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2月，周抵达上海，奉命组织工人武装起义
——1927年3月21日起义爆发
——1927年3月26～27日蒋介石要求工人解除武装，周拒绝服从
——1927年4月1日汪精卫抵沪，敌视工人起义
——1927年4月5日陈独秀与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宣称国民党决无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
——1927年4月7日，周拒绝解除武装
——1927年4月11日深夜至12日凌晨军队开进上海，在帮会势力的协助下，开始反革命的大屠杀
——大屠杀从1927年4月12日持续至4月18日
——周被扣，1927年4月12日获救
——1927年4月13日领导示威游行失败
——主张进行反蒋武装进攻
——1927年5月下半月抵达武汉
——1927年4月中至5月，夫人颖超在穗产下一死胎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武装起义计划，未获批准
——1927年7月制订举行反蒋武装起义，夺取南昌的计划
——武汉国民党“左派”试图与北方军阀冯玉祥联合，但冯选择联蒋
——汪精卫公开反共，1927年7月15日在武汉开始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
——1927年7月下旬周恩来抵南昌
——组织夺取南昌的“八一”起义
——1927年8月3日起义军陆续撤出南昌
——起义军部队兵分两路，一路于1928年4月在井冈山游击队根据地与毛泽东汇合
——周率领的另一路部队南下，于1927年9月夺取汕头
——放弃汕头，周患疟疾，被送往香港
——1927年11月上旬返沪
上海，远东最有魅力的城市，以冒险家的乐园闻名于世。鸦片和军火买卖的富商们在这里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这里靠出卖劳动力谋生的工人有八十万人。工人们在非人的条件下卖命，栖身于散发着恶臭的贫民窟里，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1〕。冬天，死尸从街道两旁清走，随便扔进垃圾堆里。纺织厂女工只好把产下的婴儿放在机器旁看管。上海有八万多妓女，又是帮会势力猖獗的地方，如杜大耳的青帮及它的死对头红帮。这些地痞甚至在欧洲人的租界里也拥有房产、旅店、银行和妓院。法国租界是他们经常出没的地方，因为这里有舞厅、豪华的饭店以及对他们的活动听之任之的警察。也许听起来有些矛盾，不过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也正是在法租界的贝勒路树德里三号宣告成立的。周恩来这时的办公地点也选在法租界内的霞飞路二十五号。
周的工作有两项，一是负责前敌军事事务，另一项是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他住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也在那里办公〔2〕。同他一起工作的还有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三年或一九二四年旅法的几个人。其中有赵世炎〔3〕、性格执拗的王若飞（他对法国不象周那样有好感〕和因里昂大学事件被开除的李立三，不过最重要的人物是一个名叫罗亦农〔4〕的精明的南方人，他在上海呆了七年，熟悉那里的工人阶级。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周恩来配备一支卫队。“在这个城市，要杀一个人只须花二十块大洋。”罗亦农多才多艺、精力充沛，“关系”很广。虽然他自己不是帮会的成员，但他认识不少黑社会的人，不然他就无法找到安全的住所了。
上海工人的革命情绪高涨。一九二六年十月举行了一次罢工，罗亦农和赵世炎与工会配合，计划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发动第二次罢工，周没有参加这次罢工，不过他看到了他的同志们所做的一切。看来，这次罢工时机合适。二月十八日，北伐军到达杭州，杭州离上海不远，是座寺庙林立、湖光山色迷人的美丽城市。罗亦农觉得这是天赐良机。十九日，参加罢工的工人有十五万，到二十二日已达三十五万人。但地方军阀孙传芳调来了军队和刽子手。杭州的北伐军按兵不动。二十三日，中共中央与上海区委联席会议决定结束罢工，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周对迷惑不解的工人们说：“这次只是一次演习。下一次罢工得好好准备。”为了鼓舞士气，他指出由于二月的罢工，租界里的帝国主义分子已经“惊慌失措”。
