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至1954年周建立了有许多党外人士参加的政府和行政机构
——1949年12月毛泽东赴莫斯科，寻求斯大林的援助
——1950年1月由于中苏谈判陷入僵局，周恩来应召抵达莫斯科
——1950年2月谈判获得成功
——1950年2月至6月周开始规划国民经济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
——1950年9月朝鲜战争升级，美国、联合国军逼近中朝界河鸭绿江，周发出警告
——1950年10月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攻势直指鸭绿江
——1950年10月25日至11月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击溃了麦克阿瑟的先遣部队
——1950年12月至1951年1月美国、联合国军撤至“三八线”
——1951年宣布停火
——1951年至1953年中国国内进行了“三反”和“五反”运动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
——1953年3月周赴莫斯科，并从马林科夫那里获得更多的援助
——1953年7月朝鲜战争从停火转为停战
——周强调权力应集中于中央，对高岗、饶漱石等权势过大的地方党委书记提出警告
——1954年7月东北的高岗和上海的饶漱石遭到清洗
——1954年至1955年继高、饶事件之后，进行了大规模镇压暗藏反革命的“肃反”运动
经受过一个多世纪连绵不断的战争和规模空前的剥削，一九四九年的中国已是满目疮痍、民生凋敝。这一过程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英国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开始，不久法国和其他西方列强也随之而来，强迫中国接受鸦片，以换取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和其他商品。接着日本又试图征服中国。
现在，中国在一百多年间第一次迎来了和平。共产党人实现了他们的目标，他们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和百分之九十的人民的热情拥护。
然而，胜利的果实却味道苦涩。毛泽东把此时的中国生动地比喻为“一条满是窟窿的旧毯子”。共产党人唯一的财富，就是中国人民的巨大热情和爱国精神，因为人民渴望结束内战、统一祖国、消除饥荒，重建可爱的中国，并使之现代化。
对我这一代人来说——我们是新中国的第二代人，因为第一代人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打下江山的革命老一辈，今天（一九九○年）他们当中许多人已经过世，但还有一些人仍然健在——一九四九年那种意气风发、豪情满怀的情景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我们记得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不惜牺牲一切，献身于理想的未来。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任人欺侮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欢呼的人群面对美好的未来，信心百倍。
此时此刻，周恩来丝毫没有放松他的主要任务，即团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党外爱国人士、专家和学者。他开始着手把一群散漫的、具有个人主义思想的人们转变成为即将到来的中国工业革命的骨干力量。他向留在中国的资本家保证，他们将在重建经济工作中发挥作用。他阐述了统一战线的纲领，说明社会各阶层人士，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均可报效祖国。首要的任务是，修复被日本人放水淹没了的北方煤矿。周责成李富春和陈毅亲自走访有关的工程师，我的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位。一天下午陈毅登门拜访我父亲，问他是否愿意帮忙。“当然愿意”。我父亲二话没说，收拾好一个小皮箱，就奔赴华北的开滦煤矿，而且根本不计较报酬。当时许多人也是如此。六周后煤炭在冬季来临之前，源源不断地运抵各个城市。周恩来还组织清除了大量积存的污泥，这就是北京下水道的疏浚工程。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和普通公民参加了这一工程。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二年初之间，北京新敷设的下水管道超过了本世纪初以来敷设的下水管道的总和。建国初期，数百万乞丐困扰着各个城市。这些乞丐大多是贫困的农民。政府把他们收容起来，让他们吃饱肚子，然后送回原籍。尽管有些地方土匪依旧出没无常，但广大农村总算是不再打仗了，农民得到了人民解放军战士们的帮助，开始耕种。战士们还修复了公路和铁路。这样，粮食就能运到饥饿的城市。一九四九年通货膨胀率高达每月百分之一千万。为了制止通货膨胀，商品价格以粮食为本位来计算。到十二月份，通货膨胀给遏制住了。解决吸食鸦片的问题也列入日程，把根除全国各地的罂粟，作为一项任务交给了人民解放军。吸食鸦片者，在全国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占九千万，把他们集中起来，使其接受强制性的戒毒治疗。四年后吸毒问题就不复存在了。
