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周恩来制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
——1935—36年周恩来在陕甘宁新根据地建立电台和新闻通讯事业
——1936年4月会见张学良，劝他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派王炳南同杨虎城将军会谈
——张学良、杨虎城转变后，对蒋介石进行规劝，遭蒋拒绝
——1936年12月蒋介石被杨、张扣留
——1936年12月周恩来赴西安，与蒋介石和国民党一方进行谈判
——1936年12月圣诞节蒋介石返回南京，并带走张学良
——周恩来因放走蒋介石受到责怪，并留在西安，通过其他渠道继续谈判
——1937年3月平息西安动乱，返回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根据地
——1937年春季与夏初数次往返于南京和其他城市，与蒋介石会见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中日之间发生冲突
——1937年7月底日军侵犯华北
——1937年9月蒋介石终于同意与共产党结成抗日统一战线
我坐在新西兰人路易·艾黎〔1〕的客厅里，客厅中摆满了他在中国几十年里搜集的瓷器、雕塑和绘画。在中国革命的早期，路易是一个重要人物，他知道许多从未对别人讲过的秘密，但现在他可以对我讲了。“甚至在长征时期，党也从没有同上海和其他城市地下核心成员完全失去联系。派来的地下交通都是举止沉着的年轻人，看起来象是店员或学生。他们来到我在上海的家。当时没有人会怀疑我，因为我是上海英国人雇用的工厂视察员。我们有一批人……有负责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的莫德·巴塞尔；有精力充沛、充满激情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她是一个从未读过马克思著作的勇敢的美国记者，但是她全身心地支持革命活动。还有其他一些英国人、德国人、美国人和犹太人。数以百计甚至数以千计的犹太人从德国和其他国家漂洋过海来到上海。史沫特莱喜欢秘密活动，她把地下交通带到我这里，说‘这是查理’，或‘叫他比尔’，而从不讲他们的姓名。地下交通就会对我说：‘我们需要这个，……你能试试看吗？’于是我就试着办了。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它受到严密的监视。有一个名叫亨利·巴林的人，因为试图援救一些共产党人而被杀害。路易讲，‘而英国警察却说他是自杀的。’”
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曾在美国威斯理安学院受过教育，是共产党人坚定而可靠的好朋友。路易说：“因为蒋介石是她的妹夫，所以她神通广大……，很能私运违禁品。她坐在小汽车里，身裹皮大衣，把机枪零件抱在胸前……她无所畏惧。她向新创建的红色根据地运送装有手枪和弹药的箱子。这些箱子是作为寄给外国人的货物托运的，不受检查。一个名叫赫伯特·温奇的牙科医生，是从希特勒德国来的难民，他在西安开了一个诊所，许多箱子运到他那里，箱子上注明是医药用品。那些日子可真够意思。”追忆那些壮丽、激动人心和充满危险的年月，路易感奋不已。
四千名长征的幸存者播下了谷种子。当时粮食极为匮乏。他们必须得到农村的支持，所以他们实行的土地改革极为温和，主要是取消月息百分之六十的高利贷。事实证明，这一政策深得人心。赶牲口做买卖的小商小贩受到欢迎，而且就地现金交易。这样就保证了煤油和其他物资的供应。第一个冬天是艰难的，但是到了春天，尽管受到一些进攻，根据地还是站稳了脚跟。
在最初的几周里，对周恩来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建立电台和保持同外部世界的通信联络。这对根据地是生死攸关的事。路易回忆说：“不到一个月，我们就定时得到外部世界的信息。”周恩来是一个天生的联络家，他懂得媒介、同外部世界保持联系以及接收国际新闻的重要性。唯其如此，才可能有两个美国人于一九三六年来到了根据地。一个是美国医生乔治·哈特姆〔2〕，后来他以中国名字马海德而知名。他带来许多箱子的药品，这些药品是通过澳大利亚人埃里克·兰多尔和南斯拉夫医生博依西克买到的。马海德把这些箱子带到了根据地。另一个就是一九三八年来华的著名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后来又来了一个英国无线电专家，他是贵族林赛勋爵的儿子。就这样周恩来打破了蒋介石想孤立共产党人的企图。
第一座电台架设在距离保安总部大约十公里的一个村庄白家坪。到一九三六年，正如埃德加·斯诺所记述的，已有十几个地方架设了电台，还建立了一所有九十名学员的无线电学校。电力是靠一种原始的发电机提供的，这种发电机要用风车或用脚蹬轮子来发动的。周恩来在叶剑英的帮助下亲自监听所有的信息。他的住处靠近白家坪的主要电台，如有什么事他就骑马去保安。因此，他总是最先（如果他不在，就由叶剑英）得到其他电台捕捉到的信息。后来甚至收到东京的消息，当然上海更不在话下。一九三六年年中周恩来建立了新华通讯社，开始从这个红色根据地定时向世界播送消息。新华社就是今天中国官方的通讯社。
路易告诉我，他的朋友、英国工程师康普林从收音机中收抄新华社的消息，然后再从上海转送到香港。周恩来把廖承志（就是那个从张国焘屠刀下解救出来的廖水手）派去香港。廖把这些消息再散发给经过挑选的西方记者。路易说：“但是，真正打破蒋介石、日本人和西方强加给红色根据地封锁的是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着中国》（《西行漫记》）这本书使全世界发现了这些即将改变中国命运的人。
