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5日—17日遵义会议召开
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周恩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被保留
——继续长征
——1935年4月周恩来支持毛泽东批评一些军事指挥员
——5月上旬红军渡过全沙江，5月27日—6月2日渡过大渡河
——6月16日同张国焘的部队在懋功会师
——周恩来与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见
——会议继续进行，张国焘反对毛泽东北上抗日的计划
——周恩来将红军总政委职务让给张国焘
——8月在毛尔盖附近召开沙窝会议
——7月至8月周恩来患肝脓肿
——8周下旬周恩来带病过草地
——1935年9月张国焘拒绝合作
——1935年10月周恩来、毛泽东到达陕北
——1935年10月在陕甘宁根据地驻扎下来
——1935年10月张国焘自立中央，并开除周恩来党籍
——1936年10月贺龙带领部队到达新根据地
——1936年10月张国焘也到达根据地
遵义城的一月，是一个气候温暖鲜花盛开的宜人季节，红军就在这里驻扎、休整和补充给养。毛泽东为战士们制订了新的纪律，这些纪律在清晨、傍晚和中午在战士中传唱：“不调戏妇女，一切缴获要归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买卖公平，说话和气。”它产生了极好的影响。部队保持驻地清洁，打扫厕所。政委与商店老板进行了友好的座谈。这些商店都座落在如画一般地铺着石板的街道两旁。文艺宣传队几乎、每晚都举行义务演出，招待平民百姓。新来的红军所收的捐税大大少于当地军阀的横征暴敛。豪绅们的空闲房屋被征用；供领导人使用或作为伤员的医院。在军阀公馆中搜出的钱钞、衣物和首饰拿出五分之一分发给城镇的贫苦群众。
周恩来发出通知：政治局扩大会议将在遵义举行。这件事使李德很恼火，他对长期受气的翻译伍修权〔1〕说：“周同志应当亲自来通知我。”小伍回答说：“他有点忙。”伍修权当时是一个精通俄语的青年学生，后来他成了中国著名的外交家之一。
会议在一个逃跑了的军阀漂亮住宅的楼上举行。十名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出席，缺席者有的在其他根据地，王明在莫斯科。出席会议的还有七名红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中央秘书长、红星报编辑邓小平坐在一个角落手执毛笔在作记录。长着鹰钩鼻子的陈云坐在桌子尽头不显眼的地方，也在作记录。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的王稼祥双腿严重受伤，靠着椅垫支撑着坐在椅子上，张闻天也是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他也坐在那里。这时他们两人都相信王明的路线是错误的。李德同翻译伍修权坐在长长的会议桌旁边，大家对他都很客气。
会议从一月十五日持续到一月十七日，每次会议都在晚上进行。最初的气氛是平静的，这种表面上的平静表明了与会者对这次会议的严重关注。毛泽东关切地询问了李德的健康状况。毛说他发现遵义的烟草极好，李德同志是不是愿意尝一尝他找到的香烟？李德不是中国人，他并不了解这是在讨论严肃问题之前的一种通常的寒暄。他表现出孩子般的执拗。他问道，邓小平在这里于什么？“做记录”，伍修权冷静地回答道。召开这次会议并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任何指示，没有同他李德商量，也没征得他的同意。但是没有人答理他。代号“九十九”的报务员用他的电台根本不可能收到莫斯科的任何信号，那怕是微弱的信号，“因为有群山阻挡”。他和他的大约十五名电台报务人员跑遍了遵义城寻找导线、电池和其他有助于修理电台的东西。
会议在二楼的房间里举行，会议开始还由博古主持，他首先发言。他硬说在瑞金实行的战略是正确的，因为打了许多胜仗，后来红军陷入难以克服的困境，所以不得不撤出苏区。然而，我们必须从国际环境着眼去考虑问题。“我们长期牵制住蒋介石的大批军队。从局部的观点看问题是错误的。”
继博古发言的是周恩来。他站起身来时，会场出现了小小的骚动。他的话，他的态度将是决定性的。他是不是同博古站在一边？他会不会替王明辩解？周开始讲话，要主动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并为此承担责任，这是一个共产党人应取的态度。他说自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犯有错误。特别是在瑞金被围困的最后几个月中，他同意过以堡垒对堡垒的作战计划。
