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1962年，周恩来调整经济政策，发展对西方贸易，削减对苏
贸易
——期望得到约翰·肯尼迪总统的理解，但感到有些困惑
——认识到越南战争是进一步改善中美关系的障碍
——1960—1965年，确定卷入越南战争的限度
——与作者谈话，争取得到美国的理解
——拒绝与苏联就越南战争采取“联合行动”
在京剧剧目中，人们非常喜爱《空城计》。剧中的主人公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诸葛亮，他是中国的默林〔译者注：英国古代传说中的先知〕。有一次，诸葛亮留在一座没有军队防守的城池中，他手下的千军万马正在很远的地方与敌人交战。从城楼上望去，只见一名敌将率领大队人马向他这里开来。军曹们喊道，“快，我们得赶快关上城门。”诸葛亮却说，“不，打开城门，再派些人去门口打扫通道，让百姓们一切照常。”他自己端坐在城门楼上，弹起古琴，命令乐师们也一齐奏起优美的曲调。敌将看到这情景，不敢贸然攻城，并对身边的人说道，“这里有诈。”他的军师低声说，“可我听诸葛亮的琴声有点微微发颤。”敌将不信。“这是诸葛亮的诡计，咱们快撤。”敌人就这样撤走了。
周恩来这时唱的便象这出《空城计》。中国正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但是从周的沉着冷静，从他的公开谈话以及他对未来充满信心的神态中，没有人能察觉出这一点来。周恩来即使在纠正“大跃进”的偏差、恢复传统的做法，把成千上万的农民送回农村时，他也拒绝对毛提出严厉的批评，拒绝谴责“大跃进”。他讲话很有分寸。“大、中、小型企业并举，土洋结合，两条腿走路肯定是有优越性的……这是中国史无前例的试验。”这番话是对“大跃进”大胆发动群众的赞扬。至于令人遗憾的大炼钢铁的冒险行为，他说，“这是真正了不起的举动，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如何将一穷二白的中国改造成工业强国的愿望……”
他既不谴责任何事，也不指责任何人，他就是这样鼓舞了身边的工作人员，那些经过他培养训练的人们，那些所谓“周的人”。他们个个以他为榜样，毫无怨言。“他告诉我们精神是我们主要的力量源泉。没有精神的力量就不可能战胜困难。我们不悲伤，不失望……”“我觉得，那时候，为了使中国能够生存，情况能够好转，就是周总理让我去死，我都会高兴地说：‘是，总理。’”
为了应付严重的食品短缺，周研究了每个工人、教员、坐办公室的人员所需的热量。知识分子要多发些油、糖、肉。工人要多发点粮食，碳水化合物。重工业部门的工人、煤矿工人、炼钢工人受到特别优待。以女工为主的轻工业工厂将一天的工作量分为两天完成。学校的学生上半天学，以便节省体力。要求人们多睡觉，躺着休息。所有人的体重都减轻了，包括周和他的夫人。他们也同样凭证购物，周拒绝从专门供应外国人和高干的商店里买任何定量供应以外的东西。乐观开朗的陈毅掉了十五公斤肉。他把购货证弄丢了。补发前，只好向朋友讨点东西吃。周请人喝白开水，不再泡茶，茶叶太少了。秋末，颖超把中南海她家院子里的落叶扫在一起，煮汤喝。她把门外站岗的保卫人员叫进屋，要他们“坐下、躺下……节省点体力。”
周恩来说：“由于劳力分配不当，只得匆匆忙忙地收割、打谷……由于缺乏在丰收情况下估计收成的经验，我们正在经历暂时的困难。”
“相信他的话吗？”吴全衡、朱清、康岱沙都是我的朋友，听我这么问都哈哈笑了。“这不是信不信的问题。我们当时必须保持勇气和信心，周讲得最透彻……正是因为我们采取这种态度才渡过了难关。”
华北闹旱灾，华南遭水灾。没有肉、没有鸡蛋、没有豆腐、也没有牛奶……各种生产食品的方法应运而生。学校、工厂、机关、大学和其他单位都组织各自的运输队伍到远处的公社为本单位的职工和家属搞粮食。花园、公园、庭院都变成了菜地。城里房屋的阳台被用来养鸡，公寓楼梯上可以看到母鸡。每个窗口都放着种有黄瓜、土豆、西红柿的花盆……周不同意在寒冷的冬天单给他的房子送暖气。他工作时身穿大衣，脖子上围着围巾。邓颖超戴着厚手套，穿着厚棉靴。办公室的暖气每天只供暖两个小时——因为没有煤。
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一九六○年七月，一千三百九十名苏联专家撤离中国使情况更加糟糕。科技合作的项目全部取消，设备供应的所有合同全部终止。赫鲁晓夫在进行报复。周恩来镇定自若地对迷惑不解的埃德加·斯诺说，“苏联专家回国是很自然的……他们当然不可能在这儿呆一辈子。”〔1〕
