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冬马歇尔调停失败后，周携夫人返回延安
——1947年1月中共决定发动反击蒋介石的“自卫”战
——1947年2月决定放弃延安，让给胡宗南
——1947年春—1948年春周和毛转战陕北，拖住胡宗南部队跟在后面打圈圈
——1947年9月开始对蒋发动反攻
——1948年1月12月周和毛发布命令，禁止土改中的极左倾向
——1948年4月在河北省的西柏坡与刘少奇及其他政治局成员汇合
——1948年围绕是否将战争进行到底、解放中国南方的问题发生了争论
——1948年周着手精心设计成立政府的大政方针
——1949年1月周再度呼吁谈判
——1949年初蒋介石辞职并逃往台湾；代总统李宗仁派遣和谈代表团
——1949年1月米高扬抵达中国与毛和周举行会谈
——1949年春周召集会议，为召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做准备
——1949年4月突破长江天险，开始南方战役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在那些紧张劳累、心力交瘁的岁月里，周恩来和邓颖超朝夕相处、并肩工作，尽管颖超现在仍坚持说：“我们当时各干各的，互不依赖”。她从来不想利用丈夫的声望或权位，知名的头衔和显赫的职位与她无缘。但是，她所做的工作却异常重要。在重庆，她在南方局工作，付出了不少心血，使鲜为人知的“第二条战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第二条战线”是周在知识分子中间组织起来的，这是蒋介石以及延安政治局所忽视的中间阶层。了解一下南方局干部中有多少是妇女、教师、医生、护士和学生，颇能说明问题。他们之中许多人都是邓颖超招募来的。
一九四三年周和邓双双返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颖超受到了批评，但比她丈夫受到的批评却要轻得多。有的妇女受到压力后，便和自己的配偶离婚或疏远了。这对夫妻与众不同，从朝夕相处中得到安慰和乐趣。乔治·哈特姆大夫对我说：“他们常常手拉着手一起散步。看到他们在一起，使人感到很振奋，就象见到冲破乌云的阳光似的。”哈特姆大夫的中文名字叫马海德。
他一九三六年到达延安，以后一直生活在中国。当时，有一些年轻、受过较好教育的妇女从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来到了延安，因而在高级干部中曾出现了一阵小小的离婚和再婚热。不仅发生了毛和蓝苹——后来叫江青——的罗曼史，而且刘少奇和其他人也悄悄地更换了配偶。马海德眨了眨眼睛说：“刘少奇曾四次离婚，五次再婚，但是每次都是完全合法的。”在这座史前穴居般的小城的窑洞里，传播小道消息十分盛行，几乎成了人们晚间茶余饭后的一项嗜好。但是，没有一丁点儿有关周氏夫妇的传闻。只有一次例外，周恩来登机去南京与蒋介石和马歇尔会谈前，在众目睽睽之下，拥抱了颖超，并亲吻了她的面颊，整个延安都目瞪口呆了。在中国，当众接吻是从来没有过的。塔斯社当时驻延安记者彼得·弗拉基米尔佐夫讨厌延安的每个人，但是他无法挑出周和颖超的任何毛病。弗拉基米尔佐夫写道，“周的妻子也是周的最好的朋友。”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在马歇尔调停失败之后，周氏夫妇从上海返回延安，重新住进他们在枣园的两间窑洞，周恩来脱去整洁、漂亮的西装，重新穿上延安的灰色棉布服。那年冬天气候十分恶劣。沙暴卷起成吨的黄沙，遮天盖地向延安袭来。周每天都和毛、朱德、刘少奇以及指挥员和政委们开会。共产党人已经无路可退，他们要么杀出一条生路，要么坐以待毙。马歇尔调停已告失败，一切和平解决的希望均已破灭。蒋已经发动了大规模攻势，“赤匪”一词再度出现。中共办事处的最后一批人员被勒令离开南京，共产党的报刊遭到查封，美国继续向蒋介石提供枪炮和金钱，以便进行反共的内战。