三月，北伐军夺取了江苏、浙江两省。上海成了孤城。军阀孙传芳逃走了。只有大约三千人的小股部队还在城郊负隅顽抗。周觉得时机已到。他把消息报告给在武汉的共产党。国民党“左派”政府，包括从欧洲回国的汪精卫，已经从广州迁到武汉。共产党领导人也在武汉。但总司令蒋介石却没来，他在长江下游的南京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司令部。周听说上海的商人、银行家以及西方公司的代表们都去了南京。他们都涌到蒋府的接待室。……到底他在干什么呢？三月六日，蒋指使党羽杀害了江西省的总工会一位负责人。罗亦农对周说：“这是一个信号。蒋介石可能会背叛我们。”但周恩来、赵世炎和罗亦农接到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命令，让他们继续信任蒋介石。他们运来了五千支枪和三万银元支持计划中的起义。
周组织起大约五千多名工人纠察队。他们夜里进行操练和上课。周把整个上海——由中国人管辖的这部分，不包括外国租界在内——分为七个区。每个区都有明确的进攻目标。
三月二十一日，起义开始。警察局、邮局、火车站和军火库被相继攻占。经过三十多个小时的战斗，起义终于取得胜利。二十二日当天。上海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
中共中央在“告全中国工人阶级书”中指出：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胜利证明“工人阶级的确是全国最革命的阶级，能够切实担负起革命的使命，能够领导其他被压迫阶级摧残军阀的武力，并建立新的革命的民主政权。”〔5〕
这场风暴并不仅仅发生在上海。在武汉，六十万工人也已武装起来，收复了英租界。天津也爆发了罢工……
三月二十日傍晚，蒋介石的部分军队到达距上海市中心十英里的龙华。三月二十六日，蒋介石本人抵沪。上海市旌旗招展，欢迎总司令的到来。士兵与工人亲如兄弟，军乐队举行演奏，与民同乐，一派喜气洋洋。
蒋传话给上海市总工会，也就是周恩来，让工人队伍放下武器，接受蒋介石手下军官的指挥。“临时政府”、总工会和周恩来都拒绝服从这一命令。“这些都是群众组织。它们属于人民，不能交给军队。”
四月一日，汪精卫从欧洲回到上海。对眼前的一切他颇为不快，见到旗帜和纠察队就直皱眉头。他对周恩来说：“你们做得太过分了。”在华的西方公司恼羞成怒。他们集结军舰，扬言要派兵保卫其在华利益。报纸报道工人犯下的罪行。“看到枪握在工人手里就不寒而栗。”
周申辩说：“工人是一支伟大的革命力量。北伐军还未完成进军华北的使命，工人队伍将证明是一支援军，我们的革命民众政府是一个临时政府。”蒋介石这时调来了更多的部队将上海团团围住。这些军队，有的是与蒋重归于好的军阀。
他召集由一些青帮出身的高级军官参加的会议。蒋本人不也是帮派头目的“干儿子”吗？
四月五日，陈独秀和汪精卫发表联合声明。这份声明不仅没有给上海工人委员会或周恩来敲警钟，相反，还为蒋介石的“合作”叫好。同一天，斯大林在莫斯科对三千名党员说，蒋不会反共。“他可能不同情革命，但他指挥着军队，除了反对帝国主义，不可能干别的。”〔6〕六日，周恩来、罗亦农接到陈独秀的电报：“共产国际代表命令我们藏匿武器，避免工人与蒋的军队发生冲突……”罗亦农将电报撕了个粉碎。七日，周召开工人委员会会议。武器不能上缴，纠察队必须昼夜保持更高警惕。
四月十一日深夜，十二日凌晨，大屠杀开始。
午夜时分，投靠蒋介石的军阀部队及一些蒋的嫡系部队开进工人居住的城郊。全副武装的帮会歹徒，从租界冲出，向上海总工会所在地湖州会馆、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所在的商务印书馆俱乐部等处冲击放枪。在工人纠察队奋起反抗时，投靠蒋介石的军阀部队，用欺骗手段，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武器。一场反革命的血腥屠杀开始了。其手段之残忍，骇人听闻。他们甚至将铁道工人活活地扔进火车头的蒸汽机里烧死。“脑袋象熟透了的梅子一样滚进窄巷里的阴沟……砍下的人头装在木盒里，悬挂在电线杆上。”死亡的人数不得而知，有人估计大约五千。四月十一日晚上，一直住在商务印书馆俱乐部，领导工人纠察队整编的周恩来，被二十六军一个叫斯烈的师长以商议事情为由骗到设在宝山路天主堂的师部里扣起来。罗亦农听到周恩来被扣的消息，立即设法营救。周恩来的命运如何呢？
