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周恩来在“大跃进”问题上被迫作自我检讨
──1958年7周，赫鲁晓夫来华，批评“大跃进”
──1959年1月，周去莫斯科
──1959年4月，刘少奇担任共和国主席
──1959年3月，西藏发生叛乱，达赖喇嘛出逃
──1959年6月，赫鲁晓夫撕毁转让核技术的协议
──1959年8月，中国与印度发生边境冲突
──1959年7—8月，庐山会议，会上国防部长彭德怀批评毛泽东和“大跃进”
──彭被降职，反对其支持者的运动开始
──1959年夏，胡志明到庐山，周答应援助越南争取独立的斗争
──1959年秋，开始调整经济
──1959年底，周着手为一些右派摘掉帽子，会见获特赦的原国民党的将领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及中国在世界上作用的看法更进了一步。他制定了一套冒进政策，后来称之为“大跃进”。由于一九五六年“八大”以后他认为党成了一个头重脚轻的庞大官僚机构，一个掌握在与己意见不同的人手里的臃肿、寄生的组织，现在党已经脱离了人民，抛弃了他们的革命理想。他现在要依靠“群众”。这样他脑中就形成了一套纯粹民粹派的观点，这种观点完全否定中央行政计划，而代之以自发的群众性经济活动。这是一种将经济和政治权力交给由“群众”组成的地方和地区机构、彻底的权力下放。
据说他曾引用一句道家名言：“乱极则治。”周恩来的整个思想是反对动乱的，他主张维护秩序，赞成一种宽容的贤人政治，由德才兼备的人负责管理，允许讨论和批评，但必须高度集中。
他天生就是一位管理人才，对面临的大量问题一一加以考虑，并想方设法以最小的冲突和损耗取得最大的效益。
他对刘少奇、对日益趋于僵硬的自上而下的控制体系是有保留意见的。刘少奇也不是傻子。有条不紊地进行管理是十分重要的，这一点上他与周的意见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周认为还必须建立一套横向协调系统。在保证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同时，能有一种鼓励创新和进取精神的机制。因此他认为应尽可能多地将党外人士吸收到行政机构中来。他设置了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经委、科委，所有这些部门都向他领导的国务院负责。这样他又一次采取中间立场，既反对由党包办一切的僵化做法，又反对彻底的权力下放，反对自发的群众运动以及由此产生的失控局面，而这正是毛的政策必然会导致的结果。
一九五七年九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提出他的新政策时，对周恩来等人在一九五六年采取的纠正冒进倾向，反对急躁冒进主义提出了批评。
这时距“双百”方针失败、反右斗争开始不到三个月。各大专院校一片万马齐喑的局面，学校里自我批评会没完没了。党员们得意洋洋。党的中层干部中有人热衷于找别人的岔子，谁敢对他们说声不，就加以清洗。有一天龚澎请我吃午饭。她和她丈夫乔冠华都主动向我解释这场运动的意义，但被我婉拒了：“我懂。你们可能还记得我说过，我不相信‘双百’方针会成功。现在我只想说，别为了在猫身上找跳蚤，就拚命地打它。”
我的一位亲戚，一个民盟成员，这时也成了“右派”，他笑道：“我们那时被关在冰柜里，要等到用得着我们的时候，才能解冻。”他几年之后被平反，现在还在民盟里任职。
但制定“双百”方针想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并没有解决：中国到底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发展模式？经济学家马洪和勇龙桂对我说：“我们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循。中国的国情与苏联或西方都大不相同。我们只能自己去找。”〔1〕
这一年开始实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是由陈云和周恩来领导下的上述几位经济学家共同拟定的，它修改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工厂管理改为委员会制，由党的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组成，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这是一九五六年八大确定的党的路线——“民主集中制”的运用。但这个方针是行不通的，因为技术人员、专家们谁也不敢在委员会里反对党的干部的意见。
