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4月份周恩来出席关于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
——1954年5月周声称应邀请亚洲国家参加日内瓦会议
——1954年5月至7月斡旋于法国与北越代表团之间
——1954年6月飞赴德里和仰光，筹备计划中的亚非会议
——1954年7月会见胡志明，劝说胡在1956年进行自由选举和统一的允诺下接受暂时性的越南分治
——1954年7月返回日内瓦并达成协议，美国拒绝在协议上签字
——1954年9月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
——1954年8月1日周返回北京
——1954年10月毛和周与尼基塔·赫鲁晓夫举行重要会谈
——1954年10月中国主张社会主义各国应该相互平等
——1955年4月周出席万隆亚非会议并于事前做好准备
——1955年周面临华侨问题，决定废除双重国籍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云集日内瓦的宽特兰机场，等候一架苏制的伊柳辛飞机降落。走下舷梯的是一位身材瘦小、头戴黑色软呢帽、身着黑色大衣的男子。照像机咔嗒咔嗒地摄下了周恩来毫无表情的面孔。“严肃、面无笑容、冷酷……”当时报界的评论如是说。周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周在日内瓦会议上的主要助手之一王炳南告诉我，“我们原本认为那是十分严肃的场合，应该显得庄重些。”与我谈话时，王正在撰写一部有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回忆录。王炳南那时总管一切，包括代表团的服装。他为所有代表团成员订做了黑色制服。“我以为这有助于表明我们的严肃态度。可是，我们在日内瓦的街上行走时，人们纷纷脱帽向我们致意。原来他们把我们当成了牧师。”心情惴惴不安的王炳南向周汇报了自己的失误。周听罢不禁大笑起来。几天以后，中国代表团成员不仅换上了浅色服装或西装，而且笑容可掬地出现在照像机的镜头面前。
一九五四年一月，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英国的安东尼·艾登和法国的乔治·皮杜尔在柏林举行会谈。他们讨论了有关举行一次会议，以解决朝鲜战争和“法属印度支那”战争的事宜。然而，没有中国参加，会议显然将是徒劳无益的。尽管杜勒斯坚决反对，中国通过莫洛托夫的努力而受到邀请。同时，莫洛托夫还使越南民主共和国出席了会议。杜勒斯为美国代表团制定了严格的行为规定，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出席会议的立场。美国代表团成员必须完全不理睬中国或北越的代表，不得与他们交往、握手。结果，不仅仅美国代表，而且其他国家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代表都想方设法避免接触。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慢吞吞地抱怨道：“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会议，似乎每个人都在回避其他人。”
周率领一百五十名随行人员出席了日内瓦会议〔1〕，其中包括人称弥勒佛的李克农，以及王炳南、章汉夫、黄华。他周围的许多男女青年都是外交部的干部。他有最优秀的口译人员，包括哈佛大学培养的浦寿昌〔2〕。中国代表团租下了在韦尔苏瓦的万花岭大别墅，四周是宽广的花园和葡萄园。为了举行宴会，周特地从中国运来了地毯和古董，并且随团带了两位北京最好的厨师。他的首批客人之一是查理·卓别林。卓别林一九五三年离开了美国，由于麦卡锡主义横行，卓别林被认为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了威胁，他不得不在瑞士的沃韦定居。卓别林把自己主演的两部电影片《城市之光》和《大独裁者》赠送给周。周说，“你一定要来中国访问，你在中国深受欢迎。”两人无拘无束地交谈起来；其间卓别林即兴表演了一番他那闻名遐迩的小人物形象。另一位客人是加拿大大使切斯特·朗宁。朗宁出生在中国，可以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安东尼·艾登也不顾杜勒斯的不满，常来参加午餐和晚宴，并和中国人私下会谈。
四月二十八日，杜勒斯就朝鲜问题发表主旨讲话。杜讲话的时候，周不断地在他准备好的讲稿上书写着。周讲话时常常脱离讲稿。这使他的译员翻译起来更加困难。他的一位译员陈辉在若干年后回忆说：“他对英语词汇和意义有他自己的看法。倘若我翻译时用‘士兵们’这个词，而他希望用‘部队’，他会当众纠正我。”陈辉对周使自己当众出丑一直耿耿于怀。然而，浦寿昌却觉得，与周“一起工作十分惬意”。“你不必过分注重他的讲稿，只要留意他在讲什么就可以了。他说话总是准确明了，他希望把他的话翻得清清楚楚。”
