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本来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若没有与西洋民族接触，则我们仍然是自成为一个世界，也就无从得知自己的短长。自鸦片战争以后，门户洞开，节节失败，受着重重外力的压迫，于是我们才觉悟到我们的民族是病的，也都在寻找治病的药方，求得一条自救的出路。近年以来，有主张文化创造的，有主张经济建设的，有主张打倒帝国主义的，有主张铲除封建的残余势力的，有主张全盘西化的，以及种种不同的其他主张。统观以往的议论，大半是说些我们应当如何做和我们要如何做一类的话，却少有指出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的能力有多大？民族的元气与实力是什么？为什么一向总抓不住良好的机会？民族究竟有些什么不健全的特性？这些特性是如何形成的？民族的出路在哪里？对于这些问题，这本书是要依据客观的事实来答复的。潘光旦先生是用生物的眼光来看民族，认定一个民族先得有比较稳固的生物基础，才有发展的张本。这一点是向来为人所忽略的。
光旦先生以其多年研究优生学的心得成此大著。要我作一篇序、自问对于优生学无学识，当然不敢说话。可是光旦先生因为我一向是在农村工作，而此书关于民族品性的大部分是译自明恩溥氏所著《中国人的素质》一书，因此要我对于明氏的叙述发表一点意见。我便在这方面略说几句。
近几年来，国人都感觉到，无论是为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的进步，或是为求得中国社会改革的方案，必先求尽量认识中国现代社会的真相和全相。至于我们如何才能对于中国现代社会得到深刻的认识与了解呢？这非得采用历史法和观察法不可，尤应重视从实地观察法下手。我们必须对于中国各部不同的社会现象，加以精密观察，再将观察的结果与其他民族的社会现象来比较。这样对于中国社会的本来面目，便可得到真正的认识。至于什么人才真能认识中国民族的特性，或谁是最适当的中国的解释者呢？是我们自己的人，还是外国人呢？关于这一点，人们的看法不同。有人以为惟有本国人才真能了解本国人。一个外国人要了解一个与自己不同的民族，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极不同的民族，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在他观察的时候，总免不了戴上有色的眼镜。但反过来看，无论是个人或一个民族要认清自己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尤其是公平的、健康的、神志清明的认识。即按普通常识来说，不是有“当局者迷”和“医不自医”等种种的说法吗？不也是有“知人易，知己难”和“旁观者清”等谚语吗？再说，肯承认自己的缺点是颇需勇气的，并且往往有种种顾忌，或不好意思说出来。当然，一个外国人观察我们的时候，他免不了有一个自己的标准度量我们。但也就因为他有了一个不同的标准，才能把我们的特性格外看得清楚。他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中总是将我们的现象和他们自己的现象作一个比较。比如说，他断定我们是有节俭的特性，那就是他理会我们民族的一般人比较他自己民族的一般人节俭得多或至少是相当节俭。而且外人对于我们的短处也比较我们自己便于直言不讳地和盘托出。因此我们真要认清自己，深刻地了解自己，一方面自然是要靠我们自己来研究自己，分析自己；另一方面对于外人论断我们的话，尤其是依据精密观察的结果，我们不但不应当忽视，尤当加以重视，引为借鉴才对。这不是说一切外人的观察都是对的，也不是说遇到外人对于我们发表无理的言论时，我们也不作声。向来国人对于外人的意见，抱着种种不同的态度。有的只喜欢外人说我们民族如何如何的优秀，而遇到指出我们的缺点时，即生反感，而替自己辩护；至于说得对与不对，往往不加深思的。因为我们是一个比较最讲面子的民族，遇到别人直白地指出我们的弱点时，我们少有受得住的。民族到了受着严酷自然淘汰的今日，我们实在有急于认清我们自身的必要。我们再不能夜郎自大、一如往昔，仍然模模糊糊地因循敷衍下去。