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底周抵达瑞金根据地
——1932年7月推荐毛担任军职
——1932—1933年一度受王明和共产国际制订的军事路线影响；第四次反“围剿”虽以蒋的失败告终，但由于人力损失很大，周开始对这一路线产生疑虑
——1932—1933年间中共临时中央在根据地推行的“布尔什维克化”使商人和一部分农民产生了对立情绪
——1933年秋，共产国际派奥托·布劳恩（又名李德）来加强贯彻执行“布尔什维克化”政策
——1933—1934年蒋介石在反动将领们的帮助下进行第五次“围剿”，取得成功
——1934年夏，博古等决定撤离根据地
——1934年10月，开始长征
——1934年，长征途中发生意见分歧
——1934年12月召开黎平会议，周要求毛发言并接受毛的意见，向贵州省的遵义进发
——1935年1月红军到达遵义
离开井冈山之后，毛泽东在福建和江西省的交界地区建立了游击队根据地。这是一片肥沃、水源丰富的土地，到一九三一年，这片根据地包括二十一个县，方圆五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二百五十万。这里有一些风光明媚的小城镇，其中最大的是瑞金，有二万人。这个地区因为有锡矿，是商贾必经之地。自一九三○年底起，蒋介石对瑞金根据地发动的“围剿”已不下三次。第一次，他的十万人马碰上了毛泽东爱用的捉摸不定的游击战术。“诱敌深入，分割包围，骚扰敌人，攻其不备，夜间袭击……。”蒋介石吃了败仗。一九三一年四月，蒋的国防部长率领二十万人进行的第二次“围剿”同样以失败而告终。第三次“围剿”于一九三一年七月开始，但在九月间日本占须了满洲，与蒋同盟的一些军阀拒绝继续打内战。事实上，有一支一万七千多人的军阀部队带着武器、弹药和珍贵的无线电设备投奔了瑞金根据地。
一九三二年一月，日本人进攻上海。驻守上海的是蔡廷锴。正是他，一九二七年八月在南昌杀害了他师里的三十名共产党学员。但他是位爱国者，他率领的十九路军保卫上海，英勇杀敌，激励了中国百万民众。蒋面前一片抗议浪潮，知识界上书请愿，数以千计，要求抗日。蒋的回答是“攘外必先安内”，五月，他继续同日本谈判停火〔1〕。他切断了十九路军的供给，派蔡廷锴去打瑞金根据地。
在后来的两年半里，周恩来的有些作法，及某些公开讲话全然不象一个头脑冷静、秉性公正的领导人。只有在“彻底布尔什维克比”的清洗中，他不断努力减轻镇压手段的残酷性时，我们才能看到那个我们所熟悉的人。然而，他似乎执行了王明一博古集团的一些十分愚蠢的政策。而这些政策带来的是丧失了几乎所有的根据地，使近百分之九十的共产党组织和军队遭到破坏。一九三○年，周明确主张的凡事要循序渐进，这时仿佛已荡然无存。
王明夸大其词地说瑞金根据地是“苏区”，这块播种地有一天会变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但是，这里同其它地方一样，推行“布尔什维克化”造成了地方上的冲突。十二月，周抵达瑞金后评价了清洗“AB团”一事。“AB团”实际上是逼供信的产物，被打成“AB团”的人被称做反革命，被认为全是渗透进来的国民党分子。一九三一年春，毫不留情地进行清洗。到十二月，清洗的后果已摆在周的面前。他在写给中央政治局的信中说：“我入苏区虽只三日，但沿途所经，已见到闽西解决社党所得的恶果是非常严重的……因此，现在许多群众不敢与共产党接近”〔2〕。