这也算周一生中最难以弄清的一件事。蒋真的想杀他吗？也许不想杀他。这样做会很不得人心，因为他手下的军官不少是黄埔军校的学员。他们对杀掉几百名农民或工人也许会毫不介意，但要杀害一位“老师”就会踌躇不定了。按照儒家观点，除了杀害父母之外，最大的罪孽莫过于谋害师长。罗亦农交游甚广，他找到一位名叫黄逸峰的地下党员，此人是黄埔军校学员。黄带了一个排的人马来到关押周的地方，他们看到周恩来正在愤怒地向那个把他骗来的国民党师长斯烈抗议。房间里椅子掀翻了，茶杯摔在地上。周大声吼道：“你们背叛了人民，背叛了孙中山的教导。”黄逸峰找来二十六军党代表赵舒与斯烈个别谈话后，斯烈就让黄把周恩来领走了。罗亦农马上把周送到一位古董商的安全住所，此人也是地下党员。黄逸峰不能再露面了。北京一位档案馆馆长给我看记录材料，告诉我：“他由地下党保护起来，当然他不能再回部队，不然会掉脑袋的。”〔7〕
第二天，即四月十三日，周同他那位从法国回来的朋友赵世炎一道，组织了十万名工人到二十六军总部门前游行，但遭到军队镇压。参加游行的人，包括周和赵在内，只得四散逃命。四月十四日，聂荣臻、李立三从武汉抵达上海，带来了新派来的共产国际顾问维经斯基。
他们发现周恩来憔悴不堪，还处在震惊状态之中。由于悲恸和愤怒，他从四月十一日起就没有吃过东西，也许谁也没注意到他喝了不少酒，不过这只是猜测，并非有意贬低。同他一起的是一位来自四川的诗人郭沫若〔8〕，他后来成了我本人的一位好友。郭沫若是广州大学文学系主任。他学识渊博，思想激进，酷爱法国文学，写的都是无韵诗，这在当时是一股新潮流。他与周恩来在广州见过面，两人颇为投机，于是，他抛开名誉和金钱，参加了反对军阀的北伐军，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向群众宣传北伐的目的。这时，他已来到上海。几十年后他曾对我说：“大屠杀前十天我在外地还看见工人、农民遭到杀害，刽子手就是我从前赞扬过的军队。”〔9〕
维经斯基与周见面时，郭沫若、聂荣臻和李立三都在场。周用冷峻而严肃的口气对维经斯基说：“共产国际也必须对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周有个特点，越是愤怒，说话却越轻柔，轻柔得如裹着钢刀的丝绒。郭沫若后来对我谈到这事时说，记得我曾对周说过：“你应该马上去武汉，谴责蒋介石。”周回答道：“可上海的工作还没有做完。”言下之意是还有一些工会领袖和成员，以及许多参加罢工的人，他们应得到妥善安置，我们不能放下他们不管。“周门长子”就是这样，以负责的态度对待在自己号召下参加这一壮举的每一个人。
下面就是当天聚在一起的几个中国人拟发的一份电报，尽管这份电报遭到维经斯基的反对。到了这种地步他还追随斯大林的路线，认为蒋介石可以信赖，实在是愚昧至极。
“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上海于暴动后，已曾铸此大错。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周指责蒋介石下令屠杀、消灭共产党。“蒋氏之叛迹如此，苟再犹豫，图谋和缓或预备长期争斗，则蒋之东南政权将益固，与帝国主义关系将益深。”提出应“迅速出师，直指南京”。
但在武汉，汪精卫领导下的国民党和处于共产国际威慑下的中国共产党仍优柔寡断。陈独秀和汪精卫不同意对蒋发动军事进攻，他们只是表面上大发雷霆，谴责蒋介石，并把他开除出国民党。不过，显然大多数国民党人都追随了蒋介石，他的银柜里装满了西方列强提供的金钱。
四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只有八十多人。许多人躲藏着不露面，或已经牺牲。
周这时仍在上海，和他在一起的是那位性格刚毅、忠诚可靠的聂荣臻。周仍在那里试图寻找活着的或躲藏起来的工会领导人，帮助他们逃离上海。从那时起，周就着手筹建地下工作网，确定地下工作规则、口令和活动路线，以后证明这对党能继续保存下来起了重要作用。五月中旬，周恩来身穿绸布长袍，头戴软呢礼帽，手拄文明杖，完全是一副富商打扮，搭乘一家英国公司的轮船，溯江而上来到武汉。
他发觉党的政治局一片混乱，他被重新提名进入中央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谁也无权责备他服从了给他下达的命令，尽管陈独秀说他进行过不必要的挑衅。周仍迫切地要求与蒋在军事上一决雌雄，但汪精卫、陈独秀和鲍罗廷都拒绝接受他的意见。
