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2月中旬抵法国马赛。
——1921年1月初前往伦敦。
——1921年2月中旬回到巴黎。
——1921年春加入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在学生中从事发展和组织工作，成为旅欧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
——1921年7—8月领导拒款斗争。
——1921年9月组织抗议里昂中法大学的虐待，但未领导“先发队”。
——1922—1923年参加批判无政府主义，组织新党员从柏林转至莫斯科。
——1923年夏奉命与国民党派欧组织建立统一战线。
——1924年7月奉召离法回国。
——1924年9月1日抵香港。
周恩来对于写信真是不厌其烦，每收到一封信都会回复五六页的长信。在一九一九和一九二○年，他给在日本的好友吴瀚涛〔1〕写了不少长信，请求他回国参加激进运动。吴被周寄给他的政论小册子吓破了胆，请求周与他停止通讯，“我们的观点总是不同……让我们各持己见吧……”他与他的妻子曾是周的忠实朋友。吴的妻子还曾卖掉自己的一只戒子和一条项链作为周回国的费用。但是，不论是她，还是吴，都缺乏驱使周恩来投身革命的那种热情和赴汤蹈火的献身精神。
在欧洲的四年时间里，周写了数以百计的信，邮寄了数以百计的明信片。单是邓颖超一人便收到了二百五十多封信。在他搭乘“波尔多斯”号邮船前往法国的途中，每经停一个港口，从西贡、新加坡、到科伦坡，他都要写信。在每一个港口，当时还是法国或英国的殖民地的那些国家，船上的中国学生都受到歧视，上岸都需有通行证，而船上的欧洲人则来去自由。恩来感叹道，“我们感到中国人被瞧不起。”在西贡，大批华人挥舞旗帜，点燃鞭炮，欢迎中国学生。恩来在十一月十六日给弟弟恩寿的信中描述当时的情景：“西贡虽说是安南地方，我国人居住这里的很多，也是一个海外华侨聚集地啊。”
对于西贡，他描述道，“如同天津一样。河身九曲三湾，直通海口，大船一直进入，紧靠码头。”在科伦坡，他看到许多苍蝇叮附在骨瘦如柴的筑路工人的身上。“他们被当作了畜牲，没有被当作人。”周对这些工人所受的欺压和蹂躏非常愤慨，对同学们说，“难道我们自己就没有责任吗？一个国家的衰亡既有外因，也有内因。”我们到外国去就是为了学习如何改变这种衰败现象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绝不能袖手旁观。”他手里拿着字典，试图与法国和印度水手交谈，他迫不及待地要掌握法语的某些概念。十二月十三日，“波尔多斯”号在马赛港停舶。华法教育会的一名成员在码头接他们，把他们送上前往巴黎的火车。在巴黎，恩来与南开同学李福景呆在一起。在话剧《一元钱》中，李福景曾扮演男主角，周恩来扮演女主角。漂亮的刘清扬及其丈夫张申府也到了巴黎。他们是搭乘“大山”号轮船在周恩来之后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到达法国的。恩来喜出望外，尤其是因为一年前刘清扬还曾与他一道进过监狱。张申府当时已是共产党员，肩负着在留法的中国学生中发展党员的使命。
周恩来抵法不久，便卷入了学生与华法教育会之间的纠纷。华法教育会是用庚子赔款中的部分拨款建立起来的，负责中国学生的“工作和学习计划”。庚子赔款产生的背景是：一九○○至一九○一年中国人民掀起对西方大规模的反抗运动，领头的是一批自称“义和拳”的人。西方为了镇压这些反抗，一九○○年夏组成八国联军进攻中国，在义和团失败后，作为对中国的惩罚，西方要求中国付出一笔苛刻的赔款，西方起名为“拳手”赔款（中国人称之为庚子赔款）。据说这笔赔款数额相当大，需要三十九年才能付清，当时规定中国政府用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抵押。随着新学堂的建立，西方对华政策有所缓和。西方感到，通过培养一个“西方化”的知识分子阶层来进行文化渗透比起迄今一直使用的残暴方法较为妥善。于是，部分经费便被用来资助旅法和旅比的中国学生。青年们实行勤工俭学，部分时间在工厂做工，部分时间在指定的学校学习。学生们所得的津贴微乎其微，不够维持生活。华法教育会十分腐败，大量的钱被装进了官员们的私人腰包，而对学生漠不关心。恩来给一贯资助他的南开学校创始人严范孙写信，斥责华法教育会。他还给天津由基督教徒支持的中文报纸《益世报》投寄揭露性的文章。他描述学生们如何在拥挤不堪的华法教育会办公室里转来转去，为了领取一点点津贴，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有好些学生出国的资格不合规定，所学法语不够使用，也不掌握熟练的技能，“有由工人变为艺徒者……有因身体软弱不堪重任，自行告退者……”有些学生只能挨饿，因为他们所得的钱还不够买食物，微薄的收入难以支付学费。“刻苦甚者或能干长期工作五年后，得储有三年之读书费。”周恩来还指出“而工作之寻找亦不颇易，因法国工人固不甚欢迎中国人之以贱资夺其地位也。”〔2〕
