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出访非洲
——1963年12月13日离开中国
——制定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
——计划访问非洲十国和阿尔巴尼亚以及南亚三国
——1963年12月，周在开罗会见纳赛尔，力图促成第二次亚非会议
——纳赛尔犹豫不决，周去阿尔巴尼亚
——1964年1月，周访问加纳，宣布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
——继续访问其他非洲国家
——在阿尔及尔受到欢迎；选定阿尔及尔为第二次亚非会议会址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罢黜；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致信各国政府首脑，要求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
——会见赫鲁晓夫的继任人，未能弥补中苏分歧
——与苏加诺讨论马来西亚问题和召开亚非会议问题
——1965年4月，周再次飞往开罗，安排亚非会议，正逢阿尔及利亚政变
——亚非会议未能召开；1965年秋，印度尼西亚军方右翼发动政变；周不得不放弃召开亚非会议的计划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周恩来开始了为期七十五天的亚、非国家之行。当时，中国的经济正在恢复，周在政府各个部门有一批得力的助手帮助他从事这项工作。不过，周就象一位精细的管家，一切都要确保井井有条。他和夫人邓颖超亲自到西北的新疆去视察核研究中心，聂荣臻与他们同行。周得知聂继续进行研究工作所需的一切部已齐备，他感到放心了。这个项目无论如何不能落入别人之手，尤其是不能让国防部控制。他和聂还讨论了在中国内地兴建导弹基地的问题。参加过这些试验项目的物理学家和科研人员回忆起来，都异口同声他说：“我们能够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这样突破性的成绩，全要归功于周恩来总理。”聂荣臻也在一九八八年对我说：“没有周恩来，我们什么也搞不成。恩来同志曾对我说过，‘没有一声巨响，就没有人会理睬我们。’”毛说得更为直截了当：“放一个响屁比长篇大论更引人注意。”周的话只是把毛的警句用较为文雅的方式说了出来。
周恩来于十二月中旬飞往仰光。他乘坐的是租来的一架叫“波罗的海”的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飞机。这架飞机的名字听起来有些让人莫名其妙。十二月的仰光气候宜人，周穿着缅甸衬衣和纱笼到海边去洗海水浴。他在观看了仰光金碧辉煌的寺塔之后，答应了给缅甸五千万美金的无息贷款。在那里他还召见了中国驻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斯里兰卡的大使，向他们详细讲述了中国外交政策的战略方针。这一年七月，苏联和美国、英国签订了《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美英两个国家使用的手法尽管不同，但都是采取孤立、削弱中国的策略，都必须加以反击，中国需要重新树立自己在世界上的形象。一九六二年中印之间的短暂冲突使一些国家对中国产生疑虑，必须消除这些疑虑，周恩来打算推动召开类似一九五五年的万隆会议那样的第二次亚非会议。为了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全球霸权主义，必须唤醒从殖民主义的统治中挣脱出来的“中间地带”，也就是后来所称的第三世界。这一次会议要包括拉丁美洲……中国需要更进一步地了解这些国家，跟他们加强关系，发展贸易。周说，中国虽然穷，但还是有能力帮助其他国家的，也一定会这样做。“我们必须打破两个超级大国企图在我们周围筑起的高墙。我们必须走出去，让别人看到我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周恩来从仰光飞往开罗，外交部长陈毅也从肯尼亚飞到那里。中国驻埃及大使陈家康感到有点为难，因为他不得不告诉周，纳赛尔不会到机场去迎接他。因为苏联驻开罗的大使曾警告过纳赛尔，如果他对中国人表现过于友好，苏联将拒绝向埃提供一项大宗贷款。于是，突然间，纳赛尔有了“急事”，无法分身。大约过了二十四小时以后才和周见面，一个劲儿地向周表示歉意。周对这种失礼行为显得毫不介意，他竭力想说服纳赛尔创议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纳赛尔表示应邀请苏联参加这个会议，因为它大力支持过许多亚非组织。一九六二年在开罗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上，亲华和亲苏两派作家之间曾发生过相当尖锐的论战。周恩来说：“苏联是一个欧洲国家，不是亚洲国家。”纳赛尔回答说：“可这样很令人为难。”此外，还有印度和南斯拉夫的问题。尼赫鲁和铁托都是纳赛尔的好朋友。他们三人都是不结盟运动的发起人。但是中国却谴责铁托是修正主义者，并且和印度又发生了边界冲突。“我听到兄弟国家之间发生冲突心里很不是滋味。”
这是一个不吉利的开端。周恩来说：“我们弄清楚了我们的朋友的想法，这很好。批评总是应当受到欢迎的。”他接着向纳赛尔详细地解释了中印边界问题的由来，纳赛尔听着，可心不在焉。他在想，难道周不明白这事跟苏联的贷款有关？跟纳赛尔本人的问题有关？纳赛尔请周参观苏联人帮助埃及建造的阿斯旺水坝。这肯定不是什么明智之举。在去参观水坝顶处的水电站的途中，周突然流鼻血了，在那里逗留了一个小时，后来因流血过猛，只得下来返回住处。最后，周从纳赛尔那里就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一事勉强得到了一个含糊其辞的回答。纳赛尔说，他原则上同意与会者应只限于亚洲和非洲国家，但是苏联算不算亚洲国家这一问题悬而未决。
