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9月初抵达广州，负责广东区委工作，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
——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上与高君宇相识，高在后来充当了周与邓的红娘
——1925年4月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开始
——在黄埔军校学员中发展中共党员
——1925年8月与邓颖超结婚
——1925年在讨伐军阀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中攻占汕头
——与蒋介石发生冲突
——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夺取武汉
——1926年12月周被派往上海，组织工人起义
周恩来从法国回国时已与邓颖超相爱，不过同年九月他抵达香港后并没有去看望她。他是一位严于律己、有责任感的领导人，处处都能以身作则。他直接去了广州，九月初抵穗后，负责广东区委工作，管辖范围有广东、广西、厦门和香港，因此十分繁忙，但他不断给颖超写信，并向她求婚。
颖超这时在天津达仁女子学校教书，同时还担任学校的簿记工作。负责这所学校行政的是马千里。周频频给颖超写信，都是请校长马千里转交〔1〕，然而马是一位粗心大意的人，他把周的书信扔在抽屉里，没有及时转交给邓，害得恩来一直没收到回音，心里十分着急，托一位好友找到马校长问起此事，他才说：“可能在这里吧。”到抽屉里一翻，找出十多封没有启封的信。
广东区委的总部设在广州市文德路一幢楼的二层。这也是中国当时唯一公开的共产党办公处。当时广州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府控制下。革命政府管辖广东全省，但地位并不稳固。相邻的广西省的军阀暂时还支持孙的政府。
当时，广州城内生机勃勃，民众情绪高涨。广州市，毗邻内陆，土壤肥沃，有珠江的丰富水源，又是重要的港口城市，其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二世纪。传说有一位神仙带着五只羊在这里落脚，因此广州又叫“羊城”。广州人极富活力，爱争争吵吵，到今天广州人还执拗地操着自己的方言——粤语。周恩来不会讲广东话，但据说他十月份还向一次五千余人的集会发表了重要演讲，他怎么做到这一点，就不得而知了。
当时，广州城的人们充满希望。广东人具有反抗“番鬼”即洋电子的悠久历史，十九世纪，整村整村的人起来反抗英国人，他们手中的武器不过是大刀长矛。在过去二百余年里，该省向国外大量移民，因为殖民列强需要劳力来维持他们在东南亚的种植园。十九世纪移民达到高潮，成千上万的人以每人八美元的价钱，被买去修筑新世界的铁路，开凿巴拿马运河。海外华人有一半来自这个省。孙中山本人也是“海外华人”，在国外生活多年。他与海外华人关系非常密切。他的外交部长陈友仁也是位华侨，出生在特立尼达。财政部长廖仲恺出身于华侨名门。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是一位很富有的华侨之女，就学于美国的威斯理安女子学院。
周恩来旅欧四年，这段经历扩大了他的视野，也使他更易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他在文德路的中共广东区委办公处接待了各阶层群众，其中有工人、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附近村庄的农民，还有国民党官员、商人、银行家和经纪人……似乎每个人都决心为“统一战线”出力。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正式宣布国共两党联盟，并宣布为统一中国、消灭军阀，准备进行北伐。这时，已有俄国船只在广州码头卸下军火。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顾问不时出现在孙中山的左右。