一九四九年十月周组成了他的内阁，即后来称之为国务院。内阁中百分之五十的部长和副部长是党外人士，而国务院所属各委员会的官员中党外人士占到百分之四十。周总理曾说过，“所有能为重建祖国做贡献的人都应该参加。……不论他们的政治信仰如何，我们都欢迎。”周精力充沛，忘我地工作，总是激励着与他共事的人。一九八八年一位党外学者回忆当年时对我说，“那些日子真是令人神往。我们深信我们的一生将是灿烂辉煌的。”
周恩来的工作习惯在以后的二十四年里一直未变。他很少在清晨四点半至五点以前上床就寝，那时刻窗外玫瑰色的晨曦已轻轻地抚摸着紫禁城的琉璃瓦了。除非需要参加会议，他要睡到上午十点半或十一点。午饭后，他通常午睡片刻。他的一位秘书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总理生活中的一天：
上午十一点，总理会见林业视察组后，发布森林防火的指令。十二点他接见教育专家，十二点半午餐时，他边吃边读他们交来的报告。午餐与往常一样，两盘菜，一荤一素，外加两个玉米饼。午餐后一边听我们给他念报告，一边活动右臂十五分钟。随后，他阅读有关今后六个月所需粮食和煤炭的报告。下午两点，他中断阅读，询问我们：“今年夏天防洪工作做得怎样？我们秋收有无保证？”的确，堤坝已年久失修，必须及时修复。总理命令工作组去查看各地堤坝情况，动员人民解放军和群众参加修复工作。总理亲自决定哪些部队到旱涝地区去参加抢险救灾。他审阅了城市的住房计划。工人们居住的贫民窟必须铲平，为他们盖上四层公寓式的砖瓦楼房。“但是，不要忘记应先敷设自来水管道。”下午四时，他与工程师商讨工厂的厂址。怎么能在缺煤、缺油、缺电的情况下建工厂呢？中国的电力和石油最为匮乏。下午五点，他和经济学家、科学家、工程师一道研究中国工业化的布局问题，会议一直开到晚上八时。总理说：“目前我们甚至连缝衣针或自行车都还不能生产，却必须学会制造飞机。”周同他的朋友，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一起喝粥，郭提醒总理在延安时开创过一所航空学校，尽管当时风沙弥漫的天空中没有出现过任何飞机。总理回答说，“我们知道首先要做好思想准备。”夜幕降临了，我们很多人都感到疲倦不堪，我们到院子里快跑了一阵，揉揉眼睛，再回到屋里继续工作。晚上九点，总理召集新成立的卫生部有关人员开会，商讨接种天花疫苗和预防霍乱的问题。“我们必须教育人民养成良好的习惯，避免传染霍乱”（此后两年内二亿人口接种了天花疫苗）。当天对外广播稿子送来了，总理很快地看了一遍。他把外贸部长找来。“日本商人表示愿意与我们签订合同。我们必须予以答复。可以通过香港办理。”他浏览了中国报纸的社论，不禁皱起眉头，因为他认为有一篇社论言词偏激。晚上十点，作为军委副主席，他出席了军委会议，讨论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事宜。人民解放军必须与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协议后，方可进入西藏。总理说，西藏代表团已启程前来谈判，他们必须受到尊重。他找来有关西藏问题的专家。“我们绝对不能表现出大汉族主义。我们有许多少数民族。应该学会他们的语言和风俗习惯。”他向军队发布命令，重申必须爱护各地的纪念碑、塑像和古建筑。早在一九四八年，总理就已将需要保护的历史古迹和庙宇编目造册，并通知各军事指挥官和政委。这次再度发出通知，保护手册的文物古迹增加了西藏的庙宇和寺院。“让我们的西藏问题专家列个表。绝对不能允许军队在宗教圣地宿营生火。我们不是国民党。”子夜十二点，他与中国科学院的成员就建立基础研究机构一事谈了整整两个小时。“中国在培养自己的科学家方面要敢于投资。”午夜二点。他接待了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我们必须成立一所考古研究所。中国的文化一定要加以保存。这是我们的宝贵遗产。过去的东西并非都是糟粕。”深夜三点半时，他开始阅读送来的文件、新闻摘要，直到四点半为止。对其中几份文件，他口述了答复的内容。凌晨五点，他拿着其他几份文件上床就寝了。
这就是周恩来“通常”的一天的安排。
不论问题是重要的，或者表面上看来无关紧要的，事无巨细，他都操心，都惦念。因为他懂得，一个小小的细节往往成为发现一整套新思想、新行动的线索。一次阅读一份香港杂志，他发现了有两幅珍贵的十二世纪字画轴卷在香港出售。一个电报马上打到在香港的龚澎和她丈夫乔冠华那里。乔当时负责香港新华社的工作。“把这两幅轴卷买下来。它们是我们国家珍宝的一部分。”这使周想起了——这就是他的大脑工作方式，一件事诱发出另一件事——梁思成是个建筑学家，住在北京。梁的祖父是改革家梁启超。周青年时代的文章颇受其流畅散文的影响。于是把梁思成找来。“我们要重新规划我们的城市，以适应现代化的需要。你会给我们非常宝贵的帮助。”北京必须有宽敞的马路，城墙和那些使许多街道变得狭窄的牌楼，一定要拆除。对此，梁思成表示反对。他喜欢那些古色古香、装饰华丽的牌楼。周提起现代化的要求。“我们的首都一定要象华盛顿那样，象巴黎那样……”他的念头又从建筑转向京剧。周回忆起当年在上海的邻居、世界著名京剧旦角梅兰芳。日本占领上海期间，梅蓄了胡须，以便拒绝登台演出。应该资助梅兰芳，振兴京剧，还要大量培养歌唱家和演员。他写信给毛泽东，坚决主张给予小学教员额外津贴。教育一直是周恩来十分关注的事情。“教育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而教育从小学开始。”〔1〕他召集大学校长以及师范学院和高中的代表共同研究高等教育问题。中国一九五○年拥有多少科学家、工程师、医生、研究人员呢？六千名工程师，只有印度的工程师的一半。一万二千名西方教育方式培养出来的医生，其中半数已改行，从事更赚钱的职业了。一九五○年的婴儿死亡率高达千分之二百以上。近五亿人口中各级教师不足五万。“我们需要新的职业学校……不仅需要高级科学家和研究人员，还需要成千上万的各种层次的技术人员。”周得到毛的同意，在一部分急需的专业中采纳了缩短教程的主张，加速人材的培养。培养一个医生需要八至十年时间，但是中国农村连准医务工作人员也十分匮乏。“三至四年时间就可以把他们培养成材。”这样政府就可以在那些从未见过医生的地区，推行防治疾病、预防注射以及基本的卫生教育。
