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年以来，我在“民族”这个很广泛的题目上发表过不少的文稿，其中翻译的与自著的都有。以时间先后论、最早的是亨丁顿氏《自然淘汰与中华民族性》的译文，是由新月书店印行的。因为翻译亨氏，就联想到明恩溥氏的《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于是从1933年起至1935年秋季止，陆续选择了一部分。《民族卫生的出路》是1930年在广州的一个演讲，到1932年才写出来，原名《优生的出路》，曾经编入《中国问题》的论文集里，作为末尾一章。《民族的病象》五篇，五分之四是1934年做的，最初是一个在上海的讲稿，后来才发展成四篇；五分之一是最近补入的。《优生与民族健康》是1935年在天津的一篇讲稿。这些，先后都在《华年周刊》上登载过。入《绪论》的四篇，《民族复兴的先决问题》是替《东方杂志》做的；其余也曾一度在《华年》上发表。
一起三十篇文稿，虽译著与发表的时间有先后，事实上却很可以看做一个囫囵的东酉。列为《结论》的四篇文稿是根本表示我对于“民族”一名词的见地与立场的。民族的题目虽然广泛，我始终以为它是有一个下碇处的，那就是它的生物的涵义，离开了生物的涵义讲民族，便不免有泛滥无归的危险。《绪论》的第四篇可以看做全书的一个缩影。
《绪论》而后，我们最先应当注意的是我们的民族究属有些什么特性。这个题目的科学研究，尚有待于国内心理学者的努力。沈有乾、萧孝嵘、陈科美、庄泽宣诸先生虽已先后从事于此，但只开其端，未引其绪，我们还不能根据他们的研究来作一种通盘的观察。不得已，我们姑且介绍一种西洋人的作品，权作替代；明知其是一个个人的印象，不科学的，但比略而不谈，总觉好些。
不过明恩溥氏（Arthur Henderson Smith）这本《中国人的素质》也自有它的价值。有好几层理由可说。明氏是美国的一位传教师；生于1845年（清道光二十五年）；于1872年（同治十一年）来华；最初在山东传教，前后约有三十年之久。辞职后，移居河北通县，致力于通俗教育。年老退休，始回美国；于四年前才去世。他毕生的著述，几全部以中国作对象：《中国文化》，出版于1885年；《中国人的素质》，1892年；《中国的农村生活》，1899年；《骚动中的中国》。1901年。明氏和中国的关系，既如是其长久而亲切，观察所及，当不至于过于浮泛。这是第一层。明氏是一个老教士，目前基督教教会的前辈和他接触过的还不少；他们都众口一词地说他脑筋敏捷、眼光锐利、辩才无碍。诚静恰牧师曾经亲口对我讲过他个人对于明氏的良好印象。这样一个人的见闻观感，我们当然也不便搁过一边，认为是无足重轻。这是第二层。前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区调查主任今清华大学教授李景汉先生也和明氏相熟，对明氏也有同样的印象，同时认为《中国人的素质》一书，大体上很可以说是一幅逼真的写照。明氏以传教师的地位随意观察中国农民，李先生以社会学家的资格研究中国农民，而所见吻合如此，可见明氏这本作品，也决不能和一班走马看花、捕风捉影的西人著述等量齐观了（说详于上文李先生的序文中）。这是第三层。《中国人的素质》中所历叙的中国人的特性，不但是一个事实，为明氏一班明眼人所见到，并且，就生物淘汰的学理言之，也确乎是一些无可避免的结果。淘汰的理论而确，则有到中国的特殊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便不能不发生一种特殊的淘汰作用；有到此种淘汰作用，便不会不形成种种特殊的品性。种甚因，食甚果；种麻的，必得麻，不得黍，此种特性的演变而成，当然也不是例外。明氏单单把果和盘托出了，并没有讲团，恐怕他实在也不大明白因之所在；不过讲淘汰学说的我们是明白的；拿我们所明白的因和明氏所描摹的果，联系了看，便恍然于因果的不爽了。这是第四层。因为理有固然，势所必至，所以也可以说这是最有力量的一层。
《中国人的素质》一书原有二十七章，我只选择了十五章，每章也还很有一些删节。删节时大率遵循二三简单的原则：一是所叙与特性无干；二是就译者的眼光看去，所叙名为特性，或貌似特性，而实非特性；三是所举特性的实例过于琐碎，地方色彩太重，或早成陈迹，为时人所不易了解。间或也有就译者经验所及，特别添注的地方，添，用方括弧，注，用圆括弧，分别标出，以明责任所在。译笔以不失原意而能传达原文的谐趣为主。明氏是对我国民族十分表示同情的一个人，但因为性喜诙谐，有时兴会所至，常要穿插一些过火与挖苦的笔墨。这些，我全都照译了，因为我相信它们可以增加读者的趣味，而决不会引起以辞害意的危险。
译文十五章的次序是我完全另外排过的。最初五章所描写的是生理与心理的品性。其次三章，是经济的品性。后来六章全都是社会的品性。论自私的一章是兼具经济与社会两重意义的，所以列在它们的中间。这样排列似乎要比原书合理一些。
上文说特性是果，淘汰作用是因；接着的第三篇便专为推寻这个因而设的。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亨丁顿（Ellsworth Huntins－ton）是当代一位著名的人文地理学者。1923年，他一度来过中国。1924年，他发表了一本极有趣味的作品，叫《种族的品性》（ The Character of Races），其中专论中国民族的文字，竟有四章之多，散见于序文及其他章节里的片段又有好几十起。用自然淘汰和人口移殖的原则来解释中国民族性的学者，以前不是没有，不过我没有见过比亨氏叙述得更详细、推论得更周密的了。四章的大意，最初我曾经在英文《留美学生月报》里介绍过一次。但把它翻译出来，则在归国之后。原文第四章末尾，本有一段总括四章大意的话，嫌它有些无谓的重复，所以未译。此外别无删节。以前印单行本时，我替这四章起了一个总题叫《自然淘汰与中华民族性》，如今为呼应上文，酌改为《自然淘汰与特性的由来》。
