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8月周恩来考入南开学校，因品学兼优校方于1914年免收他的学费。
——1914年与几名同学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并任该会会刊《敬业》编辑。
——1915年在南开新剧团参加演出新剧。
——1916年关心时事，发表反对中国军阀及西方和日本侵略的文章和演说。
——1917年6月从南开学校毕业，同年9月赴日本。
——1918年独处异国他乡，孤寂苦闷，因日文成绩不好而未考取师范学校。
——1918年投身爱国运动，报考第一高等学校未取，7月底短期归国探亲。
——1918—1919年冬开始阅读关于社会主义的著作，在京都与他南开的一位同窗好友一家共同度过一段时间。
——1919年4月离开日本回国。
——1919年夏组织天津学生联合会并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1919年9月提出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两个团体合并，建立觉悟社。
——1919年9月首次与其未来的妻子邓颖超见面。
——1920年1月天津学联被查封，学生遭拘捕。
——1920年1月29日周领导五六千人的学生游行队伍赴直隶省公署请愿，周与另外三位学生代表闯入省公署遭逮捕，羁押半年之久。
——1920年4月从营务处转至警厅拘留所。组织难友们读书，写狱中日记。
——1920年7月公开审判，在审判厅据理力争，被宣布“期满”释放。全国各地组织共产主义小组。
——1920年11月乘船去法国。
原来的南开学校是一座英国女王式的殖民主义建筑，现在成为周恩来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里面陈列着周恩来在南开四年的纪念物和图片。一切都保持原来的样子，甚至连墙和木制品的颜色都没有变化。空着的教室以及里面的讲坛和黑板，每天都有人打扫灰尘，似乎曾经在那里就座过的青年的灵魂随时都会再回来。
南开学校是由两位有志之士于一九○四年创建的。一位是具有革新意识的翰林，名叫严范孙，他认为必须立即把中国和西方教育中最好的东西结合起来，以使年轻的后代迎接未来。另一位是曾在美国受过教育的中国基督教徒，名叫张伯苓。建校后的头几年。从美国的教会获得资金，从英国请来英语和数学教师。课程除了有中国和英国文学外，还有化学、生物、代数和地理等。每个学生必须德、智、体兼备。这是一所尖子学校，用中国生活水平来衡量费用是昂贵的。校服是浅蓝色或灰色的长袍，里面穿的是长裤。
十九世纪鸦片战争后，天津向西方商人开放。市内有外国租界，租界内只承认外国法律，不受中国的管辖。天津因有一条混浊的河流而得其名。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及后来日本诸国的租界均沿河相互毗邻。头巾高缠的锡克和科西嘉宪兵、意大利和日本卫兵在其各自的领地上巡逻。在天津的工厂里，憔悴的妇女和儿童从八岁起，每天干十四个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二日痛苦地煎熬着（每年只有三天假日）。北方的农田每每遭受水灾或旱灾，饥肠辘辘的农民就涌入天津，沿街乞讨，卖儿卖女。每年冬天，无数尸体顺着河流飘入大海。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平常的现象，瘟疫、霍乱和饥荒每年可能要夺去数百万人的生命。
然而，在天津的书店里，各种各样的书籍、西方著作的译本、刊物和杂志却琳琅满目。这对十五岁的周恩来来说，无疑是汲取新知识的丰富宝库。有钱人都可以购买这些书。周恩来渴望获得书中的知识，但是贻赓家境贫寒。恩来由于寄宿于南开学校，对他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经济负担。恩来只是在周末才回到伯父在元纬路的狭窄小屋。伯母的名字不详，她对恩来倒是十分疼爱。由于她是一位农村妇女勤快手巧，亲手给恩来织袜子和围巾，有时颜色还非常鲜艳。其他男孩子们取笑恩来穿红袜子，她便不再织了。由于手头拮据，她编织桌布和餐巾出卖。每个周末她都要把钱塞进恩来的手里并嘱咐：“你必须多吃点，恩来。”可是恩来没有用来吃饭，而是用来买书。
严范孙已有二十多年的从教经验。南开学校就是在他自己私塾的场地上建造起来的。严很关心从绍兴〔1〕来的这位腼腆矜持但勤奋好学、门门功课优秀的学生。严和张伯苓发现恩来并不总有足够的钱去学校食堂用餐，而是常常走出学校，去街头小摊上买几个铜板的豆腐汤，或者买一碗粥。两人决定帮助恩来，让他为学校刻蜡板或抄写教学讲义，以补贴膳食费。入学第二年，因品学兼优，恩来成为南开学校唯一免交学费的学生。
一年后，伯父贻赓回到东北，恩来独自留在天津。对他来说，新年特别难过，因为此时所有的同学都回家了。空荡荡的校园里唯有他孑然一身。恩来在日记中写道，“我讨厌孤独和寂寞。我喜欢交友，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的朋友。”
他长得一表人才而性格腼腆，常常受到别人的戏谑。他不贸然表态，而是审视对方，听其言，观其行，而后才谈自己的看法。这是他后来一辈子都沿用的习惯。由于他身材比周围那些高大魁梧的北方人矮小，起初可能受到点欺侮，但是不久他就很受欢迎了。他对人友好，因而逾越了一切障碍，逾越了省份、甚至宗教的障碍。这是了不起的，因为许多学生有一种只与同乡人亲近的倾向。恩来成为吴瀚涛的好朋友，这是一位魁梧健壮的东北人，象一位摔跤运动员。另一位朋友是回民，名叫马骏。周恩来在六十年代有一次对我说，“我敢肯定我自己的家属里就有少数民族的血液。〔2〕他寻找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志同道合者，如张蓬仙和张鸿诰，两人后来均成为革命者。他的同班同学张龙原说道，“恩来的心中总是想的国家大事，他把中国的命运当作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但是，周恩来从来不是仅满足于空想，厌恶残暴、不公和压迫而不付诸行动的那种书生。有所想就有所行。他的一生都为自己的信念而奋斗。这种思想与行动的结合，使得他成为学生领袖。
“周恩来做事总能得心应手。他循循善诱、待人诚恳、推心置腹。他想要做的事，人们总是抢着去做。但他总是以身作则，从不发号施令。不过每当他说‘请想一想’，不知怎么着，人们就信服了……”〔3〕