然而，“布尔什维克化”还要进行。作为中央委员会和军委成员的周必须执行这一任务。毛泽东创立了瑞金根据地，在民众中得到广泛的支持。他已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但在党内地位低于周，只是中央政治局的一名候补委员。周到根据地时，可能有人预计会出现对抗，可是周根本没想和毛争威望及权力。相反，一九三二年七月他给苏区中央局写信，推荐毛出任在瑞金的红军（也称为一方面军）的总政委。周指出，毛泽东同志有丰富经验，应该给他发挥才能的机会。苏区中央局起先同意了，但两个月之后他们又改变了主意，不许毛过问军队。周恩来以及在他推荐毛的建议书上签名的军事指挥员朱德和王稼祥，都只有服从。这时，他们接到的关于军队行动方针的指示与毛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恰恰背道而驰。指示说苏维埃共和国必须有一支强大、勇于作战的职业化军队。必须扩大根据地。必须攻占更大的地盘，夺取更多的城市，结束“被动局面”和“保守主义”。至于地方工作方面，必须根除毛实行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富农政策”。还要坚决谴责“小农的狭隘思想”。
毛泽东表示反对，但是他在军队和军委里都没有一官半职，只是根据地地方政府的“主席”，而且他这个主席还要受两个副主席的限制，大家知道其中一位副主席是与他意见不和的项英〔3〕。
这时的周，态度常常不够明朗，令人难于理解。在后来几个月的沉浮中，从周撰写的热情洋溢的文章和发表的演讲中，再也找不到头脑清晰的他，有的甚至为“彻底布尔什维克化”唱赞歌。是他害怕遭清洗？还是他的确认为应该这样做？
一九三三年，博古来到根据地。这时在国内只逗留了短短一段时间的王明已返回莫斯科了，把他的副手博古留下负责全面工作。王明从莫斯科发回一系列冗长的秘码电报，以此来指挥根据地的一切。
毛称之为“电报闹革命”。电报通过上海的无线电台中转〔4〕。只是在一九三四年，在上海的中转无线电台被蒋的秘密警察查获，联络中断了。
在瑞金，周负责无线电台工作。在这些电台站里工作的是经过训练的无线电收发报员，他们是难能可贵的无名英雄。这些人的统一代号是“九十九”。“无线电台是我们最重要的通讯方式，没有它就不能与其它根据地联络，我们就得不到消息”。对周来说报务员的生活条件和训练同密码的安全和保密一样重要。他不允许“最细微的疏忽或差错”。他自己的办公室和住处就安排在根据地最大的无线电台站旁边。一九三六年埃德加·斯诺见到周时，周说：“国民党一次也没能破译我们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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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后来按共产党的话来说叫做“两条路线的斗争”，早在一九三二年就已在“国际路线派”和毛泽东之间开始了。
毛泽东认为根据地不应该，也不可能维持一支庞大的职业化军队。游击队花费少得多，而且作用更大。武装农民不需专门的营地，也不需穿什么军装。他们可以去种田，同农民一起分担农活。毛说，他们在自己的家人和村子里就象是“水里的鱼”。
毛还反对剧烈的土改。他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是放过了富农和中农，只集中反对人们最仇恨的、最霸道的地主。他们残酷地进行剥削，人称“老虎”。然而那些纯而又纯的、头脑僵化的国际路线派把这叫作“机会主义”。新土改一开始，毛就预言它将是一场灾难。一九三七年，毛泽东对埃德加·斯诺说，“他们批评我烧杀得不够。”
“布尔什维克化”也把来锡矿买锡的商人和贩卖必需品的小贩赶走了。他们被当作资本家受到盘查，货物也被没收了。有时候还把他们当成国民党特务来枪毙。毛在和博古争辩时刻薄地讽刺说：有些人害怕受到社会现实的玷污。而博古则猛烈谴责毛的“小农思想”。那时候周说过什么没有记载。也许，作为一名现实主义者，他也抗议了，但没人听他的。毛并不是孤立的，有人与他站在一起。有一位名叫罗明。还有一位叫邓小平，是矮个子四川人，在巴黎时曾与周恩来合作油印《赤光》杂志。一九二六年邓回国。一九二九年周派他去广西省建立根据地。