周恩来还解决了同当地人的关系问题。新来的人大部分是南方人，习惯于吃大米，但又不得不吃他们不喜欢吃的小米。当地的许多风俗习惯对他们都是陌生的，还要同秘密帮会打交道。幸运的是，这个帮会是哥老会〔3〕，又叫袍哥，与四川省占优势的帮会是同一个组织。周恩来指示他的下属和工作人员加入哥老会。依靠这种关系，他们运送的货物和武器通行无阻，而且安全也有保障。周恩来说：“努力争取哥老会的群众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将一切的哥老会员统一到抗日救国的事业上来”，使他们认识到“……蒋介石在上海、武汉曾利用过青红帮头子屠杀工人，但青红帮弟兄得到什么呢？……我们要正告哥老会的弟兄：有苏维埃、有红军，哥老会就有了靠山，就得到解放。”
* * *
然而周恩来统战工作最大的胜利，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功绩，是“捉住”了蒋介石。这是在中国革命曲折的历程中最扣人心弦的插曲之一。
在根据地以外，在中共地下党员的领导和鼓动下，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到一九三六年一月在南京和北京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日学生运动〔4〕。尽管蒋介石使用警察镇压，但这个运动仍然在继续。红色根据地的军队和党的领导人利用这次运动向全国呼吁团结，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并宣布中国共产党决心抗日。几个星期之后，声望极高的宋庆龄和其他许多非共产党人士创立了保卫中国同盟，把一切想要抗日的人组织起来。此时，被蒋介石称为“残匪”的困在黄土地上的这些人，突然显示出他们举足轻重的作用。
统一战线的战略是一个天才的创造。它是毛泽东、周恩来和他们的同事共同智慧的结晶，但主要应归功于毛泽东的远见。毛泽东十分透彻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只有坚持爱国主义并领导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它才能成为中国未来的领导者。
为了证明中国共产党言而有信，一九三六年二、三月间，周恩来和毛泽东领导了对日战区的几次军事进攻。二月间，周恩来指挥的进攻是短暂的，是对日军的侦察和试探。三月间，毛泽东率领一些部队，越过黄河，进入邻省山西，缴获许多战利品，凯旋而归。战利品中包括从军阀的银库里搜来的一批钱币。
路易说，“我被叫到西安，在那里我又见到了查理〔5〕，他交我一些大包裹，上面标明是给培黎学校的书籍，培黎学校是我在西北建立的。这些包裹里装的全是山西省的钞票。当时每个军阀都可以发行自己的货币。地方货币可以兑换南京蒋介石政府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所以现在我们必须把这些山西省的钞票兑换成中央的钞票，然后再电汇到西安。”路易把这些钞票加以清理，因为其中有些沾有血污，有些上面还有弹孔。他回忆起在上海的一个美国教师曼尼·克拉尼克如何把这些钞票修补得完美无缺。最后，再由宋庆龄电汇到西安，收款人是“查理”。
在周恩来看来，统一战线的战略必须从两个方面去实施。首先，要争取根据地所在的陕西省的军事长官，这样可以使蒋介石对他们下达的“剿匪”命令不起作用。第二是通过有效的通讯和宣传网把统一战线扩展到全中国。结果这两项措施都实现了，周恩来对此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周恩来所作的一切无人能够取代。他富于魅力，言谈机敏，目光远大，又善于鉴别人才，所有这些都是非凡的。
西安是一座具有二千二百多年历史的城市，经历过辉煌灿烂的唐朝的鼎盛时期。在一九三六年，有两支国民党军队的司令部驻在这里，一支是杨虎城将军指挥的西北军，主要由当地人组成；一支是张学良将军指挥的东北军，是由东北人组成的。张学良，又称少帅，是从前东北一个大军阀张作霖的儿子。一九二八年张作霖被日本人放置在铁路上的一颗炸弹炸死，张学良接管了他父亲的领地。但在一九三一年由于日本人的进攻而被迫撤出了他所统治的地区。一九三二年日本人把这一地区变成了独立的满洲国〔6〕，让一个满清王朝的后裔溥仪当上了皇帝。现在，驻扎在西安的少帅和他的军队接到蒋介石要他们去消灭新的红色根据地的命令。但是，他们的进攻被到达陕北不久、经过长征的军队击退了。共产党人不仅取得了胜利，而且把被俘的官兵当朋友看待，为他们治伤，并给每一个被俘的士兵发一块银元。周恩来去看望他们，同他们促膝谈心。这样做是很了不起的。周恩来满怀深情地谈到了东北，他在东北念过小学。他回忆起在那里度过的时光和那里人民的爱国激情。他关切地询问了被俘官兵家属的情况。为了慰问这些俘虏，还为他们演出了节目，唱起了怀念东北家乡的歌曲。甚至连军装都为他们洗得干干净净。然后让这些俘虏回到了他们的部队。他们的回归以及他们讲述被俘后所受的待遇，都为共产党做了最好的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打中国人是错误的，……我们要打日本，……我们要返回家园。”几天之内，整个军队都受到了震动，张学良也受到了震动。他的副官问他：“是不是把这些叛徒都枪毙？”少帅回答道：“由他们去吧！”他心烦意乱之极。“他在窗前呆了几个小时，凝视着隆冬笼罩的大地。”当时在场的一个朋友后来告诉我。这位朋友就是王炳南〔7〕，他是周恩来派出的地下工作者之一。具有惊人记忆力的周恩来想起了一九三五年仍在德国的王炳南是杨虎城将军的亲戚。王炳南同一位德国妇女结了婚，夫妇二人一起回了国，在一九三六年二月到达西安。这样，周恩来就有了接近两位将军的最好的情报人员。如果这还不够的话，他还有高级情报收集者弥勒佛李克农，他有一个地下工作网。
杨虎城〔8〕不能容忍日本人占领中国。他对王炳南说：“如果日本占领了中国，我还有什么脸面去见我的祖先？”周恩来给西安的两位军事长官写了一封信，欢迎他们中任何一位与共产党共商抗日问题。
最后于四月九日，在一个名叫延安的贸易城镇的天主教堂里，周恩来与少帅举行了第一次会谈。过去延安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现在仍以一座宏伟的宋代宝塔而闻名。当时延安还不在红色根据地的范围之内，由杨虎城的士兵在那里巡逻。到了十二月，杨虎城主动把延安让给了共产党。不久，延安这个词就代表了整个根据地。它成了一个重要的字眼，它是希望的象征，抗日的象征，一个新的耶鲁撒冷圣地。在一九三七年，数以千计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开始离开沿海城市奔赴延安。