南开大学鼓励课外活动，特别是体育。每天早晨，周恩来都要跑步。有一次他跳高得第一名。他参加合唱队，还养成了爱好西方音乐的习惯。他记忆力很好，任何乐曲、旋律或小调，听过一遍就能记住。七十年代初，在陪同柬埔寨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他不仅会演奏萨克斯管乐器，还会谱写动人的曲子）游览长江三峡的时候，周恩来就曾演唱西哈努克新近创作的一首歌曲，使亲王无比高兴。
他买了许多许多书。有时不吃饭，把钱省下来买书。他后来把自己的非凡精力归功于当时养成的习惯。“用不着按时用餐或睡眠，太讲究规律就把思想搞僵化了。”
经济上的拮据使得他节衣缩食，俭朴的生活成了他精力的来源。他一连好多天不吃肉食，只吃豆腐，因为豆腐是最便宜的食品。他衣服很少，总是细心地洗涤和缝补。他一生特别节俭的美德就是从南开开始养成的。在他担任总理的那些岁月里，如果他手下的工作人员有谁不把碗里的饭吃干净，都逃不过周恩来的眼睛。他会把这个人叫住问：“你知不知道你浪费的粮食要花多少汗水和力气？”
南开学校造就了周恩来这个伟大人物。高水平的教育质量、中西文化的结合，使他养成了不忌讳学习西方的习惯，承认有与自己不同的思想方法。也正是在这里，他首次接触了《新青年》。这是两位中国学者于一九一五年创刊的杂志，一位是在日本受过教育的陈独秀，另一位是也在日本受过教育的李大钊。两人均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4〕
李大钊是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馆长，这是个关键的职位，使他能以许多激进的著作来充实他的书架。在他的雇员中，一度曾有一位身材颀长，精神焕发、头发蓬松、操浓重的湖南口音的青年，他的名字叫毛泽东。
《新青年》杂志充满了青年人普遍渴望的各种各样的新思想、新概念。它是一种凝聚激进人物的刊物。在一九一五至一九一六年，这些激进的青年人痛心疾首地发现，孙中山在一九一一年宣告建立中华民国时对未来那种憧憬和希望并没有实现，现在中国反而比满清王朝崩溃时更加混乱和灾难深重。数以百计的军阀在各省纷纷出现，就象欧洲中世纪的贵族一样，他们大肆掳掠，任意敲榨勒索，为争夺地盘和权力而互相勾结又互相残杀，各自投靠西方列强，出卖人民利益以换取武器，把中国人民投入水深火热之中。
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曾一度使中国免遭欧洲直接干预的威胁。日本则利用地理上接近中国和其他侵略者自顾不暇的机会，来达到霸占中国的目的。日本用枪炮和战舰迫使当时被称作“中国政府”的北洋军阀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
《新青年》杂志斥责日本的要求。尽管周恩来也与大家一样愤愤不平，但是他对所读文章的政治内容并没特别注意。张伯苓规劝学生们道：“学习，好好学习，你们就能报效祖国。”他认为只要人人做好自己的事情，一切便好了。他对“极端主义”忧心忡仲。然而，即使象他那样也能够看出中国正以令人震惊的速度趋于崩溃。在四川省，人们要为每一块布、每个茶杯和茶壶纳税，要按窗户的长度和宽度、按大门和门槛的高度来交租纳税。这些钱都进入军阀的腰包。一些别出心裁的军阀甚至还征收“欢喜税”，那是在交税时表达所谓的喜悦心情而自动交纳的一种税。
周恩来义愤填膺，投入了抗议和声讨的行列。他写文章、作演说，并以一篇充满激情的《诚能动物论》于一九一四年在南开全校八百名学生的作文比赛中获得第一名。尽管他没有象某些朋友那样浓烈的政治色彩，他与几名同学还是成立了“敬业乐群会”。这是一个练习辩论和掌握演讲技巧的俱乐部，恩来担任《敬业》杂志的主编。他用“飞飞”的笔名写文章和诗词。他一生中一共使用了十六个笔名和假名，其中还有一个俄文笔名斯特列里佐夫（Strelitzoff）。他在莫斯科用此笔名为共产国际的刊物写过文章。
恩来的早期诗作发表在《敬业》杂志上。这些诗都有中国古诗的韵律，其中一首是他写给一位一九一六年离开南开前往外国学习的同班同学的，诗中表达了朋友分别时可贵的个人友情：
相逢萍水亦前缘，
负笈津门岂偶然。
……
群鸦恋晚树，
孤雁入寥天。
周恩来通过敬业会开始表达他反对军阀的爱国热忱。一九一六年十月，他发表题为《一念差》的剧稿〔5〕，这是一部非常感人的话剧。他总是坚决主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爱国热忱使周与南开的文学教授马千里结成了非同一般的师生情谊。马千里的名字倒过来便是千里马。他后来确实奔腾向前，与学生们一起投身于革命运动。他写诗痛斥军阀。国文教师张皞如满怀爱国激情写下《伤时事》一诗，恩来读后立即以原韵和诗一首：
茫茫大陆起风云，
举国昏沉岂足云；
最是伤心秋又到，
虫声唧唧不堪闻。
由于南开是一所有名的学校，而“敬业乐群会”又因其会刊办得好而颇有名气，因此“敬业乐群会”能邀到一些有名望的学者来给会员们作报告。其中之一便是梁启超。周恩来十分钦佩他的口才和举止。还有蔡元培和吴玉章，都是博学多才的爱国者和革新人物。学校组织的一个新剧团的确“出奇地现代化”。不过张伯苓并不害怕现代主义，甚至还写了一个剧本。周恩来加入了新剧团，并成为其中的一名演员，更确切地说是“女演员”。犹如十九世纪的欧洲，在中国的那些年代里，女角色都由男士扮演。周至少在两出话剧中扮演了女角。其中有一出话剧叫《一元钱》，曾轰动一时，在学校礼堂演出后还到市内公演了好几次。
这种演技的训练对于周恩来后来的生涯是有益的。为了保存自己，他不得不变换各种身份：商人或银行家、古玩店的老板或穆斯林的阿匐。后来，他还留起了胡子，这也许是回族或阿拉伯民族某个远祖留下的基因。即使他把胡须刮得精光，也不可能完全抹掉下巴上留下的黝黑的痕迹。所以，他是否能完全装扮成一个女人是值得怀疑的。不过，据说他有时能把噪音改变成悦耳的女中音。
一九一七年，周恩来以平均分数八十九点七二分的成绩从南开学校毕业。张伯苓给他作的评语是：“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
富于感情，热情奔放，但又能作极大的自我控制和长时间的沉默。周恩来获得了是可以完全信赖的朋友的好名声，而且他一辈子都保持了这一名声。“他会尽力帮助患难中的朋友。”在十分珍视友情的中国，这是对人的一种最高评价。
人们对他的未来寄予很高的期望。严范孙非常宠爱他，甚至想要这位十九岁的青年做他的女婿，便通过一位朋友向恩来提出了这一愿望。这一提议符合中国的传统习惯。有钱人通常为自己的女儿选择才子匹配，这样可以光耀门楣。严尽管思想进步，但在处理家务时却仍持传统观念。恩来对传话的朋友说：“我是个穷学生，要是我接受与有名望的严家联姻，我就得事事听从他们了……”他彬彬有礼地婉拒了。严范孙不仅没有生气，反而更加敬佩他不图财富而要努力选择自己的道路的性格。