周恩来发言时，大厅里座无虚席。他的出场，具有那种令人捉摸不透和疑惧的魅力。周举止雍容尔雅、风度翩翩，令人肃然起敬，即使那些对他感到愤懑的人也是如此。周开始发言，“这是苏联、美国、英国、法兰西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外长首次坐在同一张桌前……”他强调中国需要和平，渴望“通过谈判等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周的发言被某些报纸诋毁为“夸夸其谈”，因为周详细论述了“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的”非殖民主义过程。他着重指出朝鲜地处亚洲，亚洲国家应该参与涉及亚洲大陆的事务。亚洲国家之间的协商对于解决问题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他又说，“应该撤出所有在亚洲的外国军事基地，”这里“所有”一词意味深长。周对诸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亚洲重要国家未能出席会议表示遗憾。这样周为其外交政策的一项重要原则，以及一年后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首届亚非会议奠定了基础。
关于朝鲜问题的会议争论不休。会议一拖再拖，令人疲惫不堪，并且和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会议重叠进行。一位观察家写道：“那是十分艰难的日子，会议气氛紧张。”然而，它确认朝鲜战争已告结束。六月十五日，在朝鲜问题最后“宣言”上签字的十六个国家〔3〕“不得不遗憾地”向全世界宣告，未能就朝鲜统一问题达成一致的意见。尽管六月五日周恩来曾强调：中国建议朝鲜在国际监督下举行自由选举，结果仍告失败，然而，他丝毫没有感到垂头丧气。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王炳南写到“我们没有料到日内瓦会议会导致中美直接谈判。但这确实是此次会议的结果。”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仅在日内瓦逗留了一周。他对美国代表团的行为作了严格的规定，所以周也作了一些规定，“不要主动握手，如果有人伸出手来，绝不能拒绝与其握手。”一位年轻的武官对一位瑞典同行握手的表示未加理睬，因而被周送回了国。尽管存在各种限制，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接任美国代表团团长后，确实出现了某些松动。史密斯似乎对周的某些建议表示赞同。可是第二天他的副手沃尔特·罗伯逊又退了回去。周对此十分恼火。他责备罗伯逊说：“你们说话算不算数？你们言行是否一致？”一位瑞士记者评论说：“他说话的架势看起来就象中华帝国的官员在训斥行为粗鲁的野蛮人。”但是，史密斯已经打破了不准与中国人交往的禁令，与浦寿昌愉快地谈起了哈佛大学。一次，他抓住了周的胳膊，从而避免了握手之嫌，他对周说，“见到您我感到十分荣幸和高兴。”周深受感动，眼里闪烁着激情。周回答说：“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情是长存的。”
据说，由于艾登的关系，中美关系出现了转机。五月的一天，艾登与周共进晚餐。席间，两人谈到了朝鲜问题上一直没有取得进展，特别是关押在朝鲜的战俘和关押在中国的美国人问题。美国想通过英国驻北京的代办负责处理这些问题。
周得知这一情况，立即作出明智、果断的决策，告诉英国代办，中美两国都有代表团在日内瓦，完全可以就战俘和犯人问题举行直接的谈判。“毕竟这是一个次要的问题。”英代办向史密斯转达了此项建议。史密斯避开杜勒斯，直接获得了文森豪威尔总统的同意。不久，中美两国代表之间的第一轮直接谈判开始了。玉炳南和通晓英、德、法语的宦乡代表中方，而阿列克西斯·约翰逊大使代表美方。
日内瓦会议偶然地为中美两国提供了会谈的机会，之后，会谈持续了十五年。王炳南回忆说：“这是一条长绳的头几缕。”这些会谈使中美两国可以相互表达各自的立场和对问题的看法。会谈接着在华沙进行。次年，王炳南成为中国驻波兰大使。会谈于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中断，一九五八年九月重新开始。到一九六○年十二月，双方已会谈了一百多次。这证明双方均愿意保持接触，因为双方可以互相交换看法。会谈开始后的一年里，周恩来和负责中国核研究的聂荣臻迎接了返回中国的科学家钱学森及其家眷，钱学森一家曾被扣留在美国，钱和其他从美国返回的科学家使中国在国防科技领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发言人黄华对我说：“周总理几乎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工作，他要求我们全体人员随时做好准备。但是首先发现我们当中有人疲惫不堪的，也是他。”周可能非常疲倦，但是他的脸上从来不露一丝倦容。