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经典是一张航海图，中国的许多统治者正是靠它来驾驶国家这艘航船的。这是人类绘制的最好的航海图。在已故的卫三畏博士、理雅各博士等人说来，儒学经典的作者们在某种程度上如有神助。这种说法也并不为过。中国人是如何成功地驾驶了自己的航船，驶进了什么海域，此时此刻又在朝哪个方向航行——既然中国如今与这么多西方国家有密切关系，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那么，上述问题就变得极为重要了。
据说：“一个社会的道德生活有六项标准，每一项都极富含义；如果验证中包含所有这些标准，那么，对这个社会真正特点的检验，便是准确无误的。它们其一是工业状况；二是社会习俗；三是妇女地位与家庭特点；四是政府机构和统治者的品质；五是公共教育的状况；六是宗教崇拜对实际生活的现实作用。”
在讨论引起我们注意的中国人的各种素质时，上述各项都已有所附带说明，尽管不全面，也没有充分考虑到各项标准的不同比例。中国人素质所包括的范围甚广，许多问题只能略去不谈。选出来谈的各种素质，只不过是些可以连成线的点，而线可用来勾画整个轮廓。还应该增加很多别的素质，这样才能完整地再现出中国人。
我们在例证中国人的各种素质时就曾引用过许多很说明问题的典型事例。他们如同一副骨架上的骨头，只有这些骨头放到了它们该呆的地方，才能看得出整个框架结构。这些骨头不可忽视，除非或可证明它们根本不是骨头，而只是巴黎的石膏模拟像。确实可以反对说，每根零散的骨头都放错了地方，还有会极大影响总体结果的大骨头也没放对。这是一个完全公正的批评，我们不仅同意，还要特地这样说明：不可能从选出的素质去得出对中国人的完整理解，这就好比仅通过对眼睛、鼻子和下巴的描述还不足以正确了解人的轮廓一样。但我们必须同时提醒读者，我们的判断不是匆忙得出的，我们观察到的大量事例远远超过我们所引用的。而且，我们在许多事例中所持的非常肯定的观点，也是被许多事实充分证实了的。经历过中国北方风沙的人都知道，人的眼睛、耳朵、鼻孔。头发和衣服上全是尘土，风沙遮天蔽日，时常不得不用灯，有时中午也要点灯。人们也许会在解释这种现象的原因时出错，但他们对这个现象的描述却很对。不过，观察自然现象与道德现象截然不同：自然现象本身会迫使每个人注意，而道德现象只有那些具有良好机遇并且敏于观察的人，才会注意到。
事实上，中国人生活中的各种现象是互相矛盾的。如果一个人只看到问题的一面，却忽视另一面，他的判断就一定会出错，并且还不会意识到自己错了。把两个显然对立的观点融合在一起已属不易，却常常必须这样做，因为在中国，把问题的一面完全看清，就已十分困难，更不用说两个面了。
我们已经谈过儒学高尚的道德属性。我们愿意相信，儒学造就了一批道德高尚的人。那是人们对如此美好的道德体系所应有的期望。但它是否造就出了很多这样的人物呢？从下面三个问题中就可从中发现人的真实素质：其一，他与自己的关系如何？其二，他与他同伴的关系如何？其三，他与崇拜对象的关系如何？通过这三点，可以对他的性格进行准确定位。阅读到此的读者已经知道这些测试题的答案。如今的中国人对己对人都无真诚可言，对他人缺少利他主义；他们与崇拜对象的关系是多神论、泛神论和不可知论。
中国人并不缺少智慧，也不缺少忍耐。务实和乐天性格，在这些方面，他们都非常杰出。他们真正缺少的是品格和良心。有些中国官员禁不起贿赂，做了错事，还以为永远不会被发现，因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有多少中国人能顶住压力，不举荐自己不称职的亲戚去任职呢？请想象一下这种压力的“内部结果”，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会害怕，对此难道还有什么奇怪的吗？在这样一种实际情况下实践理论上的道德，中国人是作何想法的呢？看到依附关系和裙带关系在中国行政、军事和商业中发挥的作用，还会奇怪中国的看门人和警察不忠于职守吗？
