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对知识分子所受的对待深感不安，并声称这会阻碍中国的发展与进步
──1956年1月周发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讲话
——毛着手为允许自由辩论的百花齐放运动提出理论依据
──周和毛修改照苏联模式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论十大关系》一文发表，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着重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
──1956年周恩来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1956年的匈牙利和波兰事件
——周飞赴莫斯科、华沙和布达佩斯，在如何处理波匈事件问题上与赫鲁晓夫产生意见分歧
──1957年中国共产党内部对百花齐放方针的分歧
──1957年5月公开宣布百花齐放的方针
──1957年6月批评洪流被迅速制止
──1957年7月至8月反右派斗争开始
──1957年秋周恩来的尝试失败，周本人失去毛的信任
令周恩来非常痛心的问题之一，就是对知识分子的伤害和贬低在不断加剧。民主革命中，正是周组织了无形的，却富有成效的第二战线，把中国并不信仰共产主义、但却是爱国的知识分子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这是蒋介石垮台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由于周苦口婆心地劝说，许许多多知识分子，甚至包括敌视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才留在中国参加建设和现代化工作。周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他的言行令人信服，他的信念和献身精神在他们的心中激起了反响。他们希望并且相信，正如《共同纲领》所规定的那样，他们在把可爱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这一崇高的事业中，能够贡献自己的才智。因此，他们留了下来。可是，一九五一年以后各种政治运动接踵而至，使他们遭到越来越多的政治折磨、伤害、毫无根据的猜疑和惩罚。最初，出于对自己祖国的热爱，他们逆来顺受，然而，知识分子的荣誉感和自尊是一种真实而强烈的感情。从传统上讲，中国的知识分子属于社会精英，他们受人尊重，享有威望和荣誉，但是现在知识分子蒙受屈辱和完全不公平的对待。尤其令人感到羞辱的是他们必须接受比他们受教育低得多的党员干部的“监督”和“指导”。共产党百分之七十的党员来自农村，属于半文盲。据估计仅有百分之十一的党员“受过教育”，而在这百分之十一当中不到百分之一的党员是“高级知识分子”，即教授、科学家、工程师、受过大学教育的或作家。一九五三年以后，对于知识分子受到的对待，周最初的反应是隐藏在内心的忧虑不安，随后便公开表示自己的恼怒和愤慨。他进行规劝，但无济于事。他很清楚农民在传统上对中国封建社会里的士大夫阶级是敌视的，因为在封建社会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阶级斗争的观念强化了这种中世纪式的愤恨。大多数知识分子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当时唯有这些家庭能够供养子女读书，所以很容易把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归之为“阶级敌人”。此外，知识分子的工资总的说来高于基层党员干部的工资，甚至高过那些监督和指导他们的党支部书记的工资。很显然，结果是造成一种使人窒息的怀疑和压制的气氛。周恩来召集了许多次会议和座谈会，试图收集有关知识分子在大学及其他机构遭到骚扰的材料。他得到了受过美国教育的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党外著名作家茅盾、郭沫若以及其他人的帮助。周反复强调说，“造成一种气氛，使知识分子不再因为恐惧而不敢工作，这一点非常重要。”不言而喻，他注意到这种局势阻碍了进步。周恩来厉声说道：“一些人自杀了……他们无法容忍所受到的对待。”郭沫若告诉我，有一位教授正在看一封朋友从国外寄来的信，党的书记一下把信从他手中夺了过去，“你在看什么？……让我们查一查有没有颠覆内容。”〔1〕
一九五六年一月北风卷起阵阵黄沙吹向中南海朱色的围墙，中央委员、国务委员、部长、副总理、各省省委书记以及八个民主党派的成员聚集在怀仁堂聆听周恩来总理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2〕
没有毛泽东的全力支持，周不可能发表这次讲话。过去的一两年里，周去找了毛，告诉他有关错误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以及自己的忧虑。周直言不讳地指出：“这是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它危及中国的进步。”中国五亿人口中知识分子人数不足五百万。高级科学家、研究人员和大学教授只有十万人。他们是中国仅有的技术资源，只有依靠和通过他们，中国才能进步和实现现代化。但是，政治清洗——最近的一次更为严重——使许多知识分子产生对立情绪。他们被迫参加长达数周、数月的会议，没完没了地作自我批评。他们感到厌倦、疲惫和惶惶不安，许多人变得完全消沉了。周指出我们的知识分子因为恐惧而变得沉默寡言了……他们不再敢讲真话了。