也许是由于这一情况，恩来和李福景于一月五日赴伦敦，一度住在罗素广场附近的伯纳德街三十五号。这是一所学生寄宿的房子。两人报考曼彻斯特大学，不过恩来还报考了爱丁堡大学。在等待学校通知的日子里，他在伦敦考察，写了无数信件和明信片，收集材料为《益世报》写更多的文章。他每天购买英文报纸，研究报上的文章。他考察了伦敦东区的码头，留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伤残人员，研究了失业人数，评述了英国的机构和议会民主，并对工党的组成感到兴趣。他在给表兄陈式周的信中写道：“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他开始思索革命的问题。假如在苏联通过暴力推翻统治阶级来实现革命，也许在其他国家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实现革命。显然，他在英国耳闻目睹的社会革命在他看来是一种非暴力的变革……然而，它能否适用于中国？他留学的目的“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3〕
爱丁堡大学准备接受他，他毋需通过入学考试，只要进行英语测验。可是新的学期要到十月开始，而此时才二月。在秋季到来之前，周如何生活呢？他再次给恩人严范孙写信。他已决定要学习，严是否可以利用他与教育当局的关系帮助周获得一笔奖学金呢？鉴于他的籍贯是绍兴，也许可以获得一份浙江省的奖学金？奖学金没有获得，不过严还是对周和李福景解囊相助。然而，英国的生活费用太昂贵，恩来在三月又回到了法国。他给表兄陈式周写道：“英国生活程度之高为各国冠，每年非中洋千元以上不易图存，其他消费尚不论也。”〔4〕
但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劳动、罢工，以及工党的发展继续吸引着恩来。他要求朋友们把英文报纸邮寄给他，在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五日从柏林发出的一封信中还特别提到了伦敦《泰晤士报》。
他一共给《益世报》写了五十七篇文章，内容涉及英国的外交政策、英国煤矿工人的罢工、英国工党、英国警察在爱尔兰和在中东的暴行。
回到法国后，他在科隆贝呆了一段时间，他的英俊和举止文雅很使丧偶的女房东喜欢。她只知道他是“骑士先生”，因为他护照上的英文名字为“约翰·奈特”（英文“奈特”的意思为“骑士”——译注）。两、三个星期后，他离开科隆贝前往蒙塔尔吉与刘清扬及其丈夫呆在一起。那里的一所学校里有许多中国学生，他们已组织起一个“勤工俭学励进会”，里面还有好几位从湖南省来的学生。能言善辩的蔡和森、其妹蔡畅及和森的夫人向警予，三人均是毛泽东创建的新民学会会员。新民学会常在蔡家的屋子里开会。蔡和森及蔡畅的母亲是最早的出类拔萃的女性之一。她不听旁人关于不要冒险长途跋涉前往一个野蛮国家的劝告，毅然陪同儿子、女儿和儿媳来到了法国。（她说，“要活到老、学到老。”尽管她不去上课，但对学生们的所作所为却了如指掌。）
恩来在巴黎经刘清扬和张申府两人的介绍，于一九二一年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后来他的入党日期被确定为一九二一年。〔5〕
他立即受托开展“政治和组织工作”，由另一名学生赵世炎协助他。他们的工作包括组织学生参加各种形势报告会，为共产党物色新成员，分析评估他们的表现，与非马克思主义组织展开辩论，保存档案材料，尤其要注意保密。不到两年的时间，保密工作变得十分关键，因为法国警察奉命对共产主义的渗透保持警惕，开始搜捕“极端分子”。
在以后的四年时间里，无论在法国、比利时，还是在德国，周恩来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和旅欧学生各种组织开展活动的主要负责人，这些组织部与共产党有联系。这使得他上大学、求学位、甚至在工厂长期做工等等希望都化为泡影。
他曾进一所学校学了两个月的法文。他给朋友写信说，“讲好法文很重要。”一位名叫拉波波尔的法国共产党人辅导他的法语。但是，党的工作和需要迫使他的学习时断时续。由于他自己没有钱，所做的工作又无报酬，他就靠为报纸写文章来维持生活。他不仅给《益世报》写，还给其他报纸写。这时南开校董，严范孙再次解囊相助。对于这种乐于助人的精神，周恩来总是十分感激的。“许多爱国老人以私人身份资助我们留学生，但他们不带有任何政治目的。”后来，当朋友们质问严范孙帮助共产党人时，严回答说：人各有志。
周恩来担任中国总理时，当法国的客人或新闻记者问起——或更确切地说是谈起——他曾在比扬古的雷诺汽车厂工作过时，他开怀大笑，避免作正面回答。但是，在他与中国大学生的讲话中，他很坦率：“我从未当过大学生，也未当过工人。”〔6〕他只是偶尔地当当工人，穿上工装裤在这个或那个工厂做做临时工，目的是与那里的中国工人接触，寻找对象，发展他们入党。尽管他偶尔也身着粗布劳动服出现，他说他从来没有在法国的任何工厂里长期做工，这一点是可以令人相信的。