还有许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办。其中包括制定国家预算、计算国家财政收入。十年以来，中国就未曾搞过国家预算或估算岁收。把现有工业——主要是纺织业——收归国有较为容易，因为这些产业集中在一小撮被称为“四大家族”的国民党达官贵人手中，控制住棉花、粮食、纺织品和食品，周就可以实施最低限度的计划经济了。
很快，“周总理”便成为勤俭节约、兢兢业业、忘我工作、反对拖拉的同义词了。他自己工作起来很少休息，因而有时会忘记他周围的工作人员并没有他那样旺盛的精力。一天，负责外交部办公厅工作的王炳南收到一张周总理写下的、措词严厉的便条。问王为什么“连打一小时之久的电话，外交部无人值夜班（？），”负责接电话的青年人早已进入梦乡了。周说，这可不行，必须时刻保持清醒。一次，一位机要交通员骑自行车往返于各机关办公室之间，送错了几份文件。周差人把这位惶恐不安的交通员找来。难道他不热爱自己的祖国吗？倘若热爱，怎能办事这么马虎呢？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说：“周从不大声喊叫，也不骂人……但是他说话的口吻越平静，他越是讲‘责任在我，我没有交待清楚’，我们就越觉得难受，好象我们身上给刀剌了一条口子似的。”
一位财政部的青年妇女曾见过总理一次，“我这一辈子都在问自己：‘这件事如果周总理来处理会是怎样的呢？见过总理一面，谁也忘记不了。当时我是实习会计，我跟着新成立的中国银行的官员们去见总理，研究决定人民共和国发行的新货币。周总理仔细观察所有新货币的图案，逐一研究货币的大小、印刷和币值。他责成我们收集一九四九年以前各地军阀发行的六十多种地方货币。‘我们应该把这些货币保存在博物馆里……我们的后代应该了解过去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周也没有忘记中国的妇女。一九五○年颁布的主要法律之一的婚姻法，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保障妇女权益的大法。邓颖超、党外的司法部部长史良、蔡畅和几位女教育家一同起草了这一法律条款。婚姻法禁止杀害女婴、强迫婚姻和童婚。它明文规定，婚姻以自由恋爱为基础，寡妇有再婚的权利，周在宣传婚姻法的会议上谈道：“相当多的党员仍有封建思想……他们虐待妇女和儿童。”自由恋爱而结婚的权利遭到顽强的反对。最后一次杀害敢于再婚的寡妇的事件发生在婚姻法颁布五年之后的一九五六年。
周有时出现在城区的集市中和商店里，查看刮胡刀刀片、鞋子的式样，以及裤子的质地。为了检查饭菜的质量，他事先不打招呼，就出现在公共食堂，拿着碗筷排队买饭。倘若饭菜太次，他就把厨师、服务员和经理召集在一起，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谁也不知道他下一次要做些什么，会在哪儿出现，但是老百姓就喜欢他这样。这使每个人为做好本职工作而感到自豪。人人都全力以赴、埋头苦干。”诗人郭沫若向周引述了美国诗人汉特·惠特曼的一句诗：“一片草叶的作用不亚于星球的运转。”周爱惜每一粒粮食、每一尺布。他不买新的衬衣。他对邓颖超说：“就用旧衬衣的边料给我换个新衣领吧！”他婉言谢绝为他重新粉刷住宅。他不收藏名画和古董。送给他的礼品很快就给退回去了。真需要购买物品时，他总是当即付款。这一点与他的某些同事的作法大相径庭。那些人很快就习惯于接受昂贵的礼物，而且购物不必付钱。
在那些日子里，事无巨细，都要由他来处理。有座寺庙要建一尊佛像，请他决定佛像面庞的样子，他说：“菩萨源自印度，不要把他塑造得太象中国人了。”
政府领袖、中央和政治局的成员都在中南海居住和办公。中南海到处是亭台楼阁和花园，地处紫禁城附近。这所宽广的庭院中央是个碧波荡漾的湖泊，四周朱墙环绕，有五扇大门。周的办公室和住宅在这里面积算是很小的，并靠近西北门。他觉得住在边上十分方便，走到大门口只要几分钟的时间。他的朋友以及其他来拜访者不必弯来弯去，走很长的路。他的会客室几乎没有任何装饰。一张沙发、几把椅子。我去拜访他时，有机会使用了他的厕所兼洗澡间。在他卧室里，我发现他穿旧了的拖鞋整齐地摆在床边。这完全可能是任何一位普通工作人员的寝室……难道他什么个人嗜好都没有吗？有的，他有两样嗜好。一是喜欢喝茅台酒，尽管一生中只发现他醉过两次。他的桌旁放着一瓶酒，人们还记得，一位朋友去看望他时，他总是为自己倒一小盅这种烈性酒，又为他的朋友斟了一盅。另一项嗜好就是跳舞。曾为他做过翻译工作的朱青回忆道：“周总理非常喜欢跳舞。星期六晚上他经常与贺龙、足球运动员陈毅、管科学的聂荣臻一道参加在中南海举办的舞会。当乐师们看到周，他们就变得兴奋起来，演奏更为欢快的乐曲。他给大家带来了轻松和欢乐。我们都争着跟他跳舞。我们对他说：‘跟我跳，跟我跳。’他微笑着，轮流和我们一一跳舞。他喜欢跳华尔兹舞。”一位不太喜欢周的同事评论说，周总理跳华尔兹舞时总是往右转……好象事关政治似的。其实，这是因为他无法用自己的右臂搂住舞伴，他的右时受伤直不起来。邓颖超告诉我：“我不象恩来那么喜欢跳舞，我只是偶尔跳跳。但是我觉得跳舞能使他放松，对他有好处。”然而，如果毛泽东碰巧也在舞场，周就悄然离去。毛跳起舞来比较死板，没有节奏感。即使在舞场上，周也不愿与毛竞争。