他说：“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同我们党之间，还存在着某种隔膜。我们必须主动地努力消除这种隔膜。”他通过列举各条战线对知识分子的需要，论述了“我们所进行的各项建设，正在愈来愈多地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进而告诉人们“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因此，要求党的各个部门和各级组织都应该重视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随后具体讲到我们的理论研究非常薄弱。没有一大批训练有素的科学家，我们就无法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知识分子除了需要应得的信任，还需要应得的支持。“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工作中感觉缺乏必要的图书资料和工作设备，或者缺乏适当的助手。”我们有些党的干部对知识分子总觉得“你有什么值得照顾，我为什么要侍候你？”
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我们必须赶上这个世界先进科学水平。”
为了强调他的论点，周说了一句名言：“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二十年之后，邓小平再次着重提到这句话，人们还以为这是邓首创的。按照社会主义的理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这句话就使得知识分子恢复了在中国的领导地位。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九六九年，物理学家周培源与我谈话对回忆说：“早在一九五六年初，总理已经担心试验室不够了。他了解理论和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作为中国科协的主席，周培源认为基础研究十分必要，“但是，许多人不理解这一点。他们也不希望进行民主协商……”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周恩来都在促进基础研究。
就民主协商而言，周恩来一九四九年起草的《共同纲领》就强调了这一点。为了取得一致意见，中国共产党必须与当时存在而且现在仍然存在的国内八个民主党派〔3〕进行对话、讨论。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一九四九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协委员主要是一些有名望的高级知识分子。一份文件的前言是这样写着的：“在召开任何会议以前，应向所有党派通报会议的议事日程，只有在会议讨论的基础上才能做出决定。”这份文件确定了政治协商机构的地位。然而，到了一九五五年，政协委员仅仅收到共产党已经做出的决定。“我们无话可说。我们只能点头同意，举手赞成。”周恩来对怀仁堂的听众讲了这些事实。他清楚在场的许多人不喜欢他的这番话。他讲话时，他们感到很不自在。但是，周默默地环视了听众一遍之后，继续往下讲，他说，知识分子在努力改造思想，并举例说明他们愿意接受改造，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观点。只有百分之十的知识分子或多或少对共产党有敌意，而且那也不全是他们的过失。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所致……我们没有努力向他们解释我们的政策，解除他们的顾虑，甚至不关心他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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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在中国政府机构和共产党内实施某种程度的自由讨论和民主这场独特的尝试开始了。事实上，中国这场运动的名称是从古典著作中来的，叫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诗人郭沫若告诉我，“毛主席赞成这一称呼”。实际上，是郭本人在与毛讨论公元前五百年中国流行的各种哲学学派时，从过去的遗产里挖掘出来的。〔4〕
然而，毛和周对“双百”方针有着不同的解释。对周来讲，说话要算数，对知识分子的承诺要兑现，而且他深知取得进步有赖于自由的学术辩论。在毛看来，“双百”运动应成为社会总动员的一部分，成为中国人民新的动力。很快中国人民将要置身于一场急速的变革过程之中。
无论毛还是周都没有把“双百”运动看作是分享权力，是西方式多党制的开端，尽管周承认单一的集权主义的党所具有的内在危险。毛希望有一个“不反对共产党的对立面”，而且他发动的“双百”运动的决心大概也由于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六年间面临的具体困难变得更坚定了。因为在工业方面，甚至在以俄国模式为蓝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之前，毛和周都已经对苏联的发展模式持怀疑态度。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个资本密集型而并非劳动密集型的计划。重工业吞噬了大量资源和资金，占中国有限投资能力的百分之六十七。轻工业遭到忽视。几乎所有的资金来自农业，但是反馈到农业的投资却微乎其微。一九五五年度，农业集体化进程加快了，以便通过合理安排农业生产和劳动力，为工业发展获得更大的集中潜力和更多的资金。除了继续谋求苏联贷款外（无论毛还是周都不喜欢债台高筑），已没有其他办法为工业发展筹集资金了。