张伯苓建议这位青年出国学习，最好去美国。但周恩来财力不支。那么去日本如何？南开有好多毕业生都在日本。恩来身体健壮的好友吴瀚涛获北洋“政府”的奖学金已在京都。可是，日本不是正在威胁中国吗？周瞪着大眼凝视着张伯苓和蔼慈祥的脸。张伯苓回答说，“是这样……但是我们仍需向日本学习，就如日本学习了西方一样。”
伯父贻赓付不起路费。恩来不得不卖掉他的许多书籍，他的朋友们也给他三三两两地凑几块银元。文学教师马千里给他五元。但是给他凑足路费，得以东渡日本的还是严范孙。
周恩来回到沈阳与伯父贻赓及对恩来十分疼爱体贴的伯母告别。他探望了母校东关模范学校的师友。依照中国的传统习惯，他在赴日本前给同学们写诗一首，以资纪念：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若说十九岁的他为了探求真理而已象禅宗始祖达摩大师那样为获得启明而面壁十年，那确实是过于夸张了，但是这也可以说明周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望。他准是读过关于达摩的书籍，那位和尚于六世纪从印度来到中国。在周的诗文和日记中，可看到佛教的影响，那就是寻求真谛。但是对于恩来说来，真谛是救国的道路，不是形而上学的概念。他用儒家的方式寻找一套指导原则，一种思想，以使中国获得新生。他给同学留下的临别赠言是：“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中国，他的祖国。他是否真会象大鸾鸟一样一飞冲天，带回打开中国之未来的钥匙呢？他在日本会不会找到他所寻求的答案呢？
***
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明治维新以来，在不到六十年的时间里，日本便实现了现代化，成为一个西方式的强国，并且与西方一起对中国进行剥削，发动战争。面对这环抱自己海岸、形状犹如一柄短弯刀的群岛，中国人感到既优越又自卑。那些“小倭国人”从中国引进了文化，现在却又使中国蒙受耻辱，因此中国人对他们既仰慕又憎恨。尽管有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却有四千多中国学生在日本，比在欧洲和美国要多得多。
周恩来乘船经过已成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来到日本。在东京，他得到了南开同学们的帮助，与姓陈的中国学生住在一个木工家的楼上。那是在神田区，靠近东亚高等预备学校。他入该校补习日文，准备报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由于经济拮据，吴瀚涛和其他几位南开的老同学商定每月给周恩来捐助十块银元。
东京是个繁华热闹的城市，尽管在某些方面还仍然象是许多乡村的集合体。恩来发觉不难适应日本生活，而且他很喜欢那里的食品。在这里，他再次经常食用便宜的豆腐。五十多年后，一九七二年他在北京接待一个日本代表团时曾经回忆说：“日本的豆腐比中国的更有味。”
恩来打算将来当教师，不仅可以挣钱糊口，还可以继续参与“国事”，对许多学生施加影响。学校是培养爱国主义的地方，恩来记得历史老师高戈吾在东关模范学校是如何影响他的。
可是事情发生了波折。周恩来无法学习，精神集中不起来，他孤寂苦闷。他自己督促自己去上课，但是没有成功。朋友们的鼓励也未起作用。他们告诉他，这是因为初到异国他乡的一种感觉，很快就会过去的。对于中国人来说，毕竟日本不象欧洲那么陌生。孙中山是在日本组织起他的同盟会并找到许多同情者的。中国的进步作家鲁迅也是在日本通过译文而发现西方文学的。许多科学著作是通过日本才传到了中国。恩来点头表示同意。是的，日本也有好的一面……他还可以称鲁迅是自己的远房亲戚。〔6〕但是他仍然难以专心致志于书本。他在日记中写道：“无处不可以求学问，又何必终日守着课本儿叫做求学呢？”〔7〕他徘徊街头，留意观察社会，学习另外一种知识。也许他意识到日本教师身上的某种傲气。“语言也是一种殖民手段，我在日本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无法消除他对日本人的某些举动及威胁中国的反感。
在南开学校，他曾经写文章和作演说，抨击日本对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压力。孙中山民国的失败，中国沦入无政府状态……他在日本问他的朋友们：我们这一代人能做什么来拯救中国呢？吴瀚涛点头回答道：“学习。”此时他已在京都大学学习并已美满地结了婚。吴认为会出现一位“强人”来拯救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如此。与此同时，中国也需要一批精英、知识渊博的医生、工程师和教师……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震撼了世界。日本广泛报道了这一事件，然而它显然并没有使周恩来欣喜若狂。他到报亭上去买报纸，他保持着细心阅读报纸的习惯。但是他的心境依然难以摆脱孤寂苦闷。后来，他接触了京都帝国大学著名的经济学教授、日本最早的社会主义者之一河上肇博士编辑出版的《社会问题研究》。这是周恩来首次接触社会主义思想，但并没有立即就着迷。他把刊物带回家中阅读。
一九一八年一月他接到老家淮安来信，得知留居驸马巷的叔父周贻奎去世。父亲和其他亲戚经济困窘，在东北的伯父贻赓心地善良，现在要照顾恩来的两个弟弟。周在日记中写道：“当也当净了，卖也卖绝了，借是没处借，赊是没处赊……”而他又身居国外，口袋里几乎分文皆无，全仗朋友们的帮助。他一度曾想从佛教中取得慰藉，在他的日记中可看到这样的话：“世上一切的事情，都是走绕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不如排弃万有，走那‘无生’的道儿。”不过，他接着写道：“叫我将与我有缘的一一断绝，我就不能，哪能够再学达摩面壁呢？”
最艰难的日子终于过去。春天来临；日本的秀丽景色使他的心情逐渐开朗。他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在新的一年里的方针：“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仿佛是对他奋斗的一种答案，或者说是对他长期在黑暗中摸索的痛苦的灵魂的一种报偿，他又重新阅读起在南开学校时曾经看过的《新青年》杂志。