周没有责怪任何人，没有指名道姓，也没有朝李德那边看。“我对这些错误负有责任。”他说完就坐下来。与会者之中掠过一阵轻微的赞叹和共鸣的声响。真是一个好样的人。他没有把失败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他几乎是请大家严厉批评他一个人。
稍后，毛泽东发言。
毛泽东讲了一个多小时。他言辞尖刻，冷嘲热讽，不留情面，语汇通俗生动。他批驳了博古的论点，点名批评了李德。他谴责了在瑞金推行的扩兵的方针，把所有十八岁到四十岁的男人都拉进了红军。结果农业受损，粮食匮乏，最后不得不撤退。在军事指挥上是完全错误的。军队被迫长征时，没有考虑到他们的安全，军需供应毫无计划。在采取军事行动之前，没有认真地去实地侦察过地形。部队损失惨重。不仅在军事策略上出现一系列错误，而且政治思想工作也被忽视，结果部队士气低落，而士气和觉悟对红军恰恰是生死攸关的。轻率地招募大批没有经过训练的新兵，然后又让这些新兵汇入匆忙而无计划的撤退之中，这是非常愚蠢的……李德听了伍修权的翻译，越来越感到气愤和心烦意乱，特别是看到在场的指挥员们赞同毛的观点后更是如此。接着，毛泽东又谈到一九三三年没有与蔡廷锴的十九路军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我们没有利用这一点，绕过封锁线，从敌人背后打击敌人。”毛、周恩来以及其他一些同志都主张与蔡廷锴联合，但是遭到拒绝。李德试图辩解，提出应从“国际的角度”来看问题，但周恩来没有让他讲下去，“我们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必须解决我们眼前的问题……。”
毛泽东着重批评的另一个重大错误是：“轻率地从根据地‘大搬家’，仓仓促促，考虑不周，携带成吨重的重型装备，战士们变成了一队一队的搬运工，他们必须先放下肩上的笨重东西，才能开枪射击。我们保卫了什么？缝纫机，印刷机……人们为保卫这些东西而牺牲了生命。”
这是对所有领导人的激烈攻击，其中包括周恩来。毛泽东在结束讲话时，直接面对李德用讥讽的口吻说，“李德同志，你的论点使人想起了‘削足适履’这个成语。”被激怒的李德向刘伯承寻求同情，“你在苏联学习过，你也是赞成建立一支正规军的。”刘伯承回答说：“同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会议一夜一夜地开下去，指挥员和政委们一个接着一个地站起来支持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周恩来又讲了话，他说他必须承担“主要责任”，军事计划压根就是错误的。“毛泽东同志一再指出我们的错误，”但是他的意见没有受到重视。“共产党人绝不应回避责任，也不应委过于人。”他说，现在应当撤销他的红军政委的职务，撤销他的指挥权和军事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同志是军事方面领导我们最合格的领导人，现在他就应当担此重任。”
不仅红军，还有党都应当置于统一权威的领导之下。这是在面临严竣形势下确保军队和党的生存所必需的。
对周恩来的讲话反应十分强烈。“每个人都受到感动……，每个人的心头都点燃了巨大的希望之火——周恩来是这样一个人，除了党，他从不为自己争什么。”但是周恩来这样做，却使自己完全置于毛泽东的支配之下，即使有人想要使他免受批判也是不可能的了。但是，他所表现出的完全放弃权力，没有个人的恩怨和野心以及不为自己开脱过失，顿使出席会议的人心胸开阔，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不再互相挑剔和指责，每个人都意识到自身的价值以及献身的意义。
伍修权在一九八四年对我说，“如果说周恩来有缺点的话，那就是他过于拘泥党的规章和纪律了，但他严于律己。一九二八年他把党从濒危的边缘挽救出来。他知道产生宗派是多么容易，争吵和野心是多么容易导致小集团的形成。因此他努力维护党的团结。对于多数人所作出的决定他要等很长的时间才提出不同意见，也许有时等的时间太长了。”
遵义会议通过的决议〔2〕包含了毛泽东针对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的许多批评，但是没有指名，或用假名代替。三人团被解散了，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被推选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朱德和周恩来指挥军事，在军事指挥上周是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是一个分水岭，是一个大的分界线。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和红军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它也是周恩来和毛泽东之间紧密结合的开端，这种结合终生未变。