一九四七年二月底，周代中央起草了题为“关于在蒋管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文件。文件指出：“针对目前蒋的镇压政策，我们应扩大宣传，避免硬碰，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去硬碰，这不是保守，而是领导群众变换方式，绕过暗礁。”并告诫说“今后数月，蒋管区的变化必大，望你们依照具体情况，善于运用斗争策略为妥。”还具体地说到“学生应集体出入，互相联保。不要携带书信文件。……公开［活动］与秘密［活动］分开。”〔1〕周将一些亲手培养的人员派往国外，以加强其情报机构。龚澎和她的丈夫乔冠华奔赴香港，负责那里新华社的工作。香港新华社是在抗日战争结束、这块殖民地重归英国后恢复的。那是周最好的监听站。乔冠华后来成为中国最能干的外交部长之一。
反蒋的战斗准备仅以自卫的名义进行。呼吁推翻蒋介石政权的时机尚未成熟。“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所有行动必须充分协调。或许我们需要花上十年时间……。”人民解放军的宣传队要针对普通的国民党士兵。“过来吧，过来吧！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把你们的枪带过来……付给你们的是银洋。”那时通货膨胀已无法控制，纸币几乎一文不值。而一块银元则是一小笔财富了。
延安的领袖们目标一致地团结在毛泽东的周围。他们清楚地懂得这是长期斗争的转折点。希望使他们捐弃前嫌，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一九四七年满洲的一半已经解放，共产党人手中控制着三十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一半的人口。“然而，为了欺骗敌人，为了使敌人过高地估计自己，我们有时必须装着吃了败仗的样子。”在此一点上，毛和周英雄所见略同。周恩来命令道，“绝不要反击过度。任何时候都要保存实力。集结与分散交替进行。”
在以后的两年里，毛的文件大多由周起草，周的许多声明都由毛审批。而人配合得十分默契。毛描绘出宏伟的前景，周精心计算，使之具体化，准确无误，使人一目了然。两人一定曾相互引用孙子兵法。因为所有战役都是根据那位大师的军事原则制定的。
“自卫”时期的特点之一，是放弃城市。这不仅仅是为了迷惑蒋介石——一个诡计多端的政客，却又是拙劣无比的战略家——，而且使蒋丧失机动性，将其大批军队死守在据点里。这些据点好比是中国巨大农村海洋中的一些孤岛。刘伯承告诉当时在延安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说：“我放弃了两座城市，但增添了六万人马。”一九四七年的头几个月里，蒋的军事大本营里捷报频传，毛打算让蒋更高兴一些。“我们应该为他安排一次重大的胜利。……我们要让蒋手下的大将胡宗南占领延安。胡的精锐部队进入空城延安之日，就是胡失败之时。”一九三八年以来，胡宗南一直封锁着延安根据地。胡的大本营设在历史名城西安。西安曾是命运多舛的少帅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的大本营。胡的军队趾高气扬，穿着簇新的军装，配备着崭新的美式枪炮和坦克。胡开办了十四个思想改造营，关押试图前往延安而被捕的青年。
在胡宗南参谋部里有一位颧骨高高、皮肤黝黑的男子。他姓熊〔2〕，是位高等法院法官的儿子。他成为胡宗南的私人秘书兼副官，一九三七年熊曾试图去延安。几经周折之后，他结识了周恩来手下的地下党员。“不，你不要去延安。你应该留下来在国民党内部工作。这样你对我们更有用……”。熊潜伏下来工作了十二年。他曾告诉我说：“胡宗南是使用脱离共产党的人的极少数的国民党将领之一。但是，如果他怀疑有人耍两面派，他会马上命令将其处决。有一天，他对我起了疑心，尽管我告诉他，我不是共产党。我父亲的职位和我本人的生活方式才使他消除了对我的怀疑。共产党员往往因为太洁身自好而暴露了自己，他们不做黑市买卖，不玩女人……。”熊抿嘴笑了一笑，但并未告诉我，他夸耀的哪些不良癖好使得胡宗南对他深信不疑。
熊结交甚广，后来成为蒋家大公子的挚友。熊在南京举行有三百人参加的婚礼宴会时，蒋家大公子为他慷慨解囊，支付全部费用。