在苏联的帮助下，六月建立了一所军事学校——黄埔军校，用来培训革命军队的骨干。十一月，周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尽管“统一战线”已宣告成立，但是，内部斗争很激烈。孙中山的国民政府象“布满窟窿的海绵”，到处潜伏着阴谋。广州商团的银行家和商人们对联共抱有很深的敌意；西方列强也害怕这种联盟。香港的金钱和武器源源不断送往广州商团，阴谋挑起事端。周对眼前的危险是心中有数的。他十月份拜会孙中山时就告诉他说：“广州的商团得到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他们正在集结自己的军队，而且，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先进。”另外，商团还得到一些地方军阀的支持。
这一年的秋天，终于发生了广州商团的武装叛乱，孙中山在苏联顾问、中共广东区委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下，坚决地镇压了这次叛乱。周恩来参加了平叛临时军事指挥部的工作。中共广东区委组织的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在平叛中发挥了作用，周从平息商团叛乱中认识到，共产党应该迅速建立一支“自己的武装”。他后来对从莫斯科回到羊城与他一道工作的聂荣臻说，“国民党是由背信弃义的军阀结成的同盟”。
准备组建的军队是要置于当时称为“革命的国民党”的领导之下的。但如果要建立一支独立的、由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黄埔军校中建立一个由身为共产党员的军官和学员组成的核心，这是不是与统一战线的原则背道而驰呢？周认为不是。因为一个人可以同时加入国民党和共产党。毛泽东和周恩来本人，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员。如果说在法国他头戴两顶帽子，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帮助发展国民党组织的话，他这时头顶的帽子就更多了，既要负责中共广东省委的工作，又要在黄埔军校讲授政治课，还要协调由各方地主、军阀和形形色色机会主义分子组成的国民党与当时以生活俭朴、素质优秀的知识分子为核心的共产党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不过，国民党人多数是靠剥削工农来生活的，周是如何让他们接受放弃剥削的观点的呢？“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大同世界……多少世纪以来这一直是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普利民生……”周引经据典，又援引孙中山的话，听起来颇为虔诚，并符合中国文化传统。那么他是否心口如一呢？他恭敬地拜访了当时在广州的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陈独秀告诉他，当务之急是保持“团结”，“不要造成冲突、不和，不要公开挑衅”。
周又去见了孙中山的财长廖仲恺。廖一家行迹遍及全球，能讲几种外语，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廖仲恺的儿子、时年十八的廖承志〔2〕，后来描述了当时与周见面的情况：“他穿着整洁，步履轻捷，目光敏锐，眉毛浓密……任何东西部逃不过他的眼睛……似乎把整个屋子以及房间里的人都摄进了脑中……”
廖家成了周最喜欢去的地方。他在这里见到了孙夫人宋庆龄〔3〕。也许是因为讨厌她丈大周围那帮人卑伪狡诈，庆龄经常到她好友廖夫人这里来。廖夫人名叫何香凝，是一位知名的画家，对日本绘画尤为欣赏。宋庆龄觉得周恩来举止彬彬有礼。“他与妇女交谈就象和男士交谈一样，与他在一起觉得很轻松”。
周对这时的政治风云依然忧心忡忡，“孙中山身边都是些机会主义分子……政府总是在退让”。国民党左派廖仲恺成了众矢之的，被免去了财政部长的职务。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冬天，谁都知道孙中山身患肝癌，生命垂危……他去世后会怎样呢？
