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边界冲突
——1959年10月，作者与周谈有关印度和西藏的问题
——1960年4月，周赴印度与尼赫鲁进行会谈
——1961—1962年，中国与缅甸、尼泊尔和巴基斯坦划定边界
——1962年夏，尼赫鲁下令进攻中国
——1962年10月至11月，中国进行反击，然后单方面后撤
——1970年，周与作者及其丈夫谈话，寻求重开边界谈判
一九五九年十月底，“大跃进”的浮夸风在北京依然盛行。早霜染白了沉闷的街道，第一批冬储大白菜已运到了尘土飞扬的胡同里。到处都充满了冬天的怨气，与任何人交谈都会感到忐忑不安。我见到的所有人都态度生硬，满腹牢骚。食品出现短缺，到十一月，肥皂、服装、鞋子、缝衣针、木材、纸张、煤炭的都不能保障供应。一九五五年开始实行粮食定量供应，现在定量已大为削减，今后两年内还会进一步减少。
我是不太受欢迎的人。我被安顿在一间冷清的饭店里，龚澎的一个下属前来看我——甚至龚澎本人也明显地在回避我——我们谈得很不投机。我主动提出给她一盘《世界真小》的电视节目录相带，想以此为例子，使他们了解我与美国一名著名记者就中国问题进行的多次斗争〔1〕。可她对我说：“我们对电视不感兴趣。”我尖锐地反驳道：“那么，中国就没有必要设立新闻办公室、广播电台、新华社，甚至也不需要办报纸向全世界宣传中国了。”五天后，一切全变了。我住进了好房间，还请我参观了人民公社和工厂。十一月十日周恩来总理接见了我。若干年后，我才得知，那次周是在我与龚谈话的第二天刚刚回到北京，并马上安排与我会面的。
周被许多官员威严地簇拥着来到人民大会堂的一间华丽的国宾室，他在这里接见了我。他终于得到了我在一次有关中国的重大会议上为中国说话的消息〔2〕。
周面容憔悴、显得很疲劳。一九五六年时那种愉快、充满信心的神态已不复存在。但他显得神情异常坚定。这种神态改变了他的脸型，使他脸上颧骨突出。他用他那一览无余的目光打量着我。他对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看的。我觉得自己象是在接受扫描。当时，我不知道庐山发生的一切，也不太了解与赫鲁晓夫争论的大部分情况。我似乎因为写了关于愚蠢的麻雀战的文章被列为“敌对分子”，因此受到冷遇。周本人曾说过：“我们必须倾听人民的意见，即使他们提的意见有些刺耳。”我讲过一些刺耳的话，但一九五九年夏，我在加拿大召开的会议上曾为中国的政策辩护。
周象往常一样先问我的健康情况，然后表示歉意说：“今年夏天，我们拒绝发给你签证是错误的……龚澎当时不在，是别的人处理的。”我回答说：“总理，是我的问题，也许我太急了。”——我的意思当然是说中国的新闻机构办事太拖拉了。“今年夏天你在加拿大的会议上为中国说话，我们几天前才听说。我还看了你的电视节目录相带。”他略停片刻，咽了口唾沫，好象嗓子很干。“上次你提了许多问题。你这次想问些什么呢？”
“我有个问题，总理，是关于西藏的。你们为什么让达赖喇嘛带着几十人逃走呢？他走了三个星期才到达印度。其实你们随时都可以阻止他外逃。”
军队的确可以截住达赖喇嘛。他们从头至尾一直监视着他的行踪。中国向全世界报道了达赖喇嘛和他行动缓慢的随行人员通过中印边界的日期、时间和具体地点。一百名记者在另外一个进入印度的地点等着达赖一行，直到中方报道了达赖出现的确切地点才改正过来。
周几乎笑了起来。又显露出他以往的机智。“我们可以阻止他，但这意味着使用武力。达赖喇嘛也许会受伤，那么就会严重地伤害西藏人民的感情。原先，我们以为他的出走不是自愿的。他曾给我们写信，说他会到我们这边来……可后来他跑了。我们以为他很可能是被他身边的喇嘛绑架走的。我们还为他保留着他在中央政府和西藏自治区的职位。门是敞开的，他随时都可以回来。”〔3〕