通过熊，周恩来三个月前就知道了胡宗南要占领延安的企图。毛主张让胡占领延安，因为那“将是胡及其部队的末日。”但毛的主张遭到一些同事的激烈反对。延安是圣地，是共产主义信仰者心目中的麦加。当三百万党员听到延安已被国民党占领时，他们会有何种感受呢？毛和周劝说政治局内不同意见的人，最后勉强接受了他们的看法。胡宗南到达之前，延安将撤空。领袖们向何处转移呢？毛提出了一个似乎是异想天开的方案，但历史上曾有过先例。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将分散开来。毛和周以及两万部队继续留在延安，监督所有机关、医院、学校撤出。然后，他们向黄土高原转移，深入陕西西北地区，让胡宗南跟在后面追赶。“我们将牵着他的鼻子走，让他跟着我们转来转去，搞得精疲力尽……。然后，我们再向他发起突然进攻，把他消灭掉。”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其余的成员在刘少奇和朱德的率领下，随同大部分干部和部队向东转移，在河北省的西柏坡建立大本营。另一个工作和联络指挥部设在贺龙控制的根据地内的临县三交镇。当时共有六个主要战场。拖住胡宗南及其三十万精锐部队，迫使他在风沙迷漫的荒山野岭中追逐飘忽不定、时隐时现的毛和周，这样就把蒋介石的主力部队之一从其它战场引开，以便采摘到真正的“胜利果实”。
毛和周率领着两万部队和一百五十名警卫，带着一付担架、便携式无线电设备、大量备用电池、野战电话机和毛的妻子，离开了延安。周和通常一样，指挥疏散，直到最后一天。邓颖超带着毛的女儿前往阜平。最初，周执意要和毛分开。他说：“让我带一支部队诱惑敌人。我朝一个方向走，你朝另一个方向走……。你首先要保护好自己。”周总是象宰相那样非常关注君主的安危。然而，毛并不赞同。毛与周边走边说道：“这里是埋葬国民党正规军的最佳地形。”他们跋涉在黄土地上和荒沟野岭之间极其危险的羊肠小道上，穿过三十七个史前穴居般的山村。毛将此次跋涉称之为“散了一回步”。但是周在以后的岁月里回忆说，“走的路很长很长”。或许是因为干燥的风沙气候，周开始鼻子大出血，他的鼻子本来就爱流血，因此不得不在担架上躺一天，直到流血停住为止。行军途中遭遇战、警报、战斗时有发生。一次是四月十四日在羊马河：另一次是五月四日在蟠龙。在蟠龙他们发现了一个藏有枪支弹药和服装的仓库。毛和周均使用化名，因为这些地区的村民们虽然不认识他们，但都知道他们俩的名字。毛化名李得胜，周改叫胡必成〔3〕。胡宗南派遣部队紧追不舍。这些部队遭到狙击，被诱入两旁均是陡峭悬崖的荒沟之中，迷失了方向……。人民解放军的部队隐藏在黄土堆里，堵住了他们的退路，将其分割歼灭。
在这一年零五天的“散步”过程中，毛、周二人从未与外界失去联系。他们通过无线电或机要交通获取信息。通常，那些交通员每天要走十七到二十英里路。其它战区战斗的详情均要向他们报告。据聂荣臻称，各战役的重大步骤都是由毛和周在黄土高原深处制定的。周的情报，甚至包括个人情况。他获悉埃文斯·卡尔逊逝世。卡尔逊是美国海军武官。一九三七年周帮助他从南京脱身。卡尔逊一九四七年五月下旬在美国去世。八月周向其家人发了唁电。
十一月他们在米脂县的杨家沟建立了指挥部。米脂县曾因出美女而闻名遐迩。前线指挥员和政委云集杨家沟，以重新估量战局。地下工作者也前来汇报蒋统区日益恶化的经济情况。九月二十八日，周作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于时局的报告提出：“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4〕。
自卫结束了。共产党人开始转入进攻。这需要各个指挥员观点一致、相互协调，需要首创精神和远见。胜利的临近使他们欢欣鼓舞。他们现在认为最多再有五年就可以结束蒋家王朝。而蒋介石却发现，很难让他的将军们协调作战，或者发挥一丁点儿主动性。在某些城市，国民党的部队已经不得不靠美国飞行员驾驶的飞机空投来维持供给。
蒋随意逮捕自由派人士、民主党派成员、以及任何被怀疑与共产党有过来往的人士，这样做，只能把事情搞得更加不可收拾。哪位著名学者没有见过周，或者和他谈过话呢？司徒雷登大使和魏德迈将军规劝蒋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指出他的将军们和官员们是多么腐败无能，这一切都是白费唇舌。司徒雷登一厢情愿地说，“中国有一批十分出色的自由派人士。”但是他们却被抓了起来，事情还有什么指望呢？通货膨胀严重到如此地步，“我们提着一箱钞票上街只够付一顿饭钱。而且我们还要在饭前付账，因为在吃饭中间，价格又会上涨。”