广西游击队根据地为三百多名越南革命者提供了避难所，胡志明多次到中国时也利用过这个地方。这里原有两个训练营地，但一九三一年遭国民党军队攻占，邓小平率领剩下的部队去了瑞金根据地，他在这里编辑红军报纸。在和“布尔什维克化”的争论中，他与毛和罗明站在一起。结果，他和罗明两人都成为重点“斗争”对象，受到公开批判，从一个村拉到另一个村，当作“逃跑退却路线”的可耻典型示众。显然，有人敦促邓的妻子同他离婚，她也真的同他离了婚〔5〕。周恩来总是充当调和折衷的角色，他试图保护邓、罗二人，一九三四年让邓重新做报纸的工作。
但是在讲话中，周没有表示反对临时中央和王明、博古，而也谴责说：“那些右倾机会主义者，他们把夺取一个或几个省看做遥远的而不是眼前的目标，对向外扩展犹豫不决，却派我们的武装同志去村子里搞宣传或为部队募捐，以此来捆住他们的手脚，还不愿直接行动给白区的敌人致命的打击……”。这正是对关键问题的确切描述。可是周恩来为什么会犯如此严重的错误？也许他正在逐渐形成自己的策略，在今后几十年的困难岁月中他将一直使用这一策略，而且运用自如。这一策略就是：表面上不直接对抗，行动中却设法帮助那些遭不公正的谴责的人。
这样做并没有给人们留下始终如一、令人钦佩的形象。但是也许周的理由是，他必须象自己儿童时代心目中的英雄韩信那样，为了更好、更值得的时刻而忍受胯下之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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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发生了一件怪事。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六日以来，上海几家报纸连日以通栏标题刊登了一篇《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6〕。伍豪就是周恩来。伍豪之剑是个传奇……如果“伍豪”公开叛变，那么使很多党员坚持下去的信念大厦就要发生动摇。有一个时期。失望情绪十分强烈。周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起就在瑞金。他如何能驳斥这一捏造的谣言呢？谣言还是要驳斥的。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先是在中文报纸上以迂回的方式辟谣。后来又聘请一位住在上海的名叫路易斯·巴和的法国律师出面交涉，这位律师曾经为陈独秀辩护过。当时陈已被当作托洛茨基分子开除出党，后来被蒋介石逮捕。以周恩来的笔名周少山的名义发表的一项声明否认了这一事件〔6〕，奇怪的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插曲在四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又搬了出来攻击周，企图以此证明他曾经当过“叛徒”。
邓颖超和她母亲到了瑞金，两个人都身体虚弱，颖超的身体就更差了，因她备受困苦，精神紧张几乎病倒，而且她的肺结核又复发了。看到她咳出了血，周吓坏了，流下了眼泪。他还记得他的母亲冬儿和嗣母陈氏都死于肺结核。
根据地的医疗条件很有限，药品奇缺，却有一位令人敬佩的医生傅连暲〔7〕大夫。他是一位信基督教的码头工人之子。他父亲钦佩特拉法加战役的英国英雄，把他送到福建省长汀的一家亚盛顿医学专科学校里学医。学成后傅连暲办了汀洲福音医院自任院长。一九二七年秋，贺龙和叶挺奉周的命令率部队从南昌撤退时，经过这个城市，正是傅救治了伤员。这些人的英勇和信仰感动了他，觉得这些人同他所熟悉的军阀土匪完全不同。这样他开始从基督教改信共产主义，那时在中国的一所基督教大学中许多学生也同样迈出了这一步。傅于一九三二年到达瑞金。他在这里办医院、诊所，还开设了一所护理学校，到一九三三年已有二十名医生和三百名护士。他让邓颖超放心，他说：“我自己也得过肺结核，我知道怎么办。”她在床上躺了近十八个月，只是有时还得露面，去勉励根据地为前线出力的妇女。