工作十八个小时之后，他在后半夜挤出时间给妻子写信：“超：……你还是那样热情和理智交织着，真是老而弥坚，我愧不及你……现在已经深夜四时了，还有许多要事未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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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属印度支那”问题的会议比关于朝鲜问题的会议更富有戏剧性，周所起的作用也更具有决定意义。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联合国成立的时候，许下了不少虔诚的诺言，西方民主国家却重复了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所采用过的高压手段。英国、法国和荷兰都试图在以前的殖民地上恢复殖民统治。然而，一切均已为时过晚了。在马来亚和新加坡的英国人意识到，尽管他们战胜了游击队，但是独立迟早会到来。在“法属印度支那”，法国人力图恢复他们的帝国，虽然他们也做了些表面上的修饰。“法属印度支那”是法国人制造出来的，包括三个种族与文化迥异的民族，老挝、柬埔寨和越南。柬埔寨原先称为“保护国”，在其精明、强干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领导下，正从法国人那里赢得独立，并于一九五四年正式宣布独立。法国人力图控制越南，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就向越南派出一支远征军。
传统上，中国承认在东南亚已经明确划分出来的国家。一九二九年胡志明在上海建立了他的共产党，当时只代表越南。但是，一九三○年在共产国际的建议下，越南共产党同柬埔寨的高棉·沙拉克，即后来的红色高棉，以及老挝共产党即巴特寮合并。将“法属印度支那”变成为以越南为首的“社会主义印度支那”的做法，势必引起民族冲突，并对泰国构成威胁。因此，在印度支那问题会议期间，中国总理周恩来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团长范文同之间开始出现极为微妙的意见分歧。当范文同提议高棉·沙拉克和巴特寮作为他们各自国家的“代表”出席会议时，周恩来显然是不赞成的，因为这样一来，只是以越南霸权取代了从前的法国霸权。按照周制定的中国外交政策，应该承认宣布民族独立的政府，而不论其政治制度如何，一旦它们摆脱了法国的“保护国”的地位，中国将承认柬埔寨王国和老挝王国。周恩来不会支持一个“社会主义印度支那”来取代殖民主义的印度支那。
日内瓦会议于四月二十七日开幕，当时法国殖民军队与越南民主共和国部队之间正在进行重要的奠边府战役。法国代表团团长乔治·皮杜尔信心十足，并在发言中宣称，胡志明即将乞求和平。法国战地指挥官已清楚地看到了隧道尽头的亮光。但是，中国人更为明智。周恩来研究了越南的地形，大声说：“法国人怎么会犯蒋介石犯过的同样错误？”蒋把他的军队麇集在城市，而法国人也把他们的部队集结在四周是丛林的低洼地带。中国人在这次战役中给予越南人巨大的帮助。越南指挥官武元甲将军与中国指挥官韦国清在后勤供给方面合作无间，卓有成效。五月八日，在其发言后的第十一天，神情懊丧、但仍不失风度的皮杜尔承认奠边府于五月七日失陷〔4〕。
奠边府的胜利极大地改变了会议的气氛。周恩来曾担心美国可能会以武力支持法国，但很快证明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刚使美国军队从朝鲜战场上摆脱出来，不会为了法国再把美军投入另一场军事冒险中去。在法国本身，印度支那战争变得越来越不得人心，因为这有损于法国人引以自豪的自由思想。同时，印支战争的代价也昂贵得惊人。一九五三年法国的印支战争的开支为一千六百亿法郎，两倍于法国从马歇尔计划中得到的援助。
美国虽然不愿意军事卷入，但也无法接受一个由共产党政权统治的统一的越南。在一九四五年波茨坦会议上，斯大林和杜鲁门总统同意将越南一分为二〔5〕。正如同年早些时候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与斯大林曾同意划分德国、欧洲和朝鲜那样。周恩来意识到过分好斗的姿态又会引起人们的恐惧，害怕“到处横行的共产主义”幽灵。苏联的莫洛托夫也有类似的想法。从实际出发，周恩来着手准备达成一项和平协议，暂时承认两个越南。但是，首先要承认越南、柬埔寨、老挝是三个不同的国家。柬埔寨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保证柬埔寨奉行中立的、独立的政策，这与周的想法不谋而合。绝对不能让别人指责中国向边界以外的地方输出革命。
