盖子，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去揭盖子。”社教运动后来被称之为“四清”运动，完全成了清查基层干部的运动，查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3〕。
刘少奇曾公开宣布：“谁反对党谁就是反革命。”如果群众起来反对党，那一定是一个反党阴谋。在他们看来，党就是革命。但是，毛却不这么看。毛认为，如果党腐化了，烂了，不再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那人民就有权利，甚至有责任起来反对它。就在毛即将逝世之前，他还在号召中国人民，如果党蜕变了，“他们就应该起来造反。”〔4〕
周恩来很少过问社教运动。他经常外出，各种各样的活动甚多，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他把很大一部分精力和时间用在处理教育问题上。教育机构是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地方，然而周发现，高级干部的子女大部比较缺乏社会觉悟，这是很令人不安的。他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在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中，有一种厌恶体力劳动的倾向，一种传统的轻视体力劳动的思想。工农出身的年轻大学生羞于提起自己的家庭成份。周恩来赞成学校的课程应包括体力劳动。在他的命令之下，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离开沿海大城市，走出过去那种作茧自缚式的生活，到内地新建的城市、医院、工厂和大学里去工作。陈毅有一次毫不隐讳地对我讲：“我们正在培养一代新的官僚阶层。这些人成天只是想衣服口袋里插着自来水笔，一辈子舒舒服服地坐办公室。”周恩来也说：“知识分子必须受到尊敬，但是他们必须通过为人民服务来赢得这种尊敬。”每年的中学毕业生有好几百万，如果人人都只想在大城市里坐办公室，哪里有这么多办公室可坐的？
社教运动没有进展。毛这回输了，他把注意力转向军队。林彪取代彭德怀当上国防部长以后，中国军队模仿苏军的漂亮军服、金色帽缏和镶边统统给换掉了。现在，除了布料的质地不同，当官的脚上穿着锃亮的皮鞋以外，官兵的服装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
由退伍老兵率领的军人进驻各级党组织和行政部门。在工厂，企事业，银行，邮局，研究所，大学，各部委，甚至外文出版社，到处都可以看到谦逊的，热情而笑容可掬的年轻士兵。他们是到这些单位来“学习”的，但同时也是来宣传解放军高尚品德的。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军人英雄成了年轻人心目中的榜样。“向解放军学习”成了最新的口号。
毛让军队进驻党政机关的这种作法是为他脑子里正在酝酿的一场大规模的运动做准备工作。
周恩来似乎对此感到吃惊。他去见毛泽东，指出虽然社教运动的搞法“违背了原则，变成了一场争夺权力的斗争”，但也不应由此而过高估计党内“资本主义”的危险。“这种危险不是不可以避免的。”但毛泽东已经下了决心，要搞掉刘少奇和他手下所有的人。
一九六四年冬，埃德加·斯诺在中国时，曾问周恩来他能不能跟刘少奇谈一次话。周反问道：“你为什么现在想见他？”斯诺提醒周说，一九三六年他是在刘少奇领导下的北方局的干部的帮助下才得以辗转到了延安。周于是安排斯诺参加一次宴会，出席那次宴会的有毛泽东和他的妻子江青，刘少奇和他的妻子王光美以及周恩来和他的妻子邓颖超。在宴会上，他们谈笑风生，气氛十分友好、融洽。宴会结束时，周对斯诺说：“这回，他们几个你都见到了吧。”斯诺得出的印象是周不大愿意让他和刘少奇见面会谈。毛把斯诺看成是他自己的私人朋友，斯诺不懂得他要是单独和刘谈话，这对毛来说是一种极大的羞辱。
刘少奇在党内有不少支持者。可是为什么他就不能象莫斯科党代会上的那些人让赫鲁晓夫下台那样对付毛呢？刘在军委也有他的支持者，尽管毛是军委主席。为什么刘不能把毛“挤掉”？他是不是想过要这么做？
看来，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举棋不定。毛认为刘少奇和邓小平常常不听他的，有事也不跟他打招呼，发指令也不同他商量。但他们却从来没有真正想暗中彻底推翻他。也许他们低估了毛和他的胆略。
军队的总参谋长罗瑞卿是个四川人，高高的个子，英俊而果敢。他是军委的一名常委。一九六五年五月，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赞扬苏联反对德国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文中表露，战争的危险来自美国，其他只是一些次要问题，他还赞成中国参与越南战争。就在罗发表这篇文章的前几天，在四月二十九日，周再一次宣称：“如果美帝国主义不侵犯北越，如果美军不超过北纬十七度线，中国是不会出兵的。”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毛泽东开始认真地向他的反对派发起攻击。一段时间以来，毛一直在谈论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中国的书刊，戏剧已经被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的毒素所侵蚀，因而必须在思想上，行动上，观念上来个变革。周恩来曾扼要地跟我说起过“文化大革命”这个想法。他说：“我们需要在观念上有个彻底的变革。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改变人。”他的话使人觉得“文革”是一种精神上的磨练，一次思想上的教育。似乎只要思想上下决心，就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当时，谁也没料到，第二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会变成那样子。