我说我不相信达赖喇嘛会回来，也不相信事情会容易地得到解决。周接着用很长时间准确地、详细地谈了西藏的历史。从蒙古人统治的元朝起（公元一二七一年至一三六八年），西藏就是中国的一部分。甚至连英国入侵西藏时也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解放后，我们督促僧侣进行改革……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不能让一个地区有农奴为僧侣领主干活。我们决定不强制进行改革，答应等待。但历史不会倒退……当改革遍及中国大地时，西藏也受到了影响。”这番委婉的话说明，在“大跃进”的混乱时期，周关于将改革推迟到一九六二年的许诺没有兑现。但周说，达赖喇嘛的出逃也是外国干涉的结果。西藏南部发生的康巴叛乱证实了这一点。他们的武器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印度提供的。“这根本不是什么秘密。他们甚至还发表了如何援助康巴的报告。西藏要前进，它不能成为一种古老社会制度的博物馆……也不能变成保留地，象美国的红色印第安人那样。西藏要与祖国一起共同进步。一九五四年前，西藏没有一所医院，除宗教学校外，也没有一所学校……所有这一切都必须改变。”
英国人二十世纪初占领拉萨后，在那设了一个英国贸易机构。一九一四年，英国军官麦克马洪用一根很粗的红铅笔在一张小小的地图上画了一条线，将西藏一大块土地并入英属印度。周指出，任何一个中国政府都从未承认过这条麦克马洪线〔4〕。
但是，周说，尼赫鲁“英国化太深了。”“他在言行方面就象是继承了英国殖民扩张主义的衣钵。”一九五○年十月，解放军入藏是得到西藏当局同意的，印度政府却说这一行动“令人遗憾”。中国人关闭了英国贸易机构，但尚未着手处理边界问题。
我知道尼赫鲁的顾问们在这个问题上有分歧。有的提醒尼赫鲁中国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包括废除麦克马洪线这种任意划定的界线。尼赫鲁厉声说，“不管有没有地图，麦克马洪线就是我们的边界。”一九五二年九月周提出“稳定西藏与印度边界”的问题，建议进行讨论。周说，“不存在什么领土纠纷，仅仅是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问题。”除了麦克马洪线的东段，西段还有阿克赛钦的问题。直到一九四七年在英国地图上这片高原还被称为“未划定”地区，意即还未被并入英属印度。但近年来印度的地图绘制人员一直忙着绘制新的地图，这个地区在新地图上成了印度的一部分。
一九五三年一个印度代表团来北京解决英国在拉萨的贸易机构问题。印度政府当时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属于中国的主权范围，尽管印度的外交官试图从法律上区分“主权”和“宗主权”。周曾声明“中文里没有宗主权一词。”尽管印度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挑衅，周那时还是表示：“我们之间的关系只能会更好……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问题，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可以得到解决。”
日内瓦会议召开后，又召开了万隆会议。但一九五六年十月尼赫鲁在访问北京时，提到了中国地图上的“错误的边界线”。周有针对性地答道，“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绘制新的地图。”印度的巡逻部队依照他们的新地图，强行进入中国地区，索取更多的领土。周把尼赫鲁的自传拿给我看。这本一九五六年在伦敦印的书里的地图表明边界就在中国人所说的地方，而不是在印度人现在声称应在的地方。周恩来问道，“尼赫鲁难道连他自己书里的地图也不看一看？”
然后，周又请人把边界地图拿给我看。我们一毫米一毫米地察看边界线，上面标明了山名、关卡、要塞和发生事件的地点，如空喀山口、郎久等。一九五三年中国修筑了一条横穿阿克赛钦地区的公路，将西藏与新疆连接起来。印度方面从来没有对此提过抗议。只是当中国边防部队邀请印度边防巡逻部队参加庆祝公路开通的宴会时，新德里的印度外交部才突然在阿克赛钦问题上大发雷霆。
