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周恩来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谈判
——参加出征太原；和聂荣臻一起建立大的游击根据地
——1937年底王明、康生从莫斯科回国
——周去南京，1937年底南京沦陷
——与邓颖超一起去武汉，主持办事处工作
——1937年底至1938年4月组建新四军
——1938年10月武汉被日本占领
——1938年底蒋介石政府迁都重庆，周恩来也到了重庆
——1939年针对共产党的磨擦升级
——1939年春周恩来对新四军的境况感到担忧，前往驻地对新四军领导人叶挺和项英做工作
——从1937年至1942年周结交知识分子；开始了“第二条战线”的工作，即在知识分子中扩大同情者和秘密党员的队伍
——1939年6月返回延安，7月因坠马而使右臂骨折
——1939年9月到莫斯科治疗
——1939年至1940年期间向共产国际作报告，解释毛泽东的战略，使共产国际承认中国共产党的独立地位
——回国、在延安就处理统一战线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
——赶往重庆后遇上了新四军的问题
——1941年1月蒋介石对新四军下毒手
——1942年延安开始党内整风运动
——1942年周病倒了，动了手术
——1943年中与邓颖超和工作人员返回延安
“同床异梦。”第二次统一战线充满着分歧，这是在不可调和的敌人间的一种联盟，成了周恩来经受考验的场所，使他变得成熟，把他锻炼成为未来的政治家。
他已不再是以前的满脸络腮胡的革命者，也不再是剃平头住窑洞的近乎游击战士的模样。他穿着讲究的西装在南京参加各种招待会。他在中国官员、学者、外国的外交官和记者中间广交朋友，“目前的局势……需要有一种全国性的民主制度，……我们希望在各阶层人士之中创造一种民主运动。”他的话句句在理，都能被大家接受，埃德加·斯诺曾十分激动他说过：“周恩来是所有人中最杰出的一个，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的知识和信仰都充分融合在他的行动之中。”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也曾热情洋溢他说：他是一个最务实的、能干的和高效率的人，……是一个知识和文化渊博的人，……他的判断没有任何宗派的偏执。”
周恩来把蒋介石拉进了抗日的联盟中来。但要使蒋介石接受毛泽东所坚持的条件绝非易事，即不放弃对红军和解放区的控制，控制权仍掌握在共产党人自己手中。毛坚持政治和军事的协定并不意味着……和其他政权或军队合二为一……虽然是在一个国防政府的统一指挥下……红军的独立性，根据地的组织和领导不能取消……国民党的长官不能干涉红军或根据地的管理……
日本在八月进攻上海。周恩来穿梭于延安和南京之间、穿梭于毛和蒋之间。就在那年八月在洛川举行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军委会议。洛川位于西安和延安之间。周给会议带去了蒋介石提出的一揽子计划。这时山西省省会太原已处于日军的威胁之中，蒋想让红军去打仗，保卫太原。毛泽东指出蒋介石是想让红军与日本人决一死战，而他自己则“袖手旁观”。毛说不能打阵地战，不能打正规战，不能死守城市。只能打一场流动的、灵活的游击战。
他还指出，我们在华北的全部工作应该建立在游击战的基础之上。群众工作，统一战线组织部应该与游击战相适应，……我们应该告诉全党，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彭德怀发生了意见分歧。彭曾说，为了树立威信，为了取得蒋介石的信任，红军还是需要搞一些战斗行动的，……“否则蒋介石就不会给我们发军饷或枪枝。”争论变得很激烈。毛曾尖刻他说过：“你想要名声和勋章……还有一套体面的军装。”彭在二十二年后曾提起对他这一毫无道理的凌辱。但当时毛不得不表示妥协，最后同意了“打几场运动战和阵地战。”
周又一次进行调解，力劝大家理智些。他的才智使他的发言富有诗意和说服力。不久，他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写道：“要把这个民族的光辉前途变为现实的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仍需要全国同胞，每一个热血的炎黄子孙，坚韧不拔的努力奋斗……”党将“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1〕拿破仑曾经说过：“领袖是给人以希望的商人。”周恩来在兜售希望。他使陕甘宁根据地被承认是“省政府”，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法律上得到了承认。
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虽然八路军也由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但将以一支独立的力量而行动。九月，周恩来随同派去保卫山西省会太原的八路军到了前线。这样做符合蒋的愿望，也使部队和根据地得到了资金和物资供应。八路军在平型关对日军打了一场侧面战。虽然八路军只投入了一小部分兵力，但却击溃了日军一个师，也是中国陆军抗击日军所取得的第一次胜利。这场战役使“八路”和八路军指挥官林彪等在全国成了有口皆碑的人物。史沫特莱曾写道：“数月后，约瑟夫·史迪威中将曾花了半天时间对我分析了这场战役。”〔2〕但太原还是没有守住。日方大量增兵，周恩来在掩护人员退出城外过最后一座桥时几乎遭到不幸，他们刚过，桥就被炸毁了。
毛的战略被证明是正确的，但周在一个战术问题上也得到了成功。他回来后发起了一项训练计划。“为了使游击战取得胜利，八路军必须具备训练有素的政治干部……学习日语、学习日本军事建制和方法。”在山西的临汾，他和聂荣臻一起建立了一个主要的核心根据地，称为晋察冀边区，横跨三省。这是中共政权自延安以后在华北的第一次发展，这个根据地成为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一系列胜利的支柱。周恩来提议再扩军三万人，其中一万五千从老根据地解决，加强华北的红军力量。他说，要使抗战坚持下去，中心任务必须是华北的持久抗战。他还指出，南京、上海等地有一股委曲求和的潮流，……要注意汉奸政权的抬头。