当时，共产国际总顾问迈克·格鲁森伯格，更为人知的名字叫鲍罗廷，以及瓦西里·康斯但丁诺维奇·布留赫尔，又名加伦，在孙中山政府里担任高级顾问。布留赫尔是军事专家，而鲍罗廷则是政治专家。鲍罗廷是个六英尺的高个子，蓄着八字胡，声音洪亮，娶了位美国妻子。他警告周恩来“不要制造摩擦，不要吵吵嚷嚷”。莫斯科的指示是保持统一战线顺利运转。周认为“没有一支军队就没有一个强大的党，也就没有革命……”，针对这个观点，鲍罗廷说周“太性急”。于是，周只好顺从他在表面上缓和些，但同时他开始在黄埔军校秘密地尽力培植一支完全由共产党领导的学生军。聂荣臻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爱踢足球的陈毅也来了，担任教官。周发现了身材魁梧、风度潇洒的叶剑英〔4〕。叶是客家人，孙中山发起的几次流产政变中涌现的英雄和牺牲的烈士，来自叶家乡的客家人为数最多。叶剑英出身商人家庭，年龄与周相仿，衣着讲究，外表看起来有点象个花花公子。周发现的另一个人材是叶挺〔5〕。叶挺也是广东人，出身富裕家庭，在香港有些亲戚。
叶剑英和叶挺以后都成了周的亲密朋友和忠实的支持者。在他们的协助下，周开始组织一支由学员组成的特别军队，这支队伍以后发展成了红军。他为这些未来的共产党员举办讲座。这时，他的情绪又高涨起来。也许最终他还能取得胜利……
黄埔军校同孙中山政府的其它部门一样，时时酝酿着阴谋。周很失望地发现，一九二四年五月招收的第一批六百多名学员中，有不少人与上海的秘密帮会〔6〕有联系。这当然并不足怪。秘密帮会在中国可谓由来已久，孙本人也倚仗他们的支持。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难题，而且以后许多年里这个问题都一直缠绕着周：一个秘密帮会的成员怎样与党员的身份相符呢？归根到底，他应该听谁的呢？
黄埔军校招收了第二批、第三批学员以后，周的处境要好一些。听他讲课的第四批四百六十余名学员中，有相当一部分后来成为共产党员。
叶挺成功地组建了一支铁甲团，后来人称“铁军”。叶剑英则组织起两个亲共产党的学员连队。
暂时看起来，一切都在顺利地进行。周恩来从事这些活动并未遇到什么阻力。这些年轻的革命者谁都没有想到后来毁掉这一切的竟会是当时表现热衷于革命的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7〕。
蒋介石时年四十。最初在保定军校中受训，以后转到日本。他博得孙中山的信任，有两个原因：一是他曾从绑架孙中山的军阀手中将孙解救出来，而孙中山一向是易于轻信他人的；二是他与秘密帮会关系密切。蒋的师兄弟就是中国最臭名昭著的黑社会头目、上海青帮的头子之一杜月笙，此人又叫“杜大耳”。
蒋手下还有陈氏二兄弟，即陈立夫和陈果夫。他们在黄埔军校非常活跃，组织学员反对共产党，组成CC集团，并模仿希特勒的“褐衫党”，创办了亲法西斯的组织——蓝衣社〔8〕。蓝衣社宣誓效忠领袖，即蒋介石。《我的奋斗》成了他们的必读之物。
周恩来与蒋介石的斗争，在黄埔军校就开始了。这是一场斗智斗勇的较量，这场较量使两人彼此敌对长达二十五年之久。
蒋介石与周恩来祖籍都是浙江，所以表面上对周十分客气。他对周恩来满脸堆笑地说道，“我信任你。”说话间露出满嘴假牙——他很早就装上了假牙。蒋到过苏联，而且把儿子也送到莫斯科的孙逸仙大学学习。以显示他是多么革命，他还曾大言不惭他说：“就是我的兄弟背叛了革命，我也会宰了他。”鲍罗廷轻信了蒋的话，于是对周恩来说：“千万不能冒犯蒋。我们必须同他合作。我相信他从根本上说是同情我们的。”
身为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在授课中强调要保护人民，爱护民众，不得掠夺百姓，奸淫妇女。“我们的军队不是压迫民众的工具，而是要解放民众，推翻压迫者”。为了帮助学员掌握这些在当时中国还十分陌生的新概念，周编写了一些教材和一本通俗读物《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简史》，简要介绍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历史。这本小册子也作为广东省区委组织的成人扫盲班的教材。