遇到像罗素（Bertrand Russell）这样的人颂扬我们的文化如何高时，我们不要过于高兴、过于乐观，或以为他才是真正了解了我们。反之，遇到吉尔柏特（Rodnev Gilbert）那类人说我们一个大钱不值时，我们也不要以为他是绝对胡说、完全谬妄，自然更不可因此过于扫兴或过于悲观。至于遇到我们自己的人来论断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的态度亦当如此。最近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大约谁都承认林语堂先生是一个极聪明的人。他的《中国人》（My Countryand My People）就是要解释中国民族的一部英文大作，也是要把中国介绍给外人的。国人对于此书已经有了种种的批评，其中有的请林先生仔细地认识一下中国，再写他的著作，甚至有人竟把它列在污华影片之类了。林先生也早就料到这一点，所以在他的序文里有这样的话：“我能直认不讳，因为，不像这些爱国者，我不以我的国家为耻。并且我能暴露中国的毛病，因为我未曾失望。中国是比她的小爱国者们伟大，也无须他们的洗刷。她要和她已往一样的，再纠正自己。”
现在是我们需要压住情感、多用理智的时候了。我们不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也不可固执己见、闭目不看。我们要平心静气，对于别人观察我们民族的论断。以冷静的头脑，作一番思索的工夫，也最好与我们目下的社会现象审慎地仔细对照一下，再判断别人见解的得失。我们自然不可让人随便有意地颠倒是非，但也不要讳疾护短。因为了解与承认自己的弱点，不是耻辱，惟有不努力从事民族的改造，不看清民族的出路，才真正是耻辱。
我们若能根据上述的态度来读明氏之《中国人的素质》，我们就能从这部书得到可以得到的好处，而不致陷于玉石俱焚或因噎废食的结果。我初次得读明氏的这部书，约远在二十五年以前。所读的不是英文原本，大约是日文译本，因为记得书名是《支那人之气质》。我也记得在那本书的许多页的空白处，有不少铅笔写的批评，其中大部分是别的读者在读时发生的反感，还恍惚地记得有“胡说”和“放他娘的……”等类的话。我那时是一个很幼稚的初中学生，读了译文，再读了种种怒发冲冠的批语，自然对于明氏的描写也就不大以为然。虽然没有在书中写下什么，但对于书中不少的地方不免要发作几声“岂有此理”！后来有不少的机会，得亲聆明氏的讲演。他的身体，在西洋人中间，要算是比较矮的，但精神却颇健旺。他那充满着力量的躯干，再加上他那天然有趣的面貌，一站在台上，就立刻引起听众的注意。在他讲演的时候，带些山东的口音，声调或高或低，或长或短，极变化之能事，且好引用古今格言、民间谚语，全身随时都是表情，往往双手同时以指作声，助其语势，可谓出口成章、娓娓动人，使听众永无倦容。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大演说家。及至与他接触谈话，则又发现他不但风趣横生，且极和蔼可亲、待人诚恳；总而言之，他是一个使人敬而爱之的长者。
十五年前，我在美国求学的时候才得细读《中国人的素质》（Chinese Characteristics）的英文原本。对于书中不少的地方未能赞同，也有些地方使我不愉快。这一方面是因为我那时为祖国顾全体面的心正盛，至于究竟他说得对不对未加深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明氏的材料都从农村里得来，我虽是中国人，但对于祖国的农村社会就没有用心观察过。但因为我欣赏这部书的文体，我就买了一本带回国来。一回国就开始我的都市社会调查研究的工作，与民众接触的机会一天比一天多，遂渐感觉到此部书的意义。后来不久就转入农村，从事于实地调查的工作。我就把这部书和他的《中国农村生活》（Villaae Life in China）都带到乡间去。说也奇怪，因为农村开荒的工作过于紧张，我就好久把它们留在箱子里，没得闲空理会它们。直到过了足有几年的时间，才又忽然想起这部书来。及至再打开一读，就觉得此书的意义与从前大不相同了。明氏毕竟是过来人。他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现象，可谓观察精密、独具慧眼，而且他那描摹入微、写实逼肖的能力，岂但在西洋人中没有几个可以与他比拟的，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国人中间恐怕也是少如凤毛麟角吧。
