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参加1966年的八月会议，力图修改有关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
——1966年8月，周认为“文化大革命”不会持续很久，但是担心对生产有影响
——10月，周注意到“文革”中出现的暴力行动，并想方设法阻止其蔓延
——1966—1967年，周挽救了许多党内、党外人士的生命
——周未能解救贺龙以及周本人的养女孙维世
——周表面上赞成“文化大革命”；与此同时，试图照常管理国家，使生产继续进行
素来不爱发火的周恩来躺在病榻上，怒气冲冲地提起“文化大革命”：“大热天起鸡皮疙瘩，真令人难以想象。”成群结队的红卫兵长达二十二个小时的轮番围攻，使得他心脏病发作了。他一直毫不动摇，象往常一样同红卫兵们谈话，直到嗓子嘶哑、精疲力竭为止。从一九六六年的十一月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周一直患有心律不齐、气喘、昏厥等病症，每天要四次服用治心血管病的药物。然而，每当他从持续几分钟的昏厥中苏醒过来仅半小时，就会站起来，把医生支开。尽管双手还在颤抖、身体由于虚弱而摇晃，他还是说：“我们现在继续工作吧……”
一九八八年十月，聂荣臻同我谈起“文革”那些年月时，对我说：“我们当初谁也没有料到‘文化大革命’竟是如此的激烈、疯狂。我们毫无准备。”〔1〕面对充满暴力的“文革”，这些经历过多次党内斗争、清洗以及战斗的老干部也感到不知所措，情绪低落。一年以后，毛坦率地对他们说：“你们把‘文革’称为动乱，你们这样讲，也许是对的。我与你们一样，也没有思想准备。”毛预料“动乱”，或者“天下大乱”，将持续数月乃至一年。但他没有料到自己亲自发动的这场大“革命”会失控。
在毛看来，事物的矛盾是永恒的，而对立双方之间的平衡是暂时的。不平衡则是宇宙中的正常现象。〔2〕毛确信刘、邓所控制的党的机构不再代表人民，它已蜕变为官僚主义特权阶层。军队也在发生变化，直至一九六四年军队整顿之前它不再是人民的军队，而是享有特权的军官们的“俱乐部”。只有通过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才能获得新生、才能使共产党重新焕发青春。“文化大革命”是一把火，要烧掉党内所有肮脏的东西。党员应该在“文革”的烈火中经受考验，这样才能再次焕发出革命的热情。“我们许多人确实认为自己犯了错误，成了骄傲自满的资产阶级分子。我无法解释我们当时为什么会这样认为，但是，毛的讲话很有感染力……也许这是一种催眠状况，大家都跟着他走了。”〔3〕
周恩来以及党内其他领导人面临这样的局势，感到困惑不解，无能为力。他们曾经穿越过险象环生，荆棘密布的历史长廊，避开了一次又一次残酷的党内斗争的陷阱，得以生存下来。可是，过去总有一些安全保障机制，如党的纪律，党的规章制度等等。现在，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他们不可能猜想到共产党的主席竟然会策划摧毁和推翻党的高级领导阶层，竟然会号召涉世不深的青年人来帮助他进行这场异想天开的斗争。
一九六六年夏，党内地位仅次于毛的刘少奇一定十分焦虑地意识到，牺牲北京市市长彭真的作法是徒劳的。但是，他仍然确信党组织力量强大，足以顶住毛的压力。头脑敏锐的杨宪益〔4〕对我说：“刘的个性毁了他自己。”杨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幸存下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个。接着他说：“首先是他的鼻子，大鼻子，一个个性倔强的人的鼻子……他不是坏人，但他缺乏灵活性、缺乏想象力、缺乏魅力、缺乏幽默感。周恰恰具有这些品质。周善于辞令，说话给人一种正直感。尽管刘说话可能更真实些，但他只会长篇大论地发表演说。周笑容可掬、温文尔雅；刘不苟言笑，听到笑话的反应仅仅是嗯、嗯两声。”杨宪益认为在那些不平常的岁月里，一个人的命运和他的“个性”有着很大的关系。杨继续说道：“他的妻子王光美非常漂亮。王光美是刘的第五个妻子。她穿着考究，开始拿出一副‘第一夫人’的派头。她不是中国国家主席的夫人吗？在猜疑、妒忌，或者我们所说的‘红眼病’盛行的国度里，她令其他的夫人们，特别是毛的夫人江青相形见绌了。在中国，自我贬低是首要的美德。王光美显得如此快活、聪明、漂亮，实在有些不够谨慎。出国访问期间，她的丈夫有时不善应酬，气氛尴尬时，她参加进来与外国首脑交谈。这在后来使得刘少奇的日子更不好过。”
周恩来是否曾提醒过刘少奇要防着点毛呢？很显然，刘低估了毛泽东。与周不同，刘没有认识到，毛几乎是一种象大自然一样不受任何约束的力量，“无法无天”。〔5〕毛把自己比作“大闹天宫，打倒天宫里的一切官僚主义者的孙悟空”。自从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以来，我看周恩来和毛泽东既是分不开的朋友，又有意见分歧，有如坚定不移的海滩在抵御着变幻莫测的海洋。然而，在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里，周似乎也被继续革命、使党新生的宏伟理想所迷住了。他知道党在老化、党的机构日益官僚主义化。一九六三至一九六五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未能将新鲜血液注入党的核心机构。