然而，奠边府战役的辉煌胜利激起了越南人马上统一的希望。在胜利的鼓舞和人民的支持下，北越军队乘势渗透到越南南方的低地，这些地方是由法国人支持的保大“皇帝”统治的。在与范文同私下交谈中，周建议北越采取“暂时克制”的态度，与法国举行双边会谈。但是，皮杜尔傲慢地拒绝会见范文同。直到奠边府战役后法国政府垮台，而严厉谴责殖民战争的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六月十八日组成新政府后，才打破这一僵局。孟戴斯保证在七月二十日以前结束这场不得人心的战争，否则他将辞职。六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之间，周恩来下榻的万花岭别墅在悄悄地送往迎来。六月二十三日周恩来秘密前往伯尔尼会见孟戴斯·弗朗斯。两人一见如故。孟戴斯·弗朗斯温文尔雅、学识非凡。为了表示友好，周恩来用法语交谈。秘密会谈持续了几个小时。孟戴斯·弗朗斯说：“周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之一。他有世界政治家的气质，有令人羡慕的最敏捷、机灵的头脑。”周也十分欣赏孟戴斯·弗朗斯。周对王炳南说：“他非常熟悉政治，是一个可以与之深交的人。”周告诉孟戴斯·弗朗斯，法国对其前殖民地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法国有自由、平等、博爱的传统，应以“开明外交”来表明恪守这一传统。第二天，即六月二十四日，孟戴斯·弗朗斯终于会见了范文同。周成功地促成了他们的对话。中国总理宣布：“法越双边会谈应在不受任何人干涉的情况下进行。”同一天，为了表明自己不会干涉会谈，周登机启程前往印度。
在日内瓦所有的发言中，周强调亚洲国家在解决亚洲问题中应起的作用。“我们不想垄断为亚洲国家讲话的权利。但是，在讨论面临亚洲的迫切问题时，不应忽视亚洲各国人民的愿望。”他特别提到了印度。满面喜悦的克里希纳·梅农专程来到日内瓦邀请周访问新德里，因为尼赫鲁对被排斥在日内瓦会议之外，感到屈辱。
周在新德里受到热烈欢迎。他与尼赫鲁讨论了召开一次重要会议的建议。所有摆脱了殖民主义统治的亚非国家都可以参加，在世界上显示自己崭新的面貌。从这种与印度交往的方式中可以看到中国独立自主、与苏联保持距离的外交政策的萌芽。很显然，周把苏联视为西方国家，而不是亚洲国家。
中印联合公报包含着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6〕，这些原则是指导所有国家间关系的准则，不论其意识形态如何。
尼赫鲁感到非常满意。周对印度在朝鲜战争中的态度表示十分感谢，使人觉得两国将会建立牢固的友谊，对亚洲团结大有裨益。然而，两国之间存在着潜在的问题。中印边界的某些地段是英国人随意划分的，而且英国军队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两次入侵西藏，又侵占了中国的一些领土。印度政府似乎从它的前殖民地宗主国那里继承了某些对西藏的扩张态度。对此，中国人十分愤懑。但是尼赫鲁与周有意避免讨论这些次要的、令人头痛的问题。周声明，这是“殖民主义统治遗留下来”的问题，可以通过和平谈判加以解决。
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在仰光会见了缅甸领导人吴努，签署了一项类似中印联合公报的有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公报。三十日，周返回广州，继而前往邻省广西的柳州，会见胡志明。胡在柳州有一幢别墅。此地从二十年代以来就一直是许多越南革命者的庇护所。胡志明在一九六九年逝世以前，每年都要在柳州住上几周，接受中国医生的检查治疗，因为胡笃信中医。
在胡的别墅四周郁郁葱葱的花园里，他与周花了三天时间讨论越南的统一问题。周谈到，坚持好斗的姿态目前无助于统一，反而可能促使美法采取联合军事措施，对付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队。这样就会前功尽弃。莫洛托夫已经明确表示莫斯科不愿支持任何“美国目前无法容忍的”军事行动。周说道：“时机尚未成熟。”在越南南方，法国人支持的“皇帝”保大仍受到公众相当的支持。目前接受暂时分治比较明智，但应坚持要求两年后就统一问题举行自由选举，同时要求所有外国军队撤出越南。胡志明说：“为了收复南方的半壁河山，我可以再多等几年，但最后必须统一。”周恩来允诺道：“越南将会统一。中国将是你们最可靠的朋友。”
七月十五日，在河内举行的党的全会上，胡志明采纳了周的建议。“美国人企图把战争拖下去……我们必须做出相应的合理让步，否则，我们将会受到孤立。”周从柳州飞往北京，并于七月十二日返回日内瓦，旋即拜会了范文同。范极其勉强地同意了暂时分治，但要求将分界线划在北纬十六度。法方建议划在十八度。最后双方同意以北纬十七度为界。这意味着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队必须从他们占据的一些地方撤走。对此，不仅越南北方的指挥官们恼火万分，就连范文同也怀恨在心。范从来没有原谅过周恩来，因为他认为周是这一安排的策划者。二十多年后的一九七九年，越中两国关系恶化，多年的积怨又提了出来。
