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7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回到延安
——周恩来受到严厉批评……
——周对批判作出答辩，终于得到了解脱
——1943年8月站出来为那些受康生调查而遭迫害的人说话
——1944年坚持继续发展统一战线
——1943年至1944年，向干部讲授党史和毛泽东思想
——1944年7月在延安会见美军观察组
——1944年11月在延安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帕特里克·赫尔利
——与赫尔利和包瑞德上校飞回重庆
——1944年底蒋介石拒绝修改协定，坚持要控制红军
——1945年周返回重庆，继续谈判
——1945年4月七大会议上毛被神化
——1945年8月至10月毛和蒋在重庆会谈
——1946年杜鲁门总统派遣乔治·马歇尔赴华，阻止内战
——1946年底乔治·马歇尔的任务以失败告终
——周在上海恢复与各方的联系
——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冲突扩大
——1946年冬周返回延安
周恩来、邓颖超和一百多名工作人员于一九四三年夏抵达延安，受到了他们的挚友蔡畅和她丈夫李富春的迎接。周和他们是在法国相识的，后来成了生死之交。周回来后立即成为大批判的目标。他对一九二一年入党后的言行都进行了反思。“你根本想象不到这种自我批判会是多么令人痛苦”，这是我所采访的一位妇女在谈及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底的整风运动时对我说的话〔1〕。这场运动以一九四五年毛被神化而告终。
我采访的另一个人告诉我：“在这些批判会上，周恩来详细阐述了党的历史。我们中很多人都不明真相。开过这些会后，谁都不会再去反他。”
毛泽东发起的这场称为整风的整党运动，不是出于个人的野心，也不仅仅是为了清除王明之类的反对派。他的观点是想把中国共产党变成救世主，以便在抗战后统治全中国。他确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需要有自己模式的共产主义。他为此而进行了奋斗，从一九三五年抵达陕甘宁边区后一直从事理论写作。〔2〕“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在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仅仅是一种外来的理论，因为那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个理论必须与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具有中国的形式。他是第一个认识到，革命必须首先适应各种不同的文化，才能对自身的文化有所改造。〔3〕他在掌握时机上很走运，或者说相当机灵。因为一九四二年夏苏联正与德国交战，而一九四三年中共产国际解散了，从而使这场整风运动不会受到来自莫斯科的反对和阻力，使运动得以清除中国党内所有残余的亲苏分子。人们有理由认为，既然周恩来曾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指出，毛泽东主张中国共产党必须有自主权，那么在延安周应该属于支持毛的这一派，但事实并非如此。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虽然一九三五年他在遵义曾对王明、博古的路线投了反对票，支持了毛泽东，但却拒绝排斥这两个人及他们的同伴。他说过，“他们还是同志。”周这样做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他从不鞭挞、辱骂那些犯过错误的人。他曾不顾巴威尔·米夫的反对而去帮助李立三。这种绝不为了个人利益而让别人遭殃的精神是周恩来的美德，对他的言行进行任何批判都不能使这一美德逊色。这一品德使他在同事中与众不同，使他赢得了周围每个人的爱戴与敬仰。
但在当时这一点却不起作用。他的主要批判人对此也无动于衷。在八十年代的今天，那些曾经读过至今尚未公开的那份指控周恩来文件的人告诉我：“和文化大革命时一样糟，如果不是更槽的话。”周所做的一切都被歪曲成对毛怀有恶毒的目的。在这些骇人的控告中，周的一切行为都认为是怀有恶意，而这种指控不需要提出任何证据。
在如何处理同蒋介石的统一战线以及派八路军去保卫太原〔4〕等问题上周与毛有不同意见，都成为批判周的理由。
刘少奇当时已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著作与毛的著作一样是这次整风运动中的必读材料。他在这时特别热衷于抬高毛，正是刘少奇在这种历史性的悲喜剧中造出了毛泽东思想一词。二十二年后，在神化毛和毛泽东思想的“文化大革命”中，刘本人成为这场革命的目标。