我先顺便在这里把明氏的生平略提一下，因为这可以帮助我们更能了解他的著作。明氏于1845年7月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二十二岁毕业于比罗耶特大学（BeloitCollege），二十六岁时与同学狄更生女士（Emma Dickinson）结婚，享伉俪生活五十五年之久。他于1872年来华，在天津为传教师，时年二十七岁。后来不久即到山东，从事传教与救灾等工作。自1880年后，他久居于恩县之庞家庄，从事于农村布道、医药、慈善、教育等事业，有二十五年之久。后来他在国际上得享盛名，大半由于他从山东这一带农村所得的经验里所发表的文章。最早发表的是《中国的格言与谚语》（The Proverbs and CommonSayings of the Chinese），登载于《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News）。《中国人的素质》出版于1892年，时年明氏四十七岁，来华后整二十年。《中国的农村生活》出版于1899年，时年五十四岁，来华后二十七年。他的著作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尤其是《中国人的素质》一书，已译成法、德、日等国文字。义和团的运动是发源于山东的西部，明氏亲见其开始活动，亦曾警告北京政府，但未为当局所注意。1901年义和团之乱作，明氏被围困于北京使馆。次年根据其亲身的经验，发表《骚动中的中国》（China inConvulsion）一书。于 1906年返美，为教会募捐运动，在美国各处奔走讲演，大为人所欢迎。也就是在这一年，明恩溥氏为中国做了一件大事。
1906年3月6日，西奥多·罗斯福总统（Theodore Roc－sevelt）邀请明氏在白宫午宴。宴后明氏向总统建议美国可退还庚款予中国。明氏所申述的种种理由，其热烈的情绪表现。以及他的讲话的天才，使罗斯福总统于聆听之下，大受感动。用明氏自己的话：“我预先准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并且当时清清楚楚地对总统一直说出来……总统像一个电机似的，感觉非常灵敏，易为磁力所吸引，简直不能使他安静片刻。他在我讲话的进行中。不时插言，以兴奋与郑重的语气说道：‘明博士，我完全与你同意，就告诉我你要我做什么’……这个问题，就是把二千万的庚子赔款要用在与中国有益的事业，特别是供给中国的学生到美国来留学……总统回答说：‘你给我写一封信，说明你想应当如何做。你最好也去到国务院见罗特（Elihu Root）谈谈。’……我随后就到了国务院，陈述了我的意见。”
十天后，在3月16日，罗总统致明氏一函，大意说：“我非常快乐地读了你的两部大作，迥非它书所能比拟。我觉得对于中国的了解加深了许多……前次会晤，至为愉快。对于我们所谈关于中美庚款的事，尊意以为我能作什么，请即示知为盼……今日德国大使曾对我说在他读过的所有关于中国的出版品中，尊著是最好的。”
4月3日，总统在复明氏的函内说：“……我极赞成你所建议的政策。但庚款之退还一举，是否不被中国看为是一种示弱的行为，我也不能不有所踌躇。但除非有反面的重要理由发生，我颇倾向取决于你的判断。我也要与国务院的罗特商谈此事。自然你也知道我是不能控制国会的行为。但我要在行政方面尽我的力量，并且也要与国内教育文化机关共同努力，促进此事之实现。”
由罗总统这样热心的赞助，庚款退还的议案遂得顺利地在国会通过。此后造就了数千百留美的各种人才，创办了完备的清华大学，并促进了中美的邦交。均为明氏建议的结果。在明氏最初发表其意见时，论者笑之。讥为一时的情感与幻想。及至此建议实现之后，在二三十年内各国人士亦发表了种种的批评。但于近几年内其他各国也都跟着美国的脚步把庚款一一退还中国了。今日饮水思源，吾人不能不归功于当日明氏的卓见。