毛泽东坚持己见。他决意要创造一种依靠群众热情以求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一九五七年十月他去莫斯科访问，参加俄国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后，他的决心更加坚定。回国后，他深信赫鲁晓夫为了达到与美国搞缓和、由美苏两极主宰世界的目的，是不惜牺牲任何人、任何一个“兄弟国家”的。因此，中国必须作好“自力更生”的准备，单独行事，不怕被“老大哥”抛弃。
正是这种思想促使毛发动了那场称为“大跃进”的运动。党这部机器也许笨重、效率低下，但它至少保证了某种秩序。它保证了工人的工资、奖金。不能任意打乱它的正常运转，但这些反对意见没有公布。而后来谴责“大跃进”的许多人这时都赞同毛这种大而无当的观点，大肆宣扬关于反右派斗争胜利的报告。党已经被这种狂热情绪所笼罩，谁表示不同看法，就被视为“右派”。这些人包括周恩来和陈云，他们批评过“急躁情绪”和“冒进主义”。周的一些同事这时已经站在多数一边，他们对周恩来和陈云斜目而视，说他们是“妨碍前进的步伐”。那些热情不够的党员靠边站，为狂热分子所取代。
一九五八年一月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工作会议，取名工作会议是因为参加会议的有不同层次的党的干部，包括省级干部，这样就能将中央的指示及时传达到全国各地的基层组织。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和刘少奇制定了“工作方法六十条”，“六十条”成为“大跃进”的指导性文件。一月份，全国一千一百万党员中就有一百五十万干部从城市转到农村。几乎是眨眼之间，奇迹般的成就、破记录的工厂生产以及令人惊愕的农业生产增长不断报道出来。为了加快内地省份“大跃进”的步伐，一九五八年三月又在成都召开了工作会议，在南宁和成都两次工作会上毛对周恩来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你说这是冒进主义……你把它叫做急躁、没有耐心，但长征就是这样，解放战争也是这样。我们横渡长江时，怕过蒋介石、怕过帝国主义吗？我们的口号是敢字当头。”毛甚至含糊地指责周的态度是“政治问题”，这是很严重的指责。毛说周只差五十步就成了“右派”。如果拒不改过，他就会犯反党的罪。除了陈云、贺龙、李富春、陈毅，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都顺从地附和毛的意见，驳斥“那些想把我们往回拉的人”。由于劳累过度，陈云的身体垮了，他回到杭州治疗肠道病。周虽然还留在岗位上，但压力不断。
周的朋友作为那段岁月的见证人，记下了他当时怎样在工作之余被迫写检讨的。
他到长江考察一项计划中的大坝工程，这座大坝准备建在大江两岸重重峭壁陡然变窄之处，因此有巨大的水利潜力。周要在作出决定前更全面地研究一下情况，他关心着筑坝后上游会怎么样。俄国“专家”正在黄河修筑一座大坝。周去看了，后来这座大坝因为事先没有对黄河顺流而下所携带的泥沙含量进行研究而发生问题。大型工程应周密地论证，电力、铁路运输、公路……对任何一种工业基础建设，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模式，这些都不可缺少。但在“大跃进”年代，这一点被忽略了。
一九五八年三月，我回到中国。我在北京看到人们捕杀麻雀。麻雀被认为对农作物有害。捕杀麻雀当时被看作是群众自发行动的一次胜利。（2）那时根本不可能见到周恩来。我还不知道成都工作会议正是在三月召开的，会上毛公开对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周恩来的健康和陈云一样，也受到影响。“他心情十分沉重。有时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两眼盯着天空。他也工作，但没有工作的时候，就这么在办公室里一动不动地坐着。”
周恩来批评自己时说：“这是我的想法，我没有摆脱封建、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说话时，他心情沉重，神情木然。他的同事中有些人已经抛弃了他，只有贺龙、陈毅等除外。他夫人邓颖超和往常一样，充满着自我牺牲的精神，默默地支持他。二月，周将外交部的工作交给陈毅。陈毅不愿谴责周恩来。他说：“我对外交工作一窍不通。”只要有问题，他就说：“去找恩来同志”，然后快步穿过中南海大院去见周。陈毅对周忠心耿耿，说话又谈笑风生，这给心情不快的周带来了一点欢乐。贺龙的来访也使他轻松一些。贺龙每次进周的房间都不忘把烟灭掉，因为周常流鼻血。这时已开始作检讨。