一系列紧张活动开始了。周、莫洛托夫、安东尼·艾登、孟戴斯·弗朗斯和两个越南的代表团之间不断举行会谈。周对孟戴斯·弗朗斯说：“所有有关人士都希望和平。这意味着采取相互接近的步骤。当然，不可能每个人都采取同样多的步骤。”孟戴斯·弗朗斯回答道：“你已经帮助我们所有的人迈出了一大步。”在万花岭别墅举行了范文同和孟戴斯·弗朗斯的最后一次会谈。七月二十一日，在日内瓦会议全体大会上达成了结束战争的协议。一九五六年将在一个国际委员会的监督下举行自由选举。美国代表团发表了一项声明，“注意到了”达成的协议，并宣布将不会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来反对上述协议的条款。周感到迷惑不解，“他们这是什么意思？一个国家怎能既表示同意，又在态度上如此模棱两可呢？”
九月，美国一手操办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了。该条约的一项条款规定：签约国〔7〕有权保卫任何“受到威胁”的国家，其中包括南越。周悔恨地承认，“我们在日内瓦上当受骗了。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失败。美国人欺骗了我们。但是，最终他们更是欺骗了他们自己。”〔8〕
日内瓦会议的最后一天，周邀请两个越南的代表团以及老挝和柬埔寨的代表团参加在万花岭别墅举行的宴会。何文楼〔9〕大使（当时他是北越代表团的一位上校成员）回忆说：“当时共有三十人，大家围坐在圆桌旁。中国总理走过来和我们一个个地祝酒，每次他都喝干一小杯茅台酒，整整喝了三十杯。真是英雄海量。”
周邀请吴庭艳的一个兄弟访问北京。吴庭艳两年后成为美国在南越扶植起来的铁腕人物。周与吴的兄弟交谈起来。“虽然我们在意识形态上同范文同先生更接近些，但我们仍然欢迎你来访问。你们都是越南人，应该一起为祖国的统一而工作。”北越的党务人士对这种折衷主义的说法十分反感。显然，周赞同越南实行联合政府。这在意识形态上虽不那么纯洁，但比起通过长期艰苦斗争建设社会主义来，进步会快得多。周不鼓励东南亚立即实现社会主义还有其他的原因〔10〕。在东南亚国家里有大批华侨，他们富有，习惯于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这些华侨每年都往国内汇款。华南各省的许多地区，许多村落，成千上万的家庭依赖这笔侨汇。周打算吸引华侨资本家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资金。倘若他们居住的国家实行社会主义，他们就没有资金可以提供了。此外，绝不能使中国再次卷入类似朝鲜战争那样的事件中去。不能给美国以口实，把大批美国军队派到毗邻中国的地区。诺罗敦·西哈努克宣布的中立与独立的柬埔寨方案是最合适不过了。可以设想周希望越南也采取类似的中立立场，即使周公开不能这样讲。
日内瓦会议以后，通往北京之路成为平坦的外交大道了。各国代表团和元首蜂拥而至，竞相拜会传奇人物毛泽东和周恩来。苏联新首脑尼基塔·赫鲁晓夫十月份的来访是北京的一大成就。当时正值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的日子。由元老米高扬和布尔加宁陪同的赫鲁晓夫表现出热情洋溢的友好姿态。毛被称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两国联盟关系看来空前牢固。赫鲁晓夫的访问从九月二十九日开始、十月十二日结束。就是在这期间播下了将来不和的种子。赫鲁晓夫渴望获得中国的支持，因为他在自己的中央委员会里有不少政敌。他打算与美国搞缓和，但这是苏联共产党内部强硬派难以接受的。他发现在这个问题上毛沉默寡言，态度冷漠。中国人当时并没有正式反对美苏缓和，但是他们的反应是不能让赫鲁晓夫搞缓和而损害中国的利益。高岗事件以及随后残酷的清洗在中国人脑海中记忆犹新。就在一九五四年七月，高岗在狱中自杀身亡，当时，周远在日内瓦。
在谈论这些事情时，王炳南对我说：“我们那时对赫鲁晓夫不十分了解，我们没有想到，他要的是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霸权主义。”毛泽东和周恩来配合默契，即使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当时是这样称呼社会主义国家的——也要坚持中国的独立地位。中苏双方达成了一项协议，协议的序言规定：国家间的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这是中国对其全球地位的基本看法，也是在新德里和仰光阐述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有关全球性的问题，中国人坚持在协议中写进：中苏两国必须就双方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问题进行彼此磋商。这种在世界事务中坚持平等的伙伴关系的要求，可能与过去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打交道时的痛苦经历有关。此次会谈的结果是一笔五亿二千万卢布的长期贷款，十五项新的大型工程，在新疆的两项合资企业归还给中国，另外两项合资企业移交给中国，大连港和旅顺口海军基地无偿归还中国。然而，赫鲁晓夫并不感到愉快。他现在认识到中国不会成为一个俯首贴耳的卫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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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冬天，计划中的亚非会议取得进展。会址为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的美丽的城市——万隆。时间订于一九五五年四月。