杨妈妈加入了傅的医疗服务行列，成了医院的宝贵人材，因为很多上年纪的病人更喜欢她的草药，而不喜欢西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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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三年二月，蒋调动四十万军队开始了第四次“围剿”，三个月后他与日本签署了停火协议。这次周恩来和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采用的是大兵团伏击歼灭战，而不是游击战。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他详细记述了所进行的军事行动及取得的胜利〔8〕。有一段时间，他似乎确实相信执行的战略是正确的，但是月复一月，付出的人力和装备的代价高得惊人，他的热情减退了，开始担忧起来。这时他努力避免“在力量对比悬殊，没有胜利可能的情况下去攻打城市。”在描述一次战斗时他写道，“流血很多……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一次教训……。”这时他发现农民越来越不满和不合作。然而无线电台源源不断地传来莫斯科的命令，“九十九”译出电文，周便皱着眉头读，然后一言不发地给朱德、聂荣臻、彭德怀和军队指挥员们传阅。在后来的一篇讲话中可以看到，他口头上仍然为这条路线辩护。“革命的主要任务是用革命战争来消灭帝国主义战争……把企图吞食中国的帝国主义战争变成一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的人民战争……。”
但是蒋介石的力量正在增强。与日本停火给了他集结军队的机会。中国所有的游击队根据地都遭到进攻，很多被占领了。一些丢掉根据地的游击队的余部重新集合起来转移到瑞金，这里的根据地看。上去十分稳固、兴旺发达、坚不可摧。毛泽东静静地在农村进行调查，他报告说农业将大大减产，因为商贩不来了，货物极为匮乏。简言之，根据地困难重重，面临失败的威胁。
一九三二年十月在距瑞金五十公里的宁都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9〕。会上，苏区中央局大多数人反对前方军事领导人“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实际上反对“取消主义”，也就是反对毛泽东。他们激烈地呼吁及时和无情地打击一切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
有一段时间对毛来说，情况相当严重。他要被降级，驱逐出党。当然驱逐之后，还会加给他更多罪名……很可能会被肉体消灭。
周恩来做出了反应。他拒不同意对毛泽东采取激烈措施。然而他又是奉命对毛进行严厉“批评”的。这些年间，党内一再采用这种习惯做法，任何因偏离党的路线而遭责难的人，不仅受那些谩骂者的批判，也受那些被怀疑同情他的人的批判。周对毛的批评被认为太讲究分寸，他又一次被称为“调和主义”。周认为，我没有妥协，我只是说话宽厚一些。别人则说：“你包庇不革命的观点。”最后，毛没有被驱逐出党，虽然他仍是根据地主席，却被迫暂时离开了前方。他回到根据地后患疟疾病倒了。
一九三三年六月，当第四次反“围剿”似乎以胜利结束时，中共中央发来一封关于军事指挥和扩大根据地的冗长的电报，实际上是共产国际军事总顾问的意见。
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和聂荣臻反对这些滥发的命令。聂在回忆录中回忆说：“接到‘长电’以后，周恩来、朱德和我们各军团在前线的领导同志都反对这个计划。但当时在瑞金的临时中央、中央局和军委的一些领导同志，根本不接受前线同志们的意见，三令五申，必须执行‘长电’。”
莫斯科容不得不同意见，要求完全服从。周复电说：“我们将原则上服从并执行”，但还是加上了反对意见：“有些细节电报里不可能包括进去。”他敦促召开一次会议来讨论拟议中计划的可行性。