他的一位秘书范若愚在回忆录中谈到周恩来写检讨时写道：“周总理以前总是高高兴兴的，现在真象生了场病，前后判若两人。因为要我帮他写检讨，我到他办公室去见他，总理对我说：‘我犯了错误，我的思想没有跟上毛主席。’”
“平时周总理反应敏捷，准确无误，起草指示都是自己动手，写好后差不多一个字都不用改，可现在连一句话都凑不起来！他讲一句，我写了下来。他沉默了一大会儿，接着再讲一句……陈云副总理从杭州打来电话，周总理听着、听着，然后放下话筒。神情有些恍惚，接着又开始十分困难地口述起来，每说一句要停三四分钟。这时已经很晚，都午夜时分了。”范若愚说自己该走了，让周休息，好好考虑一下。“周总理满脑子疑问，所以找不出恰当的话来。”
凌晨两点，范若愚被邓颖超叫醒。“你怎么让总理一个人呆着？他还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象丢了魂似的。”若愚写道：“她心情也很不好。”两人商量了一下，决定让若愚用周的口述，重新组织一下，写好一篇检讨。“我写道：我和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但是在思想上还跟不上毛主席。周总理看了很不高兴：‘这不对！一九四五年后才是这样。一九四五年以前我和毛主席意见并不总是一致的。’这说明你对党中知识知道得太少。他讲这话时，几乎流出了眼泪。”
检讨书花了十天时间才写好，送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
检讨送回来时，“检讨”一词删掉了，一些自责的话措辞也改得分量较轻了。“这使得他心情轻松了一些，我也松了口气。渐渐地总理又象从前一样了。但和他在一起的这半个月里，我发觉他头上开始长白发了。”
尽管这种暗中支持让周感到欣慰（我们推测可能是邓小平从中相助），但他还是经常受到责难，似乎在党内他是个听差的角色。他认为工资收入有差别是正常现象，但在“绝对平均主义”盛行的新气氛下，这种观点受到猛烈批评。在少数民族问题上，他发表了一些意见。他认为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和社会结构不同，必须实行自治，不应该强迫他们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实行改革。在这个问题上，他批评了“大汉族主义”。但“大跃进”象一场龙卷风席卷全国，周对少数民族许下的诺言根本无法兑现。特别是西藏，周说过一九六二年以前不应该进行社会变革。这话也让过分积极的干部抛到九霄云外，他们迫不及待地建立“公社”，从拥有土地百分之九十的僧侣（亦即地主）手中将西藏农奴解放出来。对外关系也受到影响。一九五七年末，在华沙举行的中美谈判停下来了，到一九五八年九月才恢复。周花了很大精力促进的中日贸易这时也成了“大跃进”的牺牲品。
经过周的努力，三万名日本战俘，包括一千名“战争罪犯”，被遣送回国。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间，一万二千名日本“宾客”访华，其中许多人是商人。这时，所有与日本的商业往来和接触都受到指责，日本船只不让在中国港口停泊。
与苏联的关系急剧恶化。一九五八年六月，伊拉克爆发革命，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黎巴嫩登陆。赫鲁晓夫呼吁召开一次由苏、美、法、英和印度参加的首脑会议，却没理中国。这次首脑会议未能开成，赫鲁晓夫又要求召开联合国安理会会议，讨论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北京给他提出强硬的警告，提醒赫鲁晓夫：阿拉伯国家是承认中国的，阿拉伯国家的局势不能交到联合国安理会去讨论，因为中国在安理会的席位为蒋介石的代表非法窃据。
中国威胁说如果赫鲁晓夫坚持己见，中国就要谴责苏联，这迫使赫鲁晓夫七月三十一日来到北京。他和毛进行了一次争论激烈的会谈。赫鲁晓夫指责“大跃进”运动、公社化和毛的好斗成性。“中国不要用战争恫吓的手段向美国挑衅。”他的口气从辱骂变为哄骗。他建议签订一份共同防务协定，让苏联海军在中国沿海巡逻，进行军事及空军合作，并建议由苏联科学家在中国建立核设施。毛拒绝了这些建议。如果接受建议的话，中国就会成为苏联的卫星国，并大大增强苏联与美国抗衡的实力。
赫鲁晓夫嘲笑说，中国的农民“连裤子都穿不起。”周恩来回答道：“就是没裤子穿，我们也要有自己的核力量。”周恩来这时和聂荣臻一道，已经开始建立核研究中心。