谋杀周恩来的企图为此次会议增添了几分戏剧性色彩。尼赫鲁表示友好，将一架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拨给中国代表团使用，因为中国当时还没有自己的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要在香港启德机场加油。据说国民党特务把一枚定时炸弹安放在这架飞机上，三小时后飞机在大洋上空爆炸，机上人员无一生还。但是，周并不在这架飞机上。少数民族问题，包括西藏问题使他无法脱身。他对从香港返回大陆的前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将军说：“请转告在台湾的同胞们，我们随时随刻都愿与他们举行会谈。”周已经在考虑与台湾的统一问题了。在处理上述事务过程中，他因患急性阑尾炎而病倒了，住了几天医院。因此，他没有乘坐印度航空公司的那架飞机。王炳南对我说：“周总理本来也不会乘那架飞机的。中国代表团要乘坐印度飞机一事，人人皆知，太不保密了。”周前往仰光，然后搭乘一架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飞机去印度尼西亚。
飞机在新加坡临时作了短暂停留。富有才华和颇孚众望的马尔科姆·麦克唐纳希望能见见“那位杰出人物周恩来”。马尔科姆·麦克唐纳系英国工党首任总理拉姆齐·麦克唐纳之子，英国驻马来亚的高级专员。“我感到十分遗憾，他们的飞机不在新加坡降落加油。”想会见周的愿望不知怎么地传到了正在仰光的周那里。接着马尔科姆收到一份电报，称荷兰航空公司飞机的“发动机出了点故障，将不得不在新加坡作短暂停留，检修机械毛病。我听了高兴极了”。通过印度驻新加坡的领事，马尔科姆安排在机场贵宾候机室里与周举行会晤。“飞机不久就恢复到良好状态。除了周恩来、陈毅元帅和一名译员外，所有中国代表团成员均留在机上……我们轻松地交谈起即将召开的万隆会议……我们漫步穿过停机坪，走到飞机跟前，彼此友好道别。那是我一生中一次最迷人的友谊的开端。”〔11〕
周于四月十六日飞抵雅加达。他身着薄而得体的夏装，笑容满面，受到大批人群的热烈欢迎。然后前往万隆。那里二十九国代表团下榻在由苏加诺总统亲手设计的、王宫般的大厦里，充满了节日的气氛。秀丽的景色、热情洋溢的友好款待，使与会者个个心情舒畅。周身着衬衣，悠闲自得地散着步，象小孩子一样把裤脚卷起，在住所旁花园里的清澈的小溪中趟起水来。
出席万隆亚非会议的代表团并非都很友好。菲律宾、日本、南越、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的代表纷纷言词激烈地谴责“共产帝国主义”。这早已在周的预料之中。他要求代表团成员心理上要有所准备。他告诫大家说，无论出现什么挑衅言行，都不要发火，都不要使用过激言词。美国试图孤立我们。但我们正在打破这一企图。我们将冲破一切幕障，不管是铁幕、竹幕还是烟幕……我注意到你们当中有些人表现出大汉族主义倾向。你们觉得象用手抓饭这类风俗习惯很古怪。你们也必须学会用手抓饭吃。周曾批评过国内某些对待少数民族中表现出来的大汉族主义作风，现在在国外还要继续批评大汉族主义。他说：“否则，我们怎能贯彻兄弟般的团结这一精神呢？”他教导工作人员如何与新闻界打交道，对提出尴尬问题或发表不友好讲话的记者必须以礼相待。“我们信仰共产主义。但我们不需要每时每刻都表明我们的信仰。完全没有必要，非要别人和我们信仰一样。除了意识形态，我们还有许多共同利益，国家利益和目标。”
会上，谴责中国缺乏宗教自由、在国外搞颠覆活动的发言，一篇接一篇。周似乎丝毫不为所动，只是做些笔记，轮到他发言时，他宣布把准备好的讲话稿发给大家，他现在打算即席发言。“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并且现在仍在受着。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起初鼓掌的不多，随后便掌声如雷鸣。接着，尼赫鲁走上前与周拥抱，全场热烈欢呼。周已将敌意化为敬重和钦佩。他的发言打动了在场的许许多多代表们爱国主义与憎恨西方统治的心弦。十五年以后，菲律宾外交部部长卡洛斯·罗慕洛在我一九七一年访问马尼拉时，对我说：“请代我向周总理问候……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在万隆的讲话。”
在一段令人神往的日子里，亚洲国家间似乎出现了一种崭新的手足之情。猜忌和疑虑烟消云散了。周仍在个人会晤中继续他的工作。他沉着冷静，彬彬有礼地驳斥了西方及亚洲记者对中国的指责，他邀请与会代表以及“任何其他人”访问中国。“请你们亲自到中国来看看。任何人都会受到欢迎。”周察觉到形势有利，抓住时机表示愿与美国就台湾问题举行谈判。“我们不想同美国打仗。我们愿意坐下来谈判。任何地点、任何时间都可以。中美两国人民应该增进相互之间的友谊。”