想要了解中国人真实的道德状况，的确可以通过中国人的帮助去了解，尽管中国人时时准备掩盖自己的和朋友们的缺点，却会十分坦率地承认民族性格的弱点。他们对其他中国人的描述，时常令我们想起卡莱尔在《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史》一书中的一段对话，很显然，他十分欣赏这段对话。这位君王手下有个督学，很受宠信。胖特烈大帝总爱跟他谈话。“苏尔泽先生，你那些学校怎么样啊？”这位君王有一天问他，“你的教育事业怎么样啊？”“当然，还不坏，陛下，近年好多了。”苏尔泽先生回答说。“近年，为什么这样说？”“陛下，过去总认为人生来就是恶的，校规就很严格；但如今我们意识到人生来是善的，而不是恶的，便在学校采用了较为宽容的手法。”“人性善！”腓特烈大帝摇了摇他那苍老的头颅，苦笑着说，“唉，亲爱的苏尔泽，我看你是不了解这些该死的人类。”[注]
中国社会就像中国的许多景色迷人的地方，远看美丽如画，可是，走近点，总会发现破旧与可憎之处，空气中弥漫着难闻的气味。没有一张照片能客观地反映中国的景致，尽管人们说照片是“公正而又无情”，但中国的照片不然，垃圾和臭味都不曾在取景框之中。[注]
除了中国，世上没有哪个国家举目都是象征幸福的“福”字。但过不了多久就可以发现，中国人的幸福的确全在表面。我们相信这是个公正的批评，就像有人认为在亚洲没有真正幸福的家庭一样。
在思索中国社会理论以及如何将理论变为事实时，我们时常想起跨越河流的主干公路边的石碑。树立这些石碑的目的，是为了把修建桥梁的人们的名字保存在“永恒的记忆”之中。但相隔不远就有六块破损程度不同的石碑。我们对历朝历代的这些纪念物极感兴趣，便问起为之立碑的桥梁。“哦，那个，”我们被告知，“多少代人之前就没了——谁也不知道啥时候！”
几年前，笔者在大运河旅行，有一股逆风阻止了前行。我们便上岸漫游，发现农民正在忙于种田。那是五月份，乡间景色极美。任何一个旅行者都会赞美说，是精耕细作和不知疲倦的勤劳把广阔天地变得像花园一样。但与这些农民稍作交谈，就知道他们刚刚度过了一个严冬。去年，洪涝和干旱毁了全部庄稼，当地所有村庄里的人都快饿死了——不仅如此，他们现在就在挨饿。知县拨下来一点救济，但不够，零零星星，却还被无耻地盘剥了不少，穷人对此一筹莫展，这种情况还是一如既往。而这些情况，表面上看不出来。那一年，别的地方年景很好，粮食丰收，人们安居乐业。《京报》和在中国出版的外国杂志也没有报道这些事实。但是，忽视这些事实，并不能改变事实。这个地方的老百姓还在挨饿，别人知道不知道都一样。即使断然否认这些事实，也无法证明采取了有效的救济措施。事前预先推论中国人应该是什么样子，这是一回事；仔细考察中国人的实际情况，则又是一回事。
我们很清楚，我们所指出的中国社会存在的各种弊端，也同样可见于“徒有虚名的基督教国家”。也许读者会感到失望，没有发现我们对这个事实作更为明确的阐发，也没有系统的比较。我们也曾这样想过，但不得不放弃了。笔者除了自己国家之外，对其他西方国家的了解极其有限，不足以担此重任。让每一个读者自己边读边比较，让他们尽量不受“爱国主义偏见”的影响，永远都不要把中国人看死。若作了这样一种比较，我们至少可以假定这样一个事实：西方国家都面临未来的黎明，而中国却时时处处面对着遥远过去的黑夜。如果这是一个事实，那就是一个最为意味深长的事实，请读者深思：这是如何造成的呢？
让我们重复一遍，中国所需甚少。只需要人格和良心。甚至可以说，这两者实际是一样东西，因为人格就是良心。有一位著名的钢琴制造家，他的人格被人赞为“像他做的乐器一样——方正、正直而高贵”。谁又曾在中国碰到这样的人呢？