一九二四年十月，直系将领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到北京商讨南北统一问题。十一月，身患肝癌的孙中山脸色苍白，羸弱消瘦的身子紧紧裹在棉袍中，启程前往北平。对于孙中山北上，国民党内各派想法不同，势力很强的右翼坚决反对联共，担心即将举行的北伐会对共产党有利。他们认为与其联共，还远不如与北京的军阀谈判。共产党内也有两种意见。设在上海的中央担心削弱了广东：周恩来则认为孙中山北上能把革命推向北方。但孙中山很乐观。他携夫人宋庆龄绕道日本，受到那里华人和许多日本友人的热情欢迎。一月抵京，但这时显然他已生命垂危，无法应付车轮战似的宴会、会谈、宴会、反谈判，以及一份又一份的建议和反建议。二月，孙被送进医院，住在单间病房里，由当地最好的医生和护士诊治、照料。三月十二日孙中山病逝。他的灵枢送往车站准备运回南方，沿途护送灵枢的人达十万之多。
孙中山不仅是医生、政治家、革命家、秘密帮会的成员，同时也是基督教徒，他夫人坚持让护送灵枢的乐队演奏基督赞美诗。孙去世时五十八岁，他夫人则时年三十二。人们认为她会隐居、安分守寡，但她头脑敏捷、性格刚毅、炽爱祖国，这些使她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以后的几十年中，宋庆龄在中国革命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与周恩来的友谊可能也对她作出的选择产生了影响〔9〕。
一九二五年初，广州革命政府虽然已成立了两年，但一个名叫陈炯明的军阀盘踞东江，敌视广州革命政府，他乘孙中山北上病重之机，举兵进犯广州。
讨伐陈的军事行动称为“东征”，这对周恩来来说，是第一次有机会检验一下他手下学生的素质。讨伐陈炯明的是一支崭新的军队，其政治核心由大约三千名黄埔军校学员组成，共青团和农民自卫队作军队的后盾。东征从二月上旬开始，初期战斗连连告捷。东征得到了农民的积极响应。所到之处村民们列队欢迎部队，为部队送粮送水，并用自家门板做成的简陋担架抬送伤员。报纸评论道：“谓民国以来仅此次听见。”周恩来和叶剑英亲自指挥各营作战。周恩来还亲自调查部队的违纪情况〔10〕，登记阵亡人员各单，隆重安葬死难官兵，并慰问他们的家属。同时，他委派广东区委人员去各个村庄，在收复地区组织农民武装和自卫队。
周恩来凯旋而归。蒋介石显然很高兴，任命周为黄埔军校军法处处长。当年九月第二次东征时周还担任了刚组建的第一军政治部主任。此前他还曾率部挫败广州城内另一名军阀的政变企图，因而声名大振。
军阀陈炯明虽被击败，仍负隅顽抗。一九二五年九月再次举兵来犯，于是周又率第一军学员迎击陈炯明。他手下有一百六十多名训练有素的政治干部，这些人负责对老百姓进行宣传教育。周没有公开宣扬共产主义，而是赞扬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但他的行为方式、与人民打成一片的作风无疑展示了共产党人的特点。十一月，他率军攻占华南海岸的重镇汕头——当时叫“沙头”。这是一次重大胜利。周马上被委任为东江各属行政委员。
由于英国对孙中山的政府抱有敌意，对广州港的封锁越来越紧。汕头则可作为替代港，俄国舰船可以不受干扰地提供装备和武器，周在汕头建立了一个党支部，其成员对外保密，这点以后证明挽救了一些人的生命。
这些战争艺术中的新手们所以取得战绩，与其说归功于战术，不如说靠部队的土气、纪律和政治动员以及民众的广泛支持。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周恩来是公认的第一个认识到中国需要一支“革命军队”的人，当然这并不等于否认毛持有相同的观点，他在几年后更为艰苦的环境中也坚持这一观点。受训于莫斯科军事学院的聂荣臻、叶剑英和叶挺三人也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建立独立的“红军”的观念虽然尚处在萌芽阶段，但周领导的东征的胜利，使这个观念得以加强。
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国共产党四大在上海举行。当时登记的党员有九百九十四人，到第二年底党员人数达到一万八千人。