这是对形势极具远见的估计，因为日本人很快就扶植了吉斯林式的伪政权。周恩来的另一份心事就是邓颖超的健康再度恶化。一九三七年春她被送往北京附近的一个疗养院。人们记得那时她常跟别人谈婚后的美满生活，谈她的丈夫是“如何英俊、善良……”，催那些未婚的女孩子早日结婚。七月，日本攻占北京，邓颖超化装后离京，埃德加·斯诺曾写过他是怎么帮助她逃脱的。〔3〕可是各种说法不一致。邓颖超曾亲自对我说，斯诺讲的故事不全对〔4〕。秋天，她的身体已经康复，可以随周恩来一起去担负办事处的工作。她也是办事处的成员之一。后来成立的由各党各派人士参加的国民参政会〔5〕这一新的机构就是他们努力的结果，周恩来夫妇也都成了参政会的委员。它的历史延续至今，现在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仍旧团结着许多民主党派人士。
周恩来还完成了另一项值得称赞的杰作，建立了另一支共产党军队，这支军队是由一九三四年留在瑞金根据地的红军指战员组成的。蒋介石勉强同意承认了这支一点零三万人的队伍，但他说军长不得是共产党员。就象魔术师从帽子里变出兔子一样，周恩来提议他的老朋友叶挺任军长。叶挺曾于一九二七年离开中国，广州公社的失败一直归罪于他。他的夫人曾去过德国，现留居香港。周恩来让他回来领导新军，称为新四军。周说：“他不是共产党员。”蒋介石答应了。
当瑞金根据地的游击队幸存者一开始听到这一安排时，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蒋介石怎么能成为同盟军？陈毅得到通知后，开始也难以接受，最后还是同意了。后来他把这一消息告诉其他同志时，他差一点被当作叛徒枪毙。规定新四军的活动地域在长江以北。虽然人数限制在一万二千人，但它很快发展壮大，超过了这一数字。到一九三九年时，它的活动范围已渗入长江以南地区。
在这些岁月里，周恩来的另一项成绩就是在蒋管区的知识阶层中建立了由同情者组成的“第二条战线”。学生和知识分子离开了沿海城市，艰苦跋涉前往内地。少数人到达了延安。但周恩来的主要目标，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中间势力”，即从沿海日占区跑出、大批涌向西南地区的知识阶层。他曾对同事们说过，这批人特别宝贵。他们中有工程师、技术人员、翻译、记者、艺术家、作家、教授等等。如果共产党要实现统治全中国的理想，党就需要这批宝贵的知识分子，有经验的管理人员。一九三八年时周曾在延安开办了语言教学训练班，甚至还办了一个“航校”。他的一位同事曾反对道：“我们连飞机都没有。”周回答说：“没关系，我们现在必须学习，我们终有一天会有的。”
周恩来主持驻重庆办事处的工作对于他保持与内地大学的联系十分有利。
人们流传着许多关于他和邓颖超如何将各方面的人才、同情者、甚至是最保守家庭的成员发展进来的故事。邓颖超负责妇女部的工作，特别活跃。她坚信妇女和男人是一样能干的，在做说服工作和打入内部工作方面可以比男的干得更好。康岱沙〔6〕曾是她发展的一位女同志，在四十四年后的一九八二年康告诉我说：“我父亲是个很有钱的银行家和商人。我跑到了延安后，一位矮个子的妇女来看我，她穿着肥大的蓝色上衣和裤子，她谈到了我的家庭。‘你一定很想家吧。’我说：‘我想和他们一刀两断，他们都是资本家。’‘阶级出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人自己的立场和所作所为，’这位来访者是这么对我说的。‘你母亲病了。你父亲给我们发来了电报。你该回去看看父母。’这就是邓颖超。她对我说，有我这样背景的人，如果能够留在原来的环境中，去上大学，和我认识的人交换想法，说服那些还在犹豫的人或有敌意的人，这样做对党更有用。”
周恩来和邓颖超都不赞成那种教条，即“阶级出身”决定了一个人对正义、献身精神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态度。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这一点表现得越来越清楚了。中国最优秀和最能干的共产党行政人员、大使中许许多多人都来自“资产阶级”家庭，他们都曾受到周恩来的培养并与他一起共过事。许许多多科学院院士、教授、科学家和其他人都成了他的朋友，他们之中几乎没有人是来自工农家庭。周恩来的“第二战线”即他竭力争取的“中间势力”在最终与蒋介石的交战中是一个有决定性的因素。蒋介石在他统治的后期疏远了知识阶层，使天平发生了对他不利的倾斜，确保了共产党的胜利。
＊＊＊
这是一九三七年的十一月末，周恩来又回到了延安，与毛泽东和政治局一起开会。形势十分危急，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上海，正准备占领蒋介石的首都南京。
天空中传来了一阵低沉的嗡嗡声，打破了延安上空的静寂。一架飞机在低空盘旋，然后准备下降。这是一架图一3型飞机。毛泽东和周恩来坐在一辆小型救护车里直奔机场，该车是纽约的华人洗衣工公会捐赠的，现用来接送贵宾。飞机终于降落了，从飞机上下来了一位裹着厚厚的毛边茄克衫的人，他就是王明。
王明已被选入享有权威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回来时显得特别神气，准备随时接任中共的领导。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近视的、烟不离手的康生，一九三一年周恩来离开上海后由他主持上海的特科工作。王明和康生都是一九三二年离开中国去莫斯科的，直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才回国。
在那天晚上的洗尘宴上，毛说了一通刻薄的挖苦话。“喜从天降。王明同志终于回来了，他过去对革命的贡献，他的鼓舞和指导作用证明是极为宝贵的……在这一历史的时刻……他又回来指导我们了。”
周恩来一言未发，一口接一口地喝酒，把这六十四度的土产烈酒一饮而尽。王明回来将使形势变得更加复杂。这意味着莫斯科又一次试图强行让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影响。
在上海已经陷落，南京也岌岌可危的关头，苏联担心蒋介石会继续让步，与日本人做交易。蒋把亲日派的国防部长何应钦一直留在身边。莫斯科认为毛泽东拒绝将红军的实权交给蒋介石是一个错误。几天后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当王明侃侃而谈“怎样赢得战争”时，这一点已十分清楚了。他说，事事都要协调一致。应该有绝对的统一。一切都通过统一战线。这就是说，蒋介石应该是军事战略的实际领导人，而这正是毛泽东坚决不同意让他的红军去这么干的。周恩来回答说：“我们不能这么干。这意味着又一次大屠杀。”一旦蒋介石有了力量，他会再次消灭共产党人的。难道王明忘记了吗？“早在一九二六年，出于盲目信任，不是把所有党员的名单都交给了蒋介石吗？你想让我们重复这一错误，都去送命吗？”虽然王明控制了一些政治局委员，他的动议被打掉了。但他仍然坚持己见。几天后他和周一起去了武汉，参加由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王明很不习惯延安住窑洞的日子，吃的是蔬菜和小米，一周才洗一次澡，生活毫无乐趣。