健康的思想源自健康的体魄，这曾是南开中学的座右铭。周成立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使这信条再度受到重视。体委的主任是贺龙，他是在游击根据地建立足球场和排球场的唯一的红军指挥官。“中国应该有自己的运动员。现代技术要求良好的体魄和耐力，这样才能开飞机、开坦克。”在周的指示下，所有政府机关、学校和工厂每天都进行两次十分钟的工间操。所以，周不仅仅建立了行政机构和政府，而且还开创了一种工作方法、一种生活方式。所有与周一起工作过的人，以及象我这样在以往岁月里曾与他多次交谈过的人，都起了某些变化，在思想上都得到了提高，决心为人民做好一切力所能及的工作。“周恩来的人”志同道合，他们一见面就能彼此认出，并将话题转向周。十年动乱时，周的工作成果却在他的眼皮下毁于一旦，直到今天似乎再恢复起来也困难重重。但是，总有这么一天，周的榜样将再度激励中国政府官员廉洁奉公，再度成为中国人民的希望。中国人民至今尚未摆脱顽固的中世纪式的封建主义的祸害。
* * * *
毛或周都没有把苏联当作援助和支持中国进行工业化的最佳选择。但是，美国的敌视使新政府不得不采取毛所说的“一边倒”的立场。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起程前往莫斯科。据说临行之前，出于礼貌或可能为了讨好斯大林，毛同自己过去的政敌、当时还是中央委员的王明见了面。然而，此举并不成功，十二月十六日毛抵达莫斯科。他与斯大林的会晤，没有多少热情。斯大林问毛，为什么占领南京后要拖延一个月之久才再攻上海？本来上海一周内就可以拿下来了。毛解释说，“上海的粮食情况严重，早拿下来，就要解决另外六百万人的吃粮问题。”斯大林大声地向他的随从人员评论道：“这真是地道的农民逻辑。”以后的谈判变得吹毛求疵，一味拖延，毫无成果，甚至可以说企图在中国扩大苏俄帝国的势力。主人把毛送到莫斯科远郊的乡间别墅里。接着又让他参观博物馆、喋喋不休地给他讲述俄国的艺术和历史。毛费了很大气力才使苏联人勉强同意举行一次会谈。会谈中毛提出俄国不久前兼并中国领土的问题，斯大林听了勃然大怒。蒋介石曾与苏俄签约，给予苏联在新疆开采矿藏的权力。蒋承认外蒙为独立国家，而外蒙与中国的内蒙之间没有明确的界线。一九四五年二月，罗斯福没有与其中国的盟友蒋介石商量，就在雅尔塔将中国的旅顺港事实上割让给了俄国人。现在毛要收回旅顺港以及东北的中国铁路。为了得到美国的帮助对付共产党，蒋介石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与莫斯科签订条约，在共同管理条款中同意了上述两项要求。毛说，他的政府拒绝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包括蒋介石签订的和沙俄时期签订的条约。斯大林怒不可遏，他想到十九世纪沙俄从中国夺取的一百多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他问道：“那家伙是不是还想把贝加尔湖要回去？”铁托在一九四八年反对过斯大林。毛是不是另一个铁托？谈判陷入僵局。毛脾气则越来越坏。他凝视着寝室的天花板，用深思熟虑的词句大声地诅咒，希望屋内安装的窃听器能记录下来。在毛的力争下，斯大林终于同意请周恩来赴苏签约。周于一月二十日抵达莫斯科，陪同他来的有一批经济学家和工程师。周温文尔雅，风度翩翩。他的报告简洁、翔实，用中俄两种文字书写。谈判桌前，他一坐数小时，毫无倦容，能言善辩，而且喝酒海量惊人，令米高扬和维辛斯基相形见拙。莫洛托夫也变得随和起来，周也不会激怒斯大林。这位天生的外交家温和地说：“斯大林同志，我们是第一个加入您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亚洲大国。”斯大林怒火渐消，谈判开始有了成效。一项为期三十年的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草就了。周获得了总数为三亿美元、分五年交付的贷款，当然，这数目还远远少于他所期望的。双方同意苏联在新疆的采矿权可纳入合资项目内，但旅顺军港必须于一九五二年归还中国，或在与日本签订和约之后归还，时间取决于二者哪个更早些。满洲铁路的租借权由三十年削减至两年。一些不喜欢苏联的非共产党知识分子评论道：“共产党要比蒋介石更爱国些。”用毛的话来说，“我们总算从虎口里夺得了一点食物。”〔2〕
身体孱弱、蓄着稀疏胡须的胡志明身着俄式宽大茄克，出现在莫斯科。他恳求援助，不让法国殖民者再次占领越南。周在赴莫斯科之前两周已正式承认胡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尽管共和国当时还未建立。胡的游击队隐蔽在中国的边境省份广西，并从那里袭击法国人。胡问道：“斯大林同志，您为什么不同我签订一项条约？”斯大林情绪不错，并于两周后承认了越南民主共和国。
周对胡志明十分尊重和爱戴。他常说：“按理说，胡是我的老师。”胡在中国呆了许多年，能讲六种中国方言，并擅长写中国古诗。周与胡十分默契。周委派壮族出身的韦国清〔3〕担当广西的省长。越南的游击队在广西的基地受到庇护。没有中国的帮助，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战争是无法开展的。中越在这方面的合作从未充分探索过。
毛泽东、周恩来发表了一系列热情洋溢、词句华丽的讲话，赞扬苏联的无私帮助。保证维护中苏之间永久的友谊和团结。然后，准备启程回国。这时，斯大林向毛泽东射出最后一支箭。他说：“毛泽东同志，你的一些同事，对我们满洲的合作，非常高兴。”接着，他赞扬了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