这时有一个跳槽的人，就是那个和王明一起从莫斯科飞回来并促成毛与蓝苹（即江青）之间罗曼史的那个康生。他负责内部保卫工作和每个党员的档案材料。他现在抛弃了王明，他想打击周恩来。
周在党内不搞宗派。他所领导的南方局都在蒋管区，参加革命的大多数人是知识分子，都不是无产者，延安的报纸《解放日报》登载一些文章，攻击“为数不少出身非无产阶级、需要严格审查的党员。”周和邓颖超都明确他说过，对这些党员来说“阶级出身”是次要的。然而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却以此划线。
有人声色俱厉地批判“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经验主义、主观主义、自由主义和分裂活动。”一位从事周恩来研究的人〔5〕曾对我说：“那时对周恩来的指控和人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常听到的那些话是一模一样的糟。”反对周的第一个论点是周恩来曾同王明和博古在武汉以及后来在重庆的办事处里共事过。王明在武汉时曾企图反毛，另立新的“中心”。他甚至向中央委员们下指示，发号施令。
此外，还有人批判周恩来是一个“帮了教条主义大忙的……经验主义分子。”教条主义指的是王明。在一九三七年后期太原军事反击战中，周恩来曾设法利用山西军阀的部队去抗日，并开始为某些部队办训练班。他这是根据毛泽东的想法做的。他曾对某军阀说过：“我们善于打侧面的遭遇战。”那时与周持不同意见的人曾设法让八路军“单独干”。周恩来在发给军委的一份电报中透露了他与这种意见的分歧。可见对他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指责周恩来曾在王明发起的“誓死保卫武汉”的告示上签了字也是同样站不住脚的。曾有一段时间，王明甚至代毛签字，可能这次也是王明代签的。这段话是一九八八年我在北京采访一位从事周恩来生平研究的人告诉我的。
新四军问题是反周的另一个题目。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新四军没能建立游击根据地，而以“正规部队方式行事。难道这是周的过错吗？”〔6〕学者们告诉我，在这个问题上，有人对周批得很凶。
审查还涉及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六大。周恩来在一次大型的干部集会上作自我批评时说：“在关于如何评价六大问题上，我们有许多分歧，甚至是严重的分歧。我参加了六大的工作，是负主要责任者之一。目前在延安还有九位同志，当时都参加了。……”
一九三九年秋周恩来曾去苏联，部分原因是治手臂的伤，同时也为了与共产国际会谈。有人把这件事也提了出来。周说他去苏联是向共产国际谈长征初期王明、博古、李德的错误，还有他自己的错误。他说是毛泽东拯救了参加长征的人。这些与翻译师哲向我们谈及周恩来在莫斯科的谈话内容是相吻合的。他谈得很巧妙，最后共产国际还通过了一项决议，同意毛在党内居主要地位。
有机会看到许多至今仍属保密文件的研究人员在一九八八年告诉我：“周恩来对这些批判会处理十分得体，使那些对他的批判难以为人们所接受。……”对周的批判前后持续了六周。
康生为了表明他是坚定地站在革命的立场上，搞了一场长达十个月的“抢救运动”，这场运动严重地破坏了党性和党的凝聚力。在四十年之后的八十年代，我还能感到这种破坏性的后果。康生用“逼、供、信”的办法，“压那些怀疑对象，要他们坦白交代，然后把交代材料作为证据。”审讯时逼供的方法是中世纪式的，使用了酷刑。他曾向那些惊恐万状的干部吼叫：“我知道你们中有多少人是特务。你们为什么要来杀我们？你们是没东西吃吗？你们想要的难道还不够吗？可是你们还发牢骚，搞阴谋，……”他这么说是因为确有一些受过文化教育的人写了一些批评文章。这些人不适应中国贫穷农村存在的原始生活和粗鲁武断的作风。康生说，他们是人民的敌人，渗透进来的分子，……各个组织部必须把他们清除出去，……还限定具体的指标。一位幸存下来的当年的“罪犯”告诉我说：“有些人坦白承认了一些他们根本没有干过的事，……他们迫使自己相信是犯了罪的人，……真是出奇。”
周恩来出面进行了干预。陈毅也说话了，他直接找了毛泽东发了一通火。“我们不能够，也不应该这样地对待我们的人。”周挽救了那时还很年轻的陈慕华，她后来担任了中国银行的行长。她被指责为特务，理由是她的一个叔叔是蒋介石的一名将军。当时由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损失惨重，许多人因为是知识分子而被定为特务、叛徒、反革命分子。北方局却几乎没有触及。
康生被迫做了自我批评。他把责任推给底下的人，说他们热心过分。这时他已被称为弥勒佛的李克农取代了。许多干部恢复了工作。毛本人也在两次大会上就过火行为承担了责任。周恩来也得到解放。