在武汉沦陷以前，王明和博古一直和周恩来在办事处里共事。这就避免了与毛的直接冲突，但却使周恩来成了嫌疑分子。他被指责为支持王明和赞成王明的“路线”，而反对毛泽东。但是没有关于两人合作的文字记录。当然为了避免破裂或出现破裂，周恩来不得不作些妥协。
王明的函电都是直接发给中央委员会的，根本不通过毛泽东或发给毛泽东。他后来成为管辖滇、黔、川、湘、鄂、赣、皖、苏、浙、闽、粤、桂等省的中共长江局的书记。该局部分辖区是一些新四军部队的驻地。人人皆知新四军的政委项英讨厌毛泽东；经常对毛的指示不屑一顾。两人之间的恩怨从瑞金时就开始了。虽然眼下缺乏充足的证据，但王明似乎确实影响过项英和新四军的战术。
十二月十三日南京落入日军之手。周恩来在陷落前已安排大部分工作人员离开南京。他还派人帮助美国海军武官埃文斯·卡尔逊少校在日本人进城之前撤离。
日本人进行了令人发指的屠杀和奸淫。据说在南京被占领后的十天内就有三十万军民遇害。日本人自己摄制的照片上也显示了尸体堆积成山的场面。
这种暴行据认为是为了制造恐怖，逼中国人求和。但结果却正相反。现在蒋介石如果想屈服，必定失去所有人的支持。最后日本人不得不去找那时正在等待发迹的汪精卫。汪被任命为傀儡“政府”的首脑。
国民党政府沿长江往西迁都武汉。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也随之迁往。周恩来和夫人在这个美国报刊称之为“自由中国”的战时首都里工作了好几个月。他们住在珞珈山山坡上的一所不大的农户房子里。山坡上长满了桃树，上山的路修得很好。周恩来曾在头年去过武汉，在武汉大学作过演讲。这次他受到了中国知识界更热烈的欢迎。他的老朋友、诗人郭沫若〔7〕帮了他很大的忙，组织小型集会、聚餐会，让周发表救亡图存的演讲。他审慎行事，避免以任何方式批评蒋介石。
那时武汉不断举行各种集会和招待会。周恩来和邓颖超活跃在各种场合，颖超常穿一件漂亮合体的旗袍。他们和在莫斯科时一样，膝下无子女的周氏夫妇非常关心革命烈士子女和孩子剧团的孩子们〔8〕。邓颖超又开始寻找这些战争的孤儿，他们后来成了近四十名孤儿的监护人。当好心的朋友因为周恩来没有儿女而向他表示安慰时，他往往会仰头大笑起来，“没有孩子？小超和我可是有许许多多的孩子，……中国的每个儿童都是我们的孩子。”周恩来每当和孩子们一起玩耍时就特别高兴，他的朋友们往往在星期天把孩子带到他那里去玩。有一天下午，一位名叫孙维世的十四岁女孩来到了周恩来在武汉的办事处。她的父亲是黄埔军官，一九三一年被蒋介石杀害，周氏夫妇征得了女孩母亲同意后，“收养”了她。她是周氏正式收养的有据可查的唯一的一个孩子。后来朱德的两个孩子也受到周氏夫妇的喜爱和关怀。
周恩来的住宅成了许多来访者光顾的地方，他们中有中国的学者和西方人士，如史迪威将军，作家约翰·根室，鲍勃·哈特，尤金。伯克哈特，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S·T·斯蒂尔，纽约时报的蒂尔曼·德尔丁夫妇。一些西方人士经常问：“他真是一名共产党员吗？”他看上去象一位贵族，举止高雅，他的言词从不激烈。在奥登和伊舍伍德两位诗人访华期间，他和他们进行两个小时愉快的谈话，两位诗人在他们的著作《走向战争》一书中曾对此作了回忆。当周被问及他是否真正信仰共产主义时，他总是边笑边答道：“是的，我们确实信仰革命，但战争结束后”我们需要西方国家的援助。“这一落落大方的回答使他的许多客人都感到欣慰。他的话让人感到共产党已经确定了其对外方针政策。“我们将鼓励外国在华投资。任何突出问题，例如不平等条约，治外法权等都可以通过谈判及和平协议得到解决。”他还给予蒋介石一定的评价。“以委员长的经验和精神，他可以领导全国走向胜利。”但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一件糟糕的事使他震惊。张国焘从延安出走叛逃了，去为蒋介石服务。周恩来曾两次去找他，劝他改变主意，但遭到了张国焘的拒绝。周恩来不得不在武汉向他的同事们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张国焘后来按他自己的想法写了回忆录，最后死在加拿大。
那时专家们一致认为“毛、周之间的破裂是不可避免的。”那时谣言四起，称周恩来也可能象张国焘一样叛变。当有人问他是否将加入国民党时，他眨一眨眼睛，笑着答：“我对国民党能有什么用处呢？国民党从上至下都是能人。”结果是大家仍然在作各种猜测。但周恩来则忙于与朋友重叙旧情，他从不忘记结识过的人。他曾再次会见洛根·鲁茨主教〔9〕，这位主教一直期待着周恩来将在某一天成为一名基督教徒。鲁茨主教的女儿曾在一九八七年对我说过：周恩来和我父亲的思想竟是如此巧妙地吻合。
荷兰制片人伊文思〔10〕曾应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的邀请来华拍电影。在一次招待会上，他见到了周恩来。一九八六年伊文思在巴黎曾对我说了这段经历。“当周恩来步入招待会大厅时，每个人似乎都被电击了一般。突然之间，我们变得活跃起来。”伊文思告诉周恩来他曾拍了一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电影。但周恩来告诫他说：“你在这里与人谈那件事的时候可得小心点。”第二天晚上他们又见面了。“周变成了另一个人，显得精干，细心地问及了西班牙战争的事，军事方面的情况，……他对任何事情都想了解得一清二楚……。”后来周恩来努力争取伊文思去延安拍电影。伊文思到了西安，但被挡在那里，国民党对他产生了怀疑。宋美龄突然给他发了一份电报，称拍电影的事取消了。后来周恩来在武汉又见了伊文思，他对伊说：“延安有制片人、演员、作家，但没有器材，没有摄影机，没有胶片。”伊文思告诉我，“我把摄影机，所有的胶片都送给了周恩来，”现有的记录了早年延安岁月的影片是由于伊文思当时慷慨相助，才拍摄下来的。
＊＊＊
