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淮安举行的周恩来涎辰90周年纪念
——1898年3月5日出生
——祖先
——1898年末或1899年过继
——1907年和1908年主母和嗣母相继去世
——1908年的周门“长子”
——1910年春由伯父周贻赓扶养，带至东北
——1910年进新学堂东关模范学校
——1913年春毕业
——1913年进天津南开学校
江苏省淮安周门家谱节略（浙江省绍兴的原始家谱从略）
祖父周攀龙（字云门）
有关家谱的注释
每个中国家庭，即使是农民家庭，一旦识了字，便记载家谱。家谱依每个家庭的男性子嗣为根据记载。
在浙江省绍兴的周氏宗族的家谱已有好几百年的历史。
在本节略家谱中，仅记载了离开绍兴迁至江苏省淮安定居的周攀龙一家的后裔。
本家谱中还记载了堂伯父周贻谦，因为周恩来与他有许多关系，尽管周贻谦是周攀龙长兄的儿子。
西方读者显然已明白，在中国，一家的姓在前，个人的名字在后。
在每一代人中，每个人都有一个相同的排名，这犹如一种编码代号，便于某些两、三代人合计多达七百至八百人的大家庭一眼就能看出某人属于哪一代。根据严格的儒家习俗，这是非常重要的家规。
一九八八年三月五日。
凛冽的寒风象刀割一样刺痛我们的脸颊，掠过已收割的庄稼地，掠过干涸的沼泽。我们肃立在一块用白粉标划的平地上。一里多外，村民们站在用红砖砌成的房屋前眺望着我们这个小小的人群。在这片平地的一头，悬挂着一块竹帘，竹帘上点缀着悼念死者的白花，竹帘上方是一条醒目的红绸布，上面写着：纪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九十周年诞辰。
敬爱的周总理，我这一代人大多都这样称呼他，把这六个字紧密地联在一起。也许，我们的后代不再理解为什么亿万人热爱他。世界正在发生变化，中国正在发生变化……比如说，再过十年之后，周恩来的业绩还有多少能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他的肖像从缀满白花的竹帘上俯视着我们整齐的队列。这是一幅经重新修饰过的放大照片。一双眼睛那么逼真，双目炯炯，熠熠闪光。一张嘴也可以认得出来，露出那么自然的微笑，同时又善于掩盖内心深处那么多的辛酸苦辣。
要是周恩来还活着，他就不会微笑而会生气，他虽然不会大声斥责，但是心里却会十分恼怒。他会禁止我们聚会，因为他不要竖纪念碑，不要建坟墓，不要刻石碑……不要任何纪念他的东西。“把我的骨灰撒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撒到水里、土里去，”他曾这样说。人们遵守他的嘱咐。于是，连一把骨灰都没能留下来供人们瞻仰。
但是，人们悼念他，在亿万人的家里自发的悼念他，没有任何官方的驱使。全国各地都有他的雕塑、画像和照片。人们谈论他，著文悼念他，缅怀他诚恳慈祥、才华出众、机智敏捷和丰功伟绩的文章源源不断。对于一些人来说，他几乎已成为一位圣人。还有一批人，我自己就是其中之一，了解他，曾与他作过推心置腹的交谈，决心为他工作，因为受内心驱使，非为他工作不可。在许多年之后，每当我们想起他所说过的某句话，所做过的某个动作，仿佛他那爽朗的笑声仍在耳中迴荡，我们就忍不住热泪盈眶。我们说，他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由于有了他，我们才有所作为，体会到参与历史进程的激情。他有那种巨大的力量，能够在其他人身上点燃奋发图强的火焰。他拓展了我们的人生，使之变得崇高而伟大。尽管我们有时遇到挫折和感到失望，但目前我们依然有这样的信念。
在我们队列的前面，在人群与竹帘之间的一堆松土中，矗立着一小块洁白的奠基石。在这里，将要为周恩来建一座纪念馆。奠基石的四周摆着许多铁锹。省长在周恩来故乡淮安市市长的陪同下起立致词。没有任何伟大的领袖或部长从首都北京来参加这一仪式。他的遗孀已过于年迈体衰，不可能长途跋涉。于是就只有一个小小的人群，不超过一千人。然而，他的名字曾经蜚声于世。他曾受到崇敬、赞扬，受到许多国家领导人、国王和政治家们，甚至学者、艺术家、工人和农民们的真诚爱戴。可是，这只是一个地方上举行的仪式，只有他的少数几位亲戚和老朋友，还有我自己和两位美国的新闻记者。只有我们是从国外来的，参加了这一仪式。
在讲话越长越显得富有敬意的中国，省长的致词是我所听到的最简短的发言。省长对我说，“敬爱的周总理喜欢讲话简明扼要，他不喜欢夸夸其谈，所以我讲得很短……这是对他的纪念。他甚至不可能要这次规模很小的仪式。但是淮安的人民想要做点什么事来纪念他。他出生在这里，所以我们只好让步……”他的目光带着歉意转向周恩来的画像。
按习惯，我们都向竹帘三鞠躬，“敬爱的周总理，你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接着，他的侄儿侄女和我本人——这是件极大的荣誉——拿起铁锹铲起一些松土培在奠基石的四周，把它的底部埋于地下。