高对俄国的援助感激万分，宣称：“我们之间不应存在任何边界。”斯大林对毛泽东说：“我们现在有了一位真正的国际主义者。”高岗与刘志丹等共同创建了中国西北的一小块根据地。这成为参加长征的人们最后的落脚地，其中包括日后举世闻名的延安。在反对王明和国际路线派的斗争中，高是毛的忠实的支持者。一九四五年确立毛的至高无上地位的七大召开之后，高成为政治局委员，并且是唯一同时拥有东北军政大权的党委书记。一九四九年七月，他先于毛五个月前往莫斯科。他事前仅象征性地与北京的中央政府商讨一下，便草签了贸易协定，派遣留学生赴苏接受培训，并邀请苏联专家来华。高岗是否在斯大林的暗中支持下要在东北建立一个独立的、亲俄的政权呢？周恩来警告说，“我们如履薄冰，必须谨慎行事。”毛、周乘火车回国途中，在东北逗留了五天。高岗〔4〕乘坐斯大林送给他的崭新的俄国轿车前来迎接。周异常和蔼可亲，问了高岗许多问题，并象往常一样侧过脸认真听取高的回答。回到北京以后，他和毛都确信必须加强对新疆、东北等边远省份的控制，以防它们落入俄国人的势力范围。周恩来说：“此事刻不容缓。”
一九五○年的春天，中南海的院子里充满希望和欢欣。温暖的气候和充足的雨水使杏树和苹果树花满枝头。人人都在谈论大好形势。一百五十万人民解放军官兵即将复员，编入国营农场。周称：“我们将全力以赴投入生产和重建。”他估计需要三年的时间来恢复支离破碎的经济，至少需要十年的时间来建设工业基础和“适合中国的”农业体制。谁也没有预料到会爆发战争，周每夜都听美国的新闻报道。由于十二个小时的时差，每天晚上必须有专人整夜监听广播，以捕捉信息。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一月十二日的讲话令周感到放心。艾奇逊把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防御圈划在“从阿拉斯加附近的阿留申群岛至日本、冲绳和菲律宾一线。”他没有提及台湾和朝鲜半岛。周断定美国没有战争企图。或许他一月份抵达莫斯科时，斯大林也使他确信美国没有这种打算。因此，中国可以裁减军队，开始进行迫切需要的调查。六月中旬，信心十足的毛泽东在一次公开讲话中宣布人民解放军将大规模地裁减，因为军队耗费国家百分之三十的收入。
一周以后，朝鲜战争爆发了。
一九四五年一月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和斯大林一致同意在亚洲战场的朝鲜地区设置一条苏联和美军的军事分界线。分界线沿着三八线划分，将朝鲜分为南北两部，从而产生了两个政府，北朝鲜的共产党政府和南朝鲜的反共政府。
南朝鲜军队在美国的支持下不断进犯北方。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北朝鲜军队突破了“三八线”，还击李承晚军队。从此朝鲜内战爆发。六月二十七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美国要求召开紧急会议，会上通过一项决议案，要求采取集体行动反对北朝鲜的“侵略”。一支主要由美军组成的、一些国家象征性地派兵参加的远征军派到了南朝鲜。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有效地封锁了大陆的港口。北京城内一片震惊与气愤。周越来越不安地注视着战争的进程。他心情沉重地听着杜鲁门的广播讲话，并说：“杜鲁门改变了艾奇逊的政策。”在打给联合国的一连串电报中，他抗议第七舰队进入中国水域。然而，没有提到北朝鲜发动进攻的问题。北朝鲜的领袖金日成为什么要选择这一时机行动呢？中国绝对不赞成他这样做，特别是七月份在传播媒介煽动下，美国人民中产生了某种战争歇斯底里。报纸社论危言耸听，主要内容是：共产主义以南朝鲜为起点企图征服全世界了。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坚决主张要把战争打到底。在这种情绪偏激的气氛中，杜鲁门总统获准无限制地动用美国的人力，来讨伐“国际共产主义”。太平洋战争中的反日英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被委任为驻朝美军及联合国军总司令。〔5〕
周聆听每一则广播电讯，阅读所有西方广播的文稿。数周以来，他的办公室彻夜灯火通明。政治局、中央军委几乎不间断地开会。法国政府也加入到反对国际共产主义的叫嚣之中了。法国远征军重新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即越南、老挝、柬埔寨，并宣称：准备参加反共的“十字军”。呆在台湾的蒋介石也兴高采烈，答应要派遣三万装备精良的军队……
是否有人在策划从三方面向中国发动进攻？美军及联合国军会不会越过三八线，并进攻到中朝边界的鸭绿江呢？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发表好战言论，他不仅准备对付朝鲜，而且还可以对付更多的敌人。第七舰队可能会发动海上攻击，美国飞机可能会从台湾起飞轰炸大陆的城市；可能会在越南建立一支美、法联军入侵中国的南部诸省……
苏联在干什么呢？莫斯科驻联合国大使雅各布·马立克发表了强烈抗议，但总是避免承担军事上保卫北朝鲜的义务。六月份通过美国提出的决议时，马立克却不在场。这对美国有利，因为苏联不在场，就无法否决此项议案。而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苏联本来有否决的权利。
周恩来向莫斯科发了急电，要求会见斯大林。但斯大林却找不到。倘若周以前未曾有过任何怀疑，那么这时不知他是否想到斯大林对北朝鲜人的行动持何态度。数年后，中苏关系完全破裂，毛说：“斯大林以前认为我们同铁托一样。直到我们在朝鲜参战之后，他才知道我们不会的。”中国现在完全依赖苏联了。周尖刻地评论说：“我们参战免得苏联卷入与美国的战争。”毛和周逐渐地认识到，朝鲜战争使中美两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难以实现和解。事实上，这段时间长达二十二年之久。