在被遗弃的教堂中殿，对着布满尘埃的祭坛，张学良和周恩来面对面地坐着。他们的警卫和随行人员，其中包括李克农和“查理”，都等在外间。
张学良身着笔挺的军服和黑色的毛料斗篷。周恩来身着灰色棉上衣和红军游击队军裤，他的头发和胡子都已剃刮干净，因为根据地虱子很多，当时正在开展灭虱运动。
会谈持续了五个小时。散会之后，周恩来谈到少帅时说：“他一身正气。也许他太老实了……他的问题在于他对蒋介石太过于忠心了。”
张学良拒绝考虑关于建立反蒋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周恩来很快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如果同时对付两个强大的敌人，将面临很大的危险。不论有多么困难，都必须让蒋介石明白联共抗日的道理……但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毛泽东说，这根本不可能。毛泽东骂蒋介石是“龟儿子”，还用了其他一些轻蔑的字眼。周恩来进行了深思熟虑，然后提出了一个巧妙的建议：要在心理上迫使蒋介石别无选择。“人民愤恨他，这种处境使他进退两难。要使他醒悟到：如果不抗日，他的朋友和他的支持者甚至会离他而去……为了他的切身利益，也许他会回心转意……他不是一个蠢人。”
周恩来使毛泽东勉强接受了这个意见。在同少帅的第二次会见中，周恩来提出：如果蒋介石愿意作抗日的国防政府首脑，我们将很高兴同他合作，并且承认他是我们的领袖。当然，这样一个政府还必须由所有政党、组织和社会各界的代表组成，不论其政治或宗教信仰如何。
周恩来说，这个方案必须是任何协议的前提。张学良很高兴。当然，周恩来并没有向这位年轻人指出，这个方案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将受到蒋介石政府的合法承认，它将成为一个合法的政党，而不得再称之为“赤匪”。据说周恩来曾向张表示，在你向蒋委员长商谈此事时，我非常愿意作你的人质。张学良回答说：“我不需要人质……我的父亲被日本人杀害，打日本的愿望我和你一样强烈。”但是，他是蒋介石的部下，不能擅作主张，他要向委员长报告。
少帅给蒋介石写了信，但得到的唯一答复是一纸让他向红色根据地发起进攻的命令。六月，他怀着沉重的心情执行了这个命令，以此来“表明他的忠诚”。当然，他的军队被打败了。周恩来写信给他说：“杀亲兄弟喂狼，天理难容。”据说，感情丰富的少帅看信后流下了眼泪。
周恩来如愿以偿。由杨虎城、张学良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三方签署了协议。抗击日本侵略者这一共同目的是协议的基础〔9〕。当时，他们之间的关系已十分亲密，周恩来的左右手叶剑英甚至可以给杨、张的军官上训练课了。周恩来在张杨的部属中还发现了其他一些朋友。在少帅参谋部里负责政治工作的人（也许这不值得大惊小怪）竟是周恩来的一个同学。从前他们都在东北的东关小学上过学，当时他们还都是十二、三岁的孩子。
为了把说服蒋介石周围的人作为进一步扩大统一战线号召的具体行动，周恩来写了许多信给知名的知识分子、南京政府人士、部长、法官和教授们……。五月十五日，他写信给南开学校的老校长张伯苓，他以优美的古文赞扬了他所尊敬的要求抗日的老师。信中说：“闻先生于一二八事变后，曾拟挺身入江西苏区，主停内战，一致对外。”他讲述了红军长征是为了保存活力，北上抗日“红军不能忍华北五省拱手让人……华北沦亡，全国继之。救华北即所以救全国。”“应不分党派，不分信仰，联合各地政府、各种军队，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以统一对外，并开抗日人民代表会议，以促其成。先生负华北重望，如蒙赞同，请一言为天下先。”
一九三六年八月，周恩来草拟了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致国民党的一封公开信，由新华社播发，全国所有报纸都登载了。信中重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议。这封信发表的正是时机。这年六月，即两个月之前，蒋介石还在忙于镇压军阀陈济棠的“叛乱”，因为这位南方军阀主动后撤二十公里，让红军畅通无阻地通过。当时红军冲破了封锁瑞金根据地的包围圈。陈济棠宣布参加抗日，另外两个军阀也一致行动。蒋介石派出军队来对付他们，虽然他们被镇压下去了，但这一行动所产生的震荡却遍及各地。蒋介石怎能这样一意孤行？对蒋介石的敌意在增长、在扩大……。
周恩来知道，骚动不安和无言的愤怒在日益增长着。他写信给他的宿敌CC兄弟〔10〕陈立夫和陈果夫，在黄埔军校时他们俩曾组织学员反对过他。周恩来向他们建议举行一次会议，就抗日问题“作负责之商谈”。二陈同蒋介石的关系非常亲密。可以肯定，他们一定知道蒋已越来越不得人心。同一天，即九月一日，周又写信给胡宗南将军〔11〕，胡也是黄埔的学生，据说是蒋介石最得力的军事指挥官，深得蒋的器重。信中说：“黄埔分手后，……十年来，兄以剿共成名，……然私衷总以兄绝非勇于内战怯于对外之人……。”九月二十二日他又写信给CC兄弟和蒋介石本人。