“士气日益低落。垮台不可避免的宿命论日益滋长。”司徒雷登警告说，魏德迈将军亦有同感。但他只是建议加强美国对蒋的援助。由于冷战、由于害怕别人指责“在共产主义面前表现软弱”，杜鲁门不得不继续援助蒋。私下里总统怒不可遏。“蒋已无可救药了。我不会为了挽救他而牺牲哪怕是一个美国士兵的生命。”三十五亿美元的物资和钱财流入蒋介石的手里，以后的十八个月里还会有更多的援助到来。
周现在宣布，“打倒蒋介石，这是早就定了的。十年内战是如此；抗日是一个时期，要他共同抗：”但是“日本投降后一个时期。是要用和平方法打倒他”……现在我们必须战斗。
那么，这一切都是虚情假意，迷惑对方的手法吗？那些断断续续的谈判，接受马歇尔的调停，成立联合政府的呼吁，仅仅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吗？仅仅是掩人耳目的伪装吗？“我们”这个词表明了一种集体的意志。一段时间内，周似乎相信可以建立联合政府。但是，毛从来就不相信有这种可能。事实证明毛是正确的。
然而，共产党人在全面夺取政权过程中又遇到了麻烦。问题之一是土地改革。另一个问题则是毛将战争打到南方去的决定，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内部，而且在莫斯科，引起了争论。
人民解放军所到之处，都要进行土改。毛在一九四六年起草了一份温和的土改纲领。中农应该成为共产党的同盟，不应遭受任何损失。小地主不应受到公开羞辱。然而，在河北领导着中央其他成员的刘少奇采取了极端严厉的政策，这是一种可与王明的布尔什维克化相差无几的极左倾向。消息传到了陕西黄土高原上杨家沟的毛和周那里。周派了自己的人去调查，他们的汇报表明问题十分严重〔5〕。大小地主一律遭到清算或扫地出门。甚至在党内也应用臭名昭著的“唯成分论”，将许多党员清除出党，或进行残酷迫害。毛要求周解决此事，周即照办。“绝不允许侵犯中农的土地……，我们必须团结百分之九十的群众……绝对平均主义是完全错误的。”
一些城市开始相继落入共产党人的手中。刘采取的做法在城市居民中引起了敌视和恐惧。“小资产阶级和商贩必须得到保护……”。周对那种把有不同看法的党员停止党籍或清除出党的错误倾向提出批评。在一九四八年二月五日写的一封党内信件中指出：“要做领导者，必须团结他所不喜欢和不愿接近的同志”，“对许多思想上作风上确有问题的同志，不应采取排斥的态度，而应采取信任他们又抓紧做他的工作的态度。这是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作风。”有人曾说，周办事总是如愿以偿。即使是他自己的决定，也把毛搬出来。但是这一次，他们两人一致决定，制止令人难以容忍的“左倾”做法。
他们于三月下旬离开米脂县，一路急行军，于四月十一日到了阜平城南庄，受到聂荣臻的热情欢迎。周终于又见到了妻子。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同邓颖超开玩笑说：“这么久，你连到前线慰问都没有啊，可苦了恩来呀。”
四月，贺龙领导的一支人民解放军部队重新占领了延安。胡宗南的部队几乎全军覆没。衣衫褴褛的散兵游勇，不是逃回老家，就是加入了开进城来的胜利之师。
第二个问题关系到是否应将战争打到中国的南方去。突破两千年来把中国划分为南方和北方的长江天堑，占领蒋介石的首都南京，然后攻占上海，接着向南、向西挺进，直至控制整个大陆。这一切取决于成功地渡过长江。
斯大林对毛的胜利忧心忡忡。据我多年了解，所有从事外交工作的人都一致认为：“斯大林喜欢蒋介石，不喜欢毛泽东。”一九四七年底至一九四八年初，蒋在东北节节败退，俄国人十分耽心，早已提出要从中调停。毛对此不予理睬。但是，这或许是足智多谋、精干世故的周呼吁“和谈”的原因，因为他对局势的了解了如指掌，在实际控制领土方面，已不利于蒋介石了。然而，斯大林对中国局势的了解少得可怜，在这一点上倒和美国人惊人地相似。斯大林给毛带去信息，建议毛得到北方半壁河山后，适可而止，把南方留给蒋介石。他警告说，如果共产党人敢于向美国支持蒋介石的承诺“挑战”，美国有可能对中国使用原子弹。周文雅地回答说：“毛泽东同志讲得对，原子弹是个纸老虎。”毛泽东表示，希望去莫斯科，直接向斯大林说明其立场。对于渡江作战，中共中央原拟派遣华东野战军三个主力纵队渡长江直插闽浙赣地区，一些指挥员似乎对横渡长江抱有疑虑。四月，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经过讨论，采纳了粟裕将军的意见，决定先集中兵力更多地歼敌主力于长江以北然后再南渡长江。