这段时间中国各地都发生了屠杀，前后持续了很长时间。蒋介石说：“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共产党。”周的同事赵世炎被捕，遭受酷刑，七月被处决。留在上海的罗亦农因叛徒出卖被捕，也遭酷刑逼供，于一九二八年被处决。第一个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编辑《新青年》杂志的李大钊和其他二十名共产党人在北平被捕，处以绞刑。这些人曾跑到苏联驻北平使馆避难，但担任外交使团团长的英国人放弃外交豁免权，允许中国军队强行闯入苏联使馆，抓走了李大钊和他的同事们。周的回族同学马骏和老师马千里及其他许多人也同罹劫难。
四月十五日，广州开始大屠杀。同一天邓颖超分娩了。“街上到处是枪声，到处是被杀者的尸首……我母亲认识一位基督教修女，她在郊区开了一个很小的产科诊所，我们就到那里去了。我分娩很困难，胎儿很大，医生来了后，用镊子助产，孩子生下来就死了，他的头被镊子夹变了形……那是个男孩。”邓颖超对我讲述这段往事时，话语不多，而且明显地面无表情，“这事我还从没有对任何人讲过。”〔10〕
“恩来和我约定用暗语联络。他用暗语在《申报》上登一则消息，我也用同样的办法。万一我们两人有什么意外就这样做。我到上海后就在报上登了一条消息。地下党就派人来接我们，才与恩来见面。”颖超认为“恩来一直对蒋介石存有疑心，但他不能反对党、反对共产国际。我们那时都非常幼稚，没有看清蒋介石是这么个阴谋家。”
武汉三镇由汉口、汉阳和武昌组成。汉口是外国租界所在地，汉阳则是一个有六十万工人的工业区。那年五月，武汉濒临崩溃的边缘。粮食奇缺，由于大屠杀，大量外地难民涌入武汉。医院住满了北伐军的伤员，因为与军阀之间还有零星的战斗。与此同时，蒋介石在南京却发迹了，西方公司对他表示感谢，为他提供了滚滚财源。不少原来的“国民党左派”也悄悄离开武汉去南京投靠蒋介石。
鲍罗廷坐在他汉口公寓的起居室里，向高大丰满的安娜·露易丝·斯特朗〔11〕介绍革命的情况，屋子里有电灯和自来水供应。离鲍罗廷公寓不远处的一幢房子里住着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她正忙于组织看护医院里的伤员。她斥责蒋介石，说蒋背叛了她的丈夫孙中山，是个杀人凶手……不过，宋庆龄的家人并不象她那样对革命一心一意。她妹妹美龄一九二八年要嫁给这个“凶手”时，庆龄向她妹妹发了一份电报：“不要嫁给这个恶人蓝胡子”。姐姐蔼龄则与蒋的财政部长结了婚。她弟弟也参加了蒋的政府。她对安娜。露易丝·斯特朗说：“现在你会看到最糟的事就要在武汉发生了。”
周也料到会大难临头。他已不再抱有任何幻想。党内出现了严重的分歧。李立三和一位名叫瞿秋白〔12〕的年轻诗人痛斥了陈独秀。恩来并未大声叫嚷，但他坚持认为必须发动一场军事攻势。他制定了进军南京的计划，但遭到拒绝。毛泽东也在武汉，他也抨击了陈独秀。毛建议加强农民斗争，但被剥夺了表决权。人们告诉他：“就是你在湖南挑起了屠杀农民的行动。”周和毛都要求进行武装斗争，但两人的看法有本质的区别，周仍认为要按照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城市暴动，而毛考虑的是农村，发动农民起义。当时出席会议的另一位党的领导人张国焘〔13〕说：“恩来没怎么谈政治，他只谈军事问题。”张是一九二一年出席中共一大的十二人之一。他在苏联呆过几年，精通俄语，因为见过列宁，颇受人敬重。在武汉的历任共产国际顾问也很尊重他，这些人走马上任时都带来一套新观点、一套彼此矛盾的办法，由于张懂俄语，他还得翻译莫斯科发来的密电。这个时候，电报象雪片似地飞到中共领导人手里。毛说：“每个人讲的正好和前一个讲的完全相反。”
周继续准备军事计划。“华东华南的军事工作应该有个规划，如部队的番号、负责人、秘密通讯的安排等等。”他不顾危险，设法安排路线和联络员从上海带一些党员出来。他要鲍罗廷提供武器：“我们得有枪，质量更好的枪。”他还领导建起了贮藏武器的地窖。〔14〕
汪精卫显得心神不宁，如果只作为学术界茶余饭后的谈资，他对共产主义也不反对，但对他来说，工人农民的好斗精神是太可怕了。为了安抚汪精卫，鲍罗廷告诉周恩来，他必须解除武汉工人的武装。上缴了一些破旧的步枪。“没有子弹，这些枪留着有什么用？何况大部分枪支都有毛病。”
他的计划更加具体了：必须夺取一座重要城市，这样才能恢复信心，再度取得仍然忠于革命、但信心已严重动摇的黄埔官兵的信任。七月，作出决定，要夺取江西省省会南昌。