那时延安发生了一桩风流韵事。从上海来的艺术家中有一位长相漂亮的女演员，名蓝苹〔11〕。毛泽东和她发生了恋爱，她也就搬进了毛的窑洞，当时延安常有这类罗曼史，因为三十个男人中才有一位女性。有些领导人与他们的原配离了婚，娶了年轻标致的夫人。在公开谈论中是不赞成搞两性关系的，但在漫长冬夜温暖的窑洞里却是人们经常谈及的话题。但是蓝苹事件却令人感到吃惊，因为她夸耀与毛的关系，而毛又是党的领袖。毛的夫人贺子珍特别受人尊重，她是走完长征的仅有的三十名女性中的一位。长征中她受了重伤，在那段艰难的旅途中还生了孩子。蓝苹过去有情人，还有一个丈夫，……在上海时就认识她的著名电影导演司徒慧敏〔12〕曾对我说过：“她去了谁的家里，过后那家的夫妇准得吵架。”
政治局开了会，讨论可否同意毛与蓝苹结婚（在与贺子珍离婚后）。会议让周恩来先去调查，周为此向在香港的廖承志发了电报。蓝苹的政治背景究竟怎样呢？送来的报告对她不利〔13〕。但蓝苹有个朋友，他就是康生。康生和她是同乡，了解她的童年。他是社会部的头头，负责党员的档案。他给她开了一张清白的证明。这样毛就可以与贺离婚，然后与蓝苹结婚了。他将她的名字改为江青。政治局特别规定毛的新夫人可以“关心和照料”主席，但不得担任正式职务。江青永远忘不了这一点。她将永远不会宽恕那些在一九三八年延安这座窑城里反对过她与毛泽东结合的人。三十年后，她将进行报复。
统一战线的黄金时代快要到头了。裂痕已经公开化。正当共产党人在发展武装和扩大根据地方面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蒋介石的秘密警察也在加紧骚扰和逮捕无辜。周恩来在暗中争取“中间势力”的胜利使蒋介石和他的秘密警察头子戴笠日益愤愤不满。周向延安作了汇报。“根据目前的情况，我们不能再指望蒋我之间不发生冲突，……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特别因为持久战的局面将持续好几年。”不可能轻易地、马上取得胜利。共产党的群众组织已遭封闭，领导人被捕入狱。到处都建立了拘留营，称之为思想改造中心，由国民党的特别部队驻守。延安根据地再次被封锁了，蒋介石把他最优秀的将领胡宗南派驻西安。一些幼稚的西方记者去了西安后就受骗上当，一直以为这就是抗日的“前线”，而实际上是阻止任何人投奔共产党人，也是为将来与延安最后摊牌作准备。
日本人正向武汉推进，王明坚持认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保卫武汉，共产党的军队应该参加城市的保卫战。毛泽东表示反对。毛泽东曾说过，让日本人去占领城市……，他们越是深入内地，他们的有生力量就越加分散和薄弱。
六月中旬《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的意见》，署名为王明、周恩来、博古三人。文章具体阐述了保卫武汉和有效地进行第三期抗战工作在军事、政治、经济方面要采取的步骤和方法。
周恩来再次回到延安，政治局那时正在开着一次重要的会议。共产党下一步将采取什么行动呢？毛泽东的路线占了上风，武汉不必死守。毛让周恩来带给蒋介石一封亲笔信，这是一份很重要的文件。他在信中以通常那种挖苦的语言写道：“你的领导鼓舞了全国。”然后他要求蒋介石就“准备进行长期、持久的抗日战……和两党的长期合作”与周恩来交换意见。
李德曾恶狠狠地写道：“毛想以彻头彻尾的欺骗企图同时代表两条路线……（共产国际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路线和他自己的独立自主的军事成略的路线）。”
在这件事情上不存在欺骗。蒋介石诡计多端，不会因为言辞动听而上当，而毛的态度从一开始就很清楚。
可是毛泽东对王明却来了个釜底抽薪。长江局解散了，新设了南方局和中原局。周恩来主持南方局的工作，包括中国的西南数省，四川和云南，华南的广东和广西省及香港。该局管辖的区域辽阔，其工作包括组织地下工作，联络并在大、中院校内开展争取“中间势力”同情者的工作。
九月，情况越来越清楚了，虽然蒋介石宣布决心保卫武汉，但他却在为撤退至四川省作准备。十月二十一日，日军占领了华南的广州；十月二十五日日军抵达武汉。毛泽东评论说：“日本人的战线拉得太长了。进一步发展红色根据地的时候到了，……他们只占领了城市，广大的农村是属于我们的。”蒋介石从武汉迁往重庆是第二次长途跋涉的大迁都，政府大转移。一切都是分几步进行的。因为我也在这次大撤退的行列之中，对当时的情况十分清楚。令我感到不解的是周恩来和驻武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那些没有提前撤离的人员）也和蒋一样走了一条迂回曲折的路线。当时我跟着丈夫，他跟着蒋介石一起撤退，先从武汉到长沙，再去桂林，然后北上至重庆〔14〕。从长江走水路应该更好办些，但将每日受到日军飞机的轰炸。不少船只就是这样被炸沉的。人们因此选择了陆路，当然更艰苦些。〔15〕
周恩来在叶剑英的陪同下从武汉撤到了长沙，在那里见到了从广州撤出来的作家和艺术家们。作家夏衍〔16〕在他的回忆录中及与我的谈话中告诉我，周恩来是怎样安排他们留在桂林的。广西省主席李济深虽然是国民党的官员，但却是他的朋友和靠得住的人。周恩来曾说过：“艺术家、演员和战斗部队是同样宝贵的，……我们必须把他们照顾好。”
长沙陷于一片混乱之中，成千上万从武汉撤退下来的人都聚集在这里，许多人还准备再走。十一月十三日凌晨突然全城陷入一片火海。作出放火的决定是为了不把长沙留给正向此地进犯的日本人。放火是政府的“命令”，但可怜的市民们事先没有得到通知，许多人在大火中丧生，他们的房屋被烧毁。周恩来、叶剑英也突然发现他们的住房被泼上了汽油并点着了火。虽然他们逃脱了，但周对此极为气愤，谴责这一对人民缺乏感情的不人道行为。大火后他又在城里组织救援工作。蒋介石否认曾下令纵火焚烧长沙，倒霉的长沙地方官军警负责人成了替罪羊，被处决了。
十二月中旬，周恩来到达重庆。邓颖超已先期抵达，正在那里等他。先到的还有诗人郭沫若，他的原籍就是四川。周恩来曾说过一句妙语：“我们现在到了勇士和诗人的故乡了。”郭沫若答称：“要多少心血、多少痛苦才能写出一首诗来。可为了一把米，付出的还要多得多。”四川称为天府之国，是一个极为富饶的省份。即使是饥荒的年月还有余粮养活其他各省。现在又添了一个新的负担，四川人民将要为从日本占领的省份逃难而来的二、三千万张嘴提供口粮。
重庆是一处岩石岬角，突出在长江和它美丽的支流嘉陵江之间。夏天是火炉，冬天是终日迷雾的鬼域。江的两岸是升出水面四百多英尺的悬崖峭壁。到处是百万难民栖生的茅房，象地衣一般吸附在陡峭的山坡上。那里几乎没有平路，多数道路都象台阶似的小道，一会向上，一会向下。国民党政府迁都到这里之后，修筑了一些柏油路，汽车也多起来了，在高地上盖起了楼房，在山坡上炸出了一些防空洞。周恩来的办事处和住所设在曾家岩五十号。八路军办事处设在红岩嘴五十二号，《新华日报》社设在虎头岩。