自一九三三年初起，根据地就加紧征兵。召开了招募志愿兵的群众大会。以丈量土地为由，让农民离开土地，把他们送上前线。一九三三年中，由于收入锐减，肉类粮食匮乏，出现了任意没收，强行征税和进入民宅搜查隐藏黄金的现象。
一九三三年十月，共产国际专家奥托·布劳恩到达瑞金。
奥托·市劳恩的中文名字叫李德。他来后成了事实上的军委领导。“他不允许有不同意见……谁也不能发表个人观点……。”他与年轻军官们的关系是对立的。因为他们过去至少能够和上级进行最起码的讨论。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彭德怀……人人都得服从李德同志。李德同志认为军队要有德国式的纪律，于是便去实施这种纪律。
在此期间，丢失了一次机会。一九三三年夏，蔡廷锴想抗日却让他去打共产党。他对担任这种不光彩的角色愤愤不平，于是派了一名使者同红军联络。“我们必须打日本，不是自相残杀……。”周大喜过望，他立即派出红军代表与蔡廷锴的代表会晤。这是一次要抓住的机会，周虽没有正式与已遭贬黜的毛泽东联系，但向他转去了自己与蔡之间的来往电报。会晤在福建省举行，接着又传来佳音说福建省政府宣布脱离蒋介石。能否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呢？这会不会鼓励那些因为蒋一意孤行，对日本的侵略消极被动而不再听从调遣的军阀呢？
周挑选了一位最敏锐、最老练的地下工作者潘汉年来处理谈判事宜。潘受过良好教育，有一个富有的香港妻子，还是上海青帮头子杜大耳的朋友。潘来回穿梭，树立了温文有礼的形象。这时无线电台响起了嗒嗒声：中共中央局又发来一封长电，一封带有破坏性的电报，说不能与任何“反动分子”结盟；“中间立场”是不会有的，这在理论上是行不通的。周向蔡廷锴发了一封低调的电报，请他坚持，不要丧失勇气。然而蒋的军队长驱直入福建省，蔡只得沉默服从，直到一九四九年才又出现，加入了取得最后胜利的共产党成立的新政府。
如果说共产党根据地里有德国专家，蒋也有阿道夫·希特勒派给他的冯·法尔肯豪森和冯·塞克特。后者是杰出的战略家。“我们要扼死根据地。我只需要三十万劳工。”他在根据地周围建起了四条碉堡防线，简直是马奇诺防线的翻版。对所有生活必需品实行封锁，特别是盐和铁。没有盐，人就不能活。在哪个村民家里发现了盐，他和他的全家就会被杀掉。在根据地四周的几万户人家的所有工具，包括做饭用的锅和犁头全被没收了〔10〕。
为了得到盐，根据地的人们甚至煮起了老房子厕所的砖块。每个成人每天的粮食定量降到四盎司。傅连暲的医院拥挤不堪，成排尸体从那里拉出来。就是在这种条件下，红军还要与酒足饭饱的国民党军队作战。后者还配有新式德国枪炮。国民党军队向前推进，每前进一步就建造更多的碉堡来巩固他们的地盘。李德制订了一项建造反碉堡的计划。“不丢失一寸土地”。他还有一个高招，就是在共产党占领区处处设防，“以碉堡对碉堡”，搞“短促突击”。
建造反碉堡计划失败了，反而把余下的人力消耗殆尽。根据地从二十一个县缩小到七个、六个、五个……。蒋的秘密警察抓获了在上海仅存的共产党人，与莫斯科的无线电联系被切断了。
在五月的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决定将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但当初并没想象后来实际走的那么远，只想撤离并西进，与湖南、湖北省边界根据地的贺龙会师〔11〕。
但是要离开根据地，军队就必须冲破四道碉堡线。周说：“向西遇到的阻力最小”。在西侧一线驻扎的是军阀陈济棠的军队，他正巧对蒋心怀不满。毫不奇怪，周恩来在陈济棠的随从中安插了地下工作者。经过谈判，陈济棠同意把他的军队从红军冲出根据地西进的道路上后撤二十公里。
起初，李德反对周的计划，但是到后来他意识到局势难以维系了。十月二日，周的建议得到采纳，这次大撤退只有两周准备时间。