边界冲突只是边防巡逻部队之间的小磨擦，但是西方新闻媒介的耸人听闻的报道，对中国“侵略”的喧嚣谴责，再加上那年春天达赖喇嘛的出逃，这些都损害了周一直努力树立的中国的形象：一个讲道理的、谋求和平的、随时准备与其他国家进行对话和开展贸易的国家。周作为杰出的公关人材十分清楚中国的形象受到了多么严重的损害。我说，中国报刊上那些对尼赫鲁进行人身攻击的尖刻辛辣的文章“没有好处”。“总理，你们的揭露大大加深了我对问题的了解。但是公众舆论非常重要，事实往往是次要的，而感情、偏见、非理性的狂热、宗教……才是左右一切的力量。印度人在关于他们‘神圣的土地’的问题上非常感情用事，而且在任何争执中事情的真相总是主要的牺牲品。”〔5〕
尼赫鲁在印度议会的人民院里有一个反对派，他们会抓住任何一个细节指控尼赫鲁把印度出卖给了中国。周回答我说，“我们某些年轻干部的确没有很好考虑，发泄不满情绪。”他说话前把目光扫向他的随从人员，象是说“仔细听着”。“我们的确应该更加现实一些。”后来我听说，他曾以和解的口吻给尼赫鲁写了封信。“但是尼赫鲁先生自相矛盾，我们不明白他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读了他的讲话。他今天这样说，明天又那样说。”
象通常两个杰出人物会面时一样，周和尼赫鲁从未真正地相互了解过，更不可能达到心灵相通。很显然，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不自觉的竞争。周力求准确无误，厌恶杂乱无章。他有时中断自己的谈话，起身离开座位，从屋子的一边走到另一边，抻抻台布或挪挪花瓶。他看不惯东西摆得不是地方。尼赫鲁恰恰相反，擅长朦胧的艺术。他常常故意把事情弄得模糊不清，因为这样正好有利于达到他的目的。周煞费苦心地摆出事实，标出题目，力求取得成果，而尼赫鲁却根本不在乎细节。他用浮华的抽象概念掩盖事实，很可能什么地图他都没有认真看过……尼赫鲁是个老谋深算的政客。对他来说文字是用来撇开、歪曲、篡改事实的工具。使用语言不是为了阐明，而是为了模糊与己不利的事实。周作为思维严密的中国知识分子永远不明白故弄玄虚、不求精确会有什么好处。周认为尼赫鲁受的是殖民主义教育。一九五四年周首次访问新德里时，尼赫鲁曾谈到中缅边界问题。他说缅甸人非常担心，因为有些地方还没有划定适当的边界线，听他的口气好象缅甸是印度帝国的一部分。“尼赫鲁那时说他了解西藏的情况，现在他是故意装糊涂……”周没有提到尼赫鲁劝达赖喇嘛在庆祝佛祖诞辰的活动结束后返回西藏的事。他接着说，“我们亚洲人相互太不了解。”西方有许多中国通、印度通，但是中国却没有欧洲通。殖民主义在亚洲各国之间建筑了一道长城，使他们彼此十分隔膜。
突然间他离开了印度的话题，神秘莫测他说：“帝国主义企图挑拨亚洲各国之间的感情。有些人看不清问题……帝国主义没有改变，但是有些人却把希望寄托在会议和首脑会谈上……他们甚至谈论什么拯救世界的新精神。在目前情况下，这些幻想只能欺骗人们。”
有些人指的是谁呢？从首脑会谈这个词中可以猜出来。戴维营，艾森豪威尔与赫鲁晓夫的最高级会谈……我说，“总理，我认为戴维营会晤对全世界都有利。”空气突然变得异常沉闷。做记录的秘书手中的笔停在半空中。周显得更加疲劳，眼角周围显出了细小的皱纹。“我们不这么看。”和平是具体的，不是什么空洞抽象的概念。很长时间内的都不会有什么裁军。相反，恰恰正在进行一场军备竞赛。“我们并不反对合情合理的妥协，但妥协必须要有限度，决不能出卖其他国家的利益。我们现在要决定的是世界各国人民是否有权获得本民族的解放，获得民族独立，还是要他们世世代代做奴隶……这一点我们决不能让步。”
这便是西方国家所说的中国的“不妥协态度”。
“我们相信民族独立……我们支持柬埔寨中立和独立……至于越南，一九五四年的日内瓦协议遭到破坏……人民肯定会起来进行反抗，他们要求祖国恢复完整统一。”这些话预示了一年后开始的越美之间的战争。周把我送出门外，跟我点头告别时一丝笑容都没有。这次会见进行了两个小时。我决定飞往新德里，去和尼赫鲁谈谈，会见尼赫鲁后我写信给周恩来，谈了我得出的结论。边界争议决不会顺利得到解决。那样做对尼赫鲁不利〔6〕。
十二月十七日周又给尼赫鲁写了封非常友好的信，请他考虑双方进一步的谈判，并向他致意。翌年二月中旬周收到了尼赫鲁的回信。信中说可以进行会晤，但不举行谈判。周回信表示“深为感谢”。这是一个错误。这话听起来好象周在有意奉承，尼赫鲁对此不会有好的印象。