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结盟，因为它是由一些相反相成的因素构成的：一致与不和，忠诚与怨恨。这两位伟人感到彼此之间有一种互相吸引的魅力，因为他们在性格上、思想上和体魄上都完全不同。只有了解中国历史传统的人，才有可能理解这种结合。每一个朝代的开国皇帝之所以能执掌政权，一统天下，都是因为有一个坚毅不拔、足智多谋和忠心耿耿的宰相。在中国，伟大的人物不仅表现在他个人的业绩上，而且还与他独具慧眼发现别人的聪明才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周恩来发现了毛泽东。他发现了一个高瞻远瞩的天才，在这个天才的身上，他倾注了自己对中国深挚的感情。这种结合的悲剧发生在以后，很久很久以后。当毛泽东身边所有那些权欲薰心的人背叛了他时，他似乎对唯一没有背叛他的周恩来心存疑虑。但是周恩来绝不会攫取他的权力，因为周恩来不需要用权力炫耀自己。罗伯特·弗罗斯特在诗中写道：“海岸对海洋的忠诚超越一切。”对毛泽东这个海洋来说，周恩来便是海岸，它不断阻挡住排山倒海的巨浪，然而又一刻也离不开汹涌澎湃的海洋。一位中国学者另有自己的见解：“周恩来知道毛泽东是一只老虎，但他认为自己可以驾驭它。”
最初是一场无计划的仓促大撤退，面临着内部分裂和外部围歼的威胁，后来成为史诗般的壮丽长征。人们的记忆总有些自欺欺人，他们总是愿意记住光荣和胜利，而不愿记住为此而付出的代价。但这并不会抹煞这一功勋卓著的辉煌业绩。
部队充分利用驻扎在遵义的时间休息，补充给养和整编营连战斗单位。三个月前突围时将近九万人，现在已大大减员了，还需尽量扩军。当时在遵义的罗马天主教堂举行了一次集会，通过政委们向全军宣布红军继续北上的计划，因为不能在遵义久留。蒋介石正在向贵州省进逼。新班子的成员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先后讲了话。他们面带微笑，显示出沉着、信心和友谊。他们团结一致，将要挥师北上，到那里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但是，现在改变了战略战术，不再打阵地战，而是在运动战中寻找敌人的薄弱环节，牵着蒋介石的牛鼻子让他追击一个来无踪去无影的敌人。毛泽东援引《孙子兵法》说：“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之所备者多。”所有到会的人都发出了赞叹的笑声。又恢复了他们所熟悉的东西，不再有李德发布的那种带洋味的莫名其妙的命令。
“九十九”终于同张国焘联系上了，把遵义会议的情况以及将前往他所在的川陕根据地的计划通知了张国焘。首脑变了，身躯也要随之改变。印刷机，胜家牌缝纫机（除留两台外）、甚至连傅连暲所珍惜的X光机都留下了。部队轻装前进，行军速度加快。
周恩来负责后勤，战斗的具体准备工作以及照料人员和武器。每天夜里，他、毛泽东和张闻天都要碰头商量问题，阅读电文，决定下一步的行动。蒋介石发觉红军北上的意图，便调集大批军队堵截。毛泽东决定“声东击西”，部队不再向北前进，而不断改变行军方向，令人捉摸不定，时而前进，时而后退，四渡赤水，佯攻贵阳，继而南下进逼云南省，似乎要进攻省会昆明，又突然折回，远离昆明。蒋介石看到红军古怪的行军路线，幸灾乐祸地说：“赤匪残部正在垂死挣扎。”作为前卫部队的红一军团受的损失最大。司令员林彪在四渡赤水，渡过金沙江后在会理休整时，大发脾气，称毛泽东的命令是瞎指挥，要求性格直率的彭德怀（又名石穿）与他一起提出抗议。他认为，行军速度太快，战士们要被拖垮，整个行动都是毫无意义的。周恩来对毛泽东设想的佯攻和突击都进行了仔细的研究，他严厉训斥林彪说，“每次都是我们更多地使敌人疲劳，而绝不是使我们自己疲劳。”
周恩来每收到电报，都在叶剑英的帮助下亲自翻译电文。不是十分必要，他从不叫醒毛泽东，他总是嘱咐：“让主席休息吧。”当时毛泽东的威望还没有完全树立起来。以彭德怀——倔强的石穿——为首的指挥员们集体决定要去攻打几股地方军阀组成的军队。毛泽东反对这个计划，他转向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去和他们谈谈，他们听你的话。”于是，周恩来就花费几个小时的时间去劝阻彭德怀。毛泽东已经形成了习惯，让周恩来去作说服工作。毛泽东面前摊开地图，把自己的设想、计划写出来，然后周恩来参与讨论，充实完善，有时再加进重要的内容。最后周恩来总是确切地理解了这件事应当如何去执行。
蒋介石封锁了红军企图越过长江以及长江支流的一切去路。毛泽东聚精会神地研究了地图之后，决定向西去，似乎要撤往西藏。朝西去，军队离开了应走的大路。朝西去，是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但那里有伟大长江的支流著名的金沙江，这儿没有军队堵截红军。红军用了九天时间渡过了金沙江，到达了川西地区一处仙境般的地方，这儿到处是杜鹃花和夹竹桃。当地的居民，戴着二十串银项链、穿着绣花衣裳的苗族姑娘携带一篮篮的杏子和樱桃欢迎红军战士。