明氏将庚款退还的事办完以后又返回中国，常到各省旅行。此后他又发表了两部著作，其一为《中国的振拔》（The Uplift ofChina），英文原本售出十八万部之多，已被译成数国文字，包括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的文字一。明氏八十一岁时，夫人去世，始退休于美国加利弗尼亚州之克利蒙特村（Claremont）。他在1932年8月31日去世，享年八十七岁。美国无线电及各处报纸均表示追悼。国务院电唁其家属，表示哀悼之意，并称颂其在远东之功绩。在杂志中有不少纪念他的文章。这里可以摘录在华多年而又熟识明氏之博晨光教授（Lucius C．Porter）所写关于明氏一段文章的大意：“……明氏一方面被认为是一个世界的人物，而一方面为许多淳朴的农民所怀忆，这正足以显明他的人格与地位。明氏天赋之高，使他成为世界所注意的人物，他却终身如一日的致力于劳苦大众生活之向上……明氏有敏捷的机智，有锐利的眼光，有作文的天才，长于幽默与滑稽，且对于世界问题独具慧眼……他是大人物的良朋，但照样也是一般最不幸的人们的好友。他终身以服务人类为职志。他的好作严峻的批评、好用似非而是之讽刺的语句，使初识他的人误认他是一个愤世嫉俗者，或一个悲观者。他那对于社会背景和人类行为之特殊犀利的观察力，真可以使他成为世界上大幽默家而有余。但他不止是一个人类之讽刺的观察者，无论是对于他的本国人或对于他国的人，他是一个彻底之人类的服务者，无时无地不是在帮助需要他的人，不论是好人是坏人，直至他与世长辞。在中国就一连服务了五十四年，又差不多都是在穷乡僻壤……有的中国人对于他所叙述关于中国人之生活的一些观察表示不满，也有的西洋人看他的言论属于悲观一派。这些印象一部分是由于明氏的一种习惯，就是他对于一种现象的描写，常是把那种现象之缺点的方面先指出来；在他自己的生活中也呈现一种游戏的状态；他对于事实观察的天才，发现一般人所没有理会的社会间潜隐的势力与他深刻的解释，均为其严酷的幽默与悲观论调之原因。但是，说也奇怪，同时他的百折不回、始终如一地牺牲自己为中国农村服务的精神和对于宗教的坚固的信仰，似乎与他发表的一部分言论有些矛盾。我们要承认他是一个绝对信仰爱的力量能改造世界之坚强的乐观者。”对于这段可谓盖棺论定的话，明氏有知，也许在地下含笑着说一句：“这孩子还算知道我。”（按：博先生之父为明氏之同班而又系多年共生死之交的同事，故博先生称明氏为叔）。
总之，明氏终身的事业是在中国，也是对于中国极表同情的人。他的幽默的甚至刻薄的或言过其实的笔调，的确使我们感觉不快或不满；有时遇到修养稍差一点的人可以到怒发冲冠的程度。但我们读了他的描写以后，能使我们对于他所指出的特性留着很深的印象，也未尝不是受着他这种文体之赐。“良药苦口”，终究是对我们有好处的。我们最好是弃其糟粕而取其精华，得到他正面的益处。再者，一个民族的特性是要从大多数民众日常生活看出来，而中国大多数的民众是农民。明氏的书是根据农村社会生活写的，是他多年与农民接触所得的印象，所以都是第一手的材料。他的印象不一定都完全正确，但明氏确是一个胸襟阔大、动机纯正的人；是一个悲天悯人、救世为怀的人；也是一个对于中国有热烈感情的人。
他一方面欣赏中国的文化，一方面认真地评判，且不客气地、忠实地把他的所见所闻与所感想到的和盘托出。他不单是用目看，也是以心感的。他同情人类，敬重中国，同时他重事实，他爱真理。我们要知道，无论如何，他是一个西洋人。西洋人是讲效率的，是注重时间的。是活动的，是具冒险性的，是尊重妇女的，对于衣食住是好清洁的。中西文化的背景既有很大的差别，明氏当然不知不觉地免不掉戴了一副有色的眼镜。他归纳的种种结论或有可非议之处，其中有的尚需要精密的研究；但他所引用的许多例子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的。明氏不但说一口好中国话，尤其是山东的土话，并且也很通中国的文字，曾读过不少的中国历史与经书。所以对于他二十多年的实地观察，我们不能轻易放过，因为决非道听途说、一知半解者所能比拟。他无论是说英文或中文，总是出口成章，又因幽默成性，的确有时他说的话往往使人不得要领，莫名其妙。例如一次他说：“‘国以民为本，民无信不立’，所以中国应当多立邮政局！”不知究竟他是把原文弄错，还是在说笑话。因此，我们读他的书，要在字里行间求得他真意之所在，不要犯了以辞害义的毛病。