一九六六年的夏天，一片危险的焦虑和等待的气氛。七月，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我见到了周恩来，他看上去气色很好。他问我：“你在这里干什么？”我微笑着回答说：“我是一位列席者。”作为一名“资产阶级作家”，我无法获准参与那些虔诚的与会者的宏伟讨论。周的脸转了过去，我看得出他放心了。我不禁自问道，会议发生了什么问题？可是，他参加了会议。出席会议以及宴会的还有刘少奇，宋庆龄和陈毅。
就在那年七月，大学校园里发生了一场奇怪的而意义不同寻常的游戏。这是直接和刘少奇与毛泽东之间的矛盾有关。
刘少奇在得到毛含糊的同意〔6〕后，向各大学派遣由久经考验的党员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去领导那里的“文化大革命”，在学校党员知识分子和干部中挖掘修正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然而，正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工作组那样，向各大学派遣的工作组很明显地转移了斗争方向。使大量的谩骂、指责落到了不幸的教授、讲师以及那些没有“后台”而容易成为牺牲品的人的头上。很快，工作组的做法激起了广大学生的反对。我的一位侄女告诉我：“在我们学校，要求我们打老师……我们动了手，结果老师死了……”显而易见，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许多人并非作家，而是在各大学进修的外国留学生。要他们参加会议是为了不让他们亲眼目睹他们的教授和同学所受到的遭遇。
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召开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因为在会议期间，一些与会者在越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要求在越南问题上采取“联合行动”。日本代表团也要求采取联合行动。这是苏联的方针。毛对此坚决反对。刘是不是通过召开此次会议调动一些力量来支持自己呢？这里到底演的是哪一出戏？
有如坠入五里云雾之中一般，“作家们”和我本人困惑不解地被带到武汉。在武汉，我和其他人一起乘船游览了开阔的长江，“亲眼目睹”了毛畅游长江。可是我们中间有些人只是听说而已，因为离开现场太远。这一天是七月十六日。七月十八日，毛返回北京，谴责刘派出的工作组以及“五十天的恐怖”。这是毛用来描绘工作组对大学的统治的话。
八月一日至十二日，共产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刘尚未完全失败，他仍拥有强有力的支持。倘若毛不安插自己的追随者做为特邀与会者，特别是以其前秘书陈伯达为首的，并包括毛的妻子江青在内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人〔7〕参加会议，毛在会上就会成为少数派。〔8〕
这次会议成为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标志。会上讨论通过的“十六条”纲领〔9〕将成为这场运动的指南。
周据理力争。他通过各种办法对“十六条”中的一些条款作了重要修改。前广东省委书记、突然晋升进入政治局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陶铸站在周的一边。当时陶铸被认为是毛的忠实支持者。
周在取得毛同意后划掉了“十六条”中的一句话。这句话的内容是：“在过去十七年里党内存在着一条由‘黑帮’操纵的‘黑线’。”周说，这句话不恰当。自从一九四九年起，不曾有过反对毛主席的黑帮或黑线。但是，周的意见被林彪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否定掉了。周接着提出增加一句具有限制性的话：“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援引毛一九五六年的重要讲话中这一内容十分重要。这将使绝大多数党的干部免遭劫难，而且也会使人对指控刘少奇本人产生疑问。刘的罪过真的属于“敌我”矛盾吗？或者仅仅是认识范畴的错误？周还强调：“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或者比较好的。我们必须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必须牢记这一点。“黑帮”仅仅是一小撮。周坚持增加一项保护“做出过贡献”的科技人员的条款，并获得成功，他希望将从事核研究、生物遗传工程的科学家以及大专院校的物理学家保护起来。聂荣臻和陶铸坚决支持他。毛也被说服了。在周的竭力争取下，还加上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而且是由毛亲笔写下的：“要文斗，不要武斗。”〔10〕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不应使用暴力。然而，它却成为“十六条”当中最受忽视的一点。正如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每次党内政治斗争都出现浮夸和歪曲……因此受害者不是少数人，而是许多人。这并非毛的本意。”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声明、指示和纲领的特点之一就是其模糊性。要求掌握文件的“精神”。可是，文件的精神可以根据党的主管官员的理解而产生许多不同的解释。甚至今天，各级党委书记、各级主管官员对一项指示可以随意解释，以符合自己的想法。