他的工作很快见效。到一九二二年，他已发展吸收了一批学生进入新建立的中国共产党，而且还有更多的学生被当作发展对象。在这个“旅欧支部”（周恩来曾在其支部所在地霞落瓦大学度过几个星期），有一些人在中国未来的革命中将成为杰出和有才干的领袖。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他们保持着联系。
由于他们与法国文化和思想的接触，他们对世界的未来都有更广阔的憧憬和更深刻的认识。四十年后，当周接见某些法国外宾时，对于法国文明的好的一面给予了不少赞美之词，而对其另一些不良的地方则巧妙地闭口不谈。不过，他把在法国的生活说成是他自己革命生涯的开始，乃是由衷之言。
他迁到比扬古区，在戈德弗鲁瓦十七号一座小旅馆的二层租了一间小房间，这里现已成为许多中国学生前往参观的一个地方。小小的房间里放着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洗脸盆安装在楼梯井上。一张照片是当年周在旅馆外面照的，穿的衣服很不合身，头发也未梳理，袖子缩到手腕上面，裤腿高高地吊在脚踝上面，显然他的体材已经超出了他的衣服。他当时的生活非常窘困。他随身带去一只小炉子，用来熬白菜汤，泡点面包片，这便是他一天的主食。
他的工作性质使他学会了扮演各种角色，因为不久以后，他就不得不进行化装，有时向比较富裕的学生借衣服以显得自己阔绰，有时又穿得象位工人。由于他英俊潇洒，所以很受人们的喜欢。他每到一个城市都要徒步作许多考察，巴黎更使他着迷。他走过许多大街小巷，透过玻璃橱窗，仔细地观察每一件细小的日用品，并记下了它们的价格。他常常光顾拉丁区的咖啡馆，在那里会见的人士中有许多后来被发展为共产党员。他在那里似乎也喝过无数杯免费的咖啡。四十年后，在一九六四年，周恩来总理还通过中国在巴黎新建的大使馆为他在拉丁区奥罗里咖啡馆“赊帐喝过的数百杯咖啡”还了帐。
周恩来是否出于坚定不移的信念加入了共产党？入党前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曾经犹豫不决、认真“推求比较”，即使在他入党的时候，也不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盲目信仰，而是确认了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实行变革的最好、最彻底的办法。他说道，“这是一门科学理论，就象爱因斯坦定律一样。”他从来都不是理论家，也不是空想家。未经实践，未经付诸行动的思想在他看来只不过是脑力劳动。“我国最大的障碍是生产率低，教育不发达，我们需要工农业技术，但是教育是基础……生产率和教育是分不开的。”单凭教条永远也救不了中国，需要有某种政治结构来指导和改变中国的社会。周恩来要试一试马克思主义。
他是建党工作最需要的人材，因为他冷静、机敏、孜孜不倦。他能言善辩，满口珠玑，使犹豫徬徨者心服口服，使迷失方向者重新坚定立场。他从不发火，与一些易冲动、脾气暴躁的人争辩时表现出巨大的耐心。他公开承认不是“理论家”、“意识形态非我长处”。蔡和森和另一名湖南学生李立三却与他不同，两人都好吹毛求疵。尤其是李立三，虽然擅长演说，却喜欢以争辩来出风头。“每当有什么事情要做，我们都总是想到恩来，”同志们这样评价他。“有一些人爱出风头，周却不是那样。”
旅欧的中国学生在法国有二千名，在比利时和英国各有二百名。在德国究竟有多少不得而知，因为由于马克贬值，引起可怕的通货膨胀，许多中国学生涌往德国，在那里生活和学习要比在英国和法国便宜得多。周本人旅欧时期，大约有四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德国度过的，“那里的生活费用低廉。”由于工作的需要，他奔波于法国、比利时和德国之间，他可以在这三个国家中的任何一国逗留较长的时间。一九二二年初，他再次前往伦敦，但很快又回到巴黎。“我不喜欢那里。”他发现，英国警察对于象他那样行踪不定的中国学生深为疑虑，并且时常加以骚扰。
来往于几国之间以及为了避免警察怀疑他是个流浪汉或极端分子，需要做一、两身较好的衣服，均由共产国际出钱。
一位名叫苏珊·吉罗的法国女共产党员定期送钱来给中国共产主义小组〔7〕。周恩来还负责把一些未来的党员从法国、比利时和德国通过柏林送上火车，安全地转送至莫斯科，去接受革命的系统教育。
除此之外，他还与中国商人和饭店老板进行接触。他那热情友好、平易近人和讨人喜欢的作风赢得了大家的好感。许多人自愿捐款帮助穷学生，不少人多年来一直亲切地怀念他。