在一位几年前去世的英国作家传记的结尾处，他妻子这样写道：“外界一定称他为作家、牧师、社会活动家；但只有在家里每日与他共同生活的人，才能告诉人们，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在他真正浪漫的一生中，在他私人信件的至柔至爱处，必然是除去面纱的；但用不到那样做，我也可以说如果在人间最崇高、最亲密的关系中，有一份永不逝去的爱——纯洁、热烈，长达三十六年——从未把爱从其神圣高度降为一个仓促的字眼、一个不耐烦的姿势或者一个自私的举动，无论处于生病还是健康，无论阳光灿烂还是暴风骤雨，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如果这份爱可以证明骑士时代没有永远过去的话，那么，对于这个今生和来世都享受这份爱的女子来说，查尔斯·金斯利[注]是一位‘最真实最完美的骑士’。”
基督教文明最美好的结果，就是它所造就的美好人生。这种美好人生并不少见。当代就记载了成百上千这样的人生，此外还有成千上万不为人们所知。每位读者肯定至少知道一个一心为别人利益的例子，有的读者则有幸亲历更多。如何解释这些人生，这些人是受到什么鼓舞的呢？我们不愿胡乱猜疑，但经过长时间反复考虑之后，我们确信：如果把中国人的人生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那些力量，能够造就一位如金斯利夫人眼中的丈夫那样的人物，那一定是一个比任何或所有道家寓言故事中的记载还要非凡的奇迹。没有一种人类制度可以逃脱规律，其之所以不可抗拒，是因为神“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注]儒学的力量有足够的时间去获得最终结果。我们相信，它所能做的，已经做了，再不会有新的成果了。他们已经取得了人力之所能及的一切，比任何国家任何情况下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悉心考察了中国提供的一切之后，最友好的批评家也只能无可奈何而又不无悲哀地下这样一个结论：“儒学的最终结果就是中国。”
关于中国的改革，有三种互相对立的理论。其一，没有必要改革。无疑，这是一些中国人的观点，尽管不代表全体中国人。某些外国人，远距离看中国与中国人而产生幻觉，他们也这样认为。其二，改革不可能。这是不少极其了解中国的人所下的悲观结论，他们深知任何永久的真正的改革肯定会遇到极大的障碍，哪怕只是改革前的尝试。在他们看来，针对庞大的中国的彻底改革，其毫无希望，如同要用电流去刺激埃及木乃伊的生命。在我们看来，第二种观点与第一种一样毫无道理；不过，如果我们上述所述未能说清楚这一点的话，这里也再说无益了。其三，对于那些认为中国的改革既必须又可能的人来说，重要的是通过什么来改革，井且毫不奇怪。人们对这一点持有好几种非但不同而且相互不协调的回答。
首先，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中国能彻底脱胎换骨吗？那些能够觉悟到这是改革的必须之举的政治家，肯定会接受这种彻底的变革。最近《京报》刊登了一份奏折，就是这样设想的，作者抱怨中原某省民众不断闹事，并说已经派了一些富有才干的人去巡察了，向民众宣讲康熙《圣谕广训》[注]中的训示，显然是希望用这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及时感化人们。这种向民众宣讲道德训诫的办法（起初是对基督教布道的模仿），虽然没什么结果，却是改善当时道德的常用处方。一旦无法奏效，总是只有再来一次。长期的实践表明它必定失败，事情只会发生表面上的变化，而结果却无一例外地等于零。我们在那位能言善辩而腿是石头的老人这则寓言里，已经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但是，如果训诫无能为力的话，还可能指望榜样或许更有效一些。前文已经谈及这个问题，我们在此只想指出为何最优秀的榜样往往不能产生人们想要的结果。这就是因为这些榜样无力使更多的人接受推动力，而他们自己的人生靠的就是这种推动力。就拿原山西巡抚张之洞[注]为例，据说他很有魄力地禁止下属官员吸食鸦片，并禁止老百姓种植鸦片。有多少下属会诚实地与他合作，没有这种合作又会怎样？任何一个外国人，如果他依赖办事的中国中间人不认可他的改革计划，这个外国人就只好承认自己在中国事务方面非常无助。但如果一个外国人无助，那么，一个中国人，不管何等官阶，也一样无助。这位廉洁的官员能做的，至多是在确定自己的目标之后，着手于眼前的一切事情（至少表面上如此），就像一只猫出现在阁楼上，阁楼上就没有老鼠了。但这位官员一走，几乎还没有走远，老鼠就立刻照样我行我素，一切恢复原样。