周恩来从开罗到达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为周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艾哈迈德·本·贝拉热烈地拥抱周，称赞中国是“阿尔及利亚最好的朋友。”中国是第一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并向阿解放力量提供援助的国家。阿尔及尔被选中为计划召开的第二次亚非会议的会址。在签署了一个通常的联合公报之后，周离开阿尔及利亚，前往摩洛哥。摩洛哥对周的接待彬彬有礼，不过礼仪有些过于正式，呆板。接着，周飞往阿尔巴尼亚，在那儿休息过年。
周在地拉那逗留了十天。阿尔巴尼亚由于中国的援助才得以生存下来。他们建立了一个功率强大的无线电转播站，把中国的广播转播到欧洲。周同恩维尔·霍查会谈时阐述了他关于建立广泛的反苏反美“统一战线”的论点，这两个国家现在都已成为为“帝国主义”了。周说：“甚至王公贵族都可以成为爱国主义者。”“中间地带”，即第三世界，只有通过发扬爱国主义和民族解放的精神才能取得自己的独立和进步。在某些方面，戴高乐就比多列士更具有远见卓识，更富有爱国精神。周坚持认为每一个国家都有权选择自己的制度。他说：“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但是他们不能受两级大国的利用，成为它们又勾结又争夺的爪牙。”周认为社会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合法的，友善的关系是可能的。他的话使霍查感到震惊。霍查以后评论周恩来时说，周“总是准备妥协”。周在地拉那会见了罗马尼亚外交官。他谈到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这种沙文导致了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悲剧。罗马尼亚对莫斯科也采取一种“半独立”的态度。
周恩来离开阿尔巴尼亚，前往突尼斯访问。布尔吉巴总统十分坦率，对周直言不讳，他认为中国激烈的言辞得罪了一些潜在的朋友。他说：“你们想让我们与西方为敌，你们跟印度发生冲突，谴责铁托，又谴责赫鲁晓夫……别人不会对你说真心话。可我要告诉你，你们这种调子在非洲是没有人要听的。”布尔吉已认为禁止核试验条约是“人类的希望”。周对他表示感谢，说：“这才是真正的朋友。有话直说，毫无保留。你的话有助于我们了解情况。”周又把中国对局势的看法阐述了一番。尽管布尔吉巴不赞成周的观点，但他却听得非常耐心认真。就在第二天，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去加纳之前，在阿尔巴尼亚时中国代表团就听说了加纳总统鲁玛遇刺的消息，克瓦米·恩克鲁玛担心再次遭到谋杀，躲进了他那戒备森严的城堡，不敢出来。周随机应变，当即表示：“总统不必亲自出来迎接我们。他遇到危险时，我们理应表示对他的支持。”结果，中国代表团直接驱车进入总统府。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就是在他到了加纳后正式提出的。由于得知有预谋政变，许多记者云集在加纳，周于是得到了比预料中更加广泛的报道。
加纳之后，周访问了马里、几内亚和苏丹。周恩来对非洲大陆土地辽阔、景色万千、民族众多赞叹不已，但对茫茫无边的撒哈拉沙漠感到极为震惊。他说：“我没有想到它有这么大。我们中国必须多加注意。我们也有沙漠，应该学会如何控制沙漠化。”他随即写信回国，要中国沙漠研究所认真研究沙漠化的原因，并派专家去非洲研究沙漠的形成。他指出，必须加强在中国西北地区植树造林，防止风沙向内地侵袭……
在苏丹，周恩来由主人安排在摩托车队护卫下乘坐敞篷汽车进入首都喀土穆。周支开身边的保卫人员说：“我们应该客随主便。”就这样，他与陈毅一道，连帽子也没有戴，坐在敞篷汽车里，接受欢迎。周在喀土穆谈到反殖民主义时，提起历史上一个叫做“喀土穆的戈登”的英国军人。周说：“他还有一个名字，叫‘中国戈登’〔1〕，他杀害了很多中国人。你们结果了他的性命，我们得感谢你们。这样他就不能再害人了。”
当时肯尼亚国内还有麻烦，乌干达和坦桑尼亚国内又动乱未止。周便去了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但是，他在这两个国家的言谈不太恰当。他在讲话中说道，“非洲革命的前景光明……我们与你们的脉搏是相通的。我们的共同目标是民族的独立和发展……”
然而，这已经不是一九五五年，而是一九六三年。非洲对革命已经感到厌倦。各军人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不断。当权的惟恐被别的集团所推翻。非洲国家的首脑尽管痛恨白人殖民主义，但也不言欢国内有人起来推翻他们的统治。几个月以后，为人温和、谦虚的坦桑尼亚总统约瑟夫·尼雷尔告诉周恩来，他认为周的那些讲话不太合适。周修正了自己的话，他说，“我是谈到了革命，但是我并没有说革命什么时候会发生。”
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周恩来回国。他在四川成都过的新年——在中国叫做春节。邓颖超已先行一步到成都迎接他。冬天的成都是个可爱的地方。杏花、玉兰花竞相争艳，天气晴朗，阳光温和。四川农业收成一直不错。那年收成看来比往年还要好。周在四川有许多老朋友，一九四九年解放以前他在重庆住过多年。