周恩来用夏天的几个月时间，视察了新成立的公社，听到“亩产万斤”的浮夸之辞时，直歪脑袋，但一句泼冷水的话也没说。看到一些农民仓促建成的工厂，他也一言不发。工厂的机器放在外边任雨淋，因为谁也不知道怎么安装。如果没有这种盲目急躁的举动，没有这种人民靠自己的力量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想法，“大跃进”中某些观点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农田水利化就是其中之一。这意味着大规模动员农民挖沟凿井、修堤筑坝、兴建水库运河。这样，最终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四十的可耕地解决水的问题。建立公社是为了保证农业生产的合理化，为以后的农业机械化、为靠自身力量修建学校、农业院校、医疗服务站以及小型发电站、小型化肥厂等基础设施创造条件。不幸的是，就象过去一样，由于雄心太大，狂热急躁，本可以取得的重大成就却丢失了。
在“共产主义即将来临！”的口号声中，公社建立起来了。亿万农民把这口号理解成“国家可以为我们提供所需的一切”。他们杀猪宰牛，大吃大喝，真的以为什么东西都会奇迹般地从天而降。
几百万农民被招进城当上新工厂的工人，而熟透了的农作物没人收割、脱粒，躺在地里白白烂掉。
最离谱的是大炼钢铁。各个公社、大、中学校建起数以百万计的砖砌原始高炉，这就要求提供煤和铁。钢就是炼成了也无法运走。
为了加工棉花之类的农作物，新成立的公社建起一座座小型工厂，使用的都是原始工具。这些工厂与城市的大型工厂争夺原材料，结果是城市物资奇缺，而农村工厂生产的次品又无人问津。
周恩来走访了一批大学，动员学生参加体力劳动。他知道中国有读书人不屑于从事体力劳动的传统，新培养的年轻人也沿袭了这种思想。这些青年中不少人还抱有高人一等的封建意识，如果让人知道自己父母是穷苦的工人、农民就感到丢脸。周恩来告诫道：“有些年轻人从不知道贫困、饥饿和战争是怎么回事，他们有点忘本。”他视察部队，发现新兵“没经历过任何艰苦生活。我们久经考验的老兵正在退下来，有些人派去办公社，还有些人年岁大了，只好退役。”他发现军官的家属在驻扎的城市里享受种种特权和优待，就下令把他们送回原来所在的农村。他率领国务院二百五十位副总理、部长和工作人员到离北京八十公里的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了一周。他走访了一个个煤矿。有一次黄河发大水，冲毁了一座桥梁，周半夜赶到那里，直到看到救援工作进行得很好才离去。他到华北一个贫困的村庄视察。时值严冬，寒风凛冽。村民们排着队迎风站着，他站的位置则背着风，有草席棚子挡着。于是他让村民向后转，讲台也挪了地方，这样迎着风的是他而不是村民。考察过程中，他看到妇女生育时条件十分艰苦，而这种现象在有些地区还普遍存在。
他后来告诉我：“他们让妇女生完孩子后强撑着，两天两夜不让睡。”〔3〕他写信给卫生部长，告诉他们农村需要训练有素的接生婆，这比男医师更受欢迎。“人人都应享受医疗保健”。第二年卫生部分成两部分，公社成立卫生站。教育部也分为两个部分，教育部负责农村广大的贫困人民的普及教育，高教部则负责高等院校的教育工作。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在武昌召开了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会议通过的决议对人民公社制度的一些大的政策界限，作出了比前一个决议明确的规定，对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中的高指标进行了较大的调整。会上周恩来无动于衷地用冷冰冰的语气汇报农业生产情况“有点令人不安……上报的数字不切实际。”提出每个县应该按月或按季度将生产情况按实际数字而不是百分比上报，应派调查组对这些数字进行核实。
会议的结果是又发下一大串指示，这些指示则又落到可怜的基层干部头上，不起什么作用。“大跃进”就象一个大漩涡，越转力量越大，要想让它停下来，还得花一年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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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九年一月，周到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一大。