周恩来在延安欢迎会上谈到党的历史时总结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他又说：“中国共产党将要更负责地更独立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7〕但他拒绝当时已经开始的对毛的近乎歇斯底里的吹捧。一次在党校做的报告中他曾谈到，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也要从经验中学习，比如中国革命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毛泽东同志也是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认识的。他说我认为当时毛泽东同志也还没有这些思想，他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8〕他还引了毛在一封信中的话来支持这个论点。他对同志们说：“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9〕
他批评了王明，但很有分寸。也许是由于周的缘故，王明、博古还有国际路线派的其他人才未遭清洗。直至一九五六年王明主动要求去莫斯科前，他仍然是中央委员。去世之前，他一直住在莫斯科。
延安沉浸在对毛的一片赞扬和歌颂声中，每天都有歌颂毛的诗歌和文章。例如，当时的气氛从一位著名诗人〔10〕写的诗句中可见一斑：“只要毛泽东出现在人群中，立即掌声雷动，……他时时刻刻都在沉思，一手推倒敌人，一手迎来更多的朋友。……”
在与蒋介石的统一战线政策上，周恩来是与毛有过争论的。他不参与别人的争权夺利的活动，但却坚信对待国民党应与战争的形势变化、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一并考虑。当时已有迹象表明美国对中共有兴趣，因为美国记者们报道称共产党部队是唯一对日作战的部队，而蒋介石拿了美国人的钱却不打仗。但周恩来坚持认为，美国并没有放弃蒋。所以尽管反共磨擦和对延安的封锁并未停止，统一战线仍必须是党的纲领，这样做有好处，因为它表明了中共的善意。“人民希望和平，……他们希望民主改革，……为此我们必须在平等和互让的基础上继续与国民党谈判，……但是不应该让人们认为合作就是合并。……”
周恩来是否真正认为有可能与蒋搞联合政府呢？他当然为此竭尽了全力，以使这一计划得以实现。由于美国的出现，现在更有必要保持各种可能的选择。美国似乎认为，中国巨大的人力资源是对付日本的最终武器。美国人会不会考虑与抗日干得出色的共产党人进行某种形式的合作呢？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二日，周恩来主持了纪念孙中山的仪式，孙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逝世。这是为了在国民党内那些仍然追随这一伟人的人中争取人心。六月，他邀请驻重庆的中、西方记者访问延安。即使去者寥寥无几，报纸仍然可以宣传一番，事情果然如此。七月四日，周恩来还主持了一项纪念美国独立日的大会。
周恩来有十五个月不在重庆，这期间的重庆办事处的工作由董必武和王炳南主持。这期间不断地与国民党就新闻检查、查封和滥捕无辜发生冲突。王炳南向周通报全部情况，而周也给王炳南回信。他嘱王“在美诸友来信，均望你们代为回答。”他还让王搞点盘尼西林，因为王稼祥在长征中两腿受伤后一直需要这种药品。周在信中这么写道：“你们人手不多，而忙又加甚”，感谢王“送来的材料及O.W.I.的照片通信，对此间都极有用处。”还有一笔感人的旁注：“上次小超送夫人的瓜与西红柿，不知收到否？”邓颖超在延安的菜园子似乎获得了大丰收。
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六月来访使共产党人感到是对他们有利的变化。美国记者们写了不少关于蒋介石和他如何指挥军队的报道，内容对蒋毫不客气。史迪威中将受罗斯福的派遣出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但觉得无法与这位委员长共事，蒋亦有同感。罗斯福一九四三年在开罗对蒋所作的许诺后来在德黑兰（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至十二月二日）被取消了，蒋为此感到愤愤不平。华莱士前来进行调查访问时，带来了罗斯福的亲笔信，要求蒋同意美国向延安派出观察组。
蒋勉强同意了。这支由曾在华工作多年的国务院外交官谢伟思和武官包瑞德率领的美军观察组〔11〕于七月十七日坐飞机出发。飞机在着陆时螺旋桨撞上了一块无人注意的碑石，但却安然无恙。这次事件也同时使双方热乎起来。美国人满脸笑容地出现在机舱口，当时在机场的叶剑英十分高兴。“我喜欢你们美国人。我们中国人碰到这样的事会觉得丢了面子。”那天晚上为观察组举行的宴会上，周说：“英雄受了伤。我们认为你们的这架飞机就是英雄。”