这一回，他真正地悟出了道理。
风雪残留犹未尽，一轮红日已东升。“我自前天忽然地醒悟，将从前一切事体都看成了不足重的事，不足取的事，心里头非常的快活。”
他终于找到了线索。单凭科学和学习是救不了中国的，无论“贤人政治”还是强人，也都救不了中国。必须有一种政治理论来指导变革的行动，来振兴亲爱的祖国。必须要有一批献身于这一事业的人……
他制订了自己的学习工作规则。每天用十三个小时半来学习、读书和看报，三个半小时满足身体的需要，睡觉只用七个小时……这一切使他磨练了自己。为了中国的未来，他自己的命运已经不可逆转地与之结合在一起了。
***
一九一八年春，日本对当时统治着北京的北洋军阀联合政府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许多中国学生对日本蛮横无理的态度忍无可忍。他们以卷起铺盖，纷纷回国的行动抗议军阀政府卖国行为。此时，恩来在东京已加入一个学生组织，名叫新中学会。新中学会组织学生举行各种集会，抗议中国军阀无耻卖国。学生们举行游行，恩来与新中学会三百五十名成员中的约一百名学生一起前往中国领事馆，遭到警察的阻止，周恩来对警长说，他们的游行并非骚动。他们仅是要递交一份请愿书。他既彬彬有礼，又义正辞严。警长不得不撤走警察，并称赞他们秩序井然。〔3〕当晚，恩来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分析中国衰弱的原因，“全是因为不能图新，又不能保旧，又不能改良”的缘故。多么精辟的论述！他接着说，在过去，中国总能把征服者吸收同化，但是现在不能了。要由中华民族来主宰我们自己民族的命运，抛弃自己的弱点。望诸同志人人心中存着这新字，中国才有望呢！
周恩来所说的实际上是他一辈子的信念：人只有首先改造自己才能改造社会。
一九一八年四月，南开学校的两位奠基人严范孙和张伯苓在赴美途中抵达东京。南开将成为一所全日制正规大学，〔9〕许多经费来自于美国。在东京学习的南开学生设宴款待这两位师长。恩来出席了晚宴，后来又去看望严范孙。从严范孙的日记中看出，他俩似乎作了一次很长的谈话。显然，严对周恩来学业成绩不佳感到失望，也许他再次资助了他……但是恩来又因日文成绩不理想而报考第一高等学校未被录取。他在日记中承认心情非常懊丧。那年七月，他归国探亲，在北京看望了父亲。贻能和在淮安的一家经济依然十分贫困，这使恩来更加懊丧。他们的处境每况愈下，似乎没有什么出路。要不然，就得依靠象伯父贻赓那样运气较好的叔伯。九月恩来返回日本，决心全力以赴投入学习，也许想争取获得一笔奖学金。
他的朋友吴瀚涛替恩来十分担忧。他邀请恩来前往京都与他和他的妻子住在一起。“你一定得来……京都大学的社会科学系师资力量很强……你会喜欢的……我们现在都是处于异国他乡的外国人，难道我们不该互相帮助吗？”恩来深受感动，整好行装，乘上火车，奔向京都。在京都车站，他看到瀚涛在等着接他时，眼泪夺眶而出。他在吴瀚涛夫妻那里住了一段时间。
据说恩来作为非全日制学生进了京都大学，断断续续地到学校去上一些课，他却无法专心于学习。他开始了解日本工人和农民的悲惨生活。他亲眼目睹了因农业歉收而引起的大规模抗议运动，以及声援贫苦农民的游行，称之为“米骚动”。他曾经谴责中国的军阀统治，然而日本也是个军国主义的政府。这时他阅读日本宣传社会主义的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写的《贫乏物语》和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他问吴瀚涛是否能安排他与京都帝国大学的河上肇教授见一次面，吴未予安排，因此恩来从未见到过河上肇。一九一八年四月，周在日记中首次提到社会主义：“世界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恐怕要拿俄罗斯作头一个试验场了。”他接着问道：而后怎么办呢？后来，他逐渐成为河上肇主编的《社会主义问题研究》的越来越热心的读者。
周住在吴家帮助吴夫人做饭。他每天早早起床搞好卫生，整理房间。吴夫人不仅整天要上课，下课回家后也要干家务。此时，她回到家中常常发现周恩来已经做好了饭。吴瀚涛知道恩来喜欢喝酒，有时回家就带回一瓶米酒来。两位朋友边喝边聊，可是意见分歧越来越明显。恩来一个劲地谈论他所热衷的社会主义刊物，极少谈论其他。只有中国人进行的革命才能救中国……“光靠一个强人……一个人能做什么？要有许多许多人，团结一致，组织起来……才能成就大事……”周边谈边喝、边喝边谈，争论越来越激烈……“要革命，否则就没有变革……这是我们的任务……”吴再也忍不住了。他吼道，“你再这样喝下去的话，你根本救不了中国。”说着，他把酒瓶往地上摔个粉碎。
恩来默默地看了一眼地板，转过身去找来一把扫帚，把碎片和地板清理干净，吴的妻子感到不安，也劝道：“你喝得太多了，恩来……你在学校里就太爱喝酒……”
***
一九一九年，春天来到日本，这是樱花盛开、令人心旷神怡的季节。周恩来来到岚山公园，到处秀色可餐。恩来写道：“我要了解，要向世界各处学习……秀才要知天下事……若有所不知，应感到惭愧。”
不仅是知识，而且那大自然的美，也一度使他如痴如醉：
雨中二次游岚山，
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樱。
到尽处突见一山高，
流出泉水绿如许，饶石照人。
潇潇雨，雾蒙浓；
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
京都沐浴在烂熳的樱花丛中。恩来在园中缓步踯躅，一手摸着口袋中他在南开学校时的回民同学马骏给他的来信，“如果当我们的国家就要走向灭亡时，学习还有什么用处？”
他徘徊思忖，内心深处，另一个自我在骚动，在壮大，不让他沉醉于绮丽风光之中。他的诗流露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心境，每首诗既是赞美，又是诘责。
想人世成败繁枯，都是客观的现象，
何曾开芳草春花，自然的美，无碍着的心。
他的心可并非无碍，并非无动于衷，并非无拘无束。
渐近黄昏。
万绿中拥出一丛樱，淡红娇嫩，惹得人心醉。
他没有陶醉于美丽的景色，也不能满足于现状或孤高自赏，他必须投身于历史的洪流。所以他必须离开日本，给他既热爱又憎恨的那个国家和人民写下惜别的诗句。在日本，他曾一度迷失方向，但又自己摸索到了方向。在日本，铸造个人生涯的努力失败了，但是，他可能在模糊中窥见了一点光明、未来的一种先兆。