明氏在他的序文里咱己也承认一个西洋人要知道中国的全相是不可能的；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他二十多年的经验大半限于鲁冀两省，特别是鲁省。这只是一个观察者的印象。他也提到自从他在《字林西报》发表了这些文章以后，对于许多人的讨论与批评，他也曾加以考虑而有不少的修正。
对于光旦先生所选择的十五种特性，我也在这里按照次序一一说几句。先从关于描写生理与心理方面的五种品性说起。
（一）关于“活易死难”方面，明氏所提中国人的随遇而安，到处可以适应的一点，的确是极显著的品性。至于说到中国人的复原力极大一点，明氏只凭一般的观察是不够证明的。这非根据科学的调查而有统计的证明不可。例如欧战时各国伤兵的复原力是否不及中国人是不易断定的。关于中国人的不讲卫生是对的，而说中国人的寿命高，老人多，是错误的。这不能凭一般的观察而速下断语。根据现在已有的实地调查，无论是平均的寿命或老人数所占全人口数的百分比，中国都赶不上西洋讲卫生的国家。
（二）关于“没有神经”方面，中国人的镇静、不忙、睡觉的本领、忍痛的本领、不好运动及在扰乱的环境里能泰然安处，与西洋人的神经过敏、讲效率、好运动等，两相比较，的确是我们的一些特性。从某种见地看，这正是中国民族的长处。中国人到处可以睡，远胜过西洋人必得有舒服的床才可以睡。因此明氏叹息着说：“谁是适者，谁能生存，是富有神经的欧美人呢，还是麻木不仁的中国人呢——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推敲的问题。”
（三）“耐性太好”，无疑的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中国人比起西洋人来，其耐性是惊人的，不可思议的。《忍为高》这一册在乡间流行的唱本，已经变成家传户诵的“圣经”，不但是常挂在口头上，而其感应已渗入于农民的骨髓里。这从一方面看当然是我们民族的一大优点，而同时从另一方面看也是我们的一大弱点。“不抵抗”的表现，就是受了这耐性太好的毒。我们已经能忍“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事。我们认为我们民族的耐性太过火了。
（四）关于“不求准确”方面，明氏所提中国度量衡以及各种单位的漫无标准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模模糊糊的习惯。不能不使受过科学训练的西洋人惊异。凡在乡间作过调查的，无不立刻感觉这一种显著的品性。无怪明氏为我们做化学试验担心。这也的确是我们民族的一大缺点。
（五）关于“寸阴是金”，明氏的原题是“不重视光阴”。他指出中国人不宝贵时间，不守时间，耽误时间，称我们是洪水前期的人，有的是时间来耗废。中国人时间的不经济与西洋人看“时间是金钱”来比较，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再说对于经济的三种品性。
（一）关于“勤劳”方面，明氏把中国人的夜以继日、孜孜（石乞）（石乞）的精神，永远不慌不忙的工作态度，描写得淋漓尽致。中国一般人的没有办公时间，没有休息的星期日，没有种种的假期，都是西洋人受不了的。所以明氏在称颂中国人的这种特性之余，而又语重心长地说道：“我们也相信中国民族真会有富强之一日，要是他们于勤劳的一种美德之外，再很稳当地配上许多其他美德。这日子反正是不远的。可惜中国人只是口口声声地讲要诚实，要廉洁，要恳挚——而实际上总是只说不做。我敢断言这些美德都能从理论变为事实的一天，也就是中国人可以十足收取勤劳的效果的一天。”这段话是足使我们发人深省的。
（二）关于“撙节”方面，中国农民能俭的本领可谓到家而彻底。凡在农村作过生活程度调查的人，无不理会大多数农民的生活程度已经低得难以再低、中国农民在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的节省与西洋人的讲究舒服比较，的确差别极大。但有些地方西洋人的过于讲究清洁和种种暴殄天物近于靡费的习性，在我们看，也未尝不是一种毛病。
（三）关于“知足常乐”这一点，明氏指出中国一般人在顺境里涸然能优游自得，在逆境里也能安之若泰，可谓一针见血的话。对于中国人安常处顺的本领，明氏说：“……逆境之来，论理既知其必不可抵抗，论力知其无法抵抗，唯一的应付方法自然惟有尽量的迁就；只有在迁就之中还可以找到一条心安理得的出路。”在明年当日固慨乎言之！在我们今日读之，试问又作何感相？