他还负责以旅法学生的名义给中国驻法公使馆起草请愿书或抗议书。此时，他已集风度翩翩、优雅洒脱、辩才敏捷之大成。他在不同学生派别中进行调解的奇才有口皆碑。除非在他的同事中有谁养成狂妄的恶习，他从来都不会生气。他从不指手画脚，也从不自高自大。他一贯以襟怀坦白与和蔼可亲的面貌出现。然而，实际上他是个内情深锁、滴水不漏的人。对此，他终生坚持不渝。对他来说，结局是最重要的。犹如一条彩虹横贯天穹，放射出许许多多色彩斑烂的光泽，从周恩来那里所有人都能找到自己要见的东西。他是一个全才。
他个人的私生活也是近乎苦行僧似的刻苦，不愧为众人的楷模。和中国伟人遵守传统德行一样，他十分注意克己寡欲，以身作则。没有任何关于他在法国或比利时有过性纠葛的报道。关于他与一位德国姑娘发生过关系的报道，杰出的英国汉学家迪克·威尔逊已证明那全属虚构。一些朋友对他没有任何异性伴侣的事实有过议论。“我太忙了……还是独身一人好，”他总是这样回答，对朋友们报以一丝富有魅力而不置可否的微笑。但是，他给邓颖超写信。写啊写啊，写了二百五十多封信……通过写信，他们恋爱了。八十五岁高龄的邓颖超对我说，“我们是在互相通信中恋爱的。”〔8〕如果说这在西方社会中听起来不可思议，她所讲的大概是的的确确的事实。周恩来看上去不是一位性欲旺盛的男子。他富有男性的魅力，相貌英俊，无任何同性恋的倾向。但是，就象许多理智支配情感的男子，或者象许多胸怀巨大抱负的男男女女那样，他毋需通过风流韵事来表明自己是个男子汉大丈夫。周向邓颖超倾吐了他对法国美丽景色的喜悦之情，倾吐了他的希望和梦想。他把自己所写的文章寄给她，再由她转送《益世报》以及此时已不再开展活动的觉悟社的朋友们。一天，他与几位朋友来到巴黎圣母院，爬了几百个台阶直至房顶，那里“千奇百怪的禽兽，犹如我们传说中的妖魔怪鬼，俯伏着身子……我们凝视着在雾霭之中渐渐沉睡的巴黎。风景太迷人了！塞纳河水碧波荡漾，缓缓而流……晚霞辉映着远处的大森林，光彩夺目。我们都情不自禁地用法语高喊‘太好了，太美了’。”
尽管他过着苦行僧般的自我克制的生活，他的湖南朋友、脾气暴躁的蔡和森却对他不满，因为恩来看到所有美丽的风光和人物都感到欢乐和赞美。他惊叹道：“多么漂亮的姑娘！”但并不想到去追求。他给朋友们写道：“巴黎是美丽的……妇女也是动人的……”蔡斥之为轻浮。“你不应陶醉于美色。一位真正的革命者的目光必须始终盯着劳动人民的苦难和受到的剥削。”周恩来给邓颖超写信道：“和森使我厌烦……我连一个女友都未交过……我也不打算交女友。”
在了解他的工作必须绝对保密之前，周恩来曾把他的一张照得很好看的彩色照片印成明信片，寄给了在中国的所有朋友。朋友们告诉他这是危险的，警察可能会获得这些明信片——他一共定做了三打。此外，他还喜欢跳舞，他常去舞厅，而且从来不缺舞伴，从此学会了跳舞。四十年后，周恩来对法国部长阿兰·佩雷菲特说，“我发觉法国人民极为友好……你们似乎没有种族区别……不同民族之间可以互相通婚。”他与法国人民的接触是融洽的，但是并非所有的中国学生都感到如此。周恩来的一位朋友王若飞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个国家的人民有点看不起我们……如果想和他们寒暄几句，他们会装着没有听见……”〔9〕
直至友人黄爱去世之前，周恩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还是不彻底的。黄爱是觉悟社的一名社员，一九二二年一月在湖南省领导纺织工人罢工惨遭杀害。他是中国第一位共产主义烈士。邓颖超在信中把黄爱的死讯告诉了他。周深为悲痛，作了一首诗悼念友人。他在给国内朋友的信中写道：得到正品（黄爱）这个死耗，更使我的意念十分坚决。无论如何，我总信我可以不负这个死友了，当时还不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信仰，而是一种感情的冲动。周明白，在作出政治选择时，激情、情感起到某种作用。他明确地向国内的友人表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我们大家都依赖恩来起草我们的公开声明、处理所有的事务……只要他安排会议、宣读声明，就可以断定，各有关小组都会同意。”与周一道工作的人都一致认为，他是开展党支部建设这一复杂工作的最好人选。他做的工作越来越复杂，一九一七年派往法国的劳工有二十万，此时留下的中国劳工尚有四万。规模不大的共产党努力与他们联合起来反对“老板”制度，反对诸如无政府主义和新法西斯等其他党派。给工人们组织宣讲马克思主义的夜校，理所当然地成为周恩来的一部分责任。
这就意味着对当时在法国的一个势力非常强大的无政府主义小组要展开许多“斗争”，这种斗争主要是口头辩论，慷慨激昂和非常激烈的辩论。有一次还发生了暴力，砸毁了家具，双方动了拳脚，若干名学生受了伤。周恩来不仅看望自己的同情者，还坚持要看望受了点伤的对立面学生。