周开始成为建立未来中国政府的设计师。他着手制定能够取代日益分崩离析的蒋介石政权的政治经济体制。
首先他必须计划成立各个部委，建立一个行政机构。没有文职人员就没有行政机构。但他从哪里搞到文职人员呢？“我们需要所有的技术和人才。”在以后的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网罗人才是他全力以赴的中心任务。国外哪里有中国作家、艺术家、工程师或科学家，都要和他们取得联系。“他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希望回国。”但是，首先必须让他们相信我们的诚意，使他们放心，因此，“所有的政策都必须明确无误……。新的政策、政策中的变化以及就某项具体政策的正确与否做出的决定，都必须迅速公诸于众，才能赢得支持。”每占领一座城市，必须使各专业人才对新政权抱有信心，他们的要求应尽快予以满足。周着手处理工业、银行、商业等事务。他清楚在毛的“新民主主义”体制中经济将由三个部分组成〔6〕。公有经济，即国有化工业，当然应该是主要经济成分。但是，“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需要”私有经济，应鼓励资本家进行生产，并与政府合作。此外，将建立公私混合的合作经济。“有关政权、法律、监狱、税收、奖励、贷款、禁令、新的财会程序等规定，都必须制订出来。”主要的问题是，可供周调遣的称职的专业人才实在为数不多，即使他已竭尽全力培训了许多年青人。周早就注意到培养外事干部，现在，周开始筹建外交部。他深知除非和所有的国家，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广泛的联系，否则中国无法取得进步。
“人们很容易认出某个人是不是周恩来训练出来的，周培养的人，首先是个工作狂，其次他办事决不马虎。无论做什么工作，他总是充满献身精神”。〔7〕白手起家建立行政机构，一切均须从头做起。依赖前国民党的官僚是不行的。周发布命令，不准将银行的经理、会计、出纳、交易所的工作人员、电信工作人员以及铁路和工程技术人员称为资本家，以免他们在狂热的运动中，被错误地停职或受到清算。
周认识到，三百万共产党党员中许多人需要工作，然而受过良好教育的党员却为数不多。但是他又不得不依靠这些人去治理国家。许多党员从未见过电灯、厕所（卫生间）或电梯。科研机构的仪器设备使他们疑神疑鬼。他们甚至不知道地球是圆的。在倡导学术研究时，周发现自己受到党内“那些认为地球是方的”人的阻挠。“我们将需要一切有才干的人……。我们没有足够受过教育的人……我们将从军队中选拔干部。”军队即人民解放军，是守纪律的。军队的士兵学过文化，但仅仅识字而已。多年来，周努力将党外知识分子团结到共产党的周围。党外人才，即周开辟的那个第二条战线，必不可少……。但是，可以把治理国家的重任托付给他们吗？
周建议在工矿企业成立厂务委员会，主要由厂长负责管理生产。这为厂长们提供了安全的屏障。周所需要的是能力和才干。周恩来说：“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与农业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或极端的平均主义是格格不入的。”
在那些日子里，周正在设计一个《共同纲领》。参与其事的有他留法时期的朋友李富春和李维汉，一些非共产党的经济学家也给予帮助。这个纲领要实行混合经济，当然最终目标还是“逐渐地实现社会主义。”当时这一纲领得到了毛的支持。他有关新民主主义的论述为该纲领提供了理论基础。