每天，周在花园里坐上一两个小时，或者休息，或者与章汉夫及其他中国外交官谈论亚非会议的前景。他陪伴苏加诺观看歌舞表演，因为苏加诺非常爱好歌舞。大多数中国工作人员觉得当地炎热的气候令人难以忍受，就不断地开着天花板上的吊扇，周发现苏加诺和他的外长苏班德里约怕风，只要他们在场，电扇就被关上了。
面对心怀疑虑的泰国和菲律宾代表，周施展魅力，声称：“我们是邻居”，并强调和平共处。对日本人，周谈论贸易。三年前，他就向日本提议过建立商业联系。他现在又指出，大连和旅顺是十分理想的贸易港口。“我们对任何人都没有侵略意图。”他派遣诗人郭沫若访问日本。郭曾在日本生活多年，并娶了一位日本妻子。周向缅甸的吴努赠送了一件保存在中国许多世纪的珍贵文物——佛牙。他赞扬诺罗敦·西哈努克奉行的柬埔寨中立与独立的政策。阿富汗总理邀请他访问喀布尔。巴基斯坦的穆罕默德·阿里向他保证，即使巴基斯坦是东南亚条约组织成员国，也将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巴基斯坦担心印度的侵略，并不担心中国的侵略。周说，他对此表示“理解”。巴基斯坦曾在会上提出谴责“共产帝国主义”的决议，而周成功地将该决议的措辞改为“谴责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
埃及的纳赛尔向周谈论了苏伊士运河问题，周答应给予道义上的支持。开罗成为周手下外交官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活动中心，阿拉伯语也成为中国外语院校教授的主要外语之一。周邀请伊斯兰教阿訇参观中国的清真寺。“我们不反对去麦加朝圣。”中国政府不是拨款重新粉刷、修饰中国境内的清真寺了吗？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在会场走廊里活动，周与他们进行了交谈。这位文雅的总理对他们说，“每个国家都有能力自己解放自己。”中国肯定会向民族解放阵线提供武器装备，但是仗必须由阿尔及利亚人自己去打。
“我们的原则是求同存异。”这是周无数次谈话的主题。他幽默地笑着对某位特别喜欢漫骂的代表说，“我们之间意见不一致，但是承认不一致本身就是某种一致。”周还反对在会议上公开指名谴责任何国家。“这里不是亚洲国家之间互泄私愤的场所。”
万隆（会议）对周恩来来说，是一次巨大的个人成就，对中国来说，则是一次打破国际性封锁的胜利。然而，据说他回到北京却受到一些人的指责，说是仔细读一读他的发言，就会发现他所说的共处，政治上是不纯的。指责者说周曾用过“让我们和平共处”的字眼，那是不是意味着愿意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周还必须解释“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受到诘问，但反应机敏的周解释说，“我的意思是指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和文化的殖民主义。”同这样一些朋友和同志相处，周是否有时会觉得同敌人斗争反而更容易一些呢？
周从万隆带回了海外华侨问题。一些西方以及当地的报纸正在掀起一场反对华侨的运动。一些报刊宣传，华侨是中国对东南亚抱有帝国主义企图的实证。新加坡的某位记者甚至出书，将海外华侨一律说成是潜在的北京的第五纵队〔12〕，周解释说，居住在海外的华侨并不是历届中国政府的政策蓄意造成的，而是西方殖民国家造成的，因为他们需要廉价劳动力从事开矿、种植和筑路。数以百万计的中国贫苦农民从国内人口多的省份跑了出去。他们在东南亚热带地区劳动耕种，在美国和加拿大修筑铁路，在巴拿马开凿运河。中国人的生存能力与勤俭持家的本领使他们当中许多人富裕起来，少数人发了大财。
逐渐海外华人形成了组织严密、经济实力雄厚的华侨社会。他们有自己的学校、俱乐部、福利组织……随着东南亚国家的独立，这些华人应该效忠于谁呢？是他们的祖籍中国呢？还是他们得以富裕起来的那些定居国呢？苏加诺和周避开那些喜欢打听秘密的记者，两人谈起了华侨问题。苏加诺问周：“我亲爱的兄弟，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呢？您会原谅我向您提问，我们印尼人十分忧虑。”周点点头。“这的确是个问题。几十年来，包括蒋介石统治时期，一直沿用以血统确定国籍的原则。每个中国人一生下来就是个中国人，无法改变，即使他已经有了外国护照。其实，这意味着自动取得双重国籍。”一九五○年，中国新政府成立由廖承志负责的侨务办公室，——廖本人即出生于“华侨”家庭——以联络世界各地的华侨，并使他们团结在新政权的周围。