自一九五六年以来，划定中缅边界的问题一直在拖着，现在很快就解决了。周强调“互谅互利”的原则。他对缅甸人说：“我们让你们一点，你们让我们一点。”他慷慨地让给缅甸人一块领土。在此后的十八个月里，他还成功地与尼泊尔和巴基斯坦划定了边界线。这一胜利使印度成为唯一在边界问题上故意拖延的国家。
一九六○年四月，在季风前炎热的天气里，周到达了新德里。机场上没有欢迎的人群，只是些冷冰冰的面孔。他以前访问时，敬献给他的花环多得使他成了会走动的玫瑰丛，可这次根本不见花环的影子。尼赫鲁用结结巴巴的印地语发表讲话——甚至英迪拉·甘地也承认她父亲的印地语讲得不好。周的秘书译得很吃力。
周在印度呆了一周。有时礼仪上的安排象是存心要使他难堪。但是“周恩来从未提高嗓门讲话。他从未忘记感谢司机、从未忘记和服务人员握手。他关注每一个人，对所有的人都象对待总理一样。”在那紧张疲劳的一周里陪同周恩来的纳特沃·辛格对我说，“即使我们对中国人感到愤怒，我们也不得不钦佩他的耐力、他的自我控制力和他的才能。他令我想起了我祖父的剑……我祖父珍藏着一柄纯钢利剑，用丝绸包着。周恩来就象是那柄剑。”
周和外交部长陈毅一起走访了印度一些部长。除一人外都对他粗暴无礼，象对待他们下属那样横加指责。周一直保持着他的尊严，彬彬有礼。对故意带有污辱性的讲话，他回答得既干脆又很有分寸。拉达克里希南总统曾公开谴责过“百花齐放”方针的结局，他对周说：“与四亿印度人民的友谊相比几千平方公里的土地算得了什么？”周答道，“与六亿中国人民的友谊相比几千平方公里土地又算得了什么？”印度报纸上的漫画把周画成眼镜蛇。周对纳特沃·辛格说，“你们的记者真怪。我微笑时是伪君子，我不笑呢又是冷酷无情。我开口讲话是说谎，不说呢，又是条蛇……”印度的反对党组织了许多人游行示威，到周下榻的中国大使馆外面进行抗议。他们挥舞着黄旗，上面写着“中国侵略者滚出印度”和“打倒中国帝国主义”。第四天，周开始流鼻血，这时他爱流鼻血已尽人皆知了。他不得不躺下，用冰敷鼻子。这事让他十分恼火。他不愿别人知道他有这种毛病。纳特沃·辛格〔7〕说，“这是他唯一的一次发火……他是生自己的气。”
会谈当然是毫无结果。原来也没打算有什么结果。当我一九六○年再次见到周时，他对我说，“我能做的都做了，可对尼赫鲁一点也没有起作用。”也许他仍然不相信尼赫鲁已下决心不去解决争议了。印度正受到美国和苏联的夸奖和宠爱，并从美苏双方都得到了慷慨的援助……向中国施加压力，尼赫鲁得到了这么多的好处，他为什么非要解决边界问题不可呢？
离开印度前一天的晚上十点三十分周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会上他赢得了数百名记者的尊敬，虽然这种敬意并不是心甘情愿的。“他一人主宰了长达三小时的招待会……他一直精神饱满。”最后，一位女记者问他是如何保持健康，显得如此年轻的。周带着稚气的笑容调皮地对她说：“我是亚洲人，我象亚洲人那样生活。”
周给人的印象似乎只要稍做改动，中国便有可能接受麦克马洪线，但这必须通过适当的谈判过程，决不是接受既成事实。作为回报，印度必须接受西段阿克赛钦的划界线。但是，印度似乎想两处都按他们自己的想法划定界线。归国途中，周在加德满都稍事停留，再次面对众多的记者。在这儿，他不再那么克制自己。他大声喊道，“我告诉你们中国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很不公正……”
周恩来一直对印度邻国，如斯里兰卡、尼泊尔、缅甸和巴基斯坦表示友好，有的他曾访问过两次。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之后，他在一九五六年冬访问了巴基斯坦。他曾对巴基斯坦总理说他“充分理解”巴基斯坦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并不是针对中国的。巴基斯坦总理对周恩来说，“我们甚至在某些方面的利益是不谋而合的。”