南昌地处战略要地，是交通枢纽，水利资源丰富，农村土地肥沃。南昌附近的守军还没有大量屠杀共产党人，所以还算比较“友好”。负责南昌治安的公安局局长不是别人，正是周恩来在柏林发展的秘密党员朱德！驻在湖南省会长沙的国民党军队公开屠杀了上百名共产党人。有人赶忙跑到武汉向周恩来报告这一情况，要求公开谴责这一暴行。但碍于那个以杀人为快的刽子手是汪精卫的同党，尽管这时“统一战线”已经名存实亡，但还是要给予支持，这是共产国际的命令，周恩来只好作劝说工作。
这时，共产党还不可能有自己的军队。必须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去夺取南昌，周不能打着共产党的旗帜来危及军事进攻的计划。
安娜·露易丝·斯特朗对鲍罗廷说：“我认为武汉还是革命的，却不知这股右翼风已把它吹到哪里了。”此时这位痛苦不堪，但多少聪明一点的鲍罗廷回答道：“你见过没有，一只兔子哆哆嗦嗦地站在一条蟒蛇前，明知自己会被吃掉，但已经被吓呆了。手无寸铁的人在军队面前就是这样。”
汪精卫此时向登上中国这个军阀充斥的舞台的另一位新军阀冯玉祥求援。冯玉祥身高六英尺四，脑袋浑圆，声音低沉圆润，散发着俭朴的乡土气息，吃喝穿着都象个士兵。他还是一位基督徒，曾用橡皮水管给他的部队作洗礼。〔15〕他在战争中交了好运，击败了对手，控制了中国的西北部，以后又得到南京的蒋介石和武汉的汪精卫的支持，这两个人都开始讨好冯玉祥。几年以后，周不无自嘲地说：“那时，我们对冯玉祥的判断比对蒋介石的失误还大。共产国际不了解他的背景，以为他是位农民军领袖。”冯玉祥同意与汪精卫在黄河边的一座城市郑州举行会谈。汪精卫和他的部长们乘坐着满载芦笋罐头、冰镇汽水、新奇士桔汁和嘉莱巧克力的豪华列车前往郑州。这次会谈算得上是一出名副其实的中国式戏剧。冯玉祥把汪捧了一阵，劝他把鲍罗廷和他的同伙送回莫斯科，因为他们“操劳过度，疲惫不堪”。汪精卫也劳顿有余，显得体力不及，是不是该到海外作一次长途旅行。
冯玉祥选择了投靠蒋介石，蒋给他送来很多很多大洋。汪回到武汉。共产国际又派来一位顾问，一位来自加尔各答、讲起话来喋喋不休的孟加拉人马·纳·罗易，他对中国一窍不通——这也是所有顾问共有的主要特征——但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可是周围的每个人却昏昏欲睡。他笨拙不堪，把斯大林六月一日发来的电报拿给汪精卫看。这份电报建议——也就是命令——共产党打进军队内部，加快农民没收土地的步子，组织工人武装等等。汪对罗易说：“谁都对共产党人的意图紧张不安。”事情就到此为止了。汪这时大谈维持法律和秩序。谁也不知道在骄阳似火的酷暑笼罩武汉三镇之前，蒋介石为了让他离开武汉，给了他多少钱，紧接着，大屠杀开始。汪精卫赴欧旅行，几年之后才回到中国。
七月，武汉的街道上杀人如麻。周带着夫人从家里逃出，他们在汉口洞庭路一位美国主教洛根·赫伯特·鲁茨家里躲了三天〔16〕。这是宋庆龄安排他们在那里临时避难的场所。鲁茨主教觉得周恩来心胸开朗，愿意讨论各式各样的信仰。“他对人类的精神价值如此深信不疑，我觉得他能成为一位出色的基督徒。”
七月十二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独秀最终被暂停领导职务。由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李维汉和张太雷组成一个临时中央常委会。不久，常委会作出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还决定发动一次农民暴动，即后来由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但共产国际迟至八月七日才批准这一计划。七月二十六日恩来离开武汉赴九江，从那里前往南昌。
“七月份武汉的大屠杀开始时恩来走了，当然他没告诉我要去哪里、去干什么。恩来知道怎样保守机密……党的机密，我不该知道的，他从不对我讲。一天早上，他对我说：‘我要走了。’我说：‘你要走了。’就这句话。每次他要走，我都想，可能我再也见不到他了。”邓颖超也离开了武汉。“地下党负责照顾我。我和母亲转入地下，后来我们被送到上海。”
七月二十七日，鲍罗廷和安娜·露易丝·斯特朗一道，离开武汉，返回苏联。〔17〕他受到极为隆重的欢送，国民党官员们满脸堆笑地向他道别，而大街上，武汉的工人、工会领袖和青年团团员，就是在这些人的命令下，被枪决，被砍头。