我四处跑，注意到工业垮了。工厂都不冒烟。武汉的新炼钢厂已停产，和蔼的厂长告诉我说是“大修”。没有饭锅，没有剪刀，没有线，没有火柴，没有纸张。每人的棉布定量减到一年一米（婴儿每人十五米）。
一九六○年底，周与已故的英国记者费利克斯·格林一起出现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电视采访中。他重申了中国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以及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我们与美国没有利害冲突……我们愿意谈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是我国的内政问题。”他讲话的口气显示他完全掌握国内外的局势。采访后他问格林：“你为什么那样忧心忡忡呢？你所提的问题都表现出一种忧心忡忡的心情……瞧我，我比你年纪大得多，可我就不那样，你又何必着急呢？”
不着急，他是这么说的。但那年冬天我和他在他家里交谈时，他并不想粉饰当时的真实情况。屋里非常冷。我穿着皮大衣、靴子，戴着帽子。周穿着两件毛衣，但没穿大衣。他又瘦了许多，衣领显得过大。他的身上迸发出一种无形的但可感觉到的内在力量，整个房间都充满生气。我们两人喝着热开水，他说话时没有看我一眼，象是在高声自言自语，不吐不快：“你已经到处走过，看到了我们的一些问题。但我们也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不为外界所知的成果。某些人想压我们屈膝讨饶，但我们决不会屈服……某些人以为只有他们掌握智慧，只有他们能够解释马克思主义。我想你已经读了我们的一些文件。”
我读过了。一场没完没了的理论方面的论战。莫斯科针对中国抛出了长篇累牍的文章，北京则针对“修正主义”发表了声讨檄文。我告诉周，“我现在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他笑道，“你进步的速度加快了……”他还记得我一九五六年说过的话。他用英语说，“最好慢而稳，不要操之过急。”当时正在上映一部有关列宁的影片，讲的是二十年代初俄国发生的饥荒。“列宁没有屈服，他从未悲观失望。”接着他讲了很多有关经济的情况：商品短缺、工作中的缺点、取得的成就……他让我如实地告诉他在旅途中我的所见所闻。“我们从下边得到的情况并不总是真实的……我们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顺便提一下，他曾问到我知道长纤维棉与短纤维棉的区别吗？不知道。那非到我搞懂为止才放过我。
周恩来谈到猪。农民被共产主义就在眼前的想法搞昏了头脑，杀了很多猪，饱餐猪肉。“我们需要养更大、更肥的猪，要搞杂交……我们要从西方引进大白猪……我们还要改良美利努羊的品种……我们一定要重视饲养牲畜，我们有很多地方可以发展畜牧业。我们汉族不是牧民，不懂牲畜，只有少数民族懂。”有一种很有发展前途的、大风中不倒伏的矮梗稻，它很适于在中国南方台风影响大的地区种植……第一批生物遗传学研究所正在建设中……“我们要学的东西很多，我们不能照搬别国的经济模式。中国的土地与人口的基本比例很不协调，可耕地很少……找到我们自己的模式还需要时间。”他又谈到亚、非、拉人民的解放。“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并不是美苏之间的矛盾，而是帝国主义与这些地区争取解放的人民之间的矛盾……我说的解放，也指经济上的解放。”
就在那年令人沮丧的冬天，我也成了“周的人”中的一员。我是指精神上，因为我从来没有加入过任何政府或党派。一个工作狂。不是为了共产主义，而是为了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利益。许多年来周是这种献身精神的代表。对我以及对其他许多人来说，周既体现了我们熟悉的旧中国，又体现了我们孜孜以求的未来中国。
调整。农村地区有自由市场、自留地，有机会进行市场经济式的活动。党虽然对农村经济放宽了，却加强了对工业的控制。周在一九六一年一月宣布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工业发展规模应适应商品粮数量以及农业为工业提供的原材料数量。”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应按比例增长。砍掉了“大跃进”中建立起来的六万个县级和二十万个社级小工厂。