说起恩来在日本的经历，不能不谈到一件发生在火车上的事。那是在由东京下关开出的一列火车上，他遇上了在函馆商业学校任教的元木省吾。两人攀谈起来。元木省吾回忆道，“他谈到我们两国的人民，讲得那么有感情，那么关切，那么热情。”周给了他一张名片，名片上除了恩来的正式名字外，还印有他的号“翔字”两字。五十四年后，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元木老人的孙子作为一个日本代表团的成员访问北京时，带回了这张名片和那位八十八岁老人元木省吾的记忆。“他仍然记得你，”周恩来深为感动〔10〕。
一九一九年四月，恩来离开日本回国。弟弟恩寿在大连的码头上接他，两人一起前往沈阳，恩寿与伯父贻赓就同住在沈阳。两天后，周恩来离开沈阳，去哈尔滨后回到天津，及时赶上了中国当代历史上第一次文化革命，即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在中国是个纪念日。当时全国青年都行动起来，这批青年今天已被叫作“第一代革命家”。人们的思想意识有了飞跃的进步，从而决定了历史的进程。声势浩大的学生游行示威运动在中国的各大城市此起彼伏。学生领袖均是自本世纪初就一直存在的矛盾现象的产物，其中许多是在“新学”堂里受到了关于民主和独立的教育。
被西方列强承认为中国“政府”的北洋军阀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已加入法国、英国和美国反对德国的协约国。三十万中国工人乘船前往欧洲，到劳力匮乏的法国和英国工厂里做工，到战场上去挖掘战壕，运送伤员。〔11〕西方民主国家则允诺，中国所不满的自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强加于她头上的不平等条约，将会设法予以改变，对中国食盐垄断和海关的控制，在天津、上海和武汉等城市获得的治外法权，完全在西方管辖之下的租界等等无理剥削措施都将得到纠正。可是，一九一九年战胜德国后，当欧洲列强在法国谈判签订《凡尔赛和约》时，它们不理睬，或者甚至拒绝讨论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提出的要求。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态度暧昧。中国知识界中的许多人——学生们——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寄托在被视作民主之邦的美国身上。然而，这些崇高的希望象肥皂泡一样破灭了。从巴黎会场上传来了一些流言中国报刊纷纷加以登载。人们聚在一起阅读有关中国被大出卖的最新消息。现已弄清，欧洲协约国在一九一七年就曾向日本作出秘密保证，要把从前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即山东省让给日本。这些民主国家曾希望日本将就此与它们合作，保障它们在亚洲的殖民财富和对中国的半殖民地统治。
整整一代年轻的中国人，他们在新学堂里受过教育，对于民主、自由充满着巨大的幻想，由于国联——中国也加入了该组织——的建立而对一个新的、公正的世界充满希望，此时才极度痛苦地认识到，他们所相信的言词只对白色人种和殖民主义者有效，而对于他们自己及其祖国是无效的。
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由曾在美国受过教育的著名学者顾维钧率领，未能前往凡尔赛签订和约（在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威胁和压力下，北京腐败无能的北洋军阀政府最终同意在和约上签字）。中国学生和旅法华工包围了代表团下塌的吕特蒂旅馆。顾维钧本人也十分不情愿在条约上签字，便取消了凡尔赛之行，代表团一行回到国内。
北京一些大学生写的五四宣言说道：伍德罗·威尔逊的话犹如先知的声音传遍了世界，增强了弱者的力量……中国人也听到了。他们被告知，在战后的分配中，象中国等民族就有机会不受阻碍地发展……秘密公约和强行签订的协议将不被承认。他们盼望着新时代的黎明一一但是，太阳没有在中国升起……
在那风起云涌的日子里，中国各大城市举行游行示威，参加的人数以百万计，从五月开始，持续了好几个月。参加者不仅有青年学生，还有各界人士，包括小学生。在街头巷尾，年轻人成群结队，有的只有十二岁，向听众宣传，揭露卖国行为，号召同胞们抵制日货。在边远省份，茶馆里的说书人讲的也是关于卖国求荣和背信弃义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妇女和女学生们也首次走上街头，在销售日货的商店和企业外面设置纠察。
以后的两年内，成千上万的中国知识青年开始向往另一个国家，另一种制度。这个国家和制度指出了公正和平等的前途，教导人们必须摧毁压迫、剥削的制度和帝国主义。这便是新生的苏联。而能够拯救中国、使中国获得自由的真理似乎就是共产主义。共产国际的代表已经在中国与诸如李大钊和陈独秀等著名的学者进行过秘密的接触。
***
周恩来出席了南开学生五月十日晚上召开的一次会议，他在会上介绍了日本的形势。他受到了回族朋友马骏和马千里的欢迎。马千里此时已是南开大学国文系的助理主任。“我们一直等你回国。我们需要象你这样的人来组织学生。斗争是长期的。”
首次冲突就发生在南开大学。一位亲日的军国主义分子〔12〕将要成为校董。周被选作代表去向校长张伯苓表达学生们的反对意见。张气愤地对他说：“学生就应当学习，不要沉迷于极端的政治。”于是，周就给留日的南开同学写信，谴斥张伯苓和学校董事会“接近卖国贼”。
周恩来写道，“校长方面是天天讲Democrocy（民主），可是样样事武断。”张伯苓怒不可遏，想把有关周恩来于一九一七年从该校毕业的记载从校友册内删掉。但是最终他并没有采取这一行动。
周通过助理主任马千里的关系进入南开的国文系，这使得他有可能到校园里去活动，尽管他从未上过课。一九五○年，他作为中国的总理在兴办一项新的教育计划时对大学生们说道，“我从来没有上过大学，一天也没有。”他在河北街上一所拥挤不堪的屋子里租用了一个小小的房间，不知不觉地成为一名组织游行示威、召集会议、抵制日货的职业宣传员。