毛对党的权力过于集中亦日益不满。党的机构不断膨胀，什么都管，但除了增加官僚人数外，并未刺激生产的增长。毛觉得，权力下放将会激发地方上的活力和主动性，并且改变中央计划的僵硬规定。然而，权力下放不会导致国家分裂吗？军阀混战时期的惨痛经历记忆犹新。毛推论，或许与知识分子一起讨论，共同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有助于取得更快的进展。说到底，问题是，什么是适合中国的发展模式？时至一九九○年的今天，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一个完整的答案。
一九五六年四月，毛发表了一篇冗长、漫谈式的讲话。听众基本上就是一月份听周报告的那些人。毛强调说，共产党有必要接受批评，接受“党外人士和群众的监督”。这篇讲话经过删节和编辑后于五月份由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作为内部文件传达给所有的大学教授以及各个机构的知识分子。讲话的题目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很明显，对毛来说，自由和公开讨论绝不意味着向马克思主义和它在意识形态方面至高无上的地位挑战，向党的领导地位挑战，这仅仅是为了帮助党更好地进行统治，而不是用另一个政党来取代共产党。
一九五五年底，与家人一起被美国扣留的力学家钱学森回到了中国。这是日内瓦会议以后美中两国开始谈判的具体结果。后来成为中国驻波兰大使的王炳南一九七一年对我回忆说，“这是周总理内心高兴的原因，尽管有关朝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没有取得任何结果”〔5〕（美中谈判是在华沙进行的，达数年之久）。周恩来和他的朋友聂荣臻立即集中一些科学家，开始核研究的计划。其结果是中国一九六四年终于拥有了原子弹。自由讨论，推动研究这种需要变得更加明显；周特别希望消除政治运动造成的令人窒息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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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六年四月，我自一九四九年底以来第一次回到中国〔6〕。我的堂兄，一位北京大学教授，递给我那份正在传达的内部文件。三周后我与郭沫若进行了一次长谈，郭向我证实了这份文件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希望来一次文艺复兴，就是自由辩论。”撰写此书时仍然健在的社会科学家费孝通宣称，这份文件是“重要的解冻”，“再次解放知识分子”。但是运动中受到严重冲击的知识分子仍然顾虑重重。我的另一个堂兄，他是科学家，对我说，“不说话的人还能思考，而说话的人却被剥夺了思考的权利……我可不打算开口说话。”
六月二十五日，我去中南海周的住宅拜会周恩来和他的妻子邓颖超。我从六个方面准备了许多问题，其中三个方面涉及知识分子、言论自由和其他党派参加政府的可能性。
一九四一年我在重庆见过周恩来。十五年之后，周看上去并不显老。他的目光炯炯有神，浑身上下焕发着乐观和自信。在以后的十九年里，我又见到他十几次，并与他进行了九次长谈。但是只有一次我看见他象一九五六年六月那样兴高采烈，简直有点欣喜若狂了。那一次就是一九七二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之后。
周的会客厅陈设异常简朴。一张罩着灰布的旧沙发，几把罩着中国至今仍然时兴的花边椅套的椅子。就象一个普通大学教授的客厅。没有古玩、没有价值连城的瓷器、没有昂贵的绘画。周的新闻官员，我的朋友龚澎作了一番介绍。周夸奖我的汉语讲得好。他说：“住在国外的人有时候把本国话都忘掉了。”我想这是他从与华侨来访者的交往中得出的结论。我们一起喝茶，接下来周开门见山地进入正题，尽管没有对我的采访做任何时间限制（整个采访持续了两个半小时）。“你提了六个主要的问题，我准备回答其中的三个。我已经让我的一些同事在和你谈话时回答其他三个问题。你的问题是：知识分子的工作效率和创造力是在受到控制的情况下高呢，还是在不受控制的情况下高？出于某种目的的控制是否最终会阻碍创造力的发挥并产生与预期相反的结果？任何社会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控制。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有组织的研究受到资金的流向、制度的需要以及经济和国家利益的制约。”
显然，周谈论的是科学，而不是艺术和文化。整个谈话都回避了艺术和文化问题，后来我才懂得了其中的道理。虽然文化部是他掌管的政府的一部分，并且在艺术家、作家、电影和戏剧名角中他也有很多朋友──许多人常来串门，和他一起共进午餐──但文化是社会制度中十分敏感的领域，与意识形态密切有关，因此共产党对此远比对科学更为关注。周和他的朋友副总理兼科学规划委员会党组书记聂荣臻负责科研、教育以及科学家的培养使用，但是作家不属于周的管辖范围。
周说，“我们的知识分子大约在半个世纪以前才开始研究科学。”没有搞出多少具有独创性的科研工作，大部分科研都是依照西方的模式进行的。今后我们一定要独立开展自己的研究课题，集中力量进行符合我国国情和需要的研究。
你所讲的控制，我们不妨称之为端正方向。周伸出两个手指说道：“有两种态度。有些人只注重能带来实际效果的东西。他们认为其他一切都是浪费时间。别的人（他这里大概是指他本人）则采取另外一种态度，相信基础研究。当然，我们国家是个穷国，缺乏资金。我们必须小心、仔细地计划我们的开支。首要的事情是提高农业生产，建立我们自己的工业，制造我们自己的机器，而不是全部依赖进口，开展独立的基础理论研究，要有所创新……”