博古、李德和周负责撤退。当然又是周来负责干实事，也就是负责后勤。要组织近十万人突围是项艰巨的任务。周仔细地为每个部队、每个单位制订了计划。不是所有的共产党人都撤离。大约有二万人要留下来做后卫，然后分散成游击队……等待形势发生转机。
怎样决定谁走谁留呢？对于哪位军事干部列入留下者名单，征求了周的意见，其他只向他报个数字。身材削瘦却富于幽默感的陈毅要留下来，他的任务是把根据地变成一个“流动游击区”。博古不同意带上患哮喘病的瞿秋白。博古说：“他是多余的人……他行时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诗人瞿秋白留了下来。根据地沦陷时，他被捕并惨遭杀害。大约三十名妇女，包括邓颖超、蔡畅以及一些政治局委员或中央委员的妻子加入撤退的行列。颖超躺在担架上，仍病得很重。她的母亲留了下来。
傅连暲大夫把伤病员留在农民家里，希望他们能得到照顾活下来。但大多数伤病员遭了杀害。留在根据地的还有十二岁以下的儿童和婴儿。毛泽东丢下了妻子贺子珍生的两个孩子。十二岁以上身体结实的男孩跟战士们一起走。他们长大后成了红军战士、军官和指挥员。日夜焚烧成堆文件和档案的滚滚浓烟染黑了天空。“苏维埃共和国”的档案被付之一炬。
十月十日，冬天第一场大雾笼罩瑞金，撤退开始了。
周恩来伫立路旁，望着部队鱼贯而过。对发生的一切，他要负责任。这次撤退他是决策人之一。战士们一边走一边唱着歌。每一个团都由红旗引导。这不是败退，不是。已发出战斗宣言：红军北上抗日！它再次提出与中国一切愿意抗日的军队联合！
要是与莫斯科的无线电联系不中断，这可能不会发生。然而，宣言是由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及军事指挥员们起草的，国际路线派中的两人当时在根据地，他们不同意王明和博古的政策，也在这个宣言上签了名。
没有征求李德的意见。
撤退的队伍中，有战士干部、青年队员、挑夫和担架手等共八点六万多人，还有些驮运东西的牲畜，走起来，排成长达十公里的长阵，朱德称之为蝎子阵。它的右钳是红一军团，指挥员是面色灰黄的林彪，政委是聂荣臻。左钳是由彭德怀指挥的红三军团。他被人称为石穿，身材粗壮、讲话直率，深受部下的崇敬。八军团和九军团殿后。中间是领导人、干部、青年队、担架队员和扛着东西的挑夫。带走的东西包括印刷机，其中有一台可以印钞票；制造枪支的机器，其中有需要六个人扛的装箱的钻床和大齿轮：还有傅连暲的宝贝：一台笨重的X光机。这要二十人分三批轮着抬。走在中间的还有代号为“九十九”的报务员，带着无线电发报机，以及押运金条、银锭的保卫人员。
毛主席骑在马上，背着一顶油纸伞，肩上挎着装地图的百宝囊。还有部队的炊事员，扛着十五公斤重的大铁锅，胸前交叉背着香肠似的干粮袋里装了三公斤分配的粮食。部队裁缝则扛着胜佳牌缝纫机。
在十月的一个寒冷的下午，他们开始撤退，这就是后来著名的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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碉堡封锁线被突破了。军阀陈济棠信守了他的诺言，当蝎子似的队伍经过他的地盘时，他让军队向后撤。但是不久，这支行进中的队伍就遭到了德国人驾驶的飞机的机枪扫射，死了很多人。虽然做出夜间行军的决定，队伍还是越拉越长，从十公里到二十公里、三十公里。分散的单位失去了联系，有些挑夫扔下担子溜走了。
当时很多战士是只经过几个月训练的新兵，他们逃跑了。十一月二十七日，先头部队两个军到达湘江。这条又宽又深的河挡住了队伍通往贺龙根据地的去路。“九十九”试图用电台同贺龙联系，但没有回音。贺龙正遭到进攻，他也正在撤退。
渡湘江是十分可怕的。那是一场残酷的血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领导人中没人愿意谈起它。后来的记述各异。人们在记忆里对这些令人难以忍受的往事已慢慢地淡漠了。然而作为前锋的军 团有一半人员伤亡，青年队有三分之一人员牺牲。傅连暲的痛苦从此开始。每次战斗之后他都要作出抉择：去救谁，让谁死。多年之后他还记得那些等死的人的哀号。