现在红军终于摆脱了围追堵截的蒋介石的军队，又可以继续北上了。但并不是所有的地区对他们都那么友好。他们再往前去，到了彝族地区。彝族人认为他们自己是天之骄子，他们身着黑色斗篷，头缠黑布并卷出一只角。他们凶猛地袭击来者。周恩来命令指挥员：“不准还击。”刘伯承年轻时曾与彝族贵族有过一些交往，周恩来派刘去进行和平谈判。刘伯承与彝族首领饮紫红色和金黄色的公鸡血为盟，结为兄弟，保证了红军安全通过彝族地区。
在这一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艰苦卓绝的大迁移中，有成百个插曲。周恩来亲自指挥一次进攻，在激战中他奋力冲在前头。一次与敌人遭遇，他下令把一九三一年在瑞金缴获的两门老山炮沉入河底。在听到的有关他个人的故事中，把他说得完美无暇，令人难以置信。比如，他拒绝吃一个梨子，因为这个梨无法付钱，谁也不知道梨树的主人是谁。战士们靠双脚走向胜利，战士们的脚板便成了周恩来操心的事，它们必须得到关照。他在行进的队列旁来回走着，查看战士的双脚。他留着一把大胡子，头发也很长，因此得了一个绰号，叫“大胡子”。
又要过河了，这次是汹涌奔腾的大渡河，一条充满传奇色彩的不祥的河流。深藏在农民士兵记忆中的是：大渡河是最后一批奋不顾身的太平天国起义者战死的地方，这里有他们哭泣着的鬼魂。曾经在十九世纪震撼了帝王统治的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起义，至今仍鲜明地浮现在红军官兵的脑海里。周恩来沿着令人望而生畏的河边走着，大雨倾盆而下，河面上浊浪翻滚，其势有如骏马奔驰，似乎有千万个被河水吞噬了的不肯安分的幽灵在呼喊狂叫。整条河上只有一座桥，一座铁索构成的桥，原来上面铺着窄条木板，每次只能容一人通过，现在木板已被撤掉，而对岸国民党的守卫部队正在等待着红军。
朱德试图鼓舞战士们的士气，“什么魔鬼我都不怕！”但光这样说是不够的。在临时搭起来的小篷里，周恩来、毛泽东和朱德挤坐在一起，用了几个小时研究计划。一小队红军战士离开驻地沿河岸向上游进发，上游还有一个渡口，没有桥，但有一种用牦牛皮、羊皮缝在柳条上的筏子，就象现在中国西部边远地区仍然使用的皮筏子。十七名红军战士趁黑夜用这些筏子过河，绕到守卫部队的背后向他们发起攻击。攻击的时间和夺取泸定桥相配合。在泸定桥，二十二名勇士冒着对岸敌人射来的枪弹，在悬空的铁索上向敌人冲击，为后续部队开路。在乘皮筏绕到守敌背后的战友配合下，打败了对岸守军。
周恩来亲自搬板修桥，他对战士们说，“过桥时，不要向下看，眼睛要看着对岸。”他是第一批过桥中的一个。战士们一个一个地过了桥，用去了七天的时间。
六月中旬，雪山出现在红军将士面前，群峰兀立，隘口海拔一万五千英尺。那里空气稀薄，冰冷的夜晚没有房屋可以避寒。许多战士因饥饿劳累而昏倒，有些人因心力衰竭而死亡。有一位妇女所生的婴儿，从驴背上的驮筐中摔进了积雪的山涧，没有人能爬下去把婴儿救上来，“这位妈妈亲眼目睹此事发生之后，便浑身震颤，双手抖动，再也没有恢复过来。”这是二十三年以后，也就是一九五八年我听说的一件事。境况最为悲惨的是挑夫和炊事人员，沉重的铁锅使他们的心脏和肺部承受不了。有半数的炊事人员死去了。
自渡过大渡河后，周恩来便断断续续地发烧、恶心和腹痛。医生认为他患的是阑尾炎，后来又诊断为肺炎，便给周辣椒和姜汤水喝。周恩来身躯浮肿，依然帮人抬担架，因为担架队员人手很缺。
翻过雪山之后，红军在四川省一个山脉最北端的懋功驻扎下来。“九十九”的电台终于收到了张国焘的信息。张国焘得知红军正在去他的根据地的途中时，便奇怪地沉默了一段时间。现在他同意会见周恩来，周恩来叫醒了毛泽东，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毛泽东说了声“好”，便又睡下了。
当参加长征的破衣褴衫的中央红军同吃喝得很好的张国焘的军队会师时，大家都兴高采烈，张的军队带来了粮食和衣服，病号也能住进帐篷了，并且身上裹上了毯子。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张闻天在这之前曾联名给张国焘发了一封长长的电报，提议建立一个联结川、甘、陕三省的根据地，使汇合起来的红军有个战略基地，以便有计划地进攻日本人。根据地还可以扩展到新疆，与苏联沟通。张国焘复电不赞成向东和向北扩展，而建议往西去，以避开红军的劲敌蒋介石的军队。毛泽东说：他很注意安全啊。周恩来更为婉转一些，回电说：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打日本，而往西去则没有日本人好打。日本人已经侵占华北……。我们希望你能来同我们就此事进行商讨。