信中称蒋为“先生”，周恩来回忆起他们成为敌手已经十年。“日本大盗已攫去我半壁山河，今且升堂入室。”“近者，先生解决西南事变，渐取停止内战方针。国人对此，稍具好感。惟对进攻红军犹不肯立即停止，岂苏维埃红军之屡次宣言、全国舆论之迫切呼吁，先生犹可作为未闻耶？先生须知，共产党今日所求者，唯在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与真正发动抗日战争。”蒋虽然承袭孙中山先生的学说，但他背弃了孙先生的遗教。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宣布建立了统一战线，由于实行了这一统一战线，蒋介石当时取得了一些胜利：创黄埔、练党军，出师北伐，直抵武汉。“及先生背弃孙先生遗教，分裂两党统一战线后，则众叛亲离，”所谓“亲离”一词不仅指宋庆龄，而且暗示对蒋的抗议还来自其内兄宋子文和他本人的妻子宋美龄。周恩来在信中继续说：“继之以‘九一八’，五年外患，国几不国。”“使抗日无先生，将今日寇之侵略易于实现，此汉奸及亲日派分子所企祷者。”“先生如决心变更自己政策，则苏维埃与红军准备随时派遣负责代表与先生协定抗日大计。”蒋介石没有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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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事情再一次回到了莫斯科。斯大林又行动起来了，他通过共产国际对国外共产党发出指示。王明仍在莫斯科，一直把毛泽东的名字排除在一切出版物之外，毛不过是一个地方游击队的指挥员。对遵义会议则一字不提。对李德写下他自己的印象，并且多年来就一直听李德的。斯大林担心苏联在两条战线作战。现在他指示欧洲共产党各自在本国促成统一战线的建立，以对抗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崛起，阻止危险的军国主义日本在中国取得胜利。由于日本在中国节节胜利不受阻挡，莫斯科现在正大力设法同蒋介石组成统一战线。
毛泽东和周恩来向共产国际里的俄国同志指出，抗日统一战线思想早在他们指示之前就已存在，难道不正是在莫斯科受到赏识的王明反对同蔡廷锴及其十九路军和福建省的指挥官们结盟的吗？但是政治家并不喜欢别人提醒他们过去所犯的错误。现在莫斯科坚持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蒋介石争取过来。这意味着，如果蒋介石亲自宣布抗日，并同意不侵犯莫斯科的东方领土，中国共产党就可能成为一个小卒，一个抛给蒋介石的行贿礼品。
很明显，苏联的建议模糊了“争取”蒋介石同我联合与把一切权力交给蒋介石并牺牲红军之间的区别。毛泽东大声喊道：“决不让龟儿子一个手指头来碰我们的红军。”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暴怒作了温和的解释：“看来我们的苏联同志对形势的分析还不够清楚。”
周恩来向莫斯科仔细地分析了形势，详述了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各种派别的组成情况，其中有的亲日、有的亲美。周恩来的结论是，只要不把红军的指挥权交到蒋介石手中，我们还是有可能占优势的。蒋介石的处境已经是进退两难，中国共产党可以在他的营垒内部找到支持者。
周恩来还提议，现在是莫斯科向延安送一些武器弹药和装备的时候了。在过去两年里，莫斯科不知为什么忽略了这件事。
十月，蒋介石飞到西安，责备少帅和杨虎城进攻红军很不得力。他召集他们的军官训话，“日本离我们很远，而共产党就在眼前，我们必须首先消除眼前的隐患。”这些话很不受欢迎，因为很多军官来自东北，他们的故乡还在日本人的占领之下。蒋介石向少帅发火：“你不守纪律。”少帅想解释，但蒋介石根本不听。蒋又飞往黄河岸边的洛阳，在那里他部署了庞大的军队。现在，杨虎城和少帅明白了，蒋介石可能要把他们的军队从西安调走，让洛阳的部队接替他们。十月一日，蒋介石向他的所有指挥官颁发了奖章，但唯独没有给杨虎城和张学良。
周恩来继续施展他的灵活策略：对各级干部进行安抚，解释和劝导。他对红军的指挥员和政委说，在同地方军队发生的零星磨擦中，“要用政治智慧解决，而不要使用武力。”他对鲁莽而好战的彭德怀（石穿）想要在战场上取胜感到非常担心。“要网开一面，放他们走，这会赢得朋友。”他指示新华社和在根据地出版的报纸“语调要温和”。他仔细审读文稿，看到火气太大的措词，总是皱起眉头，删去那些带刺激性的词句。“火气不要那么大嘛……，不要火药味太浓嘛，……语气要合情合理。”〔12〕
与此同时，蒋介石准备对根据地进行最后一次围剿。他的国防部长与日本驻南京大使签署了另一个“进一步联合剿共”的协定。当他认为一切准备就绪时，就于十二月四日飞回西安。王炳南写道，“他认为他能在一个月内荡平根据地。”
现在，张学良已越来越沉湎于古典悲剧的情感之中。按照中国的传统，忠臣对皇帝进行规劝用“言谏”，如不被采纳，就用“哭谏”，“哭谏”再不起作用，用“兵谏”也是允许的。少帅开始使用这三种规劝方式。十二月七日到了“哭谏”阶段。蒋介石下榻在建于唐代的华清池。他严厉注视正在进行“哭谏”的部下说：“你受了赤色分子的影响，毫无疑问是受了周恩来花言巧语的影响……，我告诉你，即使我明天就死，我还是要先剿共。”
现在，周恩来建造的灵巧的机器开始运转起来。十二月九日，一万多名学生上街游行要求抗日，其中许多人是东北人。数以千计的普通市民涌上街头声援学生。张学良出来会见了他们，“我和大家的心是一样的，……我答应你们，我们一定要抗日，一个星期内以事实回答大家。”蒋介石对张学良叫喊：“你应当向他们开枪。”
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实行“兵谏”了。
要说周恩来事先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是难以使人相信的。但是，直到今天，共产党人仍然说，这件事“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十二月十二日，大约早上四点钟，一队士兵把蒋介石的随从在他们的住处看管起来，又占领了飞机场和城内蒋介石的总部。早上五点，一支特别部队派到了蒋介石下榻的华清池。在宽广的庭院中，蒋介石的一些卫兵被惊动，发生了一场持续了二十分钟的小冲突。蒋介石通常五点钟起床，不管天气好坏，都要打开窗户锻炼身体。这场小冲突给了他得以逃脱的时间，但是假牙未及带走。他爬过环绕华清池的围墙，跌进了沟里。然后他设法躲进了华清池后山里的一条石缝中。上午大约九点钟才发现了他，并把他带到了杨虎城将军舒适的公馆里。