如果中国一位政治家有单枪匹马改革国家的愿望，这不仅是可信的，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因为舍此别无他途。一位聪明的英国官员，如果知道“东方特有的冷漠和宿命论的可怕结果——席勒[注]称之为即使神也无能为力的愚蠢”——如果他了解永久“改良”中所牵涉到的一切，他就可以绝对准确地预见改革的结果。在谈到中国西南铜矿开采冶炼中的某些弊端时，贝德禄先生说：“在这些矿藏充分开采之前，云南必须补充人口，必须善待罗罗[注]，必须修筑道路，扬子江上游的航运设施必须得到改善——总之，中国必须开化。要完成这一切，一千年都太短，除非借助一些外力去加速它。”[注]不“借助外力”，而要改革中国，就如同在海水中造船；海风和海水不会让这事办成。凡是始于并终于一部机器的力，不能带动这部机器。
天津与北京之间的那段北河，有一个河湾，旅行者可以看到岸边有座破庙，庙的一半已被河水冲走，庙下面有一道挡水的栅栏，用一捆捆芦苇绑在木桩上。一半栅栏也被洪水冲走了，神像栉风沐雨，土地失却堤防，河流半被淤泥堵塞。此情此景，恰是这个帝国悲愁状况的写照。有一句古话很有道理：“朽木不可雕也。”[注]只有全部砍去朽木，老根才能发出新芽。中国永远都不可能通过内部自身进行改革。
把中国带入“姊妹国家”而使获得新生，这是个西方国家刚刚广泛接受的观点。而把中国引入“妹妹关系”，却的确不是复兴国家的可靠希望。如今，西方主要国家派驻北京代表已有三十年，他们在那里到底对中国所受的苦难起到什么效果？令人悲哀的事实是，大国之间的国际关系，恰恰并没有给中国带去什么好处。中国人是敏于观察的人：他们从西方国家的治理上所看到的，并不能使中国人相信，激起西方国家改革的动机要比他们自己“改良”这个帝国的愿望更为高尚？既然中国本身也在成为一种“力”，它正忙于着手让外国之间利益冲突，以便坐收渔利，而没有从那些一味“掠夺”却不教它道德的国家那里学到点什么。如果中国要改革，是不能通过外交途径来进行的。
中国需要的，不仅仅是进入国际大家庭，而且还要自由的交往、自由贸易，以及和睦友好的关系——持这种观点的也不乏其人。主张贸易，这是满足中国多种需要的灵丹妙药；更多的港口，更多的进口，更低的关税，取消各种通行税。这样的说法，今天听到的或许要比二三十年前少多了。那时，中国人比以往更充分地渗入澳大利亚和美国，结果却并不总是有利于“自由交往”以及“和睦友好”。难道人们没有在私下里大声议论中国的茶叶和草帽缏质量不令人满意，难道这与西方国家出口到中国的低劣产品有何不同吗？
作为文明的附属物，贸易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但它本身却不是一种改革手段。亚当·斯密[注]，这位现代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倡导者，把人类定义为“商业动物”；他说过，没有两条狗会相互交换骨头。但如果它们这样做的话，假如狗类在每个大城市都设立一个骨头交易所的话，那会对狗的性格产生何种不可避免的影响呢？古代庞大的贸易国家都不是最好的国家，而是最差的国家。但它们的现代继任者并非如此，这不是因为其贸易，而是别有完全不同的原因。有句话说得很好：商业像基督教，目标广阔无边；商业又像彩虹，总是弯向金色一边。
看一下非洲大陆就足以明白，朗姆酒[注]交易和奴隶买卖，两者都是贸易和基督教国家引入的，两者都是无法形容的祸根，足以说明商业无法带来改革效应。