延安艰苦奋斗的生活习惯，坦诚、平等作风，八路军人强马壮，严守纪律，电台的高工作效率，一切的一切都给美国人留下了印象，同时产生了感情上的影响。这与重庆的贪官污吏、对待穷人的冷酷无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不，不是什么都好，但我们全力以赴。”周是这么说的，他说的是实话。他的话令人信服。他冷静评论蒋介石，说这个人“还不坏”，但却“在派系中随波逐流，……周围是一批不出好主意的无能之辈，……”但他不认为蒋的政府会马上垮台。谢伟思、包瑞德和观察组的其他成员对这次访问的评价是挺不错的。但在后来的岁月里，他们却成了冷战和麦卡锡主义的牺牲品。包瑞德后来写道：“我在一九四四年犯下的错误是没有把中共看作是美国的敌人，……我把他们主要当作与我们共同抗日的盟友，……”
周恩来告诉美国人，他的希望是实现联合政府，只要蒋介石能够承认中共为平等的伙伴就行。“美国人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好合作。中国必须工业化。只有依靠自由企业体制和外国资本的援助才能实现这一点。中美两国的利益是连在一起的。两国可以和睦相处。……”
毛泽东想得更远。他表示虽然中共将为社会主义而奋斗，但是“如果美国愿意提供援助，”剧烈的社会改革可以“推迟二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他和周为中国设想的蓝图类似于美国对西欧的马歇尔计划。“苏联在战争中损失惨重，……它将忙于自身的重建。我们准备作出让步。”周恩来曾经说道：“革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将走过一段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时期。”
这是一项长期的计划，周恩来将为之而进行奋斗，虽然在后来的几十年中，毛越来越偏离这一计划。中国在八十年代的“开放”应归功于邓小平，但实际上早在一九四四年毛泽东和周恩来以及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就有这种想法了。
美军观察组还没有离开延安的时候，华盛顿的政治风向已发生了变化。罗斯福反复无常。这位年迈总统的变幻莫测令他的下属感到吃惊，但人人都缄口不言。罗斯福的思想集中在与斯大林进行对话上，他认为战后世界的稳定是一件应由他与俄国人商定的事。他现在认为有权可以根据他自己掌管世界的想法去分配其他国家的领土。戴高乐就对他关于分割法国的建议十分反感。当美国总统同意将满洲的中国港口大连这个全天候的不冻港置于“国际监督之下”让给苏联时，斯大林是很高兴的。这种国际监督意味着美国和苏联的监督。罗斯福还同意俄国人可拥有满洲的铁路权，承认外蒙为独立国家……。埃德加·斯诺在华盛顿采访罗斯福时感到迷惑不解。“我十分清楚地得到这种印象，他是在考虑两个中国，一个是共产党领导的北方中国，另一个是蒋介石领导的南方中国。”一九四五年二月的雅尔塔会议就是美国总统这种思想的必然结果，欧洲分裂了，后来雅尔塔协定中的“秘密条款”使斯大林处于令人羡慕的地位，他可以向满洲派兵。而五年之后则轮到毛泽东和周恩来让斯大林吐出中国领土这份“礼物”，而这礼物是罗斯福如此慷慨地送给克里姆林宫头头们的。
美军观察组使周恩来得到了希望，也许是奢望。罗斯福在十一月派遣帕特里克·赫尔利作为他的特使。数周后赫尔利被任命为驻华大使。赫尔利的任务是了解一下，中国要在战后成立一个民主政府，需要干些什么事。包瑞德曾对他的这次冒险式的延安之行有过一段描述。“那是十一月七日的下午，周恩来和我还有一大群人都前去迎接重庆飞机的到来，……机舱口出现了一位高个子、满头银发、长得挺帅的军人，……他就是帕特里克·赫尔利少将，……没有人想到应该事先告诉我们他准备访问延安。”周问道：“他是谁？”包瑞德作了回答，周听后倒吸了一口气。“请让他在这里等一等，我去把毛主席请来。”周恩来说完后一溜烟地走了，很快就和毛泽东一起坐了辆小救护车回来了。“赫尔利挺了挺胸，显得更为高大，发出了一声印第安人作战时的呼叫声。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脸上的表情。”
赫尔利拿出了与蒋磋商后起草的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五条协定草案。草案明显地带有美国的味道，如“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不知周在此时此刻是否还能记得他在自己办的学生刊物上也曾用过这些话作为报头。
毛很气愤。他指责国民党不打日本。“蒋介石调动了他一百九十六万五千名部队中的七十七万九千人来封锁我们。”赫尔利以及毛泽东和周恩来最后同意重新起草这一文件。主要一点是红军将不受蒋的控制。其他条文大致重复了一九三七年以后就提过的要求，包括在政府中要有各党派的代表，释放政治犯等等。
周恩来与赫尔利及包瑞德一起回到重庆。现在该轮到蒋介石发火了，他在几天后向赫尔利送交了他的反建议。主要变动之处是，改编中共军队并入国民党军，中共放弃对他的领导。“这就意味着让蒋介石拿着刀来杀我们。”周说这话的时候还在脖子上比划了一下。于是又搞了第三个文本，提出可以让一位中共高级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事委员会。周说他必须与毛商量。他与包瑞德随即准备飞回延安。