周恩来以中共留法组代表身份出席了四大。会议期间，他结识了一位代表高君宇，两人“欢谈甚深”，彼此道出恋爱的“秘密”〔11〕。当时高也害着单相思，他主动提出替周传信。会后高亲自把信送到邓颖超手中，邓一九二四年就入党了，当时正负责河北省委妇女工作部的工作。她有点不好意思地对高说：“谢谢你作了我们的媒人。”言下之意她同意了婚事，他们得到党组织的同意，当年夏天，颖超被调到广州工作，在周恩来领导下的广东区委担任妇女工作部部长。
他们于一九二五年八月八日结婚。婚事办得很简单，几乎无人知晓。他们在离城区几公里外群山环抱的白云饭店招待了几位好友。在那里可能呆了几天，就算度了密月。即使今天谈起那段日子颖超还会有点不好意思。
毫无疑问，他俩彼此相爱，这从照片上就看得出来。那几幅黑白照片洋溢着幸福、充实和温情，他们偶尔也躺在床上直至夜深——当然机会不多，因为周十分繁忙——有说有笑，身边堆满了各种报纸和书籍。有时也大声争吵，因为颖超也有自己的见解。十月份，邓颖超的母亲杨妈妈来到广州，不过几个星期后就知趣地离开了，在离广州不远客家人居住的梅县找了一份教书的工作。颖超在婚后三个月怀孕了。但当时时局动荡，为了不影响工作，她没有征得恩来同意就打了胎——一九二六年七月她第二次怀孕时才要上〔12〕——，杨妈妈又回来照顾女儿。
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逝世后，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形成了三人执政的局面，即赞成联共的国民党左翼代表廖仲恺，右翼代表胡汉民，第三位是汪精卫，此人非同一般，起初是个热忱的爱国者，十二年后却成了日本的傀儡。
羊城面临着另一场危机。一九二五年五月中旬，驻守广州的滇系总司令杨希闵和桂系总司令刘震寰发动武装叛乱。广州政府急令东征军主力回师广州平定杨、刘叛乱。周恩来随军回师，参加了平叛。五月底，上海十多名中国工人死于英国巡捕的枪口下，引起全国各大城市大规模的反帝运动。香港工会宣布举行大罢工，先后有二十万工人离开那块殖民地，来到广州。罢工持续了十六个月，使香港商业陷于严重的瘫痪状态，同时也给广州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负担。共产党组织罢工委员会安排工人生活，但城市的财政遭受损失，日用品奇缺，通货膨胀不断加剧。
当年八月二十日，廖仲恺遭两名被收买的暴徒暗杀。忧心忡忡的周恩来认为，“这是阴谋的一部分。”蒋介石强行对广州实行军管，“以防止反革命政变。”他接管了警察，组织起保安队，又把自己的人塞进每个工会，从而控制了整个广州城。鲍罗廷对有些中国人的两面手法缺乏认识，反而称赞蒋的行动是为了“保卫革命”。更有意思的是，三架马车的右翼代表胡汉民被迫辞职，他的一位亲戚直接涉嫌收买暴徒刺杀廖仲恺。
这时负责国民党政府的就只剩两人了：一位是反复无常、难以测度的汪精卫，另一位就是国民党军队总司令蒋介石。
“我们的精神高于天。”在这段早年的岁月里，人们很容易相信，革命是包医人类百病的灵丹妙药。其它国家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土也纷纷来到羊城，如法国的安德烈·马罗、美国的安娜·露易丝·斯特朗。
此前，在一九二四年秋天，一位身材瘦小、体质较弱的越南人来到羊城，当时他自称阮爱国，若干年后，人们叫他胡志明〔13〕。胡志明一九二二年在巴黎已与周恩来相遇，不过他是与性子急躁的蔡和森的妹妹蔡畅结下了一见如故的友情。蔡畅和丈夫李富春这时都在广州，他们照顾胡志明。在文明路的一所小房子里住着三十来个偷越边界、逃脱法国殖民当局搜捕的越南革命者。广东区委负责照料他们，蔡畅、邓颖超则教他们汉语。周恩来让胡志明化名进入黄埔军校。通过与越南接壤的广西省内的“交通网”，基本上可以定期得到来自越南国内的消息。没多久，胡志明就能讲当地方言了，他也替鲍罗廷当“秘书”，担任翻译工作。谈到胡志明时，周恩来说：“他是我的老师……我的兄长。在政治上他比我更成熟。”一九二六年初，蒋介石把周叫来，说周欺骗了他，说周在军校建立地下组织，是在统战上搞两面派。周予以否认，说共产党在尽力搞好统战工作。当然共产党也有权象国民党一样发展党员……这件事就此搁下了。不过周也警告鲍罗廷说，“有些领导人可能不象你想象的那样友好”。