二月十四日，周前往仰光。在仰光，周又一次和尼赫鲁联系，建议和他会面，但被尼赫鲁客气地拒绝了。周恩来飞抵巴基斯坦。阿尤布·汗给以最高的礼遇，还拨了一架巴航的飞机供周专用。阿尤布·汗在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问题上全力相助。他对周说：“让我去跟纳赛尔谈谈。我去设法说服他。”周的访问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友谊。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周没有作出任何承诺。克什米尔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划分成两个国家时，在选择归属印度还是巴基斯坦这个问题上是享有自决权的。这一点尼赫鲁开始也同意，但现在他又反悔了。在这次访问中，周在克什米尔问题上重申了中国的一贯立场：应尊重克什米尔人民的选择。
一九六四年十月发生了两件互不关联的重大事件，震惊了全世界。一件是十月十五日尼基塔·赫鲁晓夫下台；另一件是赫下台的第二天，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中国的原子弹顷刻之间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上多数国家眼里的地位。戴高乐说：“终于发生了。”法国在一九六四年初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以前未能建立外交关系是由于阿尔及利亚战争（于一九六二年结束）。乔治·蓬皮杜曾这样写道：“顷刻之间，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现在谈到中国，人们都在议论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要中国参加这个或那个国际会议的问题。美国不得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一天也为期不远了。”
周恩来于十月十六日正式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宣布了这一消息。他说中国是在“毛主席的正确政策的指引下”，依靠自力更生，通过科学家的英勇奋斗才取得了这项突破。十七日，他致电世界各国首脑，呼吁召开世界性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包括我们自己的核武器在内。”虽说中国没有为此显得洋洋得意，大肆渲染，但中国的自豪感和欢欣鼓舞的心情是显而易见的。尽管有经济封锁和赫鲁晓夫的·“破坏”，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下，中国终于取得了核大国的地位。
现在赫鲁晓夫下台了，和苏联的关系会改善吗？周恩来于十一月五日飞往莫斯科会见赫鲁晓夫的继任人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
会见开始时气氛是友好的。莫斯科提出要恢复向中国提供援助（到那年为止，中国已全部还清了苏联的贷款），并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条件是双方之间的论战必须停止。但是苏联要和美国在世界上一道称霸的政策并没有任何改变。
赫鲁晓夫曾准备在一九六五年六月召开一次各国共产党会议，目的是把中国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周指出，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同情中国的各共产党组织也应该得到通知，来参加这次会议。和苏联的谈判谈崩了。从这时起一直到一九八九年五月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前〔2〕漫长的二十五年间，中苏两国领导人没有举行过一次会谈。
从莫斯科回到北京，周在机场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欢迎。毛送给他一大束百合花。这表明，在毛看来至少周不是一个亲“修正主义分子”。
中国展示了她的新的实力，世界各国纷纷派代表团来访，其中许多来自日本。日本代表团访华都照例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侵华行为向中国赔礼道歉。周回答说：“不用道歉，战争加速了我们旧制度的垮台，提高了我们的爱国热情。”
俄国人在中国已经不再受欢迎了。在中国到处流传的是苏联人的效率如何如何低，如何爱用高压手段，又如何贪婪等等。苏联专家的夫人们离开中国时从“友谊商店”购买了大量的棉布与丝绸，连起来得有好几百里，这样说一点儿也不夸张。一九五九年由苏联专家援建的黄河三门峡枢纽工程几乎完全被泥沙堵塞住了。周视察了这个水坝，最后决定说：“万一没有办法排除泥沙，我们只好把水坝炸掉。别人都不敢大胆地这么说，花了这么多投资又要炸掉。但是，我们得设想一下最坏的结局……”后来，周手下的工程师想出了一个排除泥沙的妙法。周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大力表彰中国科学家，强调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他说：“没有科学进步，就不能有一个发达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们需要一支庞大的科学家队伍来完成这个任务。”