在飞机上，周突然变得不安起来。他对包瑞德说：“我觉得我们偏离航线了。这不是我们熟悉的地形。我们正朝西飞，应该往北。让你的飞行员作一百八十度转弯后向前飞近一条河时再一直向北。”飞行员照办了。当延安修长的宝塔出现在视线中时，这位美国飞行员和包瑞德都发出了欢呼声。包瑞德对此印象很深。
毛读了新的草案后十分气愤，断然予以拒绝。周多次对包瑞德说：“把我们的军队置于蒋介石的控制之下，他就可以任意摆布我们。”包瑞德返回重庆，向赫尔利作了汇报。赫尔利听后对毛很气愤，咆哮如雷说毛把他骗了。因为是赫尔利本人和毛一起在第一次的修改草案上签了字，赫尔利此时要不认帐恐怕是办不到的。十二月底，周恩来在一封给美国武官的信中提议，毛泽东和他应前往华盛顿会见罗斯福总统。周有些欠慎重，他在信中有这么一句话，贬低了赫尔利：“我不信任他……”赫尔利看到了这封信，他的反应是认为这项建议无关紧要，未予理采。后来赫尔利要求再次去延安与毛会谈，遭到了毛的拒绝。毛认为事情已无可挽回。恩来还相信存在某种联合政府的可能性，但毛泽东已不再指望了。战争，唯有战争才能解决问题。
罗斯福于四月去世，杜鲁门继任总统。他立即发现苏联在欧洲和亚洲获得不少新的领土。冷战，这个雅尔塔之后恐慌的产物，开始在美国人的头脑中萌生，并将导致麦卡锡主义。
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在七大上确认了毛的最高权威。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政治局主席、军委主席。刘少奇成了第二号人物，仅次于毛泽东，取代了周恩来。周排在朱德之后，名列第四。朱德被确认为总司令。由于刘的北方局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损失不大，所以仍然是很强大的，不少干部都随着刘少奇而得到提拔。当然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一切都反过来了。追随刘的人，无论是什么级别，都成了攻击的目标。康生在确定刘的追随者名单并予以清洗的过程中，出了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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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回到重庆后，继续在知识分子中组织“第二条战线”。他非常了解他们要求和平和民主改革的强烈愿望。他也明白中共已不可能从美国得到武器和援助。赫尔利己建议国内只向蒋介石提供美式武器。“赫尔利难道不知道蒋介石将用这些武器来对付我们吗？”
也许只有在会谈桌上周恩来才能争取到时间。共产党军队需要时间去做好准备，迎接即将来临的这场不可避免的战争。王炳南曾说过：“就象夹住了一个横行霸道的人的小指头那样，使他动弹不得。”一位国民党的官员也曾说过：“让周恩来坐在谈判桌旁，就是让共产党赢得大陆。”当时中国的所有小党派已联合成为民主同盟，周恩来说服他们在春天与中共签订一个协定，保证不屈从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或在与国民党谈判之前先与中共进行商量。
一九四五年八月，美国的原子弹在日本本土爆炸了，……苏联于八月八日对日宣战，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战争结束。
头一天，八月十四日，蒋介石与斯大林签订了一项条约，批准了雅尔塔会议上同意的关于大连港和满洲铁路的秘密条款。周恩来曾表示：“这是早已预料到的。”
赫尔利曾指责国务院官员和驻华军官夸大了共产党人的重要性，现在他更加确信，蒋和斯大林签订条约之后，中共就不得不妥协。他不了解毛，也不了解周恩来。
八月十日日本请求投降的消息传出后六小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向八路军——现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出了进军令。毛泽东、朱德、其他军事指挥员还有周恩来已经为以后的战役准备了好几个月。但是这个可以称之为“反击”的具体细节都是由周恩来处理的。周恩来起草的第一号命令要求向原日占区进军，收缴枪枝弹药，就地接受日军投降。第二号至第六号命令就如何对待被俘的敌方人员和汉奸作了规定。这时苏联军队已开进满洲并占领了一些城市，周恩来还就如何对待苏军作了规定。满洲自然成了“反击”的目标。没有军乐，没有欢送仪式，士兵们徒步快速行军。所到之处都有事先得到通知的游击队、民兵安排他们的食宿。他们穿越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分布在华北各地的红色基地。蒋介石曾命令朱德停止部队的前进，但朱未予置理。