我们沿土路回到了淮安城。我参观了周恩来出生的住宅。他从未想要把这所房子重新粉刷或把它变成一处供人们瞻仰的圣地，但是人民却不这么想。过去几年里，千百万人悄悄地来到这里，默默地站在房子外面，俯首致哀，也许是说，“敬爱的周总理……”
“为什么？人们为什么热爱他？”那天晚上，两位美国记者中的一位这样问我。“他毕竟犯过许多错误。为什么人们谈起他时常常流泪？”
很难讲这是为什么。不过，可以这样说，由于有了他，我们大家都感到生活有意义，即使一切都不顺利。“也许是因为他从未忘记关心别人。甚至于他的错，也是因为他关心别人而造成的。”他无法不关心别人，这是他的天性，因为他是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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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和淮阴两城犹如一对孪生姐妹，由淮河紧密相连。两城均曾设府。公元六○五年隋杨帝下令征发民夫开凿大运河，以加强对江南地区的控制，沟通中原与江南交通并转运江南财物。经过六年时间，凿出一条全长二千七百多公里的人工水道，把地处华中的长江与地处华北的黄河连接起来，形成一条国内商业的大动脉，把中国南部富饶平原的经济财富带给了比较贫瘠的北方。粮食、丝绸、食盐、各色各样的货物，由驳船源源不断地往北运向帝国的京都。政治中心必须设在北方。那里有强大的军队驻防，以防范西伯利亚和中亚西亚的游牧民族南下掳掠富饶的平原。淮安和淮阴成为大运河上的内陆港口，并且变成扼守运河的要冲，因而随之发达繁荣起来。它们以诗礼簪缨之邦而名声日噪。淮安还保存着建于公元七世纪的唐代文通塔，这是中国最早的著名寺庙之一。
在古城淮安的僻静之处，靠近柳荫成行的文渠，有一条驸马巷。可是，谁也不记得曾经有“驸马”这么高贵的人物在这儿居住过，或者曾经坐轿或骑马从这里经过。这里甚至还称不上是一个富有的居民区。在驸马巷中段有一条与它成“丁”字形相接的局巷。在驸马巷与局巷相接的地方，有一所两个院落相连的住宅，这就是周家住宅。周宅建筑颇为雅致，灰瓦挑檐，一对小巧玲珑的石狮分守在棕色油漆大门的两旁。宅院并不大，相连两院均为三进大约有十八间屋子，屋子大都很小。这是个绅士之家，绝非豪门巨族。一进大门，便是一条狭窄的铺砖小道，由一道墙壁遮挡。小道向右急转弯，以避鬼怪进入内院，因为鬼怪只能走直道，从不拐弯。
庭院相当窄小，每个院落都有一座精雕细琢的砖石拱门隔开。这样，一块小小的地方就可以显得宽敞和幽雅。这是苏州名园所使用的技艺，清池水榭、亭台屏山，在几平方米的区区弹丸之地就可以给人以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在每个院落里，住着周家的一位儿子及其妻子和儿女。家庭礼教规定，随便闯入他人的院落是有失礼仪的。这使得一个大家庭的无数成员能够和睦相处。不拘礼仪是有悖于家教的。
周恩来的侄子周尔辉对我说，“这屋里总是亲友盈门，本族亲友及外地亲属经常登门。”我们一边漫步，他一边把一间间卧室、他曾祖父的内房和全家小孩读书的地方一一指给我看。“有时候这些亲友一呆就是几个月，甚至几年……周家是个典型的绅士之家，很讲究面子和身份。对于本家的任何人，我们都从不拒供住房和费用，哪怕是我们得借钱或到当铺里去典当。”周家并非淮安本地人。其祖籍在过去的三百年里是一直在浙江省有名的绍兴城。祖宗祠堂、列祖列宗的牌位都还在那里。绍兴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一座可爱的城市，河流纵横交错，房舍古老典雅。在十九世纪之前，它是一大商业和文化中心，还有一个穆斯林从十二世纪以来就居住的回民区。绍兴以其黄酒和文官遐迩闻名。它给中国输送了最好的官员，既有文才，又精明能干。周恩来在谈论他的祖先时常常这样笑着说，“无论走到哪里，都会遇上浙江来的官员。”至于绍兴黄酒，要乘热而饮。男孩子从六岁开始就能端着大碗喝了。
周恩来的祖父周攀龙早年在淮安府山阳县（即今淮安县）当师爷，到晚年谋得山阳县知县。但他却未能及时上任，因为应由他接替的那位官员不把官玺交给他。没有官印，就不能在文件上盖章，不能参加任何典礼，也不能发出任何合法告示……“天高皇帝远，县太爷就是土皇帝。”攀龙懂得政敌的厉害，一边等待，一边通过适当的渠道加以规劝。