一九四八年底，华北百分之九十五的地方已在共产党人的控制之下。只有诸如北平、天津等几个城市尚待解放。蒋介石在一篇讲话中宣称，局势日益好转。如果他的对手乞求和平、他愿意宽大为怀。这篇讲话完全脱离现实，引起了众人的耻笑。毛、周两人再度合作，表演出色。北平和天津将以“和平”方式解放。周已通过潘汉年等中间人，设法争取蒋授权防御北平的军事长官傅作义。傅早已不再对蒋抱有幻想。傅听信了周的动人的劝说，在装模作样地抵抗一阵子之后，便在圣诞节将北平拱手交给了共产党。周和毛禁止人民解放军向城内发射炮弹，避免毁坏宫殿庙宇。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教授和学生成群结队地欢迎进城的军队。入城的解放军装备着从国民党手中缴获的美式武器，甚至还有坦克，他们迈着整齐的步伐，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了北平。
一九四九年元月，蒋介石准备溜之大吉了，前广西省军阀李宗仁当上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是主和派。蒋于元月二十一日下野，李宗仁派出和谈代表团到北平与周恩来谈判。和平谈判确实举行了。和谈使共产党获得更大的回旋余地，有机会团结更多的正在犹豫观望中的人们。那时，美国人寄希望于少数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所谓第三种势力〔8〕。但是，第三种势力从未发生过任何影响。与此同时，解放中国南方的准备工作进展神速。
斯大林的特使、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元月三十一日到达中国来会见毛泽东。会晤地点在西柏坡。毛似乎有意识地安排米高扬到这偏僻闭塞的乡村小镇来。会见时，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均在场。米高扬开始说，苏方已考虑过毛去莫斯科会见斯大林的请求，经过研究，认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正处在关键的时刻，毛泽东同志不能离开指挥作战的岗位。同时也考虑到安全问题以及毛泽东同志的身体健康（当时毛的身体是健康的）。这显然是拒人于千里之外。但是，米高扬说：“我们只是带着两个耳朵来听的。”他愿意听一听中国同志有什么要说的，并将如实向斯大林同志汇报。对于中国同志告诉他的一切，他不准备表态。在三次会晤中，毛对米高扬所说的话充满了委婉之辞，让人难以捉摸。译员师哲默默地记录下毛拒绝考虑放过蒋介石的话，“将革命进行到底。”意思是要解放中国南方。周单独与米高扬举行了第四次会晤，只有译员师哲在场。师哲的记录表明，周谈的不是政治，而是中国战后的重建工作〔9〕。
米高扬汇报说：“周谈得很细，内容涉及中国经济需要的各个方面。周恩来将是中国新政府一位很好的总理。”米高扬对周恩来极为敬重，并将对周的印象转达给斯大林。这一点可从翌年毛泽东莫斯科之行中得到印证。在周恩来被召至莫斯科之前，毛在此行中所获甚微。周能“虎口夺食”，从斯大林那里获得中国迫切需要的某些援助。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这是周一九三七年发起的国民参政会的继续。只是成员面目一新。首先，周成立了筹备委员会。他拜访了知识精英、大学教授、学者、民主党派人士以及诸如他的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等“知名人士”。从象征意义上讲，宋庆龄参加政协十分重要。一月，周和毛向宋庆龄在上海莫里哀大街的寓所拍发了加急电报。据说宋庆龄没有答复。同样，她也没有回复其他人打来的电报。周的得力助手潘汉年竭力劝说，也无济于事。通过宋庆龄的秘书、海员廖承志的姐姐廖梦醒〔10〕转去的文件和电报亦是沓无回音。最后，周于六月派邓颖超前往上海。邓成功了。宋庆龄和邓颖超一同来到北京。与她们同行的，还有一些颇有名望的党外妇女领袖，如以后成为周恩来政府里司法部长的史良。在以后的岁月里，宋庆龄扮演的角色主要是维持共产党政权有党外人士参加和实行民主这一形象。然而，民主党派很快就发现中国共产党内部日益滋长的极权主义严重地限制他们的活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筹委会共有一百三十四名委员，分别代表二十三个团体和小党派。委员们下榻北京饭店和六国饭店。这在当时属于专为西方人和非常富有的中国人开设的豪华饭店。周象往常一样细致地检查了所有的房间。他与饭店的管理和服务人员交谈，说他们的工作是有保障的，“将来我们要建造很多很多的饭店……。许多人会到中国来……。你们应该教会年轻人象你们那样做好工作。”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六日、十七日，两次向在北平的民主人士和大学教授们报告国共和谈问题，地点是在北京饭店。