八月十四日蒋介石与莫斯科签订了和平条约，就在同一天蒋向毛泽东发了电报，请他去重庆谈判。毛泽东拒绝了。
这个消息透露出去了，立即引起了反应。“不要战争，不要战争，……一九一三年以来，已打了三十二年的仗，……军阀混战，内战，抗日战争，……我们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我们要和平，……”周恩来对毛泽东说，人民把希望寄托在谈判上，也许毛应该接受邀请。蒋介石于八月二十日又发了一份更长的电报，毛泽东答复称周恩来可以前往谈判。学者和知识分子惊喜若狂。他们写信，还到曾家岩五十号去拜访。毛——蒋高级会谈可能带来预料的奇迹：出现联合政府和民主。《大公报》在一篇社论中说：“这是每个中国人的希望。”周恩来在政治局的会议上指出：实现和平的后盾，一是力量，一是人心。我们要争取主动，迫蒋妥协。
人们可以想象：毛泽东看了他的同事一眼，也许对周这样说，“恩来，你很清楚我们必须打出个结果来。”而周呢，可能说：“对，可是，……我们应该表示，到了最后一刻，我们还在争取和平。……”蒋介石于八月二十三日发了第三封电报。中国的习惯是凡事不过三，这应该是最后一封电报了。毛泽东同意了，复电称周恩来立即就去，他随后就到。帕特里克·赫尔利现在又在中国的舞台上登场了，他飞往延安，陪毛泽东和周恩来坐他的飞机去重庆。八月二十八日下午，机场上挤满了人群。毛泽东走下舷梯，头戴一顶法国式的太阳盔。周也许对毛说过：“戴制服帽显得军人气味十足，戴这顶太阳盔吧。”毛果然戴了这顶帽子。这顶太阳盔是通过有海外亲属的叶剑英搞到的。为了树立一种形象，周恩来让毛的扮相有点像孙中山，孙是常戴太阳盔的。
周恩来的最好的同事们都为此作好了准备。有当过海员的廖承志，他在一九四二年被蒋介石打入狱中，数周前刚释放。在整个访问期间，周恩来一直紧随着毛，从不离开一步。他每天晚上亲自检查毛的卧室，沙发、坐椅都要试坐过，床要检查一遍，以防在床垫下藏有炸弹。他还监督为毛准备的食品和饮料。如果他事先没能检查过瓶里的酒来自何处，他往往从毛泽东的手中夺过酒杯自己先喝。就这样，他使毛脸上增辉，因为他知道毛的自负心理需要他这样做，他知道毛泽东每次看到杀害了他原配夫人的蒋介石时，就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恨。这也是在向戴笠打招呼，让他不要搞小动作。蒋曾对这位特务头子说过：“戴笠，不要对人身采取行动。”但周恩来不抱侥幸。蒋介石曾想让毛泽东住进山洞林园，在重庆炎热的夏天那里比较凉快，四周都是树，可以开会，会见众多客人。但毛决定住进红岩的八路军办事处，每天从岩上爬上爬下。周在那里组织了各种会议，一次宣传活动，会见西方记者、中方记者、学者等等。蒋介石还让他的儿子经国拜访了毛。蒋经国是一九三七年回国的。
这次谈判似乎非常重要。有许许多多人把希望寄托在达成协议上。但实际上没有什么可值得讨论的。毛和蒋都很清楚，“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双方都根据规则在进行这场游戏，而同时双方军队都在奔向满洲。周坐在谈判桌上，不停地谈，……一讨论就是数小时。国民党发现了数十万农民武装。周不很友好他说，“看来你们并不了解农村。他们支持我们，并不因为信仰共产主义，而是因为我们为他们办了好事。”在谈判桌上，他偶尔赞同对方的论点，使他们无言以答。“对，也许我们有时不合逻辑，……但我们是真心诚意的，我们能够纠正错误。”在这尔虞我诈的数周内，双方经常滥用诚意这个词。毛泽东在十月十二日离开重庆，表示谈判是建设性的，但是“还有困难，不过能够克服。”
重庆“首脑会议”结束后三周，美军十一月在华北的港口登陆，这些海军陆战队将在蒋介石的部队到达之前代蒋占领这些港口。蒋还要求斯大林在他的队伍准备就绪之前，不要从他所占领的满洲城市中撤军。许多国民党兵团由美国空军空运到这些城市。
一九四五年年底，一场战争正在酝酿之中，而战斗已经打响。赫尔利辞职了〔12〕，由燕京大学前校长司徒雷登接任，据认为他是个中国通。杜鲁门总统派遣乔治·马歇尔将军作为他的特别代表，企图实现停火，并再次提出成立民主政府的想法。司徒雷登知道，他的不少学生，甚至那些在燕京唱诗班中歌颂弥赛亚的学生，现在都成了共产党员，其中一些是周恩来最得力的助手。
周恩来为了对马歇尔的使命创造一种气氛，他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上着重呼吁成立联合政府。
他在发言中提出：
“要互相承认，不要互相敌视；”“要互相商量，不要独断；”“要互相让步，不要独霸；”“要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抵消。”同时表示，共产党承认蒋先生在全国的领导地位和国民党是第一大党，“我们同样要求国民党方面给我们以应有的承认。”
他也没有忘记呼吁释放张学良少帅和杨虎城及其家属。
“我们仍然希望和平。”但共军同时也在匆忙地奔向满洲，而国民党军队则只要能发现共产党游击队，就随时发起进攻。
周恩来与乔治·马歇尔的第一次会面是“令人愉快的”。两人都对对方印象不错，同时都表示希望能实现和平解决。美国向军事独裁者蒋介石输送大量金钱和武器，也许就不再谈论民主改革了吧？