赫鲁晓夫幸灾乐祸地说：“周同志，我们为你们培养的那些炼钢工程师都到哪儿去了？”周恩来答道：“在农村，提高无产阶级思想觉悟。”赫鲁晓夫后来写道：“看得出，周认为这一切都十分愚蠢，但他无能为力，‘大跃进’本来就不是他的想法。”
一九五九年四月，刘少奇取代毛，担任人民共和国主席职务。毛仍保留了党的主席和军委主席的职务。刘地位的上升使赫鲁晓夫认为毛也许受到更有效的牵制。苏联答应再援建三十一项工程，并提供二点八亿卢布的新贷款，这样，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援华总数就达到四点三亿卢布。
一九五九年对中国来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三月，西藏发生叛乱。达赖喇嘛带领几百名随从，逃离拉萨，到印度避难。他已于一九五四年去过印度，参加佛事活动，那次他就曾向尼赫鲁提出过避难的要求。周那年六月参加日内瓦会议后访问印度。他意外地发现达赖喇嘛坐在同一个讲台离自己不远的地方，这让他心中感到不快。这件事虽然在双方的官方报道中都没有提到，但引起中国人的怨恨，当时尼赫鲁劝达赖喇嘛回西藏，他自恃有功而态度有点傲慢，但周不加计较，镇定自若，因为周知道计划召开的亚非会议的重要性，需要印度合作。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日，赫鲁晓夫在去戴维营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首脑会晤的六周前，撕毁了向中国提供核技术的协议。周不无辛辣他说：“这是赫鲁晓夫给艾森豪威尔的一份见面礼……想保住与美国的首脑会晤。”
八月，中印军队在有争议的麦克马洪线上的一个哨卡朗久发生冲突。这条线叫麦克马洪线，因为印中边界是一位名叫麦克马洪的英国军官于一九一四年随意划定的边界线。一九一四年以来的历届中国政府都没有承认过麦克马洪线。
一九五九年是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十周年。北京修建了十大建筑，其中包括中国式的巴台农神庙——人民大会堂。周负责挑选合适的艺术作品悬挂在大会堂的墙上。“这件事他干得和其他事一样，十分仔细认真。他站在楼梯上检查作品效果，又走上前去仔细端详。”作品中绝不能有所影射，不管怎么隐晦都不行。中国文化最善于在譬如一块阴影、一截弯曲的树枝或者一片阴暗的云朵中寻找隐含的政治攻击。
来北京参加十月庆典的外国元首、政府代表团和共产党代表团的团长中很少有人知道那年夏天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事件，这件事对中国党有着重要的意义，其影响导致几年以后“文化大革命”那不平凡的十年。
庐山，一个海拔一千四百二十四米、气候凉爽的避暑胜地，距离当年蒋介石的首都南京不远。从前盛夏时节，庐山也是蒋的避暑之处。现在，在蒋统治期间使用过的一些别墅和会议大厅里，中共的领导者们夜晚举行舞会、白天召开政治会议。
一九五九年七月，政治局准备在这处凉爽的避暑地召开一次“扩大的”会议。会议还没有开始，就笼罩着一层紧张气氛，人们预料会出现重大争论。毛承认“大跃进”有过激之处。周谈到要进行“调整和紧缩”，调查组已经派往公社和“大跃进”中涌现出来的其他新机构。报纸上还在对公社进行吹捧，但是事情已经很明显，公社过于庞大，难以运转。粮食生产的核算单位已开始恢复到以较小的生产大队为基础。因为每一级党组织都想多报“成就”，数字越往上，就越不可靠。“共产主义”也不再谈了。有小道消息说，毛准备作某种自我批评，尽管谁都不指望他会作一次彻底的检讨。
周恩来和邓颖超以及李富春和蔡畅于七月二日到达庐山。头天晚上，这四位友人聚在一起吃“长寿面”，庆祝建党三十八周年。周迈着轻快的步子在庐山的各个别墅转了一圈，检查即将使用的房间，特别是为毛准备的房间。他叮嘱厨师：“别忘了，毛主席吃饭喜欢红辣椒。”周处处关心毛生活是否舒适，这似乎成了他的第二天性，而且在他去世前一直如此。也许他是想表现自己对“主席”的热爱，让毛感到自己受人爱戴，不使毛觉得过于丢面子，因为他知道，现在毛的宏伟计划落空了，毛会感到多么屈辱、多么伤心。就是毛的前妻贺子珍也给毛寄来一封感情真挚的信，毛是为了与江青结婚而与贺离婚的。
所有人都到了。这里有高个子刘少奇，象平时一样，他不苟言笑，但受人敬重，因为他能干、有实权，很明显是毛的接班人。思维敏捷、脑袋方方的矮个子邓小平也在这里，他毫不掩饰他说：“恩来同志是第一个谈到浮夸风的，这种做法看来还没有停止。”不少党的领导人这时也上前与周恩来搭话。