“你提到需要开展自由讨论。我们的确在进行讨论，在所有问题上都辩论不止。”说到这里，周停了下来。或许是因为记起有的决策会议上情况并非如此而感到不安，或许是因为看到我脸上露出一丝不太相信的神气。他停顿了一会，咽了口唾沫。突然，我感到他流露了一闪而过的悲伤，我瞥见他很快掩盖了内心深处的痛苦。周说：“我知道你了解我们最近在开展辩论方面所做的努力。我们必须为一切领域里所有党内外的知识分子提供辩论更为广泛的机会。没有对话，就没有沟通，没有理解。但是，我们也需要目标一致，我们不能回到过去的剥削制度。我们必须走向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向知识分子解释我们面临的问题，听取他们的意见……但是，我们不能放弃革命的目标。”
我争辩说，许多科学发现和创新以及艺术创作都是出于偶然，往往有悖常理。个人主义有其价值，应该珍惜。在科学和艺术的领域里，对艺术作品、书籍或是其他事物作出道德和政治评判只会窒息天才，天才是难以捉摸的。任何新生事物，任何发现，最初总是不被人理解，并遭到排斥。只有容忍、宽松、留有余地才有助于日后的理解和接受……这对大家都有好处。进步就是这样来的，而且进步离不开思想自由。由于道德不检点或政治观念的原因全面否定一个作家的作品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事情，因而有百弊而无一利。我本想说“甚至马克思还有过婚外恋呢”，但我克制住了自己，没有往下说。我提到过一位作家因为行为不检点而受到政治上的谴责。周和他的夫人都同意，把道德问题当作政治罪行加以谴责，确实是过分了。我继续为个人主义辩护，周的眼睛闪闪发光。缺乏棱角、唯唯诺诺使他感到恼火，他喜欢辩论。他常常问自己的下属：“你们就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告诉我？”如果有人曲意迎合他，他变得十分烦躁。“你就不能提出一点理由来反驳我刚说过的话？”现在他滔滔不绝地谈论起个人主义来了。“我们不反对个人主义。我们鼓励新思想、新的价值观，但是不能朝着自私自利、贪得无厌、老子天下第一的方向发展。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唯我独尊、不管别人。我们认为，最好形式的个人主义是一个人无私忘我地为他人的利益工作，并把为人民服务作为理想。”
他接着谈到中国的封建主义。“我们还受封建主义影响。因为封建主义在我们身上根深蒂固，我们多次判断失误，犯了许多错误。”这里的“我们”是指周本人、周的同事和共产党。“我承认个人主义的作用。但是在旧中国，许多人挨饿，什么样的个人主义能够奏效呢？去看看我们的学校。几年之内我们将进行全民教育。看看我们新的妇产医院，我们的儿童将会健康成长。过去有多少儿童因为缺乏食物和照顾而死亡，或者身心发育不良？个人主义……有利于少数有钱人，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意味着一无所有，甚至下一顿饭都没有着落！”
我（作者自称——译者注）也希望新制度可以消灭旧的暴政。但是，其代价是新的暴政吗？
周说：“每一次革命都有其代价，都犯了许多错误……法国革命是如此……它在一段时期内废除了宗教。我们没有这样做。法国革命使用断头台。人们把国王的头砍掉了。我们对末代皇帝进行了再教育……但是，在这样一场巨大的变革之中，许多血债要清算，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过激行为。但是，我们一再进行总结，检查错误，力图平反……”
“你对思想改造有反感（我点头承认）。这的确是个痛苦的过程，我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讲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造，以便取得进步……”
我插话说：“总理，我进步的速度非常慢。”对此，周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哈哈大笑起来。他一直没有忘记我的这句话。十六年以后他带着明亮的目光微笑地问我：“你现在进步的速度如何？”
个人自由有其本身价值的观念，周恩来是没有的。周至多只是人们所说的开明儒家，允许辩论，但绝不会交出统治权。他非常清楚中国还没有一套管理机构、文官制度、立法和行政机构以及坚固的经济基础。只有这种经济基础才能确保一个制度的持续性，进而保障某种程度的民主。自由讨论可以，但必须为了一个目的，即保证周设想的政府机构的效率、中国有计划的发展和社会的福利。中国从未经历过西方式的民主，中央放松控制只会导致无政府状态。倘若周成功了，中国也许会在容忍反对意见方面取得一些进展，会朝着政治改革方向迈进一步。显而易见，政治改革也同样是中国现代化的需要。人们不能指望得到比当时所能得到的更多的东西，即八个民主党派的参政和共同达成一致意见。超过这些就会再度引发无政府状态。
周恩来扳着手指为我计算他的政府中属于八个民主党派的部长、副部长和其他官员。并且在以后给了我的一份备忘录中列举了他们的名字。在政协和一九五四年成立的、有权批准法令和命令的最高权力机构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知识分子代表的比例远远超过他们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所以我们无法实行比例代表制。否则任何知识分子将无法获选，或被选为政府里的部长或副部长。人民，即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的农民和工人不认识他们，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周曾设想制定一个方案，使在政协和人大中的知识分子代表具有优势，以便他们的一票可以抵上十二票，从而弥补数量上的不足。