亨氏原是一个纯粹的地理学者，他一向以为一切文化的发生变迁，可以用自然环境——尤其是气候——来直接解释。但在《种族的品性》一书以前，他的见地很明白地经历过一番修正；从此以后，他承认此种解释至少有一部分只好算为间接的，而直接的却是自然环境所供给的选择或淘汰作用，以及与此种作用所形成的种种品性。他在《种族的品性》一书的自序里，便很坦白地说：
大约九年以前，在一本书名叫《文明与气候》（Civ－ilization and Climate）的书里，我叙述过一种学理的主张，以为文明与进步的一般的分布是大半依靠气候的。在那本书里，我也有过一度尝试，证明气候的影响，倒过来也受下列种种事物的有力的修正：民族与文化的移徙、种族的混合、发明与发现（例如铁器与农业）、意识的事物（例如宗教），等等。把这些因素都酌量采纳以后，我依然觉得，人类进步的分布问题里，还有很有意义的一部分没有得到解释。例如，慧星一般的理智的光芒何以会在希腊一隅放射出来？印度文化里一部分的伟大的遗墟何以会在柬埔寨找到？冰岛酷寒之地，何以会产生一种很高级的文化，并且能维持至千年之久？文明分布的公例是南方趋于保守，而北方趋于进取，何以中国的南北便适得其反？经过好几年的思索以后，我相信至少一部分的答复，可以在人口过剩与移徙所引起的自然淘汰中求之。这淘汰的原则原是极简单、极明显的，但何以历来从事于地理、历史与社会学的人竟会拥过不问，真教人大惑不解。
我所以发现这条原则的重要，其关键实系乎对于中国饥荒的一番研究。中国北方，就气候、文化制度以及以往的历史成绩而论，原该是很进步的；但事实却并不如此。我对于这一点一向觉得莫名其妙。有一次在《地学评论》（The Geegraphic Review，第7卷，1922年）里读到一篇比削伯医师（Carl W．Bishop）的稿子；比医师在这篇稿子里，把华北的保守性与华南的进取性，指点得十分清楚。经此一番提醒，我对于这个莫名其妙的问题便更觉得有推究的必要。我忽然想到饥荒的题目上，以为它也许和这问题有相当关系。因此，我就写信给在天津的一位传教的老友（姓名从略），问他，据他看来饥荒的结果，借了生、死、流亡的途径，对于人口中生理与。心理的各种流品，究属发生过什么选择或淘汰的作用。他不但自己答复了我，同时又征求到了许多别的传教士的意见，作《中国人的素质》的明恩溥便是其中的一位（余四位姓名从略），这些朋友对于中国的灾荒和救济工作，都有过亲历的经验。后来我自己也到过中国，又和许多别的传教士接谈过（原文列举五人姓名职业，今亦从略）。他们和不胜枚举的许多别人一起供给了我很多的资料，全都似乎证明，假手于人口过剩、饥荒以及移徙的自然淘汰作用，在今日的中国，正在急速的进行之中。历史的记载也明白而示，以往二千多年的时光，一大部分也受这种作用的支配，其进行的速率比今日的也并不算慢。所以就中国而论，淘汰原则的适用是最明显不过的；因此，我自以为关系中国的四章，也许是全书最关紧要的部分。
这最关紧要的部分现在就成为本书的第三篇。
第四、第五两篇可以无须详细地说明。一部分的民族特性，我以为不妨当做民族的病象看待。这些特性，自其来历言之，既有很深的根源，亟切铲除不去；自其效用言之，又是我们应付20世纪国际环境时一些庞大的障碍，亟切推动不得，所以事实上也确乎可以当病态看，当先天不足看。民族的先天不足，惟有民族卫生的药方可治，所以便殿之以《民族卫生的出路》。
本书原是一个论文集，事前并没有什么计划，各篇稿子是在很不同的时候写的，写时或讲时的读者或听众也很不一致，所以全书虽可以辑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东西，其间拼凑、粘连、折叠的痕迹，自然是在所不免，这是要请读者原谅的。关于折叠这一点，我自己尤其是觉得抱疚。“好曲子不唱三遍”，何况所唱的又未必是好曲子呢。有一次和一位朋友谈起这一点，我说，这一类民族、特性、病态、优生、选择、淘汰、遗传……的话，我自己也觉得讲腻了，别人请我讲什么或写什么的时候，自己总感觉到“炒冷饭”或“翻旧卷”的无聊。这位朋友却很诚恳地安慰我说，不妨，在你固然不免讲得或写得厌倦，但读的人或听的人，大概总是第一次，即使不是第一次，这类的话也无妨多听或多读几次，因为在别处他很少机会听见或读到。这话虽很给我一些鼓励，但于心总觉歉然，所以在整理本书中各稿的时候，已经尽力地加以删节。其真正不能删节的，只得仍旧，仍请读者谅宥。
这本集子对于民族的特性有许多很不恭维的议论。为要表示这种不恭维的议论决不是由于我个人的癖性或偏见，我请了三个人做见证：明恩溥牧师、亨了顿教授、李景汉先生。对这三位我都要表示我的敬佩与感谢之意。李先生特地为我做了一篇万余言的长序，把“良药苦口”的意思再三地为读者申说，我尤其是觉得感激。
1936年6月 潘光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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