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魏光焘见状，未敢将折稿呈进。
7月，张謇闻悉商部尚书载振等有赞成立宪之意，“北方殊有动机”，以为“原动力须加火以热之”，除为张、魏二督修改奏稿外，还加紧组织编译刊印《宪法义解》、《日本宪法》、《日本议会史》等书，分送各方面重要人士，更以《日本宪法》12册托人秘密送入皇宫。从张謇代撰的奏稿和为上述新书所写序文，可以看出他们对君主立宪的基本认识。
1、为挽救国家危亡，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政体。
2、中国与日本国情相近，立宪应以日本宪法为蓝本。
3、中国立宪后，君权不会削弱。
4、立宪步骤。
（1）召告天下，宣誓立宪。
（2）派遣亲贵王公大臣出国考察宪政；
（3）按照日本早期宪法章程办理立宪事宜。
《日本宪法》传入宫中，慈禧阅后，召见大臣说：“日本有宪法，于国家甚好”。枢臣相顾，不知所对，唯唯而已。事后，瞿鸿禨赶快派人赴沪选购宪法书籍。
1905年，随着日胜俄败及民族危机的加深，国内立宪舆论日益高涨。张謇为抵制美货事件再致袁世凯一函说：“日处高而危，宜准公理以求众辅。以百人辅，不若千；千人辅，不若万；万人不若亿与兆。
自非有所见，为公进此一言也。且公但执牛耳一呼，各省殆无不响应者。安上全下，不朽盛业，公独无意乎？及时不图，他日他人，构此伟业，公不自惜乎？”
张謇深知袁世凯其人政治野心很大，因此始于义理，终之利害，理之所存，利之所在，袁世凯是不会坐视“他日他人，构此伟业”的。由于全国立宪高潮已经形成，清廷不敢公然违背民意，袁世凯的态度也不再含糊，但却巧妙地将张謇逼上前台：“各国立宪之初，必有英绝领袖者作为学说，倡导国民。公夙学高才，义无多让。鄙人不敏、愿为前驱。”张謇于是与袁世凯结成联盟，极力向清廷鼓吹立宪，一北一南，在朝在野，遥相呼应，使立宪运动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1906年9月1日，清廷在举国一致压力下，颁布预备立宪活动。
1906年，是立宪派最具光彩的一年，张謇上下串联，八方奔走，促使立宪运动节节高涨，不断取得富有成效的信誉。
宪政大局已定，清廷谕令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
1906年9月24日上午，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从北京正阳门车站启程时遇炸，未能成行。当晚十时，张謇便得知这一消息，此时谋杀者已死，身份不明，他认为“此必反对立宪人所为也。如此，则立宪尤不可缓”，立即拟电慰问端方，并请“奏而明诏，以消异志”。他估计谋炸五大臣的必是宣扬种族主义的革命者所为，不过他认为这种革命不是好事情，“不若立宪可以安上全下，国犹可图”。
3个月后，五大臣人员略加调整，终于出洋考察了。洋大臣回到上海时，张謇专程前来与载泽端方戴鸿慈等商谈，并发起商、学两界公宴为他们洗尘。同时，他还为载、端起草了《为立宪致各省督抚电》，以扩大此次考察的影响。
出洋大臣返京后，立即向慈禧多次奏请立宪。慈禧基本同意后，正式颁布上谕，宣布“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实行预备立宪，预备期则看“民智”程度，才能决定正式立宪时间。这实际显示了清廷仍在玩弄拖延手法，没有立宪诚意。立宪派和各省实力派决心进一步组织起来，建立预备立宪公会，发动全国各界人士向清廷施加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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