毛提倡的发动群众的做法已被摒弃，关闭小工厂打击了普通老百姓的积极性和进取精神。要管好经济，除此以外别无选择。县里甚至公社都办了大大小小的化肥厂。周最艰难的任务是使城市人口不要过度膨胀。任何没有城市户口的人都要送回农村，总共遣送了三千万农民。周支持毛的计划，把官员送到农村参加一段时间的体力劳动。他到河北省搞了两周的实地调查，又回到一九五七年他受批判时曾呆过几个星期的县里。他从那里给毛打了电话，汇报县里公社的情况。（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现在社员正在展开讨论。（三）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办法，但是已有发展。办法是：包产到生产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因此，这个办法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四）邯郸地区旱灾严重，看来麦子产量很低，甚至有的颗粒不收，棉花和秋季作物还有希望。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问题。这样，周恩来、陈云和其他经济学家一起开始了他们的重要恢复工作。他们得到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全力支持。了解周的人谈起他那几年的工作时说道：“这是一出空城计，他成了诸葛亮。”
也许周是对的，他说“精神力量”是遭受灾难时决定胜败的最重要因素。中国的情况得到改善，比预计要快得多。最重大的胜利是东北大庆油田的开采，大大减少了中国对苏联石油的依赖。兴高采烈的周恩来在油田呆了五天时间，向参加油田会战的五千多名复员军人讲话。另一个令他兴奋的原因是聂荣臻谨慎的估计。“恩来，有可能在两年内我们便能解决核能问题。”一九六一年周恩来和他的经济学家着手一项重要任务是重新部署中国的贸易格局。脱离苏联，接近西方国家。在一次有关经济情况的讲话中，周提到向莫斯科偿还债务的问题。一九六二年他说，“我们已还清了大部分。只剩下很少一点了……我们现在要扩大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往来。”
这点能做到吗？
实际上很难。因为美国一九五一年实行了禁运。对中国实施的战略控制要比对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严得多，而且所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都追随美国。针对中国的三个禁运货单在全世界范围内有效。全面禁运一切武器、弹药、作战装备、原子能材料、机械设备、原材料、精密仪器如具有特殊用途的显微镜、工业设备；一份对各种商品包括医药用品的管制，一个罗列二百项的特别单子，包括对金融、运输和燃料储藏设备的限制。但是欧洲国家对这些限制开始表示不满。西德和英国商业集团已经悄悄地与中国进行进出口贸易。
周恩来一度对美国新总统约翰·肯尼迪抱有希望，指望他能以新的眼光看待美中关系。他有时显得对肯尼迪有点着迷。“你能告诉我有关他的情况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周在重庆时结识的老朋友美国记者西奥多·怀特谈起新总统来眉飞色舞。周问我“为什么？”我给他寄去了所有我能找到的书，包括一些年后我寄的大卫·哈伯斯塔姆的书《出类拔萃之辈》。周很欣赏这本书，让人把书译成中文。到一九六三年为止，周还相信如果他能了解肯尼迪、了解肯尼迪的性格的话，也许中美双方会开始对话，而作为中国生命线的贸易便可能得以改善。周说中国愿意向美国开放市场。美国西海岸的商人们愿意同中国做生意，对不能进入中国市场很不满。
当周的朋友马尔科姆·麦克唐纳一九六二年十月下旬访问北京时，周与他详细地谈论了肯尼迪。周说：“中美之间没有利害冲突，这与某些国家的情况不同……这点美国总统意识到了吗？”马尔科姆·麦克唐纳对我说：“他好象很不满意肯尼迪。有时他的话听起来有点抱怨。我想他原先期待着某种信号，希望禁运有可能有所放松。现在他似乎觉得肯尼迪太愿意听苏联人的了，不理睬中国。他也许说对了。”甚至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七日，周还对肯尼迪现象表示不解，还问班纳吉代办：“肯尼迪究竟哪点与众不同？”“他有魅力，他年轻有为……”周打断他的话，说道，“你说话象个傀儡。”很快，他道歉说，“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可大家都象你这么说。一点也不具体。我想了解更多的情况。”