他建议对国民党进行某种间接的警告，如暂时中止苏联对国民党的援助，鲍罗廷却说：“要避免任何摩擦，这件事微不足道。”周则说类似这样的事太多了。他注意到黄埔军校学员中共产党的追随者人数下降。许多人退党，原因是由于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几个省都发生了农民骚乱。学员们也许都很爱国，但他们大多出身于地主或商人家庭，不希望封建制度改变。周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试图让一个学员回心转意，那个学生却对周说：“你是让我背叛祖宗呀。”三月发生了一件更为严重的事，鲍罗廷夫妇这时远在上海，他们的孩子准备在上海公共租界的一所美国人开办的学校上学。三月十八日，一艘名为中山号的炮舰的舰长当时身为共产党员的李之龙接到电话通知，要军舰全副武装驶往黄埔港，蒋总司令将来视察。水兵按照命令到达黄埔后，就传出谣言说中山舰擅入黄埔。二十日，蒋宣布戒严，舰长和船员全遭逮捕。
另外的突然袭击接踵而来。军营里的共产党员遭监视和软禁，黄埔军校也有二十五人（包括聂荣臻在内）被软禁起来，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工会总部遭到搜查。马上又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宵禁及街道巡逻。
周恩来是十七日从汕头回来的，也被拘留了一天。他马上找到蒋介石，指责蒋破坏统一战线。蒋回答说：“不，这是贵党搞的阴谋。”为什么处于战备状态的军舰突然出现在码头？参与这事的海军军官就是黄埔军校周恩来班上的学员。
鲍罗廷急忙从上海赶回来。蒋介石煞有介事地说有人阴谋绑架他，鲍罗廷向蒋保证，绝对没有什么阴谋，又训斥周恩来，说他手下的学员“做事太过分了”。陈独秀亲自跑来向总司令道歉。国民党执委会批准了蒋要求将所有共产党军官调离第一军的决定，宣布鉴于目前事态，左派同志务必暂时退役。代表国民党“左派”的汪精卫也被劝说去欧洲考察。蒋要求得到一份所有身兼国民党党员的共产党员名单，名单竟也向他提供了〔14〕。
四月中旬，周恩来被迫辞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等职务。
很显然，这场危机是蒋一手策划的，是一场心理战的演习，要试探一下共产党是否有力量、会不会对挑战作出反应，是否作好了摊牌的准备。如果中共作出有力反应，鲍罗廷警告要中断援助，历史很可能就要改写了。
陈独秀推行一条不惜任何代价避免摩擦的政策。他在党报《向导》上说：“谁批评、攻击蒋先生，谁就是反革命。”
这次突发的事变使周的声望受到影响，但他还继续教政训课。不过是在城里的大佛寺。他去找了叶挺，当时叶挺负责号称“铁军”的铁甲营。“眼下这是唯一一支受党直接领导的部队，一定要保住。”他告诉叶挺今后他不会再在他的住所与叶挺见面，以免使叶受到牵连。“我们会再见面的，说不定在武汉。”武汉是长江上的一座大城市，也是计划于七月开始的反对军阀的北伐战争的第一个目标。由于没有共产党人的帮助无法进行北伐，所以只好达成妥协，被排除的共产党干部和军官重又回到第一军中。
周恩来继续在参加北伐的几个军中讲课、培训政工干部。他也参与反对国民党右翼的论战，因为右翼不赞成同时把农民和工人动员起来。周还撰写长篇文章，阐述为了北伐胜利，让农民和工人参加的必要性〔15〕。他没有随部队一道进军武汉，但他的朋友聂荣臻、叶挺和叶剑英七月九日随军出发了。兴高采列的群众站在街道两旁，挥着旗帜，敲锣打鼓，欢送部队。北伐军势如破竹，节节胜利，这倒主要不是因为军事力量的强大，而是归功于民众的合作，以及沿途的军阀不愿交战，这些军阀手下的部队急于投降受编。虽然北伐军的力量壮大了，但军纪却变得涣散了。十月，北伐军抵达武汉。十年后的一九三七年，周恩来与埃德加·斯诺谈及这段时期。斯诺是共产党人进行长征到达陕北后前来采访的美国作家。谈到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年广州事态发展时，周说：“我们的第一个失误，无疑是没有在农民中，特别是已经武装起来的两广农民中深入进行土地革命。第二是没有在国民党军队的干部中建立必要的领导。我们没有抓住大量优秀的军官。一九二六年，如果我们能积极努力的话，还是可以再征募、装备十个师的，但我们放过了这个机会。”