这时的周恩来本来是可以夺权的。他本可以结成一支强大的联盟，反对毛泽东和他的错误做法，但他并没有这样做。相反，他又一次试图创造一种以理服人的讨论气氛。他说：“在与原则问题上持不同观点的人作斗争的同时，可以在现行政策或纯属具体的问题上作些必要的妥协。”他又用他特有的文雅而尖锐的语气补充说：“在如何管理经济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有许多东西要学。”那么“大跃进”仅仅只是一些具体问题呢？还是应当原则问题看待？
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李锐写了一篇回忆录，记述当时庐山发生的事情。〔5〕这样做的不止一人，其他人也写过一些回忆文章。正象长征时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说法，有关庐山会议的描述也就不尽相同。李锐讲述了开始发生的一些时断时续的交锋，不痛不痒地提到“失误和浮夸的报告”。七月十四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勇敢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读过后，于七月十六日给这封本来是写给他个人的信，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这样不寻常的标题，并批示“印发各同志作参考”。至于这些是怎样进行的，就不得而知，或者更确切地说，无人讲过。
这封意见书对“大跃进”全盘否定，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有些人被胜利冲昏头脑……他们已经脱离群众……”在后来的口头发言中，彭激烈攻击现在是“一团糟。我手下的士兵接到老家的信都呆了……要不是中国农民有耐性，我们就要成另一个匈牙利了。”彭又提到从前与毛的分歧，这就把事情弄得更糟了。据说后来传出了彭在西北小组说了“在延安座谈会‘骂’了我四十天娘。我‘骂’一天娘还不行？”其他不少党的官员看他这样也壮了胆，发表了同样的看法，会议简直成了对毛泽东的全面进攻。
白天争斗之后，每天晚上礼堂里都有舞会，礼堂的大小看参加人数的多少而定。很明显，大多数人对彭大胆直言很高兴。李锐回忆录中写道：“七月十九日或二十日晚上跳舞时，我坐在总理的旁边，我有意问道：你看彭总的信怎么样？总理说：那没有什么吧。意思指这是一种正常的情况。”
这个回答不够坦率。周肯定知道毛的自尊心和尊严受到多大的伤害。一个人的自尊受到打击，其结果是很危险的。比起现在那些极力诋毁“大跃进”的人来，周在阻止“大跃进”方面做的实事要多得多。他坚持要各个省的省委书记报“实际数字，不是百分比”，以便搜集事实和数据。
在他大会发言和书面意见中，他着重强调财政、资源和生产三者要实现必要的平衡，这种平衡在一九五八年全被打乱了。单是大炼钢铁，全国就耗费了十五亿元。
正当戏剧进行到高潮时，凑巧得很，越南的胡志明上了庐山。当时拍的一张照片上，胡志明与蔡畅和邓颖超手挽着手，在山路上漫步，他正在开怀大笑。实际上胡志明忧心忡忡。九月份，赫鲁晓夫就要和艾森豪威尔举行会谈。这对越南将预示着什么呢？赫鲁晓夫已经清楚地表明，他赞成越南实行永久分治。胡志明告诉周恩来，越南南方的共产党人正在组织南越解放阵线，他们的领导人黎笋就在河内。为了实现统一，现在是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了。
周现在会不会履行他答应给予帮助的诺言呢？周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我们一定信守诺言。他向胡志明保证，年底之前中国就准备向越南提供价值五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和资金，支援越南的解放战争。这仅仅是中国援越的开始。根据越南方面的统计，一九六○年至一九七八年间，中国向越南提供的援助达二百亿美元。中国从来没有要求偿还这笔钱。
毛开始答复针对自己的批评。他说：“我吃了安眠药，三天都没睡好啊。”他的话往往是漫无边际的。
毛上庐山时是准备作自我批评的，现在他改变了主意。在他看来，彭的行动是受赫鲁晓夫的指使，是一场反对他的重大阴谋的一部分。那年春天，身为国防部长的彭德怀不是率领一个军事代表团访问过苏联和东欧几个国家嘛。他至少和赫鲁晓夫见过两次面，两人交换了什么意见和看法？彭是从不掩饰自己感情的。朝鲜战争时，他不是和金日成吵得很凶吗？他的态度差点酿成重大外交事件。彭是六月初回国的，六月二十日，赫鲁晓夫撕毁了与中国签订的核技术协议。彭却在这之后写过一封信，要与苏联“增强理解”！
不管是出于巧合，还是有意诋毁，彭在他的“意见书”和讲话中用的字眼差不多和赫鲁晓夫前一年用的一样：“小资产阶级狂想”。中国这时面临严重的危机，一个月后赫鲁晓夫又要去华盛顿，不管是哪个国家，一个国防部长如果象彭德怀这样行事，是肯定要丢宫的。令人不解的是，到了八十年代，又大肆吹捧彭德怀。这只能说明政治上的幼稚。损害毛的形象对中国漫长的革命能有好处吗？