周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提法一直保留不同看法，现在他又提出不同意见。“我们党内出现过‘左’、右两条路线的斗争……却从未有过资本主义道路。”如果接受这种提法，那么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一九四九年以来通过的许多决议、采取的许多方针政策都成问题了。对“资本家”一词可以做各种解释。“你的意思是不是一个农民卖了几个鸡蛋就成为资本家了？”但是，毛不准备修改这一提法。
在以后的数月里，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充满暴力的阶段，周设法冲淡这种令人费解的说法。他宣称资本主义道路“从不是党内占统治地位的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只是“一小撮”。他继续大胆他说：“这只是认识问题……因此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样做需要极大的勇气。照这种说法，刘少奇的错误成了认识问题，是可以改正的，因而不是什么死罪。
周并非对刘少奇有特殊好感。事实上，刘曾在处理外交事务上不同周商量。周不仅仅是为了刘一个人而据理力争，他关心的是整个党。
批刘的会议在不断地进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对刘提出一个又一个的指控。在其中一次批判会议上，周恩来尖刻地评论说，如果党内突然间发现了这样多的“内奸和叛徒”，那么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年的整风运动肯定有问题。对于周的讥讽，现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顾问的康生不会不懂得。康生掌管党内档案，这些话在下一轮党内较量中对他很有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康生是刘的支持者。当时刘领导的北方局干部未受到追究，而斗争矛头指向王明集团以及其他中央局（包括周恩来领导过的南方局）。目前，康生成了反对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最严厉的控诉人。
刘承认在派工作组进驻大专院校的五十天期间犯了错误。他作了自我批评，但拒绝接受说他从一九四九年以来一直是走资派的提法，因为他以前的工作都得到中央委员会的批准。他进而争辩说：“起来反对共产党的群众只可能是反对革命。”这种武断的结论与毛的观点截然相反。毛认为人民群众有权反对某个政党，甚至共产党，如果这个党腐化了或者“资本主义化”了。
周恩来想出一些措辞略有不同的而又合情合理的说法，他争辩说：“群众只是纠正少数党员的错误，而不是针对党的本身。”他也不能接受党可以被推翻的观点。他的话维护了党的最终权威。他坚持“在党外人士的批评帮助下”，共产党可以通过接受批评来纠正自身的错误。他的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一九五六年他推行“双百方针”那次不成功的尝试。然而，毛坚持己见，决定发动一场大规模群众运动来反对刘、邓集团。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共产党重新焕发青春。
周主要关心的是保护科学家。为此，他被迫放弃文化部。文化部以及曾经是刘、邓堡垒的中宣部和新闻机构，现在落入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手中。周也失去了对教育部门的控制，尽管他通过外交部长保留住外语学院以及其他培养未来外事人材的院校。一段时期内，他掌管着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及其下属各个部门。后来那里的人员都下放接受再教育去了。一九六七年下半年以前，他让陈毅主持着外交部。他试图保护艺术家、歌唱家、演员和作家。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是他的朋友。许多人都去过他家，与他一道共享简朴的“两菜一汤”。但是在保护他们这方面，周也并不成功，他的好朋友郭沫若则是一个例外。〔11〕郭事先早已得到了警告。四月初，他做了一次精彩的自我批评，声称自己写的书应当全部烧掉。在后来的岁月里，他幸免于难。但是并非所有的作家都表现出如此高的警觉。