一九六○年和一九六五年之间在我与周的四次会晤中，他几次提到肯尼迪“身边的顾问太糟了。”他的焦虑是肯尼迪的所作所为引起的，特别是肯尼迪对刚开始的越南战争的态度。
如果有什么因素会使中美互不来往的关系变得更糟的话，那就是越南的军事冲突以及将越南的好战态度归咎于中国。但这正是肯尼迪的某些顾问的看法。周说，“肯尼迪比艾森豪威尔更好战。他以为在进行一场小规模的、能够控制的战争。”一九六一年五月十日，肯尼迪总统批准了五角大楼的要求，在越南迅速部署美国军队。除了副国务卿乔治·鲍尔以外，肯尼迪的大多数助手都叫嚣着支持向越南派兵。肯尼迪在灾难性的出兵猪湾中受到心理创伤。他将于六月三日在维也纳会见赫鲁晓夫。他要表现出强硬、有胆量……周可以理解这一点。但他主要责备腊斯克、麦克纳马拉以及五角大楼的鹰派人物。“他们称中国是他们的敌人……他们根本不懂历史。”总统手下的人的反华大合唱，影响之大连头脑清醒的一些人都受到感染。埃夫里尔·哈里曼把中国说成“对全世界的威胁比苏联更大。”历史学家费正清本应更清楚实际情况，却争辩道，“在朝鲜边界、台湾海峡以及越南等问题上都不能很快取消”对中国的军事遏制。
但是周从他这方面正在尽一切力量来“遏制”逐步扩大的越南战争。中国肯定不会反对越南实现统一的目标。由于美国支持的南越政权破坏了日内瓦协议，一九六○年十二月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党代会的一次会议上，与越南南方解放阵线一起作出了用武力实现越南统一的决定。“解放南方与在北方建设社会主义是同等重要的任务。”解放战争已经开始，中国有义务提供援助。周曾许诺帮助他们。然而，周很慎重，没有派中国志愿军。“越南人民通过人民战争，通过持久战，完全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的国土。”这是指打低调的游击战，慢慢消耗敌人。不是声势浩大的正规军事行动。周是不是希望肯尼迪已经注意到并明白了中国谨慎地对越南提出忠告的意图呢？就在这些年里，中国的贸易开始转向西方、转向大洋彼岸。虽然赫鲁晓夫一九六一年已经发来信息表示和解，中苏贸易还是急剧下降，到一九六四年，两国贸易往来几乎减少到零。
周与赫鲁晓夫的最后一次交锋是在一九六一年十月苏共二十二大上。全世界的共产党代表云集在克里姆林宫宽敞的大厅里巨大的水晶灯下。周率领中共代表团赴会。几乎没有人来同他握手。阿尔巴尼亚是中国与“修正主义”论战中坚定的支持者，他们拒绝参加这次大会。法共代表团团长多列士对中国很不友好地说三道四。赫鲁晓夫登台讲话。他直截了当地攻击了阿尔巴尼亚“教条主义者”。这种场合使用的政治行话中，“阿尔巴尼亚教条主义者”是指中国。同样，中国的讲话中凡是提到“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都是指苏联。赫鲁晓夫用拳头敲着桌子，一个字、一个字地嚷道，在原则问题上苏联决不会对阿尔巴尼亚或其他任何人让步。这时所有的目光都投向周恩来。他无动于衷地坐着，手臂搭在椅背上。两天后，周开始反击。“我们维护团结，绝不允许说任何危害团结的话和做任何危害团结的事。任何公开的、单方面的指责都于事无补……在敌人面前公开我们的争论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
第二天，周到列宁和斯大林墓前敬献了花圈，然后便离开莫斯科回国。
“我们需要船只。我们要买船、租船……有一天，我们还要自己造船。”中国购买并租用了日本船只。一个新的港口新港建成了，其他港口的设施也扩大了。周接见每一个到北京来的日本代表团或组，包括乒乓球队和棋手。他又一次请末代皇帝溥仪和他的胞弟溥杰共进晚餐，溥杰的妻子皓夫人是日本人、嵯峨侯爵的女儿。周加强与华侨的联系，亲自与宋庆龄一起拜访回国的知名华侨。困难时期，给予华侨额外的肉和油的补助。还为华侨专门建立了一个储蓄银行，办理他们汇到国内的外币存款。香港的地位随着中国决定转向西方、转向海外而变得非常重要。新修的一条水渠从珠江引水解决了香港的缺水问题。周恩来说，“香港要保持资本主义。”