毛说：“那次反冒进的人，这次站住脚了，那次批评周、陈的那一部分人，这次取他们的地位而代之。”周这次没有跟着起来反对他。庐山会议本来是要批判“左”的，毛泽东却十分巧妙地把这次会议变成一次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也就是批判彭德怀以及和他站在一起的人的会议。
彭德怀任性而又诚实，从不知道什么是搞两面派，这次却被自己的朋友，包括那些可能鼓励他坚持到底的人给抛弃了。元帅、司令们一个个站起来，向毛泽东表示忠心。那个身材瘦小、脸色灰黄的司令林彪，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于是大肆攻击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和反革命分子。彭德怀是背不上这些罪名的，这一点毛也清楚。但问题还没有解决：到底是谁鼓动彭写这份“意见书”的呢？象任何其他中国人一样，彭如果不和一两个朋友商量，是不会采取这样严重的步骤的。那么，到底是谁鼓动彭这么做，后来又抛弃了他呢？应该记上一笔，刘少奇曾试图为彭辩护，但是缺乏说服力。刘说过：“到底什么是真左、什么是真右？”至于周恩来，他坐在那里，稳如泰山，可是内心十分沉重。他知道眼下这场冲突的分量。这不仅仅关系到对“大跃进”或者对毛的民粹主义观点的批评正确与否，而且，在中国面临美苏两大敌人的时刻，这还关系着党是否会分裂。李锐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庐山的那几天，党的领导人之间哪怕一次偶尔的碰面，只言片语都可能带来谣言、猜忌。”在这种紧张的不良气氛中，越来越多的人被怀疑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被勒令写检讨。周本以为毛会适当地作个自我批评，全党就能重新团结起来，为取得进步而共同奋斗……可是现在却开始搜索“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的希望破灭了。眼下，他必须收拾残局，对谁也不说一句怪罪的话。
八月二十六日，周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讲话，指出需要进行“调整”。一场厉行节约、过紧日子的运动就要开始。他把毛过去大手大脚放下去的资金从地方重新收回来。瘫痪了两年的国家统计局又恢复了生机。
彭德怀被降了职，几年后调到四川。这是宽厚的处理。按照中国帝王统治时期的传统，失宠的官员常常被送往外省。不过尽管职位降了，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倒也平安无事。他没有参加十一庆祝活动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出了什么事吗？那位在北京定居、身材高大结实的美国共产主义作家安娜·路易丝·斯特朗问我，“彭德怀怎么了？”“我也不知道。”斯特朗说：“我猜他可能派到越南指挥打仗去了。”她是在进行推理，因为一九五四年韦国清帮越南人攻打奠边府时，也没有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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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兴致勃勃、蹦蹦跳跳地走下飞机舷梯，到北京参加建国十周年的庆祝活动。他刚在戴维营与艾森豪威尔举行了首脑会晤。他把艾大肆吹捧了一番，又说他准备对顽固的中国人稍微大方一点。他与美国搞缓和不是达到目的了吗？
接下来的是私下连续五天言辞尖刻的争吵。不过，毛和赫鲁晓夫决定暂时不把双方的分歧公开。同年十二月，全世界共产党就要召开一次大会，就这些问题进行辩论。这个时候，中国人表面显得特别平静。赫鲁晓夫走后，毛泽东、周恩来与聂荣臻一道，商量了核研究的问题。聂荣臻说：“我们只能靠自己了。我们必须靠自己来干，也一定能靠自己干成。”有了毛和周的全力支持，他是能实现这个目标的。
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运动继续进行。不仅彭德怀本人，那些和他站在一边的军事将领们也降了职。二十年后，当问及庐山发生的那一幕时，邓小平倒是比较实事求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都有责任。毛泽东头脑发热，但我们这些人呢？我们没有反对他。我们跟着他走了。”