妇女们也拼命地干。朱德的妻子、健壮的康克清为三名受伤的战士扛枪。
蔡畅把骡子让给了傅连暲大夫，一路上自己几乎一直在步行。
周恩来和博古争吵，也和李德争吵。部队四分五裂。出现逃兵、装备丢失、发生纵火和破坏。在一个叫龙坪的村子里，周亲自指挥扑灭一场大火。这是国民党特务纵的火。在龙坪；部队进行了休整，等着走散的人归队。
十二月十一日，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在那里领导人开了一次会，讨论应该向哪里走？有人建议去四川。“在川北，张国焘同志建立了一个新根据地”。一九三一年张国焘被派到鄂豫皖根据地，一九三二年就把它丢了。他和根据地的军事指挥员徐向前在川北安顿了下来。李德表示不同意，坚持说他们仍应该设法与贺龙会合。周说：“在我们和贺龙的根据地中间有三十万国民党军队。”而且，贺龙自己也在撤退。这时周不再理会李德。他请仍然失宠的毛泽东发表意见。毛说：现在红军不可能再打仗了。在湘江蒙受巨大损失后，它还没有恢复过来。他建议向西去贵州省。在那里掌权的是三个军阀，他们靠鸦片赚钱。他们的军队被叫做“双枪兵”，因为他们都有一支步枪和一支烟枪，而且更喜欢用烟枪。另外，朱德和刘伯承都是哥老会的成员，哥老会又叫袍哥，那三个军阀也是哥老会成员。这两位共产党指挥员说：“兄弟之间总是好说话。”外号独眼龙的刘伯承和贺龙一样曾在哥老会里有较高的地位。李德十分恼火。“周恩来同志，你开了一次非法会议。在没有召开政治局全会的情况下，你却让一个有农民意识的取消主义者毛泽东发表意见。”周脸无表情地看着这位共产国际的德国顾问。
“李德同志，这是军事指挥员们自发的决定。他们想听听其它意见。无论如何，这里的椅子怎么也不够开全会用的。”
向前、向西，通过苗族居住的地区。战士们说：“好嘛，我们走出中国了。”他们根本不知道苗族是中国五十几个少数民族之一。在红军到达之前，苗人就逃走了，没留下一点食物，把磨石也砸碎了。某纵队的几名战士在拾田里的稻谷脱壳，正巧让周见到。周便同他们一道用石块把稻粒的壳碾掉。这件事传遍了全军〔12〕。
十二月，无线电台没从莫斯科收到任何电报。“九十九”继续试图与贺龙及张国焘联络。“中间隔的山太多了”。行军途中停下来时，军事指挥员们去找毛泽东聊天。他讲笑话，逗得大家轰堂大笑。聂荣臻踱到周恩来坐的地方。“恩来，我们必须从发生的事情中得出结论。”周点点头。他必须重新设想一整套新战略。
他们抵达了景色旖旎的贵州省边缘小镇黎平。贵州的省会贵阳，贵阳的意思是珍贵的太阳，因为该省日照很少，往往笼罩在沉沉烟雾之中。十二月底，山坡上的梅子树初吐芳华。在黎平，周恩来召集了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长着鹰钩鼻、身材瘦瘦的陈云对他说：“到了算一算帐的时候了。”陈云〔13〕是党内为数不多的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领导人，后来成为中国的一位重要经济学家。
各位指挥员报告了自己队伍的情况。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还剩下不到三万人。周又一次转向毛，“毛泽东同志，你的意见是什么？”
毛建议加紧夺取西北三百公里外的重镇遵义，在那里建立一个新根据地。但是，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在精疲力竭的红军余部中恢复政治动力和信心。毛出其不意地严厉谴责了李德和博古。部队脱离了人民……已经不象一支革命军队了。它已经成了一群没有根的乌合之众。“没有把真实情况告诉我们的部队……他们的意见也得不到考虑……。”周默默地听着，虽然每一个字也都是对他本人的批评。关于建立一支职业化军队以及脱离群众，他和其他人一样负有责任……会议多数通过了继续向遵义进发的决定。
这时，李德意识到中国同志已经决定抛弃他了。新的权力中心正在形成。指挥员们围绕在新太阳毛的周围。而他，共产国际的专家则被悄悄地拒之门外。