周的报告十分详尽。他首先讲述了与国民党代表团举行的和谈，谈到李宗仁时充满敬意。但是，会议期间，人民解放军已在攻打南京；并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江南。周为“革命的国民党”保留了机会，它可以作为众多政党中的一员参加中国的重建工作。中国共产党将是领导政党，自不待言。但是周并未过分强调共产党的巨大力量，只是论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蒋介石逃往广州。五月他抵达台湾。周向蒋的将军们提出共建未来的中国。傅作义、蔡廷锴等将领选择留在大陆。这主要归功于周的劝说，因为他们对周十分信任。
周在报告中指出，建设一个富强的、现代化的和有强大工业的中国，需要进行十分艰巨的工作。他希望战斗能够迅速结束。他号召大家立即投入工作。“我们要使国家少受破坏，多保存一些人力物力，使将来的和平建设多一份物质力量。需要用极大的努力才能使国家现代化……。人才方面，单是共产党绝对不够，必须各方面人士大家来做……。恐怕诸位下榻的北京饭店和六国饭店很快就会人去楼空了。”同时，周还谈到一些外交关系方面的基本原则。“我们愿意和一切以平等待我之国家合作。我们不排外，不挑衅……。我们站稳了立场，又要很谨慎，有理、有利、有节地去处理问题。”
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日，周在北京召开的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由于明显的原因，这篇讲话在事隔近三十年之后，才干一九七八年十月八日公开发表。讲话的题目原是《全国青年团结起来，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发表时改为《学习毛泽东》。但是，该讲话直截了当地告诫人们，不要神化毛泽东。
“决不要把毛泽东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如果这样，我们承认我们的领袖就成了空谈。……我们不就把毛泽东当成一个孤立的神了吗？那是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所宣传的领袖。我们的领袖是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联的，……多少年革命历史的经验教训中产生的人民领袖。因此，学习毛泽东必须全面地学习，从他的历史发展来学习，不要只看今天的成就伟大而不看历史的发展。”
“毛泽东常说，他是从农村中生长出来的孩子，开始也是迷信的。……但是，昨天迷信的孩子可以变成今天的毛主席，……他之所以伟大，在于他能够从迷信中觉悟出来，否定旧的东西：他之所以伟大，更在于他敢于承认旧的过去。”
周还强调了另外一点，即使新的政府反对封建主义，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如果孔夫子说过有益的话，我们也可以拿来为我所用。如果我们的父母与我们同住在一起，我们就应该好好地照顾他们。”
周似乎已经意识到神化毛泽东的端倪。他了解中国的历史。十分清楚，胜利会使溜须拍马之流和机会主义者麋集在毛泽东的周围，以期通过毛获取名利地位。
苏联大使帕尼奇金跟随蒋介石跑到广州，旋即到达台湾。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却留在南京。司徒·雷登试图与以前燕京大学的学生取得联系，黄华就是其中之一。他还试图与周会面。但是，周当时无法会见司徒·雷登，因为华盛顿对中国局势的发展作出的反应，只是惊恐、愤懑以及向蒋提供更多的援助。周通过埃德蒙·格拉布〔11〕向华盛顿转达一个信息，中国准备与所有的国家建立关系，不论其制度如何。周又让澳大利亚记者迈克尔·凯尔转告司徒·雷登：“我们并不反对美国，我们两国之间并无利害冲突。我们愿意在互利的基础上与所有的国家交往……。”