一九六三年七月赫鲁晓夫同美英两国签署了《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从而捞了一大笔政治资本。周对此十分恼火。“这是为了保持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不会有什么裁军，他们双方都会继续储存大批核武器，但是他们企图阻止别国拥有核技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那年七月，周似乎已经放弃了迅速解决越南问题的希望，意识到还需要“长期、持久的努力”。一九六○年八月一日他提议亚洲和太平洋沿岸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共同签署一项互不侵犯的和平公约，在亚太地区建立无核区。他的提议没有得到响应。“只有全面禁止、彻底销毁核武器才行……可现在，好象只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才有发言权。”一九六三年七月，南越吴庭艳政权接近崩溃。佛教僧侣点火自焚。在农村，吴的官员每天被杀的平均有二十五人之多。十月吴庭艳和他的兄弟在一次政变中遇害。这次政变某些美国机构和个人不仅没有反对，而且予以怂恿。美国现在会怎么办呢？周再次感到又隐隐约约有了点希望……但吴氏兄弟在西贡被杀后才三个星期，约翰·肯尼迪在达拉斯也遭暗杀。周说，“我很难过，也很震惊。我们只能等着瞧，看林登·约翰逊打算怎么办……但情况尚不清楚，就象透过一扇满是灰尘的窗户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周觉得美国对现状的认识是非常错误、非常危险的。难道他们没有看到这场轻率的战争正在变成一个难以自拔的泥潭吗？
就在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三年期间，周把一批华侨送出国。他对一个华侨说，“你们在海外可以为祖国做更多的事情。我们的外交官只能呆在大使馆里，他们不太了解当地人民。我们需要熟悉其他国家情况的人。告诉你见到的人说我们要进行贸易，要建立友好关系，我们不要战争。”听说我要去美国讲学，他和我谈了很久，回忆了一九四四年访问延安的迪克西使团。“请告诉美国人民，我们从来不反对美国呆在太平洋。我们得接受这一事实。但是，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不能成为美国占领下的保护国。也不能搞两个中国。这一点蒋介石和我们是完全一致的。”
“有人说我们搞的是关门政策，说我们是自己孤立自己。这不是事实。我们想开门，但是两个超级大国都想孤立我们。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与其他国家接触，但是我们受到排斥。我们希望与所有国家开展贸易，甚至包括尚未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
越南战争升级了，这使周十分懊恼。东京湾事件中，美国船只声称一九六四年八月二日至三日晚上受到北越船只的攻击。〔2〕林登·约翰逊总统乘机取得国会同意，派出更多的军队参战。对北越进行轰炸——有些鹰派人物说要把北越炸回到石器时代。在村庄使用凝固汽油弹，在农村使用落叶剂。所有这些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一九六五年有三十多万士兵在越南服役，到一九六八年人数超过五十万。
一九六四年九月十日秋天，一个晴朗的下午，我和周坐在他的会客室里，窗户敞着，一只画眉在树间跳跃。周恩来说，“美国一旦侵略北越，我们将被迫认为这是对我们的威胁。我们当然要向越南提供他们进行争取解放的正义战争所需的一切。我们坚信越南人民完全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的国土。但是我们将把美国军队进入北越看作是对中国的敌对行为，对此我们也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周说华盛顿失去“清醒的头脑”的危险一直存在。林登·约翰逊下一步会干什么呢？“美国人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后勤方面他们有许多不利条件，人民反对他们……美国人民很快也会明白这一点。”
一年后的一九六五年秋，我再次就中美关系和越南战争与周恩来会晤。我将于一九六六年一月再次赴美参加在芝加哥大学举办的中美关系研讨会。这时，中国的经济形势已大为改观，有了充足的食品。从法国和澳大利亚进口一百六十万吨小麦，中国出售大米以补偿用于购买小麦的费用。
周已恢复了体重，看来对越南问题充满了信心。他反复指出，美国即使“派五十万人或者更多的人到越南打仗，都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