警察的压力越来越大，迫切需要做好保密工作。周强调所有入党的人都要对党籍严加保密。这一规定在几年之后使许多同志得以保住了生命。他开始感到，并且提出，所有的党员应当把军事科学当作政治教育的一部分。他前往具有同情马克思主义的气氛的比利时霞落瓦社会主义大学时，便组织那里的中国学生参加政治座谈会，似乎他本人还一度成为该校的学生。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位青年，后来成为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那便是四川省的聂荣臻。〔10〕当时在法国和比利时学习的学生中许多来自四川。聂学的是工程。一九八八年，这位头发灰白的老人在他北京的寓所对我说：“即使在当时，在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二三年，恩来就告诉我们必须学习军事科学。党不能够总是停留在政治辩论俱乐部的水平上。如果我们要改造我们的国家，就需要有一支军队。”数十年后，聂荣臻被周选中，负责组织一批批科学家制造了中国的第一枚原子弹，建立起首批从事核科学的研究机构和实验室。
在德国，周恩来在坎特街住了几个月，房租月金为十二美元。他还使用在威特斯特拉街上的两间房子，这也许是共产国际提供的住地。他在德国很受欢迎，几位女房东都很喜欢他，他也总给她们赠送圣诞节贺年片和鲜花〔11〕。他与学生们打成一片，去看他们打乒乓球，与他们一起在学生区的啤酒窖里喝啤酒。在柏林也组织起一个党小组。当年六月，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举行的一次三天会议上，旅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正式成立，周代表旅德组织前往巴黎出席了成立大会。
会议还决定出版机关刊物《少年》，当然又是周担任编辑和主要撰稿人。
《少年》杂志是用手刻油印的，做此工作的是一位从四川来的五点三英尺高、身材矮小结实、脸盘方正的青年，名叫邓小平〔12〕。邓生于一九○四年，于一九二○年乘船来到法国，有好几年的时间，他白天在加雷恩一科隆布制鞋厂做工，晚上就油印《少年》杂志以及为中国劳工在夜校里使用的马克思主义的讲义和教材。他获得了一个“油印博士”的称号，大家就一直这么称呼他。五十多年后，当中国某些青年发动另一次变革浪潮时，许多青年也用手工书写传单、小册子、印刷刊物。他们觉得，他们是在效仿“油印博士”当年在巴黎于夜间开展“油印革命”。
周恩来还与一位人们最难以想象的共产党人交了朋友，他的名字叫朱德〔13〕，也是四川省人。朱生于一八八六年，比周恩来大十二岁。朱一度成为滇军的一名高级军官，结过五次婚，还抽过鸦片。可是当一九一九年五月发生伟大的学生爱国运动时，朱德变了。他热爱自己的国家，戒了鸦片，决心探求真理——为了挽救中国。一九二二年七月，他设法会见了陈独秀。陈是中国最早的两名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此时已是于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朱德对他说，“我愿加入共产党。”朱曾是孙中山的国民党党员，不过他也是中国西南地区最有势力的秘密社团哥老会的一名成员。陈独秀不太喜欢这位关系复杂、其貌不扬的人，给他几本马克思主义著作“学习”，便让他走了。这位马克思的未来弟子虽然吃了闭门羹，但并没有失去希望。
他乘船来到欧洲。在巴黎，他从几位四川饭店的老板那里打听到周恩来的名字。“他是真正决定一切的人……”那年十月，周在柏林，朱德设法在坎特街找到了他。房门打开时，他看到了“一位身材削瘦、相貌俊美的人……”恩来请他进屋坐下。周恩来让朱德不断他讲述自己的经历，自己一边聚精会神地听着，一边观察来者的本质，并注意到他的殷切心情和坦诚。朱德讲完后，周沉寂片刻，略加思忖，抬起头来问道：“大哥，你吃饭了没有？如果没有，那么我们该吃饭了。”这表明朱德作为个人已被接受。又经过了六天的交谈之后，周才作出了决定。他亲自介绍朱德入党，并嘱咐这位喜出望外的长者要严格保密，谁也不应知道他是一名党员。“目前对于此类事情最好不要大公开……我们需要象你具备的那些其他才能……”他发现朱德喜爱兰花和音乐。从那时起，两人便养成了对贝多芬音乐的共同爱好。在半个世纪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这成了他们两人的一条罪状。
在后来的中国革命中，朱德成为最有名望的军事司令员之一，也是著名的美国作家史沫特莱一本著作中的主人公。
还有那位胖胖的、性格豪放、谈笑风生的陈毅〔14〕，也是来自四川。他在饭店里洗杯盘，在塞纳河码头帮助装卸货物，在米什兰和勒克勒佐两地干活，抽空也到艺术学院去上上课。他能踢足球，朗诵古典诗词，具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幽默感。周恩来的众多朋友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特征：幽默、乐观、热爱生活、毫不浮夸。那些虚情假意、自高自大，或唯唯诺诺的平庸之辈从来就得不到周恩来的赏识。