九月初北朝鲜军队节节败退，胜利在握的麦克阿瑟逼近三八线。九月三十日，缺少睡眠、过度劳累而显得有些面容憔悴、目光呆滞的周在一篇讲话中，偶尔提到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军事这个字眼提出了警告。一场“抗美援朝”运动开始了；发行胜利公债收集游散资金。毛提出了派遣志愿人员帮助朝鲜的想法。决不能动用人民解放军，但可以派遣志愿人员。
九月三十日麦克阿瑟的军队跨过了三八线。印度在联合国表现得非常慎重。印度谴责派联合国军开赴朝鲜，表示愿意从中调停。十月三日凌晨一时周立即邀请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到中南海他的家里，交谈了几个小时。周说：“中国在其邻国遭受侵略时不可能无动于衷……我们需要和平，我们渴望和平。我们一天仗也不想打。战争将使我们的重建速度放慢，对我们来说又增加一个负担。但是，我们绝不受人欺侮。我们不怕抵御侵略，这一点必须讲清楚。”潘尼迦尽力把周的警告转达给了美国。可是，五角大楼和国务院的专家们确信中国不敢采取行动。空中侦察表明：中国军队没有向中朝边界的鸭绿江一带移动。麦克阿瑟在其东京总部宣称，他坚信中国不会贸然行动。十月份，麦克阿瑟的军队攻陷了北朝鲜的首都平壤。尽管精明的杜鲁门总统小心谨慎，限制他的行动，对他发出警告，麦克阿瑟还是准备把仗打到鸭绿江边。
在北京的政治局数周以来几乎一直在开会。现在正在进行最后的讨论。东北的头头高岗反对派遣志愿军。为什么不加强鸭绿江的防御呢？周指出，“边界线太长。这意味着分散兵力，费用浩大。”有人担心“美国佬朝我们扔原子弹怎么办？为什么不让北朝鲜人自己去收拾这个烂摊子？”毛和周在表决中获胜，会上采纳了派遣志愿军的方案。喜欢打仗的彭德怀欣然接受指挥志愿军的任务。周再度想从斯大林那里得到某种承诺，苏联能为中国志愿军提供空中保护吗？回答是：苏联如果采取此类行动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世界大战和原子战争。莫斯科很乐意向中国出售志愿军所需要的任何装备。
九月，周设法使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安理会同意接待中国代表团。代表团在伍修权的率领下抵达纽约。伍在长征期间是李德（奥托·布劳恩）的翻译，现在是周手下的外交官。十月二十五日麦克阿瑟以十万重兵向鸭绿江发起了攻击。
志愿军已准备就绪。十月十九日以来，他们身着白色服装分成小股，进入北朝鲜，在茫茫的雪色中很难发现。二十五日志愿军全线出击，粉碎了麦克阿瑟的攻势。美军及联合国军开始溃退。十天之内二十万中国志愿军踏过冰冻的鸭绿江，开进朝鲜。
到十二月美军及联合国军已乱作一团，并开始朝三八线撤退。他们往北进攻时，恣意破坏，当地居民十分痛恨。在撤退时，他们的人员损失惨重。到年底美军及联合国军撤至三八线。以后的六个月里，这里形成了拉锯战。美军开始狂轰滥炸，志愿军和北朝鲜军队开始时，遭受到很大伤亡，后来学会挖掘坑道，深入地下，以防敌机轰炸。
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对麦克阿瑟力图进攻中国的狂热，感到十分震惊，他飞抵华盛顿与哈里·杜鲁门磋商。美国总统也对这位联军最高司令的行为，深感不安。因为他没有遵守总统有关不要将战火引至中国边境的禁令，而且事先未曾请示他的上司美国总统，便自作主张去台湾会见了蒋介石。一九五一年四月，杜鲁门撤掉了这位自行其是的指挥官〔6〕。七月，即战争爆发几乎整整一年以后，开始在开城举行停火谈判。
与此同时，联合国指责中国为“侵略者”。美国禁止任何物资运进或运出中国。所有西欧各国均追随美国参加了对中国的禁运。
结果，中国更加依赖于苏联，而这正是毛和周竭力想避免的。周是军委副主席，负责朝鲜战争的后勤工作，如：交通运输、粮食供应、伤病医疗、作战物资的运送等等。国内日益高涨的反美情绪亦给周添了不少麻烦。后来我从乔冠华和章汉夫（他们是周指派参加停火谈判和停战谈判的）那里得知，谈判曾几度受到阻挠，因为谈判过程中发生的一些事件使得周的某些同事态度十分僵硬。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国内局面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些未曾预料到的棘手问题。战争不仅消耗了大量财力、物力，而且导致腐败现象。中国的铁路运转正常，确保城市不出现食品短缺，周在这方面确实创造了奇迹。但是，本来要用于重建经济的预算资金的一半，却用于战争，其中包括俄国贷款的百分之四十。俄国人要求立即支付给他们为志愿军提供装备的钱。周后来告诉我，“我们作出了牺牲，付出了英雄的鲜血。什么也没有白给我们。每件武器我们都付了钱。”七月的停火受到欢迎，但军事行动还持续了两年。朝鲜战争中，三万五千名美国军人阵亡，十五万以上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在战场上牺牲了。
中国是饱受战祸，民穷财尽的弱国，但是，却敢于和美国对抗，并且一年之内其志愿军打得美军及联合国军停顿下来，无法前进。这一事实本身就对正在争取摆脱殖民统治的亚非国家，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据说，周在确信战争已陷入僵持状态时，便开怀畅饮，而酩酊大醉，不得不让人扶回寝室，扶到床上。现在，中美之间不会发生全面战争了，需要的是耐心和外交技巧。毛总喜欢说：“长缨在手，才能缚住苍龙。”
再次前往莫斯科的时机已经成熟。一九五二年八月周踏上了去克里姆林宫的旅途。但是，他已疲备不堪，而且鼻子常常流血不止，医生发现他心律不齐。因此，周在赴苏前写信给党的正副主席毛泽东和刘少奇等，请求将他的一部分工作移交给第二梯队的官员。周在信中说：“我拟将工作中心放在研究五年计划和外交工作方面。”八月十七日周抵达莫斯科。此行，周代表着一个赢得新的威信的国家，一个和平统一的、使人民免于饥饿的国家。他将受到尊重和敬佩。