曾家岩五十号是一幢三层楼房，楼房第二层和楼房外的左右两侧都为军统戴笠的特务所占用。楼房的所有窗户都面朝庭院，没有朝向大街的窗户。顶楼没有窗，叶剑英就住在那里。有一次闷热的盛夏，为了透气，他挪开了几片瓦，在屋顶开了个洞。后来一场倾盆大雨使水从洞口直灌室内，透过满是缝隙的地板，流进周恩来的卧室和办公室。那一天周恩来在屋里打着伞会客。
一九三九年，周恩来的最大担忧是国民党搞磨擦不断升级。他关心的重要问题是新四军的活动。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五日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意见写信给蒋介石说：“中共愿在某些省区减少发展……。”但是同时号召在敌后发展力量，共产党人正在开辟新的根据地，扩充军队……。一九三七年时八路军只有三个师约四万五千多人。到一九四○年，中共领导的武装部队发展到五十万人和大量地方武装和民兵。一九三九年的新四军已达四万人。超过了双方同意的一万二千人。
新四军政委项英在皖南驻扎了大批军队，这是十分危险的，无异是对国民党的挑战，因为国民党在那个地区也布置了重兵。尽管蒋介石正进行封锁，新四军还是向江苏、湖南等省及长江以南地区渗透。在蒋介石——也是周恩来——的故乡浙江省也有了新四军。
周恩来返回延安与毛泽东就新四军问题进行了磋商，然后前往安徽，来到了新四军总部的泾县。他在泾县见了他的好友叶挺和政委项英。项英是个好人，但却粗鲁，刚愎自用。项英对向南发展特别热心，他认为日军将很快向南方数省推进……。周恩来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强烈要求他北上，进入皖北地区。“你应该北上，那里的国民党力量较弱。还可以向东作战，在日军占领的沿海地区行动。”如果向南发展，“红军就不能仅仅是一支武装力量。它要成为土改和宣传教育的工具。”这就是说必须是游击支队，正规军不行。周说皖北的国民党守将顾祝同尚“友好”。
周恩来还去了浙江省，名义是去绍兴探亲，真正的目的是搞调查。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到祖先的墓地扫了墓。他在供着祖先牌位的祠堂里参加了仪式，在家谱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自己的姓名以及在淮安出生的两个弟弟的姓名。他发表了祭文，在三千年前从洪荒中拯救了华夏的大禹的碑前祭了祖。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却对祖宗传下的仪式如此谙熟，给人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回到重庆之后，心中一直忐忑不安，担心可能出事。新四军暴露无遗、毫不隐蔽……，而且处在敏感地区，那里被蒋介石视为自己的领地。〔17〕
周恩来的父亲贻能到了重庆。他的儿子对他非常尊敬，但却显得疏远。两人的思想根本不合拍。但周恩来从招待党员家属的住房中给他安排了一间舒适的房间，并从自己微薄的津贴中支付了住宿费。贻能对他儿子的俭朴生活感到吃惊。他死于一九四二年，丧事办得简朴而悄无声息，就象他的一生也是那样的简朴和悄无声息〔18〕。邓颖超的母亲也到了重庆，她在瑞金被关押了五年后才获释，一九三八年由地下组织送到武汉。武汉陷落时她不愿与女儿一起走。“我自己有办法。”她和其他难民一起徒步跋涉。走了整整一年，一九三九年才抵达重庆。她死于一九四○年。
就在第二次统一战线期间，周恩来为将来的外交部奠定了基础。他与城内的外交官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些外交官包括博学的美国大使高思，美国使馆武官包瑞德，英国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和英国使馆的其他官员。
在他的周围有王炳南、黄华、章汉夫、章文晋、龚普生、乔冠华、龚澎等等〔19〕。“我们应该造成一种国际影响。我们需要有知识的人与美国、欧洲打交道。”龚普生曾受周恩来的派遣去了美国，她在那里和埃莉诺·罗斯福交上了朋友。周恩来还让王炳南的德籍夫人王安娜给外国报刊写文章——她会好几种语言。他每天晚上都要在虎头岩花两个小时修改《新华日报》的文章和社论〔20〕。他发现潘汉年的哥哥潘梓年是一位很出色的编辑。他常对围着他提问的记者说：“去找梓年，他知道。”他虽不轻易地完全信赖某个人，但似乎非常信任潘梓年。周恩来甚至亲自修改过他的朋友郭沫若“为大众”写的剧本。他在桌上放着一块“请勿吸烟”的小牌子，因为他讨厌烟味，并常常因此而流鼻血。在他的晚年，流鼻血变得更加频繁和严重。龚澎曾对他说，西方人不抽烟情绪就不高。周恩来便把禁烟牌撤了。
当时任记者的吴全衡〔21〕曾写了一篇关于延安的文章，说“现在草已绿了，到处是鲜花。”周恩来嚷嚷地对她说：“克里空——胡扯。”“延安的春天缺水，根本不会有一片草叶。”周恩来与《时代周刊》及《生活》杂志驻重庆的代表、已故的西奥多·怀特交上了朋友。一次特迪（西奥多·怀特的昵称——译注）曾应邀去周恩来住处赴宴，周的工作人员觉得最好的一道菜是焦黄香脆的烤乳猪。特迪说：“我是犹太人，不吃猪肉。”这下让周恩来的陪同人员十分尴尬。但是周恩来扭转了局面，使大家都没丢脸。他用筷子指着乳猪说：“特迪，你觉得这是猪，在别处它是猪，但我们这儿是中国，这不是猪而是鸭子。”特迪终于吃了一小片“鸭子”。
***
国民党和新四军之间的磨擦不断升级，一场重大的冲突终于爆发。周恩来发表了长篇的抗议和谴责文章。当时的国防部长何应钦——此人在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时曾将汪精卫从意大利召回——对周说：“这是因为新四军收容了我军的逃兵。”这也许是实际情况。那时国民党的士兵都是些从庄稼地里拉来，然后用链条铐在一起押送到兵营的农民。他们不但报酬微薄，而且经常遭受军官的打骂〔22〕。
周恩来于六月返回延安，就新的局势，包括欧洲战争爆发前的形势与毛泽东交换意见。毛泽东希望周恩来向中央党校的干部们讲一次话。“对于这些事情，你讲得比我好。”学校远在十几公里以外的地方，周恩来得骑马去。途中马肚带断了，他从马上摔了下来，造成了右臂骨折。不少书里都说周恩来之所以坠马是因为当时毛泽东的新夫人江青所骑的那匹马突然转向，使周恩来的坐骑受惊。但我又曾听当年在延安的美国医生马海德说：“江青那时不在场。有人叫我去给周恩来诊治伤情。那时我们在延安有一支印度医疗队，但我们都不是搞骨折专科的。”不知哪种说法更符合实际。最后决定让周恩来去苏联疗伤。蒋介石为了表示关心，派他的私人飞机接周恩来、邓颖超、养女孙维世，还有其他政治局委员和蔡畅一起去乌鲁木齐，然后由苏联飞机接往莫斯科〔23〕。