一九五六年印度政府远比中国政府更为同情苏联干涉匈牙利和波兰的举动，这使印度获得赫鲁晓夫的友谊和贷款，贷款数额比中国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得到的多出一倍。
一九六一年一月，周率领四百人的代表团参加缅甸独立十三周年的庆祝活动。并参加互换中缅边界条约批准书仪式，他穿着缅甸的民族服装和缅甸人民欢聚一起；他答应向缅甸提供三千万英镑的无息贷款。
至于巴基斯坦，已成为中国的享受特殊优待的朋友，因此，它在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给予周相当大的支持，包括它后来在一九五五年开始的艰难的中美谈判中所起的作用。
印度拒绝谈判的态度使自己在国内处于进退两难的地位。如果中国留在有争议的领土上，是“侵略”或“入侵”，那么按照逻辑就应该采取军事反击的对策，即印度军界称为“前进”的政策。这项政策要求印度巡逻部队一点点挪进有争议的领土。“我们打一个界桩，中国人也打一个桩……我们树了界标，他们也会树个界标。双方就象是在比赛。”
印度的“前进”政策受到了莫斯科的鼓励。在印度的苏联外交官公开对中国表示敌意。“中国人不敢采取任何行动……他们现在困难重重……他们知道我们什么时候都可以向他们扔炸弹。”俄国人向印度陆军提供了直升飞机，供边界巡逻时使用。
一九六二年夏，我从一位现在已经去世的印度朋友那里得知，印度将按计划向前推进，这个行动得到了莫斯科的支持〔8〕。
周恩来说：“是的，我们知道印度军方制定了计划，但是我们自己也制订了计划。请转告你的印度朋友们我们并不害怕。现在要是尼赫鲁重新考虑他的计划为时还不算太晚。我们不要战争，但是我们不怕恐吓。”
“我们不希望印度四分五裂。分裂的印度会使中国在亚洲感到孤单，而印度的各部分之间则会相互勾心斗角，纷争不已。”接着，他几乎是漫不经心地用中国那种轻描淡写地谈论重大问题的方式补充道：“有时稍微打一打也是必要的，能使一些人开窍。”
一九六二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居住中苏边境中国境内的维吾尔族群众收听到苏联阿拉木图的广播，使他们惊恐万分。煽动他们“快跑，快跑快逃离中国”，不少人还从苏联驻当地的领事馆拿到侨民证。于是数万名维吾尔族人越过边界逃到苏联境内。策划这一行动的目的是鼓励印度的“前进”政策。
九月，尼赫鲁在马德拉斯发表讲话时用了一句话“把中国赶出去”。十月十二日，他再次讲话鼓励印度采取军事行动。
十月，印度军队在边界的东西两段开始向中国边防部队炮击，随后在有威望的考尔将军的指挥下，大约有三万人的军队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了全面的进攻。考尔将军是尼赫鲁的亲信之一，同尼赫鲁一样是个婆罗门克什米尔人。在政府声明中周向尼赫鲁提出“严正警告”，要求他“悬崖勒马”，并提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这一套先礼后兵的仪式完成后，经过充分准备的中国军队，在印度发起进犯的三天后，于十月二十日开始进行反击。两周内他们便击退了印度军队。印军准备得很糟，甚至连高山地区所需的御寒的冬装也没有。可能是因为指挥官们轻信了苏联人的话，认为中国不可能进行反击。随着印军节节败退，印度陷入惊慌失措之中。一段时间内全国上下一片歇斯底里。谴责“中国入侵”叫得最响的人，逃得最快。
十一月二十一日，双方交战一个月后，周恩来宣布中国边防部队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存在于中印双方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第二年四月，中国政府又决定把所有缴获的枪枝弹药都还给印方；将阵亡的印度士兵按照军人礼节予以安葬；三千二百余名俘虏，包括十一名军官连同武器一起释放并遣返印度。大获全胜后又宽宏大量，这一非同寻常的举动使许多西方人士目瞪口呆，这完全不符合他们所熟悉的交战双方的行为规范。印度军方也因此出现分裂。国防部长克里希纳·梅农辞职，倒霉的考尔将军退休。尼赫鲁再也没能从这次失算所受到的打击和自尊心遭到严重伤害中恢复过来。