攀龙的遭遇突出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可悲的混乱。十九世纪末，满清王朝正趋土崩瓦解。自一八四○年英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强迫中国以丝绸、茶叶和其他物品换取鸦片以来，中国就饱尝了被侵略、掳掠和破坏的痛苦。西方列强或是联合一起，或是单独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战争，掠夺了大量的赔款，强取豪夺，把一系列“条约”强加在无能为力的民族头上。英法联军最终在一八六○年彻底焚毁了圆明园。由于这种掠夺，中国沦入水深火热之中，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1〕满清朝廷丧失了对庞大官僚机构的控制，贪官污吏则任意敲榨他们所统治的人民。当时有首歌谣这样唱道，“再也没有父母官，只有吃人的豺狼。”
周攀龙就是许许多多经济非常拮据的绅士之一。他与哥哥在驸马巷买了这所小房子给家人居住。清朝的许多官吏通常还要购置田地，成为地主，这样便可从佃农那里收取地租，收入有所保障。可是，周攀龙在买了房子之后就无钱购置田地了，只剩下一点点钱，仅够在淮安城外买一块坟地。私人坟地很重要，因为死者也与活人一样需要得到恰当的安置。攀龙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差使，不过是不是原来任命他担任的职务，已无从查考。随着他为四个儿子门当户对地择偶，开销就更大了。他的第二位儿子贻能于一八九六年娶了一位颇有名望的淮阴县知事万青选的女儿。万家系附近淮阴城人氏，是个殷实人家，拥有九十间房子和许多庭院。门庭鼎盛、高墙大院，显系家境丰盈。万青选有十八个子女。嫁与贻能为妻的是第十二位女儿，名叫冬儿，大家又叫她十二姑。
我端详着周家一间屋子里墙上悬挂的家人画像。贻能的面部没有什么表情，留着八字胡子。他为人忠厚老实，不善交际，官场应试，屡屡落榜，一辈子只是做做小职员，收入微薄。旁边是他的妻子冬儿的画像。她容貌出众，大大的眼睛、挺直的鼻梁、温馨的绛唇，是个非常可爱的女人。第三幅画像是另一位妇女，相貌平平，但下颏坚毅有力，双目炯炯，那是陈氏。她出身于书香门第，嫁给了攀龙的小儿子贻淦。由于她与冬儿之间的特殊关系，她的画像便挂在冬儿画像的旁边。
一八九八年三月五日，冬儿生了个儿子，这是攀龙的长孙。长孙出世是件大事，传宗接代有了保证，值得大大庆贺。可是这孩子却生于一个不幸的日子，因为恰恰就在这一天，冬儿的父亲万青选正在病床上奄奄一息。万青选的子女、儿媳、孙儿孙女、外孙外孙女等统统都围在他的红木床周围，唯独冬儿没有在场，因为当天下午她刚刚生下婴儿。她把婴儿的生辰八字送给快要断气的父亲，使他得到了安慰。他预言新生婴儿将来前程无量。不过，万青选的遗孀却总是怨恨女儿，怨恨女儿的头胎婴儿，认为这孩子真是生不逢时。
长子长孙。在中国有着儒家传统的绅士之家，长子负有非凡的责任和义务。在一个家庭里，若非长子，便是长孙，必须关心和教育同代所有的弟弟及其子女。他还必须尽心赡养上两代人，即父母亲和祖父母。
长子长孙必须是一位楷模，顺尽孝心，承传仁德，维护一家的荣誉和地位，为了光耀门庭而随时奉献自己的一切。他是一家的保护神，承上启下、继住开来的纽带，一辈子爱护长幼，承担责任，克己为人。
一位四十岁的青年宗淮对我说，“我认为周恩来的一生不知不觉地打上了他是长子长孙的烙印。”宗淮的父亲是周恩来的至交。
贻能和他的妻子着手给婴儿精心起名。当然，他必须与同代人有个正式的排名。由于他这一代的排名确定为“恩”字，意谓恩情或恩泽，他被起名为“恩来”——“恩情到来”。可是他还须有个幼名和“号”。他的幼名为“大鸾”。近似凤凰的一种大鸟。此外，他还有个号，叫作“翔宇”，在宇宙中翱翔。这样，他的心灵能够如添双翼，无拘无束地获得知识和智慧。
起初，大鸾——翔宇——恩来不得不承受命运交给他的沉重负担。贻能的弟弟、陈氏的丈夫贻淦刚刚二十岁，便身患肺结核重病。他缠绵床笫，虚汗涔涔，咯吐鲜血。他的那位年轻新娘，即下颏坚毅、双目炯炯的陈氏，到处求医，医生开的药方甚至包括珍珠粉和朱砂。一位信奉神明的亲戚提出一个办法：“假如把大鸾过继给你和你的丈夫，就能给你冲喜消灾，你的丈夫定能康复……”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冬儿满脑子儒教思想，把作为大嫂的义务放在第一位，自己的感情放到了第二位，她必须为挽救小叔子的生命着想。她把不满一周岁的头生儿子抱给了弟媳陈氏。举行了适当的仪式之后，大鸾就被过继给没有子嗣且奄奄一息的十一叔贻淦了。
这就是为什么这两幅画像悬挂在一起的根由。恩来现已有了两个母亲，但是眼下他得叫陈氏为“母亲”，而不叫他的生母为母亲。
冲喜也没能挽救了贻淦，他还是去世了。陈氏自然得一辈子守寡，不过她现在有了一位儿子。死者避免了一大滔天罪行，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现在有了儿子，贻淦死后的牌位便可放在祖宗的祭坛上，从院子那边过继来的孩子用左手食指上的一滴鲜血点在他的牌位上。没有那点鲜血，就不能立牌位，在世系中就没有他的位置。