***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五十万红卫兵首次到天安门广场游行。在以后的四个月里，毛、林彪、周恩来八次检阅红卫兵。总共有一千三百万中国的青年人参加了这些接见、检阅，他们免费乘火车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还必须为他们提供食宿。照顾数以百万计的红卫兵不可避免地成为周恩来的责任。只有他办事可靠，而且一定会把事情办好。
大民主、大批判、大字报、大串联——这些都是赋予红卫兵的权利和自由。他们头脑发热、所作所为毫无顾忌，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红卫兵当中许多人是受过教育的青年。但是他们为什么会变得如此残暴？恰恰是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红卫兵变得十分野蛮、凶残。我接触过许多以前的红卫兵。他们扪心自问，是什么感染了自己，驱使他们使用暴力。〔12〕他们当时受到大规模宣传的影响，他们听信了林彪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煽动性的讲话。但是，他们别出心裁、想出来的惩罚方式完全是封建式的。这一封建主义的集中表现及其对人们心理上产生的影响，迄今还没有人来加以探索。也许“文化大革命”为青年人提供了发泄残暴感情的机会，使得在儒家与共产主义集权制下深受压抑的冲动感情得以爆发出来。对某些共产党员施加暴行也是对数千年来屈从长者统治以及统治集团的严密控制的反抗，而得到某种精神上的解脱。
看来周当时仍然希望，游行、欢呼、喊口号等会因这些青年人精疲力尽而很快消失。在九月的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他提出“必须重视生产问题”。这是限制红卫兵行动的一个策略。九月二十七日，周在国务院说，党必须控制局面，权力不能交给乌合之众。直到十月一日以前，周似乎还认为，党的力量足以疏导、控制红卫兵。一位忧心忡忡的大学校长满怀希望地问陈毅：“总理现在肯定会扭转局面吧？”陈毅只是晃了晃脑袋，未置可否。
十月一日那天，林彪的讲话彻底粉碎了周的希望。林彪现在是共产党唯一的副主席，总是与毛形影不离。林身材瘦削，面色灰黄，一顶军帽紧紧戴在他的秃头上。他总是匆匆地跟在越来越肥胖的毛的身后。
“我们一定要打倒走资派……我们一定要铲除旧文化、铲除旧习惯、旧势力。”为了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林每句话都要重复三遍。林彪讲话之后，周以带着倦意的嗓音表扬了红卫兵，但同时提醒他们“要文斗，不要武斗”。
林彪、还有江青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中激进的王、关、戚〔13〕三人蓄意唆使青年使用暴力。红卫兵抄家，毒打党员和干部，私设公堂审问他们。有时，这类审问长达几天，甚至几个星期，红卫兵轮流换班审讯，不让被审的人睡觉。
每一所学校，每一个机关、每一个单位以及所有部委都有“革命造反派”，他们是一些职务较低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在打倒“走资派”的名义下冲击他们的上级。这使得周管理政府事务异常困难。一个又一个的部长、司长、局长受到冲击，或被拉去“批斗”。批斗意味着数小时的审讯，或者遭到毒打，甚至濒临死亡。
周的办公室里电话铃声昼夜不停，求援呼救声不断。他的一位秘书建议换一个电话号码。周恩来生气地说：“什么？换了电话号码他们怎么能找到我？”每天，数百封信寄到他的办公室，恳求他出面干预、救人……
因为他依然是中心人物，他有能力进行干预，而且确实也在干预。他主持国务院和政府各部门，但是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却日益减少，他的部长们不断地消失，以致他被迫亲自动手写信。一段时期里，他手下的工作人员从几千人减少到二三百人。
他忍受着。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公开谴责刘、邓是走资派。邓小平被赶下台后，周还要接管中央书记处的工作。
“破四旧、立四新”是句口号，破四旧的意思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对于抄家的红卫兵来说，破四旧意味着没收、毁坏一切“旧的”东西，比如古董和书籍。周试图加以制止，不论是从资本家家中，还是共产党党员干部家中抄来的东西，必须交公，有价值的必须存放在博物馆里，为了保证所藏物品的安全，他下令关闭各个博物馆。许多在抄家时被抄走的物品都归还原主了。周制定了一份列为国家珍宝的纪念物和庙宇的清单。古丝绸之路上的敦煌石窟以及其他许多古代庙宇得以保存下来。但是在西藏、云南、四川，当地的红卫兵无视这些命令。周孤身一人，无法阻止年轻人靠践踏自己祖国的文化遗产来建立他们心目中的“美好的世界”。
为了救人，周出面干预……可是，有时太迟了，有些人没有得救。例如他的煤炭工业部部长，在遭受四十多天的折磨之后，死于武斗和严刑逼供之中。周恩来说：“我感到万分气愤”，“文革”结束后，那些有犯罪行为的人受到追究，并绳之以法。