不少熟悉中国情况的朋友，他们的处方要比我们刚才列举的更加全面。按照他们的观点，中国需要西方的文化、西方的科学以及密迪乐先生称作的“物质文明”。中国数千年来一直是个文明民族。当我们的祖先还在原始丛林中觅食之时，他们早就开化了。中国，而不是这个地球上的别的地方，这个处方一直在试用。这样的文化中，本质上没有可改革的东西。文化是自私的。它有意无意的格言是：“我，而不是你。”正如我们日常在中国都可以觉察，我们引以为豪的文化被人嘲笑，但知识却从未遭到过蔑视。如果中国文化对此不适当控制，外国的东西的命运又会如何呢？
中国人无疑迫切需要科学。他们需要各种现代科学来开发其泱泱帝国的潜在资源。他们自己已经开始认清这一点，不久的将来，他们会看得更清。但对科学的了解，一定能对这个帝国的道德施加有益的影响吗？如何实现这个目的？化学，在所有科学中，与我们当代的进步最为密切相关。那么，在中国传播普及化学知识，能成为使人民获得新生的道德手段吗？难道不会因此而在生活各方面引发新的和始料未及的欺诈和暴力吗？如果中国人的素质还是老样子，且又不限制化学制品的供应，在这个帝国到处散发各种现代炸药的配方，难道人们还能安生吗？
“物质文明”是指西方巨大的进步和发展的物质成果，它包括由蒸汽机和电的发明所带来的许多奇迹。有人告诉我们，这才是中国的真正需要和一切需要。通往每一个城市的铁路、内河航运、完善的邮政系统、国家银行、银币、作为通信神经的电报和电话——这些都是中国未来幸福时代的明显标志。
在张之洞力主修筑铁路的奏折中，或许就有这种未成型的想法，他断言铁路可以杜绝河运的许多危险，甚至船员监守自盗。那么，物质文明的积聚，是否就能消除精神上的弊病呢？铁路就能保证铁路雇员，或者乃至管理人员都诚实可靠吗？我们难道没有读过《伊利之章》[注]吗？读者不是看到州与州之间的主干公路被完全侵占，而股东们十分无助，并且“无人可去指责”吗？他们在中国干起这些事情，难道不会比在英国或美国更加厉害吗？这是由物质文明本身造成的，还是由一长串复杂原因经长期缓慢的相互作用才造成的呢？把选举投票箱引进中国，是否就能使中国人成为一个讲民主的民族，因而适合实行共和制度了呢？物质文明在中华帝国不会产生其在西方那样的条件，除非同样的因素，也能调动中国来产生同样效果。这些条件不是物质的，而是道德的。
有了香港、上海和其他通商口岸这样的实例，中国人为何不把“模范租界”引入内地城市？因为他们不想要这样的变化，引进了也不堪忍受。他们看到近三分之一世纪以来中国海关诚实管理的实际例子，为什么政府却不在其他领域采用这套办法呢？因为在中国的目前状况下，中国人在精神上完全不可能接受这样的税务体系。英国人的性格和道德是历经一千多年才达到目前的发展水平的，中国人本身不可能突然接受，也不可能立即实行，他们不像一架埃森[注]的克虏伯大炮，一旦架起来就能立刻开火。
培养了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的性格和道德的力量，如同恺撒[注]在英国登陆、征服者威廉[注]侵入英国这些历史事实一样，是确切肯定的。这些力量随基督教而来，也随基督教而发展。与基督教扎根于人们心灵相对应，这些力量所带来的结果也枝繁叶茂，而不是相反。
听一听文化的伟大倡导者马修·阿诺德[注]的话：“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热爱希腊，感激希腊。希腊人是世界各民族艺术和科学的举旗人，就如犹太人是正义的举旗人一样。如今，世界不能没有艺术和科学。艺术和科学这两面大旗的举起咱然也就极大地占据了世界各民族人民的心灵，而品行则被视为寻常的事。辉煌的希腊因为不注重品行而从地球上消失了；因为人们向往品行、持恒、性格……不仅如此，当今时代需要越来越多的美和知识，知识受到如此尊重，而能够带来胜利和能统治整个世界的不是希腊人，而是犹太人；不是卓越的艺术和科学，而是崇高的正义。”