陈氏也摆脱了最被人看不起的地位，那就是没有子嗣的寡妇。她为婴儿雇了一位姓江的奶妈，奶妈就成为第三位“母亲”。
周恩来后来在回忆童年生活时曾说到三个“母亲”。“我的生母慈祥、温柔，但文化不高，因为万家认为女人不应该受教育。可是我从她的身上学到了善良和宽容大度的品德。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我与世无争。我的嗣母才学出众，她的父母很开明。她教我热爱知识，学会动脑筋。我的奶妈把我带到大运河边她自己的家里。我从她那里了解到劳动人民是如何生活的。她教我大公无私。”
和三位母亲一起生活的经历大概就是周恩来终生与妇女相处融洽的原因。他总是平等对待妇女，乐意与她们相处和交谈，从不流露大男子主义的情绪。
在一个男女界线如此分明的社会中，他从未对于因干做饭、扫地或叠被铺床之类的“女人活”而感到羞耻。事实上，他还把三位截然不同的妇女给予他的那种温柔爱心和体贴关怀说成是他自己不具儒家观念的原因。
当孩子刚刚开始学步的时候，陈氏就开始教他认字。四岁多，他就能够读写好几百个字了，六岁就能背诵古诗。陈氏精通历史和诗文，给孩子念诗，讲历史故事。她善于讲故事，讲着讲着，有时还会象演戏一样，做各式各样的姿势。她给孩子讲淮安的英雄豪杰的故事。其中之一就是韩信。他是一位杰出的战略家和忠心耿耿的大将。他捍卫了汉朝，在公元前二○二年帮助汉高祖登上了皇位。“韩信勇敢胆大，他从不吹牛。他说话总是心平气和，虚心倾听别人意见。一次有个屠夫带着一帮恶棍要羞辱韩信，令他从其胯下爬过去。韩信明白，若不从命，就会遭杀身之祸。于是他真的从屠夫的胯下爬了过去。”
恩来听得入神，瞪圆活象母亲的那双大眼睛盯住陈氏一动不动。“那些笑韩信怯懦的人只看到了事物的表面。韩信明白他有大事业要干，他必须活着才能去做。事情果然如此。他为汉朝立下赫赫战功。后来，他又遇到了那位屠夫，不仅没有杀害他，反而还奖励了他。‘谢谢你，屠夫，你给了我一次很好的教训。’”
恩来问道，“难道他不想报仇？”
“只有心胸狭窄的小人才会为了个人的恩怨而寻求报复。大人不记小人过。”七十年之后，当周恩来躺在床上弥留之际，也许他还记得韩信的故事。因为他就象韩信，他拯救了国家，使之安定，为此他曾经忍受过极大的屈辱，就象韩信为了能活着去干大事，而在屠夫的胯下爬过。陈氏也会告诉恩来，正是韩信曾经捍卫过其帝位的那位皇帝是如何以怨报德，听从恶妇吕氏的谗言，把韩信杀害了。
多么惊人的相似！周恩来，中国的总理，后来亦遭到一个好报私仇的妇人的迫害。
陈氏对恩来的抚育开阔了他的心胸。她给他讲战争的故事，讲机智和勇敢的故事。她激发他求知的强烈欲望，寻求自我完善的激情。这终于成为他一生的美德。他还醉心于历史，不仅是中国的历史，而且还有外国的历史。尽管他成为一位革命家，致力于铲除过去，但是恰恰是过去，是中国历史上英雄豪杰们的胆略和机谋激励并指导了他的行动。
恩来的父亲贻能学做师爷未成，只能谋点文书之类的小差事，收入微薄，不能养家。他的生母冬儿全力操劳家务。她又生了两个儿子，体质每况愈下。然而，一贫如洗的亲戚们象饥饿的蝗虫一样登门求助。没有足够的钱为恩来聘请一位好教师。一位远房亲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似地来给恩来上课。祖父攀龙去世时，为了家庭的颜面，葬礼花了不少钱。此后手头就更为拮据。冬儿夜不能寐，要想法子弄钱。在绝望中贻能出于好奇和十八舅万立鉁合伙买了一张彩票。出乎意料的是竟时来运转，中彩得了一笔钱。这使冬儿喜出望外。然而好景不长，债主们一个个前来敲门，亲友们又一次蜂拥而来，向她表示祝贺……留下来要吃要住。一天，冬儿决心回她在淮阴的娘家，以躲避她心头的沉重压力，那怕是暂时地躲一躲也好。她和丈夫带上三个儿子，奶妈蒋江氏和陈氏一道去清河县清江浦投奔娘家万氏。起先，万家及其结亲的龚家和李家欢迎他们的到来。恩来十分高兴，与万家的男孩子们一起在私塾读书。原来万氏家塾办得很糟，先生是个热中名利的不第秀才，只想在万家找个饭碗，也为日后进取寻个台阶。他教的《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一套，恩来毫无兴趣。但恩来发现外祖父家有摆满了一个又一个书架的藏书房，真是喜不自禁，犹如进入了天堂，这里成了他获取知识的宝库。他现在有了许多伙伴，一块儿放风筝，一块儿划船。
随着时间的流逝，对他们的欢迎渐渐冷淡下来，外祖母万老太太唠叨道，“有六张嘴要喂。”尽管表面上看来殷实，万家实际上家境也不宽裕，开始卖地以支撑场面。于是十二姑和陈氏迁到万府南边的陈家花园一个有十四间房的院落里。新居有两间做书房，供恩来、恩溥和他们的姨表妹万芳贞、万怀芝在那里读书。此时冬儿已病入膏肓，她得了肺结核。一九○七年，恩来九岁时，生母万氏由于贫病忧愁而去世。在外地谋生的父亲没来得及见她最后一面。这时，中彩得的钱仅仅剩下一百银元，万老太大还坚持要大办丧事，以求不失体面。贻能俯首听命，把钱花得精光。