从截获的电报和毛、周每到一地便搜集到的报纸中，周恩来得知全国民众对日本的进一步侵略和蒋介石的消极态度极为不满。毛泽东说，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成熟了，党的任务是领导中国人民自己解放自己，这也就是抗击外国的侵略。这一点关系到党未来的生存和命运。要使张国焘相信，这不是空想。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周恩来在距懋功以北约四十公里一个名叫两河口的地方等待张国焘。张国焘骑着一匹有光泽的高头大马，带着三十名警卫人员出现了。周恩来迎上前去，表现十分亲切。张国焘对周恩来的瘦弱和明显的病容表示了关切。晚上，周向张国焘讲了遵义会议的情况，解释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象往常一样，他扳着手指一项一项地述说着各项内容的要点。他说：“事态的发展对我党有利，我们党领导人民抗日的时机已经来到……蒋介石越来越孤立……。”甚至在蒋介石的部下也有人对蒋拒不抗日表示气愤。日本人只能盘踞在城市里和铁路沿线，他们不可能统治农村地区，革命将来自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农民之中。
张国焘哈哈大笑。他知道长征中部队所遭受的损失和他们可怜的身体境况。他问：“你们有多少兵？”周恩来用肯定的语气、带点夸张而又似乎漫不经心他说，“大约三万人。”实际人数还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张国焘认为，撤出瑞金说明了失败和虚弱，而周恩来却在这里若无其事大谈北上抗击日本强大的军事力量！张国焘说，“困难将是难以逾越的。”他掌握了第四方面军的八万部队和八万非战斗人员，控制了具有三十万人口的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是一个很好的牢固的根据地，从这里可以向西扩展，进入新疆，从苏联获得装备。
张国焘还有没说出来的话，那就是他的根据地的收入的很大部分来自贩卖鸦片。从南方弄来鸦片，再贩运到北方，而川北正是必经之地。周恩来警告张国焘说，“你们的根据地是不稳固的，一有可能，蒋介石就会向它进攻。”
第二天，举行了一个仪式，在临时搭起来的台子上插上了旗子并张贴了标语。标语上写着：“扩大川西北根据地！”毛泽东对张国焘表现得极为友好，张国焘给毛泽东看一张六月十四日的报纸，报上有条消息断言毛泽东已被“倮倮”杀死，“倮倮”是对西藏人侮辱性的称呼。这已经是第三次报导毛泽东的死讯了。张国焘说，“你是一个很难被杀死的人。”大家都开怀大笑，其中也包括周恩来。他看着这两个人，意识到他们之间存在着故意。张国焘从来不喜欢这个长得笨手笨脚、长头发、闪烁幻想的眼神而又机敏辛辣的人。他喜欢周恩来，他弄不懂为什么周恩来对毛泽东那么顺从，那么尊重，总是面向毛泽东，请他首先发言。张国焘自言自语地说，“那个乡下佬，他算老几？”声音大得让他的部下都听到了。毛泽东也总是懒得跟张国焘说话，他对周恩来说，“你去和他打交道。”
六月十日，蒋介石派他的国防部长何应钦同日本驻华北派遣军司令官梅津美次郎又签订了一个协定，接受了日本的全部要求。并重申日本正在中国协助“联合铲除共产主义。”周恩来警告说，“蒋介石很快就要对你的根据地发起进攻。”周恩来现在由于阵阵高烧而浑身发抖。邓颖超非常担心周恩来的健康，但是周恩来却不肯休息。张国焘对周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遵义会议是非法的，党的权力应当属于他，而不应是毛泽东。周恩来表示愿意为此作出牺牲，张国焘可以代替他担任红军总政委。但是张国焘却要毛泽东的位置。周恩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你可以取代我，而毛泽东却是不能替代的。”
周恩来的辞职被接受了，政治局通过了关于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的决定。毛泽东摊开地图，清楚而明确地告诉张国焘，“我们下一步的行动是夺取松潘，因为松潘扼守交通要道。”这些地图是在三月份缴获的，当时国民党一个车队的装备、粮食和武器也落到红军的手里。“蒋介石派他最优秀的将领之一胡宗南〔3〕到松潘，但是胡的主力部队尚未到达。现在，我们可以拿下这座城市。”
张国焘带了两个营去松潘，但是他心不在此，只虚晃一下，放了几枪，便撤退了。胡宗南本人讲了这一段情况，“我在松潘只带了很少的一点部队，红军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抓获我。如果他们把我捉住，我只好求助于周恩来，因为我们在黄埔军校就认识，他能救我一命。”
蒋介石由冯·法尔肯豪森陪同飞到四川，直接指挥对共产党人的作战。事实证明周恩来说的是对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张国焘的根据地。