最后我们来看关于社会的品性。这一部分是明氏描写得有声有色的一部分，也是使中国的读者容易发生反感的部分，但也是对于我们的当头棒喝、使我们反省的部分。读这一部分时，我们多少需要一些修养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
（一）关于“有私无公”这一点，我们虽欲掩饰否认而不可得。民族之所以到今日，虽有种种原因，“私”却是我们民族的致命伤。到处表现着“各人自扫门前雪，体管他人瓦上霜”的现象。四十年前，国家观念、民族观念、公共意识的缺乏，必尤甚于今日。具有国家思想和公共精神的西洋人在当日岂能不理会到我们的这个使民族散漫无力的缺点？
（二）关于“无恻隐之心”，原题是“同情心的缺乏”。明氏一直地说：“中国人目前最缺乏的一种品性，就是侧隐之心或同情心。”他指出我们对于残废的人、心理上有缺陷的人、遇难的人、陌路生人、妇孺以至于牲畜都表现了同情心的缺乏。本来中国现有的一些社会团体和慈善事业，大半是近数十年来的产物。这也是使明氏在四十年前更容易理会我们的同情心的缺乏。
（三）关于“言而无信”，原题是“诚意的缺乏”。这一章尤其叫我们读了不舒服。明氏直白不客气地指出中国民族善于撒谎，大都轻诺而不践约，认错的本领和揩油的本领都很大，并且对于孔孟二圣的假装害病大有可议之处。他所举出的种种例证，极值得我们注意。
（四）关于“尔虞我诈”方面，明氏指出中国人彼此猜疑和倾轧的态度，甚至于到“一人不进庙，二人不窥井”、“李下不正冠，瓜田不纳履”的程度。这在乡间实在是常见的现象。
（五）关于“爱脸皮”，这是明氏原书的第一章，也是极见精彩的一章。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佩服他观察的透彻而深刻。例如他说：“中国人心目中的脸皮，并不指头部前面的那一薄层，却是一个综合的名词……我们西洋人就根本懂它不得。”老实说，连我自己有时也莫名其妙。他又说：“中国人的问题，永远不是一个事实问题，而是一个格式问题，不是事实的对不对，而是格式的合不合……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只好和西洋人分道扬镳……中国和事佬最大的任务，便在研究出一个脸皮的均势的新局面来……各不伤脸……至于公平的处断是不可能的。饭碗可以不要，脸皮却不能不要……至死也要救他的脸皮。”这的确是一种一般的现象。
（六）关于“婉转”一章，明氏也极尽了描写之能事。他上手就说：“中国人是有婉转的天才的。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都没有这种天才。不但没有，并且以能够单刀直入、开门见山自豪。”他又说：“在中国，你也转弯，我也转弯，彼此都能心照不宣。”他最后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你不能从一个中国人所讲的话里，知道他要说的究竟是什么。”又在一处说：“有天才的中国人有一种本领，使你挨了骂还不晓得，使你吃了亏还以为他正在恭维你。这是一种艺术。”明氏幸而是常与心地比较忠厚的冀鲁人接触，若是在江浙一带，不知他更要作何感想。
（七）这最后的“客气”一章，我认为是最精彩而又是最有意义的一章。章内所叙述的都是事实，使我们不能不承认。虽然我感觉到不应当多占篇幅，但我止不住要引述他指出的几点：“中国人善于客气……我们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喜欢称赞自己的种种美德……东方人大都擅长一种艺术，可以使人与人之间，冲突日见其减少，和气日见其加多，我们便自愧弗如……他们已经把客气的艺术推进到一种登峰造极的程度……我们西洋人认为不可思议，决非人力所能办到。客气本身早就成为生活中间不可须臾离开的一部分，客气就等于生活，就是生活……中国人客气的用意，似乎并不在要使人舒服愉快，而在表示他是一个懂规矩与守规矩的人。要是客人不舒服，那是客人不懂规矩的自作自受，和主人无干。”明氏在他最后的结语里说：“我们终究得承认，在社会交际方面中国民族毕竟是过来人，有许多地方值得西洋人的效法。我们的客气固然很注重诚恳这一点，但有时也太老实，太不留情面，要是加上一些宛转而无碍于诚恳真挚的程度，岂不尽美尽善……客气虽小道，讲究起来却也不易；谁能够把东西方人对于客气的见解与方法融通之后，节取其中的精髓，不偏不倚地走上那又窄又崎岖的中庸之道，谁便是世界上第一个有福气的人。”这段话不但值得直爽的西洋人想一想，更值得我们过于客气的中国人考虑一下。