从另一方面他们又找到了帮助。嗣母陈氏带恩来到宝应的一位堂兄家里，在陈家恩来遇到了比自己年长十三岁的表兄陈式周。这是一位文化素养很深的青年学者，有许多藏书。更妙的是，他还有许多“外国”书，即外国作品的译本。陈式周少年时代曾在周氏家塾读过书，和周家兄弟交往较多，对恩来的到来深表欢迎，很快两人成为密友。许多年之后，周恩来远在伦敦和巴黎求学时，还给他写长长的信，倾吐他对外部世界的印象、疑问和希望。
灾难再次降临，陈氏于一九○八年夏去世。这时他们已回到淮阴。周恩来身穿用白粗布做的孝服，护随灵枢，坐船到淮安。灵柩又被抬到周家坟地，埋葬在陈氏丈夫的旁边。就在一年前，恩来曾护送他的生母的灵柩到过这块坟地。此时，恩来的父亲因家境所迫，不得不到湖北去谋差事。一连遭受痛失生母和嗣母沉重打击的恩来，只好又与两位弟弟一起回到驸马巷。奶妈蒋江氏尽管没有了工钱，但仍留在周家。她是那种死心塌地效忠于主人的佣人，一直到一九四九年革命胜利之前。这样的佣人为了服侍自己的男女主人，会变卖她们自己的财物，甚至变卖少得可怜的一点点首饰。现在她开始照料恩来，常常把他带到自己的家里，这样他才能吃上一顿饱饭。
恩来不但要忍受家道中落和孤独之苦，而且现在又注定要承担起“长子”当家的责任。此时他才十岁。
他的叔父贻奎和婶母在家翻箱倒柜，找出一些衣物、瓷具、书籍和字画让恩来拿到淮安城里的当铺去典押。当铺的柜台高高在上，好不威严，使来典当的人顿生畏惧和自惭的感觉。恩来年幼个小，不得不把双臂高高地举过头顶，才能把要典押的东西放到柜台上。当铺老板轻蔑地拨弄着典押的东西，皮笑肉不笑地讥讽道：“你常来，你家定是十分富有。”小恩来默默无言地站着，控制着脸部的表情。他就这样学会了从不暴露感情，从不流泪。他拿着朝他扔过来的钱回家了。家里人都在等着，看他能带回多少钱来。以往客客气气、慷慨大方的邻居现在对周家也敬而远之了。只有奶妈蒋江氏，虽无工钱，却毫不动摇，继续照顾着恩来和他的两个弟弟。
岁月蹉跎，两年时间过去了。攀龙哥哥的儿子、恩来的堂伯父贻谦出现了。贻谦后来在上海找到了一个好差使，变得相当阔绰。但此时他为一家孩子所牵累。不过，他提议由贻能的哥哥、恩来的伯父贻赓把年轻的恩来送入学堂、贻赓住在东北，虽已婚娶却没有孩子。他有义务抚养弟弟的孩子，尤其因为当时贻能似乎难以保住自己的差使。于是就这样作出安排。一九一○年春，恩来离开淮安到东北伯父贻赓家寄居。恩来要正式离开自己的家庭时，为他添置了新衣。奶妈蒋江氏流着泪说道，“现在你真的要到天上去飞翔了。”她感到东北就是地球的尽头了。恩来在离开之前拍了一张照片，身穿马褂，头戴圆帽，年方十二，脸无笑容，神色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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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来后来再也没有回淮安。即使在一九三九年他前往绍兴探望宗族，为祖宗扫墓，举行各种仪式时，也未往淮安〔2〕。一九五三年，身为国家总理的周恩来，请人向家乡淮安县县委和县政府转达他的意见：平掉周家祖坟，把坟地交集体耕种。以后他又多次郑重表明以上意见，强烈要求地方政府按他的意见办。直到一九六五年，他把这件事做为一项“特殊任务”责成侄儿周尔萃回老家办理，最终把这块安葬着他祖父攀龙、生母和陈氏的周家坟地平掉了，墓碑迁走，棺木就地深埋，土地交给集体耕种了。六十年代，他曾经说过：“这样，肥沃的土地就可以用来耕种……农民的土地太少了，坟地太多了……”
用孔子的道德标准来衡量，这可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是一位感情深沉的人。他热爱自己的母亲。我与许多人，包括周家的亲戚，讨论过这一问题。大家一致的看法是，这是出于一种责任感。
“周总理没有回淮安，因为他明白，他如果回去，他的各门亲戚马上会得到地方官员们的青睐和特殊照顾……这是难以避免的……”
“伯伯充满了责任感。他决定铲平周家墓地，正值全国处于饥荒的时候。他必须作出自我牺牲的表率……”〔3〕
在驸马巷周宅的一个院落里长着一棵盛开的腊梅树，这是一九○五年恩来七岁时亲手栽下的。我于一九八八年三月前往参观时，恰逢梅蕊舒琼，一片淡淡的金黄色。
有一次，恩来忽然怀旧起来，想到了那棵腊梅树，便向一位从淮安来的亲戚打听：“这棵腊梅树还在吗？老井里是否还有水？”
他的亲戚说，“尽管他在那里的童年生活并不愉快，但是他并不怨恨那里的房屋，也不讨厌淮安。他只是不想让他家获得任何特权。事情就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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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莽莽原野，一望无垠。冬季漫长酷冷，全年只有一百二十天无霜冻期。