“党和一部分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隔阂”。我当时认为的确存在隔阂，而且甚至在三十五年之后依然存在。
周恩来说，“多数党员需要继续学习。工人和农民应参加成人文化补习班……我们一定消除这一隔阂。”
然而在中国，事情往往走向极端。我可以想象中国重新回到官僚精英的统治之中……或许周恩来本人没有意识到把教育作为党员的标准会使中国恢复儒家的专制主义统治……周承认法律制度的问题令人十分头痛、周直截了当地说：“目前在中国不可能实现立法和行政机构之间权力分立的想法。”那一星期的晚些时候；我拜会了非党的司法部部长史良女士。她详细谈论了建立司法制度、进行立法，甚至提倡“法治”观念所面临的重重困难。
几天之后，我应邀出席一次在怀仁堂举行的政协会议，聆听周作的报告。与我一同出席会议的还有法新社的记者雅克·洛甘。周的讲话令雅克·洛甘激动不已。他向巴黎发了一篇有关中国民主前景的乐观报道。周主要论述了需要有最大程度的辩论自由。为了确保“全体人民的信心和热情”，必须消除教条主义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必须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共产党“应听取其他党派的批评意见。命令主义只会阻碍进步”。
我在第二天的报章上寻找这篇讲话，结果仅找到大为冲淡了的报道。在党员中，不解周的观点的气氛甚浓。我依然心存疑虑。我认为“双百”方针不会产生任何结果，为此我十分难过，我转告周恩来说：“需要花二十年时间你们才能懂得民主的含义。”我所说的“你们”，并非指周本人，而是整个共产党。当然，就周而言，他谈论的民主显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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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中国问题专家们的观点相反，中国的“双百”方针并不是俄国影响的产物，因为“双百”方针产生在赫鲁晓夫一九五六年一月谴责斯大林之前。
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是在周准备和发表讲话之前，但到二月中旬中国人才得到赫鲁晓夫报告的全文。一九五五年十二月赫鲁晓夫在公开场合还吹捧斯大林。
数周后，他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令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十分不安，尽管中国最初的反应是勉强地称赞俄国人“勇敢地进行自我批评”。但是，毛在一九五五年就说过，“斯大林杀人太多”，并说“脑袋不是韭菜，割掉了就长不出来了”。毛正在着手阐明他的论点，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对立或“矛盾”。一种矛盾是敌对的，比如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另一种则是“人民内部矛盾”，是观点和立场的不同，而不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
阐述两类不同性质矛盾这一理论的目的是要在理论上为“双百”方针提供依据。这将使表达不同见解，党外知识分子提出批评意见合法化，而不致把所有不同观点立即指责为对党进行“反革命攻击”。毛甚至有可能期望敲打敲打自己的党，因为他对党内现状不满，不少党员干部关心自己的利益远远胜过为人民服务。而且干部人数正以惊人的速度增加，消耗国家大量钱财。本书作者发现，在某一个机构里，大约有一百二十名干部，而工作人员仅有五十人，其中二十人左右从事一项“重要工作”，为人沏茶。
当然，也有这样一个事实，即毛越来越觉得受到冷落，权力基础似乎发生了变化，许多日常事情不再征求毛的意见。一九五四年以前，毛有权发布命令、废除或修改政府决定、任命总理和所有重要官员、处理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现在他受到许多委员会的限制，如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他没有否决权，他比当今的美国总统或法国总统的权力还少得多。个子高高、相貌英俊、为人坦率而精明强干的党的副主席刘少奇逐渐通过各种委员会掌握了各级党的领导权。在这些委员会里刘手下的人决定着党的构成以及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要通过的决议。刘的部下大多数来自北方局的城市干部。属于北方局管辖的包括首都北京和北京的大专院校。这一情况也和毛本人有关。早在一九五四年初，毛就表示不再想处理党内日常事务工作，以便专心致力于理论工作。毛是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但军委下的大军区从六个增到十三个，缩小了毛的权力，而任命彭德怀为国防部长进一步限制了毛的权柄。因此，人们可以推测，毛也许认为周恩来以及国务院许多干部支持的“双百”方针是一个好办法，可以冲击一下日益官僚化并摆脱自己领导的党。与务实的刘少奇相比，毛泽东具有多得多的空想主义色彩。对刘来说，党就是革命；但毛并不这么看。在以后的岁月里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出，毛认为党不再代表群众，他的这一观点导致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一九五六年九月举行的党的八大进一步证实毛大权旁落。