《新青年》杂志犹如激进学生的圣经，两位编辑李大钊和陈独秀致力于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们从学生中物色合适的人材在中国成立马克思主义小组。周尽管阅读《新青年》和参加游行示威，对接受马克思主义却有些踌躇，他成为天津学生联合会的组织者之一，从本市的许多教育机构招募成员。联合会有一个广泛和包罗万象的纲领，其公开宣布的目标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不当亡国奴。”李大钊和陈独秀所在的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先锋。周穿梭于天津和北京之间，担任《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编。会报的报头印有一句名言：“民主：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我们的箴言。”挑选这几句话作为箴言表明，尽管他对威尔逊总统在凡尔赛和会期间的表现感到失望，但是他依然信仰民主，信仰亚伯拉罕·林肯。他在七月二十一日创刊号上撰写的发刊词《革心！革新！》中提出改造社会，改造思想，再次坚持自我改造。
在短短的五个星期时间里，《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从起初的单页三日刊发展到后来的对开一大张日报，日发行量两万份以上。这在当时是个可观的数量。除在天津广泛发行外，还远销北京、上海各地。全国各地都与它通信联络或给它投寄稿件。对于每一封来信，周都认真仔细阅读，并给予答复。事情未办完之前，他决不会离开那间小小的印报地下室。他用多种笔名在文艺、新闻或“新思潮”的栏目下发表文章。此时，他写的文章已开始采用白话文。由于不需要学古文就可以用这种简化的语言阅读或写作，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
“我们大家都必须关心国家大事，拯救国家的责任就担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这些话是周恩来的坚强信念、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传统“责任感”的缩影。具有基督教背景的《晨报》等报刊，都对《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倾向和格调给予了高度评价。
据与他一道工作的马骏、张申府等人回忆，周恩来工作不畏艰难、不辞劳苦，从不突出自己，“决不做争权夺位的事，平等待人，和蔼可亲。”“他办事雷厉风行……尽可能地做得完美无缺……”。印刷厂很小，工人很少，机器又陈旧，印每一份报都要手工排版几千个汉字，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劳动。周恩来去看望工人们排印，学会了排字。后来索性把住处搬到靠近印刷厂的地方，常常夜里亲自去排字。早餐只花两分钱在路边的小店里喝碗豆浆，吃根炸油条。由于寓所里没有厕所，他象许多人一样上公共厕所，并利用这个时间阅读报纸，考虑自己要写的社论。他毕生都保持着随身携带大量文件，一人静心阅读的习惯。
由于他心地善良，没有咄咄逼人的作风，他与周围共事的那些变化无常的人能维持一种良好的团结关系。八月，几名学生遭山东省公开亲日的军阀杀害。恩来在一篇社论中疾呼：“国民啊！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的来了。我们应当怎样防御啊？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
九月，为要求严惩杀害学生的军阀，天津学生派人赴京与北京学生一起到总统府请愿，遭逮捕。周恩来与五六百学生再次赴京请愿，救援被捕同学。他们连日露宿在总统府外，得到各地声援，最后赢得了胜利，被捕的学生获得释放。在乘火车离开北京回天津的路上，恩来与几位朋友探讨了建立一个严密团体的设想，这个团体由学运骨干分子组成，进行公开和秘密活动。游行示威的热情逐渐减退，有人开始感到厌倦，可以动员起来的人员日益减少。组织这种团体的设想并非他们的创新。当时已有几十个这类爱国团体正在全国各地形成。在湖南省府长沙，一位身材颀长、才思俊逸、名叫毛泽东的农民已经组织起“新民学会”。李大钊和陈独秀从这些团体中为自己的共产主义小组积极物色成员。然而，九月十六日恩来与二十名好友成立觉悟社时，尚没有组成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意图。“我们谈论各种各样的新思潮，大家都还没有一定的信仰，也不懂得共产主义。”〔13〕觉悟社在一个方面打破了旧的传统，它吸收女社员，与男社员享有平等的地位。周恩来写道：“旧道德、旧伦常……应该铲除……”“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自决’。”于是，第一步行动便是天津学生联合会与女界爱国同志会两个团体的合并。这可把那些满脑子旧道德、旧伦常、墨守成规的文人惊得目瞪口呆。男女在一起……这可是伤风败俗的事！为了避免流言蜚语，觉悟社的规则严格禁止其男女社员有任何“恋情”。
九月十六日，觉悟社成立时共二十名成员，男女各半。周在觉悟社的成立会议上说道：“今天到会的，都是受了二十世纪新思潮的启发，觉悟到对中国社会要从根本上解决……我们要……改造学生的思想，进而唤起劳动民众的觉悟，来共求社会的改造。”
在十位女成员中，有两位将在周恩来的一生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位是二十五岁、身材高挑、亭亭玉立的姑娘，名叫刘清扬，她已与张申府订婚。刘清扬此时已是一位初露头角的学生运动的领袖，李大钊的忠实学生。两年之后，正是由于她和她的丈夫的介绍，周在法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另一位是身材娇小、五英尺高的圆脸姑娘，她是觉悟社第一批社员中最年轻的一位，那年二月才刚满十五岁，却已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她的名字叫邓颖超，六年后与周恩来结为伉俪。