周指责当时党的领导优柔寡断、犹豫不决，不过他并没有点谁的名或责难谁，也没有为自己开脱。他承认尽管他与鲍罗廷有过争论，自己最后还是让了步，并且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
一九二六年底，周恩来又被指派承担两项新的工作。这两种工作显然是根本对立的。这种混乱情况一直持续到第二年，即关键的一九二七年，而且情况不断恶化。原因是莫斯科那边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发生冲突。两人意见分歧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
托洛茨基认为中国共产党必须与国民党决裂，因为后者不可避免地会背叛革命，与帝国主义勾结。但斯大林持相反的意见。在斯大林的授意下，共产国际随即出版了《中国问题论文集》，坚持认为必须维护统一战线。共产党人应该坚持与国民党联盟，支持国民党左翼，反对右翼〔16〕。周恩来照例将莫斯科的指示传达下去。他的同志们须参加最高统帅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军队，加强军队力量，“不得从事独立的工作。”这同他在黄埔军校所做的一切恰恰是背道而驰的。
按照这些指示，还有一项任务要他去完成。周恩来必须前往上海，在那里组织工人起义。这将是典型的由“无产阶级”进行的革命起义。斯大林想以此炫耀他的对华政策的正确性。
【注释】
本章材料来自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传》。1988年10月在天津举行的周恩来研讨会上宣读的若干篇论文、以及作者对历史学家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的几次采访。
〔1〕书信由校长转交是出于礼貌的传统做法。此举也使邓颖超的朋友们不致过分好奇。中国人对个人隐私的看法与西方有很大差别。
〔2〕廖承志（1908—1983）见本书以后有关章节。廖通晓几门外语，特别在对华侨政策方面与周恩来合作密切。
〔3〕见第一部第三章第77页注17。
〔4〕叶剑英（1897—1986）以后几十年中不甚引人注目，但发挥过关键作用。人们普遍认为他是1976年打倒“四人帮”的决策人物。
〔5〕叶挺（1896—1946）与周恩来关系密切。见以后有关章节。
〔6〕中国秘密帮会由来已久。20年代，一些共产党人也是秘密帮会成员。周对如何处理与秘密帮会关系的指示，参见以后有关章节。
〔7〕蒋介石，见《名人传记词典》。
〔8〕蓝衣社，被称为“军统”组织的大部分高级成员为蓝衣社成员。蓝衣社成员相互结拜兄弟，效忠“最高领袖”蒋介石。作者的第一个丈夫唐保黄1938年回国后加入蓝衣社。特务头子戴笠也是蓝衣社的第一号人物。见韩素音著《无鸟的夏天》，伦敦乔纳森·开普出版公司出版。
〔9〕在以后许多年中，周恩来通过廖承志和他担任宋庆龄秘书的姐姐廖梦醒与宋庆龄保持联系。见本书有关章节及路易·艾黎的证明材料。韩素音文档。
〔10〕见中外学者1988年十月在天津召开的周恩来研讨会上宣读的几篇论文。作者文档。《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出版。
〔11〕见《石评梅作品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出版。
〔12〕见作者访问邓颖超谈话记录。
〔13〕胡志明，有关胡志明的书，最精辟的均系法文版，特别是让·拉古杜勒所著的书。参见菲利普·弗朗奇尼《印度支那战争》，巴黎皮格马利翁出版社，1988年出版。
〔14〕经周恩来介绍并为其保密的名单除外。这些名单是陈独秀按鲍罗廷的意见提供的。
〔15〕根据南开大学刘焱先生及其他研究人员提供的材料及中央档案馆的材料。参见韩素音文档。
〔16〕见《共产国际中的中国问题》。
2007/09/10
第四章 体验爱情和战争（1924—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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