几个星期过去了，暴力行为有增无减。对周来讲，生活好比一场醒着的噩梦。然而，他照样挥动着小红书，与康生、江青一道乘着吉普车，同他们一样喊口号。
邓小平在后来谈到周时，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邓和他的许多同事也都认为，这不仅仅是为了保存自己，也是为了保存别人……他忍辱负重、忍气吞声。他没有陷于绝望，也没有因而精神崩溃。
曾经多年担任周的秘书，并善于思索的浦寿昌说：“周恩来面临两种抉择，无论哪一种都需要他做出完全的自我牺牲。”
他要是否定、谴责“文化大革命”，他就会成为反党分子、内奸、“牛鬼蛇神”，“而且没有人再去跟随他了。”假如情况如此，中国人民、中国的经济、整个国家将会面临什么样的一种情景呢？他的消失就意味着林彪、江青、康生以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中的极端分子的胜利。这就意味着党的垮台。赶走刘、邓之后，除了毛本人之外，没有任何人享有周的地位和影响。
周的另一位助手和我谈起“敬爱的总理”时，他说，“毛也需要周恩来。尽管毛利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领导运动，但他十分精明，不会不保留周恩来，以控制‘文化大革命’的进程的。”毛对在自己面前告周恩来状的人反复说：“没有总理，我们怎么治理国家呢？根本办不到。他是个大管家。”
黄华说：“周用长远的眼光看问题。他不争权夺利。他从不向毛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挑战。有一天动乱结束，他依然在位，他会使一切都完好如初。”
另一位前大使说：“我认为周想起了孩提时所崇拜的英雄人物，那就是胯下受辱的韩信。周在一九二八年不是就说过，为了革命我们可忍辱负重吗？”
他牺牲自己，牺牲自己的荣誉和声望。他在那些岁月里顽强地忍受着痛苦。但是他挽救了无数的男男女女。经济专家陈云说：“没有他，局势将会变得更加无法收拾。”
“他与人民风雨同舟。他作出过最困难的决定，而且是他独自一人作出的。今天的青年人无法想象他当时的处境。只有我们这些与他在一起的人才清楚他陷入了十八层地狱，最终又是他把我们带出了地狱。”
十八层地狱……对于“文革”的幸存者来说，“文化大革命”一无是处。然而，或许有一天，毛发动群众运动反对共产党内官僚机构的行动会得到更客观的评价。
不过，在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对许多党的老干部来说，确实好似地狱一般。他们全都寄希望于周。周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不入地狱，谁能拯救那些身陷地狱的人呢？”从一九三七年开始，直到治理国家的最初岁月里，周都坚持与非党人士的合作。现在，他极其关心、保护党外人士，使他们免遭中央文革小组所煽动起来的暴力的冲击。他深感责任重大。正是他自己使许多知识分子站到共产党的一边。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期间，他目睹了一些知识分子遭受到的羞辱和摧残。当时领导这场反右派斗争的人绝不容许任何反对共产党组织的言行。
一位著名学者的家被抄之后，向毛写信诉说。毛在信上批道：“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收到信后，周以此为依据，不仅使该学者被抄的物品如数归还，住所得到保护，而且还拟定了一份“保护对象”的名单。名单上还包括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所有人大常委委员、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最高法院的法官、政协主席和副主席。还有象蔡廷锴、傅作义等前国民党将领。对那些遭受到严重威胁的人，周把他们送进为高级干部设立的三○一医院保护起来。在医院里，知情的医生们诊断他们患有这样或那样的疾病，不准他们出院……几年之后，这些人中有许多人安全地再度出现。在周的名单上，排在第一位的是宋庆龄。她住在一所宫殿般的住宅里，自然而然地成为红卫兵冲击的对象。红卫兵冲进了她的家，要把她的长头发剪掉。周从电话中得知这一消息后，及时地制止了红卫兵的行动。他严肃地向他们讲述了宋庆龄对中国做出的伟大贡献。为了进一步强调这一点，周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主持了一次有两万人参加的纪念孙中山诞辰的重要集会，并指示要保护好孙中山的铜像以及南京的中山陵。
一份有关六十一名先后遭国民党监禁后获释的共产党员的名单传播开了。名单上的人全都是刘少奇的人，或者被说成是刘少奇的人。现在，这些人部被打成“叛徒”，要不然他们怎能从蒋介石的监狱里活着出来呢？他们成为红卫兵冲击的对象。据说毛亲自“圈点了”他们的名字。周事先通知了名单上的薄一波。〔14〕薄试图离开北京，但被发现后押送回北京，薄本来可能性命难保，但周设法将他送进了三○一医院，因此薄时至今日依然健在。然而，六十一个“叛徒”中的一些人则成了牺牲品，最后周恩来亲自给毛写信，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当时六十一位共产党员是在中央委员会批准后，通过与国民党进行交涉而获释的。毛泽东似乎在这一点上作了让步，在批复西北局关于红卫兵追查刘澜涛出狱问题的请示中说明“中央是知道的”。周从而保护了所谓的六十一个“叛徒”中的许多人。