周恩来在法国的岁月里，参与了两次大规模的斗争。一次是反对中国“政府”，即我们在前文已经提到过的北洋军阀“政府”，它当时在巴黎设有一个公使馆，相当于现时的大使馆。另一次是有名的“里昂大学”事件。
一九二一年华北遭受了严重的水灾，北洋军阀政府准备在法国发行债券筹集借款，名义上是为了援救中国的千百万灾民。可是，周仔细阅读了法同和英国的报纸，意识到这是一场骗局。借款额为二亿法郎，其中一亿将由中国北洋“政府”的军阀和法国经手借款的军火公司中饱，另外两亿确定用来向上述军火公司购买武器。这样一笔军火交易怎么能叫救灾贷款呢？经过进一步深入的调查，他发现，中国“政府”的借款担保条件是向法国政府出卖国家的铁路建筑权、印花税和验契税。这是一桩丑恶的贪赃在法、卖国求荣的事件。周愤笔疾书，严厉谴责。天津的《益世报》刊载了他所写的长篇通讯，其他报纸纷纷转载。法国报纸也披露了这笔交易的真相，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掀起了反对借款的巨大声浪，致使这项协议不得不被取消。这次调查报道所取得的胜利对于周未来掌握处理政治事务的方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精于待人接物，在今天可被视作一位极为高超的公关先生。在他的一生中，他将非常注意引导公众舆论的重要性以及在新闻媒介中塑造形象的巨大力量。
另一桩事是关于建立中法里昂大学的计划。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大约二千名学生对这一计划深寄厚望，以为可以在经费和教育两方面帮助他们克服困难。可是没有多久，情况就明朗了。只有从北京的中法大学和上海的天主教震旦大学挑选的学生才能入里昂大学。学生们向华法教育会提出抗议，得到的回答是：“你们无法生活，就回国去吧。”有些学生定期领取的少量津贴也被中断了。
学生们在巴黎举行集会，决定向里昂进军，要占领校舍。领导这次行动的是四川省的学生赵世炎和湖南省的学生蔡和森、李立三。周恩来默默地坐着，轮到他发言时，他站起身来，提醒大家要谨慎。“敌人试图逼我们陷入绝境……必须要有很好的准备和周全的计划……”行军队伍应一分为二，一部分为“先发队”到里昂去，另一部分留下来负责后方工作和“以防万一”。显然，周了解，法国人准备要以法律和秩序的名义向学生们摊牌。他想避免正面对抗。他与霞落瓦大学的聂荣臻和几名其他学生负责后方工作。赵世炎、蔡和森和李立三率领一百零五名学生往里昂出发，九月二十一日冲进了里昂中法大学。次日，二百名警察把他们包围，押送到被遗弃的兵营中囚禁。他们立即开展绝食斗争。
留在巴黎负责后方工作的周恩来利用他与报纸的关系，与法国共产党员接触，并与华人社团进行联系，组织起一个大约二十来人的“慰问团”前往里昂。在里昂，他求见市长，要求探望被关押的学生，给他们提供足够的被褥，以及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他随身带了一只很大的黑皮袋，里面装满了书。一位前往里昂表示“慰问”的朋友〔15〕问道，“你带那么多书干吗？”周回答说，“要是学生们不得不去监狱里呆一段时间，书对他们就很有用处。”显然他想起了四年前自己在狱中的经历。
一百零五名学生于十月十三日获释，但立即都被法国强行遣送回国。周恩来前往马赛，到轮船上与蔡和森、蔡的妻子和妹妹，还有足球运动员陈毅，——道别。周怀念那位足球运动员、喜欢说笑打闹的陈毅。也许他也怀念蔡和森和记起蔡关于道德品行的告诫。
唯独缺乏材料的是有关周与法国共产党接触的情况。其原因可能是，这些好吵架的青年男女陷入了无休止的意识形态纠纷，没有保留什么记录材料。连列宁都对法国激进分子吹毛求疵的煽动性宣传感到非常气恼。直至一九二五年法共才解决了内部理论问题。只有在一处提到有几名中国学生、包括周恩来，出席了法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次会的开幕式〔16〕。苏联历史学家卡留切安茨写道：“周恩来、蔡氏兄妹和邓小平与法国共产党工人建立了关系，每隔两周便举行一次会议，讨论政治形势……这样，他们受到影响，成为共产主义者了。”卡留切安茨显然认为中国人是受到法国共产党人的训练，这是相当肤浅的结论。法共两份报纸《人道报》和《工人生活》均没有提及里昂事件。尽管周恩来曾对法国没有种族主义作过好评，但是法国工人对遗留下来的中国工人确实怀有仇恨之心，工厂老板们把这些中国工人组织成一支支小队，利用他们来破坏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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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三年，成立刚两年的中国共产党决定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这一重大的政策变化，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的。共产国际指示要求共产党与孙中山及其新成立的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