周恩来住在苏联专为高干治病的克里姆林宫医院。外科医生们就他复杂的骨折会诊后提了几个方案。“国内工作很忙，时间紧迫。你们可以按费时最短的方案治疗。”他的右臂终于恢复了功能，但肘处只能略微屈伸。后来人们对他半伸的手也习以为常了。为了使手臂有力，周恩来每天在午饭后打十五分钟乒乓球。
他到莫斯科来不完全是为了治病，也是为了向共产国际介绍中国的抗日战争情况和民族统一战线的情况；研究解决中苏关系的各方面问题，包括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活动〔24〕。那时候，国与国之间平等的概念是十分淡漠的。虽然法国曾侈谈自由和博爱，不到最后一刻它是不会放弃它的殖民地的——而且往往要经过一场血战。同样，苏联虽然标榜自己反殖民主义，但在行动上仍然是沙皇专制那一套。
遵义会议并没有得到正式承认，王明仍然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言人，仍然占着政治局的位子。
周恩来在莫斯科期间阐述了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和观点。他十分明确但又非常策略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个独立的共产党、有权确定自己的政策，坚持自己的观点。据说周恩来带去了一封毛泽东的信，信中对李德提出了激烈的批评。这封信是对共产国际的每一项指示提出疑问的前奏。周恩来就中国的形势向共产国际执委会递交了一份长达一百页的报告。作口头报告时一口气要讲四至五个小时，并用地图、草图、图表等说明军事行动和根据地的情况。他还谈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农村包围城市”的游击战思想及其重要意义。他概述了扩大农村红色根据地的计划。他的翻译师哲写道：“他常在阐述自己意见前说：‘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观点是这样的。’”
反应又是如何呢？“听众们懵了……跟不上他的思路。”这是一种他们很不熟悉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说理方法。中国人的姓名，地理情况，事情的错综复杂性……一切的一切对他们来说都难以理解。周恩来的大多数听众都是充满了优越感但却对中国缺乏了解又毫无实践经验的庸庸碌碌者。唯一听懂了的是那位日本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他后来与周恩来一起到了中国。他的听众中有季米特洛夫，芬兰的库西宁，法国的马尔蒂，罗马尼亚的安东尼斯库，德国的皮克……。法国代表马尔蒂曾说过：“就象一部长篇小说，里边的人物实在太多。我常乱了头绪……。”翻译师哲曾以委婉的措词说过：“他们不熟悉中国的具体形势。”
没有辩论。没有人能够面对如此大量雄辩的事实提出反驳。罗马尼亚的安东尼斯库曾明智他说过，“只有中国人自己才有能力对付这样复杂的局面，”季米特洛夫曾“与周恩来热烈地握手”。共产国际通过了一项决议，口头通知了周恩来，周边听师哲的译文边将内容在本上记下来。师哲后来写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决议，因为它使中共中央在自己作主上有了回旋余地……共产国际以往的一些决议是不恰当的，导致了党内的分歧。”姑且不论别的，周恩来至少已经表明共产国际执委会已无能为力。这项决议“使毛泽东同志有可能在一九四五年的党代会上宣布这是一次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如果去掉模糊的辞藻，其实际意义是：由于该决议本身十分含糊，毛泽东终于有可能开始清除王明及其追随者了。
另外一桩事也对毛泽东很有利。巴威尔·米夫发生了麻烦。他成了“反革命”。米夫的下台也使那些由他一手培养起来的人的名声黯然失色，其中就有王明，共产国际的决议用词含糊，它所讲的“团结”可能指的是与蒋介石的团结。但周恩来巧妙地指出，毛泽东提出的“统一性与独立性”就是指团结，但并不是指与党外力量的合二而一，也不是指一切都要服从蒋介石的命令。
毛泽东还在信中要求共产国际开除李德。但执委会最后决定，如果李德的意见是错误的，“中国同志不必一切照办。”这种说法显得有些虚伪，叶挺就是因为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在处理广州公社问题上与纽曼（曾译诺伊曼——译注）意见相左而遭到排斥，李立三也因为不同意共产国际的意见而被降职。
中共中央委员陈郁在一九二八年与王明发生冲突，因而被分配到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当普通工人，一干就是十二年。周恩来终于使他得到解放，并带他一起回国。周恩来和邓颖超还安排他们的养女孙维世留下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学校学习。他们在一九四○年三月回国。在新疆的乌鲁木齐，周恩来受到了当地军阀〔25〕的迎接和宴请。这个军阀几年后竟杀害了毛泽东的兄弟。一行人后来坐卡车回到延安。沿途停留时每次都受到了国民党军政官员的迎送。师哲写道：“当他们听说是周恩来，都来表示敬意，……他们非常崇拜他。”到了延安后，周花了几个星期与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私下交谈，邓颖超为此只得独自去重庆。周恩来不在的时候，她承担了办事处的部分日常工作，还为《新华日报》写稿。
毛泽东感到松了一口气，他不必再严格听从共产国际的指令。这一点可从一九四○年五月他发表的指示令中看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向前发展，发展游击根据地，扩大军队的时候已经到了。当然这一指示会使脆弱的统一战线变得更加紧张，但是毛泽东对统一战线已不太在乎了。可是周恩来仍在从事统战工作，至少使人觉得他仍在这样做。也许他对毛泽东那种强硬的立场有不同的意见。周恩来于五月底回到重庆，继续就滥捕无辜、搜查住宅和制造磨擦提出抗议，同时仍然表现出一种和解的态度。这时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一九四○年六月法国的沦陷使中国战场的前景发生了变化。德国驻重庆的大使陶德曼向蒋介石转交了一份希特勒的电报，要求蒋与日本媾和。蒋介石对希特勒十分崇拜，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作为他的蓝衣社党徒的教科书。作为对策，莫斯科提出愿向蒋提供更多的援助。周恩来在党报上猛烈抨击了“投降主义分子”和“通敌分子”。七月七日为了纪念“七·七事变”，他在重庆举行了一次盛大集会。“我国必须努力在外交上采取坚定的明确的政策，在内政上力求进步，在国内团结上力求改善与巩固……”这是一个机敏的、干练的外交家的语言。但是为了避免与国民党的冲突，周恩来命令游击部队“只在自己控制的地区内”活动，但同时指出这一条不适用于华北地区，因为自一九三七年以来，一直只有红军在那里组织军事活动。蒋介石和他的指挥官们所担心的主要是华中和华南地区，新四军再次得到命令，在扩军时要谨慎行事。