四月二十二日，周恩来与苏加诺出席中国和印尼关于双重国籍问题条约的签字仪式。中国放弃以血统确定国籍的原则。海外的华人可以放弃中国国籍，加入所在国的国籍。“如果他们愿意回到祖国，他们将受到欢迎。如果他们加入所在国的国籍，他们应该得到公正的待遇，但将不再是中国公民。如果他们仍想保留中国国籍并继续呆在国外，他们不得参加所在国的任何政治活动。”〔13〕这一方案似乎使苏加诺感到满意。但是华侨对此十分不满，在感情上觉得被出卖了。十六年后，马尼拉的一位菲籍华人还向我诉苦，说获得了菲律宾护照就被褫夺了中国国籍这一天生的“权利”。蒋介石在台湾宣称，海外华侨可以永远得到他的保护。他决不会放弃以血统确定国籍的原则。在以后的几年里，周恩来曾数次不得不在出访中介入此事。他向各地华侨解释，要保留中国国籍就很难保证他们在当地不受歧视。但是，要使海外华侨接受这一条约则非常困难。海外华侨巨头们大声威胁说，如果中国“抛弃”他们，他们就转向台湾。一九五九年秋，印度尼西亚颁布命令，禁止印尼华人从事某些小本经营的商业和零售生意。接着发生严重的反华暴乱，造成数千人死亡，大量财物遭到毁坏。一九六○年一月，苏班德里约来到北京，双重国籍条约得到批准。双方成立了执行该条约的联合委员会。周恩来派船去印尼接回了二十万以上的印尼华侨，并为他们建筑住房，准备了特殊的食品供应。
然而，海外华侨仍旧深深地热爱着自己的祖国。一九七三年，周恩来再次谈到了这种关系，流露出真挚的感情：“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即使他们在国外生活了一辈子，他们仍然希望，叶落归根，死后埋葬在祖国的土地上。”
【注释】
〔1〕关于日内瓦会议的大部分资料来自中国方面，例如，周恩来的译员浦寿昌撰写的回忆文章和王炳南大使撰写的回忆录，王炳南大使未经编辑的英文原稿尚在本书作者手中。关于万隆会议部分来自章汉夫谈话，和中文版的《周恩来书信选集》、《周恩来选集》下册，以及其它来源。
〔2〕浦寿昌（1922— ），曾先后在中国上海的圣约翰学校和美国的哈佛大学上学，是周多年来的主要译员之一。最近刚用中文撰写了有关日内瓦会议的回忆文章。曾数次接受本书作者采访。
〔3〕日内瓦会议上的发言请参见《1954年关于印度支那和朝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纽约，绿林出版发行公司1969年出版。亚洲学会会长肯尼恩·特·杨为该书写了序言。出席关于朝鲜问题会议的，共有十九个国家：美国、苏联、中国、英国、法国、北朝鲜、南韩、澳大利亚、新西兰、比利时、加拿大、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希腊、荷兰、菲律宾，泰国、卢森堡和土耳其。
〔4〕奠边府战役于1954年3月中旬开始，在中国人民的支援下，越南人民军于同年5月7日攻克法国人占领的奠边府。这次战役迫使法国于1954年7月21日在《日内瓦协议》上签字，同意从印度支那撤军。
〔5〕1954年在波茨坦会议上，杜鲁门、斯大林和丘吉尔撇开法国和中国；决定把北纬16度作为美国支持的南越同北越之间的临时分界线。
〔6〕1953年12月，周恩来在北京与印度代表团会谈中首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请参阅本书以后章节），当时的五项原则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后来尽管字面上略有修改，但其基本内容没变。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至今仍是指导中国与所有外国关系的基本准则。
〔7〕东南亚条约组织由法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与美国签订，共同反对“侵略”。但是，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波哥拉旋即向周恩来保证，巴基斯坦参加该条约组织只是为了防备印度，以确保自身的安全。1972年11月8日，巴基斯坦宣布退出该组织，1977年6月该组织正式宣布解散。
〔8〕王炳南告诉本书作者的，此外，周恩来1960年在与本书作者以及英国记者格林谈话时也提到过。
〔9〕何文楼大使是越南民主共和国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代表团成员，后担任越驻法大使。1988年9月至10月与本书作者在河内和巴黎交谈过。
〔10〕在60年代，周恩来与本书作者交谈时，明确表示他不希望任何东南亚国家立即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请参阅以后各章。
〔11〕本书作者曾与马尔科姆·麦克唐纳交谈过，另外，马尔科姆·麦克唐纳在他的著作《出乎意料》（第393—396页）中也提起过。
〔12〕参见罗伯特·埃勒根特撰写的《龙种》。
〔13〕参见《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关于海外华侨问题的讲话。关于华侨问题的详细背景情况，请参阅维克多·珀塞尔撰写的《东南亚的华人》。
2007/09/10
第二章登上世界舞台——日内瓦和万隆（1954－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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