外表温和但坚韧不拔的孙中山被军阀赶出中国之后现在又回到了国内，他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他对这一目标所持的乐观主义态度丝毫也没有减弱。他在广州已经取得了立足点——由于那里的军阀颇为宽容。
孙中山除了组成国民党外，还大胆地宣布在广州成立民国政府，尽管他所控制的地域没有超出广州市区。他在海外华侨中继续得到巨大的支持，他的内阁也由许多华侨组成。在他的支持者中，有一位名叫陈友仁。他是位律师，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中文反而不怎么会讲，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名热心的爱国者。一九二○年，共产国际的代表曾与孙中山接触，与他讨论怎样使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与俄国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但是，孙起初对这一设想抱有反感。他说道，“我不相信豹子会改变身上的斑点。俄国的扩张主义政策没有改变……”共产国际的代表没有放弃希望。统一战线是列宁的发明，这是由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爱国的大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联盟。这一联盟对于抗击西方列强对苏联的入侵曾经十分有效……在中国结成统一战线来赶走军阀及其帝国主义后台老板也是可行的。
到一九二二年，孙中山开始发生变化，最后决定联俄联共。他的财政部长廖仲恺是位富有的华侨，对他很有影响力，廖赞成统一战线。而且，孙中山那位年轻有为的夫人、一位非常富有的华侨的女儿、在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受过教育的宋庆龄〔17〕，也赞成统一战线。他们的影响力，在孙中山的变化中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一九二三年六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统一战线”成为年轻的共产党的政策纲领。孙中山也推动他创立的国民党考虑统一战线的建议。
在巴黎，周恩来是共产党旅欧支部的负责人之一，他得到政策变更的通知。一切都要在一个晚上改变过来，与国民党的对抗现在必须改为与国民党的合作。国民党在欧洲也有它的代表和支部。那年六月，周恩来会见了曾受过法国教育的学者、国民党代表王京歧。
周恩来向王建议，两党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来讨论各种问题。他还建议应让妇女参加各种统一战线的活动，并提出了他在天津觉悟社的社员、回民妇女郭隆真的名字。郭在一九二○年曾与周一道坐过牢，此时正在法国求学。周提出了切合实际和有益的建议，并且又能够提出八十多人来“帮助国民党改组”，深深地打动了王京歧的心。王也许没有意识到，这八十多人全是共产党员。
《少年》杂志改变了刊载文章的调子，并改名为《赤光》，成为统一战线的刊物。在十一月召开的一次国民党会议上，周当选为国民党驻欧支部执行部总务科主任。他致信王京歧：“依我们的团体意识，我们愿在此时期尽力促成民主革命的一切工作……努力为国民党做些组织训练工作。”一九二四年一月，周恩来、他的朋友聂荣臻以及蔡畅的丈夫李富春主持国民党驻欧支部的宣传和党务工作。
周恩来兼容并蓄的性格对于新的情况很能适应。如果说才智能把两种完全不同的观念同时容纳于一个人的思想，那么周恩来是当之无愧的。他必须在两个不同的政党中间调和，在分歧的意见中寻找共同点。他必须保持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但又要在他的行动、言论和文章中使一个非共产政党可以放心，认为得到了支持，有助于其发展。他必须循循善诱、通情达理、平息敌意、排解猜疑。
这是他锻练成为政治家、外交家的开始。事实上，从他的整个生涯来看，他不仅是一位地道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统一战线的艺术家，是一位调和难以调和的矛盾的天才。
一九二四年春，周恩来选送一批中国学生从法国和比利时途经柏林前往苏联。他在柏林把他们送上前往莫斯科的火车，其中有聂荣臻。