红军北上毛尔盖，毛尔盖是川北一个大的藏族乡镇，在那里一个叫沙窝的地方又举行了一次会议。毛泽东和张国焘谈不到一起。张国焘认为毛泽东是一个“无法无天”的人，而毛泽东认为张国焘想成为一个靠鸦片贸易发财的军阀。
一大片沼泽地阻挡了他们北上的去路，在一万平方公里的泥潭上长满了杂草、灌木丛和藨草属植物，泥潭上小溪交错，一群群的昆虫嗡嗡叫着，吸食着过路人的血。藏民中的掠劫者突然袭击毫无戒备和手无寸铁的人。只有过草地才能北上，没有其他道路可走，除这一条路，其他道路全被蒋介石的军队所封锁。
周恩来病倒了。他昏迷不醒，一直发着高烧。医生诊断说，“他得的是肝脓肿”，他认为周恩来可能会死去。
红军在此地滞留十八天，周恩来病重处于生死未卜之中。然而他挺过来了，经过抢救治疗烧退了，肝脓肿也消溶了。他的病情好转了。他能站起来，但仍很虚弱。
周恩来的身体又恢复了健康，毛泽东和张国焘之间达成妥协。从瑞金来的第一方面军的大部分和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的一部分就要组成一支纵队，走东路过草地。东路有若干条危险的沼泽小路，不是泥浆就是变幻莫测的小溪。毛泽东、周恩来和叶剑英将随东路军行进。张国焘率领第四方面军的大部分和第一方面军的一些部队，其中包括朱德，将穿过草地向西挺进。在走过这段艰险的路程之后，两支部队将汇合一起北上建立根据地。这种奇特的安排表明张国焘和毛泽东互相为对方提供了一些人质。离开沙窝之前，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声明说中央委员会“空前团结一致”，并通过广播郑重呼吁“全国同胞”结成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广播喇叭对集合起来的部队播送着这个信息，大家都高唱国际歌。
“过草地是长征路上最阴暗的时刻，也是我们历史上最阴暗的时期。我们陷入了绝境，不仅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水是污浊的，——但是我们活下来了。”这不仅指毛泽东和周恩来遭受肉体上的折磨，还指精神上的压力，因为他们不知道张国焘是否会同他们合作。周恩来有一部分时间被担架抬着走，担架员被脚下的烂泥滑倒，把他摔在泥水里了。周恩来不愿再给战友们增加负担，要自己步行，同志们坚持不让他在“齐胸的水中”走路。所以周又回到担架上了。人们的身上总是水淋淋的，天下着雨。他们泻肚子。“我们吃下的东西又原样便出来。”西藏掠劫者向他们开枪。尸体不能掩埋，就把他们安置在离开小路傍的高高的藨草属植物丛中。四百多名战士在过草地时死去。周恩来再次从担架上下来坚持要步行。他建议战士们解下绑腿，联结成绳子，然后绑在身上连成一串。渡过那许许多多的小溪时，一旦有人倒下，其他的人就可以把他拉起来，使强壮者帮助体弱者。他也要与他们连在一起，但大家没有答应。战士们解下皮带，再加上一些野菜，放在水里煮，周恩来把这叫做“三鲜汤”，他尝了尝说，“味道真鲜美。”
过草地用了八天时间。前面就是巴西镇，那里国民党的军队正严阵以待。但是现在已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红军了。他们打起仗来勇猛无比，一举击溃了敌人。然后停下来等着张国焘。第四方面军部分队伍到达，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是九月二日张国焘〔4〕打电报来，说由于洪水他不能来了。再说，他也改变了想法。他认为向北走是自我毁灭。这里的土地是贫瘠的，几乎荒无人烟，居民大都是回族穆斯林，他们的凶悍是远近闻名的。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可能，他们就袭击和残杀汉族人。张国焘命令跟随毛泽东东路军纵队行动的第四方面军的部队回到他那里去。他又用密码给东路军他所信任的一位指挥员发了一封电报：他希望毛泽东和周恩来放弃他们的愚蠢想法，否则他们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封密电发给了“九十九”号，被叶剑英截获，叶把它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感到心绪烦乱，“真是太糟了，这比过草地爬雪山还要糟糕。”这预示着党的分裂，分裂将意味着全部希望和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设想的破灭。毛泽东去找正随东路军行动的徐向前司令员，给徐看了电报后问：“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徐向前震惊得一时说不出话来，随后明确表示“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