周不断变换策略，采取不同的方法解救同事。“有时他严厉谴责某个受到冲击的人，以便自己能够进入专案组。然后，他总是提出一些为这个人开脱的理由……”这种“表面上批判，事实上开脱”的手法周在长征期间就使用过，救了廖承志的命。〔15〕现在，他再次运用这一策略来救廖承志。江青特别讨厌廖，因为一九三七年政治局曾指示当时在香港为党工作的廖去调查过演员蓝苹的历史，原因是毛打算和她结婚。廖的调查报告持否定态度。蓝苹，即现在的江青，要让廖为此付出代价。他被指控生活腐化、堕落，受到红卫兵的冲击。若不是周召他去参加一次“侨办的紧急会议”，并把他藏在自己的家中，廖必死无疑。一连几个星期，周拒绝把廖交出来。他警告说，批斗廖会在海外华侨界引起恐慌。后来廖进了北京医院。江青及王、关、戚要周交出廖，周反问道：“你们要他死吗？他死了，海外的华侨会反对‘文化大革命’。我们必须尊重毛主席有关侨务政策的指示。”
周还试图使用同样的办法解救体委副主任荣高棠。他管荣的儿子叫“小乐天”。〔16〕荣于一九八七年对我说：“恩来同志称自己的妻子为‘大乐天’，把我的儿子叫做‘小乐天’。午饭后，我总是去周的办公室找他，一天当中只有午饭后是他唯一的聊天时间。我们打打乒乓球，帮助他活动活动胳膊。建国后，周、贺龙、陈毅和我总是一起去跳舞。他们三人跳舞都跳得非常好，酒量也不小。周喜欢活泼的人，不喜欢呆板的人。他喜欢笑……”
荣高棠被揪到六千名红卫兵面前“受审”，要他承认在体育方面犯下的罪行。出乎他的意料，周也公开大声斥责他。“他念了一大堆有关我的罪状……我感到特别沮丧。”但是，在进行了一番斥责之后，周开始向红卫兵说：“这就是我们帮助犯错误的人的方式。触及他们的灵魂，而不是他们的皮肉。”这使荣免遭毒打致死的下场。但不得不在监狱里度过十个春秋。“最初的四年里，我唱唱京剧、背背诗歌。后来的六年里，我一言不发。出狱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样说话了。”荣至今仍对周有所不满：“我认为，是毛的魔力把他给迷惑住了。”
另一个周无法解救的人是李立三。李与他一起在巴黎呆过。李在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年期间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后来为王明为首的“国际路线派”所取代。李立三一九六七年死于狱中。
贺龙相貌英俊，举止彬彬有礼。总是叼着他那根英国烟斗。他衣着讲究、笑容可掬。他是体委主任。他经常去周的办公室，静静地坐在一旁，看着周处理公务。他坐在那里也是对周的一种慰藉。偶尔，他为周斟上一杯茅台酒。
现在，周的大多数助手已经不在，他好象是一艘遇到了旋风的航船的船长，他的船员己被风浪卷走，只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在驾驶这艘封闭了舱门的航船。邓颖超说：“他从未说过一句自怜的话，他甚至没有跟我提起过这些事情。”贺龙从不提出问题。他去找周时，总是把烟斗揣在衣服口袋里，因为他知道周讨厌闻到烟味。
贺龙与林彪积怨甚深。事情可以追溯到决定人命运的延安整风运动时期。当时，贺龙的妻子在党的保卫局工作。她奉命调查叶群，而叶群不久将成为林彪的妻子。叶群曾为国民党工作过，有人怀疑她是内奸。尽管象蓝苹一样，叶群的历史也搞清楚了，但叶仍然感到不安。假如贺龙的妻子谈论这些事怎么办？或者爱说爱笑的贺龙拿这些事开玩笑怎么办？反对贺龙的材料积累起来了。
贺龙手下的工作人员被迫提供了贺的罪过。出现了有关贺龙历史一些离奇的传说。贺龙感到迷惑、气愤。他到毛那里去抱怨。毛笑着说：“你没有任何问题。”彬彬有礼的贺龙从来没有什么野心，也没有参加过任何权力斗争。贺龙认为自己不用担心。可是，一批又一批的红卫兵冲进他的家，抄了他的东西，并且开始批斗他和他的妻子。周恩来介入了。“贺龙元帅身体不好，不能批斗他。你们要想讨论有关贺龙元帅的任何问题，来找我好了。”他将贺龙夫妇保护在中南海自己的家中。贺龙夫妇就这样平静地度过了几个星期。但是周的其他部长们仍在遭受骚扰，戴上高帽子游街，夜里无法安睡。在年轻人虐待的间隙里，周恩来周围的这些勇敢的人擦擦脸、梳梳头、整整衣服，便又返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去了。
一九六七年春，一场恶毒攻击周恩来的运动开始了。〔17〕周注意到有人在有计划地挑出他的朋友进行迫害。方毅是周在越南问题上的特别顾问，并担任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的主任，周曾经表扬过他。有一次方在会见外国贸易代表团之前，头部遭到连续猛击。方的脸上有一块胎记，有人故意打他这块胎记，使之鲜血直冒。周将他送进了三○一医院。同年春天，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王、关、戚三人支持下建立了一个特殊的红卫兵组织，叫作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专门搜集有关周的“罪证”。四月，“五一六”发现了贺龙躲在周的家中。周只好将贺龙夫妇送到北京郊区西山的一个秘密地点。他们在那里安全地度过了一段时间。但是，这一地点也被发现了。贺龙被关进了监狱。贺龙身患糖尿病，却得不到治疗，于一九六九年去世，终年七十三岁。贺龙的死令周十分悲伤，他失去一位志趣相投、忠实可靠的朋友。一九七八年，贺龙得到平反，恢复了名誉。