斯大林看到了中美两国许多年内部会处于敌视状态。他现在可以比一九五○年时更为慷慨大方了。然而，周恩来在外交上纵横捭阖，已是一位炉火纯青的艺术家了。他可以巧妙地使朝鲜战争的谈判变得有利于美国……至少斯大林是这样担心的。莫斯科必须更加小心谨慎，因为中美两国之间目前并不存在要打仗的理由和前景。
农业是周的计划中的主要问题。粮食产量必须提高，农业生产方式必须现代化。令周感到沮丧的是，他发现苏联没有化肥厂，而要到东德和捷克去寻求帮助，以建立中国自己的化肥厂（当时中国一家化肥厂都没有）。中国严重依赖苏联的石油，但周已着手加紧勘探石油的工作。除了地处中苏边境的新疆小油田以外，中国的地质学家正在中国内地寻找潜藏的油区。
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按苏联模式设计的，重工业压倒一切，其结果是：占去大量投资，不能立即见效。中国需要迅速积累资本。这意味着要发展轻工业，而轻工业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生产的提高。苏联模式并不适合中国的需要，但也无可奈何，因为只有苏联愿意提供帮助。援助的百分之六十七用于建设重工业工厂，投入农业的不到百分之七。苏联在中国承担一百五十六个主要工程项目。八千留学生派往苏联接受培训。这一“无私的、兄弟般的援助”，中国方面用有色金属、稀有金属及农产品偿还。“每样东西我们都要付钱，而且并不便宜。一台小小的发电机要一吨西红柿。俄国检查人员十分苛刻，西红柿生了不行，太熟了也不行，那些他们认为不合格的西红柿就扔还给我们。他们非常傲慢，我们敢怒不敢言。”这番话是一位当年负责押送偿还货物去苏联的官员讲的。
朝鲜战争对中国还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周的《共同纲领》难以实施，党加强了控制。发展小型资本主义经济的计划被取消。放松对私有经济的控制，使得蒋介石统治时期十分猖獗的投机倒把、行贿受贿、贪污腐化等现象死灰复燃了。旧的习惯势力非常顽固。由于有些资本家再度从事投机倒把活动，共产党打击了这些资本家。一九五一年五月美国对中国实行禁运，助长了走私、偷工减料、怠工、黑市买卖、囤积居奇等等。私人经济迅速控制了急需商品，党的干部很容易就被拖下水，并为资本家效劳。
针对这种情况，开展了两场严厉的运动。一场是“三反”运动，打击对象是与资本家同流合污的党员干部。另一场是“五反”运动，矛头直指参与破坏活动的资本家和商人。这两场运动或许是必要的，但和以往的运动一样，进行得有些过头。结果，一些原来富有理想的非共产党人士热情大为低落。有相当数量的党员被清除出党，数十人被立即处决。一九五六年我和一些党员谈及“三反”、“五反”运动时，他们强调说：“党有腐败的倾向……运动以后好多了。”
一九五二年周写了一封长信给毛，指出“三反”、“五反”有不良后果。“头脑少发点热结果更好些。”直言不讳的聂荣臻也曾回忆到，“我们党发动的每一次运动都有过激行为。每次运动过后，我们都要进行甄别，决定哪些人要平反。总是有一些无辜的受害者受到冤屈。”〔7〕
朝鲜战争引起了极大的抓间谍热，并影响到许多宗教团体。一九四九年周向天主教领袖们保证说：“我们绝不会开展反宗教运动。”只要与帝国主义断绝关系，教会可以继续存在下去。一个独立于梵蒂冈的爱国天主教会得到政府的支持。它保存至今，并拥有自己的神学院。但是，“三反”、“五反”之后，一些著名的基督教领袖遭到监禁，另一些因间谍罪名被处决了。“三反”、“五反”的最坏后果恐怕是，党内有些平庸之辈和文化水平不高的党员得到了擢升。国民党留下的二百万政府官员继续留用，但都调任邮局、银行、贸易机构中的低级职务。他们的忠诚受到怀疑。党员负责干部与他们手下的工作人员之间的磨擦日益严重。大学里的党员负责干部可能是优秀游击队员，善于破坏铁路。但他们总是怀疑使用精密仪器从事科研工作的教授们在向敌人发“密电”。诗人郭沫若给我讲过两个摄影师的故事。在一次公共集会上，他们在拍照片。其中一位的闪光灯发生爆炸，这两个人立即被抓了起来，并被指控，企图暗杀在场的领导。
美国人在朝鲜战争中进行“细菌战”的说法引起一场消灭老鼠、蚊子、苍蝇的运动。让群众接种预防天花的疫苗是有益的，但也使得养蜂人和昆虫学家横遭逮捕。周提议为那些“在长期战争中没有机会进学校的”党员干部开办速成班。但是有些党员对此十分不满，党内不少基层干部抗议说，这样做，是暗示他们无能。“我们仗都打赢了，管理大学有什么了不起的？”
一九五三年三月斯大林逝世。周赴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他被安排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代表们的首位。斯大林的继承人马林科夫对于自己的地位没有很大把握，所以这次周出访的收获要比一九五○年丰厚得多，签署了更多的经济协议。周提出了尖端技术转让的问题，尤其是在核研究领域里。他带来了聂荣臻，聂是日后中国科技领域，特别是核技术领域的奠基人。这次尽管没有得到明确的承诺，但仍有一些口头允诺。此行果实累累，周和聂带着更多的贷款，在更好的合作气氛中回到了北京。
周现在可以结束朝鲜战争了。一九五三年七月宣布停战。朝鲜战争一共进行了三年一个月零两天。