这里是满族人的发祥地，他们于一六四四年征服了中国。然而，如今中国的满族人已经很少。当时每个满族人在出生时便获得优厚的津贴。舒适的生活反而象瘟疫一样促使这个民族迅速地衰亡。他们被大量的汉族所同化。现在东北有数千万人口，大部来自于北方各省，特别是山东省。
沈阳——旧名奉天——正处兴旺发达时期。新兴工业正在发展，由于当地有煤和铁矿，早期中国的商人就在那里建起工厂。伯父贻赓在省政府任职，虽不甚富裕，维持生活不成问题。恩来很快适应了东北的环境，那寒冷的气候，那粗糙的食物，他喜欢吃高粱米和贴饼子，而不是精碾的大米，这一习惯就是从那时开始养成的。“我在北方强健了体格，受到了气候和食物的磨练，这对我后来的生活大有好处。”〔4〕即使在他当了中国的总理之后，他仍坚持吃贴饼子和大白菜，而不是美味佳肴。贻赓保持着绍兴的传统习惯，把绍兴黄酒烫热了喝。他让恩来也喝这种酒，这对年轻的孩子来说显然没有什么坏处。也许，他的好酒量就是因为从小就获得了训练。一生中他只有两次流露出醉意。在他担任总理的许多岁月里，周恩来在他的书桌里总保存着一瓶酒，通常是浓烈的茅台酒。每逢友人来访，他总要拿出来展示一番，并一定要共同欢饮一杯。
恩来起先在一家老式学堂上学，因为伯父要他上学的新学堂尚未建成。
伯父贻赓要他接受最好的教育。受过老式教育的那些文人现在总是找不到差事可做。全中国掀起了一股“新学”风潮。旧的古板的教育已不需要了。
“新学”与中国革命的发展以及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一代激进学生的形成密切相关。至一八九八年，即周恩来出生的那一年，中国的大好河山已遭践踏蹂躏，西方列强象对待非洲一样要把中国肢解宰割。那一年，中国文人掀起的一场革新运动被保守的慈禧太后血腥地镇压了。然而，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暴行使中国人民深恶痛绝，一九○○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西方称之为“拳乱”，中国称之为“义和拳起义”。〔5〕义和团屠杀了中国的基督教徒和外国传教士。但是，当八国联军进入中国的首都北京时，发生了一场更大的屠杀。一连八天大肆杀人、强奸、掠夺。不过，西方“分割中国蛋糕”的所有计划被放弃了，取而代之的是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中国的统一在表面上还维持着，但是外国列强却共同地对中国进行残酷的剥削，还美其名曰：“保护西方在中国的合法利益”。显然，不改革是不行了。有一千六百余年历史的科举制度于一九○六年被废止了。在新学堂里，科学和数学取代了老式传统的课程。中国青年以极大的热情奔赴新学堂，因为科学是个具有魔力的名词，科学能够提供拯救中国的智慧和力量，可以使中国摆脱中世纪状态。
新学堂本身就是一种矛盾的产物。西方列强鼓励建立新学堂有两个互相对立的原因。传教士们想通过教育使中国信奉基督教。各国政府认为新学堂可以培养顺从的西方化了的华人来为它们的利益效劳，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殖民主义。英国人已经成功地培养出一个印度文官阶层，为其在印度的帝国效劳。为什么不能在中国也照此办理呢？然而，到新学堂去上学的中国青年当时充满了一种既爱又恨的强烈心态。他们想获得西方的知识和力量，以使中国变得强大，摆脱强加于它身上的枷锁。然而他们要向这样一些人学习，这些人不仅摧毁了自己祖国的骄做和尊严，而且摧毁了自己对祖国传统价值观念的信仰。
伯父贻赓希望恩来成人，学得“新知识”，哪怕新学堂的费用相当于老学堂的三倍。当年秋天，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建成，伯父把恩来从铁岭银岗书院接来，插入这所学堂的高等丁班。以后这所学堂改名为东关模范学校。该校当时仅有两栋红柱青砖的楼房和一块空地，供学生从事室外体育锻炼，这也是西方的一个创新。东关模范学校现已成为沈阳第六中学，在校学生有好几千名。
孩子们除了学习语文、历史、地理和文学外，还要学习数学、初级自然、英语、歌咏和体育。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孩子们也阅读西方著作的译本，他们了解了自由和民主，了解了法国和美国革命。于是，那些本意要培养一批驯服和西方化了的精英的学堂反而成了抚育中国革命家的温室。