最令人痛心而又鲜为人知的一件事要算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养女孙维世的被捕与身亡了。孙的母亲早年在上海认识当时叫蓝苹的江青。一九四○年周和邓颖超送她去苏联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学校学习。孙学成归国后，因为俄语讲得十分流利，偶尔为毛和周做些口译工作，有时也为陈毅担任口译。一九六七年，要她提供不利于外交部长陈毅的证据，她拒绝了。不久，她同丈夫先后被关进监狱。维世八个月后就死于狱中。无论周，还是他的妻子邓颖超都找不到关押维世的地方。得知她的死讯后，周要求验尸。答复是：“按现行反革命处理。遗体火化，不留骨灰。”这一迫害，据说是江青干的，因为江对任何可能了解她在上海时底细的人都感到恐惧万分。〔18〕
周恩来事无巨细，样样过问。他无处不在，无不关心。他亲自为《人民日报》起草社论，告诫人们不要武斗，但是收效甚微。北京饭店的服务员决定不再伺候外国客人、资本家或海外华侨了，不再为他们擦皮鞋了。束手无策的饭店经理向周求援，他在粗暴无礼的服务员“造反派”代表的陪同下要来见周。从前一天晚上十点开始，周已经接待了三批红卫兵。现在已是清晨六点钟了。周看了看手表说：“好吧！我两个小时以后才去机场迎接一位外国元首。我现在就去你们饭店，替外宾擦鞋。”
服务员代表尴尬地相互推诿。周谆谆教育他们说：“你们拒绝为我们的客人服务，这是在给我们国家脸上抹黑，是给革命事业抹黑。”
据估计，周在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两年之间接见红卫兵多达一百次以上。他的讲话似乎从不出格，但总包括一些与“文革”小组的人细微的差异和不同之处。他是公认的毛的代言人，但是担任这个角色，他有许多激烈的竞争对手。林彪、毛的妻子、极左派王、关、戚都极力想把他撵下台，他精明练达、老于世故的特点贯穿于他的每篇讲话之中。他从不直接反驳同事或者表示异议。但是他对他们的话进行精简、修饰，一点一点地加以否定。表面上看他在吹捧江青，实际上却巧妙地把江的激烈言辞冲淡了。他赞扬红卫兵，称他们是“小将”。“你们生在红旗下，是在毛主席思想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必须用毛主席的思想来指导你们的一切行动……”然后，他用自己的方式来解释毛泽东思想。“不要武斗……搞武斗是违背毛主席的思想的。”
周马拉松式的讲话有三个主题。首先，红卫兵的所作所为必须合乎逻辑，通情达理，不要搞武斗。其次，革命是为了促进生产，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最后，阶级斗争不是查一个人的出身和查他的三代。“许多剥削阶级出身的人可以改造自己……这是毛主席的观点。”他以自己为例，说明出身于腐朽的封建家庭的人，只要在实践中彻底改造世界观，是可以成为坚定革命者的。
他管理着国家，或者说，管理着国家中还可以管理的部分。令人惊叹不已的是，他居然能设法使国家继续运转。他还负责指挥向越南运送军事物资。越南战争正在不断升级。林登·约翰逊总统任职期间，驻越美军人数扶摇直上，从三万人升到一九六八至一九六九年间的五十万。周恩来把“支援越南”与努力重新控制全国的交通运输联系起来。当时红卫兵大串联，乘火车不买票，交通十分混乱。造成交通混乱的还有铁路管理机构中的“造反派”，他们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为所欲为。最让周伤脑筋的是，如何说服他们，“造反是为了促进生产”。周保护了外贸部部长李强，派李亲自去视察胡志明小道，远远地躲开了红卫兵。“你到不了那里，就不要回来。”当然，李部长到了那里，而且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19〕
快到一九六七年末，周才重新控制了通讯和公路、铁路运输。
一九六六年十月，周阻止红卫兵用火焚烧广州交易会。广州每年一次的交易会是为外国公司和商社举办的。它是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广交会上出售绘有古典英雄人物的瓷器、仿造的古董、地毯、绸缎、刺绣以及机械设备……连续数天，周不厌其烦地劝说广州市各个红卫兵组织，绝对不要去冲击广交会。广交会为“我们支援英勇的越南兄弟抗击美帝国主义”提供外汇。“我们必须把这些传统的东西卖到国外去，才能帮助越南同志。否则，我们就没有尽到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以后的两年，他都亲自前往广州以保证广交会顺利进行。
面容瘦削、身体虚弱，但坚强不屈的六十九岁的老人继续在战斗。他呕心沥血地战斗着，月复一月，年复一年。