政委们告诉他们的部队，他们将去遵义，在那里要建立一个新根据地。不会再打自杀性的仗了。部队向前进发，傅连暲大夫也是兴高采烈，因为他们到了那个出产有名的茅台酒的镇子。这种烈酒经过十七道蒸馏，点火就着。“现在我可以消毒伤口和器械了”。战士们和周恩来都发现了茅台酒的好处。从在贵州的日子起恩来就最爱喝茅台。大概正是这个原因，后来周当了总理的时候，茅台也随之享誉全中国。
通往遵义的路被乌江拦断，江水奔流湍急，两岸峭壁林立。只有一个小滩可以放出木排。当过煤矿工人的红军下级军官耿飙带一队会游泳的战士跳下水去，游过河，夺取对岸的要塞。一九八四年耿飙〔14〕在日内瓦告诉我，“实际上我不会游泳……我身上绑了两条充了气的自行车轮胎。”他们搞到了足以渡河用的船只。遵义驻军不战自降。战士们进入了这个寂静而美丽的市镇，呈现在面前的是带有砖雕门楼的两层楼房，点缀着玉兰、腊梅和连翘。遵义是个富饶的地方。汉、苗两族杂居。粮食充裕，鸦片贸易兴旺。由于恢复了严明纪律，战士们进城后秩序井然。一月九日一切就绪，欢迎等在城外的领导人。楼上的窗子外挂出了红布旗子。墙上写了标语，小学生挥动着纸花。军乐队奏乐。聂荣臻和林彪的第一方面军的战士们打扮整齐站在主要大街两旁，老百姓挤在他们身后。军阀和富裕的商人早已闻风而逃。
博古和朱德，随后是毛泽东骑马进城了。看到毛，战士们高呼“毛主席、毛主席。”他们一遍遍呼喊他的名字。部队已经选择了自己的领袖。
周恩来而无表情地骑马过去。他小心地走在别人稍后一点。走在所有人的后面。
他不去争夺显赫的权力。他不需要权力，这不是他一生的追求。这时应由他来使毛泽东走上适当的领导位置。党和军队必须再一次强大起来。拥立国王的人知道什么时候选择国王。他让毛走在前头，自己跟在后面。
【注释】
〔1〕指蒋介石政府与日本人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
〔2〕见《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出版。
〔3〕项英（1898—1941），撤离根据地时，他与陈毅一起留下。见克莱茵和克拉克：《名人传记辞典》。关于他遇难的情况见第一部分第十章。
〔4〕当时周恩来的情报机构依靠在上海的一些欧美人士和其他人士。详见第一部第九章及韩素音与路易·艾黎谈话记录。那些谈话对此事有不少说明。
〔5〕邓小平结过三次婚。他的第二位妻子1933年在瑞金与他离婚，当时他在挨斗。1939年他再次结婚。
〔6〕见方钜成和姜桂侬著《周恩来传略》外文出版社1986年出版。另见《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
〔7〕傅连暲（1894—1968）“文革”期间受迫害而死。见克莱茵和克拉克：《名人传记词典》。
〔8〕见1988年十月在天津召开的周恩来研讨会上，中外学者的论文。另见《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
〔9〕宁都会议。见《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
〔10〕中国王朝曾用控制盐、铁的政策来镇压农民起义。1933—1934年蒋介石再次采用这一政策。
〔11〕贺龙的根据地建在湘鄂西地区，其中包括武汉附近一个叫洪湖的地方。
〔12〕周的工兵写了周在长征路上热情关怀战土的情况和轶事，本书从略。
〔13〕陈云，1905年生，本书写成时他仍在世。陈云虽已年近90，仍是中国首要经济计划者之一。见克莱茵和克拉克：《名人传记词典》。
〔14〕耿飙（1909— ）1984年9九月作者特就此事采访了他。见克莱茵和克拉克：《名人传记词典》。
2007/09/10
第七章推举毛泽东（1931—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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