毛泽东决定立即悄悄随第一方面军转移。他们的全部人马不过六千人，也许更少一些。他们徒步离开，忠于张国焘的军官派兵追赶，周恩来留在后卫部队。他面对追兵说，“你们想要干什么？如果你们要开枪，就向我开枪吧。你们是中国人吗？你们是共产党员吗？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要把枪口对准日本人。”当周恩来诚挚地请他们脱离张国焘加入东路军时，追兵们犹豫不决。但是，最后忠诚占了上风，他们郁郁不乐地回去了。
现有的红军战士确实是太少了，无法象原来设想的那样创建一个新根据地。根据地建在哪里？他们现在还被或多或少的怀有敌意的回族穆斯林少数民族包围着。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到陕西省北部一个又小又偏僻、毫不起眼而又贫穷的红色游击队根据地去，与他们联合起来，这个根据地是由一个名叫刘志丹〔5〕的人创建的。他曾在黄埔军官学校学习过，听过周恩来的课。陕北根据地虽小，但战略地位很重要。它东邻黄河平原，北接宁夏省，南通陕西省省会西安，西安在历史上曾是唐朝的都城。根据地位于华北黄土地带，而且存在了下来。他们向这个根据地发了电报，“九十九”收到了热情洋溢的回电：十分欢迎红军的到来。于是他们向北挺进。时值九月，开始刮起了西伯利亚的寒风。一路上遇到更加猛烈的、血雨腥风的战斗，部队死伤惨重。最后他们爬上了六盘山，在山脚下又打了一仗。红军击溃了敌人，又取得了胜利。现在，在他们面前出现的有如月球上的景象，寂寥的黄土地，被风蚀和雨水冲刷成的峡谷和峭壁。这里还有中国长城的遗迹，见到长城遗迹使他们豪情满怀。他们又回到他们的文化和人民的摇篮。毛泽东容光焕发。这是一个好兆头。这是汉族的发祥地，被称之为中国的国家就在这里诞生。黄帝的陵寝距此不远，黄帝是一个半神话式的人物，是中国的开创者。
十月十九日，他们到达了一个在黄土山崖上挖出一排排窑洞的地方。狂风卷起黄土扑面而来，这个地方叫吴起镇。根据地的一些红军战士前来欢迎他们，但是其中没有刘志丹。当时他带着镣铐被关在一间茅屋改成的监狱里，因为这里也在推行“布尔什维克化”。刘志丹和他的支持者由于不想实施强硬的政策而被打成反革命，要将他们处死。
五十四年以后，即一九八八年十月，一位当年的红军老战士，现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习仲勋〔6〕曾对我讲了这个故事。在讲述中不时摆动着坚实的身躯开怀大笑。“当年我是一个十四岁的贫苦农民的孩子，我从家里跑出来，参加了刘志丹的部队。王明派来的布尔什维克们连我们也不肯饶过，我也被判处死刑。可能是要把我活埋吧，因为子弹太少了，不能把子弹浪费在象我这样的人身上。”刘志丹和习仲勋等人，被长征过来的红军所拯救。
周恩来很快控制了局面，解释了党的路线自遵义会议后已经改变。团结和党的纪律又一次得到恢复。长征的幸存者现在有四千人。每个人都发了一件棉衣，但周恩来不肯要。他穿的是一件旧皮外套，那还是在法国买的。他把棉衣给了警卫员小魏。小魏的眼睛由于感染和缺乏维生素而几乎完全失明。周恩来照料他，把自己的马让给小魏骑，而自己步行。
长征来的部队驻扎在保安地区。象其他人一样，他们也在黄土坡上挖窑洞。周恩来和邓颖超现在也有了一个家，这是一个子宫形状的黄土洞穴，他们将要在里面居住。周恩来把一只制造精美然而沉甸甸的墨水盒放在做工粗糙的桌子上。这个墨水盒是他在法国买的，小魏知道周恩来喜爱它，长征路上一直随身携带。
在这片风沙弥漫的荒野上，人们所能想象的条件最坏的土地上，宏图大略形成了。
＊＊＊
同年十月，张国焘回到他的川北根据地，宣布成立了他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声称遵义会议是非法的，并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和博古的党籍。他认为周恩来是罪魁祸首，是他在遵义提议让毛泽东领导红军行动的。
周恩来采取了和解的态度，据说他曾给张国焘写了长信，再一次把职务让给张国焘。他写信给张国焘的指挥员们，提出如果他们到这边来，谁也不会受到处罚或责难。
一九三六年十月，贺龙到达了这个新的根据地。一路上他与敌人的军队和军阀冲杀，进行了他们自己的长征。周恩来见到他的朋友分外高兴。贺龙在距周恩来和邓颖超住所不远的地方为自己挖了一眼窑洞。他立即修建了一个篮球场，他说，“战士们除了打仗还需要娱乐。”
一九三六年十月，张国焘终于来到了陕北。他受到蒋介石军队的频繁进攻，在西进中受挫，损兵折将。他在河连湾受到了周恩来热情洋溢的欢迎。当时，没有提到他所做的坏事。
周恩来一直在关注着在四方面军中一些因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而受到迫害的干部、战士。廖承志就是其中的一个。有一天，在往豫旺堡的路上，他看到一队带着手铐的犯人，其中有一张他很熟悉的面孔，那不是廖承志吗！廖承志是已故廖仲恺的儿子，廖仲恺曾担任过孙中山的财政部长，一九二五年八月在广州被刺身亡。“他的儿子为什么在这里？”警卫战士告诉周恩来，“他们都是反革命和特务。”军队转移时，他们可能会被枪杀。