邓颖超才华出众，擅长演说，是受其母亲、一位中国早期女权主义者杨振德的影响。颖超的父亲是满情王朝的一名军官，一九○八年被杀。他的遗孀由于只生了个女儿，未生儿子而遭已故丈夫的家庭的摒弃。她边教书，边行中医（从她的一位叔叔那儿学会）挣钱度日，但却坚持要把一九○四年生的女儿送到天津最好的新学堂之一学习，并且坚决不让女儿缠小脚。〔14〕由于有这样一位母亲，颖超在13岁时就已经是一位组织反日游行示威的学生领袖。她在阅读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刊登的文章后曾给编辑恩来写信道：“我是你忠实的读者……不要向恶势力低头……要为真理而战斗到底。”她的署名是“小超”。恩来无法判断这个名字是男是女。在觉悟社的成立会议上，她走到他的面前。“我就是给你写信的小超。”周恩来非常高兴。这位身高五点七英尺的二十一岁青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位年仅十五岁、具有战斗性的姑娘。六十五年后邓颖超对我这样说，“我们没有想到爱情。无论如何，觉悟社社员之间是禁止恋爱的。”至于周恩来，他对所有的人都说：“即使在当时，她的演讲才能和组织能力都比我强……”但是，他并没有一见钟情。事实上，当时他似乎爱上了另外一位姑娘，她的名字一直被小心翼翼地保密。不过，这段恋情似乎没有多久便结束了，那位姑娘嫁给了别人。邓颖超本人在晚年还对我说，“是的，有这么一回事……不过这并不重要，是不是？”显然，她对他是一见钟情，耐心等待，六年后赢得了他。
觉悟社痛砭北洋军阀政府对日卖国求荣，预计军阀政府定会搜捕学生，社员们决定在为社刊撰写战斗檄文时一律使用笔名。他们在一只杯子里放进分别写有一至五十数字的纸条，然后抽签。周抽到的是五号，便用“伍豪”的笔名。邓颖超抽到的是一号，即采用笔名“逸豪”。
游行示威连绵不断。十月十日，即推翻满清王朝，成立民国的“双十节”纪念日，觉悟社又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学生们在南开大学操场举行集会，警察包围了会场，用枪托毒打男学生。邓颖超与一群女同学奋不顾身地冲向警察，高喊“警察也应该爱国！”邓颖超回忆道，“这是一次很好的斗争。我们那时是那样年轻，真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
觉悟社于翌年一月首次出版刊物，并刊登了周恩来写的文章，主题仍是自觉、革新……“永无止境……永无止境。”这里强调的是个人的觉悟，表明恩来此时还远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那一时期他所写的诗也充满了自觉的主题。这时，他已不再用古文写作。甚至写诗，也用自由体白话文写成。
西北风呼呼响，
冬天到了。
出门雇辆人力车，
车夫身上穿件棉袍，
我身上也穿件棉袍。
我穿着嫌冷，
他穿着却嫌累赘；
脱下来放在我的脚上，
我感谢他爱我，
他谢谢我助他便他。
共同生活？
活人的劳动！死人的享福！
一九二○年一月，觉悟社的几名社员遭逮捕，其中有回民马骏。一连好几天，逮捕事件连续发生，马千里也遭到拘禁。一月二十九日，周恩来领导一群学生赴直隶省公署请愿，要求释放被拘学生。大批警察守卫在公署围墙四周，四名代表——其中有周恩来和一位回民姑娘郭隆真〔15〕——被阻在大门之外。夜幕降临，温度降到零度以下，学生们想回家。可是，当警察关闭大门时，忘了把作门槛用的一根粗木头放到门下，这样就在两扇大门的底下留下了一英尺高的空档，使得身材瘦小的周恩来得以从门槛空隙爬进了公署的前院。另三名代表也跟着爬了进去，在院子里，恩来发现有一把梯子，那是警察用来爬上墙头观察学生的示威游行情况的。此时警察已缩进暖和的房间里，院子里是空的。周爬上梯子，从墙头上向外面冻得浑身发抖的同学们大声喊道：“请大家等候，保持秩序。如果我们一点钟之后不回来，就另寻办法。”他向公署走去，警察从房间里冲出来拘捕了这四位代表，紧接着便闯出大门，挥舞棍棒，毒打等待在那里的学生。
四名代表，遭到逮捕并被关进了营务处，这是关押死囚的地方。营救工作开始了。邓颖超带领一批批学生向社会上有名望的人士发出呼吁，组织慰问团到医院里去看望受伤的同学，并散发传单把事件真相公诸于世。四月，周恩来与同伴们开始绝食，这一消息通过狱中同情学生的看守很快被透露出来。邓颖超率领二十多名女学生去见警长：“释放男同学，该轮到我们坐牢了，我们也是学生代表。”全国报纸以通栏大标题刊登了绝食斗争的消息。经过各界人士反复抗议、交涉，警方被迫将学生代表移送地方检察厅，看守所条件得到些改善，可以看书学习，互相通信和允许亲友探望。恩来要来了一些有关历史、法律、英文、经济学和心理学的书籍，组织起“狱中大学”。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也被带进了狱中，恩来就在狱中向难友宣讲马克思主义，先后讲了五次。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要保持士气。”五四运动周年纪念日，难友们组织了文艺晚会，话剧《一元钱》的演出，使难友们极为感动，也极受教育。
邓颖超的一位女友李愚如〔16〕到狱中探望恩来，并向他告别，她即将去欧洲勤工俭学，探求真理。恩来给她写道，我为你高兴，去“磨练你的才干，保你的天真烂漫，”天真烂漫不是指贞操，而是对事业无私清白的奉献。他给她写一首自由体长诗，他在诗中提到去“马赛海岸，巴黎郊外，我或者能把你看。”此时他尚在狱中，尽管同学们都谈论着要出国，他怎么能料到不久之后他也将前往法国？恩来对于这首相当平淡的诗似乎十分欣赏。”我从下午四点钟做起，做到六点半钟，……这首诗的成绩，在我的诗集里要算是‘上中’了。”
周恩来在狱中还记了不少日记，后来在赴欧途中，他在船上把这些日记整理成《警厅拘留记》和《检厅日录》手稿，寄给了马千里。〔17〕马想将其发表，但周没有同意。
七月六日至八日对拘捕学生进行了审理。周恩来给自愿免费为其辩护的律师刘崇佑〔18〕写信，干净利落地提出了四点辩护词。周恩来在法庭上起立作义正词严的申辩。他在囚牢里曾被剃光的头发此时已又长起来。“我们只是要求见省长，递交请愿书，这是犯了哪条王法？”辩护律师刘崇佑也据理力争。法官们害怕被指责是卖国贼，只是宣布犯了骚扰罪便把被拘人员释放了。
此时他们都成了英雄。不少人要给周恩来说亲。刘律师也暗示他有一位漂亮的侄女……周的回答是“国家需要我们的全部精力。”
当年八月，周恩来和十一名觉悟社社员到北京，在陶然亭公园里同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等四个团体的青年一起座谈，共同商讨今后救国运动的方向。应邀参加这次座谈会的还有当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就是身材矮胖、说话轻快、笑容满面的李大钊。他在会上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讲话。周恩来的答词显得不太自然，政治词汇如此之多，令人纳闷究竟是什么影响了他。也许是他在狱中所阅读和宣讲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影响了他的风格。他指出，今后的救国道路，只有深入劳工群众，依靠劳动阶级……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