通过的新党章根本没有提到毛泽东思想，而是十分强调“集体领导”，而集体领导是赫鲁晓夫在其反斯大林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过的。刘少奇和邓小平都在讲话中着重反对“个人崇拜”。尽管刘、邓两人并没有错，但是可能被认为这是对赫鲁晓夫攻击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共鸣。会上没有提到需要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即党本身的构成进行变革，也没有提到那年春天开始的“双百”运动。八大的最后决议指出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主要矛盾已经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毛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一篇具有深远影响的讲话，在编入毛的著作时，称之为《论十大关系》。它总结了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问题。这是毛的著作中宣传得最少的一篇文章，然而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周恩来曾把中央主管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商业、财政等三十四个部的负责人汇报、座谈时的记录稿整理成文。其中的主要内容，成为《论十大关系》的基础。直至今天，它的某些原则依然适用，它阐述了改善农业与工业化需要之间、重工业与满足人民必要消费需求的轻工业之间难以取得平衡，并描述了城乡之间以及沿海地区与内地之间的矛盾。这个问题到一九九○年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尽管强调优先发展沿海地区已产生了巨大的效果，但是，这是损害广大内陆地区利益而取得的。很明显，现在地缘政治发展中心正在移向中亚，从教育方面和工业方面开发与中亚毗邻的中国西部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了。
《论十大关系》还进一步明确指出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即党与群众之间存在着矛盾。因此，它设想建立一种矫正机制，也许就是通过“双百”运动来防止“领导”独断专行，从而失去过去与“群众”保持的融洽关系。
这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仍被忽视，这一事实充分表明：向党的绝对权威的任何挑战，都会遭到党内顽强的反抗。
周恩来的工作日记提到周去过许多工厂，讲解这篇文章，并要求技术人员与党的干部加强合作。
当时周恩来似乎已决定在工业、教育、科研方面制定长期的十二年规划，这样可以制定更合理的预算，改善资金分配，有可能在长期的基础上进行检验和评估，并在必要时调整某些政策。国务院向所有有关部委下达命令，要求学习这份文件。
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八大刚刚结束，就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的事件。周于一九五七年初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华沙和布达佩斯。就所发生的事情与三国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交换意见。周在莫斯科对赫鲁晓夫讲了些赫不爱听的话，首先，他表达了毛对处理斯大林问题的方式的不满。“斯大林犯了许多错误，但是他并不总是犯错误。”其次，他提起中苏两国之间的协议，规定涉及社会主义阵营共同利益的问题应互相协商，指出波兰事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中国不赞成派遣俄国军队进驻波兰，波兰人完全有能力克服自己的危机。然而关于匈牙利，周立场是全然不同的。原因是事件背后有自由欧洲电台、美国之音和其他电台通过煽动性的广播，进行明显的干涉。一位在俄国坦克开进时逃离布达佩斯的匈牙利贵族向我证实，许多电台不断地鼓励示威者“坚持下去，坚持下去……不要屈服……我们会来帮助你们的……”要中国赞同一场由外部帝国主义公开支持的暴乱是不可能的。但是，周告诉赫鲁晓夫，波匈事件是由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激起的。
周去莫斯科之前，曾飞赴河内，会见了惴惴不安的胡志明。按规定要在越南举行的选举难以实现。甚至原来的国际委员会也注意到美国选择的南越总统吴庭艳已开始一场屠杀“共产党人”的大规模行动。然而更令人吃惊的是，同年秋天，赫鲁晓夫建议北越和南越作为两个独立国家同时加入联合国，完全不顾苏联自己签过字的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周恩来向胡志明保证，“我们绝不同意此类建议……我们绝不会参与这种背叛行为。”赫鲁晓夫“出卖”朋友。赫力图开始与美国对话……
胡志明还有内部的麻烦。按照中国模式推行的农业集体化进展并不顺利。周建议不要急于求成。“这类变革必须一步一步地进行”。他向胡介绍了“双百”方针。在越南，一场把知识分子团结到政权周围的运动也可能同样大有裨益。
十二月整整一个月，周恩来对印度、缅甸、巴基斯坦进行了一系列官方访问〔7〕。但是，第二年一月他连续访问了华沙、布达佩斯和莫斯科。