少帅和杨虎城向全国各省省长和南京政府发出通电，解释了他们这样做的理由，并提出八项主张，其中包括释放政治犯，召开有各党派参加的全国救亡会议。这些主张实质上与周恩来提议的内容相同。他们向红色根据地发出了电报，邀请共产党代表到西安讨论救国问题。莫斯科对这个事件手足无措，《真理报》和《消息报》竟谴责“日本人策划的”反蒋政变。首都南京的人们感到迷惑不解，整个世界都感到茫然和不安。蒋介石看起来十分强大，现在却被“一些赤色分子”绑架了。
延安最初的反应是欣喜若狂，人们燃放鞭炮，举行集会。一些在蒋介石统治下备受折磨的知识分子们要求处死蒋介石，或者把他交付审判。毛泽东在一次公开的集会上说：“蒋介石对我们有血海深仇，现在是偿还血债的时候了。”〔13〕他的讲话受到欢呼。
但是，周恩来立即采取行动，通过白家坪电台向全国每一个共产党组织都发出了指示。我的朋友和大学同学蒂姆〔14〕生动而扼要地向我证实了周恩来如何防止了可能发生的灾难性后果。他说：“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我在北京参加了共产党组织的学生游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星期六的上午，我从广播中听到了蒋介石被抓起来了”（蒂姆的原话）。他接着说：“我们极为兴奋，完全相信他将受到审判并被处以极刑。我们甚至还准备举行集会提出这项要求。那天下午，我去看一位姓龚的国民党退役将军〔15〕。他的两个女儿是我的好朋友，她们俩都是共产党员。龚将军虽然是国民党，但他并不反对她们，因为他首先是一位爱国者。他对我说：‘蒂姆，这是一个转折点，一个危险的转折点。如果蒋介石发生了什么事，那么中国将会陷入分裂，亲日派在政府中将会得势。’我回到家里，感到很难理解。不久，负责我们学生会的党员〔16〕来找我，‘你们在大学里务必召开一次集会，让所有的学生都参加，我们要通过一个有条件地释放蒋介石的决议，这个条件就是要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蒂姆按这个指示做了。他发现其他的自由知识分子小组也得到了类似的信息。“我们通过了这个决议。第二天，我们就听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我们通过决议的那天晚上，也开会通过了同样的决议。所以，看起来似乎是共产党顺应全国人民的要求，而不是相反。”蒂姆最后说：“这是一个极为聪明的办法，它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与中国人民心连心的。”现在，毛泽东也支持释放蒋介石了，也许这是在同周恩来讨论之后的结果，因为最初他并不倾向于这样做。许多共产党员仍然很不满意，“蒋介石屠杀了那么多人！”他们列举了在大屠杀和清党中被杀害的兄弟、姐妹、丈夫或其他亲属。
十二月十五日，周恩来骑马离开了白家坪。陪同他的有罗瑞卿、许建国、张子华等十八名随从人员。他要到延安去乘少帅派来的飞机。这是一次艰苦的行程，他们遭到了寒冷的暴风雪猛烈的袭击。
十五日，以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的名义从延安发表了通电，宣布中国共产党主张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呼吁国共合作，“共赴国仇”。
蒋介石政府中，以国防部长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显然企图搞乱局势，以便使日本人介入来“恢复和平”。何应钦命令空军轰炸西安，军队向西安进发。他发了一封电报，这封电报不是给别人的，而是发给汪精卫〔17〕的。十年前即一九二七年，汪精卫在武汉默许了屠杀共产党人之后，离开那里去了欧洲。现在他住在意大利，他极为崇拜希特勒和莫索里尼。何应钦打电报要他“回来”，因为何确信蒋会被处死，他要组成一个由汪任主席的政府。汪精卫肯定会同日本讲和，并且会同意日本人关于共同统治中国的要求。而何应钦这位立王者将从中得到极大的实惠。但是，亲美派头面人物如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和她的哥哥宋子文阻止了何应钦。宋美龄得到她的丈夫被绑架的消息后，就立即跑到上海去找她的姐姐宋庆龄商量。当时，宋美龄对国防部长大发雷霆，“你为什么要命令空军轰炸西安？你想要我丈夫的命吗？”
十四日星期一，她和她的哥哥派了蒋介石的顾问、一位名叫端纳的澳大利亚人去西安。端纳在中国呆了很多年，担任蒋介石的顾问以前曾是少帅的教师和顾问。他从南京起飞，先于周恩来到达西安，因为周恩来骑马，路上用了将近两天的时间。
端纳单独会见了张学良，请求张立即释放蒋介石。而少帅由于自己的大胆行动而惊魂未定，只是固执地反复说：“只要蒋委员长说他要抗日，那么一切都好办。”
十七日，周恩来也来了。他已十分劳累，没有睡过觉，但显得从容自若。他对端纳说：我们不想要蒋委员长的命。我们要挽救他本人，要把他从他的错误政策中，从他周围人的蒙蔽中挽救过来……。周恩来非常了解蒋介石是一个死要面子的人，死保儒家传统尊严的人。各人有各人的脾气，要顺着他的性子。周恩来已决心保全蒋的面子。没有人比得上周恩来更能洞察一个人性格中的这些细微末节，更能清楚地知道如何估量他们的情绪和弱点。周恩来告诉他的部属：我们必须极为谨慎。绝不能去控诉蒋的罪行，提到他时只能称呼他职务的全称。在这里与人们谈话要心平气和，谨而慎之，要避免说话轻率被他们报导出去或者对我们说的话产生误解。我们一定要使委员长相信，我们是为了他好，也是为了国家好。如果他同意我们的建议，那么我们就一定释放他，因为他还控制着中国最庞大的军队。
周恩来现在担任了一个极为困难的角色。他必须八面玲珑，应付各种各样的人。而这个角色又极端重要，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似乎都会产生非同一般的影响。中国的前途依靠他争取蒋介石，使其同意结束十年反共战争，与共产党联合抗日。蒋介石必须转变过来，从一个避免冒犯日本的人，转变成为中国抗日的领袖。“如果他愿意参加统一战线，我们将高兴接受他的领导。”周恩来对他会见的每一个人都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些话。他阻止了西安青年学生打着红旗上街游行要求“革命”。“这完全不是我们的意图，根本不是。”端纳给蒋介石带来了宋美龄的一封信，信中警告她的丈夫说，汪精卫要回来了。这封信起了很大的作用。端纳在蒋介石舒适的寓所里拜访了他，并且感到放心了。蒋介石仔细听着端纳的话。现在他克服了最初的惊恐，并且通过端纳命令他的国防部长停止进攻西安三天。