起义就象一个没有定数的微积分，其值随时会发生变化。南昌起义将带来无法估量的结果。周恩来作出这项决定，并不单是由于冷静的分析。满腔的愤怒促使他下决心进行这次冒险。“牺牲者的鲜血是必须偿还的，我们岂能袖手旁观？”他估计，依靠南昌守军中担任军官的前黄埔军校学员组成的小小核心，可以拉起一支上万人的队伍。他记忆力惊人，能清楚记得在黄埔军校见到的每个学员的姓名、长相，这一点帮了他很大的忙。四十年后，他不仅还准确无误地记得在法国见到的中国留学生的姓名，甚至还记得他们干了些什么。〔18〕
张国焘拿给他一叠共产国际发来的电报，内容都是提醒他们慎重从事的。张国焘说：“如果失败，一切都会付诸东流。”周恩来反驳说：“但是坐以待毙必定会前功尽弃。到了南昌我再判断形势如何。”他七月二十七日抵达南昌，住在朱德在花园角的住所。周恩来的朋友也三三两两来到这里，他们和周志同道合。这时，聂荣臻、陈毅、李立三、叶剑英和叶挺都来了。诗人郭沫若随身带来一捆书，包括他自己译的《惠特曼诗集》。刘伯承和林伯渠都是四川省人，是已故孙中山的老友。南昌还来了一位教书匠出身的勇士徐特立，毛泽东在湖南时他曾是毛的老师。另外还有一位脸色灰黄、已开始秃顶的年轻人林彪，他曾是黄埔军校学员。他们不顾一切地共同投身于一项危险的事业，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抱有相同的信念，也是由于周个人的魅力。周恩来说：“不打，我们必死无疑。打了，我们可能会死，也可能会赢。”
周恩来在南昌的江西大旅社设了一个工作总部，公开身份是银行家。二十九日，苦恼不堪的张国焘接连发来两份密电，说：暴动宜慎重，等他到后再决定，同时张国焘已启程来同周商议此事。
当时一位非共产党员的军官、二十军军长贺龙，也从周恩来那里知道南昌起义的决定。贺龙这时已是一位传奇人物了。他十二岁时，抡起菜刀把一个威逼他母亲的恶霸砍死了。他是位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贺龙加入了国民党，又是秘密帮会哥老会〔19〕会员，这是中国西部最大的秘密帮会之一。朱德、刘伯承等人都参加过哥老会。贺龙是哥老会中的双龙头，地位很高。他一表人材，有点豪放不羁。周恩来似乎很喜欢这样的朋友。他们六月间在武汉相识，那时贺龙就表示过愿听共产党的话。所以周在七月二十八日到贺龙的指挥部把夺取南昌的计划告诉了贺龙，他回答道：“我一直在等这样的机会。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干。”
张国焘第二天到了南昌，他随身带来摽里摽嗦的罗易发来的一份电报：“推迟起义。力量对比尚不令人满意。”张国焘说：“共产国际建议你与负责南昌守军的张发奎取得联系。”周一直避免与张发奎打交道，他觉得这位大权在握的司令官可能会转过来对付革命者。不过，把起义推迟一天——推迟到八月一日举行——这个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几个小时后张国焘再次建议推迟起义，周恩来发火了：“派我来就是为了执行任务，我不会不干。有责任我担着。够了，别再犹豫了。”经过激烈争论，直到七月三十一日的会议上才决定八月一日凌晨举行起义。任命贺龙担任起义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兼十一军军长；刘伯承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
所有的革命都会是乱糟糟的，充满了意外、流产、失误、疏忽甚至欺诈。中国革命的每一片段都是这种离奇情况的再现，加上始料未及的好运和恶运。七月三十一日夜，朱德设宴款待南昌的官员和地方军官。正在欢宴之际，一位下级军官跑进宴会厅，报告说外面有部队正在进行“异常”调动。朱德让客人们安心用饭，贺龙离席前去“调查”，实际上是去周那里了。“有人泄密，引起敌人警惕了。”周决定把起义提前两个小时，原定拂晓进行的起义马上开始。这时差不多已是午夜。贺龙从筵席上溜走，率领部队占领市火车站、市长官邸、体育场和政府办公楼。战斗进行到八月一日清晨六时，南昌终于落在周和他的追随者手里。他们向匆忙召来的省政府官员们宣读了一份声明，宣布成立由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和贺龙、叶挺、朱德、廖仲恺遗孀何香凝及周恩来等人组成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将两位不在现场的夫人包括在委员会里，是想激起人们对孙中山的怀念，提高该委员会的威望。但这也有麻烦。所有这些都是打着国民党的旗号进行的，正是在这面旗帜下，工人农民不久前遭到屠杀。“我们怎么向人民交代呢？他们会搞糊涂的……”周回答说：“就说这是一个新型的、革命的国民党。”不过这话听起来很牵强。
