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愿速开国会的目的在争取民主，改革政治，挽救国家危亡，深得广大人民的支持。12月中旬，16省咨议局代表齐集上海，代表总数50余人。16省代表在预备立宪公会事务所集会，推举福建省咨议局副议长刘崇佑为主席，并组成33人的国会请愿代表团，定名为“咨议局请愿联合会”，代表团定于29日、30日出发，启程前，张謇设宴饯行，并作《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书序》，以壮行色。张謇还连夜改定《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意见书》。
《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书序》，主要是向请愿代表进言。他认为现在的中国已是“无形之亡国”，国家的形式还存在，人民已处在危亡状态。立宪的作用，就是让人民有参政权利，使之共负国家责任。他谆谆告诫代表牢记“国之兴亡，匹夫有责”之言，“秩然秉礼，输诚而请”，竭尽所能，向政府输诚，即使政府最终拒绝了人民的请愿，未能挽救国家的危亡，人民也就对国家对后代问心无愧。给代表们很大鼓舞。
《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意见书》，主要是向皇室，特别是向总揽朝政的醇亲王载沣提出忠告。意见书要求他将原定9年的预备立宪期缩短，议“定以宣统三年召集国会”。未到期以前，设“大政咨询”，并召开“临时国会”。同时，又请求“从速建设责任内阁”，特别说明“责任内阁”代皇帝承担内政、外交责任，使皇帝“安于泰山”。最后，还对都察院限制士民上书，给予针锋相对的批驳，奉劝清廷不要执迷不悟，将爱国志士逼向革命党人的阵营。
请愿代表们于1月抵京，正式向都察院呈递了由福建代表林长民起草，经张謇修订的请愿书《各省议员请速开议会折》，要求在1年之内召开国会，向一些王公大臣分别递交了请愿书副本，希望能得到他们的赞助。请愿书虽由都察院转呈朝廷，但多数大臣特别是摄政王载沣对此反感，只有少数赞成立宪，势孤力单，未敢力争，表面上对请愿代表优礼相待，上谕夸奖代表“具见爱国热忱，朝廷深为嘉悦”，结果却不了了之。
第一次国会请愿流产后，请愿代表即连续商议再次请愿事宜，拟组织“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总部设京，各省设分会。各省绅商学各界团体或个人凡加入同志会者，约定1910年5月一面上书督抚，请其代奏，一面各举代表来京。根据各省代表原在沪决议，草拟咨议局联合会章程，定于每年六月开常会，设报馆出版日报，加强舆论宣传。
1910年3月16日，江省咨议局开会，在张謇主持下通过了速开国会的决议，5月，各省社团、商会、学会及华侨商学分别派出代表，陆续到京，联合各省咨议局代表，共同发起第二次国会请愿活动。
他们以原请愿团为基础，重新组成了有其他代表参加的国会请愿代表团，并推定孙洪伊等10人为领衔代表。
6月16日，第二次国会请愿活动正式开始，10个团体同时向都察院呈递了请愿书。各省入京请愿代表150余人，在请愿书上签名的号称30余万人。
这次请愿的声势浩大，上书措辞直切，使载沣为首的清廷疑虑重重，但仍拒绝了提前召开国会，并严厉地告诫请愿团体代表：惟兹事体大，宜有秩序，宣谕甚明，毋得再渎请。”立宪派对于再次碰壁，早有思想准备，正如张謇所说：“设不得请，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为了表示请愿的决心，他们很快又发动了第三次国会请愿。
10月3日，朝廷点染新政色彩的御用机构资政院举办开院典礼，政王载沣致祝词。由于立宪派骨干活动其间，资政院也成为向清廷争取民主权力的重要讲坛。各省请愿代表团与资政院民选议员里应外合，他们再次向载沣上书，游说王公大臣，陈述提出召开国会的理由。10月26日，资政院正式通过速开国会的决议。各省督抚也联名奏请立即召开国会。清廷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于11月初宣布缩短预备立宪期限，由9年改为5年，预备宣统五年开设议院，并预行组织内阁。张謇对此结果已感满足，中止了原定北上活动的计划。但国会请愿团却深感不满，继续要求立即召开国会。清廷恼羞成怒，驱逐了请愿代表，并逮捕了天津学界同志会会长温世霖。第三次国会请愿活动彻底失败。
张謇得此噩耗，垂头丧气，不禁感叹说：亟求立宪，非以救亡；立宪国之亡，其人民受祸或轻于专制国之亡耳。呜呼！世人知余言之痛耶！”这时候的张謇在怨愤满族亲贵“天下军国事飘瓦当儿戏”之余，也痛切地感到清王朝已是“绝弦不能调，死灰不能燃”，尽管当时的形势已成“山雨欲来”之势，但他似已感到无能为力了。便又忙起组织赴美报聘和中美合办银行、航运业等实业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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