小廖是一个具有冒险精神的人，人们都叫他“水手”。他曾只身乘船去过比利时、荷兰、非洲……，他在汉堡大学学习过。回国后在上海工作时，他经常同他担任宋庆龄秘书的姐姐廖梦醒出入莫里哀路宋的住所。他是一个能干的联络人员，他在香港、日本和海外华侨中都有关系。蒋介石的秘密警察在一九三三年逮捕了他，由于宋庆龄向她厌恶的妹夫为他求情而免于一死。后来他到了鄂豫皖根据地在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中工作，但在“布尔什维克化”的清洗中受到牵连，被指控为国民党特务。
周恩来向张国焘提出要见一见廖承志。廖承志带到时，周恩来佯装态度严厉地审问他，“你知道你犯了什么错误吗？”周恩来顾全张国焘的面子而演出这场喜剧〔7〕。周恩来一方面不能不在表面上赞同张国焘对廖承志的处理，一方面又找出为廖减轻处分的情节。（在以后的岁月里，周恩来多次采取同一做法，用这种特殊的手段挽救了很多人，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张国焘领会了周恩来的用心。如果周恩来了解小廖，那么当然就意味着小廖并不那么坏，于是，廖承志被释放了，跟着周恩来北上，后来周恩来设法派他去了香港，廖承志在香港搞情报工作卓有成效，直到一九四二年离开香港为止。
朱德是同张国焘一起来的，他瘦得不象样子。他告诉周恩来，张国焘阻止他回来，否则他早就到根据地来了。周恩来没有讲什么。他们二人回到部队来就是一个重大胜利，特别是张国焘，他是一九二一年七月出席中共一大的十二人之一。忘却过去那些不愉快的事吧，就如同黄土覆盖着一座座坟墓。要为未来作准备，未来似乎一下子充满了希望。
【注释】
关于长征的书出版了很多，最初是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下的中国》（西行漫记）中的几章，最近的一本是哈里逊·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每一本书都作出了它的特殊的贡献。有多少长征的幸存者就有多少个长征的故事。
本书只引用了关于周恩来本人的故事，而且不是全部的。关于中国革命这一段历史的更多情况，请见其他著述。本章所讲的资料在其他地方还没有记载，但对了解有关周恩来生活的故事和他对历史所作的贡献却是重要的材料，是经过调查和有记载的。
〔1〕伍修权（1908—），学生时代参加革命，1925—1931年在苏联。回国后到瑞金根据地从事翻译工作，主要是给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当翻译。1950年11月，朝鲜战争期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衔特派代表出席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作者同他很熟悉。
〔2〕遵义会议决议，见杰罗姆·陈主编的《中国季刊》，1969年10月—12月第40期。1984年3月4日北京“新华电讯稿”曾提到当时在遵义的陈云的一个报告中对某些事实作了澄清。关于参加会议的人数的争论，主要由下述事实引起的：会议持续了数天，有时参加会议的人不可能始终在场。比如，彭德怀由于军情紧急会开了一半而不得不离开。见《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
〔3〕胡宗南（1896—1962），蒋介石最得力的将领之一。黄埔军校毕业。在围剿共产党根据地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见第一部分第十章和第十二章。
〔4〕见第一部分第五章。
〔5〕刘志丹（1903—1936）。著名游击队领导人，创建北方根据地，抵制“布尔什维克化”运动，受到“左”倾错误的迫害。1935年10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到达根据地后获释，跟随毛泽东转战陕西省，后因受伤而死。见克莱茵和克拉克著《名人传记词典》。
〔6〕习仲勋（1913— ），现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作者于1988年10月与他会见，这件事是习仲勋告诉作者的。见克莱茵和克拉克著《名人传记词典》。
〔7〕方钜成、姜桂侬著《周恩来传略》，人民出版社、北京外文出版社，1986年出版。1978年作者同廖承志本人谈话中得到印证。
2007/09/10
第八章同毛泽东结终生之盟——海岸和海洋（1935—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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