体育场举行了一次庆功阅兵式，五万南昌居民照例挥动旗帜、喊着口号。撤出南昌后，在左翼行进的第十一军第十师师长蔡廷锴处置了自己手下的共产党军官后脱离起义部队。周恩来心情沉重地说：只有一个幸免于难，我们在第十师中的力量全被破坏了。这是我的过错。我警惕性不够。
十年后，蔡廷锴成了共产党的盟友。二十多年后，又成了共产党政府里一位受尊敬的人士，四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周把他列入需要保护起来的重要爱国人士，以免遭受红卫兵的冲击。
八月三日蒋调遣军队进攻南昌。起义军陆续撤出南昌。这支革命队伍是“按计划撤离的”。周恩来早已作好了撤离的准备。“但我经验不足。我的革命生涯是在国外开始的，知识有限，而且都是来自书本，我们还不知道怎样利用我们的胜利，也不懂得撤退的策略。”撤离南昌的决定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以后在党的一些核心会议中又提了出来。那时周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每一次失误都要搬出来审查一番，有时对周充满着敌意。“我觉得主要错误是没有留在那里……不应该把军队撤出来。如果留在那里，开展农村革命，就有可能壮大我们的力量。可是南昌起义后，我们一直开到了汕头。”〔20〕
八月七日，中共在武汉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陈独秀下台。只有二十人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是其中之一。毛对自己能为抛开陈独秀出力感到很满意。周恩来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在读了会议报告后却不太高兴。会议没让陈独秀露面，也没让他为自己辩护。在周的一生中，都力图以尊严、理性而不夹杂感情色彩的方式处理党内斗争，但似乎别人并没有效仿他的榜样。陈独秀成了共产国际笨拙无能、斯大林判断上严重失误的替罪羊，当然就不能给他机会辩护了。
会议同意毛在湖南发动一次农民暴动。这次暴动被称为秋收起义，是一次失败的壮举。毛率领他的余部上了湘赣交界处的井冈山。他在那里按照中国历史上农民造反军的模式建立了一个山寨要塞。这次失败的起义反而成了一次创造性的突破，因为共产党的第一个农村游击队根据地由此诞生了。这个小小的开端逐渐发展成宏伟的战略，并在二十多年后，使共产党赢得了胜利。〔21〕
离开南昌的部队分为两路。朱德、陈毅和林彪向西南撤退，经过几个月的跋涉，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与毛泽东在井冈山汇合。周恩来，叶挺、李立三、聂荣臻、贺龙、张国焘和诗人郭沫若，则向南进攻汕头港。要到汕头，他们一路上必须与沿途数不清的军阀激战。农民对他们抱有敌意，士兵中不断有人因疟疾而死亡。不过，他们终于在九月二十四日攻占汕头。周在一九二五年就夺取过这个城市并负责那里的工作，还在那里建立了地下党组织，对这一地区可谓了如指掌。随他来汕头的不足两千人的队伍在这里露宿了一个星期。恩来还参加了一次欢迎大会，并作了演讲，坐在他身边的有贺龙和叶挺。二十九日，出现了外国舰艇。载着蒋介石人马的英国船只露面了。四个军阀的军队同时向周的部队发起大规模进攻。汕头只好放弃，这支弹尽粮绝的小部队向西撤退。周说，他们准备在海陆丰的农民根据地重新进行整编，这个根据地是一位名叫彭湃的年轻革命者在有坚实公社传统的几个村子基础上创建的。
周把他的同事们召集到流沙村，这里有一座供奉天后的庙，天后是庇护渔民的海神。剩下的人员已不足八百。“从现在起我们不再打国民党的旗号了。你们谁对改换旗号有疑虑的，可以离开。”贺龙说：“我留下。”郭沫若说：“我留下。”郭在这年八月加入了共产党，贺在九月也入了党。有人回忆说这次在天后庙里为他们举行了宣誓仪式。说当时恩来正发高烧，在两个星期里闹了两次疟疾。他站在天后神像前，领读誓词，由于激动和体弱，他声音有些发颤。在一切似乎都已成为泡影的时候，这的确是一个表明毫不动摇的奉献决心的庄严时刻。