“我多次讲过我们愿意与美国交朋友，中美之间没有任何利害冲突。但是我们不能出卖朋友，也不会在台湾问题上妥协。”他谈到越南人的韧性，谈到他们长期以来对独立的强烈愿望，谈到公元三世纪两个越南妇女，二征姐妹领导的抗击中国人的斗争。访问河内时，周坚持要到纪念她们的庙里向她们鞠躬、致敬。“美国人必须明白这是一场人民战争。全体人民都支持解放阵线。美国人扶植了一个个的‘强人”或军阀，他们连蒋介石的水平都没有。美国人在越南对谁都不能信任，当然也不能信任他们所谓的朋友。他们会派更多的人，运去更多的大炮。但总有一天他们不得不离开。”“一些英国专家建议给南越的所有村庄安装上铁丝网，就象马来亚非常时期做的那样。但是这个办法在越南不会奏效。在马来亚，用铁丝网把中国人围在村庄里，由马来警察看守。可在越南。越南人是一个民族。”另外，还有后勤方面的问题，美军的活动只限于公路一带，而越南人却到处可以活动，无所不在。还有心理因素。“美国人民不适应胜负不决的长期军事冲突。他们希望尽快得出结果。过不了多久，美国的家庭就会要求他们的儿子返回家园。这一次美国得不到别国的同情，也没有道义上的支持。”
越南战争还存在着苏联这一角。一九六四年十月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掌权，但是苏联的政策没有改变。赫鲁晓夫下台前曾对东京湾事件表示怀疑，后来几乎完全接受了美国对这一事件的解释。这使河内大为恼火。一九六五年二月柯西金飞往河内，急于重新建立友好关系。然而，他告诉范文同河内不应向美国“挑衅”，并暗示最好进行谈判……越南人非常愤慨。难道十多万美军驻在越南不是挑衅吗？柯西金到达河内的当天，炸弹象下冰雹似的掉在河内，这不是挑衅又是什么呢？
返回莫斯科的途中，柯西金在北京停留了几天（二月五日至九日），会见了毛和周。柯西金建议停止论战，采取“联合行动”援助越南。这意味着允许苏联作战物资通过中国，在中国为苏联飞机开辟空中走廊，这还意味着允许五千名苏联军事顾问经中国进入北越。毛直截了当地拒绝停止论战，拒绝了“联合行动”。“这又是一个骗人的把戏。”周说中国会运送苏联给越南的作战物资，但绝不允许苏联技术人员呆在中国。
由于铁路路轨不同，物资设备先要从苏联的火车上卸下来，装上中国的火车穿越中国，然后再装到越南的窄轨火车上。这对中国的铁路系统造成很大的压力，但比起让苏联“干涉”中国来要好得多。
胡志明悄悄地到中国私下拜会了周。越南面临的问题的确十分严重。周向他保证，中国不会使越南失望。他为胡志明在武汉举行了一次宴会，共同回忆了一九二七年他们年轻时在武汉的情景。当时，胡志明在黄埔军校呆了几个月后就被委派做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庭的秘书。鲍罗庭现在何处？他已经死了，遭到斯大林的清洗。周谈到共产国际，谈到那些使中国革命付出惨重代价的错误。越南真的需要五千名对越南人地生疏的苏联顾问吗？
饭后，胡志明看看四周，想找牙签。桌上没有，宾馆里也没有……周轻轻地一挥手，打开了他的上衣口袋，拿出一根专为胡志明准备的、用纸包着的牙签。
胡说：“你记性真好，你还记得我要用牙签，你真是个了不起的人。”周答道，“我不过是中国第一个勤务员罢了。”
我们不清楚周是不是使胡相信苏联的“联合行动”的计划只不过是一个计谋，想“利用这次战争达到苏联的目的。”但是周十分仔细地为中国对越援助规定了条件。这场战争只有按中国确定的方式打才能取得胜利，即打人民战争。其他的打法，不管对越南还是对中国，都是愚蠢的、危险的。
【注释】
本章所引周恩来的讲话均出自周恩来的各种文集，本书作者的采访以及周手下可靠的知情人士所提供的材料。
又见马尔科姆·麦克唐纳就他与周恩来的会晤写给埃夫里尔·哈里曼的报告。韩素音文档。
〔1〕作者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参见斯诺的《彼岸》。关于“大跃进”后的调整，见作者的个人旅行记录；参见1985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的里斯金著《中国的政治经济》。
〔2〕东京湾事件。后来似乎并未发生任何攻击。据某些美国消息来源，这一事件纯属捏造。关于中苏冲突有大量材料可供查阅，参见费若著《中国一苏联：从联盟到冲突》以及所有现存的其他材料。
2007/09/10
第六章面向西方的努力因战争而受阻——贸易与禁运；美国与越南（1960—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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