“周恩来带领我们走出了地狱。他与恶魔一个、一个地较量。”与他一起在煎熬中度过那些岁月的人感慨万分地这样说着。他们像周一样，为了生存而说假话，为了挽救他人而说假话。现在，有些不甚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周为什么不顶住毛？党员和人民会跟着周走的……”不，他们不会跟着周走的。周是个知识分子，非常受人尊敬和爱戴。但他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毛在基层群众中间有着巨大的魅力，而这些人都是农民出身。刘少奇、邓小平可能掌握着强大的机构。这个机构有多么强大将受到“文化大革命”的检验。可是，他们无法战胜毛，周除了做他力所能及的事、等待时机、一个一个地剪除恶魔以外，根本没有取胜的机会。
【注释】
〔1〕1988年10月作者对聂荣臻元帅的采访，参阅《聂荣臻回忆录》中文版。
〔2〕道教有关事物的双重性的观点可以在毛的许多著作中找到。无论是在今天的物理学中，还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双重性都是辩证法的基础。
〔3〕引自作家、本书作者的朋友严文井的谈话，本书作者在过去30多年里曾多次与严交谈。
〔4〕杨宪益是北京《中国文学》杂志的资深编辑，系中国的一位名人他同他的英国妻子杨乃迭是本书作者的朋友。与杨来往的书信。见韩素音文档。
〔5〕1970年12月，毛泽东和他的朋友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把自己说成“无法无天”。这一点毛的一些对手如张国焘早就讲过。孙悟空是每个中国儿童都熟悉的故事《西游记》中的主要角色。参阅阿瑟·韦利1942年出版的《猴子》或英、法文版的《西游记》。
〔6〕本书作者听说的情况是：刘少奇去见毛泽东。他建议派工作组去调查学术界的修正主义活动。毛说：“你看着办吧！”刘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就曾派过工作组（参阅第二部第六章）。再度派遣工作组为他自己设下了一个陷阱，最终导致了他的下台。
〔7〕1966年，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有：
陈伯达 毛以前的秘书，《红旗》杂志的总编辑，文革小组组长。
江 青 毛的妻子，文革小组副组长。
张春桥 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文革小组副组长。
康 生 文革小组顾问
陶 铸、王任重、李井泉、姚文元、张平化、穆 青，以及三个极端分子——王力、关锋、戚本禹——即著名的王、关、戚。
到1968年，中央文革小组仅剩下陈、江、张、康、姚5人。
其他的人都不见了。有些人尽管没有被消灭，但被谴责为“极左分子”。参阅第三部第二、第三两章。
〔8〕这次会议增添了许多毛的支持者。林彪的部队当时也部署在北京。就倒刘而言，林彪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9〕“十六条”可以从中文资料、中央档案馆、1966年8月的《人民日报》和其他报纸中找到。
〔10〕在与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小组成员的谈话中得到证实。
〔11〕郭沫若，本书作者在1956年及后来，多次采访过他。最后一次采访是在1969年。尽管郭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但他并非总是受到尊敬，因为他吹捧过江青。也许是无意识的。参阅本书第一部、第二部有关郭的章节。
〔12〕参阅韩素音文档，以编写儿童读物而闻名的作家谢冰心曾对本书作者说：“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这么许多好孩子会变得如此残忍。”
〔13〕王、关、戚，参阅本章注释7。
〔14〕薄一波，生于1908年，参阅克莱茵和克拉克所著《名人传记词典》。1966—1967年，他担任副总理一职，并主持国家经委工作。
〔15〕廖承志，参阅前面的注释。
〔16〕见1987年3月，作者采访荣高棠谈话记录。荣家在重庆时是周的邻居。周很喜欢荣的小儿子。具体细节请参阅韩素音文档，此处仅是节选。
〔17〕参阅下一章有关反周活动的细节。
〔18〕有关孙维世的详情，参阅第一部第十章。江青报复心极其强烈、臭名昭著。据中国人士透露，江青对维世的残酷迫害是为了“算老账”。“文化大革命”最初的几个月里，军队和治安警察的“文革”特别行动小组查抄了所有与蓝苹曾经相识的电影导演、演员和作家的家，所有记录材料、书信、照片以及其他材料均被抄走。参见本书作者对电影导演司徒慧敏的采访，他是在上海认识江青的。
〔19〕周当时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如何不间断地向越南人提供军用物资。周想改用大批小舢板和帆船队从下龙湾运送大米。但是用船运大米容易遭到美军的轰炸或被水雷炸沉。周研究了下龙湾的潮汐情况，命令用四层塑料布包裹米袋，在涨潮时投入海中，使之漂向越南海岸。四万工程兵被派往边境地区，以保证铁路畅通无阻。另有数千名工程兵修筑胡志明小道，使吉普车可以通行。
2007/09/10
第一章身陷十八层地狱（1966—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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