中国这一行动使它在亚洲重新赢得了威信。十二月，六个亚非国家（斯里兰卡、柬埔寨、加纳、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阿联）敦促交战双方进行谈判。
尼赫鲁拒绝谈判。
在此期间周与马尔科姆·麦克唐纳谈及印中关系问题。麦克唐纳是驻新德里的高级专员，卸任后到中国进行访问。“我向周恩来解释了印度对边界问题表现出的强烈感情。即便尼赫鲁当时愿意与中国人谈，他也不能那么做。他的吵吵嚷嚷的反对派会为此把他赶下台的。”周对马尔科姆·麦克唐纳说，他认为尼赫鲁从来就没有谈判的打算。周提到一名记者，这位记者使他注意到下列的事实，即印度反对中国便从美苏那里得到了大量的援助，有现钱、也有食品。马尔科姆·麦克唐纳一九六四年对我说，“由于拒绝谈判，尼赫鲁在外交上失去了许多支持。”
周恩来决心与印度重修友好关系。他说中印两国从来没有把对方当做敌人。他们有着不同的两种文化，但是他们是邻邦，两国之间有着两千年的文化交往。领土接壤，丝绸之路给双方都带来了好处。
周恩来与印度驻北京临时代办P.K.班纳吉交了朋友。班纳吉后来写了有关那段岁月的回忆录，对周恩来做了非同寻常的描述。班纳吉受到优待，多次与周恩来进行谈话，大都是在凌晨两点左右。（9）
一九六三年一月，周通过班纳吉给尼赫鲁捎去一个口信。“战争从未真正解决过任何问题。我们需要的是寻求和平和理解。”周对班纳吉说，“我的确能理解尼赫鲁的难处，可他也必须理解我的难处。”尼赫鲁没有作任何答复。
一九六三年四月我去新德里见尼赫鲁，告诉他周总理十分敬重他。他答声“谢谢”。会见的其余时间只谈了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谈话中尼赫鲁不时痛苦地迸出一句：“明白了。”他说：“印度正在健康发展。”他拒绝对重新开始谈判做任何许诺，我对周恩来的秘书说，“我觉得尼赫鲁身体不太好……他讲话含糊其辞。”我后来见到周时又对他谈了这个情况。周厉声说道，“他含糊其辞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班纳吉大使从未告诉过周，尼赫鲁接到周的另一友好信息后说道：“周的友谊我已经领教够了。”
＊＊＊
中国知识分子在评价现实时喜欢提起过去，提起过去的英雄和他们的丰功伟绩。人们至今还经常从两千年的文化和哲学中摘引成语典故。他们对一千五百年或者两千年前发生的事情仍然记忆犹新。
根据周的建议，中国军队一九六二年单方面进行撤军，这在海内外的华人眼里就如同是当年诸葛亮指挥的一次著名战役一样。诸葛亮（公元181—234年）是一位战略家和政治家，蜀汉皇帝的丞相。他是一位伟大的传奇式的人物。中国的孩子都知道《三国演义》，诸葛亮便是其中的主人翁。
缅甸曾有个到处抢掠的头领叫孟获，他侵入中国领土。诸葛亮出兵打他，并把他抓获，然后又放了他。孟获不断进犯，诸葛亮不断地抓了又放，七擒七纵。据说，孟获终于被感动了，他改弦更张，发誓要与诸葛亮永世结盟。周的做法是符合这种传统的。但是我怀疑把尼赫鲁比做一个到处抢掠的缅甸人，他是否高兴。
周这种富于想象力的做法也没有完全得到军队指挥员的赞同。一个军官说，“我们根本不应从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我们让出的领土太多了。”当时参战的另一名军官一九八三年也对我说，“我们本应留在麦克马洪线以南的领土上。在英国人抢走、归入印度之前那是我们的土地。”
战争的喧嚣过去后，笔战开始了。中印外交部和大使之间来回不断地递交抗议照会。一天凌晨两点，班纳吉又一次被周召见。周说：“我今天收到了你们外交部送来的十七份抗议照会。”班纳吉大使答道：“阁下，今天恰好是我的生日。我有幸收到了你们外交部的二十三份抗议照会。”班纳吉后来告诉我说：“周笑了起来，他象孩子一样地开怀大笑，笑个不停。”另一天晚上，周拿出一份印度的抗议照会，对照一张有关边界的印度地图和一张中国地图给班纳吉看。“你们外交部说在某地发生了侵犯领土的事情，但是这个地点并不存在，我们的地图上没有，你们的地图上也没有。这个地点根本不存在。”班纳吉说，很难向周说清楚印度人，特别是尼赫鲁，是喜欢含糊、模棱两可的。他们一点也不在乎。可是一丝不苟的周却非常在乎。