周恩来的情况就是如此。“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恩来称他所受的叛逆教育是从他的历史老师高戈吾那儿开始的。高讲述十九世纪中国遭受西方列强凌辱的历史。“他给予我极大的影响，他已经是位革命家了。”高先生带领学生们回顾了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每一段历史，讲解各项不平等条约，描述火烧圆明园的情况……他让年轻的学生们读书，并提到一位怪人——孙中山——他想推翻满清王朝，把中国变成一个共和国……“高先生已是孙中山同盟会的一名成员”，献身于推翻满清王朝的事业。
恩来聆听着高先生的教导，满腔热血沸腾。十二岁正是混沌初开的年龄，正是心境摆脱孩提时的浑浑噩噩，开始揣摩和驰骋的年龄。时值一九一○年，训练有素的日本海陆军侵占朝鲜，在西方列强的赞许之下，把朝鲜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满洲与朝鲜只有一水之隔……
周恩来的求知欲望与其报效祖国的强烈心愿结合在一起了。弓开就没有回头箭，内心深处发生的骤变使他的一生不是为了周家的荣华富贵，而是为了一个大得多的大家庭——列祖列宗所在地的中国——的命运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地理教师毛先生是位满族人，他比高戈吾保守，但办事十分精细。他有一个小小的地球仪。他让学生们观看，并解释为什么人不会从地球上掉下去。恩来学习了物理学，了解了牛顿。他凝视着地球，记住了国家和城市的名字。“我发现欧洲多么小，与中国相比，欧洲要小得多。我决心要周游许多地方。”
东关模范学校的校服是日本式的制服。恩来与其校友一起照了一张照片。他的身材依然明显矮小，但脸上并无不愉快的神色。事实上，他表现出色，交友广泛，颇有名气。学校举行演讲比赛，以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恩来的第一篇讲演是反对鸦片。“此毒不禁，吾国何能兴旺、吾民何能强大？”
高戈吾先生把中国两位著名的革新派人物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著作借给恩来阅读。恩来感觉康有为的文章难以消化和吸收，而对梁启超却十分敬佩，认为“非常清晰和非常容易理解”。梁启超抒情诗般的文风和流畅的句子对恩来有很大影响，恩来把它当作习作的楷模。他古文根底深厚对他大有裨益。数十年之后，在一九五○年，周恩来还寻找梁启超的后代并与他们交朋友。一九六九年，当这位革新家的孙子、建筑家梁思成因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红卫兵虐待而病倒的时候，周恩来还作出安排，让我去看望他，“使他得到安慰”。他的妹妹在大学时曾与我是同学。这就是典型的周恩来。他从来没有忘记，一个人只有得到温暖才能忍受巨大的痛苦。
一九一一年十月，中国漫长的革命终于第一次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这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广东人、曾在日本学医的孙中山〔6〕二十年来努力的结果，孙中山虽然外表文雅，但却是一位意志特别坚强的汉子。他把个人的荣辱完全置之度外。满清王朝必须推翻，中国必须象法国或美国那样成为一个共和国。孙中山为此而奋斗了一生。他以自己的热情感动了许许多多海外华人。尽管满清政府悬赏要他的脑袋，西方列强也对他恨之入骨，认为他是一位危险的匪徒，并与满清统治者共谋对付他〔7〕，他还是组织起一个“同盟会”来推翻满清王朝。他在中国境内发动一次又一次的起义，但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失败，革命党人遭到杀戳。
一九一一年春，因清政府出卖粤汉川汉铁路修筑权，川、鄂、湘、粤等省掀起大规模的保路运动。十月十日，武汉地区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社乘机发动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十二月孙中山从海外归国，由十七省代表推举为临时大总统。翌年一月一日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满清王朝被推翻了，或者说象冰激淋一样在太阳光下溶化了。当孙中山的追随者呼吁他回国担任总统时，他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他在阅读晨报时得知了消息。孙中山经伦敦和巴黎回到中国，一路上受到敌视。回到中国后，他向西方列强发出呼吁，要求得到他们的帮助。他说，中国需要议会民主。孙中山前往被满清推翻的明朝皇帝的陵园扫墓，告慰先帝英灵：中国已经改朝换代。