经延安的政治局和军委同意，八路军总司令部决定在华北对日开展一场大的游击战攻势，目的是破坏铁路、公路运输线，骚扰日本驻军，打击汉奸。聂荣臻的根据地参加了上述军事行动，他说这次攻势是由彭德怀领导的，彭和往常一样是想“动真格的”〔26〕。毛泽东的最初计划则是一种配合良好的游击攻势，由小股部队进行伏击、搞破坏，使日军和运输线瘫痪。彭德怀的行动使毛泽东的计划变了样。聂荣臻写道：“胜利冲昏了头脑。”彭石穿动用了二十万兵力，后来称为“百团大战”。战斗中刀刃相见，主动出击，正面进攻。战斗中牺牲惨重。这一冒险行动遭到了日军的全面报复。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使共产党地区的大片土地遭到严重破坏，造成了粮食和后备人员补充的巨大困难。
毛泽东大为愤慨，把彭德怀骂了好几天〔27〕。周恩来没有骂街。他提出警告：“反共的高潮即将来临。”蒋介石现在已经看到了八路军的力量。他说：“我养肥了一个魔鬼，这个魔鬼现在要来杀我了。”
一九四○年十月十九日蒋介石让何应钦和白崇禧向八路军和新四军总部发出了最后通牒，命令所有在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必须在该月月底前撤退至黄河以北。周恩来把这项最后通牒报回了延安。同时向中央建议，原则不能同意，但不要不理睬，须予答复。他提出两个方案。新四军主力部队向北撤，以便集结应战，在长江北的部队，随时准备战斗。第二方案是将皖南的部队一部分转苏南渡江，一部分分散成小股的游击队，就地打游击。同时他又在“中间势力”中积极开展鼓动工作，准备发起一场舆论攻势。“所有的中间党派和人士都希望缓和紧张局势。”他要求朱德、彭德怀以及新四军的军长叶挺和政委项英共同对最后通牒作出回答，表示准备有条件北撤，但“特别要保证在移动中不许友军袭击。”十一月五日延安复电同意部分北撤。周恩来通过各种手段和办法，使蒋介石同意将北撤期限延长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以避免双方军事摊牌。
圣诞节，蒋介石邀请周恩来赴宴，与周握了手，感谢周在四年前救了他的命。他反复表示在“一月底之前”不对新四军采取行动。但是在宴会快结束时，两人对民主的含义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争论。蒋介石目瞪口呆地对周恩来说：“我不是民主派？难道你认为我不民主吗？”〔28〕
毛泽东的态度仍然强硬，令人有点不解。“我们必须强调斗争，不是团结，……我们必须以一切方式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到十二月底之前，大约已有六万新四军渡过了长江，约有一万人留在江南，有叶挺军长，项英政委，还有干部学校和医务人员。新四军将北移的消息被国民党泄露，项英发现他们规定的撤退路线已被日军封锁。叶挺军长去找了当地的国民党党部讨论这件事。但他却在那里被扣押，屠杀事件终于发生了。约有六千多人被害，项英亦遇难。这件事发生在一月六日。
周恩来于一月七日〔29〕得悉此事。周恩来来到《新华日报》，指示报社撰写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抗议国民党制造事变的社论。当时他脸色苍白，声音因悲愤而发颤。他很快派王炳南、叶剑英去通知参政会的各党派人士；他派龚澎去通知外国记者，让王安娜去通知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当他得知《新华日报》关于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抗议国民党的社论被新闻检查官扣压，报纸被迫开天窗时，他挥笔写下
“千古奇冤，
江南一叶，〔30〕
同室操戈，
相煎何急！？”
国际舆论哗然。英国大使说：“这是可悲的事。”美国武官〔31〕也作了同样的表示。罗斯福私下向蒋介石发出警告。美国向中国提供援助是为了抗日战争，如果发生这类悲伤的事件，这种援助将是无益的。国内外反应的强烈程度使蒋介石感到惊讶。他在一月二十五日表示这是一桩有关军纪的事。“不服从命令，不听从指挥是不行的。”他命令解散新四军。
周恩来曾在一次重要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国共之间没有和平，美国对华援助就不可能得到很好地使用，……。但当有人暗示蒋答应安全撤退是谎言时，周恩来回答说：“不是，有人向委员长谎报军情。”他然后提出了解决该次事件的条件，其中一条是立即释放叶挺。二月，他又在重庆一次数千人参加的集会上发表演讲〔32〕，谴责那些“杀害了真正爱国者的凶手”，同时仍坚持“要向前看，继续努力去争取胜利。”我也去听了那次重庆的演讲，会场离我家不远。新四军并没有因此而解散，它的军部重新建立起来，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
为了对付国民党的滥捕以及可能发生的暗害行动，周恩来采取了预防措施。他疏散了《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和在重庆的其他共产党组织。他在桂林也采取了类似措施，写信给省主席李济深，让他照顾那里的艺术家们，保障他们的安全。南方局的干部也将进行疏散，有的返回延安，有的暂去海外，其他人则派往全国各地。周恩来说：“在条件成熟之前，……我们必须进行长期的地下秘密活动。不仅是中共党员，甚至许多非党同情者的情况也很危险……。”同时他继续不断地在“中间势力”中施展他的影响。他参加了庆祝冯玉祥六十大寿的活动，此人曾用水龙头给自己的士兵行施宗教洗礼。冯玉祥现在被认为是个伟大的爱国者，因为他没有跑到日本人那边去。周恩来与冯接近，请冯玉祥为释放叶挺说话。当英国大使卡尔因另有任命而于一九四二年二月离开重庆时，周恩来送给了他一把日本军刀，说刀是“英勇善战的叶挺军长从敌人那里缴获的。”此后五年中，邓颖超一直照料着叶挺的夫人和女儿。