毛首先拿在北京上演的一出戏开刀。这出戏是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的。剧中主角海瑞是明朝的一名官员，曾公开批评皇帝的错误。毫无疑问，剧中的海瑞被认为是影射的现实中的彭德怀。彭德怀敢于说真话，结果被毛罢了官……至少毛自己是这样认为的。他说“海瑞就是彭德怀。”毛下令调查这件事。于是中央成立了以彭真为首的五人小组，负责调查文化领域里的重大问题，首先从《海瑞罢官》开始。十一月，上海一名年轻的政治文人姚文元〔5〕写了一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姚后来是毛夫人在“文革”运动中宠信的笔杆子。姚的文章首先在上海发表，然而彭真拒绝在北京转载这篇文章。当时毛认为北京他管不了，所以每年要在上海呆不少时间。上海为毛专门修建了一处住宅，周围有数公顷的园林。周恩来到上海去见毛，毛在这里接见了周。他和颜悦色地对他的总理说：“是的，文章应该发表，以展开一场对文化艺术的讨论。”周回到北京后立即劝彭真转载了这篇文章，并加了按语（有人说按语是周同意了的）。〔6〕按语强调转载的目的是为了展开一场辩论以识别文学作品的好坏。整个冬天五人小组一直在批判《海瑞罢官》这个问题上拖着。十二月，毛在上海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总参谋长罗瑞卿，说罗的文章是修正主义的。审问和“改造”罗瑞卿这个难差交给周恩来去办。罗是周恩来的朋友。周的朋友中包括陈毅等人。周是军委副主席，罗是总参谋长，周和罗因而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看来罗是赞成在越南问题上与苏联采取“联合行动”的。这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正好相反。但是罗坚决不承认他反对毛泽东。真正考验罗的时刻是一九六六年三月份。他连续遭到军队指挥官的批判，有冤难辩，决定以死抗争，遂于三月十八日从关押他的高楼纵身跳下。但他没有死，只摔断了一条腿，不得不进行截肢。
一九六六年二月，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彭真为组长的五人小组关于《海瑞罢官》及其作者吴晗和学术讨论情况的汇报，五人小组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五人中有四人认为吴晗并不是执意要攻击毛和社会主义。彭真大胆他说：“我们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周恩来也出席了这次会议。整个十二月和一月，周一直忙着召开棉花会议、交通运输会议和植树造林会议。他刚从华北视察旱情回来，又在着手研究在长江再建一座大水坝的计划，原来考虑的坝址要改变，计划把长江水引向缺水的北方。
彭真亲自带着《二月提纲》去见毛。毛当时正在杭州过冬。彭从杭州回北京时说毛对《提纲》是满意的。但是，情况并非如此。三月二十八日，毛召开了一次会议。当时刘少奇和他的妻子正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进行国事访问。
五人小组中，只有一个人不同意《二月提纲》所得出的结论。这个人就是康生，一个香烟不离口，阴险毒辣的安全部门的头子。〔7〕这次他又要成为风头人物了。
在五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真被停职。同时停职的还有宣传部长，文化部长，以及刘少奇手下各大报刊的主编。刘少奇出席了这次会议。如果他拿出彭真保护副市长吴晗的勇气来为彭真辩护，如果他把他的支持者都联合起来，也许有可能制止毛。但是，刘少奇不是一个战略家，也许他不愿意使党分裂。他迟疑再三，最后决定让步。他没有为彭真辩护。或许他认为把彭真搞掉后毛就会消气，到此为止。
在这次会议上（来自上海的毛的支持者都出席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周恩来没有到会。四月二十六日到五月十一日，他陪着一个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在东北参观。
周回到北京时发现局势骤变，他不得不再一次采取中间立场。现在一切都明摆在那儿，中国的政治斗争牵涉到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该怎么办呢？
【注释】
〔1〕与蒙哥马利元帅的谈话；《毛泽东传》等好几本关于毛的书都提到这次谈话。
〔2〕参见《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英文版）。
〔3〕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见理查德·鲍姆和弗雷德里克·C泰维斯所著《四清—1962—1966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国研究论文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出版。
〔4〕《毛泽东传》（中文版）中没有提到此事，但“文化大革命”中有过报道。
〔5〕姚文元，生于1931年，后成为毛夫人江青的密友，“四人帮”成员之一。
〔6〕按语不是周写的，但他没有反对按语的内容。
〔7〕康生，见第一部关于延安整风的章节，整风期间康生诬谄和迫害了许多党的干部。又见第三部，他成为“四人帮”的主要顾问。参阅康生传记以及罗歇·法利戈和雷米·考弗所著《康生和中国的秘密警察》1987年巴黎罗贝尔·拉丰出版社出版。
2007/09/10
第八章“文化大革命”的前奏（1962—1966）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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