毋庸置疑，在这些风华正茂的青年中，完全可以为酝酿中的共产主义组织找到成员。马克思主义小组正在中国国内和在国外的中国学生与劳工中产生和发展，最终它们将凝聚成单一的政党。李大钊征求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意见。周和其他潜在的共产党员被叫至北京大学会见一位俄国教师。恩来没有给这位俄国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也许是因为周象往常一样显得有点矜持。于是，其他青年，而不是周恩来，被挑选送往莫斯科接受训练。
但是，李大钊希望周恩来能前往欧洲，首先去法国。尽管周尚未择定信奉马克思主义，但李看出这位年轻人潜在的组织才能，他的能言善辩和超凡的魅力对于一个正在酝酿中的政党来说是非常宝贵的。
当时，南开学校的创办人严修向张伯苓提出推荐两个南开学生到欧洲留学，他选中了周恩来和李福景，并为他俩向中国驻英国的公使顾维钧写了介绍信。周恩来决定去欧洲并非偶然，他在狱中写那首诗时，就流露过这样的想法。
邓颖超留在国内负责觉悟社的工作，并担当周与留在国内的觉悟社社员之间的联络工作。她给他织了一件毛衣，以御欧洲冬天之寒冷。在毛衣领子的内侧，她特别绣了一行小字：“给你温暖——小超。”周依然很贫穷。为支付前往法国的路费，总是乐于助人的严范孙尽管对周的学业成绩感到失望，但信任周，给了他五百元钱。律师刘崇佑似乎也钦佩周的真诚和品德，也给了周五百元钱。这便使得周能干一九二○年十一月七日去上海登上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他乘的是下等舱，行李袋里装着一本中法字典。共有一百九十七名学生乘这条船前往法国的马赛。
【注释】
本章所用资料来源于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保存的档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总理的青少年时代》等书中。
〔1〕绍兴是周氏祖籍所在地，因此，尽管周恩来出生于淮安，其籍贯还是绍兴。
〔2〕中国有56个民族。回族是中国的穆斯林，是阿拉伯或波斯移民的后裔。
周恩来后来满脸大胡子，这在中国人中是少见的，这也许表明其祖先曾有阿拉伯或回民的血缘。
〔3〕见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的资料。
〔4〕陈独秀（1879—1942），五四运动的先驱之一，1921年参与建立中国共产党。1927年前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他当时创编的《新青年》杂志，对中国知识青年有巨大影响。见克莱因和克拉克编《中国共产党人生平字典》。
李大钊（1889—1927），1914年从日本回国后成为中国知识界最杰出的领导人。在北大任教，与共产国际在华代表有密切联系。1918年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与陈独秀都是中国最早的共产党人。
〔5〕1916年10月3日周的剧稿见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的资料和《周恩来青少年时代诗文书信集》，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6〕鲁迅原籍绍兴，原名周树人，母亲姓鲁，与周恩来似乎有某种远亲关系。
〔7〕《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
〔8〕整个事件似乎稍有夸张，也许是出于某种传说，把周在日本的活动描绘成他是一位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9〕南开中学于1919年改为南开大学。1937年7月遭日本人轰炸。1938年，南开师生身背书籍用具，跋涉数千里，迁至内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南开又迁回天津。现在南开大学是中国最有名望的学府之一。
〔10〕中国的某些历史学家断言，毛泽东作出不向日本要战争赔款的决定是由于周恩来对日本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本书作者在1988年曾与这些历史学家探讨过这一问题。
〔11〕见迈克尔·萨默塞尔著《中国西线》，1982年伦敦出版。有关大战期间中国旅欧劳工情况的其他著作在法国也有所见。
〔12〕该军阀的名字叫曹汝霖。是出名的亲日派。
〔13〕关于觉悟社的规则，见《周总理的青少年时代》，《周总理青少年时代诗文书信集》，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同时参见北京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文献和作者本人的文档。
〔14〕见作者访问邓颖超谈话记录。
〔15〕郭隆真，又名郭淑善，是位回族姑娘，生于1895年。在1931年的反共大屠杀中遇害，1923年成为中共党员，约有两年时间与周恩来一起在法国。
〔16〕李愚如，周恩来、邓颖超的朋友。1955年，周恩来和邓颖超还曾一道拜访过李愚如及其丈夫——周恩来在南开的同学——潘世纶。他们的合照发表于《周恩来的童年》。
〔17〕周恩来的《警厅拘留记》和《检厅日录》，到法国后全部脱稿，邮寄回天津托同被拘于天津地方检察厅看守所的马千里修正、补充。1921年春，《检厅日录》在天津《新民意报》上连续刊登。
此时，马已失去在南开大学的教职，成为该报的编辑。1921年，马在天津创办达仁女子学校，邓颖超在该所进步学校中任教。另一名教师许广平后来成为著名作家鲁迅的夫人。
〔18〕刘崇佑（1877—1941），律师。周恩来与他有许多通信，但是在《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出版）中只存有一封信。
2007/09/10
第二章探求真理（1913——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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