端纳飞回南京，十二月二十日又同蒋的内兄宋子文返回西安。宋子文见了蒋介石之后，又同周恩来和其他一些人会谈，会谈持续了七个小时，周恩来扼要介绍了同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的建议。
第二天宋子文回到南京。二十二日他又返回西安，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妹妹、蒋的妻子宋美龄。宋美龄对蒋宣称，我来是“与君共生死的。”现在，这对夫妇坐下来。宋美龄的谈话是很实际的，“你面临一个极好的机会”，她非常了解由于蒋拒绝抵抗日本对中国的大举进攻，他的威望大大降低了。她参加了周恩来同他哥哥的会谈。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给延安发了一封电报，简要他讲述了他本人同宋子文之间达成的临时协议〔18〕。同样重要的是，参加会谈的还有少帅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现在只剩下一件事要做，也是最困难的事，那就是取得蒋介石的同意。
* * *
在那些紧张的日子里，同南京方面来的人会谈并不是周恩来唯一的任务。王炳南告诉我：“他每天睡眠不足四个小时……大家都来找他。每一件事都交到他这里，……这次极为困难的工作所取得的成功完全归功于周恩来。”
要说服杨虎城是很困难的。杨对周恩来大声喊道：“难道你忘了蒋介石屠杀了多少人吗？”王炳南对我说，周恩来花费了几个小时对杨虎城晓之以理，进行说服。少帅沉浸在一个宏大的梦想之中，他想在西北地区建立一个在斯大林保护之下的独立政府，然后再收复东北。王炳南说：“由于同许多人谈话，周恩来的嗓子都哑了。”西安陷入混乱。蒋介石被捉的事传开之后发生了骚乱。地痞流氓大叫“赤色分子来了！”开始抢劫民宅和商店。周恩来派叶剑英去给胆怯的警察壮胆。一些愤怒的东北籍军官要杀死蒋介石，因而不得不对蒋进行特殊的保护。周恩来对他们说：“不能动他一根毫毛。我们保护他是为了对付南京政府亲日派的诡计。”周恩来极为镇定地解释说，对蒋介石“暂时扣留”体现了所有爱国人民——也包括你们——抗日的意志。
这时，蒋介石坐在他的房间里，他仍然决定着中国的命运。在西安赢得的不稳定的和暂时的平静中，在成功地挫败国防部长故意挑起战争的阴谋之后，周恩来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圣诞节前夕晚八时，前去拜会了蒋介石。
在有人通报之后，周走进蒋的室内，蒋坐在那里没有看他。周的态度不卑不亢，温和有礼而又坚毅沉着。王炳南描述说：“他极为郑重地向蒋介石敬了札，称呼蒋的职务，又称蒋为‘先生’。他在这种场合不仅言辞恰如其分，而且举止也很得体。”这个场面没有人记载下来，王炳南当时站在门后，他记住了部分情节。这次会见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最初，蒋介石只是“嗯”、“啊”地应付着，但是周恩来通情达理和彬彬有礼的态度使他和缓下来。周恩来扼要地重申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所有这些你都已经知道，你也清楚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一次，周恩来委婉地提到蒋的那些已被证明是错误的政策给这个国家造成多大的损害。王炳南说：“蒋介石被周恩来的品格和坦诚的态度所感动，”沉默一会儿之后，他邀请周恩来到南京去继续会谈……。周恩来告别时，提到了他仍在莫斯科的大儿子蒋经国。“周向蒋保证说，他的儿子是爱国的，是尊敬他的父亲的，并且会回来的……他希望他的父亲会领导抗击侵略者的斗争。”
只剩下一个问题，那就是何时和如何释放蒋介石。“我们大家都要他先签署一项协议，为的是再把他多留几天……我们都不信任他。”这里说的“我们大家”指的是政治局、毛泽东、红军的军事指挥员，也许还包括杨虎城。但是第二天，圣诞节的下午，周恩来正坐在办公室工作，一位副官跑进来说：“他们走了……”，周恩来急忙赶往机场，但是只见到天空中一个飞机的黑影逐渐远去。这架飞机带走了蒋介石、蒋的妻子和内兄宋子文〔19〕……，还有少帅。仍然怀有忠君思想的张学良，心甘情愿、古道热肠地踏上了蒋介石的飞机。他们离开得非常匆忙，甚至蒋介石的随从也没有来得及带走。
周恩来看着寥廓的天空，叹息着，“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了，他不但（象窦尔墩那样）摆队送（黄）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转身离去了。周恩来本人也因让蒋介石逃脱掉而受到政治局的怪罪。他发了一封电报：宋坚请我们信任他（指蒋介石，译者），……要蒋、宋（指宋美龄）今日即走。张亦同意并愿亲身送蒋走。我们只认为在走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今天走、张去。
现在会是什么样？共产党、杨虎城和张学良三方协议缺少了主要的一方。东北军失去了自己的领袖。如果蒋介石食言，一切都将付之东流。周恩来坐在西安的办公室里，他坐着，等待着。他神情沉郁。他几乎可以听到毛泽东那种语调和缓而实则严厉的话语：“恩来啊，你总是太轻信人了。”但是，在那些极度紧张劳累的日日夜夜里，生活在周恩来身边的王炳南说：“周恩来非常清楚地了解，签署协议会伤害蒋介石的感情。君子之言既定，毋需形式上的约束。我们不得不相信他的话……，如果他不认帐，一纸空文也肯定无济于事。”蒋介石返抵南京时，受到盛大的欢迎。对他来说，这是一次胜利。现在，他以挽回面子的手法，重写了西安事变。毛泽东迅即发表文章更正，以正视听，而周恩来却保持沉默。蒋介石把不幸的少帅以违抗命令为由交付审判，判处他十年徒刑，尽管随后又宣布“特赦”，但在此后的五十年里，他始终被当成一名囚徒。少帅仍然住在台湾，一九四九年蒋介石逃离大陆时把他带到那里。一九四五年，蒋介石囚禁了杨虎城及其全家，把他们关在一个肮脏的监狱里，后来把他们全部杀害了。这样，蒋挽回了“面子”。