我和周恩来唯一的“争执”发生在一九六二和一九六三年间，跟马来西亚问题有关。当时有一个受到英国支持的计划，即在英国殖民势力撤出后，把马来西亚、新加坡、沙捞越和文莱合并成一个联盟。印尼总统苏加诺对此十分担忧。他要求中国在他们与马来西亚的“对抗”中给予支持。我认为，周恩来在这个问题上躲躲闪闪，不置可否。
问题的焦点是把新加坡并入马来西亚的领土。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自信他将成为合并后新国家的首脑。他向北京派了特使。在国内，他监禁了一大批反对合并的人士。我当时也是反对合并的。但周恩来似乎听信了李光耀的话——也许他还听了其他一些海外华人的意见——可能相信合并最终将成为事实。我告诉周：“不会的。这种合并根本不会成为事实。”合并意味着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联盟中华人的比例将达到百分之四十，马来人会感到这是一个巨大的威胁。难道李光耀愿意看到一场大规模的屠杀吗？我说，“合并一定会引起一场屠杀的。”
结果，合并没有实现。新加坡自己单独干，干得很好，十分繁荣。可是为什么一向精明的周恩来会一时听信了李光耀的狂言呢？为什么他认为马来人不会对此感到威胁呢？周只是在精神上支持苏加诺的对抗政策，而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作为回报，苏加诺答应对周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计划给予支持。一九六五年四月周前往雅加达参加庆祝万隆会议十周年纪念。看来，一切顺利，下一步就是筹备再召开一次象万隆会议那样的会议了。
一九六五年六月，周恩来飞往坦桑尼亚，去会见朱利叶斯·尼雷尔。尼雷尔曾访问过中国，他对周恩来一向十分钦佩。他是一个天主教徒，在周身上他看到了与自己相同的致力于为人类造福的献身精神。尼雷尔说：“周恩来不谋求权力，这是他最受人敬佩之处。然而，也许这一点正是他最大的弱点。”周对尼雷尔说中国愿意在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的基础上帮助修筑坦赞铁路。这条铁路将使赞比亚摆脱对南非共和国在运输上的依赖。包括苏联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拒绝援建这条铁路。坦赞铁路花了六年时间才建成。
六月八日，周离开坦桑尼亚回国，十九日，这位六十七岁的不知疲倦的中国领导人又飞到开罗。这回他碰到了倒楣的事。就在这一天，阿尔及利亚发生了政变。艾哈迈德·本·贝拉被推翻了。周恩来仍然坚持要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说政变只是阿的“内政问题”，但是纳赛尔不同意。阿尤布·汗和苏加诺的努力也无济于事。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计划就只能放弃了。
七月，他到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现场观看了中国发射第一颗导弹。
祸不单行。九月，印度尼西亚的右翼分子发动了军事政变。大约有一百万人遭到大屠杀，印尼共产党在这次大屠杀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这一回，平素细心谨慎的周恩来，不是听了中国在雅加达的外交官的误报，就是过于乐观，他的判断又错了。印尼共产党有三百万追随者，看起来似乎很强大。但是它的组织非常松散，这是我从与印尼的一些熟人，包括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本人的接触中得出的结论。然而在另一方，印尼军队却是纪律严明，组织有序，装备精良的。我亲眼看见坦克在大街上隆隆开过。
印尼军方获胜，苏加诺不得不宣布退休。中国和印尼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到一九六七年，两国关系终于破裂。待到双方重新考虑关系正常化的时候，二十年已经过去了。
周的这次重要出访取得了一些成果。他为中国树立了一个独立、勇敢的形象，然而却未能实现再开一次万隆式会议的计划。中国真的能做到她在对外援助八项原则中所允诺的一切吗？
看来，一九六五年年底，周恩来和陈毅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可能受到刘少奇的批评。一是组织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失败，二是处理印度尼西亚局势的失误。但是，这些批评实际上也是刘少奇、毛泽东之间分歧的一部分。这分歧从一九五九年开始，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达到了顶点。
【注释】
本章内容主要来自各种中国出版刊物，如《周恩来选集》和周恩来讲话记录等。部分资料出自哈庆森出版社1984年版的迪克·威尔逊的《周恩来》。这是一本关于周恩来活动的十分可靠的书。
〔1〕关于戈登将军在中国的活动，有不少参考书籍。可参见《太平天国战争》（中文），神州国光社1960—1962年出版。
〔2〕见本书结束语。
2007/09/10
第七章中国声威大振——周恩来出访；中国爆炸原子弹（1963—1965）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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