会后，周恩来告诉李立三和张国焘，让他们回上海向中央汇报。这一次，共产党又是在上海这个资本主义的堡垒找到庇护所。周自己和其他人则留下来和士兵们在一起。“我不知道多少人能够活下来，但我应该留下来。”从汕头撤退的过程中，他们丢失了积攒起来的两箱大洋和黄金。刘伯承、郭沫若等乘小渔船设法到了香港，并分头回到上海。周恩来带病和叶挺、聂荣臻继续向海陆丰进发。他身体太虚了，只好用担架抬着走。在地方党组织帮助下，他们到了海陆丰，周被送到当地一位医生那里，医生给他吃了奎宁。几天后他们租到一艘舢板，顶着风浪把周送到香港。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很诙谐地讲述了这段海上之行。〔22〕
周恩来到香港后，住在九龙油麻地广东道一处住所养病。不久，他们分头回到上海。周是十一月上旬抵沪的。
【注释】
〔1〕有关中国工人的状况，当时已有许多书进行了介绍。参见路易·艾黎著《中国岁月》，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路易·艾黎当时在上海担任工厂检查员。
〔2〕周住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在同一大楼里。
〔3〕赵世炎（1901—1927）四川人。1920年5月赴法。1921年2月至1923年与周在一起工作。1923年赴莫斯科，1924年回国，在上海负责工会工作。1927年7月被捕牺牲。
〔4〕罗亦农（1902—1928）湖南人。1920年在上海协助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早年在沪生活。1921年赴苏，1925年回国。1928年4月被捕牺牲。
〔5〕〔7〕见《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
〔6〕《共产国际中的中国问题》，斯大林的讲话保密多年。
〔8〕郭沫若（1892—1978）四川人，诗人、翻译家、剧作家及考古学家。翻译法国诗歌、介绍“新潮”无韵诗、翻译《惠特曼诗集》。1923年在广州参加孙中山政府，1924年与周恩来相识。有关生平见克莱恩和克拉克所作传记及郭氏自传，法文版，1970年巴黎加利玛出版社。
〔9〕作者1956年、1964年和1969年三次采访郭沫若。会见在北京的作协及郭氏家中进行。
〔10〕见作者访问邓颖超谈话记录。
〔11〕安娜·露易丝·斯特朗，美国知名左翼作家、记者。1970年在北京去世，葬于北京，参见她所著《中国众生》（纽约康纳德—麦卡恩出版社）及《我改变了世界观》。书中有关于这段时期十分珍贵的回忆录。
〔12〕瞿秋白（1899—1935）江苏人。一度就读于北京大学，受李大钊影响。1920年作为中国左翼报纸《晨报》的特派记者赴莫斯科，精通俄国语言文学，在苏常驻三年。参见克莱恩和克拉克所著《名人传记词典》。
〔13〕张国焘（1897—1979）1921年7月出席中共一大的12人之一。1921年十月出国赴莫斯科学习。见克莱恩和克拉克著《名人传记词典》。
〔14〕与中央档案馆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成员座谈。周早年在创建共产党情报部门及组织地下工作方面所做的工作一直十分神秘。有关周生平中这一重要组成部分的情况，参见《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
〔15〕有关冯玉祥轶事，参见韩素音著《伤残的树》，伦敦乔纳森·开普出版公司出版。有关汪精卫去郑州见冯所乘列车的轶事，参见安娜·露易丝·斯特朗的文章。
〔16〕见1972年和1973年作者在纽约采访鲁茨主教之子约翰·麦克库克·鲁茨谈话记录。作者与约·麦·鲁茨之姊哈登女士谈话录。作者对鲁茨提供的有关周恩来的材料深表谢意。参见约翰·麦克库克·鲁茨著《周》，纽约杜博迪出版社1968年出版。
〔17〕见已故佩西·陈著《中国召唤我》，波士顿小布朗出版社，1979年出版。佩西·陈是孙中山的外交部长陈友仁之子，1927年陈负责驾车送鲍罗廷和安娜·露易丝·斯特朗经中国内地去苏联。
〔18〕很多人证实周的记忆超群。直到晚年，他还保持着准确记住每件事每个人的具体细节的天才。
〔19〕哥老会，又叫袍哥会，是中国西部和西北最大的秘密帮会之一。青红帮主要控制上海，而哥老会则控制内地五省。
〔20〕见周恩来由南昌至汕头的路线图。
〔21〕见韩素音著《早晨的洪流——毛泽东的一生》，伦敦乔纳森·开普出版公司出版。
〔22〕《聂荣臻回忆录》战士出版社，1983年出版。
2007/09/10
第五章创建红军（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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