***
周恩来现在要着手处理另一件重大的工作，那就是：巩固中央政府，对付那些刚愎自用的地方党委书记与军队的指挥官。以往的教训不能忘记。中国必须完全团结一致，有一个各方听命的强有力的“中央”。一九四九年中国有六大军区，每个军区都有相应的地方政府。东北的高岗在地方首脑中权势最为显赫。他同时占据军内和党内的高位。一九五三年下半年，所有各大军区的最高指挥官均被调到北京，安排其他职位，打消他们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的念头。六大军区重新划分为十三个军区。周恩来加强对财政的控制，把地方政府的税收权，收回到北京中央政府手中，总体的经济计划与管理交由周的国务院直接领导下的计划委员会负责。〔8〕这些变化对高岗影响最大。高今后必须征得北京的中央的批准，才能进行任何一项重要工程。在上海，与高岗一样喜欢自行其是的饶漱石也受到相似的限制。周建议把东北和上海企业的利润用于开发内地不发达地区。高岗被任命为计划委员会主任，但受到身边一些老干部的制约，最主要的是任国家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邓小平。高受到包围，他本人知道得很清楚。周告诉高一切指令必须得到中央的批准，才能发出，高听了便说：“哪个中央？哪个中央？”高又说，党从来就是由两个党合并而成的。有过毛泽东的游击队党和刘少奇的以北方城市为基地的地下党。现在需要有新人和新思想的时候了，毛和刘已经过时，应该“休息”了。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日，周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向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领导成员发表讲话，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周说，个人主义会导致争权夺利，搞小集团和帮派活动。必须严格党的纪律。然而，为了尽力避免破坏性的对抗，周又说，应当允许党内不同意见发表，“我们要区别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与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前一种是错误的，甚至是非法的，应当受到批评和斗争；后一种是正确的、必须的和合法的，应受到欢迎和提倡。”党内斗争非常激烈、残酷，周比谁都更清楚。他希望避免再次出现大规模的清洗。
时至今日，党的副主席刘少奇和邓小平在高岗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依然不十分清楚，他们参加了斗争，因为这是一件反对党的领导的事件。高岗遭到监禁，情况不明地在牢房内自杀了。毛公开责备迫使高岗自杀的人，认为，这不是对待同志的方式。但是，反高、饶的清洗开始扩大到全党，成为一场追查“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的肃反运动，尽管这种提法非常含糊不清。肃反运动一直持续到一九五六年底。
周恩来一贯遵守党的纪律，但他竭尽全力减少各种过火行为带来的影响。他负责的一些机构，如中国科学院，有效地缩小了不分青红皂白指控其成员所造成的破坏范围。诗人郭沫若一九五六年告诉我说：“但是，其它单位，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们的一些最好的干部给毁掉了。”这场运动的受害者之一是周恩来的下属，学识丰富、才华横溢的潘汉年。潘是周领导下的地下工作者，他费尽心血将文件从蒋介石那里送到周的手中，当时周正在西安，急切地等待着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消息。潘汉年的妻子非常富有，她的家住在香港。潘结交甚广，包括一些秘密帮会的头头。解放后他任上海市副市长。一九七七年他在劳改营里病故。当年有人说“给潘汉年下定论太困难了。他认识的人太多了，与秘密帮会和国民党都有联系，无法挽救他。”五十年代初的那些过火的清洗，和党内干部文化程度低，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没有爆发朝鲜战争，党内这些残酷的斗争也许不会如此厉害。周恩来建立一个廉洁奉公、办事利索的政府的努力，也许不会遇到这么多的阻碍和挫折。这使我们又回到了斯大林对挑起朝鲜冲突应负的责任的问题上来。
这个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搞清楚。为了从苏联那里获得援助，中国不得不付出极为高昂的代价，开始工业化，或者用毛的话来说，就是“虎口夺食”。
【注释】
〔1〕本章所有引文出自中文版的《周恩来选集》和《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国科学院周培源教授、梁思成先生（已故）和本章内提到的其他人以及一些不愿披露姓名的官员都曾接受过本书作者的采访。
〔2〕有关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晤以及周恩来成功地使这一会晤顺利结束的这段历史，是和见证人核实过的，其中包括章汉夫先生和周的其他工作人员。
〔3〕韦国清，壮族，曾以帮助越南人指挥奠边府战役、打败法国远征军而闻名于世。参阅克莱恩和克拉克合著的《名人传记词典》。韦将军于1989年逝世。
〔4〕高岗。参见《名人传记词典》。斯大林赠车给高岗一事，许多回忆录中均有记载。东北的官员也曾对本书作者讲述过这件事。
〔5〕关于朝鲜战争，马修·李奇微将军所著《朝鲜战争》一书写得最好。
该书于1967年纽约出版。
〔6〕参见约翰·斯潘纳所著《杜鲁门与麦克阿瑟有关朝鲜战争的争论》，诺顿出版公司1965年纽约版。
〔7〕参见《聂荣臻回忆录》。此外，本书作者曾采访过许多在清洗中受到伤害的人。
〔8〕中央政府的经济控制政策由经济学家陈云和李富春起草。陈云依然健在。参见卡尔·李斯金所著《中国政治经济学》，牛津出版社
2007/09/10
第一章虎口夺食——斯大林与朝鲜战争（1949——1954）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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