一九四一年四月，日苏签订中立条约，类似苏联与纳粹德国两年前签订的条约，以免莫斯科遭到攻击。周恩来预测说：“现在日本将把矛头指向华南。”斯大林在摆脱了两面作战的担忧后，就能够将远东的部队调往西线战场。但这些部队没有赶上德国于一九四一年夏发动的攻势。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偷袭了美国在珍珠港的舰队，从而把美国卷入了战争。中国战场因此成为罗斯福总统关注的中心。而在此以前，他的重点一直在欧洲战场。蒋介石惊喜若狂〔33〕，因为他肯定会获得大量的金钱和武器。但是美国人不愿看到国共之间交战。为此，统一战线内部的磨擦应有所收敛，巨大的裂痕必须予以掩饰。但在这表面的和谐和笑脸背后，两党都在为“战后”不可避免的摊牌进行着准备。
毛泽东在准备。现在莫斯科全力投入了对德作战，毛泽东可以进行党内改组了。他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使他自己成为无可争议的领袖，统一和巩固全党，引导党在战后征服全中国。所有供“整风”学习的文件——毛泽东的理论著作以及已经上升为理论家的刘少奇的著作——都在一九四二年五月送到了周恩来处。周恩来、邓颖超与《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以及南方局的人员一起举行了学习会。周恩来曾严肃他说过：“我需要学习，需要学习很多东西。”他写下了自己的行为准则，整顿思想和工作作风的计划。周恩来和邓颖超本来应该返回延安，但周突然病了，住进了重庆附近歌乐山的中央医院，动了手术。这次是一九三五年时得的肝脓疡病的复发症。
一九四二年初日本占领香港，周恩来为此面临了一些新的问题。他的人员回来后即被蒋介石逮捕入狱，其中有廖承志。廖直至一九四五年才获释。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以便使办事处的工作进行得井井有条。一九四三年六月，周恩来、邓颖超和办事处的一百多名工作人员分乘几辆卡车离重庆，七月十六日到达延安。他们每个人都将受到审查，接受批评，整顿思想。周恩来也未能幸免。
【注释】
〔1〕见《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2〕见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著《中国的战歌》。
〔3〕见胡杏芬著《李知凡太太》。
〔4〕埃德加·斯诺叙述的他如何帮助邓颖超脱险的情节与邓颖超所讲的情节相矛盾。邓就斯诺书中的情节有出入一事找过斯诺夫人洛伊斯·斯诺。可能两人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回忆此事的。
〔5〕国民参政会，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光辉历史》，香港祖国出版社，1985年出版。
〔6〕康岱沙，作者的朋友，作者还认识她的全家。见韩素音著《无鸟的夏天》，伦敦乔纳森·开普出版公司出版。
〔7〕郭沫若于1937年从日本回国，后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
〔8〕1938年1月29日周恩来就孩子剧团事致郭沫若函。见《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出版。
〔9〕鲁茨主教，作者曾以书面和口头方式采访过他的儿子与女儿。
〔10〕伊文思，作者的朋友，《伊文思和中国》一书（新世界出版社，1983年版）描述了他生平的片断。关于宋美龄的电报，参见伊文思文档。韩素音文档亦存有伊文思提供的副本。
〔11〕蓝苹，即江青。见罗斯·特里尔著《白骨精》，威廉·莫罗（Wiliam Morrow）出版社，1984年出版。
〔12〕司徒慧敏，电影导演，作者的朋友。作者曾就中国的电影发展采访过他，采访时他谈及了毛泽东夫人江青年轻时在上海的情况。他曾遭到她的迫害，详情参见审判“四人帮”时他提供的证词。1987年去世。
〔13〕作者访问廖承志谈话记录。
〔14〕见韩素音著《目的地是重庆》。〔15〕当时新华日报社的工作人员坐船从武汉逆流而上去重庆。途中遭日军飞机轰炸，伤亡惨重，政府的其他船只也同样被炸，有的沉没。
〔16〕夏衍。作家和评论家，与作者是多年的朋友，见《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
〔17〕参见《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韩素音文档中关于这次访问的特别文件，手抄本。
〔18〕周恩来的父亲是在新四军驻淮安的特工人员帮助下来到重庆的。
〔19〕见《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
〔20〕有关新华日报历史的回忆。韩素音文档。
〔21〕吴全衡，作者的朋友。宋庆龄基金会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代表。著名的科学院院士胡绳的夫人。在重庆时作为女报人与周恩来共事三年。
〔22〕见《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
〔23〕〔24〕师哲的回忆录：《周恩来1939—40年的莫斯科之行》。另见《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
〔25〕新疆军阀指盛世才。
〔26〕聂荣臻回忆录中有关建立根据地的部分。
〔27〕见本书第二部分有关庐山会议上毛与彭矛盾公开化的章节。韩素音文档，手抄本。
〔28〕见西奥多·怀特所述的故事。
〔29〕《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
〔30〕“江南一叶”指叶挺。
〔31〕美国武官包瑞德，作者的朋友。见下一章“美军观察组”。
〔32〕见韩素音著《无鸟的夏天》。
〔33〕见韩素音著《无鸟的夏天》。作者当时正在重庆，目睹了蒋介石对珍珠港事件兴高采烈的情景：“我们终于让那些大个子站在我们一边了。”
2007/09/10
第十章筹划未来（1937—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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