周本人在那些年月里从来没有从欧洲去莫斯科。这种旅行会引起警察的怀疑。他的工作太重要了，不能因此而受到损害。
七月，周恩来在巴黎出席了国民党驻法国总支部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此时，他刚刚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要他立即回国，回到中国国内负责国共两党之间的统战工作。显然，这是由于他在欧洲成功地促进了团结，以耐心和策略处理好纷争迭起的不同青年组织之间的关系。尽管曾遇到许多阻力，在某些会议上还发生过暴力事件，但他终于建立起了一个“统一战线”。周有安抚一切捣乱分子的奇才。他无可指责的品行有口皆碑……不近女色、廉洁奉公，用钱笔笔都有详尽的帐目可查。
一九二四年七月下旬，周恩来离开马赛，九月一日抵达香港。
他离开法国三个月后，法国警察在对可疑分子进行的一次突然搜查中发现，他一直是旅欧共产主义小组的重要组织者。
那样一位潇洒英俊、笑容可掬、温文尔雅的青年，从不忘记给他的女房东赠送鲜花与贺年卡……法国人说，“多可惜！他是那么英俊。”真是难以相信他是一位赤胆忠心的革命家。
【注释】
〔1〕有关吴瀚涛及其夫人的材料，见徐凯玉著《后台实权人物——周恩来》。
〔2〕〔3〕〔4〕见《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出版。
〔5〕1987年和1988年作者与中央档案馆馆长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成员的谈话。
有关周恩来入党的确切日期，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合编的《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四期。
至于为什么周在1945年中共七大对党员进行核查时把“1922年秋”作为自己入党的日期呢？作者认为不仅因为他极为小心谨慎，而且因为，第七次代表大会确定了毛泽东至高无上的地位，推定他为党的缔造者。假如在1945年周声称自己在1921年春就是党员的话，他就比党的其他领导人具有更老的资格。
〔6〕周在多种场合这样说过，不仅对大学生，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对红卫兵都这样说过。
〔7〕其他档案材料称有800法朗，但无法核实。
〔8〕见1989年作者访问邓颖超谈话记录。
〔9〕由雷吉斯·贝热龙和安妮·克里格尔向作者提供情况。克里格尔引证了乔治·克莱蒙梭总统1918年3月1日关于对中国旅法劳工施用暴力的通告。1919年内政部的一份禁令中还禁止法国妇女与外国工人通婚。
〔10〕聂荣臻（1899—1992年），生于四川省，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在比利时霞落瓦的劳动大学学习，1924年去莫斯科。
见1988年作者访问聂荣臻的谈话记录。《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出版。
〔11〕早先关于周在德国生了一个儿子的说法被证明完全是不准确的，迪克·威尔逊所著关于周恩来的书中有很好的叙述。
〔12〕邓小平1904年生于四川，原名邓先圣，学名邓希贤。见于里·弗郎兹和哈考特·布雷斯·乔万诺维奇著《邓小平传》，1987、1988年出版。同时参见《邓小平的政治生涯》，宇宙出版社，1978年香港出版。
说明：在法国的中国学生来自四川省的最多，其次是湖南省。
〔13〕朱德（1886—1976），聚集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周围的非凡人物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见史沫特莱著《伟大的道路——朱德的一生和时代》，约翰·考尔德出版社，1958年于伦敦出版。
〔14〕陈毅（1901—1972）四川省人，1919年去法国，自五十年代任外交部长，与周恩来有莫逆之交。
〔15〕这位“朋友”是入了中国籍的法国人，姓陈，法共党员。见韩素音文档。
〔16〕《国际工人运动人名词典》中提到的名字有蔡和森、李立三、赵世炎、李维汉和周恩来。另见《人名词典》，并见伊夫·谢弗里埃著《蔡和森传》，1948年出版。
〔17〕宋庆龄（1893—1981），华侨富商宋跃如次女。毕业于美国威斯理安女子学院，曾担任孙中山秘书。1915年，不顾家庭反对，与孙中山结婚。
详见斯特林·西格雷夫著《宋氏王朝》，1985年纽约出版。
2007/09/10
第三章在法国学习革命（1920—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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