从那以后，边界地区一直保持平静，没再发生军事冲突。到一九七○年周才再次争取重开谈判。这次，他还跟我的印度丈夫谈了话，我丈夫那年去了中国。他是印度政府批准去中国的第一位非外交人员的印度人。印度官方一九六二年宣布所有印度护照对中国无效。一九七○年周正忙于与美国进行微妙的谈判。他认为再次争取解决边界争议、使中印关系正常化的时机已经到来。他象往常一样，仔细权衡利弊，决定通过非官方渠道，即通过我丈夫，进行工作。
谈话开始时他拐弯抹角，先询问了我们的身体健康情况，问我丈夫是否适应中国的饭菜和天气。接着他便开门见山。“我们尊重你们伟大的国家。我们与印度之间有两千年的友好历史。我们希望印度次大陆相安无事。我们不愿看到分裂……我过去就说过印度的分裂会使中国受到削弱，使中国成为亚洲对抗帝国主义的唯一大国。所有谈判都要相互妥协、相互让步，不可能满足全部要求，所以我们总是说要互谅互让。”他又重复道，“我们不愿看到印度次大陆发生战争……那只会削弱世界各国人民的力量。”周肯定已经得知可能要发生战争。这场战争在第二年终于发生了。在印度的积极军事帮助下，把东巴基斯坦，即现在的孟加拉，从西巴基斯坦分裂出去。
周又一次摆出地图。他表现了他一贯对人名、地名的惊人记忆力。但是他会见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希望有人能与尼赫鲁的女儿英·甘地总理通话。他想再次为解决边界问题做出努力。
后来，通过两位能干的中国外交家黄华和王炳南建立了非官方接触。英·甘地没有象她父亲那样在感情上受到过伤害，但她知道印度人民在感情方面对边界战争依然耿耿于怀。她在去世前曾对我说过，“我希望印度和中国终有一天会成为伙伴。”
解决边界问题的会晤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一些年。但一九八七年印度在麦克马洪线以南有争议的地区成立了一个新省喜马偕尔邦，造成既成事实。然而，阿克赛钦地区似乎也被视为既成事实而获得了某种承认。
八十年代末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明显地密切起来。一九八八年十二月英·甘地的儿子拉吉夫·甘地访华时，双方关系达到顶峰。此后，文化科学方面的交流不断增加，贸易也不断上升。面对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印度和中国必须进一步发展两国间的合作和加深两国间的了解。这一点似乎开始成为共识。
【注释】
〔1〕1959年春，本书作者出现在埃德·默罗主持的《世界真小》电视节目中，与作者一起的还有乔塞夫·艾尔索普和埃德华·布恩比。主题是中国和人民公社。
〔2〕指本书作者于1959年夏，在加拿大召开的一次大会上的发言。
〔3〕西藏问题有大量中文文件可查，包括达赖喇嘛出逃前给中国当地驻军指挥官的信件。韩素音文档。中国新华通讯社的报道。
〔4〕英国入侵西藏一事在许多著作中都有详细记录。还可参阅耐威尔·马克斯韦尔写的《印度对华战争》。
〔5〕参见韩素音1959年12月7日和16日给伦敦《泰晤土报》编辑的信。
〔6〕关于本书作者与尼赫鲁总理的谈话，参见作者本人的另一部著作《吾屋双门》。
〔7〕纳特沃·辛格在1989年前曾担任印度外交国务部长，是作者的朋友。
大量有关印度对边界形势的看法都已在印度发表。韩素音文档。
〔8〕S·夏尔马（1968年去世）提供给作者的材料。他是德里协会的显要成员，是尼赫鲁的朋友。但S·夏尔马反对在边界问题上采取军事行动。
〔9〕《P.K.班纳吉大使回忆录》（英文版）。韩素音文档。回忆录将由南开周恩来研究组译成中文发表。
2007/09/10
第五章与尼赫鲁的冲突——西藏、印度以及边界问题（1954—1970）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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