民国成立时，东关模范学校里一片欢腾，鞭炮声不绝于耳。满清的国旗降了下来，新生民国的五色国旗冉冉升空。高戈吾老师早就剪去了象征清朝臣民的辫子。周恩来是小学里头一个剪去辫子的孩子，尽管在此之前别人告诉他“谁要是剪掉辫子，就要割掉脑袋。”现在到处都洋溢着爱国主义的热情。青年人呼吸的是爱国的空气，报章杂志风靡的是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文章，新学堂里老师和学生们谈论的是爱国主义思想。周恩来在《奉天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8〕这篇作文中便洋溢着这一代人的时代激情。这篇文章不仅在当地报纸上刊出，还于一九一五年被收入上海出版的《学校国文成绩》和《中学生国文成绩精华》等书中。
周恩来的仪表由清秀变为英俊。由于他身材瘦小纤弱，有时遭到大孩子的欺侮和殴打。他想出了自卫的办法，交了许许多多朋友，放学时与他们一起离开学校，以免单身一人。他与这些人终生为友。即使后来他长大成人，成为缉拿对象，他还去看望他们。这些朋友谁都没有出卖他。
有位姓何的朋友把他带到家中。何的祖父是个老兵，他把孩子们带到沈阳郊外的一个古战场，告诉他们，一九○四年日本人和俄国人曾在这里利用中国的土地打仗。日本人自一八六八年开始的明治维新以来从西方学到了强国之道，现在当然看不起中国人。老人慷慨激昂他说，“我们没能制止他们把我们的国土当作战场，没能！现在我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年轻人身上，要报仇……”老人的思想在恩来的演说中得到了反响：“吾人既生于是时矣，生于是国矣，安忍坐视而不一救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他废寝忘食地阅读报章杂志。他阅读达尔文、卢梭、穆勒，他阅读关于奴隶买卖的书，并发表“黑奴终究要解放”的演说。在课堂上老师提问“读书为了什么？”时，同学们会提出各色各样的理由，“为光耀门楣”或“为了生计”。而周恩来豪迈地回答道：“为了中华之崛起。”
一九一三年，周恩来从东关模范学校毕业。伯父贻赓和堂伯父贻谦决心让他继续上学。父亲贻能在此问题上似乎没有多少发言权。他一度也与其兄贻赓住在一起，也许是因为一时没有找到工作。
周恩来报考清华学堂，这是一所用美国资金在北京建立起来的很有名气的学校。他没能通过英语考试。清华的入学考试非常严格。更糟糕的是，对招收南方学生的名额有所限制。因为南方学生通常成绩优秀，北方学生感到愤愤不平。伯父贻赓并不气馁。恩来便准备上天津的南开学校，这亦是一所水平很高、名气很响的学校。
伯父贻赓时来运转，总算调到天津工作一年。贻赓夫妇和恩来住在元纬路四号的一所小屋里。在夏季三个月的时间里，恩来补习英语，准备升学，终于在一九一三年考取了南开学校。
【注释】
本章的材料大都来源于中文资料，其中包括周恩来诞生地淮安的地方志；与周恩来亲戚（列于家谱中）的谈话；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外学者论周恩来》；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总理的青少年时代》等。据我所知，上述史料均未译成英文或任何其他欧洲文字。
〔1〕19世纪后半叶以来出现的农民起义情况，详见《太平起义》中文8卷。韩素音的文档。北京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有关文献。韩素音著《弯弯树》，乔纳森·凯普出版公司出版。维克托·珀塞尔等英国学者和著名历史学家菲茨杰拉德等人的著作。大型图片资料《中国，一个世纪的历史》，法国塞法格图书出版社，1987年出版。
〔2〕见保存在淮安故居的周家家谱。
〔3〕周尔萃的回忆。
〔4〕见《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
〔5〕见韩素音著《弯弯树》，乔纳森·凯普出版公司出版。
〔6〕见韩素音著《吾屋双门》，乔纳森·凯普出版公司出版。
〔7〕这段历史史实是1943年7月我在伦敦遇见孙中山的友人罗伯特·康德黎时他亲口告诉我的。他对我说，英国特务与满清王朝勾结，企图绑架当时在伦敦的孙中山，并把他交给满清政府。由于康德黎的帮助，孙中山才得救。见《康德黎、孙中山与中国的觉醒》，杰罗德父子出版公司，1912年在伦敦出版。
〔8〕周恩来的纪念日感言及其他一些文章被收集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总理的青少年时代》一书中。
2007/09/10
第一章周门长子、取名恩来（1898—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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