有人以为明氏所描写的不过是一些社会表面的现象，是一些拉杂的、平常的、肤浅的叙述。我们不要忘记，世间最平常的东西，往往也就是最重要的东西。例如日光、空气和水都是最普通的东西，但也是与人类生活最有利害关系的东西。明氏的贡献就是他能够把农村社会在日常生活里人与人之间种种现象和为我们民族自己所未注意而实际上乃是左右社会行为的种种潜在的势力，以庄谐并用而极有力量的文体描写出来，使每个读者都能如身临其境地得到清楚的认识。这比一般笼统的、主观的、玄想的、去事实生活很远的大议论，有价值多了。例如有人对于明氏所提出的“私”的一点，曾引中国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域“见义勇为“等说法来辩护。对此，我们要取客观的科学态度，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仔细地观察一下。若是我们本能在现实生活里找到这类行为的表现，那我们也只好认为这是古圣先贤的理想，是一种勉励人的教训。明氏是注重客观的现实生活的；我们在他许多片段的、琐碎的叙述里可以发现一般的原则与真理。
明氏所指出的十五种品性、当然决不是为中国民族所独有，但这些品性在中国民族的生活中在量的方面表现得特别普遍，在质的方面也表现得特别深刻，因此才成为民族的特性。再者，每种特性有它的利点，也有它的弊点。一个民族如何能于其种种特性，设法存利除弊，使能恰到好处，是应加意研究的问题。
中西文化根本不同，所以东西方人也不能够彼此完全了解。例如中国家庭制度及由此制度产生的种种社会行为，与中国人能享受简单的理想生活，都不是为西洋人容易体会的。因此在明氏所举的例子中，有的在我们看来，好像是少见多怪，也就是因为两个民族的背景大不相同的缘故。
明氏虽然把中国民族种种特性一一提出，却没有说明其原因。光旦先生以优生学的眼光，充分地补足了这一点，也在这本书里指出几个向来为人所忽略的重要问题。光旦先生指出：“中国民族并不衰老，而且是在青年。民族虽不衰老，而确乎有许多不健全之处，例如体格的柔韧、科学头脑的缺乏、组织能力的薄弱和自私自利的畸形发展。这些不健全之处确乎有先天的因素。要是及今不对病下药，元气便不免要变本加厉地受斫丧，以至于无法挽救。
本书说明了中国北部荒年淘汰的作用及其与民族性的关系，也指出中国真正的弱点却在没有第一等的领袖人才，并且说明其原因。光旦先生在民族卫生的出路里告诉我们：中国决不是不可为的国家……只要有适当的选择方法、充分的经济机会、相当的人口限制，未始不可以培植出一派强有力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出来……优生学的目的就是要叫民族中优秀的分子相对地加多，不优秀的分子相对地减少……不了解民族健康的精义而一意孤行的只注意作些个人康健的设施，而不注意民族康健的设施，结果不但是徒劳无功。并且还可以减低民族康健的程度。
最后，光旦先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办法。中国民族的许多劣根性既因缘于荒年的反选择的影响，所以要改革民族的品性，非先改革荒年与荒年的成因不可，例如：在自然环境方面，注意造渠、浚河、造林等工作；在经济生活方面，提高生产能力与力求分配的利便与公允；在社会生活方面，注意都市化的控制与家庭制度的整顿。
我对于优生学是门外汉，不要说什么外行话。但我得读这部书稿，获益甚多，使我对于向来几个模糊不清的问题得到了解释，对于民族的出路也认识得深刻了一些。我想其他的许多读者也一定与我有同样的感觉。
1936年6月李景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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