据说毛在周访问莫斯科之前对随从人员说，“我告诉恩来要好好地批评赫鲁晓夫一顿”。显然，周恩来不折不扣地这样做了。接着是一场激烈的辩论。周严厉斥责了“大俄罗斯主义”和莫斯科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时他还谴责了苏联在美苏“又争夺又勾结”的游戏中把越南当作走卒。
赫鲁晓夫怒不可遏。他对周说：“你不能这样跟我说话。无论如何，我出身于工人阶级，而你却是资产阶级出身。”据说周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回答说，“是的，同志。但是，你、我有共同的地方，我们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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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七年二月，提出“双百”方针这一概念九个月后，出现了一些小心谨慎、吞吞吐吐的批评。但总的来说，知识分子还是因为太害怕了，没有多少反应。一些党的基层组织仍然不理解“双百”方针而有抵触情绪，然而也出现了一些明显的松动。许多作家开始辩论，甚至开始写批评性的作品。有的甚至不顾风险，写文章公开发表异端思想。
同年二月，毛在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以及省、市委书记参加的重要会议上发表讲话。毛的讲话长达四个小时之久。但是直到七月才见报，有可能经过了整理和补充。这次讲话的题目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支持“双百”方针，并阐述了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旨在避免不必要的暴力和流血。然而，在场的大多数党的官员，要不是对此心怀抵触的话，至少感到局促不安。我听说“有些人甚至在开会的时候起身走出会场”。值得注意的是，有的领导人并未出席这次会议。
毛现在比去年又进了一步。他不仅支持“双百”方针，把它看成为与知识分子进行对话的机会，而且宣布要开始整党，制止压抑人民群众正当要求的“官僚主义”。让牢骚满腹的党外知识分子参与整党的想法，简直是离经叛道。如果真的这样做，将是十分反常的。
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要求党的干部就其言行征求知识分子的批评意见，而知识分子一直是接受他们的监督和指导的。
在毛的支持和鼓舞下，周召开了座谈会。他指出，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都有代表性……他们是土生土长的……不能把它们与英美国家的政党相提并论……。他大胆地说，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只有一个党……这是教条主义的态度……尽管他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保持领导党的地位以及西方式多党制不符合国情，但他接着说，“然而，认为共产党一个党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这是过分简单化的想法。”
面对怀有不同看法的同事们，周说，“我们党内一些人认为天下是他们的……他们不赞成接受监督……党内还有一些人有个人野心……他们是危险人物……”
难道周和毛如此天真，相信那些认为党就是革命的共产党员会服服贴贴地接受资产阶级小说家、象牙塔里的教授和哲学教师的批评？“这太危险了……会削弱社会主义……”“我们打天下……现在知识分子要来坐天下……”这些就是党的干部的怨言。但表面上，他们拿着笔记本走到知识分子跟前说，“请给我们提意见吧！”
霎时间，痛苦的控诉、揭发、愤怒的谴责有如飓风一般，席卷了整个大地。言辞如此的恶毒、情绪如此的激烈，不知过去有多少埋藏在心间的沮丧和愤懑，现在一古脑儿地迸发了出来。
民主同盟和其他党派的领袖们、文化教育机构的头面人物、科学家、政协委员、学校校长……竞相讽刺、批判、谩骂中国共产党。“现在是没知识的统治有知识的……把我们推进火坑、投入水中、打入地狱或者捧上天堂，全凭党的书记的一时好恶……我们再也无法忍受精神上的折磨和那些强加给我们的耻辱……”
《人民日报》的头版以及其他共产党的报纸，对一切谴责性的文章，从教学方式到砍伐古树，一律照登无误，有时还在头版头条上刊登。有一个标题是：“毛泽东、周恩来：该你们下台了。”
也有一些有节制的、合乎情理的要求。如要求建立适当的法律制度，制定民法、刑法和健全治安条例等。“这些都是管理好一个政府所需要的，但还有待于制定。”
可是，正是那些言过其实、不负责任的言论被挑了出来，作为反党的证据。“群众会打倒你们”、“杀掉所有的共产党员”、“我们需要有一个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8〕”、“机关枪现在要对准你们了”。一些高等院校里出现了“打倒共产党”的标语，这件事被大肆渲染，使人怀疑是否有内奸从中破坏。同时，也确实发生了暴力事件。一些城市的党的机关遭到冲击，一些党的干部被害。
六月八日，即“整风”运动开始五周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这是为什么？》的文章，它标志着这场令人惊讶的“鸣放”运动的结束。一些民主党派的领袖要求与共产党轮流坐庄，从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主张多党制。这是“整风”运动的分水岭。这场运动变得无法控制了，到了该收场的时候了。毛和周试图有步骤地结束“整风”运动。周说，论据一定要选得恰当，要反驳极端的要求。但是，党的机器已经开动了，象一辆巨型神车一样，无情地、不可阻挡地滚滚向前，辗碎一切反对势力。