在马歇尔来华期间，周恩来曾尽最大的努力，使马歇尔相信共产党人是温和的，讲道理的。当时为他们做过翻译的朋友〔13〕向我谈起和马歇尔会谈的那段日子说：“周恩来总是要把每一次发言都弄得一清二楚。他要我们所有人把译成英语的内容从头再看一遍，逐字逐句地提出问题。对于马歇尔讲话的中译文也要作同样的推敲。他在重庆时就开始训练和培养了我们许多年青人，后来我们去南京和美国人谈判时也是这样。南方局里几乎每一个人都是搞地下工作的。我们知道，一旦发生危险，他就会设法将我们转移到安全地点。大家每天工作十六小时。白天都忙于开会，晚上他对我们的工作进行指导。他把白天谈判中所有关键之处再重复一遍。他从不知疲倦，我们中间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去见他。他还花了许多时间帮助我们提高英语，告诉我们不但要学会去查字典，而且要从听力中掌握每个字的用法。我们个个都努力工作，而且逐渐都养成一种习惯，凡事提前作好准备，随时待命，因为如果周恩来了解了某种情况而工作人员还不知道时，他就会批评大家有惰性。他每时每刻都希望听到新的想法，新的认识。‘读些西方杂志，报纸，……发现有新的内容就告诉我。’”
我有位朋友朱青，那时在陈毅身边做翻译工作。她随陈到济南会见马歇尔时，也为周翻过话。她也曾向我回忆起那时的往事。她说：“那时我才二十二岁，刚刚从解放区来到国统区，一切都很陌生。乍看到周副主席和其他人穿着笔挺的西装非常吃惊，我记得过去舞台上看到的穿西装戴呢帽的人都是汉奸。周副主席听到我这想法后说要紧的不是衣服。如果我们都穿上军装，别人就会闻到我们的火药味了”
“我们最大的问题是要说服马歇尔和其他人相信我党是独立的，对苏联不是唯命是从的。可是他仍然觉得我们是莫斯科的卫星。”
马歇尔是个有法律头脑的人。他想的是一个有组织的政府，具备实施法律的机制。他根本不可能明白，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没有某种法律或政府能够管得住枪杆子。
一九四六年二月至四月期间，马歇尔与周恩来举行了多次会谈。由马歇尔、周恩来和国民党将军张治中组成的三人停战委员会监督下，停战执行小组得到授权，实行调停工作。停战执行小组被派往一些大城市，今天飞这儿，明天飞那儿，去制止冲突。但一切都是徒劳的。国民党同意由一军事小组委员会按五比一有利于国民党的方式改组军队。周恩来说：“也许现在和平有了希望。”马歇尔去延安会见毛泽东，在延安受到了载歌载舞的群众欢迎，还为他专门谱了一首歌：“我们称颂你的伟大精神，你用你的力量去扑灭战火，啊，马歇尔将军……我们尊敬你。”
马歇尔被延安人的坦率和艰苦精神所感动。他问毛是否愿去南京，因为蒋那时已回到从前的国都南京了。毛以一种“朴素农民的”神情回答道：“只要蒋委员长叫我去，我就去。”马歇尔对此感到乐观。“我可以肯定，中国将进入史无前例的伟大纪元。”接着他返回美国。就在他离华一个多月以后，即四月十八日，大规模的战斗在东北爆发了。马歇尔在同一天回到中国，见到的是脸色严峻的周恩来和已经失控的局面。
蒋介石的武器装备等硬件迅速增加。他把军队扩充到五百万，全部是美式装备。但在软件方面，他缺乏动力、献身精神、社会和政治宣传等方面的综合力量，而共产党在这些方面却很占优势。蒋把军队派往或空运到各大城市，反而使自己的部队处于孤立状态。这些城市周围的广大农村象大海一样终于淹没了他的军事堡垒。马歇尔还在谈判，安排停战和停火，司徒雷登呼吁蒋介石实行改革。马歇尔把他的飞机借给蒋介石供“视察”使用，但蒋却坐了这架飞机飞往东北的长春，他的军队已占领了该市。周恩来很气愤，他指责马歇尔偏心，与蒋串通一气。蒋还占领了哈尔滨，马歇尔曾抗议说这是违背最新的停战协定的，但无济于事。周沉痛地对马歇尔说：“事情不能再这么继续下去了，……我们已经打了二十年，现在看来还要打上二十年。”
蒋管区通货膨胀，贪污盛行，人民普遍不满，社会动荡不安。知识界、各大院校在民主同盟的领导下多次举行集会和抗议游行。蒋和戴笠决定出动警察采取“镇压”行动。民盟在昆明某大学的两位教授会员以及其中一人的儿子遭到枪击，死在学校台阶上。周恩来郑重声明，这次暗杀是“在全国范围内屠杀共产党人和同情者计划”的一部分。周恩来报告延安，要求为重要的党外人士、民盟和其他小党成员组织护卫队。八月马歇尔决定对国民党停运武器七个月，以制止蒋介石不断进行的袭击。但他无力召回已经起航的运输船队。他处在一种身不由己的地位，但他是个好人。他游说于两支敌对的部队之间，而他代表的国家却只向其中的一方提供金钱、武器、飞机和其他装备。
那年夏天，周恩来失去了一位朋友，他就是叶挺。叶在一九四一年被捕入狱，一九四六年春才被释放。周亲自带了叶挺的女儿坐飞机离开延安，使父女在重庆相会。延安准备在七月为叶举行盛大的欢迎会。叶挺、他的夫人以及孩子，还有博古、周恩来在法国时的老朋友王若飞等一起坐飞机回延安。当时气候情况不错，美国飞行员也很有经验，可是后来飞机发生爆炸，没有生还者。龚澎说：“周恩来痛哭失声。”后来他写了一篇祭文，悼念每位死难者，包括为了“这一崇高的事业”而牺牲的英勇的美国飞行员。邓颖超也悲痛欲绝，因为她照料这位女孩子已有好几个月了。〔14〕