司徒·雷登无法使华盛顿批准他与周会晤。他寻问是否能亲自会见周，周派黄华去见他。“司徒·雷登可以以私人身份，作为燕京大学现任校长的客人到北平来。”但是，他不能以大使的身份受到接待。因为两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而且华盛顿也不准备承认新政权。司徒·雷登继续在中国逗留了数月之后，被召回国。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九月二十一日召开。会议持续了十天。九月三十日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基础。周主持起草的《共同纲领》得到通过。
十月一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任人欺侮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周转向他的“外事”人员，要他们确保把毛的话翻译好，通过电台，广为传播。“要让全世界都听到我们的声音。”
必须从几十年连绵不断的战争的废墟中建立一个崭新的国家，崭新的秩序。毛说过：“我们继承的是一条布满窟窿的毯子。”当时中国可谓千疮百孔。一切要仰仗毛称之为“大管家”的周恩来来修补这条破毯子，并在有朝一日提供新的毯子。
在雄伟的天安门广场上，面对着天安门城楼，矗立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碑上刻着由毛泽东撰写、周恩来手书的碑文，以悼念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为使中国摆脱国内外剥削、压迫而牺牲的烈士们。
这象征着这两人之间的关系。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他们两人同心协力、努力奋斗的结果，中国的成功与失败，主要来自毛泽东和周恩来，而不是其他什么人。几十年来，他们风雨同舟，既有团结，又有斗争。这是一场持久的角斗，里面浸透着恩恩怨怨，仰慕与猜疑交织在一起。
十月一日，管家周恩来开始塑造中国的未来。是年，他五十一岁。
【注释】
〔1〕见《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2〕熊即熊向晖，1917年生。周恩来培养的地下工作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外交部的成员，曾任驻英代办。系作者的一位朋友。参阅韩素音文档。
〔3〕李得胜，意为李取得胜利。胡必成，意为胡必然成功。
〔4〕见《周恩来传》和《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
〔5〕见《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
〔6〕《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二卷，外文出版社，1957年出版。
〔7〕引自印度大使班纳吉谈话。班纳吉大使曾多次与周及其下属接触。
〔8〕中国的“第三种势力”得到美国以及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支持，但这种想法脱离实际，缺乏对中国时局的了解。
〔9〕见《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韩素音文档。
〔10〕格雷丝·廖亦叫廖梦醒，系绰号水手的廖承志的姐姐，曾任宋庆龄的秘书多年。解放后当选为政协委员，1988年去世。
〔11〕埃德蒙·格拉布，著名美国汉学家。他的著述对人们了解中国，大有裨益。
2007/09/10
第十二章中国的大管家（1946—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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