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反右派”的运动。整风运动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因为所有单位、所有组织都在一个一个地清查“右派”，而不是去评估运动中提出的批评意见是否合理。
每个单位必须划出多少右派，上面规定了一定比例的定额。周恩来不是说过“百分之十的人”或多或少对党持敌视态度吗？现在，周有口难辩，他的话被利用来反驳他了。
半年多的时间里，周恩来力图保护政府中非共产党部长，即使那些部长也提过一些批评意见。同样，聂荣臻也拒绝解散和削减他的科研人员队伍。北京大学以及其他一些机构的清查右派运动开展得并不十分积极。但在其他一些院校情况就不大一样。作家协会成为激烈斗争、恶毒的指控与反指控的场所。文人相轻，各国皆然，而中国尤甚。在中国，一个作家亦是官员，受宠时，享有诸如汽车、舒适住房、免费旅行等好处。一旦失宠，这一切都将丧失。
周恩来说道：“由我来负责……是我的过错……但斗争中确实存在一些不公正，不实事求是的作法……我们必须不断进行调查。”他试图缩小反右派运动的打击面，尽可能多地保护一些遭到指控的人士。其中之一就是乔冠华，乔是我的朋友、周的新闻官员龚澎的丈夫。有人告诉我，“乔因周的保护，才没有打成右派。”
为了保护他的部长们，可能也为了保护他本人免遭暗中攻击，周申辩说：“我奉命筹建政府时，我是根据宪法规定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原则，决定国务院人选的。”他喜欢和高级知识分子、诗人、艺术家交朋友，这个习惯现在对他不利了。当时有人诋毁他说，“他总是和资产阶级人士打得火热。”由于毛坚持认为“右派”的许多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很多人才免遭杀身之祸。但是右派必须忍受多年无人理睬的痛苦，被发配到边远省份。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在甘肃、贵州、安徽等省份旅行时发现，把知识分子放逐到内地也有积极的一面，因为当地许多研究和教育机构正是由这些流放人员建立的。这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他们把只有北京和沿海大都市才具有的学术传统带到了遥远的内地中心城市。
毛遭到了一次挫折，一次失败。他支持了自己的总理，结果是丢了面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些摆脱了约束的知识分子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周打算促进一次相当于日后的改革那样的尝试，与非党知识分子进行对话和讨论，让他们起更大的作用。他的这一尝试失败了。
八大以后，毛、周两人发生分歧。然而，两人分歧并非由于“双百”方针的失败，而是由于对经济建设的不同看法。
【注释】
〔1〕本书作者当时在北京大学对目击者的采访。
〔2〕周恩来的报告原稿经过编辑并有所删节后刊登在1956年1月30日的《人民日报》上。
〔3〕八个民主党派是：
I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由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党员于1948年1月组成。
Ⅱ 中国民主同盟，其前身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1941年成立，1944年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1947年被迫解散总部，1948年1月在香港重建。周第一届内阁中的林业部部长罗隆基和司法部部长史良均属该党。
Ⅲ 中国民主建国会，1945年12月成立，由工商界人士组成。周内阁中的两位部长属于该组织。
Ⅳ 中国民主促进会，1945年12月在上海成立，主要是爱国知识分子组成。周内阁的教育部部长马叙伦系该党成员。
Ⅴ 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创立于1927年冬，1947年春改现名，周内阁中的交通部部长章伯钧系该党成员。
Ⅵ 致公党，原是部分侨居海外的洪门致公党，1946年致公党在香港重新登记党员。成员中有许多华侨。
Ⅶ 九三学社，1944年成立，原名民主科学社，1945年改现名。由科技界的知识分子组成。九三学社的副主席是周政府中的森林部部长。
Ⅷ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1947年11月成立，由台湾省籍爱国民主人士组成。
〔4〕1956年6月，本书作者与郭沫若先生的谈话。
〔5〕参见上一章有关日内瓦会议的部分。
〔6〕这件事已由本书作者在《无鸟的夏天》一书中做过描述。《无鸟的夏天》由伦敦乔纳森·凯普出版公司出版。
〔7〕有关周在“双百”运动期间出访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的细节，请参阅本书第二部第五章。
〔8〕据说这是在布达佩斯组织的一个俱乐部，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该俱乐部煽动起来的。
2007/09/10
第三章百花齐放——推行中国式民主的尝试（1956—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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