***
周恩来一行在南京，住的那幢小楼位于梅园新村。庭院里有果树，外面有一圈杜鹃花的树篱。和以往一样，一场接一场的宴会、招待会需要他们去参加，邓颖超又穿上节日的服装。但为了对马歇尔表示不满，周恩来和颖超在七月离开南京去了上海。上海已为周恩来找了一所洋房。龚澎和龚普生的三妹夫在上海有点房产，他让出了这座小楼给周恩来使用。邻居是著名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小洋房座落在法租界的马斯南路（现名思南路——译注）一〇七号。三妹〔15〕曾说过：“我把一些家俱让给了他们用。”
周在上海已经不再受到戴笠警察的监视，但仍有便衣盯梢，盯得很愚蠢。有时周恩来在途中会停下车，走向盯梢人的车去教训他们一顿。他和颖超找到了老朋友，又结识了新朋友。颖超特别忙，因为党在上海的组织还设有妇女部，人数不少，还有许多同情者。周恩来拜访了许多上海的资本家，要他们不必害怕共产党人。他多次举行记者招待会，谴责美国对蒋介石的单方面援助，其中包括四十名军事顾问。他还重建了上海的地下工作网，工作十分出色。远在四川的康岱沙曾收到过周从上海发出的危急信息，后来及时转移，免遭逮捕。
周恩来曾在信中说“现在上海人民更加了解我们了，……我是有意在避开马歇尔和司徒雷登。……”他还谴责蒋介石计划干预黄河重归故道，企图用水淹没游击区。一些农民企图阻止蒋介石的堵堤工程队，但遭到了枪击。那时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正在对中国遭受破坏的经济提供援助，周和该署的美国顾问进行了谈话。周谴责蒋操纵一些傀儡政党，在共产党代表缺席的情况下召开了“国大”。他指出这是违背政协决议的。周曾在十一月十六日富有戏剧性地指出：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大”是“最后破坏了政协以来的一切决议及停战协定与整军方案，隔断了政协以来和平商谈的道路。“进攻解放区的血战方殷，美国政府援助蒋介石进行内战的政策未变。人民是不会被假和平、假民主所蒙蔽的。”
这时共产党报刊的火力全都对准了美国。一些城市的学生上街游行反对美国的干涉。周恩来告诉马歇尔：“这是一场闹剧，……我们再也不能继续欺骗中国人民了。”马歇尔不久就飞回了华盛顿，在他走前十一月十九日周恩来和邓颖超就回到了延安，在机场受到了满脸笑容的毛泽东的欢迎，他还给周带了一件棉大衣。如果说周那时很高兴，那是不真实的。他也许感到有些他能够完成的事，他却没有完成，……他和毛都认识到，只有美国才能帮助中国迅速实现工业化。否则，中国如果要摆脱贫困，走向繁荣富强，将会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毛对周说：只有长缨在手，才能缚住苍龙。而你，恩来啊，就去准备这条长缨吧。
【注释】
有关延安整风运动的大部分资料均来自中方的目击者，参加过该次运动的人士，中共中央档案馆和参加在天津举行的周恩来研讨会的历史学家。以及其他目击者的文章，回忆录等等。有些是作者本人的资料。
〔1〕L.H.及G.C.L.的陈述，两人都是知识分子，当时在延安。
〔2〕毛泽东在1935年至1941年之间的著作是最具有创造性的一部分。参见《毛泽东选集》。
〔3〕见韩素音1975年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文章。韩素音文档及波士顿大学资料中的韩素音文档。
〔4〕参见第一部第十章。
〔5〕访问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成员的谈话记录。但作者没有查到讲话全文，只看到了节选。
〔6〕有关资料来自中共中央档案馆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和周恩来研究组。
〔7〕〔8〕〔9〕见《周恩来选集》（上卷）（英译本）。
〔10〕诗人是艾青，后来获得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11〕美军观察组，见包瑞德著《1944年延安美军观察组》，伯克利加里福尼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1970年出版。约翰·佩顿·戴维斯著《龙的尾巴》。
〔12〕大部分资料来自美国的白皮书《美国对华关系》。
〔13〕朱青。作者的朋友。见韩素音文档。
〔14〕见《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叶挺传》。韩素音文档。
〔15〕龚澎的三妹，住在美国加里福尼亚。作者曾在电话上与她进行过长时间的交谈。由于隐私原因，没有提她婚后的姓名。
2007/09/10
第十一章和战之间（1943—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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