周恩来和他的同事，包括恢复了工作的陈云，开始进行亟需的“调整、紧缩”。各个委员会都恢复活动了。周通过住在北京的西园寺公一又开始与日本人接触。〔6〕当年九月十七日，刘少奇主席发布特赦令。十二月四日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释放首批战犯三十三名。第二年又特赦释放了两批。周曾设宴招待被特赦释放人员中的十一名国民党将领，其中包括杜聿明，壮的女婿就是著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周恩来与杜将军就爱国主义、台湾与大陆的统一问题进行了长谈。他赞扬蒋介石拒绝美苏关于两个中国的观点。让杜传话，“告诉海外同胞们，海峡两岸人民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一家人。”
周没有忘记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少帅。张学良在台湾还是蒋的阶下囚。那还是一九五七年圣诞节时，他曾把少帅的亲友请到自己家里，回忆并赞扬这位不幸者的勇气和爱国主义精神。他安排少帅的姨太太前往台湾，“以便安慰他、照料他”。他释放了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溥仪在俄国的监狱里关了几年，一九四九年后在中国抚顺的一个战犯管理所接受过改造。周说：“改造了十年，足够了。”他请了溥仪和他弟弟溥杰以及他们的家人和亲友吃饭。那年十月，我在另一次宴会上见到溥仪。他谈话还不大自如，见谁都要哈腰鞠躬，见了我也鞠躬。
我跟溥仪握了握手。埃德加·斯诺和我在一起，他说：“我才不愿与这个皇帝握手呢。”他是非分明，认为溥仪不是历史罪行的受害者，而是罪魁祸首之一。
周给溥仪找了一所不错的房子，把他的生活津贴也加了一倍，又让他的叔叔载涛作为满族代表参加政协。满族人口大约为三百万。邓颖超热心地为他物色对象，帮助他建立家庭，后来找到一位很贤慧的护士。周不顾要消灭剥削阶级的理论，对溥仪说：“象你这样的家族应该有后嗣。”溥仪后来搞起植物研究，平静地生活了七年，一九六七年患癌症去世。
周的声望恢复了，他重新受人尊重，人们也倾听他的意见。有了毛的首肯，他开始为大约四万名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平反。到一九六二年平反的人就更多了。刘少奇同意采取这一措施，但不少党员对此不以为然。国务院于是下达了严格的命令，得到平反的人必须受到良好待遇，要恢复他们的工作。
调整、紧缩的时期开始了。周日以继夜地核对着粮、棉、油、肉的生产数字。他躺在床上，周围堆满了报告，对全国各省以及二千多个县的情况逐一进行核对。
一位迷惑不解的秘书建议说：“总理，让别人替你核对吧。”周恩来反问道：“别人？那我怎么能知道实际情况呢？”
瞬间的犹豫就能改变历史的进程。庐山会议的结局和懦弱也有一定的关系。如果最后的结果是反对毛的话，与莫斯科的争吵就可能平息，其后果就会在意识形态上更加倒向苏联，从而加强赫鲁晓夫对抗美国的地位。事后猜测是徒劳无益的。力量对比一旦发生对莫斯科有利的变化，那将会改变历史。当时周意识到这一点没有？他最终没有对毛、对“大跃进”进行攻击，原因是否就在于此呢？
这时他成了众望所归的人。正如他当年在日本替朋友扫清了地板上的玻璃碴一样，他把支离破碎的经济结构重新拼在一起，使国家恢复了秩序。但一九五九年这个不祥的年头，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周身上的担子也就更加沉重了。
【注释】
作者对许多人，特别是参加1988年10月在南开大学召开的周恩来研讨会的刘焱先生及其他研究者谨表谢意。
〔1〕1963年和1964年作者采访过经济学家马洪、勇龙桂及其他一些人。
〔2〕关于捕杀麻雀，作者写过《麻雀的厄运》。当时该书在北京引起不快，但后来人们认为讲的是实情。
〔3〕周恩来经常提到生育条件较差一事，特别是1973年对韩丁和其他美国人谈过此事。
〔4〕引自作者与捐画的吴作人及其他画家的谈话。
〔5〕引自李锐回忆录手写稿，韩素音文档。
〔6〕引自作者对西园寺公一的采访和交谈。西园寺曾安排作者在1970年访日和讲学。
2007/09/10
第四章挽救中国经济——“大跃进”（1957─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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