十二月二十五日，蒋介石离开西安之后，由于少帅走了，西安发生了骚乱。一个名叫苗剑秋（又名沛然）的人，声称是他劝说张学良扣留蒋介石的，他来辱骂并威胁周恩来，对周大声吼叫：“你必须把少帅带回来，……你没有人性。”周恩来始终不动声色。现在，他如何才能对这位发了狂似的苗说清楚，少帅是自愿离去的，与他周恩来并无关系？几天之后，二十名东北军的军官闯进周恩来的办公室，威胁周说，除非张学良重获自由，否则便要杀死他。
周恩来面无表情地回答说：“如果你们杀了我，这正中蒋介石的下怀，但这不会使他释放少帅。”其他一些军官和军人也哭着来了，甚至跪在周恩来面前，请求他设法解救张学良。他们不相信周恩来在这件事情上是无能为力的。张学良是不顾他的劝告，出于自愿而陪同他的顶头上司去南京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能够一方面实行统一战线的计划，而同时又去责骂蒋介石呢？但在感情用事的情况下，讲道理是没有用的。
周恩来为少帅感到悲哀，他是为实现一个宏图大略的受害者。周恩来怎么能为一个自愿进入忠君圈套的人负责呢？东北军军官之间发生了一场争斗，其中一人被杀，在士兵中间也有哗变的企图。所有这些都需要耐心处理，要用劝导，而不能用威胁或炫耀武力。当时周恩来究竟做了多少工作，永远都不会有人全部知晓，因为根本没有完整的记载。他等待，等待，直到度过了那风云变幻莫测的时刻。他说服，开导，解释……。王炳南说：“那是最困难的日子。”
从全国各地来的访问者汇集于西安。他们之中有不知疲倦、性格刚强的美国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艾格尼丝经受了一次打击。在骚乱中，她亲眼目睹她的朋友牙科医生赫伯特·温奇从诊所出来时，被一颗流弹击中死在大街上。
一月十日，周恩来给张学良发去一封电报，对他的处境表示关切。一月十一日周恩来还给蒋介石发了电报和信件，请求他释放少帅。所有这些电函当时都由新华社发表了。
现在，蒋介石派国民党的军队进驻西安。由戴笠亲自指挥的秘密警察也随同军队到了西安。街上出现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标语。王炳南对我说：“这意味着协议可能得不到遵守。我们已经听到针对我们的霍霍磨刀声。我们正走在吊在悬崖间的钢丝上……。但是，周恩来仍镇定自若。”
一九三七年二月，蒋介石派特使到西安与周恩来会谈。会议开的时间很长，但是没有达成协议。周恩来始终认为，蒋介石“虽然不是一个好的军事战略家”，但却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政治家。蒋以继续谈判为幌子拖延时间，与此同时又企图加强他自己的地位。
三月初，群龙无首的东北军接到撤出西安的命令。周恩来立即派了一些部下去看望东北军的军官，并且安排了一批他自己的干部加入东北军。几年之后，在同蒋介石进行决定胜负的最后战争中，这些干部把一些东北军带到了共产党一方。周恩来还写信给刘少奇，这个大鼻子高个头的党员于一九二一年被选派去了莫斯科，而周恩来却没有被选上。刘少奇很能干，而且他的名字人们不会忘记，因为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他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他是北方局的书记。共产党把中国按地区分成几个中央局，刘少奇掌管一个十分重要的地区，几乎是整个华北地区。他不仅管理那里共产党的支部，而且他的部下还控制着北京、天津等几所重要大学的党组织。周恩来建议他为在日本铁蹄下逃离东北的人建立更多的福利机构。共产党必须在他们处于危难之中向他们提供帮助。这样的机构极为有用，它们可以争取一批同情者或未来的党员。周恩来写道：“党做东北军工作的干部要大大地加强。”现在，他去看望了少帅在西安的家属，他的夫人、孩子和姨太太。他安慰她们。他从来不会忘记什么人，所以在此以后的四十年里，他一直同他们保持联系。
三月中旬，蒋介石又派另一位高级将领去西安同周恩来会谈。尽管蒋不愿意同共产党联合，但他再也无法遏止住他自己政府内部的反对势力。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达成了一个临时性的协议。周恩来现在可以离开西安，返回红色根据地延安去汇报所取得的成就了。四月初回到延安。他到达延安时，面容憔悴，显得极为疲惫，胡子又长得长长的。毛泽东、政治局全体成员和大批群众在机场欢迎他。
他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他把不可想像的事变成了可能，即同蒋介石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在机场拍的一张照片上，周恩来靠在飞机的机身上，不知为什么，他和周围一些面带笑容的人保持了一点距离。他十分劳累，已精疲力尽。也许在他睿智的头脑中想得更远，预见到统一战线可能带来的一系列危险和问题。谁将真正控制着军队？同蒋的联合如何实施？在延安短暂的二十天里，周恩来同他的夫人邓颖超在一起。他的夫人在极为偏僻和落后的地区建立的妇女组织中工作得非常活跃。在那些地区，农民对待妇女连牲口都不如。周恩来夫妇二人分得了一眼两居室的窑洞，邓颖超已经在一小块土地上种上了蔬菜，建了一个菜园。后来她还种了一丛玫瑰花。周恩来在此休息、睡眠消除疲劳。但是二十天后，他又动身去西安与蒋介石的代表张冲会谈。
四月二十五日，周恩来乘汽车从延安动身去西安，途经劳山时，周恩来一行遭到伏击，他的一个随从副官被打死。一时间，大家都以为死者是周恩来，因为在死者的衣袋里找到一封写有周恩来名字的信。周恩来完全知道，这次所谓“土匪”干的伏击，其实是由蒋的秘密警察头子戴笠策划的。但他不想提出这个问题，以免干扰脆弱而又艰难的谈判。中国的谚语说，“难得聪明，更难得糊涂”。周恩来决定不去计较此事，这样大家都有面子。