要改革中国，就一定要在素质方面追根溯源，一定要在实际上推崇良心，不能再像几位日本天皇那样把自己囚禁在皇宫里。有一条真理，被一位现代哲学的主要倡导者一语道破：“没有一种炼金术能够点铁成金。”中国需要的是正义，为了获得正义，必须了解上帝，对人要有新的概念，要了解人与上帝的关系。中国的每一个个人、每一个家庭以及社会，都需要一种新的生活。我们发现，中国的各种需要只是一种需要。这种需要，只有基督教文明，才能永恒而又完整地给以满足。
附：鲁迅评《中国人的素质》
一
1926年7月2日，鲁迅先生在《马上支日记》中谈及日本作家安冈秀夫所著《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一书时说：
他似乎很相信 Smith的《Chinese Characteris-ties 》，常常引为典据。这书在他们，十年前就有译本，叫作《支那人气质》；但支那人的我们却不大有人留心它。第一章就是Smith说，以为支那人是颇有点做戏气味的民族，精神略有亢奋，就成了戏子样，一字一句，一举手一投足，都装模装样，出于本心的分量，倒还是撑场面的分量多。这就是因为太重体面了，总想将自己的体面弄得十足，所以敢于做出这样的言语动作来。总而言之，支那人的重要的国民性所成的复合关键，便是这“体面”。我们试来博观和内省，便可知道这话并不过于刻毒。相传为戏台上的好对联，是“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大家本来看的一切事不过是一出戏，有谁认真的，就是蠢物。但这也并非专由积极的体面，心有不平而怯于报复，也便以万事是戏的思想了之。万事既然是戏，则不平也非真，而不报也非怯了。所以即使路见不平，不能拔刀相助，也还不失其为一个老牌的正人君子。我所遇见的外国人，不知道可是受了 Smith的影响，还是自己实验出来的，就很有几个留心研究着中国人之所谓“体面”或“面子”。
二
1933年10月27日，鲁迅先生在致陶亢德的信中说：《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还是在北京时买的，看过就抛在家里，无从查考，所以出版所也不能答复了，恐怕在日本也未必有得卖。这种小册子，历来他们出得不少，大抵旋生旋灭，没有较永久的。其中虽然有几点还中肯，然而穿凿附会者多，阅之令人失笑。后藤朝太郎有“支那通”之名，实则肤浅，现在在日本似已失去读者。要之，日本方在发生新的“支那通”，而尚无真“通”者，至于攻击中国弱点，则至今为止，大概以史密斯之《中国人气质》为蓝本，此书在四十年前，他们已有译本，亦较日本人所作者为佳，似尚值得译给中国人一看（虽然错误亦多），但不知英文本尚在通行否耳。
三
1935年3月5日，鲁迅先生在为日本友人内山完造所著《活中国的姿态》的序文中作了以下评论，但他把“美国”误作了“英国”’明治时代的支那研究的结论，似乎大抵受着英国的什么人做的《支那人气质》的影响，但到近来，却也有了面目一新的结论了。一个旅行者走进了下野的有钱的大官的书斋，看见有许多很贵的砚石，便说中国是“文雅的国度”；一个观察者到上海来一下，买几种猥亵的书和图画，再去寻寻奇怪的观览物事，便说中国是“色情的国度”。连江苏浙江方面，大吃竹笋的事，也算作色情心理的表现的一个证据。然而广东和北京等处，因为竹少，所以并不怎么吃竹笋，倘到穷文人的家里或者寓里去，不但无所谓书斋，连砚石也不过用着两角钱一块的家伙。一看见这样的事，先前的结论就通不过去了，所以观察者也就有些窘，不得不另外摘出什么适当的结论来。于是这一回，是说支那很难懂得，支那是“谜的国度”了。
四
1936年10月5日，鲁迅先生发表了如下言论。10月19日，鲁迅逝世。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译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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