现在，蒋介石又提出了很多条件，其中许多是无法接受的。蒋说，统一战线必须是一个同盟会，要完全归他控制，特别是有关军事方面的事务。当然，那时蒋介石意识到斯大林会同意蒋提出的任何建议。蒋要红军完全听命于他，甚至提出红军总司令朱德出国去欧洲旅行。
假如日本人意识到，周恩来和蒋介石所玩的游戏困难重重，假如他们谨慎一些而不发动任何军事进攻，那么统一战线很可能还会拖延下去，谈判很可能会破裂。但是日本人被胜利冲昏头脑，认定炫耀武力就可以吓倒中国人。他们的一个将军说：“三个月之内就可以占领全中国。”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在北京郊外著名的芦沟桥，日本人和中国巡逻队之间发生了一场冲突，中国人予以英勇还击。这时，日本人在华北增兵到十六万人，他们正在紧急调兵遣将。二十六日，日本人向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牒。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他们炮轰北京周围的中国兵营和天津的南开大学。
蒋介石再也不能举棋不定了。他不得不宣布，他的政府将进行抵抗。但是九月以前，他仍然踟躇不前。他别无他法，只好“走周恩来指出的路”。周恩来取得了胜利。可是，如何使蒋介石履行他的诺言呢？
【注释】
〔1〕路易·艾黎，新西兰人，在中国呆了50多年。1987年去世，凡是1949年后访华的人，没有不去拜访这位杰出人物的。他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开创了“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简称“工合”），从此，“工合”成为在华美军经常使用的一个词。他还创立了至今仍然存在的培黎学校。在他90岁时，北京新世界出版社出版《艾黎自传》，这是他许多业绩和冒险生涯的缩影。
〔2〕乔治·哈特姆，又称马海德（1910—1988），也是那个时期的传奇人物。他是一位在瑞士完成学业并且具有黎巴嫩血统的美国医生。他与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一起到了延安，他在中国几十年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最主要的是防治性病和麻风病。1984年荣获拉斯克基金奖。
〔3〕关于哥老会或袍哥，见《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书中清楚他说明了在一个时期内争取秘密帮会的必要性。
〔4〕1935年12月9日要求抗日的学生游行是由黄华领导的，后来他是中国驻纽约联合国第一任大使。见黄华回忆文章。韩素音文档。
〔5〕查理，真实姓名刘鼎，是周恩来领导的地下工作人员之一，他很早就被安插在西安国民党军事指挥部门工作。
〔6〕满洲国，日本人在1931年—1932年从中国强占去的东北几个省建立的，中国满清王朝最后一个子孙和皇帝溥仪被扶为君主。最近几年出现了关于他的影片《末代皇帝》和许多书籍。还可参见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韩素音文档。
〔7〕王炳南（1908—1988），中国最有才干的外交官之一，他从30年代就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他从1955年起作为中国驻波兰大使就在华沙与美国国务院官员进行谈判。后任对外友协会长，自1956年以来，这个协会就经常是作者的接待单位。本章所叙述事件的整个过程，王炳南都亲身经历过，并且撰有回忆录。在许多年的交往中，他曾与作者有过多次交谈。
〔8〕杨虎城将军的妻子曾于1937年至1938年去欧洲旅行过，并与作者在布鲁塞尔会过面，这个情况是鲜为人知的。她与她的丈夫和孩子经过长期监禁之后，于1949年被蒋介石杀害。
〔9〕见《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
〔10〕CC派，参见第一部分第四章有关陈氏兄弟及其在黄埔军校建立的组织。后来这个组织模仿希特勒的党卫军（S.S），称为蓝衣社。
〔11〕胡宗南，参见第八章。
〔12〕许多资料来自与王炳南的谈话。见《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
〔13〕此时毛泽东对如何处置蒋介石似乎还举棋不定。他本人的妻子是蒋介石下令杀害的。他只是在听了周恩来的劝告之后才同意和平解决的，这个推论是合乎情理的。某些中国历史学家也持有这种看法。
〔14〕蒂姆，1935年以来就是作者的亲密朋友，现居住在香港。韩素音文档。
〔15〕指龚镇洲将军，他是两位知名妇女的父亲。他的一个女儿龚澎，在周恩来兼任外长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多年，是作者极为要好的朋友；另一个女儿龚普生，从事外交工作，后任驻爱尔兰大使多年。龚澎于1970年逝世，关于她的情况，请见韩素音的《我的房子有两个门》。龚普生仍然健在，是原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的遗孀。
〔16〕蒂姆所提到的这位党员现在台湾，无法采访。
〔17〕汪精卫，关于他以前的历史，请见第一部分第五章和第六章。他是日本人统治下伪政府的首脑，1944年因病赴日本就医，同年11月病死于日本名古屋。
〔18〕这个临时协议的内容见《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19〕宋子文与他的姐夫、即宋霭龄的丈夫财政部长孔祥熙，均为国民党行政院成员，因而也是国防政府的当然成员。他们是蒋介石政府中的亲美派。
2007/09/10
第九章智胜蒋介石——统一战线的建立（1936—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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